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多麗絲?萊辛；生態女性主義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

[中圖分類號]I5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6）06 ― 0091 ― 02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獲得長足進展。隨之而來的是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所付出的沉重的代價：環境污染、霧霾嚴重、資源耗竭、生態破壞；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此類問題并非中國獨有，世界范圍內生態與環境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同樣愈演愈烈。針對生態與環境問題，西方出現了生態女性主義，現以多麗絲?萊辛為生態女性主義的代表，同時中國也開始向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尋求理論支持與指導，兩者融合，勢必為今日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提供新思路。

1.萊辛的生態女性主義觀

生態女性主義注重人與自然的關系、反對人類中心論的觀念在西方文學中占重要地位。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是一種政治與社會運動。蕾切爾?卡遜于1962年出版《寂靜的春天》拉開了當代環境運動的序幕。麥茜特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自然之死》一書認為：要將“自然歧視”與“性別歧視”聯系起來，開創對二元論的批判。在90年代至21世紀生態女性主義蓬勃發展。這一觀點批判人類中心論，反對男性中心論，希望維持生態平衡，建立和諧社會。多麗絲?萊辛生態女性主義觀著重探討自然歧視與性別歧視的內因。多麗絲?萊辛一直是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踐行者。萊辛反對人類中心論和男性中心論。在全球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今天，萊辛展示了生態困境、人類生存困境。多麗絲?萊辛生態女性主義觀著重探討自然歧視與性別歧視的內因，但在試圖尋求解決途徑之時，遭遇困難。要解決生態問題、倫理道德問題或可在儒家思想中尋求理論支持。

萊辛關注人與自然地關系、關注生態可持續發展問題。萊辛的生態女性主義觀在很多方面與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相契合，如非人類中心論，這為二者相融提供了前提。如何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下擺脫困境，萊辛及其他生態女性主義者在解決此類問題時遭遇瓶頸，儒家思想或可為其提供理論支持與指導。

2.儒家“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欲從三個角度說明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內涵。首先，儒家思想持有有機整體的宇宙自然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體現了孔子把萬物納為一體的自然觀。《孟子?盡心》里提出“親親”、“仁民”、“愛物”，強調以仁愛之心對待天地萬物。張載的“民胞物與”觀點表明其宗旨是和平共處、萬物一體。

其次，儒家思想強調非人類中心論。雖然儒家思想關注人的主體性，但其也強調人與天地萬物的整體性，強調萬物平等。張載“乾坤父母，民胞物與”說明人與萬物在天地中同樣渺小。儒家思想雖要發揮人的主體性，但其目的非征服自然、掠奪自然，而只為人類能夠尊重自然、養護自然。大禹曰：“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周文王曰：“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升網罟，以成魚鱉之長；……是以魚鱉歸其淵，鳥獸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其生。”由此可見，儒家思想更傾向于非人類中心論。

再次，荀子的性惡論及控制自身欲望的觀點在生態層面具有新價值。荀子提出“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對此，荀子提出了對待欲望的節制理論。荀子的節欲論，在今天人類為一己欲而大肆掠奪自然之時，無疑對人類的貪欲起到扭轉、糾正與指導的作用。荀子的性惡論及控制自身欲望的觀點體現了他的道德觀、倫理觀。荀子注重節欲、注重道德水準提升，可促進生態良性發展。

儒家思想的整體觀、非人類中心論與節欲論具有邏輯性、較為全面，這對“天人合一”思想在生態領域中的新發現具有重大意義。

3.生態女性主義與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相似性

生態女性主義與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相融具有可能性。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近年在中國得以接受為生態女性主義本土化提供了先決條件，可以預測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趨勢。2003年韋清琦在《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訂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介紹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的現狀與依據、方法和實踐；2004年羅婷、謝鵬在《生態女性主義與文學批評》中就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何以能成為文學批評、自然與女性的關系等加以述評。進入21世紀，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中國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為生態女性主義理論的植入提供了先天土壤。多麗絲?萊辛作品及生態女性主義觀在中國得到廣泛回應表明中國對萊辛的研究是在自己的文化訴求中展開的。20世紀50年代，萊辛被譯介進中國，近年向麗華《多麗絲?萊辛研究在中國》，胡勒《多麗絲?萊辛在中國的譯介和研究》對萊辛做了綜述。八九十年代，研究多數從生態女性主義的角度切入，2005年，湘潭大學謝鵬發表的碩士論文《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及其在中國的接受》一文說明了生態女性主義的發展脈絡及觀點、在中國的發展及意義。綜觀萊辛在中國的接受，其研究明顯體現出生態女性主義價值取向，中西方在探討道德修養、解決生態危機方面能夠相互借鑒。今日尚需進一步挖掘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潛力，促進其在道德倫理修養方面的提升作用。萊辛的生態女性主義觀在中國得以接受顯示中國呈現生態女性主義本土化趨勢，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克服其局限性后與之碰撞與融合，必為解決生態問題與道德問題提供支撐與指導。

生態女性主義與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兩個方面具有相似性。首先生態女性主義與儒家思想皆有天人合一的自然觀。二者天人合一的自然觀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二者認為萬物起源相同。儒家認為“天地者，生之始也”，即天地是萬物之本源，萬物皆以天地為父母，彼與此皆為天地之子，萬物如兄弟姊妹，平等共處，皆因自然萬物起源相同。萊辛在其作品《野草在唱歌》中，把自然與女性結合起來，認為自然與女性的相似處首先體現在二者為起萬物源，女性為母，繁衍后代，是人類的母親；大自然是萬物的母親，皆在自然中孕育成長。在世界本源的認識上，兩種思想的觀念是一致的。第二，生態女性主義與儒家思想皆有整體觀。《中庸》說：“萬物并齊而不相害，道并齊而不相悖。”儒家整體觀的發展順序是從個體出發，然后是家，然后發展至國、至天下，即從個體到整體、從人類到自然萬物皆為一體，此為天人合一的核心。

其次，生態女性主義與儒家“天人合一”思想針對自然資源皆提出可持續的發展觀。儒家在自然資源的利用方面提出了可持續的發展觀。孟子曰：“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闖兀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由此可見，古代的統治者及思想家及其注重自然資源的及時養護，之后才是合理的利用，以利于自然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儒家注重道德水準提升，可促進生態良性發展。

時移世易，人類以發展的腳步飛快走到今天，為滿足人類的私欲，人類對自然資源過度開發利用，造成了嚴重后果，萊辛在其作品中把生態問題作為重點向人們展示由此而帶來的困境。萊辛在作品中描述自然對人類的反抗與懲罰，對人類的過度開發敲起警鐘。生態女性主義者針對自然提出了合理運用自然資源的主張，當前的生態女性主義者在面對生態危機時，依然可以向古老的儒家思想尋求理論基礎，使之成為強有力的理論依據。儒家的可持續發展思想注重于防患于未然，生態女性主義者的主張是在自然資源遭到嚴重破壞之時提出，但二者的終極目的是尊重自然、愛護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從而人類才能得以長久存在。

生態女性主義與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相融具有重大意義。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生態女性主義的深化發展提供新向度。隨著世界范圍內的生態與環境問題愈演愈烈，很多學者、作家試圖向古老中國的哲學思想尋求理論依據。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與西方的生態女性主義與有著高度的契合點，為生態女性主義的深化發展提供新向度。闡釋萊辛作品中的生態女性主義觀及其所遭遇的困境，揭示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對之所提供的理論支持，將理論論證與實質論證科學地結合起來，使結論具有客觀性，從而深化完善西方生態女性主義；同時我們也需要關注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的本土化發展及其所帶來的現實意義與學術價值。

〔參 考 文 獻〕

〔1〕傅華.生態倫理學研究〔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2〕李銀河.女性主義〔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

〔3〕齊丹.多麗絲?萊辛獨特的女性主義視角〔D〕.濟南：山東大學，2011.

篇2

【關鍵字】管理思想 德育管理 儒家學校

1前言

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信息化高度發達，國際社會、經濟的競爭更加激烈，各國各民族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也將更加激烈，青少年的思想意識也將更為復雜多變，德育管理工作還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學生的主流思想嚴重缺失，思想教育活動并沒有實現應有的目標，教育目標沒有真正的實現，思想教育效果不能真正體現，分析產生這些不良現象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當代學校德育教育的方式方法必須進行改革，在探索改革的道路的過程中，發現

2.儒家管理思想概論

2．1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內容

儒家管理思想十分重視人在管理過程中的地位，可以說對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管理理論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一切管理活動都是圍繞著治人而展開的。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仁、禮、中庸。仁主要是社會管理倫理學說，即所謂仁愛、仁義、仁政等。如孔子提出為政以德，他用仁把所有的公共管理規則統率起來。仁的學說反對管理生活中的苛，宣揚人類之愛的管理思想。他用愛人觀念加強血緣聯系，消除內部沖突，同時也有差等地把愛人觀念按宗法模式擴展到整個社會。禮即禮儀、禮節、禮教，是維護封建管理等級制度和秩序的倫理規范。也具有處理管理主體的道德信條，這些規范一方面可以成為管理群體團結和諧的積極力量，另一方面則發展為管理式的繁文縟節和極端苛刻的綱常名教，中庸是一種管理思想、方法，講究不偏不倚、執兩用中、適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過折中調和的手段，達到消除管理矛盾，避免管理沖突，穩定管理秩序的目的。對于如何管理，儒家采取的是“仁、“德”和“禮”。”仁”是儒家理論的核心；“德”、“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管理思想“禮”是儒家管理思想外在的管理規則。

2．2

3.當代學校德育管理的現狀及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

3．1學校德育管理現狀

德育是指教育者根據現代社會的要求，有目的，有計劃地對受教育者施加一定的現代社會的政治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影響，并通過其品德內部矛盾運動，以使其養成與現代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及現代法制等現代社會相契合及所期望的品德的教育活動。

當前當代學生的思想政治狀況的主流是積極、健康和向上的。但長期以來，由于應試教育的影響，學校德育教育的管理往往流于形式，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學校對德育工作普遍存在認識上的誤區：重外延，輕內涵。一些人把德育教育簡單化、表象化，認為所謂主課學好了，有了好的考試成績，道德自然會提升，一味強調的”素質”出現片面性，其結果往往是外延較大，內涵較淺，忽略了德育教育管理工作在促進人性境界提升和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的重要性。

(2)學校對學生德育教育的引導不夠。學校德育教育的實效性不強，思想政治教育與學生的思想實際結合不緊，教材滯后，缺乏吸引力和說服力

(3)學校的德育教育管理工作與家庭教育不能有機統一。

總之，學校德育管理的缺失導致學生在心理承受力，價值觀念，自信心以及綜合能力等諸多方面都存在明顯的缺陷：“受挫力不足、對物質生活追求畸形、自信心不足等等這種缺失某種程度上影響了青少年學生的全面成長。

3．2導致學校德育管理缺失的原因

(1)學校對學生思晶教學缺乏足夠的重視是影響德育教育的第一因素。從目前學校的思想政治課教學隋況看，課程教學基本上為學校行政管理人員或其他科目授課教師兼任。思品教學人員的配備隋況不難看出思品學科在學校學科教學中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由于缺乏應有的重視，由于缺乏必要的學科教學交流，思品教學自始至終都是學校教學中最薄弱的環節。思想品德教學時常被其他學科擠占、兼任領導誤課現象屢見不鮮。期中期末考試前取消思品課的現象更是家常便飯。

(2)教學方法枯燥單一是影響德育教育的第二因素。學校在對學生進行德育教育時，過分強調了其思想說教陛，正是這種思想性的語言上過分強調，反而限制了其思想性的真正作用。隨著人們生活條件的逐步提高，小學生的心理成熟時期大大提前，逆反心理愈來愈嚴重，傳統的枯燥乏味的、脫離學生實踐的純說教式教育已被孩子們所唾棄，使得嚴密科學陛的現代社會科學知識成為了不被人接受的說教工具，引不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失去了它作為日常知識的嚴肅性，也失去了它的思想的可信性。

(3)教育主管部門忽視德育教育成為致命因素。德育教育應該貫穿于整個教育過程。縱觀世界各國教育史，思想教育都是從兒童時期抓起。而作為我們國家的教育管理部門卻對德育教育管理的重視程度不夠，先有人教出版社余桂元等發出否定岳飛、文天祥的言論，北京部分小學撤掉小英雄賴寧畫像，后有上海市教材及人教版新教材刪除了曾激勵一代人成長《賴寧畫像》。正是由于我們的教育主管部門不重視教材的德育教育作用，使得我們目前的學生德育教育管理不盡如人意。當代學校德育教育管理的現狀應該引起我們的思考。

4.

首先，有利于創建學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體系。學校德育教育管理工作是一個有機的系統，包括管理目標、管理過程、管理原則、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等。各個方面因為特定的內容和功能而自成系統，各個方面又因為相互作用而互成系統。我們既不能把管理的諸要素孤立起來，更不能把管理的諸要素對立起來，而是必須使它們保持必要的張力。同時，學校德育教育管理體系是一個開放的系統，這就要求管理的諸要素在橫向上相互作用，也要求管理的諸要素在縱向上發展變化，永遠不能停止在～個水平上。只有正確把握管理要素的相互關系及其變化，才能不斷完善學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體系。

其次，有利于創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融洽關系。在學校，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融洽關系表現為共同理想、共同目標、共同利益在認識上的高度統一，以及由感情融合、心靈相通而達成的行動上的配合默契。學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雖然角色不同，地位各異，但處于這個統一的共同體之中。共同體融洽與否，關鍵取決于管理者的管理觀和管理實踐，《論語》強調“正己正人”，就是要求管理者要設身處地地為被管理者著想。儒家的管理思想，如果能夠內化為學校德育教育工作管理者的自身素質，那么，在德育教育中就更容易營造出一種融洽的人際關系。

最后，有利于提高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效率和水平。學校德育教育不同于學科教學，它具有德性教化的功能，所實施的是轉變人的思想、提高人的覺悟的工程。因此，其效率和水平不宜單純用數量標準來衡量，而應該以質與量之統一的“度”作為進行德育教育評價的一個重要尺度。德育教育的管理目標、管理過程、管理方法等需要掌握適度”標準。

另外，儒家十分重視人在管理過程中的地位，可以說對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論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這種觀點和儒家的哲學是分不開的。一切管理活動都是圍繞著治人而展開的。在學校德育管理中以學生為核心，有利于激起學生的主人翁意識，從而增加責任感和使命感。

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禮和中庸，認為這是達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在中國幾千年之前就明白了整體大于部分之和，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是人能群一一分一一義，群是建立組織結構，分是實行分工，而人之所能建立組織結構和實行分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人與人之間存著“義”。當群體建立起來后利用分來進行分工，再用禮來規范，用中庸來協調，使組織高效運行。將這種思想運用到學校的德育管理中，有利于增強學生的集體意識、分工合作意識，杜絕自由散漫和小團體主義。

4．2對在學校德育管理中融入儒家管理思想的有益探索

儒家管理思想所涉及的主要是國家、社會等宏大的、抽象的范圍，而其基本精神則對于學校德育教育管理具有借鑒意義。在學校德育教育中運用儒家的管理思想，首先需要明確其適用范圍，并聯系實際，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地思考。只有這樣，才能領悟出有助于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的新方法。

4．2．1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仁對現代學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啟示

“仁愛作為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有利于緩和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矛盾，并在二者之間建立和保持一種比較和諧的關系“仁愛有利于在管理內部各成員之問形成親密的情感聯系，從而產生強大的凝聚力，一句話，“仁愛有助于實現管理的目標。“仁愛管理是對管理主題提出的基本要求，即是說，管理者要具有一種“恕道精神。所謂“恕道”，從積極的方面說，是指管理者要立身于社會，在事業上成功發展，同時也要幫助別人立身于社會，從消極的方面說，就是管理者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也就不要強加給別人，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精神的特點在于，凡事都要做到推已及人，對人尊重。管理者具有恕道精神，管理就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儒家的“仁愛”管理思想對于學校德育教育的管理不無指導意義。學校德育教育的對象是人，其管理具有雙重指向性：既要面對學生，也是面對管理者自己。管理者不但要管好學生，更要管好自己。為此，管理者必須有一顆“仁愛之心。“仁愛”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出發點，也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前提條件。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管理者一要嚴于律己，二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則。如果管理者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這樣的管理者在學生中就不會有威信。正人需先正己。管理者要用自己的模范行為去影響、感化、教育和說服學生，成為帶動和激勵學生實現學校目標的榜樣。正己，首先要求管理者正確地認識和對待自己，同時也要求管理者正確地認識和對待學生。管理者能嚴以律己固然好，但同時必須愛護學生、關心學生。對于學生身上存在的問題也要正確對待，如果一見學生的缺點和錯誤就指責、訓斥和懲罰，缺乏與人為善的態度，那么，不僅學校內部和諧的人際關系難以形成，相反會造成師生關系離心離德、緊張疏遠，甚至失去學生對老師或管理者的信任和支持。孔子說：“寬則得眾”。待人寬厚，能贏得人心，也是營造融洽的人際關系的重要條件。所以，學校德育教育的管理者，在嚴以律己的同時，還要有寬以待人的胸懷和作風，對德育工作中發生的問題，管理者首先要深刻檢查自己并主動承擔責任。

4．2．2儒家管理思想中的“禮”對現代學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啟示

有了“仁”的存在就可以成為人了，但是“仁還不能單獨存在，孔子認為“仁的實現必須通過“禮”來表達和實現。《論語》中有載：有子日：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為人孝弟(悌)是孔子和儒家學說所倡導的兩個基本道德規范，孝是子女對父母應有的態度悌是弟妹對兄長應有的態度。“知孝悌”是孔子“禮”觀念的核心內容。在學校德育教育管理中以”禮”為核心理念，用禮制、禮樂追求管理體制的合理化。激發學生的邏輯判斷的潛在能力，讓他們能夠自覺地從理智上求真。其要旨是追求符合天時、地利、人和的規律性，以富于人文精神，合乎人性的禮制和札樂來規范學校秩序，用禮制約束人，用禮樂營造好學、敬人的氛圍。孔子的治道強調”正名，要求做到”名正言順，各司其職，做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體現在學校德育管理中也就是說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要各自與其色、職務相稱，也就是其”實”與其名相符合。而且”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用完善的層級制度和制度的文化氛圍約束各成員。禮樂的關鍵性作用在于形成一種敬的氛圍，敬重自己的組織角色或職司，敬重老師，尊重學生，使組織秩序井然，能成大事。可見孔子治道之首，即制度化的組織治理。而決不是人們所附會的隨意性極大的所謂”人治”。現代學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實踐也表明，構建完善的學校管理體制和制度，以及營造好學氛圍，具有基礎性作用。

4．2．3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中庸”對現代學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啟示

綜觀儒家管理思想，“中庸之道”頗具影響力。“中庸之道”作為一種社會管理方法，強調管理適當適度、恰到好處，主張管理范圍合理、不偏不倚。孔子的中庸哲理，講的是無不不及，它的實際應用，就在于認識和掌握事物的“度”。從實質上說，“中庸”就是“適度，就是要把“時中”與“權變結合起來。“時中就是原則性，“權變就是靈活性。“時中”與“權變的結合也就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結合。正因如此，“中庸管理方法有利于實現管理目的它可以使人與物的管理處于合理的最佳狀態，發揮最佳效益。與此同時，作為管理方法的“適度”并不是絕對的，它會隨著時間、地點的變化而變化。因此，要使管理工作合于“度”，在方法上絕不能一成不變，而需要根據時間和條件的變化而進行適當的調整。

“適度”是一種管理方法，更是一種管理藝術。在現代學校德育教育管理實踐中，如何認識和掌握事物的“度至關重要。“適度”貫穿于學校德育教育的全過程，學校德育教育的正確決策需要“適度，學校德育教育的方法運用需要“適度”，學校德育教育的激勵機制也需要“適度。現代學校具有開放性特征，其德育教育必須考慮條件的變化。學校面臨的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都經常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不能一成不變。在這里，能否適應條件的變化而改變德育教育的管理方法，實質上就是一個適度的問題。可見，為了使學校德育教育達到預期目的，在管理實踐中要特別注重對“適度”原則的正確把握。

4．2．4儒家管理思想中的“德、“義”在現代學校德育教育管理中的應用

《論語?為政》中開篇就講：“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這段話道出了強調倫理道德的巨大價值，一個人一旦有了仁德，就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樣，滿天的星辰都會圍繞著你，聽從你的指揮。所以“德”是建立管理者權威的關鍵所在。只有制度權力是不夠的，必須要有道德感召力。

在孔子看來，“知”體現著個人對外在的道德要求和倫理規范的認識程度和水平。—個人對社會倫理關系和道德原則沒有一定的認識，就很難具有高尚的品德。所以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首先從社會倫理方面人手。—個人有了較高的社會倫理修養，那么他也許不會成為—個對社會極有貢獻的人，但是他起碼不會成為—個危害社會和他人的壞人。

另外，在學校德育教育管理中要以義”為核心理念，激發學生的價值判斷的潛在能力，讓他們能夠自覺地在意志上向善。孔子說：惠則足以使人。這是說利益和好處能夠驅動人去做事，在學校德育教育管理中可以采取適當的激勵措施，但要注意“度的原則。《中庸》日：”羲”者，宜也。”義”就是受道德制約而有度的”利，這樣獲取的利才是善的。因此必須以有約束的”利”，也就是”義”來替代毫無約束的”利”。這對于教育學生樹立用正當的方法獲取利益”的價值觀，具有根本性的意義。 編輯 

5.結語

篇3

關鍵詞：國學管理 儒家思想 現代企業管理

引言

“國學”一說，最初產生于西學東漸、文化轉型的歷史時期，而當時提出的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回應“西學”的挑戰。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隨著中國經濟的強勁發展，在文化上出現了所謂的“國學熱”（李中華，2007）。20世紀80年代末，一批諾貝爾獎獲得者面對世界范圍內的道德危機共同呼吁：“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到2500年前的中國孔夫子那里去尋找機會”。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出現過一時的“文化熱”。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華民族已經開始找回文化的自信，中國開始邁向文化復興與注重軟實力建設的時代。

近年來，借助于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壇”欄目，易中天品《三國》，于丹說《論語》，王立群讀《史記》及曾仕強講《易經》得以迅速熱播，出版的書籍也是數以萬計，傳播范圍極廣。時下，隨著新《三國》、新《水滸》等四大名著的重拍、熱播，在我們被先賢的智慧折服時，我們需要的更多是思考。或許新一輪的“國學之四大名著”又將在全國波及開來，當然這些還只是國學思想中的冰山一角。國學管理作為國學熱的一個支流，現代在一些企業中已經得到重視，其對現代的企業管理的作用也在逐漸凸顯。國內一些知名高校開辦的企業國學管理培訓班就反映了國學在企業管理中的地位已得到重視。所以在我國進行現代化的建設中，尤其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企業作為市場的主體除了學習現在較為流行的西方管理理論以外，還應充分認識到我國傳統儒家文化對現代企業管理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我國儒家思想這一傳統的文化瑰寶。

國學概念和國學管理思想

（一）國學的來源及涵義

“國學”一詞，最早是指國家設立的學校，其最初見于《周禮》“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后來漢代的太學，晉唐以后的國子學、國子監等都是它的變形。四書五經中也有記載，但大多為同義，都是指我國歷代王朝的最高教學機構。而以“國學”之名義專門命指中國文化學術之大一統系的特征 ，則始見于清末。有人說，章炳麟在日本組織“國學講習會”，劉師培也有“國學保存會”的發起，或許他就是近代“國學”新義的最初使用者（武礪興，2009）。因此《辭源》上解釋說：國學，一國所固有之學術也。由此可見，國學并不是一本書或幾本書所能概括的，它是我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積淀。現代對于國學的理解已經和最初的意思截然不同，所以說，近代國學并非傳統學術的簡單延續，而是中國學術在近代西學影響下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渡形態。

（二）國學管理思想的來源

我國古代的管理思想大多來自于對國家和軍隊的管理，多表現為注重“情”字，強調心“治”，重視精神鼓勵，最終實現對民“愛之如父母，則歸之如流水”的目的等。這些思想在現代管理者實施管理過程中，同樣具有很好的應用價值（徐建中，2006）。當然古代管理思想只是現代國學管理的一種變形，國學管理的理論來源于著名文化學者張祖庸先生關于國學與管理的學術性理論論述，時下經大眾媒體的傳播，成為一種流行。

儒家管理思想與現代企業管理

（一）儒家管理思想

管理就其理論而言是一門科學，但從方法來說又是一種藝術。國學管理思想博大精深，而“經世致用”的儒家管理思想經過兩千多年的傳承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在現代管理實踐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儒家思想是由孔子始創，孟子形成系統的理論，至二程（程顥、程頤）朱熹發展為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它包含政治、教育、人性人生、家庭等內容，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等理論，認知求知、修養等方法論（劉海燕，2006）。儒家思想把傳統文化的思維看作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把“天、地、人”，即自然、社會、人生作為一個整體的系統來認知。這種“天人合一”的統攝方法，以人為中心來考慮自然，以個人經驗的合理類推去認知世界，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因此，儒家提出了“仁政”的民本思想，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就是民本思想的真實寫照。縱觀由古至今的太平盛世，無不是以民本作為執政理念的：漢初統治者，提出了“無為而治”的思想，主張“與民休戚”，于是出現了歷史上的“文景之治”；唐太宗李世民以“濟世安民”之心，體恤民生，出現“貞觀之治”；明孝宗“勤政愛民”鑄就了難得的“弘治中興”；清朝初年的輕徭薄賦，休養生息，迎來了“康乾盛世”。俗話說：得民心者得天下。以民為本一直是中國歷史上開明統治者貫徹儒家管理思想的一條重要執政法則。

此外，儒家思想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個人、家庭、國家、天下四者統一起來，主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強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倡導“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種在充分發揮個人才能的基礎上，強調群體意識與團隊精神，強調實現個人價值與奉獻社會相融合的理念，對于個人與他人、個人與企業、個人與社會、企業與社會的和諧和發展都有重大意義。因此，儒家思想從人的倫理道德、觀念意識、行為準則、價值取向和管理哲學等方面為現代管理提供了有益的營養，豐富了現代管理理論。

（二）儒家管理思想在現代企業的管理實踐

第一，儒家民本思想在企業管理上“以德服人”。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以“禮儀之邦”自居，既然如此，那么“德”是必須的。孟子曾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這也體現在現今的一些公務員招聘要求中：得才兼備，以德為先。這種主張對企業而言，就是主張用道德規范作為一種無形的動力為現代企業管理保駕護航。1995年，國內著名企業海爾集團就提出“員工犯了錯誤，其上級管理者必須承擔相應的管理責任”（劉海燕，2006）。其目的就是要求海爾的管理者以身作則，通過自己的德行來感染員工，將制度規范內化為員工自身的道德規范，這就深刻地凸顯了“以德服人”的管理理念，使公司上下級同心同德共謀發展。現代企業管理也強調法律與制度，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這是十分必要的。但儒家更關注人的倫理道德，主張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會風尚，讓人們心悅誠服地遵照道德準則去做事，這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第二，管理應注重“以人為本”。儒家遵從“仁、義、禮、智、信”，“仁者愛人”也即以人為本。在西方早期工業革命時期“人”的因素并沒有得到重視，但現代西方管理理論也開始強調“人”是企業中最重要的因素。比如，全球最大的連鎖超市-沃爾瑪將員工視為自己的“合伙人”，很少出現由于分工不同而造成的歧視現象；Google公司允許員工自己布置個性化的辦公室等（劉海燕，2006）。儒家的“以人為本位”的思想，對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企業要取得成功，首先要以員工的根本利益出發，打破上下級的界限，視員工如兄弟姐妹般，使員工有一種歸屬感，員工才能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為企業創造出最大的財富。

第三，儒家“中庸”管理思想對企業文化的塑造。孔子云：“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捐呼！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論語·子路》），及“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由此可見孔子也極為重視“中庸”之道。中庸，中即是正，庸即是和。中庸就是把握適度，按合適公平的方式做事，包括公平正確對持自己，公平正確處理家庭，運用公平正確的方法治理國家，創造和諧社會。在企業管理中也是，作為管理者待人接物應采取不偏不倚，賞罰分明、調和折中的態度。中庸之道具有很強的實踐操作性，可以作為現代企業進行管理的指導。尤其在中國，作為一個人情味兒較濃郁的國家，外方管理者如不深諳中庸之道，在企業管理中一味強調制度管理，在中國就是很難行得通的。我們不能改變這種狀況，因為這就是我國的文化，反之，我們如果合理地運用就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被稱為“日本近代工業之父” 的澀澤榮一先生在回顧其創業生涯時說：“我的經營中雖包含辛苦和慘淡，但常遵孔子之教，據《論語》之旨，故使經營獲得成功”（王恒，2010）。其實他遵從的核心也就是中庸之道。企業文化是企業的核心價值觀，將儒家的中庸之道貫徹在建設企業文化過程中，將公平、公正內化為企業價值之中，才能創造充滿生機活力的企業文化。

第四，“和為貴”的管理思想。目前，我國旨在建設一個和諧社會，現代企業管理也要強調”人和”。現代企業是一個綜合系統，是多層次的有機結合體，怎樣協調各種關系，怎樣調動員工的積極性成為一個普遍關注的問題。儒家“以和為貴”的管理思想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和”是現代企業管理中極為重要的因素，要保持企業的和諧，就要從組織和個人兩方面來加強。在組織方面，一是要建立一個優秀的領導集體，領導集體的思想品質、業務能力是保持組織內人際關系和諧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二是要建立合理的組織結構，分工清晰、責權明確的組織結構有利于改善人際關系。在個人方面，企業的每一位員工要真誠地待人接物，給人親和感，關心別人。作為管理者要有博大的胸襟，敢于犧牲自己的利益，要處理好上下級關系，特別要處理好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的關系。俗話說：家和萬事興，企業作為一個由不同部門組成的大家庭，“和”是必不可少的。

結論及展望

綜上所述，儒家管理思想在現代管理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這些都還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從西方的現代管理也可看出，無論美式管理還是日式管理，其共同的特點都是首先把現代管理與自己的優秀文化結合起來。正如英國學者莊士敦所說：“當我們歐洲人開始驚異地發現中國的社會和政治思想、中國的倫理、中國的藝術和文學都有崇高價值的時候，中國人自己卻開始學著把他們文化中這些偉大的產物加以不耐煩地鄙視……這是一個令人大惑不解的現象”（申明等，2007）。

在過去的百年中儒學思想的發展起起落落，人們在迷失的過程中不斷進行探索，而今“國學”熱火重燃，但愿不是曇花一現，也不能是單純地埋首故紙堆。在當前物欲橫流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對于已盈利的現代企業面臨著巨大的競爭和挑戰，有的企業道德淪喪社會責任感淡薄、上下級關系不和、員工心理壓力巨大，運用儒家思想來管理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現在的國學管理仍是一種快餐式文化，被人們用于附庸風雅，在現代企業的管理中仍未被提升到顯著的位置。當然，西方現代管理理論和儒家管理思想并不是西學和國學的對立，二者完全可以相得益彰。雖然二者達到統一運用仍需很長一段過程，但毋庸置疑，只要我們能像西方管理學思想一樣，集一大批學者之功將儒家思想理論加以系統化、數量化并深刻貫徹到現代管理之中，開發出適合現代企業管理的諸如儒家式-波土頓管理矩陣，儒家式-七S管理模型等，國學管理特別是儒家文化管理在未來企業管理中的發展前景將是不可限量的，中國式管理也將涅而出。

參考文獻：

1.李中華.國學、國學熱與文化認同.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7（3）

2.武礪興.國學的意義.社科縱橫，2009（24）

3.徐建中.古代管理思想在現代管理中的應用.河北企業，2006（11）

4.劉海燕.儒家民本思想與現代企業管理.改革與戰略，2006

篇4

關鍵詞：儒家；管理哲學；核心理念。

關于儒家管理哲學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學界人士普遍認為，自儒家取得獨尊之勢以來，“歷代封建統治者，不管他們個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國的指導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學為主流的”[1]317;“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從總體上看，還是‘治世’多于‘亂世’，‘穩態'

多于’無序‘，’常態‘多于’變態‘。因而，反映農業社會常態（穩態）運行規律的’治國之道‘———儒家管理哲學，就無可爭辯地成為社會管理的主導思想”[1]321。還有不少人認為，中國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國的管理史、哲學史、社會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國強兵，實非儒學莫能為。這些對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學的評價，是符合中國兩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實踐的基本事實的。的確，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在治國安邦的指導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學為主流；歷朝歷代的先賢，不管他們從什么立場和角度對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選擇、補充、闡釋和發揮，基本上都是圍繞儒家圣賢所提出的幾個不變的中心理念來進行。正是這幾個一以貫之的理念，規定并指導著儒家管理思想的發展方向，體現出儒家管理思想與其他學派管理思想的本質區別，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學的核心理念。本文試圖對儒家管理哲學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討，以期對當今的政治管理實踐提供思想借鑒。

一、為政在人：以人為全部管理活動的中心。

儒家認為，造成天下治亂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亂臣賊子紛起，整個社會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亂之中。既然“天下無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個社會回復到“天下有道”，同樣也離不開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視人在政治管理活動中的地位與作用，把人視為全部管理活動的中心，圍繞人這個中心來展開他們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實踐。儒家學說的開創者孔子首倡以“仁”為中心觀念的管理思想，主張“仁者愛人”。按《說文》解：“仁，親也，從人從二。”可見“仁”實際上是“二人”的復合字。這表明孔子將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作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發點。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統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關于管理者如何“愛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顏淵。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看來，“仁”的方法不過是以本人為尺度，來調節本人與他人的關系，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關系的基本準則。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與自己相對而言的被管理者當作人來看待，主張關心人、愛護人，重視人的價值，反對“始作俑者”，反對“不教而殺”，認為這只是作為管理者的最起碼的條件和要求。其次，孔子進一步主張管理者對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2]憲問，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2]公冶長。可以看出，孔子是將管理活動視作己立、己達進而立人、達人的活動過程來加以闡釋的。

孔子這種“貴人”思想，率先確立了人在管理活動中的中心地位。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學始終沿著這個方向，把人作為管理的主要對象，一切管理活動都是圍繞著“安人”和“安百姓”來展開的。生活在戰國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為基礎，把天道運行和人事區分開來，認為人處于與天、地并參的地位。“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3]天論。人的職責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時地利來創造屬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與天地參，是因為“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3]王制。荀子認為人之貴，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級管理組織，懂得分工協作把大家的活動協調起來，將單個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禮”來規范人們的思想行為和調整人與人的關系，促進社會整體的和諧發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對孔子“貴人”思想作出重大發展的是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仁政”學說中，而“仁政”學說的基礎是“貴民”，即重視廣大民眾的力量對維護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孟子一反西周時期一切政治經濟制度都為貴族而設，貴族是國家管理的中心的觀點，大膽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為天子”[5]盡心下的思想。這一“民本”思想可以說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發點。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對于維護政治決策權來說，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眾的擁護才有國家最高決策權，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擁護，就失去政權，失去君位。因此對于維護整個國家最高決策權來說，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權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為基礎，發揮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首先，孟子對“仁政”何以能夠推行作了論證。他以“性善論”為出發點，認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5]公孫丑上。“仁政”并非什么特別難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從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發，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這就是“仁政”。其次，孟子對“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嚴密的設計。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產生活這個國家管理的中心問題，站在“民”的立場對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在他看來，“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信心，無恒產者無恒心”[5]滕文公上。民有恒產是整個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基本保證。為此，孟子設計道：“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5]梁惠王上孟子認為，管理者如能把這種藍圖變為現實，就是王道的開始，然而也僅僅是開始而已。因國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產，生產生活有充分保障，還應重視教化民眾，使其“明人倫”。所以孟子接下來又對“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設計：“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說，在“富之”的基礎上還要進一步用道德理想來“教之”，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5]滕文公上這樣才能使全體民眾都獲得全面的健康的發展，造就出一個和諧完滿的社會，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總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學中始終是一個中心話題，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緊密圍繞著“安人”、“安百姓”來加以展開。故《禮記·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6]一句話，“為政在人”[6]。

二、為政以德：以實施道德教化為管理活動的首務。

作為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治道的主流，儒家思想從它產生起就一直倡導“為政以德”，主張用道德教化來感化百姓，從而達到有效的治理。孔子明確提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政，有恥且格”[1]為政。在他看來，用道德教化來感動人心，要比一味的懲罰效果更好。“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1]為政。孟子則更加明確地主張“貴王賤霸”，提倡以德服人的“王政”，反對以力服人的“霸政”。他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公孫丑上。當齊宣王問及齊桓公、晉文公之事時，孟子毫不猶豫地回答：“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5]梁惠王上。齊桓公、晉文公都是春秋霸主，孟子卻聲稱“未之聞也”，其原因乃在于“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后仁義也”[7]梁惠王章句上。漢儒董仲舒也強調：“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8]。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雖然強調“為政以德”，但并不一味排斥“禮治”和“法治”的作用。

“禮”是西周時期用以調節“君子”即貴族之間的關系的一種不成文的行為規范，其作用介乎于“德”和“法”之間。孔子就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認為在實施道德教化的同時，也要用“禮”來規范人們的行為。荀卿更是進一步主張德與禮、法、刑、賞并舉。但是儒家始終強調“禮”、“法”的外在控制一定要與內在控制結合起來，并且以德治為主，輔之以禮治和法制，才能真正有效。禮與法必須通過道德教化最終“內化”為人們的自覺的信念和習慣，才有長久的穩定的效果。如果釋德治而一味任法制，最終必定走向粗俗和野蠻，而粗俗和野蠻的管理是不會有長久的生命力的。

 

儒家所倡導的道德教化所以能行，是有一定的人性理論作為基礎和出發點的。如前所述，人是整個管理活動的中心，任何管理思想、理論都是以對人的本性的認識和理解作為前提的。在儒家那里，人性問題不僅僅是管理理論的必要前提，而且是整個管理活動的中心。儒家的思想家們在人性問題上都持“人性可塑”的主張。人性可塑，則道德教化能行。孔子率先提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2]陽貨的觀點，認為人人所稟受的天性是大體一致的，沒有很大的分別，但是經過后天的習染，人與人之間便漸漸地拉開了差距，不再相近了。孔子雖然沒有言及人性的善與惡，但是肯定了人的本性是可以通過后天的環境和教養來加以改變和塑造的。以后的儒家，雖在人性的善惡問題上有較大的分歧，但是人性可塑，相信人的本性經過塑染之后能達到善這一點上卻是完全一致的。孟子以為人性中有仁、義、禮、智“四端”這四種根本的善，是人性所固有的，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良能良知，是人之所以為人、人之所以異于禽獸的基本特征。仁義禮智之所以叫做“端”，是因為僅處于萌芽階段，論其數目不過是“幾希”，有待于放大和擴充。因此，道德教化的主要任務就是：“存其心”，“養其性”[5]盡心上。在孟子看來，性猶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若能擴而充之，則為君子；若喪失之、遮蔽之，則淪為小人。如果人人皆能擴充此四端，則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的性善論在儒家中占有很大優勢，后來李翱、王陽明、王船山、戴東原等人對人性的看法，與孟子十分相近。

在人性問題上另一有代表性的觀點便是荀子的“性惡論”，荀子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3]性惡人性都是好利多欲、自私自利的，其中并無仁義的成分，所有的善都是經由后天的教化和訓練獲得的。人性雖本為惡，然而人有相當的聰明才智，可學而能，去惡返善，“化性起偽”。普通的人只要通過學習積累善的東西，達到“全之”、“盡之”的程度，也可以成為圣人。如果說孟子的觀點代表了“性善可塑論”，那么荀子的觀點可以說代表了“性惡可塑論”。

此外，在儒家的陣營里還有以告子為代表的“性無善無不善論”，以世碩為代表的“性有善有惡論”和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性未善論”等觀點。無論這些觀點之間的分歧有多大，它們都把理論的落腳點放在了如何塑造人性這個核心的問題上。在儒家看來，作出某種人性的判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如何改造和塑造人性———去惡揚善；管理活動不僅是對人性的順應過程，而且是對人性的塑造過程。道德教化之所以能行，是因為人性是可塑的。

三、正己正人：以“修、齊、治、平”為管理的基本途徑。

儒家既然主張以道德教化為管理活動的首務，不以外在的強行控制為重點，就必定帶來一個相應的問題，即管理者怎樣才能營造出一種人人向上，個個向善的社會效果呢？人性可塑，則后天的習染既可導人向善，也可導人向惡，那么在管理即在人性的塑造過程中如何排除可能的惡（包括先天的惡和后天的惡）？儒家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途徑莫過于“正己正人”，也就是說，管理者要管好他人，首先得管好自己；要引導他人為善，則自己首先應當成為道德上的楷模。在這里，“正己”是“正人”的前提條件，“正人”是“正己”的擴充和自然延伸。“正己”就是修己的內圣功夫，是己立、己達；“正人”就是安人的外王功業，是立人、達人。欲達成理想的功業，“正己”即修身的功夫是根本，儒家始終把管理者的修身功夫視作治國安邦的根本。

《論語》記載：季康子曾經問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說“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2]顏淵這就表明為政之道，關鍵在于正己，正己才能正人。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2]子路管理者只有重視自身的道德修養，能夠以身作則，才能夠感化、影響和帶動被管理者，取得上行下效的效果。因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2]顏淵。管理者自身的品行和作風會對被管理者產生重要影響，是被管理者效法的榜樣。正因為如此，孔子對管理者自身的德行修養作了非常多的闡述，比如“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子罕，“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2]憲問；比如說君子有五行：“恭、寬、信、敏、惠。恭則不悔；寬則得眾；信則任人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2]陽貨。

孟子進一步發揮了孔子的這些思想。他說：“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5]離婁上；又說“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5]盡心下。荀子也同樣重視修身的作用，以修身為治國之本。他說：“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子儀也，民者景也，儀正而景正。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而水圓。”[3]君道儒家經典《中庸》有曰：“知斯三者（仁、智、勇），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6]

尤其可貴的是，作為“四書”之首的《大學》將上述思想作了進一步的深化和系統的總結，對修身與平治天下的關系以及修身的次第順序都作出了嚴密的闡釋和論證，使《大學》之道成了經典的管理之道。《大學》之道的主要精神體現為“三綱領” “八條目”。其中“三綱領”指“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是人生最高的理想追求；“八條目”即指“格物”、 “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體現了達到人生最高理想境界的順序與步驟。在“八條目”中，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談的是個人的身心修養，是內圣的功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是將修身的功夫應用、延伸到治國安邦的大業上，是外在的功業。《大學》的作者把這八個環節環環相扣，八個步驟步步推進，使其構成了一個前后貫通的邏輯結構。在這個邏輯結構中，《大學》強調“物有本末，事有始終”[9],修身是一切的根本，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反之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家不齊不可以治其國，國不治不可以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矣。”[9]

關于“格物而后致知”，按朱熹的理解：“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有不理，……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7]大學章句按朱注的意思，作為管理者，必須在已知的管理理念的指導下通過具體的管理實踐活動去探索和把握那普遍性一般性的規律，體會各種道德原則的意義和作用，認識道德修養與治國安邦的關系，從而提高修身與治國的自覺性。

關于“誠意”，《大學》指出：“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9]誠其意就是不要自己欺騙自己，以保持意志的純潔專一。相反，“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9]。小人的“善”是偽裝出來的，只能徒增虛偽。所以君子要做到表里如一，內不自欺，外不欺人，要特別注意“慎獨”的功夫。因此，誠意者，就是要求管理者自覺把客觀的道法準則內化為個人的自覺的道法行為，成為一種自然而然的習慣而不是徒有其表的作秀。

關于“正心”，《大學》指出：“身有所忿懥，則不及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及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及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及其正。”[9]此言忿懥、恐懼、快樂、憂患，是人的四種情緒，如果任其放縱不加控制，就會使管理者失去判斷是非善惡之能力，因為“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9]。故“正心”，就是要求管理者要穩定和克制自己的情緒，才不至于偏離正確道德原則和管理目標。

關于“修身”，《大學》指出：“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9]這里的“辟”即“偏頗”之意。由于人們主觀認識上的偏頗和主觀情感上的好惡，在“修身”之中無法做到不偏不倚，就容易流于偏頗。因此，“修身”就是要求管理者要行為端正，真正以身作則，成為部屬的表率。

關于“齊家”，《大學》指出：“所謂治國必先齊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9];“一家，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9]。此所謂“孝”“弟”“慈”乃立家之根本，能真正實踐孝、弟、慈之道的人，才算真正懂得了“齊家”。而治國之道不過是齊家之道的延伸：事君需孝，事長需弟，使眾需慈，如此而已。

關于“治國平天下”，《大學》指出：“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9]。這實際上就是要求管理者發揚孔子一貫倡導的“忠恕之道”，自覺地接受倫理道德的約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9],推己及人，以崇高的道德風范來影響、感召一般民眾，最終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

以上八個環節，層層緊扣，步步推進。但核心的環節是“修身”，是前提和基礎；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目的和歸宿。《大學》一再強調：修身為本。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過是修身功夫的自然延伸和擴充。管理者自身的道德水平提高了，思想品行端正了，自然可以做好民眾的表率，把國家治理好。這種思想正好與《中庸》之道所主張的“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6]的精神完全一致。無怪乎臺灣學者、著名中國管理哲學專家曾仕強先生認為：所謂《大學》之道，實際上就是管理之道；中國的管理哲學，就是《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大學》和《中庸》以其微言大義集中體現了中國管理哲學的精義。

參考文獻。

[1]　黎紅雷。儒家管理哲學[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2]　論語[m]∥張立文。儒學精華：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3]　荀況。荀子[m]∥張立文。儒學精華：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4]　劉云柏。中國古代管理思想[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 1997.

[5]　孟軻。孟子[m]∥張立文。儒學精華：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6]　子思。中庸[m]∥張立文。儒學精華：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 1983.

篇5

自從漢代獨尊儒術后，儒家的管理思想就在歷史上占據了主導地位。其理論體系和內容框架，在漢代已經以經學的方式定型。后代的發展演變，主要以解經方式展開。到了唐代，人們更為關注的是如何在現實中推進儒學在國家與社會上的運用。而魏晉以來的清談玄學和外來佛教的廣泛流傳，對儒學的主導地位形成了一定的挑戰。儒學除了繼續解經外，還需要對其核心理念進行重新詮釋，并賦予其更為細密的學理說明以及更為可行的實踐方法。韓愈提出的道統說和李翱提出的復性說，實際上就是要再塑儒學的價值理念，把“內圣外王”的儒學思想從實踐操作的角度理論化。道統為外王設計出新的治理結構，復性為內圣提供了新的修煉路徑。《大學》和《中庸》在儒學中的核心地位，由此開始奠定。這對儒學管理思想的影響是巨大的，它不僅僅是儒學的哲學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儒學的實踐化。所以，盡管道統不是為管理而提出，卻成為管理原理中的原理。正如近代西方韋伯的理論本來不屬于管理學，但后來的管理學卻離不了韋伯思想那樣，道統說為士大夫在政治體系中進行了定位，復性說為養成士大夫人格提出了學術化路徑。韓愈與李翱并不屬意于管理，卻影響了儒家管理思想的發展方向。

韓柳倡導古文運動，強調“文以載道”，所以，他們的文學實際上是應用文學，從此，純文學在中國失去了意義。而紀實、議論、小品、雜說，都成了指點社會、參悟人生的工具。古代的管理思想，也隨之而彌漫在各種文體之中。蘇軾對韓愈的評價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潮州韓文公廟碑》）韓愈思想對儒家管理思想而言，是從漢代經學到宋學的轉折點。

柳宗元與韓愈不一樣，他沒有承擔起儒家管理思想的轉折定位重任，卻發揮出以文論政的智慧光芒。他的各種議論，偏激而又深刻，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不是專門論證管理而又處處談論管理。除了前面提到的篇目，柳宗元的各種論、議、辯、狀、說、傳、對、答、箴、戒，乃至墓志碑銘、來往書啟，總會時不時地迸出一段振聾發聵的社會感悟，說上幾句發人深省的管理格言。筆者在翻閱《柳河東集》的過程中，看到柳宗元的種種議論，不由會聯想到當代的種種管理學說。尤其是他的紀實和寓言，似乎總能提出某些超越時空的卓越識見。柳宗元的靈光乍現，往往與現代管理的某種理論相吻合。限于篇幅，本文所提到的僅僅是柳宗元思想火花的吉光片羽，如果深入發掘，僅僅柳宗元的管理智慧一個主題，也足可以寫出長篇大論。不過。柳宗元的管理思想，悟性極高卻不成體系，需要進行梳理歸類。他的管理思想，是古代文學與管理交織的成就典范。

篇6

中國傳統管理思想注重以德為先。儒家管理思想是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代表，而道德文化是儒家思想代表。古代管理國家講究的是以德治國、以理服人，管理思想要求人們德才兼備。因此，以德為先是中國傳統管理思想最鮮明的特點。

2中國傳統管理思想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影響

2.1中國傳統管理思想對現代企業管理的積極影響

現代企業遵循以人為本的傳統管理思想，將人才作為企業的核心和寶貴資源，有充足的空間發揮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人發揮最大的人身價值和社會價值。以和為貴的傳統管理思想對現代企業有積極的影響，企業大都公平競爭、和氣生財，企業的經營管理也十分講求和諧，力求做到內外均和諧。受儒家傳統管理思想的影響，很多企業在管理中十分注重以德為先、任人唯賢，統籌協調發展，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2.2中國傳統管理思想對現代企業管理的消極影響

受封建思想的影響和制約，儒家管理思想已經在人民心中形成固有的模式，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影響現代企業管理，使得現代企業管理普遍存在形式化、利益化的現象，進而忽視了企業的最大利益。企業在日常經營過程中，上級或者政府部門控制著企業的管理思想、競爭方式以及經營理念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內部結構變革的難度，企業的管理思想和經營理念無法得到優化。由于受到封建社會等級觀念的影響和制約，獨權專制現象依然存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導致企業內部缺乏民主性，企業的經營管理權掌握在領導手中，進一步制約著企業的發展。過于受中國儒家管理思想以人為本、以和為貴的影響，現代企業管理過于注重人情，將企業規章甚至國家法律法規置于不顧，導致企業渙散，人心不服，影響企業可持續發展。

3現代企業管理思想

3.1以人為本

通常情況下，現代企業管理主要包括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和管理制度，其中，企業制度和文化是企業經營管理的基礎。對于現代企業來說，一般是借助規章制度對員工進行約束，用企業的文化來熏陶思想。在日常的管理中做到雙管齊下，企業文化和規章制度互相作用。對于員工的行為，通過規章制度可以進行有效的約束，而企業文化是對人的思想進行長期的熏陶，這是企業追求持續發展的基礎。企業的文化和制度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十分重要，因此真正出色的企業是將以人文本的思想融入企業文化和管理制度中，做到人性化管理，讓企業各層次人員都全身心投入到為企業的發展做貢獻。

3.2目標性管理思想

現代企業管理把實現企業目標與實現員工需求結合在一起，將以人為本作為根出發點，以控制作為基本管理方式。經營是一個企業發展的基礎，而項目管理是企業成功經營的關鍵。企業在對項目進行管理的過程中，由于目標不明確，進而使得管理具有戰略性。現代企業目標性管理思想使各個部門都能找到自己的目標定位，更好地發揮了員工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3.3信息化管理思想

篇7

關鍵詞：儒家文化；人本管理；“仁”學；以人為本的思想；管理



1儒家文化中人本管理思想的基本內容

從人性出發來分析、考察人類社會中任何有組織的活動，就會發現人類社會中有一種較為普遍的管理方式，這種管理方式以人性為中心，按人性的基本狀況進行管理，這就是所謂的“人本管理”。“人本管理”本質上是以促進人自身自由、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的管理理念與管理模式，而人自身自由、全面發展的核心內容是個體心理目標結構的發展與個性的完善。儒家思想的基本內容”仁、義、禮”三學就反映了人本管理的要求。具體表現在：

(1)突出人的主體性。所謂人本意識，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弘揚人的生命存在的意義和主體獨立自覺的價值。而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樂道和汲汲追求的東西。儒家從人性的普遍性出發，把人看成是一種社會性的類存在。同時，儒家立足于人的家庭血緣關系，以人倫世界、人倫社會為人的生存發展的根本依托，故而人的社會價值較之人的自我價值或個體價值更重要。

(2)注重管理的道德性。如何激勵人，調動人的積極性，使之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有效地、順利地實現組織目標，始終是管理學研究的重要問題。儒家運用“道之以德”的管理方法，來實現其管理目標，最根本的目的在于通過文化教育和道德的教化，使人性不斷的升華，保持人格的完滿，樹立建功立業的價值觀。

(3)創立知人善任、選賢任能的用人機制。儒家在用人標準上，提倡德才并進；要修身立德，要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任人之道就是“任人唯賢”，“唯才是舉”。在德才二者中，首先是德行，其次是才能。同時，儒家還認為，在舉賢時，要不論貴賤，要不分親疏，唯賢是求，有才必舉。在用人時，要因能授職，量才授官，揚長避短，用其所長，不要求全責備。

2儒家文化中人本管理思想的當代價值

一個多世紀以來，無數位管理學家和企業精英在理論與實踐的交互作用中得出結論：“修煉企業，人本為大”。無論是什么樣的企業，只有從人入手，充分考慮人的社會性，實行人本主義管理，企業的管理才能夠有效實施；企業的經營目標才能夠最終實現。

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競爭日益激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要搞好企業管理實現效益上之最大化，不僅要改造設備、改進技術；更重要的是要努力創建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企業文化，用優秀的企業文化和經營理念鼓舞員工，使員工能夠以主人翁的精神投入到企業的發展之中，提高管理效益；既要學習國外先進的管理方法，更要充分發掘和利用祖國傳統文化中優秀的管理思想。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儒家思想中所蘊含的濃厚的人本主義色彩，即對我們今天建設精神文明、創造企業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現實作用。

(1)有利于形成反映時代要求的人本管理新模式。縱觀人類發展，人本思想貫穿于管理學的歷史。西方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發端于古希臘的人文精神。近代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基于古希臘獨立人格基礎上的人文主義得以恢復并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文藝復興所宣揚的人文主義思潮和宗教改革所興起的新教倫理所體現出來的追求個人精神生活的自由解放和個人成就需要的價值取向，到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經濟人”的思想。20世紀初以來，人際關系理論、“參與管理”即Y理論以及“權變理論”先后出現，他們提出的“經濟人”、“社會人”和“復雜人”等假設，都反映了人本管理思想的新成就和進步。隨著日本在二戰后經濟上的迅速崛起，美國企業界及管理理論界人士在挖掘日本企業的管理的奧秘之后，于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表了大量的以人本管理與企業文化為主要內容的論著，從而把西方人本管理推向了文化管理階段。在這一階段，提出了人是最重要的資源、最寶貴的財富，提出了更多依靠員工的自我指導、自我控制以及順應人性的管理等一系列新觀點、新思想。可以說，以人為中心的管理，是這一階段的重要特征之一。(2)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有重大借鑒作用。作為貫穿于儒家文化人本管理的“仁愛”思想，它在經營管理中的功能，一是實現企業最有效的價值選擇這一宗旨。產品上乘、良好的售后服務，生產者對消費者付出的愛，消費者也會以愛回報生產者，這樣企業必將獲得很好的效益；二是企業加強企業的團結和凝聚力。在企業職業道德建設中，將儒家的仁愛思想與現代的人道主義相結合，有利于在企業中形成尊重人、信任人、愛護人的氛圍，有利于創立一個以愛換取被愛、以奉獻換取感恩的良好人際關系環境。從而使全體員工不斷增強無私奉獻精神、知恩報德精神、熱心服務，真誠奉獻。仁愛思想要求管理者堅持仁愛、仁義、善待下屬。要求企業員工之間精誠合作、相互愛護、樂行善事。只有在企業內部形成一種相互尊重、友好融洽的工作環境，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人的潛能和組織的活力。

(3)適應了企業經營方式的轉變，有利于企業學習型組織的建立。人本管理適應了信息化企業生產方式的轉變。從工業制造業企業生產方式的演進過程中可以看出，人本管理將成為企業實現信息化的必然選擇。同時，企業所處環境、生產方式、組織形式發生變化，經營管理方式也將隨之變化，企業越來越認識到知識信息和人才是企業戰略資源。在新的生產方式下，企業迫切要求統一使用企業所擁有的各種資源，簡化流程，優化組織實體，強調“人”是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以人為中心，實現人與技術相互結合的路線，這就把人本管理擺在了首要位置。在學習型組織中，管理的重心是發揮員工的創造力，要按照員工的特長將其放在最適宜發揮創造智慧的專業工作崗位，這正是人本管理的精髓。所以，人本管理是關鍵。中國儒家文化的人本管理思想可以和企業生產經營方式的轉變相適應，煥發出新的生機。

(4)可以培養員工的創新意識和能力，提高企業績效，實現企業目標。現代社會最需要的人才是那種既有創新意識，又有創新能力的人才。我們知道，人本管理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管理。情感是影響人們行為最直接的因素之一，任何人都有渴求各種情緒的需求。這就需要我們的領導干部不斷地關心群眾的生活，要建立起正常、良好、健康的人際關系、個人與群眾的關系；要營造出一種互相信任、互相關心、互相支持、的同志氛圍、朋友氛圍。所有這些都需要在儒家文化的人本管理思想中尋求智慧，以調動企業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和主人翁責任感，有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

“悠悠管理，人本為大”。如果我們能夠對儒家文化去粗取精、兼收并蓄，充分發掘人本思想的內核，讓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揚光大，為我們的精神文明建設和經濟建設服務，這必將會對我國企業的長遠發展大有裨益。

參考文獻

［1］王慧明.儒家文化與中國當代管理［M］.北京：言實出版社.

［2］亞伯拉罕.哈羅維德馬斯洛（Abraham.H.maslow）.人本管理模式［M］.呼合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篇8

關鍵詞：論語 企業管理 對標管理 標桿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5）09（a）-0111-02

企業對標管理是指企業以行業內或行業外的一流企業作為標桿，從各個方面與與標桿企業進行比較、分析，學習他人的先進經驗來改善自身的不足，從而趕超標桿企業，不斷追求優秀業績的良性循環，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得到廣泛應用。開展企業對標管理，無論是體系構建還是組織實施都需要依據企業現狀、競爭環境、人員素質等多方面因素進行考慮。如何選擇合適的方式充分發揮對標管理成效，是每一個企業管理人員值得深思的問題。筆者通過分析中國管理思想的發端與進展，在儒學典籍《論語》中得到了許多啟示。

1 《論語》管理思想

1.1 《論語》簡介

《論語》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共20篇，以語錄體和對話體為主，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論理思想、道德觀念、教育理念等。

1.2 《論語》管理思想

縱觀中國管理思想的起源與發展，儒家學派始終占據著絕對主導的地位。而儒學最為核心的典籍莫過于《論語》，無論是前期的《孟子》《大學》《中庸》，還是后來的宋明理學，究其源頭，都脫不開《論語》。其中的管理思想更是中國管理思想的源頭，也正是中國式管理的本質。《論語》中的管理思想看似復雜多樣，其實總結一下可以用憲問篇中“修己以安人”簡要總結。管理是一個過程，中國式管理強調的便是“修己以安人”的過程。“修己”是方法，“安人”則是目標。“修己”是自我提升的過程，《論語》中給出了系統完善的“修己”方案，比如“學而時習之”“見賢思齊焉”“過則勿憚改”等；“安人”亦可為“惠人”，應用與企業管理中是對內是惠及企業員工，對外是體現社會責任，所體現正是現代企業管理重要的管理思想“以人為本”。

2 《論語》管理思想與對標體系

2.1 對標管理

結合我國企業實際，對標管理就是通過比較，不斷發現企業行業內外最佳理念和實踐，不斷解析卓越績效產生的重要因子，將本企業的結果指標、過程指標與標桿企業持續進行對照分析、尋找差距、改進提高的過程。開展企業對標管理首要任務是建立對標指標體系，指標體系是否科學、合理對對標管理效果至關重要。

2.2 《論語》與對標體系構建

《論語》的核心管理思想體現在“修己以安人”，而企業管理“安人”的前提，就是保證企業成員們能夠獲得穩定且較為豐厚的收入，而豐厚的收入是企業經濟績效的體現，也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動力。綜上，對標體系構建過程中首先要設置反映企業內部經濟績效類的指標，以下簡稱內部業績指標。

《論語》子路篇有云“必也正名乎”，“正名”是孔子對“為政”的論述，對于企業管理便是企業品牌建設，體現的是企業對外服務能力和品牌對外社會形象。對外形象是企業在激勵的競爭中生存和發展的重要保障，故對標體系構建需設置品牌形象類指標，簡稱對外服務指標。

《論語》以一“學”字開端，喻意深藏，體現的是人員素質提升。作為企業管理如何激發員工潛力、提升員工素質對于提升企業核心業務水平至關重要。故對標體系構建需設置人員管理和核心業務類指標。

3 《論語》管理思想與對標實施

企業對標管理實施的過程所體現的正是《論語》管理思想“修己以安人”中的“修己”的過程。

3.1 “見賢思齊”瞄準標桿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是《論語》中的著名論斷，這一觀點與企業對標管理中的標桿管理不謀而合。對標中的標桿企業便是“賢”，通過合理的評價方式選出“賢”，那么下一步的重點工作便是“思齊”，即為如何瞄準標桿、趕超標桿。

如何趕超標桿，《論語》中給出了具體方案，那便是“學”。在《論語》中“學”出現的64次，孔子認為“趕超標桿”的根本在于學習。一是要“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認真研究標桿企業先進做法，總結提煉先進單位的典型經驗，結合自身企業特點加以推廣應用。二是要“學而時習之”。在今天這樣一個高速發展的市場競爭環境中，企業管理應該注重“時”的重要性，知識更迭、企業更替，昨天的先進管理模式今天可能就已落伍，今天的標桿企業明天可能將被淘汰，瞄準動態標桿，時時學習才能順應潮流，爭當標桿。三是“學而不思則罔”，強調學思結合，勇于探索。對標管理中僅僅靠學習是不夠的，在學習先進的過程中結合企業自身特點思考自我優勢，勇于創新實踐，方能在日益激勵的競爭洪流里立于不敗之地。

3.2 “三省吾身”分析短板

“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是《論語》里關于修身正己的重要論述，所述內容“為人謀”“與朋友交”“傳不習”等雖然是為人做事的內容，但是這種時常自我剖析、自我提升的方式是現代企業管理不可或缺的。自省是“修己”的一個重要方式，對于對標管理更是如此。企業對標管理的本質不是對標結果的排名排序，而是對照先進反思自身不足，通過“三省”查找自身的的問題和缺陷，從而制定改進措施。

3.3 “過則勿憚改”改進提升

《論語》學而篇中有云“過則勿憚改”，在孔子看來，知錯應能改，有錯應必改，才能實現自我提升。這一點在企業對標管理上給予了我們重要啟示。現代企業對標管理往往存在重結果、輕改進的問題，將目光緊緊盯著對標結果排名，而忽視了對標結果所反映出來問題的整改提升。通過“三省”，企業管理者已經發現了企業自身與標桿的差距，下一步的重點工作就是改進提升，對于短期問題應立行立改，對于長期不足則應制定計劃、明確措施、規劃改進，逐步縮小與標桿企業的差距，進而趕超標桿。

4 結語

筆者深挖《論語》中的管理思想，將這種管理思想運用到現代企業對標管理中，探究對標管理體系構建和實施過程。將“修己以安人”的核心管理思想，“見賢思齊”“過則勿憚改”等修身之道有效運用到企業對標管理，同時分析論述《論語》管理思想與對標管理之間的關系，實現了將中國儒學典籍與現代企業管理有機融合。下一步，筆者將繼續深入探索中國經典名著，為企業對標管理尋求新的更大思想財富。

參考文獻

[1] 孔杰，程寨華.標桿管理理論述評[J].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04（2）：3-7.

[2] 楊蔚，許茂增.標桿管理在項目管理中的應用[J].重慶交通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6（3）：130-132.

[3] 張成考，高愛華.21世紀企業管理的新方略標桿管理[J].工業技術經濟，2002（5）：30-31.

[4] 彼得?德魯克.管理的實踐[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9.

篇9

    關鍵詞:中庸之道;組織文化;應用;人力資源管理

    0 前言

    儒家文化作為一種社會傳統,具有規范社會風俗、促進相互關系、加深彼此信任的作用。儒家文化的核心之一是中庸之道,中庸思想作為歷代圣賢相傳的道統譜系,蘊涵著博大精深的人生哲理,對生活、工作具有導向作用,在現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企業通過建立自己的價值觀,在實踐中形成內外部廣泛認同的組織文化,達到人力資源管理的目標。中國式管理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現代企業管理,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偉大。以人為本、中庸之道這種和諧的思想在人力資源管理中的具體應用,符合當今世界的潮流。個人要進步要發展,企業要成長要做強,要在新時期的激烈競爭環境中立于不敗之地,中庸之道與人力資源管理的對接,無疑會對企業的發展創造動力。

    1 中庸之道的內涵

    《現代漢語詞典》把中庸解釋為“儒家的一種主張,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調和折中的態度”。《中庸》第一章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則有三條:一是慎獨自修,二是忠恕寬容,三是至誠盡性。

    1.1 慎獨自修

    這一原則要求人們在自我修養的過程中,堅持自我教育、自我監督、自我約束。《中庸》第一章就提出了這一原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要求人們必須嚴格地自覺地進行自我修養,尤其在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更應該謹慎地進行自我反省、自我約束、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堅持這一原則,其樂無窮,其用無窮,其功無窮。

    1.2 忠恕寬容

    這一原則要求人們將心比心、互相諒解、互相關心、互不損害、忠恕寬容、體仁而行、并行而不相悖。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中庸》提出了“以人治人”,要求人們用愛自己的心去愛他人,用責備他人的心來責備自己,用自己的真誠忠恕去感召人、感化人、塑造人。

    1.3 至誠盡性

    至誠盡性的原則是施行中庸之道的重要原則。“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1]”只有堅持至誠原則,才能充分發揮自己善良的天性。能夠充分發揮自己善良的天性,就能感化他人、發揮他人的善良天性;能夠發揮一切人的善良天性,就能充分發揮萬物良天性;能夠充分發揮萬物的善良天性,就可以參與天地化育萬物。便達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達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就可以同天地并列為三了。

    2 中庸之道在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的應用

    2.1 中庸之道在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的應用價值

    企業文化是企業在內外環境中長期形成的以價值觀為核心的行為規范、制度規范、和外部形象的總和,是知識經濟時代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源泉。中庸之道作為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精髓,在企業中有其獨特的應用價值。中庸思想、中庸之道在企業中的應用,即形成一種以中庸思想、中庸之道為指導的企業文化。企業文化對企業人力作資源管理工作具有導向、約束、凝聚的作用。一方面,企業文化能對企業和員工的價值取向及行為取向起引導作用;另一方面,企業文化對員工的思想、心理和行為具有約束和規范作用。同時,企業文化把個人的目標同化于組織的目標,把建立共同的價值觀當成管理上的首要任務。企業文化使得組織長遠固守在群體內,員工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團結,齊心協力,樂于參與組織的一切事物,從中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為組織目標也為個人目標的實現做出貢獻。

    當前我們國家強調樹立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諧的著眼點是“以人為本”。在現代社會,“以人為本”是現代管理理論的核心,任何一個企業的發展壯大都離不開人的努力工作。可以說,沒有企業中所有員工的努力工作,就不會有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的管理就是對人的管理,管理得有效就能充分發揮組織每個人的作用,從而推動企業的發展。現代管理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善待下屬,為員工營造一個安心的工作環境是每一個企業必須慎重對待的重大事情,誰忽視它誰就會受到它的懲罰。要為員工營造和諧的人際關系氛圍、寬松的職業發展空間、舒適的工作環境,消除影響員工任務實現的障礙,制定合理的工作目標,關心員工的工作和生活,以增加員工的工作樂趣。這就要求我們在人力資源管理中,將“愛心”激勵到“同心”,以此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2.2 中庸之道與人力資源管理的對接

    (1)授權的權責設置原則。子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得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1]”這告訴我們,在人力資源管理中,上司要適度授權,讓有能力的人才擔當一定的職權,讓他們在各自適合的崗位發揮作用。

    在很多企業雖有人事、營銷等部門經理,但有職無權,其權力往往為董事長或總經理大權獨攬。這嚴重挫傷了員工的積極性,長此以往必將造成管理紊亂、決策失誤,嚴重影響企業的發展,按照中庸“過猶不及”的原則,有權不授或完全放權都是一種極端,應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做到因需、因德、因信、因能授權。

    (2)德才互助的用人原則。歷史上的德、才之辯由來已久,儒家推崇“以德為先”,這是基于儒家的建立仁義社會的理想;法家主張“唯才是舉”,這基于實用的目的。從中國歷史來看,總體上是亂世用才,治世用德,儒法互用,外儒內法。在楚漢相爭中,劉邦不計陳平小惡而用其大才;在三國演義中,曹操對人才是來者不拒,而諸葛亮選將時則是德才兼慮。儒家思想中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這是對員工個人的要求,要注重學習提高,以滿足企業的用人標準。

    (3)視合理的情感激勵。

    幾千年的儒家思想積淀使得中國人形成了以情感為主體的心理特點,情感在維系中國倫理社會的和諧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設計企業激勵辦法時必須注重情感激勵。

    企業的各項激勵政策要融情于理,“誠心誠意”,而且言行一致,要在“誠”字上下功夫。只有企業能真誠地關懷人、尊重人,員工才能心領神會,整個企業才會情意融融;企業把員工發展列入企業的目標,員工把興企作為自身的任務,兩相促進,企業與員工形成共同體,互利共榮。今天越來越多的社會單位、企業重視情、義、利結合,著眼于人企和諧,人心和諧,這就體現了儒家的中庸原則。

    (4)和而不同的溝通策略。儒家中庸思想要求人們用愛自己的心去愛他人,用責備他人的心來責備自己,用自己的忠恕之道去感召人、感化人。只要堅持忠恕之道,人們就會相安無事、和平共處,人們就會達到素其位而行、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的思想境界。

    溝通是企業員工完成任務履行職責必備的能力,合作需要溝通,處理矛盾需要溝通,各方面都離不開溝通。實踐證明,強制高壓、一言堂、妥協、退讓都不是最理想的辦法。理想的辦法就是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可以借鑒的東西。中庸哲學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它強調“貴和”。和而不同是一種可以選擇的藝術化的溝通策略,和而不同意味著,意味著要取長補短,意味著時時處處持寬容的態度。在合作時采取共贏而不是抑此揚彼的主張,在糾紛處理時采取調停的辦法而不是一定要分出青紅皂白,在學習與交流時采取兼收并蓄而不是唯我獨尊的態度,等等,不一而足。

    3 對人力資源管理中運用中庸之道的進一步思考

    中國式管理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將傳統文化與現代企業管理實踐進行無縫對接,怎樣將中庸之道與人力資源管理實現無縫對接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正如林語堂所指出的,中國科學雖然沒有笛卡兒的理性,中國人的思維方法雖然是整體哲學的,但是能夠想到深埋在本質的問題,自有它的偉大價值。中國人的明智比西方人的理性高明,西方式的公司規則愈是講求科學合理,愈是不成功。中國的企業管理者,按照中國人的思維方法,不尋求簡單的答案。從他們成功的經驗中,可以證明這種方法更適合當今世界的復雜性。這也告訴我們中庸之道在人力資源管理中的應用,自有其應用的價值所在。然而僅靠中庸思想、中庸之道是不能解決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的所有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在中庸之道以外尋求更多適合的管理思想與中庸之道相結合,共同為人力資源管理服務。

    中國特色的人力資源管理需要在過于制度化的現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調和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沖突之處,增添更多的靈活性、合理性元素,讓管理更有柔性和彈性,更富人情味;同時還要改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某些弊端,吸收現代優秀管理思想,與中庸之道相結合,使之更適應現代社會與現代企業。實現管理思想的現代化,絕不僅僅是把外國的管理經驗“移植”到中國來,所以我們要面向21世紀,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不斷完善。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既充分體現時代精神、又繼承優秀歷史傳統、適應現代化要求的、充滿活力的、不斷發展的管理思想,才能更好地為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服務。

篇10

[關鍵詞] 中國傳統文化企業管理企業

樹無根不活，企業文化無根不立。企業文化又是企業的靈魂，那么，中國現代企業的根在哪里？當人們吃著麥當勞，喝著可口可樂，穿著西裝時，是不是企業文化也全球化了?事實并非如此，文化是有民族性的，企業文化也概莫能外。中國現代企業文化也必須植根于中國文化這塊沃土，才能長出參天大樹。因此，在外來企業管理思想長驅直入的今天，中國現代企業仍然要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使其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一、“以義為先” ，重視社會效益

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文化思想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其實質是倫理文化，道義文化，主要以“仁、義、禮、智、信”等價值觀念來調節人們的行為和利害沖突。因此，中國文化的價值取向必然是以義為先的的價值觀。孔子著名的論斷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講的就是以義為先的經營之道。《大學》中說“生財有大道，……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生財要取之有道，仁者“生財”是用來發展“仁”的事業，“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生財”是實現“仁”的事業的手段，通過他們以財行仁的活動而得民心，故曰“以財發身”，這其中體現的是儒商精神；不仁者見利忘義，損人利己，為富不仁，他們把“生財”作為最終目的，為賺錢而賺錢，甚至不惜作奸犯科，以身試法，乃至亡身以獲利，故曰：“以身發財”。這是儒家一貫反對的。儒商就是“以財發身”，是仁者。他們有超功利的最終目標，有對社會發展的崇高責任感，有濟世救民的抱負。

企業追求利潤是其天職，有利才能生存、才能發展，但企業又是社會中的組織，不可能離開社會、他人、組織獨立生存，因此，企業追求的利潤必須是在“以義為先”的基礎上獲得的。就像孟子所言，不符合道義的東西，即便是把整個天下都給我，我也不要，但是如果是符合道義東西，哪怕是一文小錢我也要。儒家思想認為，追求富貴與追求道義并不是一對必然的矛盾體，關鍵是出現矛盾的時候如何抉擇取舍。“儒商”是中國封建經濟社會中產生的企業主代表名詞，今天，這個名詞仍然非常有現實意義，許多企業主仍然希望別人稱他是“儒商”。所謂“儒商”，用最簡明的語言表達，儒商與一般商人最大的區別是儒商非常重視商業道德，不取不義之財。在企業經營活動中，經常不可避免地面臨“魚與熊掌”的抉擇，作為有發展眼光的企業管理者，不會“竭澤而漁”，而是“以義為先”，在注重社會效益的前提下，取得企業長遠的大利。再則雖然現代社會不再用重義輕利的道德去約束以自利性和競爭性為基本特質的純粹市場經濟行為，但是，社會有時也要求市場經濟主體為了社會公義而犧牲某些利潤，即使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也會為了社會效益放棄企業的經濟利益，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企業主體來說，更應該做到義利兼顧，“以義為先” 。因為企業的一切決策和行為，是在關注公眾利益的基礎上爭取自身利益。讓他人先得益，最后自己得益，這種互惠互利的原則體現了現代企業發展的儒家的義利觀，強調了企業利益與公眾利益的平衡協調，在雙方利益的共同點上發展企業。自古以來，道德文章與功利追求、儒與商、倫理人與經濟人是可以有機統一的，大量儒商的產生，即是明顯的例證。可見儒與商的結合，才能相得益彰。

二、“以人為本”，注重人本管理

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為代表的重人道、輕天道思想對社會影響很深，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強調萬事萬物人是第一可寶貴的。儒家思想是一個以“仁”為核心的人本思想，重視人的價值，孟子曾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種“民本”“人本”的思想，已經成為中國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固化為我們的民族性格特征。

企業文化的優劣取決于其核心價值觀，現代企業文化仍然應該繼承發展儒家思想“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觀。企業是由人組成的，企業的最終發展也必定是為了人。這個“人”便包括了消費者、雇員、和企業主，也就是講企業的發展要為這三種人的利益考慮。這三種人的利益在日本的公司依次排序為：雇員第一、顧客第二、股東第三。我國企業現在大多信奉的是“顧客是上帝”、“消費者利益第一”。不管企業堅信的是雇員第一還是消費者第一，都說明要追求企業的利益必須形成“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核心，以消費者為本、以雇員為本。

近年來，我們受西方管理思想的影響，將“人”視為資源管理，其實在中國員工的眼里，“人力資源管理”的觀點是非常可笑的。既把我們當‘資源’，就沒把我們當人，這是中國員工普遍的想法。如果我們沒有仔細辨清西方“人力資源管理思想”的真正內涵，盲目地用該觀念來看待、處理企業中的人際關系，甚至妄想以此理念來調動中國員工的積極性，那無異于緣木求魚，南轅北轍。

所以企業管理者，凡事先考慮到“人”，考慮到這件事情會給“人”帶來什么樣的感受，這是我們中國人的習慣想法，這才是真正的“以人為本”。企業管理者要深知儒家思想對中國人的影響，即每一個中國人都非常自尊、自重，“人活臉，樹活皮”、“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中國人這種對人性的理解、尊重、關懷和西方人有很大的差異。所以在中國企業，管理者要真正調動員工的積極性，關鍵是要真正尊重員工，真正“看得起”每一位員工。如果上級領導非常器重某位員工，信任他，放手讓他開展工作，該員工一定會知恩圖報，拼命工作，以不辜負上級對自己的信任。在很多情況下，即使沒有高薪，只要企業管理者真正關心員工，做到“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員工也會努力工作的。這是我們中國人“以人為本”的激勵之道。

三、“貴和持中”，轉換經營理念

“貴和持中”，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注重和諧、堅持中庸，是浸透在中華民族文化肌體每一個毛孔的精神。孔子倡導“和為貴，忍者高”。強調人在交往中對他人要有包容的態度，“和則兩利、仇則兩傷”。孟子更是認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還講道：“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人和”（《左傳昭公二十年》）。意思是講政府要營造上下和諧、左右通達的良好社會氛圍，以化解社會矛盾。

現代企業管理用中國傳統文化一貫推崇的和諧理念去調控人的經濟行為，有利于構建良好的經濟關系和經濟秩序。其一和氣生財，企業提倡和氣生財的經濟倫理道德觀念，可以提升企業的親和力、感染力和吸引力，和諧不僅是儒商精神，也是一種管理原則和管理藝術。企業之間倡導開展良性競爭與合作，反對目前社會上流行的“商場如戰場”等過激口號。競爭中應“化敵為友”、“化對手為協作伙伴”，建立起廣泛聯系、彼此協作的關系網。這種關系網就是市場，就是財富之源，就是儒家思想和氣生財所揭示的共存性和開放性的道德價值所在。其二和諧穩定，是在企業內部培植和諧穩定的人際關系，創造充滿和睦親情的家庭式的溫暖內環境；其三和藹可親，既為顧客提供和藹可親、細致周到的微笑式服務，與消費者之間建立互惠互利的社會關系，又給企業帶來滾滾財源。目前在國內外不少現代企業中，許多企業家遵循“和為貴”的儒家古訓，將心比心的“羈矩之道”轉換成“角色互換”的管理范式，成為一條成功的管理藝術，借以實現企業和諧的目標。

四、“誠實守信”，樹立企業信譽

中國古代商人不泛唯利是圖的奸商，但廉賈也很多，而且后者體現了中國古代儒家倫理的“誠信”德目，更受到社會的認可。宋儒周敦頤在《通書》中寫道：“誠者，圣人之本”；“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司馬遷說：“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誠信可以贏來商業信譽，引來更多的顧客。

“誠信之道”對于一個企業的經濟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首先，良好的企業信用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內在要求。市場經濟體制作為資源配置的一種經濟，它要充分發揮資源配置作用，必須依賴于公平、公正和平等的等價交換。而這種交換又必須以雙方誠實守信為基礎，這就要求各個市場主體必須遵守“誠信立商”為重要內容的市場企業規則，像信守合同規則、平等競爭規則、貨真價實規則等。誠實守信是市場經濟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本規則。其次，良好的誠信信譽可以減少融資成本和增加貸款信譽。因為可靠的誠信信譽可以使融資者或貸款者通過各種渠道籌集資金，加大投資力度，擴大資源配置空間，更好地組織自己的經濟活動，促進經濟發展。再次，良好的誠信信譽可以提高企業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率，加快企業經濟的良性循環，減少企業負擔。如果各個企業之間的經濟往來，都能做到“誠信立商”，及時還清欠款，就不會形成三角債，進而達到經濟的良性循環。第四，良好的誠信信譽可以節省經營者和企業經營成本，企業遵守誠信、才能帶來企業的興旺發達。明清時的晉商、徽商正是以守信重信贏得了顧客，使得生意興隆。在改革開放初期，溫州制鞋業一度失信現象十分嚴重，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國內市場，引發了全國性的信用危機。后來，溫州制鞋業加大誠信建設，從制假到打假，以經濟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溫州制鞋業在充分的市場競爭中，學會了自己的生存之道，保證產品的質量，逐漸恢復了社會信譽，為其經濟發展提供了長遠戰略資源。

由上所述，中國傳統文化對企業管理積極的一面，我們要繼承發展。在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及管理模式的過程中，要吸取中國傳統文化及管理思想的精髓。因為，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及倫理觀念根深蒂固，至今影響著國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取向。沒有文化底蘊的管理是不成功的管理。

參考文獻

[1]李蔚:也談儒家文化與企業文化建設[J].山東電大學報， 2006，（2）: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