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教育思想與師德建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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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師德師風建設，是提升教師工作水平的關鍵，如何深化師德研究，是近年來教師思政的研究熱點。本文擬對中國古代儒家教育思想中關于師德師風的內容進行梳理和研究，與當代教師職業道德規范進行比較，分析二者的承接關系;并深入發掘儒家教育倫理資源，尋找提高師德修養的可行性路徑，為高校教師思政和師德建設提供借鑒。

關鍵詞:師德;儒家;教育思想;傳統文化

“師德”即教師職業道德，是教師在從事教育活動過程中所遵循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觀念、情操和品質。自古以來，“師德”就是衡量教育工作者資格與能力的一項重要標準。高校師德師風建設，是提升教師工作水平的關鍵，也符合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精神。2018年9月召開的全國教育大會，把師德師風作為評價教師隊伍素質的第一標準，要求健全師德師風的長效機制。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談到教師在青少年個人成長關鍵階段中的作用:“引導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尊師重教的時代背景之下，如何深化師德研究，成為近年來教師思政的研究熱點。本文擬對中國古代儒家教育思想中關于師德師風的內容進行梳理和研究，與當代教師職業道德規范進行比較，分析二者的承接關系;并深入發掘儒家教育倫理資源，尋找提高師德修養的可行性路徑，為高校教師思政和師德建設提供借鑒。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有尊師重教、崇智尚學的傳統，先后涌現了多位思想家、教育家，他們或從自身的教學活動感受出發，或對前代教育理論進行總結，在不斷的探索中創新，逐漸形成了中國傳統師德思想體系。《荀子•大略》中云:“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1］荀子認為，對教師是否尊重，不僅反映了個人的文化素養和道德修養，而且是國家振興與否的衡量標尺之一，國家振興，必尊師重教，相反，國運衰微，則輕慢師者。所以，尊師重教事關社會風氣的形成。荀子之所以將社會對教師的態度與國家興衰聯系在一起，正是因為意識到了教師在社會中擔當的重要責任。因為教師不僅能夠傳播知識，還起到教化和榜樣的作用。重視教育，不僅能提高人的知識、道德水平，而且會促進科技發展、物質豐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一系列良性發展。所以“貴師重傅”則“國將興”，而“賤師輕傅”則導致“國將衰”，荀子將尊師重教提高到國之興衰的高度，也間接說明了教師職業的重要性。不獨儒家，我國其他先哲也很早就意識到了求學和教育的重要性。《呂氏春秋•尊師》云:“義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學。”［2］成身即修身，通過自我反省，使身心趨向完善境界。修身養德，勤學的功效最為顯著;利于人民，教育的作用最重要;教育利人，勤學利己，古人將教育與社會發展的長遠利益結合起來，突出了學識與德性修養之間的關系。而樹人立德的關鍵，還在于“師”。西漢學者揚雄《法言》中云:“師者，人之模范也，無德者無以為師。”說出了人的成長中良師的重要性，教師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孩子今后的德行、性情、素質的養成，因此，教師應該努力成為楷模與表率。

一、修身:人生之“樂”的思考

教師擔負著傳承文化、知識傳授、指引學生成長等多重責任，因此，必須首先提高自身的修養，做到謹言慎行，不為物欲所迷、壓力所迫，保持初心，牢記育人使命。什么是人生的快樂境界?早在先秦時期，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先賢就曾對幸福作了大量論述。老子認為，“知足之足，常足矣”［3］，淡泊名利、順性無為是幸福的最高境界。莊子認為幸福與享樂無關，在于心靈的頓悟與超越，“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合者，謂之天樂”［4］。墨子認為，實現幸福的根本途徑是“兼愛”，也就是愛人如己的境界，“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5］墨子從“利”的角度去思考“給予”和愛，“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關愛他人與維護自己的利益并不沖突，愛別人并沒有把自己排除在外，既有很強的哲理性，也有勸人向善的教育意義，實質是反對自私自利，發人深思。儒家則將個人快樂與他人幸福、社會進步結合起來考量。《大學》中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6］2說出了成就大業和個人道德修養的內在聯系，“修身”是理想實現的前提，而“修己”的目的不是為了小己、小我等個人私利，而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將個人發展放在平治天下這樣一個宏闊的視野中去衡量，這樣的理念承習和發展至今，顯現出新的時代意義和生命力。孔子從人生幸福的角度提出了“孔門三樂”:讀書之樂、交友之樂和君子之樂。《論語•學而》篇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概括了孔子對自我修養、學習要求以及社會人際交往的法則。在孔子看來，治學的最高境界是“樂”，他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學習有三層境界:知、好、樂。讀書以求知、以享受過程為最高境界，因此孔子會對安貧樂道的顏回嘖嘖稱贊:“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簞食、瓢飲、陋巷，生活極其清貧簡單，顏回卻能夠自得其樂，泰然處之，顯然，只要能夠讀書、謀道、治學，顏回就已經很滿足，而不在于吃穿住用等物質的享受。通過對顏回的稱贊，可見孔子稟承的治學態度和人生追求。人生第二樂是在交友方面，與同道好友常相來往，彼此互助;人生第三樂是君子之樂:立身處世不計較他人態度，即使受到冷落和漠視，也不心生怨恨。由此可見，內心的愉悅不是建立在對物質的享受追求上，也非源于外界的肯定，而在于自我修持。這是孔子對門人弟子的要求，更為后世為師者的自我修養樹立了標準。《孟子》一書中也提到了“君子三樂”，與孔門三樂有所不同:“父母俱在，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孟子的三樂包含了從家庭到個體再到社會的三方面要求:家庭平安而無憂;與人交往能夠做到心胸坦蕩、問心無愧;把自己掌握的知識毫無保留地分享給他人，得以實現自我價值，是人生的三大快樂。孟子的“三樂”注重親情維護、道德自律和對社會的回饋，組成了一個立體的人生幸福架構。從中我們也看到孟子對于為人師的熱愛，把教師這種職業當作是人生一大樂事。由儒家兩位先賢所提出的“人生三樂”可以看出，相比較物質財富而言，精神快樂更是幸福所必需的。因此，儒家更注重心靈、智慧的富足，以責任擔當為快樂，以堅守志向為幸福。孟子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時，能做到有所節制不揮霍;生計艱辛，也不能見利忘義、因外在的壓力而改變自己的意志和主見。在中央黨校建校八十周年慶祝大會暨當年的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曾引用孟子的“大丈夫”論段，要求領導干部面臨誘惑、急難險重之時，反思心中的“道義之錨”在哪里。對人民教師而言同樣適用，教師在任何時候也都需要穩住內心的“道義之錨”，處逆境不怨，處順境不驕，面對不同人生境遇時，都能堅持道德原則。可見，儒家的快樂觀、重視理性與道德的作用，這對教師提高個人修養、樹立正確的幸福觀、完善道德品質，有重要作用。

二、立德:素位而行、反求諸己

自從立志成為教師開始，就決定了要恪守比常人更嚴格的道德要求。教師的使命感和崇高感，會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在精神層面和價值觀念上，建立起存在的意義，產生不斷完善自身的力量。正如《論語》中所說:“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道德仁藝，可以說是孔子一生教育、治學思想的概括，也是他立人立己的標準。“志于道”即立志高遠，是個人希望達到的境界，“據于德”即遵循內心的守則，為人處事要符合道德的要求，不逾越道德的界線。“仁”即愛人，內心修養需要通過待人處事的方式和態度來反映，也就是對人對物有愛心，能夠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除了處理好人際關系之外，還要培養自己的藝術素養，即游于藝，豐富自己的知識學問和內在修養，這四點要均衡發展。《中庸》有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6］23“素”的本義是沒有染色的生絲，指事物本初的樣子，君子做事，立足當下，不論身處何種境遇，富貴、貧窮或經受磨難，都踏踏實實，努力做好分內的事。這在充滿壓力、容易浮躁的當下，尤為可貴，有積極的借鑒意義。因為教師這個職業，是需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的。如何在誘惑眾多的社會中教書育人，首先得安頓好自己的本心。既不羨慕職位以外的富貴，也能在困頓中保守底線，不論是身處順境還是逆境，都能安然自得。所以，“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更深一層的含義，正如《大學》中所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志向堅定才能夠鎮靜不躁，進而心安理得、思慮周詳，才能夠有所收獲。一名教師能夠承擔起自己的職責，安守住職業的本分，盡心而為，盡力去做，在平凡之中體現出擔當和使命。教師不僅直接面對學生，而且還要面臨著同事之間的競爭和利益分配的矛盾。教師職業的發展也不會是一帆風順的，都會面臨困難挫折和失敗。如何對待競爭和失敗?儒家給予人們的建議值得深思。《禮記•射義》和《孟子•公孫丑上》中都曾經以“射禮”比“仁”。“射”是儒家六藝之一，即禮、樂、射、御、書、數。射箭用于戰斗，也可以作為比賽。古代的鄉射禮即古代的射箭比賽，被稱作是立德正己之禮，它蘊涵的人文精神非常豐富。《禮記•射義》有云:“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7］要想在比賽中取勝，首先要“正己”，射手在審視射箭姿勢、集中注意力的同時，審視自己的德行是否正直，儒家的禮儀教育強調內、外的統一，形體要求與道德要求融合在一起。職業生涯中的競爭是難以避免的，關鍵是以何種態度對待競爭?鄉射禮提醒射手，要尊重對手，彼此在人格上互相尊重，彼此謙讓。孔子說:“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君子是不會與人作無謂的爭斗的，如果一定要與人一爭高下的話，也就是射箭比賽，互相謙讓著上場，比完了一起飲酒。這種競爭才是君子之爭，是君子對待競爭的正確態度。現代職場中的競爭，教師之間專業能力的比較，亦可以從中得到啟示，以敬為前提。既然是比賽，就一定會有輸贏，鄉射禮要求選手正確對待失敗，要做到“發而不中，反求諸己”。成敗的關鍵，在于能否調整好自己的心志和狀態，輸了不怨天尤人，而是反躬自省，從主觀方面找原因。為人立身處世就有如射箭一般，在競爭中失敗或者人際關系處理得欠佳，都要自我反省，尋找自身不足之處，加以改正，而不是遷怒他人。南宋朱熹講學白鹿洞書院時所制定的《白鹿洞學規》也講到“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儒家思想中這些寶貴的資源，對需要正己立身、率先垂范的教師職業，有巨大的指引作用。

三、敬業與樂業:教師職業道德

晚清著名思想家梁啟超先生在一次演講中，提出了“敬業與樂業”的生活與職業原則(《飲冰室合集》)，這兩個概念是梁先生從《禮記》“敬業樂群”和《老子》“安其居，樂其業”中提煉出來的。敬業，即對學業或事業的責任心，忠于自己的職業，“將全副精力集中”于此，專心致志，心無旁騖;樂業，即以樂觀的心態面對職業的辛苦，隨著事業的發展變化領略到快樂和趣味，得到更大的價值感。孔子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正是把治學本身當作快樂的范本。樂教善教，還應講究教法，這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職業技能要求。良好的專業素質是現代教師最核心的素養之一，作為專業教師，態度、知識、能力缺一不可。沒有精湛的專業知識、高超的教學能力、開放的胸懷、寬廣的視野和樂學善學的虛心態度，就無法獲得學生的認可和尊重，甚至教學任務乃至教育的使命都無法完成。孔子有教無類、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知過而改、循循善誘、不恥下問、因材施教等有關教師職業道德方面的著名言論，至今閃爍著不朽的光芒，照亮為師者完善教法、提高職業能力的道路，也被學者多次闡發和論述。荀子也曾講到為師的四個條件:“師數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著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荀子•致士》)樹立尊嚴和威信，是為師者的首要條件;第二，需要有豐富的閱歷和崇高的信仰;三是講授課程的能力，能夠根據教材的內在邏輯，循序漸進;四是具備專業研究能力，而不僅僅局限于記問之學。只有具備了上述四方面能力者方可為師。也就是說為師者不僅要樂教，還要善教，要有科學合理的施教方法和途徑。傳統師德對教學的要求包含了因材施教、啟發誘導、循序漸進等多方面的內容，這些都對當今的師德建設，助益頗多。在高度信息化的當代社會，獲得知識的途徑眾多，學生的知識面某種程度上比教師還要廣博，教師只有不斷地潛心學習，與時俱進，才能與之相適應。所以需要教師在提高業務能力的同時，還要“備學生”，即了解、理解學生，方能更好地勝任這個職業。關于這方面，儒家思想中充滿了思辨的智慧。比如，儒家先賢一貫重視立德，要求教師為人師表，立身垂范，強調教師的自律。《禮記•學記》云:“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學。”尊師重道社會風氣的形成，要靠“師嚴”，即教師嚴于律己，修養德性，德高身正，方能贏得社會的尊重。同時，又承認教師能力與知識面的有限性，如韓愈的《師說》中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學生不一定永遠不如教師，教師也不一定樣樣都比學生賢能，師生的差別在于聞道的先后，學問和技藝各有所長。青出于藍、后生可畏是正常的現象和規律，教師無需以“不知”為恥，只要虛心好學，不斷進步和完善自己，就符合為師之道。這段話既表明了師生的關系是相對的，即賢能者為師，又表明了對師者的基本要求:不應因地位或年齡差別，就放棄學習和提高自身。總之，儒家思想中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智慧和道德修養準則，可以幫助和指導當代教師修身、立學、施教、育德，成為一名仁愛誠善、理想信念堅定、道德情操高尚、知識廣博的教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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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楊天宇．禮記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019．

作者:吳思增 單位:華東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