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覺論文范文
時間:2023-03-19 11: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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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文化自覺的含義在整個學術界都是一個非常受重視的話題,經過對眾多文化自覺的含義進行綜合的分析發現,先生對與文化自覺的表述最為具有代表性,經常被大家所引用。甚至有的學著這樣表述,我們所說的文化自覺,其實就是中國著名學者在其晚年時的一個重要的學術思想,即先生主張每個民族都要通過文化自覺對自己的文化以及他人的文化進行重新的審視,從而找到自己民族文化的立足之地,并且最終達到各美其美、天下大同的境界。老先生自己也對文化自覺的含義有理解,那就是文化自覺主要是只在一定的文化中的人要對文化的自知之明。在我國的學術界對文化自覺也有著各種各樣的說法,這主要是在文化多元化、文化碰撞以及文化全球化等諸多條件下,民族文化發生的回應。對于文化自覺來講,其主要有以下兩點性質:(1)具有較為深刻的理論關懷;(2)具有較為強烈的實踐想。從文化自覺的產生來講,其并不是在全球化時代的背景下出現的一種理論,作為一種人類的認識以及實踐,文化自覺是跟隨文化的出現而出現的,并且隨著文化的發展逐步的發展,所以文化自覺是一個歷時性的概念,只不過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顯現出一定的迫切性。大多數人都有這樣一個觀念,那就是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因為西方的文化在全球文化領域中處于一種強勢的位置,并顯露出對其他文化的影響。這種西方強勢的文化狀態表現出了對本土文化的擠壓以及影響,這就導致了在兩種文化發生碰撞以后作為本土文化需要捋順今后的發展方向。并且在這過程中需要用理性的思維來看待這種強勢文化的來襲。
2、作者對文化碰撞有這樣的理解,在不同性質的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所出現的矛盾,這種矛盾根據發生碰撞的兩種文化的不同,其具體的表現為沖擊與反沖擊
有一些文化研究人員總是在強調文化的差異,但是很多的文化差異都是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出現的,如果沒有文化差異的出現,那么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也就失去其意義了,同時也正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間存在著差異,在交流的過程中才會有文化碰撞的出現。一般情況下來說,文化碰撞是以文化交流為基礎的,如果沒有文化的交流就不會出現文化的碰撞。文化碰撞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為顯性的形式,另一種為隱形的形式。可以認為,舉凡文化交流,必定伴隨文化碰撞,只是表現形式各不相同。中西文化的交流與碰撞由來已久,且呈現出一個歷史性的過程。文化自覺的歷時性屬性亦緣于此。就規模而言,明季清初的“西學東漸”可視為中西文化碰撞的序幕,肩負復雜使命、懷有各種目的的耶穌會傳教士成為最早認真研習中國文化的西方人,完成了“中西文化之間第一次實質性的對話”。由于當時的“天朝大國”閉關鎖國,對各種異質文化、外來文化一概拒斥,視西洋為蠻夷之邦,其文化自然難成氣候,所產生的文化碰撞根本談不上擠壓、沖擊。在這場文化交流過程中本土文化擁有絕對的話語權、文化權。
3、“文化是人類的共同財富,世界各民族文化是在相互借鑒、相互補償中得到發展提高的,這是文化發展的規律,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志”
篇2
[論文關鍵詞]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文化;取向
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進行文化意義上的闡釋,乃是創新發展中的審視和梳理。它以實踐要求為根據,人文發展為背景,又以思維轉型為依托,同時也是基于傳統理路的局限以及對克服這種局限的理論邏輯要求。盡管傳統的認識模式有其合理性的方面,但實現超越和轉換則更是文化意義上的理性自覺。
一、實踐要求的理性自覺
學者劉大椿在《當代我國哲學教育的錯位》一文中提出了“知識大全的幻象”,用這樣的話語描述了當代哲學教育存在著刻板性和獨斷性,“即視哲學教育為最高層次的知識教育,哲學教師為無所不曉的萬事通。”從現實來看,這種反思性的內容,不僅僅是哲學教育的反映,更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現實寫照,造成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主要是我國高等教育大體遵循著應試教育的規則,以“傳授知識”為價值取向,教育活動追求以知識為本的模式,而這種模式運作反映的是學生獲取知識的狀況(不完全性反映),它迫使學生對其所學知識進行復習、鞏固、澄清和綜合,而教師則是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使教育內容表達趨于經驗科學化的傾向,即關于所認識對象的范圍判斷,存在可靠性、真理性和客觀普遍性及其確證、價值等知識問題,通過對知識分析追求內容及其表達的嚴謹性和明晰陛,從而為命題即知識提供可由經驗證實或證偽的邏輯框架。這樣只能導致:第一,教師對思想政治理論內容的把握是抽象的、思辨的,并試圖在知識闡述中抽象出普遍規律和程式,追求其絕對本質、絕對來源和絕對標準,從而致力于探究知識、真理絕對可靠性、普遍性和明證性的方法和途徑。而不是把其放置在社會生活實踐存在境域去考察它的具體的豐富的人文歷史意義和標準;第二,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的把握是直觀的、機械的,總是在某一端尋找一個最終的根源和答案。顯然,這種把握方式不能傳達出思想政治理論的深層的歷史感、強烈的現實感和豐富的人文感。這就造成了自身改革的兩大實踐困境:一是由應試教育到素質教育的轉型,并沒有從根本上撼動教育的價值取向,而是陷入了“知識循環”移動的怪圈,即創新和改革變成了知識體系的重新劃割,造成有限突破和實效難成的問題;二是泛科學理性實證,往往使思想政治理論教育限于工具理性的追尋中,結果使自己寓于機械式服務的狹窄功能之中,最終將消解其知識圖景中的人文價值意義與根基,導致改革不但不具有實在意義,反而同人和人文精神相對立的問題。
對實踐困境的消解和超越,一是要有對自我理解的自覺;二是以理念為背景的轉向的自覺。以“人文價值”的文化理性來表達對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根本性理解,首先是因為這種視角凸顯了當代人類理念的內涵,即凸顯了把思想政治理論教育觀視為關于人類社會存在的自我意識理論的文化觀內涵。以“人文價值”的理念為背景,我們可以看到文化轉向所凸顯的思想政治理論教育自我理解的雙重自覺:一方面,它是一種“拒斥”傳統工具主義教育觀的自覺,也就是以“文化轉向”為標志,討伐任何試圖借助科學理性對他者的征服過程,反對用“實用的技術旨趣”的“超歷史”的觀念去構建思想體系的理論自覺;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確立以人的“生存”發展為出發點的教育觀自覺,即把教育活動“定位”為關于人的社會歷史性存在的文化意義理論的自覺。在當代社會,科技進步與全球問題、物質豐富與“人的物化”等深刻矛盾,都合乎邏輯地提醒我們以“人文價值”和生命意義的考量來實現對人類自身的關切,由此而構成的以“生存和發展”為主題的時念,也必將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主題性轉換的落腳點,進而實現對人類、對社會更深層的關切。
二、理論發展的理性自覺
近代科學的發展,不僅高揚了知識和技術的作用,也帶來了工業文明。人類借助科學知識和技術工具不斷擴大著控制與征服自然的范圍,自身的力量也得到了迅速膨脹,由此產生了知識盲目樂觀和技術絕對崇拜,人類陶醉在至上性和英雄主義情愫中不能自拔,反映在近論上則有弗蘭西斯·培根的著名口號“知識就是力量”,以及肇始于孔德的實證主義等用科學消解意義,用實證瓦解理念。當然科學本身也是文化事象,但科學不能涵代文化,在人類確信科學技術、工業化發展是解決問題的萬能鑰匙的盲目之中,理論思維就發生了主客二分的對象性思維模式轉換,把世界的存在物歸為兩類:“思維的東西和具有廣延的東西,進而把自我設立為主體,而把世界上一切具有廣延的東西設定為自我的對象即客體。在主體與客體之間,主體是主宰,人作為主體在自己的對象中印正自己的存在,在對客體的征服中體現自己的能力,并按照自己的意圖來實現自己作為人的本質”。從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來看,主客二元論模式極度夸張主體的活動能力和決定性作用,強調個人獨立于他人的重要性,主體對客體的“控制”和“占有”,而他人作為自我活動決定的對象,則“合乎邏輯”地遭到統治和貶低,其結果無疑會走向人我之間的相互排斥,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緊張。
由科學主義、技術主義、工具主義、實證主義到思維方式的主客二極走向,都作為文化內容直接地表現為當代教育所遭遇到的尷尬,形成了思想政治理論教育不可回避的悖論性文化現象:一是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工業文化道路,即按科學主義、技術主義等支配下的工業文明設計了統一流程式教育過程,統一學制、統一課程、統一標準的規模化“生產”,規格化知識結構、標準化目標預設、集約化群體培育,僵硬化教學活動和單一化人才模式,而人的差異性、豐富性、多樣性文化內求難以達成,其文化特質不能彰顯;二是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受西方主客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嚴重影響,形成了一種主客對立式的簡單化思維方式。如對教學的認識上,或立足于教,或立足于學;對師生的關系上,是主體——客體的對應關系;對課堂活動的安排上,是單向式純知識的輸出,或純知識的接受。甚至就連本來完整意義上的人,也被二元分割為生理和心理、理性和感性、認識和情感等。這種極端僵化的思維模式反映在現實教學模式中,使我們不自覺地走人了誤區:一個明顯的誤區是在教學實踐中強調教師單主體論;另一明顯的誤區是學生單主體論;再一個誤區是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均表現為受動的客體(教師是社會的客體,學生是教師的客體)。受制于此,必是難以實現其應有的歷史豐富性、現實生動性和理論深刻性的文化特質。
當然,傳統文化模式的局限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超越自我的最大障礙,因此,瓦解傳統文化模式局限的鎖絆,在“文化”意義上弱化科學主義、技術主義、工具主義和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不僅僅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實踐需要,更是人文社會科學在發展的客觀上要求對其存在的價值、合理性及其思維方式所做的理論追問。淡化一種文化模式的影響,在理性上必須實現兩個自覺:一是對文化判斷和反思的自覺,形成批判的文化模式;二是對新的一種文化重構的自覺。
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早就開始了對科學主義、技術主義和工業文明一方面帶來了物質生活的豐裕、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消解人文價值理念造成全球性危機等悖論性文化樣式的警覺和討伐,許多學者建立起了對超越性文化理性的內在追求和對理想的精神世界與生活的執著尋求,這一耘的趨向是超越顧此失彼式獨斷,“走向生活、實踐、交往、歷史、文化與價值等人的存在境域中生成的“理解”。
因此,在理論自覺基礎上,現代主義二元對立式理論思維模式必然會受到無情的批判。以人的主體性(主客對立)思維方式為特征的實踐,已開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主體問性即“主體一主體”模式隨著人們實踐的深入和理論的伸展由此而衍生出來,主體間性意味著交往共同體中的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主體存在。由此,人與它者(自然、社會、他人)等關系的文化價值觀念發生了某種深層的革命,開始向復合統一式發展,以復合統一式即“主體一主體”思維模式為文化前提的理解范式,在現實層面上,應實現對轉型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活動范式進行理性的設計與重構,即建構民主的、雙向活動的理想模式,在某種意義上,這不僅是人類理性思維的變革,更是社會文化轉向在教育中的折射。
三、人文擔當的理性自覺
從“文化”的詞源學歷史考證來看,對“文化”一詞的確定是極其艱難的,這是一個定義最多、觀點最難一致的問題,在古代西方英語中“文化”一詞cul—ture源于拉丁語cuhura,這個意思是耕作土地、載培莊稼、飼養家畜等。而中文“文化”則被表達為文治和教化。這時“文化”一詞的涵量還很窄。“文化”獲得豐富的內涵,是它成為顯性問題被人關注之后。19世紀中葉以來,隨著學科分類,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的興起,文化概念才成為人們研究的關注點,學者們從功能、結構、特征、心理、歷史等不同的角度給文化下定義,使其一直不能有一個統一的定論,但現有教科書中卻常從廣義文化和狹義文化來確定,廣義文化一般是指人類通過實踐活動所創造的一切財富,包括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狹義文化則指精神領域,是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包括哲學、文學、藝術、教育、風俗、宗教等觀念形態的東西。因此,為了能夠把握文化概念的確切意義,需要從一定的思維視域對文化進行梳理,或是從哲學、社會學、人類學,或是從政治學、經濟學、文學等學科方向去探究,惟此,我們才能獲得領域明晰,范疇準確的研究。本文就是在這個前提下,把文化放置在哲學的解釋力范圍中,因為,哲學乃是一切學科的方法論和思維基礎,惟有從哲學的角度研究文化,才能把握其更深刻的內涵。
篇3
關鍵詞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傳統文化 文化自覺 普適性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z.2015.07.061
The Theory of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ZHOU Yun
(Department of Marxism Education,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anghai 201418)
Abstract Fei Xiaotong initially propose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alled on the community to reflect on their own culture. Kim Yu Wujin perfected this theory that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ulture aimed fully to reflect the core values. But what is the core valu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mad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can be said, the result is reflection. Therefor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does not just put forward, but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especially through the consciousnes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methodology, from highly theoretical refining summed up.
Key words socialist core values;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universality
1 文化自覺:反思、價值、提煉
1.1 文化自覺的第一要義是反思
先生曾提出21世紀人類將面臨一個基本問題,即“各種不同文化的人,也就是懷著不同價值觀念的人,怎樣能在這個經濟上越來越息息相關的世界上和平共處?人類在21世紀怎樣才能和平地一起住在這個小小的地球上?為此我們在精神文化領域里需要建立起一套促進相互理解、寬容和共存的教育體系,我稱這個體系為跨文化交流。”①這個問題的核心是“和平共處”,潛在的問題是“我們的文化向何處去”。中華民族一百年來都在尋找出路,從當年民族存亡的出路,到今天民族振興的出路,歸根結底還是文化生命的出路。為此,費老開出的藥方就是“跨文化交流”,即力主世界各族人民應該處于各種文化和諧共生的共同體中,各文化在不斷交流中獲得新生。
這就引申出一點,要進行跨文化交流,首先必須認清自己的文化。如果對本民族的文化都模棱兩可,那么交流只能是紙上談兵。這里所謂的“認清”,用費老的話說,就是“文化自覺”。
費老說:“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②這就是說,要認識自己的文化,并在此基礎上理解所接觸的其它文化,然后在多元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他認為,人不應該只滿足于以自發的方式處于一種文化(如中國文化)中,而應該自覺地對她進行反思,對其積極方面進行維護與彰顯,對她的消極方面則要清楚甄別加以拋棄。
所以講,“文化自覺”的第一要義就是“反思”。費老在很多場合都強調的“反思”,其實是一系列的追問,即文化的內容是什么,怎么去分析它,如何去理解它,對我們的生活起了什么作用,我們生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文化本身是怎么變動的,為什么變動,動到哪兒去了等等問題。這就是對習以為常的傳統進行一個全面徹底的剖析,從而獲得一種“自知之明”。
這種自知之明是文化交流的前提,可以讓我們在文化大碰撞的時代不至于妄自尊大,也可避免妄自菲薄,當然也能懂得復歸守舊與全盤西化的錯誤,明白只有在傳統的基礎上走出自己的道路才是正確的方向。
1.2 文化自覺的核心對象是價值觀念
如果說費老“文化自覺”中的文化是泛指的中國文化,那么俞吾金先生則對“文化自覺”中文化的外延進行了有效的限定。
俞先生通過分析哲學的方法發現,“文化自覺”應該以“文化自身”為反思的對象。因為更高意義上的“文化自覺”具有“元批判”(meta-criticism)的含義,學者應該“自覺地反思并清醒地意識到文化自身的有限性及其適用范圍,拒絕對文化概念進行無界限的濫用。”③對概念外延的限制有很重要的意義,俞先生重點指出中國近代史上兩次“科學技術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革命”的思想循環,警示了我們泛文化的討論并非是歷史的進步,很多實際問題無法通過“軟綿綿”的文化來解決。相反,無意義的討論還有可能使我們誤入歧途。
那么,關于“文化自覺”之對象該如何確定呢?俞吾金先生歸結為“價值觀念”,他說:“我們應該嚴肅地拒絕對文化概念的濫用,自覺地把對文化的理解限定在狹義文化概念的范圍內,即把文化理解為觀念形態的東西,而其核心則是價值觀念。”④文化的概念不應該過于寬泛,將它限定在思想觀念領域中或許對我們的幫助更有價值。就是說,政治的問題歸于政治解決,不要寄希望于政治文化。同理可得,科學、軍事、藝術、宗教等等領域都要與思想觀念劃定界限。質言之,我們應該豐富“文化”的內涵,但必須縮小“文化”的外延,這樣我們所進行的“文化自覺”將更有針對性。
1.3 文化自覺的對象需要高度提煉
費老的文化自覺聚焦的是文化反思,其貢獻在于方法論的確立。俞吾金先生對文化自覺之對象的限定,則是對文化自覺之內涵的明晰,是對文化自覺有效性的進一步深化。
費、俞兩位先生為我們在文化自覺這條路上開拓了一個方向。沿著個方向,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對中國文化的價值觀念進行具體化的努力。也就是說,我們對傳統價值觀念所做的反思應該要有一個明確的結果,需要高度的提煉。
中國文化的傳統價值觀念大體可概括為個人、社會、國家三個層面,這就是《中庸》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的價值原則極為豐富,關于個人的價值有諸如“禮義廉恥”、“孝悌仁愛”等原則,關于社會交往的有“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關于家國天下的有“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原則。傳統價值的內容很多,有些具有永恒性,比如民本思想、家國觀念;但有些也具有歷史局限性,比如愚忠愚孝,是需要揚棄的。
其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三組十二個范疇正是從個人、社會、國家三個層面,系統地總結了傳統價值中最核心的內容,更是對傳統價值觀念的有效揚棄。可以說,十二個范疇是對豐富的傳統價值觀的高度提煉。由于它是工具價值與內在價值的統一,所以它是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價值原則。職是之故,我們可以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對傳統文化中優秀的思想價值的高度提煉,它其實就是文化反思的重要結果。
2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文化自覺的結果
2.1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接續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化的重要理論成果。我們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必須結合好與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傳統文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切不能輕視。陳衛平教授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民族傳統文化不是斷裂的,而是接續的。也就是說,總結和繼承傳統文化原本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之義。如果丟掉了對于傳統文化的總結和繼承,所謂的‘中國特色’是無法成立的。”⑤所以說,要正確理解中國化的理論本質,就是要注重接著講與接著中國傳統講。簡言之,就是要使傳統的智慧開出現代的新生。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兩個“接著講”的統一。接著講,意味著核心價值觀必須從實際出發,適合現實國情;接著中國傳統講,意味著核心價值觀必須是對傳統價值的總結與提煉。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其實就是大同理想、民本思想、和合思想的高度提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從心所欲不逾矩、有教無類、天下為公、以道觀之物無貴賤等原則中都可以找到線索;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個人道德,在極端注重倫理傳統、個人修養的儒家思想中更俯拾皆是。
馬克思講:“一個成人不能再變成兒童,否則就變得稚氣了。但是,兒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嗎?他自己不該努力地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自己的真實再現出來嗎?”人類文明的童年有他自己的智慧(如原初的仁義道德),而這種智慧應該要在“更高的階梯”(社會主義文明形態)上再現與復活。所以說,傳統價值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關系可說是源與流、本與末的關系。
2.2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文化自覺下的普適價值
按照費老的理論,除了對自身文化有深入認識外,更要適應、學習當下世界中的多元文化,然后“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與各種文化能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守則。”⑥就是說,反思自身文化還不是文化自覺的終點,文化自覺的目的是要在多元文化環境中提出“共處守則”,其實就是各文化都能認同的“普適價值”。
費老并不贊同文明沖突的必然性,他認為“共處守則”或者共同體是可以存在的。這體現在他的那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名言中。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其實就具有高度普適性。西方人從未放棄尋找普世價值,中國的古代先賢也沒有放棄過普世價值,但是中西古今的“普世”歧義重大。然而有些基本的普遍適用的價值也是存在的。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從萬里雪飄的冰封北國,到風光旖旎的熱帶雨林,從3.2萬公里長的海岸線到8800多米高的珠穆朗瑪峰,廣袤的中國大地上生活著56個民族,所有這些民族能最終組成“多元一體”的大整體。費老認為,這就是普適價值起的作用。
其實“多元一體”中的“一體”,不僅是地域性的一體,而是價值上的一致。傳統中國的普適價值是儒家價值,但她有時代局限性。費老告訴我們,對待傳統文化應該要“溫故知新”。這個從傳統價值中生長出的“新”,我們現在就可以歸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以一國看天下,其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也是適用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原則哪一個國家都不能或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原則任何社會都必不可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原則是每個人的立身之本。雖說這組價值觀以“社會主義”為限定詞,是中國傳統價值的提煉,但不難發現,普適性的價值是可以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中達成共識的。或者說,核心價值的提煉不僅僅為了造福本國,如果的確具有普適性,那么其實也可惠及其他文化主體,這可說是中華文化為世界文化的繁榮做出了貢獻;也是以文化自覺為方法論的,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深入理解。
注釋
①⑥.文化自覺與反省[A].中國文化的重建[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185-194.
② .反思?對話?文化自覺[A].文化與文化自覺[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195-200.
篇4
關鍵詞:財務管理目標;籌資決策;稅收籌劃
財務管理是現代企業管理系統中的價值管理系統的子系統,它通過企業投資、籌資活動的財務決策和資產、成本費用、收益分配的管理,以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管理目標。稅收的征收無疑增加了企業負擔,減少了企業的既得利益,因此,企業通過合法的途徑進行稅收籌劃,以期達到整體稅后利潤最大化,已成為企業財務管理的出發點。
籌資管理是財務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一個企業來講,企業經營所需的資金,無論從何種渠道取得,都存在一定的資金成本,而企業籌資的目標是在滿足自身資金需要的基礎上,通過選擇適當的渠道、方式,取得資金,以實現最低資金成本和財務風險最低的最佳資本結構。由于不同的籌資渠道稅收規定不相同,其稅后資金成本和風險也不一樣,因此有必要對籌資決策中的稅收籌劃進行研究。
1籌資決策中稅收籌劃應服從于企業財務管理目標——企業價值最大化
稅收籌劃一般是通過降低稅收成本和延遲納稅兩種基本方法來實現稅收支出的節約,取得“節稅”的收益,而選擇低稅負的納稅方案又包括稅收負擔的規進和稅收負擔由高向低的轉換。因此,企業籌劃獲取節稅利益的途徑主要有企業稅收負擔的規避、企業稅收負擔從高向低的轉換和企業納稅期的滯延等三種。
應認識到,作為財務管理子系統,稅收籌劃必須是圍繞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實現股東財富最大化而進行的節稅活動。在籌劃稅收方案時,不可單純的追求稅負絕對額的降低而忽視因該方案導致的其他相關成本和收入變動與財務風險變化,必須考慮籌劃方案能否給企業帶來的總收益的相對增長。一般來說,稅收籌劃方案實施將使企業獲得額外稅收利益,但同時將由此產生額外費用,只有當稅收籌劃方案導致的稅收利益增長大于相關成本增長,產生相對收益增長且財務風險變動應在可接受的范圍內時,稅收籌劃方案才是可接受的合理方案,否則應被拒絕。
資本結構是指企業資金結構,主要指債務資金與權益資金的構成比例關系。不同的籌資方式會使企業承擔不同的稅負水平,按照稅法規定,負債的利息記入財務費用能抵扣應稅所得額,從而相應減少應納所得稅額,產生了節稅效應。由于負債的財務杠桿效應,將導致正負效應兩種情況的存在:如果息稅前資產收益率大于負債成本率時,負債比率越高,其節稅效果越明顯,將提高企業權益資本收益率。然而,負債利息必須固定支付的特點又導致了債務籌資可能產生的負作用。隨著負債比率的提高,企業的財務風險和融資成本會加大。當負債的成本超過了息稅前的投資收益時,將降低企業權益資本收益率,在這種情況下,負債籌資反而達不到節稅的目的。
由此可見,資本結構特別是負債比率的合理與否,不僅制約著企業的風險、成本的大小,而且影響著企業納稅的負擔以及企業權益資本稅后收益的實現水平。合理的籌資結構可以降低資金成本,給企業所有者帶來財務杠桿利益,獲得更大的稅后權益資本收益率。在籌資中,由于稅收條件的既定,資本結構成為影響企業稅負的關鍵因素。因此,在企業籌資決策中應從稅后成本這一角度來考慮企業的資本結構。充分考慮資本風險、籌資成本,利用負債籌資實現節稅目標時必須建立在追求最佳資本結構基礎上,正確把握和處理負債籌資的度。企業在進行稅收籌劃時,要用全局的觀點分析謀求,企業總體稅負降低——稅收籌劃的根本出發點要和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財務目標相一致。
2合理調整籌資結構,以實現節稅與所有者總體收益最大化的雙重目標
從稅收籌劃的角度分析,企業籌資方式分為負債籌資(包括向銀行借款、向非金融機構或企業借款、企業內部籌資、發行債券)和權益籌資(包括企業自我積累、發行股票)和其他籌資(如租賃)三種類型。因此,籌資決策中必須從稅收籌劃角度選擇籌資渠道和籌資方法,實現最佳資本結構企業內部籌資(如關聯方之間籌資)和企業之間拆借資金,涉及的人員、機構較多,企業之間的相互拆借在利率和回收期的確定等方面,均有較大的彈性和回旋余地,這就為企業尋求降低融資成本和實現稅收籌劃提供了較為廣闊的運作空間,稅收籌劃效果最好;向金融機構借款,企業可以利用與金融機構的長期業務往來關系,尋求一定規模的稅負減輕,減稅效應較好;自我積累由于資金擁有與使用者融為一體,稅收負擔難以轉嫁與分攤,因而往往難以實現稅收籌劃。
2.1負債籌資分析
一般來說,企業通過負債籌資的減稅效應好,企業應在投資項目預期收益率能穩定實現的前提下,在適當的財務風險控制下,盡可能利用負債籌資,但在實踐中,應注意我國所得稅法對稅收支出影響很大的幾個規定:
(1)借款利息資本化問題。如果為建造、購置固定資產(指竣工結算前)或開發、購置無形資產而發生的借款利息,企業開辦期間的利息支出等,因安排專門借款而發生的輔助費用,屬于在所購建固定資產達到預定可使用狀態前發生的,應當在發生時予以資本化,不得直接從應稅所得中扣除,因此這一部分借款利息沒有減稅效應。企業為避免借款費用過多地計人資產人賬價值,一方面應加強資金的管理,合理安排建設資金,避免浪費開支,從而盡可能加大籌資利息支出計人財務費用的份額,以便直接沖抵當期損益,最終達到節稅的目的。
(2)借款利息稅前扣除額按所得稅法規定,企業在生產經營期間,向金融機構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實際發生數扣除。向非金融機構借款的利息支出,包括納稅人之間相互拆借的利息支出,按照不高于金融機構同類、同期貸款利率計算的數額以內的部分準予扣除,超過部分不得在稅前扣除。因此如果企業之間在資金拆借活動中人為地過分抬高利率,對納稅而言是無效的。
(3)企業內部籌資中應注意,所得稅法規定企業從關聯方取得的借款金額超過其注冊資本50%的,超過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稅前扣除。
2.2租賃籌資分析
(1)租賃作為一種特殊的籌資方式,由于其較強的減稅效果在稅收籌劃中有很大的價值。就出租方而言,出租既可以減少使用與管理機器設備所需追加的投入,又可以獲得租金收入,而租金收入適用于稅負較低的營業稅,這比產品銷售收入所適用的增值稅稅負低。就承租方而言,租賃既可以避免因長期占壓資金而帶來的風險,又可通過租金的支付,抵減應納稅所得額,減輕實際稅負。
(2)在兩種租賃方式中,融資租賃是為了滿足企業融通資金添置資產的需要而開展的租賃業務。企業選擇該種融資方式無需求助于資本市場即可達到融資的目的,且有助于加快企業設備的更新改造和技術進步的步伐,提高企業資產的流動性和收益性。因此它比經營租賃更有節稅、避稅效應。若考慮資金的時間價值和加速折舊,該籌資方式可節約較多的現金流量,對改善企業的經營和理財環境,提高資金的利用效率更為有利。
租賃籌資在同一個企業集團內部各企業獨立核算的情況下有較大的稅收籌劃空間。
2.3商業信用籌資
篇5
一、文化自覺的意義
目前,在社會不斷發展的過程中,人們對文化自覺還沒有相對明確的定義,不同學者有著不同的理解。我國的研究學者普遍認為:所謂的文化自覺就是指在社會生活中,人們對文化知識的內容有著一定的了解,對它的形成過程有著一定的認識。由此可見,文化自覺的內容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人類的社會活動中,具有不同文化的人在對文化進行交流時,不僅要對自身文化有著相應的了解,還應該對他人的文化進行理解,從而進一步明確多種文化之間存在的關系,促使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可以取長補短,共同發展;第二、在當今這個飛速發展的社會中,對文化進行一定的創新和發展,是我國進行文化交流的最主要內容,這也就間接地促使在對文化進行發展時要具有一定的創新精神。
在音樂教育過程中,人們可以通過自覺意識來充分發揮音樂自身所具有的價值,并通過過程中的創新方法,有效促進音樂教育的發展,其中,音樂教育過程中的文化自覺可以從以下幾點體現出來。
(一)在音樂教育過程中,可以通過這種文化自覺性的理論,對學生的民族文化認同感進行培養,同時,還可以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感受到民族文化所存在的美感,進而提高民族文化的相關價值。
(二)音樂教育過程中,還可以有效促進世界文化的發展,使學生在對世界音樂進行學習的過程中,可以具有自身獨特的創新意識,這樣不僅可以促進世界文化的交流和發展,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音樂教育的效果。
(三)可以適當的對學生民族文化的認識程度進行調整,培養學生在對音樂進行學習的過程中,可以相應的對傳統文化進行了解,這樣的做法也就間接的為以后的音樂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文化自覺理論視角下音樂教育的開展
由于20世紀以來,中國在對音樂進行教育時主要就是建立在西方音樂教育體系上,面對世界多元化的發展趨勢,音樂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所承擔的傳承功能顯得更加重要,因此,這就需要音樂教育自身具有一定的自覺意識,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一定程度上對文化進行理解。對文化進行理解可以說是音樂教育的前提。由于早年的我國,無論是知識理論還是技術層面,都受到西方理論的嚴重影響,導致我國人們只對外國知識有了解,對本國知識了解甚微。因此,應該對音樂知識進行一定的理解,只有這樣才能促進音樂教育的進一步發展。
近年來,人們對音樂的界定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問題,因為,對音樂的界定將直接影響到它的發展方向和目標。從當前的音樂發展趨勢來看,音樂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和文化達成了共識,當音樂一旦置身于社會文化中時,就可以對它進行最佳的解釋,把音樂作為一種文化來進行理解可以說是對文化自覺意識的最好詮釋。因此,在對音樂教育進行開展的過程中,首先應該對文化進行一定的理解,只有從文化的角度進行理解,才能夠真正明白文化傳統的相關意義。
(二)在一定程度上進行多元文化教育。音樂教育過程中,對多元文化進行教育,可以說是音樂教育的最有效保障。無論是從文化的角度對音樂進行理解,還是對民族文化進行加強,都只是為了能夠樹立一定的文化意識,但是,這樣是遠遠不夠的,面對當今這個競爭如此激烈的社會,還要注重多元文化音樂教育,只有這樣才能不斷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
當前,音樂多元化已經逐漸發展成了音樂教育的主流思想,學校教學中也相應的增加了各個地區的音樂,這充分體現出了多元化音樂教育的重要性。但是,此過程應該明白,所謂的多元化音樂教育并不僅僅只是對音樂進行學習,還應該在過程中了解各個地區的文化內涵,并將這些文化和自身文化進行比較,從而對自身文化進行提高。因此,音樂教育開展過程中要盡可能的進行多元文化音樂的學習,以便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
(三)在一定程度上對民族音樂進行教育。對民族音樂進行教育,可以說是走向文化自覺的關鍵所在。從1995年開始,人們就開始對音樂教育進行重視,并加強對民族音樂的教育力度,這充分體現了一種對本民族音樂學習的一種自覺意識,但是,雖然對音樂教育進行了系列改革,但還是無法從根本上將西方文化進行擺脫,對民族音樂的教育仍然還是無法跟上時展的腳步。這就要求在對民族文化進行教育的過程中,真正擺脫那種民族文化的附加模式,只需要在教育過程中針對本民族文化進行教育即可,這樣才能從根本上促進學生對民族文化的學習。因此,在對音樂教育工作進行開展的過程中,要從根本上將那種多模式的教學進行摒棄,只單純對本民族文化進行教育,比如:講述新疆音樂時,不能將西方音樂中的視練唱方式進行應用,只能有針對性的對新疆音樂進行教育,只有這樣才能充分體現出民族音樂文化獨有的特點。
篇6
關鍵詞:語言決定論 英語專業 跨文化認知 英語寫作 自主培養
一、引言
在語言研究的歷史上,維柯、康德、博厄斯、洪堡特、魏斯格貝爾都對語言的功能進行了詳細闡述。在此基礎上,薩丕爾在1929年的《語言學作為科學的地位》一文中提出以下假說:語言是一種文化的“符號導引”,通過它可以檢索文化表層的方方面面。語言是通往“社會現實”的向導,“人并不僅僅生活在客觀世界之中,也不僅僅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樣獨自生活在社會活動之中,而更大程度上承受著已經成為社會交際工具的那種語言的支配”(Edward Sapir,1949:162)。這就是語言決定論,即語言決定思維。假說的核心在于探討語言對思維、文化具有決定作用。甘柏茲認為“薩丕爾―沃爾夫假說”的核心概念是:“文化通過語言影響我們的思維方式,特別是影響我們對經驗世界的分類。”(Gumperz & Levinson,1996)徐杰認為“語言地位的變化經歷了從作為思想和經驗的表現工具到語言具有認識世界的功能,最后到語言作為本體的確立。語言具有建構文化的功能,語言繼承和保持著傳統的文化”(2011:61)。語言的決定性地位讓語言學習回歸了語言本位論,語言的使用者應充分認識到語言本位的作用。作為英語專業大學生必須通過各種類型的筆頭考試,比如:專業四級和專業八級。因此在寫作中有必要確立語言本位觀,在自我英語知識能力基礎上,拓寬自己的跨文化認知,有效提高寫作能力。
二、英語寫作與跨文化認知
語言決定論對跨文化交際而言,就是要求跨文化交際者能夠對語言本身的文化基因進行了解與掌握,以便能夠推動文化交流的順利進行。英語專業大學生是跨文化交際者的典型代表,他們不僅用英語思維進行思考,而且用英語語言進行交流與寫作。作為英語專業大學生,需要學會如何認知英語語言的文化蘊涵,進而學會如何使用英語語言,這牽涉到諸多方面能力的提升。聽、說、讀、寫、譯等方面都需要同時提升,其中,多寫、多練才能夠達到學生英語能力整體提升的要求。如何才能提高英語專業大學生自身的寫作能力?自主學習一種不可廢棄的重要途徑。就英語寫作能力而言,學生應該從提升跨文化認知入手,通過英語語言文化的認知,掌握其文化背景,真正體會到寓語言學習于文化之中的意義。這樣做不僅可幫助學生提高自我理解能力,使他們在豐富語言知識的同時,增強自我對語言的掌控與使用,在寫作過程中大大減少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出現的錯誤,并能夠隨心所欲遣詞造句,從而提高寫作與跨文化交際能力。
跨文化認知是一種跨文化意識基礎上的對兩種不同文化的認識、理解與掌握。正如法國最著名的生理學家貝爾納強調指出:“語言是洞察人類心智的最好的窗口。”從一種語言可以窺探到它所屬文化的思維方法、價值系統及倫理觀念。詞匯是語言中最活躍的因素,也是民族文化語言形式折射后的焦點,它們能夠最大限度、最直接、最敏感、最迅速地反映人類社會生活的文化鏡像(邢福義,1990:108)。據此看來,就英語專業大學生而言,將英語語言本身作為重點研究掌握對象,包括提升對諺語、文化負載詞、慣用語和英語新詞的認知,透徹了解英語起源和發展,有助于大學生提高英語寫作水平,達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
三、諺語的認知與引用
英語諺語認知是跨文化交際能力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英語諺語是英語語言中長期積淀的語言精髓與寶藏。諺語是歷史和文化的載體。作為民族文化的高度濃縮,諺語內容覆蓋面極為廣闊,包羅萬象。透過英語諺語這一特殊語言文化層面,我們可以看到英語民族在其社會、文化、心理及哲學思辨等方面所獨具的風采與魅力,堪稱一部高度濃縮的百科全書。學習英語諺語能夠幫助英語學習者加深對英語國家的文化常識及西方國家民族思維和表達方式的理解。因此,英語諺語的學習探究不容忽視。諺語的類別眾多,有與“行動”有關的諺語:“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事實勝于雄辯),與“美麗”有關的諺語:“Virtue is fairer far than beauty.”(美德遠遠勝過美貌),“Beauty lies in the love’s eyes.”(情人眼里出西施);與“朋友”有關的諺語:“A hedge between keeps friendship green.”(君子之交淡于水);與“閱讀”有關的諺語:“By reading we enrich the mind,by conversation we polish it.”(讀書使人充實,交談使人精明);與“理想”有關的諺語:“Great hope make great man.”(偉大的抱負造就偉大的人物);與“逆境”有關的諺語:“Adversity leads to prosperity.”(窮則思變);與“恒心”有關的諺語:“Constant dripping wears away a stone.”(水滴石穿,繩鋸木斷);與“學習”有關的諺語:“A man becomes learned by asking questions.”(不恥下問才能有學問);與“勤奮”有關諺語:“Nothing seek,nothing find.”(沒有追求就沒有收獲);與“自信”有關的諺語:“Confidence in yourself is the first step on the road to success.”(自信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與“團隊”有關的諺語:“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眾人拾柴火焰高);與“誠實”有關的諺語:“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做人誠信為本),等等。
以上習語是在作文中引用比較頻繁的一部分。當然還有更多其他類型的諺語,就不一一呈現。諺語的形式言簡意賅,內容博大精深,在寫作中適當引用能夠為文章增添色彩。在使用這些諺語的同時,需要注意并不是諺語堆砌越多越地道,而是需要精心挑選,并放置于合適的情境下才能產生較好的共鳴與效果,從而加深文章的滲透力與說服力,提升文章的語言水平和層次,達到提高自我寫作的目標。
四、文化負載詞的認知與使用
Leech(1983:23)將詞義分為了概念、意義、風格、情感、折射、搭配和主位意義。這七個意義層次中,詞典中提供的多為概念意義,其他六項都與人們的生活經驗、情感及語言集團的文化特征密切相關,體現為詞語所負載的文化內涵。文化負載詞是指源語詞匯所承載的文化信息在譯語中沒有對應語(包惠南,2004:10)。正如拉鐸所說:“我們把生活經驗變成語言,并給語言加上意思,是受了文化的約束和影響,而各種語言則由于文化的不同而互為區別。有的語義存在于一種語言之中,但在另一種語言中卻不存在。”(Lado,1957:71)
根據奈達(張培基,1980)的分類,文化負載詞可分成五類:l)生態文化;2)語言文化;3)宗教文化;4)物質文化;5)社會文化。文化負載詞在各類型中體現出非常明顯的特征與個性。如:1)與“生態文化”等的文化負載詞:west wind(等同于漢語的“春風”和“東風”)等。2)語言文化負載詞。如:英語中則用chicken- hearted,pigeon-hearted來與“膽小”,而漢語用“膽小如鼠”來形容。英語文化中婚禮的顏色是“白(white)”,喪禮的顏色是“黑(black)”漢語卻用“紅白喜事”表達,“紅”指婚禮,“白”指喪禮。3)宗教文化負載詞。英語文化深受宗教文化的影響,有很多與此相關的文化詞匯:如:Achilles’heel(致命弱點),Pandora’s box(無盡的災難)等。4)與物質文化的負載詞,如:sandwich,the Great Wall,china(瓷器)等。5)社會文化的負載詞:blue- collar(藍領),另外,“dragon”在英語中的含義等同于“魔獸,妖獸”,而其在中國被稱之為“龍”,中華民族自稱是“龍的傳人”,“龍”在漢語中地位非同一般。
在寫作中,文化負載詞的學習和使用要注意避免過于片面地理解和無條件地接受英語國家對某些文化負載詞的詮釋。如:“dog”在英文中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但那不意味著“狗”在漢語里它就沒有地位或者是貶義,那得視情況而定。而且文化負載詞的內涵也可能因時間的推移而發生改變,因為沒有任何詞匯的含義會一成不變。
五、慣用法的認知與使用
每一種民族語言都包含著該民族的傳統文化、風俗習慣及民情特色。因此,一種燦爛的民族文化必然有豐富多彩的習慣用法。英語是當今世界上使用最普遍的語言,慣用法與表達豐富多彩。如:take the chair(當主席),in the trade(內行,行家),take air(傳播,泄露),out of question(沒問題),out of the question(完全不可能)等。英語在發展變化過程中還吸收了眾多的外來語,豐富了自己的語言文化內容。英、漢兩種語言的文化差異所涉及的習慣用法,其范圍可以說是比較廣泛的。有時候客觀上的同一種事物或現象不一定會導致主觀上的認同。中國的“紫竹”,英國人要說“bleak bamboo”,中國人稱“紅眼”,英、美人說“green-eyed”;中國人稱“紅茶”,在英、美人嘴里卻變成“black tea”,等等。在時空概念上,英、美人也有自己傳統的習慣與達方式。中國人說“前后”,英語卻說“backward(s) and forward(s)”。中國人邀請對方先上車、先走時,通常說“您先請”,而英、美人卻習慣說“After you”。以下慣用句子的表達頗有趣味,如:I am dying to see you.(我非常想見到你。);You are always trying to get my coat.(你是想惹我發火。);I can’t burn the candle at both ends forever.(我不能永遠這樣過分地消耗精力。);She turned the table.(她反敗為勝);He is wearing two hats.(他身兼兩職)等。
慣用與達法能夠讓文章看起來非常地道。慣用法比較全面地體現了本族語人們特有的習慣,而且很容易通過慣用表達法看到一個民族的民情風俗,而這正是學生們所應該多體會和學習的文化內容。慣用法的表達可以通過專門的慣用法詞典或者經典小說、散文中去尋找和學習。慣用法的靈活使用與學生個人的閱讀量成正比,也就是說,學生閱讀的英文材料越多,慣用法的表達就掌握得越多、越熟練。但是慣用法只能夠在對語言極其熟練的基礎上才能夠靈活運用,切忌錯用、濫用,以免授人以柄。
六、新詞匯的認知與使用
語言文化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發展變化,特別是近兩個世紀,現代英語詞匯的發展與擴充最為明顯,主要是因為互聯網的發展和高端技術的進步,使得新詞匯的產生于使用日新月異。新詞匯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1)科技新詞:space shuttle(運載火箭),Divine Vessel V(神舟五號),black hole(太空黑洞),soft landing(軟著陸),divert(呼叫轉移),auto answer(自動應答),GPS(全球定位系統),cyber chat(網絡聊天),net shopping(網上購物),hacker(電腦黑客),flesh search(人肉搜索),clone(克隆 ),test-tube baby(試管嬰兒),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Ecommerce(電子商務),等等。2)政治、經濟新詞:Watergate(水門事件),mortgage slave(房奴),anti-dumping(反傾銷)等。3)社會生活新詞:naked wedding(裸婚),sub-health(亞健康),Microblog/tweets(微博),diamond bachelor(鉆石王老五),new-new generation(新新人類),see-through dress(透視裝),等等。
隨著網絡的發展,人們每天可以毫不費勁地獲得全球信息,而這些信息有大部分都是伴隨著一些新詞匯的出現而呈現在我們面前。這些新詞已經深入到了現代人的生活之中,有些時尚詞匯已經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豐富、更有節奏感,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整個世界在新世紀發展變化的印跡。掌握新詞匯,就等于把握住了世界變化的脈搏。適當地多使用一些新詞匯,將會使自己的文章更富有感染力和時代感。
七、結語
薩丕爾的語言決定論昭示了語言本身的魅力與影響。這種影響對于英語專業大學生英語寫作水平的提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寫作中除了一些基本技巧外,最主要的是對語言本身的了解、掌握與使用。大學生除了課堂學習外,還要通過自主學習以提高自我寫作能力,也就是需要加強對語言的跨文化認知,結合諺語、文化負載詞、慣用法、新詞匯的學習與掌握,再輔以自我激勵與鞭策,就能將自己的寫作水平一步步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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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邢福義.文化語言學[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108.
篇7
論文摘要:目前,中國高等教育理論研究對通識教育的功能研究存在著嚴重的偏差,更多地關注通識教育的創新功能,忽略了其文化精神傳承功能,而在人文精神發生集體性危機的中國當下和全球化語境下,通識教育在某種意義上更多的是文化精神的傳承。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精神傳承途徑,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應該把“文化自覺”理念貫注到每個大學生心中,促進對全球化時代中國文化主體性的理論思考和實踐關懷,鑄就主體精神的文化自覺,這是當前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的靈魂。
目前,中國高等教育理論研究對通識教育的功能研究存在著嚴重的偏差,更多地關注通識教育的創新功能,忽略了其文化精神傳承功能,而在人文精神發生集體性危機的中國當下和全球化語境下,通識教育在某種意義上更多的是文化精神的傳承,因為“只有在文化深厚的土壤里,天才才有可能爆發”(甘陽語)。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精神傳承途徑,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應該把“文化自覺”理念貫注在每個大學生心中,促進其對全球化時代中國文化主體性的理論思考和實踐關懷,鑄就主體精神的文化自覺,這應是當前通識教育巫待解決的問題,也是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的靈魂。
一、戲劇藝術與文化傳播
戲劇藝術是一種文化。“文化”大概是人類最難界定的概念之一,美國人類學家克羅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一個概念定義的考評》(1952年)一書中,共收集了1“條文化的定義。英國人類學家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神話、哲學、宗教、語言、藝術和習俗發展之研究》一文中給“文化”下了一個至今學術界還認定為權威的定義,即“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講,是一復合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人所習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習慣”。英國文化研究者威廉斯則細化和拓展了泰勒的觀點,他說,“文化”一詞是英語語言中最復雜的兩三個詞之一,文化的當代意義大致有三個方面:(1)作為藝術及藝術活動的文化;(2)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符號的文化;(3)作為一種發展過程的文化。m<_,無疑,藝術及藝術活動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角度看,“文化”是被用來闡釋藝術及藝術活動的。作為藝術的一種樣式,戲劇藝術當然是一種文化,但其表現形態卻有著自身特質,即戲劇是由演員直接面對觀眾進行表演的一種藝術和文化。
戲劇藝術是一個民族文化和社會文化身份的代言。“對藝術史家來說,他們深深地意識到藝術始終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或現象,一個其所處時代的符號,一個歷史、社會、文化或個體成長、身份、變革或轉化的標志。公正地說,甚至在藝術發展最具形式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時刻,這種觀念在藝術史學科也曾是一個既定的觀念”,我們知道,世界戲劇有兩大基本系統,即以中國傳統戲曲為代表的東方戲劇藝術和以歐洲話劇為代表的西方戲劇藝術,其中,梅蘭芳和莎士比亞的戲劇藝術無疑是這兩個系統中最突出的代表。從梅蘭芳的戲劇藝術我們可以品味到美情統一、虛實相生、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精神文化的妙處,從莎士比亞的戲劇藝術我們可以感悟到充斥著博愛、罪責和懺悔之情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深邃底蘊。把握兩者的差異,追尋兩者形成的精神質素,從而更深人、更真切地展現文化內涵的差異,這是歷史學家所無法提供的鮮活的文化標本。
戲劇藝術是在文化傳播中生成、發展和完善。“文化由外層和內隱的行為模式構成;這種行為模式通過象征符號而獲致和傳遞;文化代表了人類群體的顯著成就,包括它們在人造器物中的體現;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傳統的(即歷史地獲得和選擇的)觀念,尤其是它們所帶的價值。文化體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行為的產物,另一方面則是進一步的行為的決定因素”。這一定義從動態和過程的角度,確定了文化與傳播之間的關系。文化是傳播的文化,傳播是文化的傳播。傳播與文化的互動關系表明:文化與傳播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質同構、兼容互滲。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即傳播,傳播即文化。同樣,作為文化組成部分的戲劇藝術正是在文化傳播中得以生成、發展和完善,也是文化傳承的重要途徑。如果沒有文化的傳播,戲劇文化將是一種“死文化”;如果沒有戲劇文化的傳播,文化的傳播將喪失一種重要的路徑。
二、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與文化傳承功能
非常遺憾的是,隨著戲劇藝術的邊緣化傾向加劇,戲劇藝術這種文化傳播傳承功能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我們渴望著在還沒有完全淪落為“社會機體的“功能性器官”的高校能夠擔當重任,守望文化家園,傳承民族文化精神質素,鑄造新的人格。如此,實施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就相當重要而緊迫。
18世紀末,西方高等教育就注意到藝術的這種文化傳承功能的意義,“當時的知識界普遍認識到,藝術史和文學研究一樣,是探索民族文化身份是一個重要途徑。同樣,學習藝術史和文化傳統有助于對人類歷史的認識和推動社會的進步”。1874年,藝術批評家諾頓受哈佛大學之邀擔任藝術史教授,他說:“對我來說,藝術史是一種最為神圣的文化傳統。通過研究藝術,人們可以發現自身潛在的精神追求和美的理想,從而使自己變得更加文明”。的確,一個文明、一種文化如果要存在和延續,就須保證它的關鍵信息和元素得以傳承。有意義的藝術接受活動,就是接受者全身心地沉醉于藝術世界的精神漫游和靈魂之旅,也是接受者獲取文化精神和歷史信息的過程。藝術的這種文化傳播效應是任何一個領域都無法企及的。誠如前蘇聯著名美學家斯托洛維奇指出:“人的審美教育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實現,但是不能不承認,藝術是對個人目的明確地施加審美影響的基本手段,因為正是在藝術中凝聚和物化了人對世界的審美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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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藝術作為一種特殊的藝術形式,因其現場直觀性、雙向交流性而在接受者面前“打開了一個煥然一新的、無限美妙的欲望與生命的世界n/別林斯基語),在這個世界里,觀眾身臨其境,把自我的生命體驗投射其中,逐漸形成濃郁的“扮演意識”。擁有這種扮演意識,接受者更易深入了解蘊含其中的文化精神,確定自身的文化身份,并以此來審視他者的文化精神。從這個意義來說,戲劇藝術的這種文化傳承功能,又是其他藝術所無法代替的。因此,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是一種極其重要的文化傳承途徑。
任何一種文化的傳承都應是連續的,任何一個鏈條的脫落都可能造成文化根基的喪失,而這種喪失往往導致一個時代精神的集體淪落。這種悲劇歷史已然有上演。但是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民族文化之鏈正面臨著再一次被斷裂的危險,當人們,尤其是當代大學生爭相追逐著西方文化浪潮而忽視甚至漠視腳下深厚的文化土壤時,“失落的就不只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家園。這不僅可能導致民族精神的危機,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機”。因此,在高校實施通識教育并不是一種現時流行的時尚,而是一種恒久的文化傳承事業。同樣,戲劇藝術通識教育也不是高校的裝飾品,而是文化傳承的重要途徑。在某種意義上說,文化傳承的連綿不絕決定了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的必要性和恒久性。
三、文化自覺: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的靈魂
現在的大學教育隨著全球知識產業的興起與推動已納入到現代化進程之中,不可否認,這是大學教育的一種進步。但當目睹著民族文化精神資源在此熱潮的裹挾下已然失去其存在的根基,價值逐步被遮蔽之時,我們又會悲嘆大學精神的淪落和功能的偏移。誠如英格爾斯的現代化發展理論所認為,現代化不應該只是一種政治或經濟體系的形成,而應該是一種精神現象或一種心理素質。他說:“在整個國家向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人是一個基本的因素,只有當它的人民是現代人,它的國民從心理和行為上都轉變為現代的人格,這樣的國家才真正稱之為現代的國家”,而作為一個“現代人”最深層的表現就是堅守自身的文化歸屬,擁有主體的文化自覺。
因此,文化傳承并不止子傳統文化知識的吸納,尤其不能“把歷史的餡餅按時代和地區切割成大小不等的部分,然后再按照編年的順序把它們分別吃下去”,因為“這種機械的拼盤游戲使歷史處于被割裂的狀態,因而缺乏一種文化傳統的內在邏輯性和精神深度”;也不止于傳統文化精神的傳播,而是在此基礎上建構主體的文化自覺。
“文化自覺”是社會學家提出的一個命名,“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復歸”,同時也不是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的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在全球化語境下,“文化自覺”成了眾多國家、民族在未來發展過程中不可繞過的重要話題,也是學界研究的熱點。大家眾說紛紜,其中,樂黛云的“基因論”大概最接近的觀點,即“文化自覺指的是深刻認識白身文化歷史傳統的最根本的種子或基因,并為這個基因的發展創造新的條件,同時將這個文化傳播于世界,參與全球新文化的創新。
篇8
“語文研究性學習”是指學生在語文學科領域和現實生活情境中,通過發現問題、調查研究、表達與交流等探究活動,獲得知識技能,培養學習態度和研究意識的一種學習方法。
現階段高中語文研究性學習狀況不容樂觀,主要表現在三方面:其一,缺乏必要的時間保障;其二,缺乏有效的教師指導;其三,缺乏具體的開展措施。究其原因,在于缺乏有實效的可供參照的研究性學習活動策略作為參照。新課標指出:“語文教學應為學生創設良好的自主學習環境,幫助他們樹立主體意識,根據各自的特點和需要,自覺調整好學習心態和策略,探尋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和途徑……應鼓勵學生在個人鉆研的基礎上,積極參與討論及其他學習活動,善于傾聽、吸納他人的意見,學會寬容和溝通,學會協作和分享。”因此,實施高中語文研究性學習的目標應定位于三方面:培養發現問題與研究的積極性;習得研究方法,形成研究能力;學會溝通,善于合作。
一、研究性課題發現策略
在語文研究性學習中,提出一個有價值的問題通常比開展研究更困難。在教學中,為了減輕學生的陌生感和畏難情緒,教師應引導學生由熟到生、由淺入深發現問題,培養學生的提問意識。因此,在幫助學生選擇研究課題時,可通過以下幾種途徑進行引導或示范。
(一)常規教學中滲透課題
教師在常規課堂上可以對教學內容進行分類系統賞析,引導學生探究,同時借助探究的過程可以引導學生更加深入地領會課文內容,有效拓展學生的視野,鍛煉了其聯想和運用能力。
例如《沁園春?長沙》一課,在了解的經歷及后人的評價后,可建議學生課后查閱相關資料完成小課題“我眼中的”。學生的視野不容小覷,涉及的書法、政治才能、愛情與家庭……通過這些拓展和研究,學生對的了解更全面而深入。這不僅延伸了課堂教學,還培養了學生的探究精神和辯證思維。
(二)選修教學中拓展課題
選修課和必修課的教學區別在于:必修課側重對這篇課文的知識與能力的過手,而選修課教學側重于引導學生自主學習合作探究。教師在選修課的設計上應深入文本,巧妙設計可以形成思維交鋒的思辨性、開放性問題。比如,在講授《中外傳記作品選讀》一書中的《杜甫:“萬方多難”中成就的“詩圣”》時,引導學生探究“杜甫是凡人還是圣人”的問題,點燃了學生的思維火花,形成爭相發言的情景;再如講授《: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教師可引導學生探究“在眾多成就的因素中,你認為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等問題,而教師在這一環節應少點評,制造思維交鋒的可能性,給學生充分展示的空間。由此拓展出小課題“探尋杜甫的圣化道路”。
在師生的平等對話中,學生得到了老師的信任和尊重,習得的已遠非單純的知識,而且體驗到了師生思想的相互撞擊、相互啟迪,從而生成了新知識。而正是這樣的開放性課堂和探究性閱讀教學,讓學生有機會接觸到更廣闊的知識領域,在彼此思維火花的碰撞下發掘自己的興趣點,從而深入下去探尋研究性課題。
(三)梳理探究中深化課題
人民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在一至五冊必修部分的“梳理探究”板塊中均提供了一些研究性專題,而這些專題正是研究性學習課題的資源寶庫。
高一年級學生開始接觸研究性學習時,教師可利用《姓氏源流與文化尋根》為例,設計學案引導學生對漢字進行梳理和探究,形成小課題“家族姓氏溯源”。示例如下:
家族姓氏溯源
請同學們閱讀教材內容,并查閱相關資料,完成以下梳理:
一、你的姓氏起源(包括典故、傳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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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你的姓氏起源地在哪里?宗族遷徙路線是怎樣的?(包括遷徙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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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你同姓的宗族名人主要有哪些?請擇要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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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你的宗族是否有集體祭祖的活動或祖宗家訓?請簡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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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家族姓氏溯源》的梳理探究,學生對自己姓氏的演變以及自己宗族的遷徙過程有了比較深入的探究,在探究過程中獲得了文化自豪感,從而實現了文化自覺。同時學生已經能夠把握研究性學習在梳理探究模塊中的運用,學會根據提示查詢資料,構建基本研究思路,嘗試探究方法,整理所收集到的資料等。
(四)課外學習中自選課題
生活即語文。教師在指導學生自選課題時,首先要幫助學生樹立“大語文”學習觀,引導學生在語言、文學、文化現象、社會生活、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等眾多領域中發現問題、生成問題,進而形成研究課題,再根據學生個體特長和興趣幫助他們選擇合適的課題。
比如語言類:“成都方言的生存現狀及保護措施的研究”,“從歌詞看生活化語文”。
文學類:“中西方文學特色比較――以‘巴黎圣母院’和‘家’為例”、“關于中西方神話比較的研究”。
社科類:“中學生語文學習效果的影響因素研究”,“淺談成都特色街道的歷史傳承與發展――以歷史積淀凸顯發展的文化內涵”,“關于低齡出書的思考”,“小議詩酒文化”,“從茶文化看傳統文化”。
跨學科:“‘紅樓夢’政治探佚”,“路西法的側臉――精神分析與現代文學”。
其中有獨立研究的,也有小組合作研究的,學生在假期通過問卷調查、書籍、網絡等多種渠道查閱大量資料,最終形成有價值的研究性學習論文,習得研究方法和能力。
二、研究方案設計策略
由于學生此前基本沒有接觸過課題研究,語文研究性學習活動正可以為學生提供課題研究的真實體驗,習得規范的研究性學習方法,形成一定的研究能力。因此,要求學生擬定研究方案,撰寫開題報告。在此環節,教師應充分參與學生的方案設計。
首先,以正規的學術論文開題報告做示范,為學生設計一份開題報告樣本,包括論文的目的及選題意義、主要研究內容、擬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研究步驟與進度、小組成員及各自承擔的任務等板塊。
第二,將此樣本印發給全體學生,教師辟出一個專門的時間(可以是一節課),將各板塊的具體填寫內容和語言規范性要求示范給學生,包括如何查找撰寫開題報告的資料。學生的困難多集中在“擬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一項,因此,需要教師提前列舉出學生可能使用到的所有研究方法和手段,引導他們根據自己的課題選擇合適的研究方式。
第三,將學生的開題報告收集起來,教師逐份審閱,并通過與學生面談的形式討論不太恰當的開題報告,同時給出具體的修改建議。
以楊璐嘉同學的“從茶文化看傳統文化”為例:
“從茶文化看傳統文化”開題報告
1.選題意義(略)
2.主要研究內容
2.1成都的茶文化、其蘊含蜀地文化內涵及對成都人生活的影響
2.2茶文化在現代生活中的演變、傳承及其中的矛盾和這種矛盾的利弊
2.3作為中學生,我們該怎么看待文化藝術的變遷,可以為傳統文化的發展做出哪些努力?
3.擬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3.1實地考察:體驗茶道、社會調查
3.2查找資料:網絡和書籍
4.實施步驟與時間
5.小組各成員及承擔任務(略)
三、課題研究實施策略
本文認為,高中語文研究性學習的課題可以有兩種實施方式:第一,獨立研究;第二,小組合作研究。教師不對研究小組的形成進行干涉,學生根據興趣、性格、能力等方面自由組合,組內分工協作與責任擔負也由小組成員自行分配。在學生開始研究活動之后,教師僅扮演顧問的角色,負責對學生調查問卷的科學性、可行性接受咨詢和答疑。所以,研究性學習從形式上來說是開放的、自主的,這在很大程度上鍛煉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最初聽說“研究性學習”時感覺新鮮,經過老師的指導,我選定了“成都方言的生存現狀及保護措施的研究”,并聯絡了四位同學組成研究小組。我們選定了課題負責人,由她負責協調研究任務。寒假中,我們去過市圖書館、舊式茶館、川劇院,通過走訪、問卷調查、資料收集等,終于寫出這篇論文,并為成都市人文環境建設提出了一些建議。感謝研究性學習,讓我們與科研有了第一次親密接觸,讓我們領悟到了嚴謹的科研態度和作風,以及科學探究的方法。希望今后還有這樣的嘗試。(摘自成都七中高2013級14班雷昀《研究性學習感言》)
四、課題成果生成策略
研究性學習成果主要有兩類模式,即課堂生成類和非課堂生成類。
課堂生成的研究性課題(包括前文所述必修課、選修課和梳理探究中生成的):一般采取“學案”或小論文的形式呈現,要求學生獨立完成。
非課堂生成的研究性課題(寒暑假自選課題):以規范的專題論文形式呈現。教師此前從形式上、內容上加以指導。
五、課題成果評判策略
對于學生的課題研究成果,教師應及時、適當地予以評判。通過對學生課題研究的優劣層次進行價值衡量,一方面有利于尊重學生的勞動成果,另一方面更能促進學生養成嚴謹的科學探究思維,習得正確的科學探究方法。
研究性學習的評判要遵循兩大原則:評判主體多元化、鼓勵學生發展方向多元化。建議將語文研究性學習與學校寒暑假作業學分制考評接軌,選作了研究性課題且成果合格,就能獲得相應學分。評判過程中強調學生研究的過程習得,包括課題研究每個步驟的階段性評價。同時關注學生多元智能的發展,鼓勵學生互補式合作,將研究小組作為一個主體評判,進一步增強學生的合作與包容意識。雖然學生的論文成果可能存在立論不嚴謹、語言不規范、研究不深入等缺憾,但考慮到學生的實際情況,保護學生的求知渴望和探究熱情應比知識本身更有價值。
因此,根據不同形態的課題成果,應選取不同的價值評判方式。經過實踐檢驗,本文提出了兩種實效性模式。
其一,課堂展示型。
對于課堂生成的研究性課題,多采取這類模式予以評判,即利用課堂進行研究性學習成果展示,包括展示優秀學案、舉行讀書報告會、課前三分鐘演講等形式。這樣既提高了課堂效率,又使研究性學習成為高中語文學習的常態,滲透到語文學習的各個方面。學生在展示和交流中,學會了相互欣賞、取長補短,形成語文學習的良性循環。
其二,推薦答辯型。
對于非課堂生成的研究性課題,更能體現學生的個體差異和主觀意識,教師應鼓勵、強化這種審美差異,充分展現學生個性。為了更大程度建立榜樣的示范作用,可以采取教師甄選優秀論文、推薦答辯的模式。
首先,語文教師以備課組為單位,將本組內的所有論文按所選課題分類組織討論,甄選出本組內的優秀論文文本。
其次,推薦優秀論文作者參加答辯。如果是小組合作形式的論文,則要求學生根據自己在小組內所承擔的研究任務獨立參加答辯。答辯評委由參與論文評閱的語文教師擔任,原則上每組評委3人,且科任教師回避本班學生的答辯。答辯流程包括:
1.提前3天通知學生準備答辯。
2.進入答辯會現場,學生3分鐘陳述。
3.學生當場回答由評委提出的與論文相關的1―2個問題。
答辯會結束后,由評委教師將論文與答辯質量進行綜合評定,評出等級,獲得一等獎的論文將集結付梓。通過答辯,學生不僅公開鍛煉了口頭表達能力和臨場應變能力,而且通過教師的提問和點撥,能促進學生加深對課題的領悟,為其今后更加嚴謹的科研活動奠定基礎。
篇9
論文關鍵詞:莫里森,原型,追尋原型
前言
托尼·莫里森是當代美國黑人女作家。她善于將現實主義和神話原型結合在一起,來表現黑人婦女自我意識的覺醒和發展。莫里森稔熟圣經和希臘神話,其作品中的人物、情節和主題等常常包含著神話原型因素。書中人物的故事和命運蘊含了豐富的神話原型因素①。在創作中莫里森借鑒了一系列具有象征意義的神話-原型來刻畫人物和烘托主題。
飛翔的主題
在莫里森小說里,作家把在種族歧視和主流文化浸下的美國黑人向往自由生活的美好愿望寄托在對飛的渴望和追逐。在她的早期小說《秀拉》里,莫里森塑造了埃賈克斯對飛的渴望。埃賈克斯喜歡飛機,常想到飛機,飛行員之類的事情。他常常路途迢迢地趕往大城市,不是去尋歡作樂,而是去飛機場旁邊去看飛機。當他和秀拉在一起感到受約束時,他到外地去看飛機。埃賈克斯不象內兒的丈夫裘德只能通過黑人女性來完善和填充自己,在《秀拉》中他因與飛行有關而使他有了不同于小說其它男性的優勢而獲得了同樣追求自由自我的秀拉的欣賞和愛戴②。
在《所羅門之歌》里,莫里森開篇就寫到史密斯從仁慈醫院躍下前在門上的遺言:“我將用我自己的翅膀飛去。請原諒我。 我愛你們。”③史密斯是“七日團”的成員,他渴望“另一個彼岸”,但這個彼岸讓他感到責任之難以承載④。他是黑人的后代,他能找到的出路是“飛”,而他的飛翔只是一種疲憊的妥協。
盡管如此,史密斯的飛翔依然留下了痕跡。主人公奶人的尋根之飛翔則是黑人對“渴望另一個彼岸”所做的積極的抵抗。奶人從小生活在父親貪婪,母親懦弱的家庭環境下,受朋友吉他的激進思想影響,在姑媽比拉多的獨立自主,自信智慧的性格影響下,奶人踏上去黑人故鄉的尋根之旅。 莫里斯在描寫奶人飛翔時,把他置身在與好朋友吉他的沖突之中。他的飛翔是他歷經苦難后精神的飛升。奶人的飛翔“沒有擦去眼淚,也沒有深呼吸,甚至沒有曲膝”。他“一躍而起,象明亮的閃電”⑸(p341)。 正如許多評論家所言,奶人的飛翔是勝利,是一種精神的覺醒⑹。 在他飛躍的那一刻他最終擁有了他祖先的文化遺產,并且賦予它新的含義。他的一躍把過去和現在融合在一起,把自由定義為一種復雜的聯系。
在莫里森小說中無不表達了黑人飛翔的主題。正如莫里森所說“會飛翔的黑人,那永遠是我生活的民間傳說的一部分;他到處存在——人們談論它,它存在于黑人的圣歌和福音音樂中。會飛是黑人的傳統。黑人們的飛翔情結符合并很好地表達了恪守民族文化傳統的非裔美國人的自然觀⑥。莫里森戲劇性地處理奶人最后的命運:面對已經反目了的朋友吉他的槍口,奶人選擇了象他祖父一樣飛翔去抗爭,去突破,去打破周圍的平靜,去提升自己人格的價值。他成了新一代的黑飛人,接近精神上的成年。飛翔暗示一種精神通道,是精神上的勝利,是一種與自由相聯系的象征。莫里森用這一象征表達她對黑人文化和身份重建的希望和愿望⑦。
追尋的主題
古希臘荷馬史詩記載了尤利西斯在特洛伊戰爭中取得了豐功偉績。在返鄉途中,在海上漂流十幾年才回到家鄉。尤利西斯的故事在文學創作中反復出現,已經積淀成為了文學中男人離家的經典原型,這一典型母題在許多作家筆下已經演變為對靈魂歸宿或真理真諦探求的追尋原型⑧。在莫里森小說如《所羅門之歌》,《秀拉》里都可以看到尤利西斯的影子
在《所羅門之歌》里,莫里森以尤利西斯為原型,塑造了奶人成長的人生經歷。“奶人”“從出生時的自私,但“奶娃”多次經歷了肉體和精神上的考驗,獲得了一次次洗禮和新生。南方之行重新塑造了“奶娃”,他尋到了比金子更寶貴的東西一戴德家族的淵源,知道了自己是會飛的所羅門的后表論文,找到了和自己民族文化相聯系的精神紐帶,覺得生命有了意義。
在秀拉中莫里森借用了尤利西斯的故事來體現秀拉的追尋之旅,從而展示現代黑人女性尋找自我, 實現人生價值過程中所面臨的艱辛和痛苦;但同時莫里森消解了男人離家的母題和尤利西斯的英雄形象。在志同道合的朋友內兒選擇了和其他黑人女性一樣生活的時候,秀拉離開了家鄉,從一個人城市到游歷到另一個城市。十年的追尋之路讓回到家鄉的秀拉更加了與眾不同。十年的追尋使她意識到混亂和秩序,也認識到每個人都在死,只不過大家都象殘枝一樣在等死,而她卻想象紅杉樹那樣死去,十年的追尋讓她擁有了自我,同時擁有了孤獨,秀拉在孤獨中孤獨地死去。
結束語
縱觀莫里森的寫作風格,筆者認為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神話原型敘事模式是作家主要的寫作特色。原型是一種原始意象。是人類反復經驗在心靈上的積淀之物,是人類集體無意識的產物。作為黑人,莫里森有著深厚的非洲情結;并且她系統接受了西方文學,哲學教育,稔熟希臘神話和圣經故事。象其他歐美作家一樣她自覺或不自覺地使用非洲黑人傳說,圣經人物故事和希臘神話模式為原型來賦予小說新的象征意義。莫里森對原型的移用展示了女作家開闊的“原始視野”和原型觀。
參考文獻
篇10
綜觀當代中國學術史我們不難發現,這種普遍的認知在中國學界沿用了大半個世紀,相關的學術研討比較沉寂。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學界才打破沉寂,對“文學自覺”這個課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搜索中國期刊網的相關內容,縱觀在世紀之交的前后五年(1995—2005)間,學者們發表與“文學自覺”相關的論文多達389篇。在這數以百計的論文中,學者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探討文學自覺究竟始于何時的問題。概括起來,學界主要形成兩大觀點:第一種是堅持學術史一直沿用的“魏晉說”;第二種是不因循舊習支持新的說法“西漢說”。
1996年,北京大學中文系張少康教授發表《論文學的獨立和自覺非自魏晉始》一文,認為中國的文學自覺始于西漢。“一石激起千層浪”,該文在學界引發強烈爭議。認同此說法的學者紛紛聲援,或補充佐證,或從不同角度論證,大有“西漢說”能獨當一面之勢。
面對“西漢說”的有力挑戰,“魏晉說”的支持者也加入到論戰中。他們或從微觀考察、或深化已有論據,以鞏固“魏晉說”的地位。尤其是暨南大學的李文初教授,繼1997年接連發表《從人的覺醒到“文學的自覺”——論“文學的自覺”始于魏晉》和《再論我國“文學的自覺時代”——“宋齊說”質疑》兩篇論文,就非“魏晉說”的兩種觀點進行逐一辯駁后,于1999年又發表《三論我國“文學的自覺時代”》一文,進一步深化“人的覺醒”是導致“文學自覺”的主要原因這一觀點。
這兩種觀點的爭鋒相對,使學界一時熱鬧非凡。而這兩種觀點不同提法的背后,正透視了學者們對“文學自覺”標準的不同理解。一直以來學界鐘情于以“純文學”的單一維度為標準,而在世紀之交的十年探討中,學者們對標準的定義賦予更多的元素,從而使不同的觀點呈現五彩紛呈的局面。
到21世紀初,在西方的反思思潮的影響下,學界又轉入對此課題的總結與反思。一方面,他們在總結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把視野擴大到整個中國文學發展史,亦即把“文學自覺”放在整個中國文學發展史上考察,從而進一步擴充與完善“文學自覺”的縱向體系;另一方面,他們通過重新解讀歷史材料,如魯迅講話背景及其原意,曹丕的《典論·論文》等,得出了一些顛覆性的理解。如果說“西漢說”的提出是單純對“魏晉說”的否定,那么這一時期的研究就是對整個“文學自覺”說的質疑或否定了。
一個事物的發展由自發到自覺,由模糊混沌、朦朧無知到認識自己、反省自己,這是一個質的飛躍,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具有非凡意義。但凡這樣的一個飛躍決非是一蹴而就的,它必然受各種事物影響或與多種事物發生關系,也即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必定雜糅著很多必然引發爭議的模糊地帶或尚待推敲的空間。因此,不難理解“文學自覺”的問題為何會成為近年來學界研究的熱點課題之一。
雖然學術的發展不以紀元為界,但與時代的變遷息息相關,因而在世紀之交作一番回顧和反思還是很有意義的。
一
中國“文學自覺”的研究,一直以來,有一個細節很容易被忽視或忽略,即關于“文學自覺”這個命題自身真正由來的問題。如上文所述,關于“文學自覺”的由來,學界一直把“文學自覺說”的源頭追溯至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在整個二十世紀所有論及“文學自覺”的話題中,絕大多數學者都是直接借用這個概念。即使在討論得比較熱烈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學者們的注意力也都集中在“文學自覺”始于何時,或“文學自覺”的標準標志等問題上,而甚少有人談到“文學自覺”真正出處的問題。
直到1996年,孫明君才首次澄清誤解,還原史實。他指出:首次提出“文學自覺說”的是日本漢學家鈴木虎雄先生,而不是中國學界一直認定的魯迅先生。早在1920年,鈴木先生就在日本《藝文》雜志發表了《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學論》,文章明確說“魏代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朝”。1925年日本京都弘文堂書房出版了鈴木的《中國詩論史》(舊譯《支那詩論史》),前文作為該書的第二章錄入。在此書中鈴木先生認為:“通觀自孔子以來直至漢末,基本上沒有離開道德論的文學觀,并且在這一段時期內進而形成只以對道德思想的鼓吹為手段來看文學的存在價值的傾向。如果照此自然發展,那么到魏代以后,并不一定能夠產生從文學自身看其存在價值的思想。因此,我認為,魏的時代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
曹丕著有《典論》一書,……評論之道即自此而盛。《典論》中最為可貴的是其認為文學具有無窮的生命。……其所謂“經國”,恐非對道德的直接宣揚,而可以說是以文學為經綸國事之根基。”
孫明君首發的這條史料,它的還原為學界找到了“文學自覺”的真正源頭。其后的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大多不出其右,并多有引述他的觀點。如:羅宗強在為張峰屹著的《西漢文學思想史》作序時指出,鈴木虎雄在1925年出版的《支那詩論史》中,就已經提出“魏晉是文學自覺的時代”,“魯迅只不過是引用了鈴木虎雄的說法,并且把它解釋成‘為藝術而藝術’而已”。
關于魯迅先生的言論是否與玲木先生的敘述有關系,即“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這一觀點,是不是代表了魯迅的觀點,也是后來學者經常涉足到的話題。究竟他們是不謀而合,還是魯迅引用了鈴木的觀點,而他本人亦贊同這種觀點呢?涉及此話題的學者們大多傾向于認同“魯迅的觀點極有可能是借鑒自《中國詩論史》一書”,當然也有學者認為,這不是魯迅所論述的重點問題,只是在不經意中一筆帶過,雖然借用了鈴木的觀點,但他不一定贊同這種觀點。但無論如何,在中國學界真正產生深刻影響的還是魯迅先生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這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二
正如接受魯迅先生的“文學自覺說”一樣,學界也一并把他在此基礎上擴展而成的“魏晉說”沿用了下來。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魏晉說”經歷了這么一個成長的過程:鈴木先生“魏時”魯迅先生“曹丕的一個時代”“魏晉說”“漢末魏初說”, 等等。在此過程中,“魏晉說”深入人心,并成為主流觀點。這主要得力于李澤厚的特別推重。他在《美的歷程》(1981年)中為“魏晉說”提供“人的覺醒說”這一理論支撐,使“文學自覺說”在宏闊的歷史文化背景中獲得更系統更合理的闡釋。
進入九十年代以后,特別是1995—1999年間,隨著張少康和李文初圍繞“文學自覺”是否始于魏晉展開激辯,并大有形成兩大陣營之勢,在這一問題上沉寂多時的學術界開始爆發。支持“魏晉說”的學者們為鞏固“魏晉說”的地位紛紛著述論文,從不同的視角,為“魏晉說”添磚加瓦。
如有的學者從文學表現時代生活、作家個人獨特情感出發,以文學的人文關懷作為終極關懷,提出魏晉“文學自覺”還應包含文學內容的自覺,而不僅僅是單純的“為藝術而藝術” ;也有學者從“人的覺醒和文的自覺”、“文學流派的涌現”和“文學理論的創新”三個方面論證了文學的獨立和自覺自魏晉始,魏晉南北朝是完全意義上的文學的獨立和自覺的時代; 也有從微觀的角度支持“魏晉說”,認為魏晉的文學自覺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創作的自覺、觀念的自覺和批評的自覺;還有學者結合儒家思想,從儒學史和社會形態轉化的角度對魏晉文學觀念自覺的過度性質進行論述。這些觀點使“魏晉說”有著更廣闊的理論依據。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魏晉說”的堅定擁護者李文初教授,繼1997年發表《從人的覺醒到“文學的自覺”——論“文學的自覺”始于魏晉》和《再論我國“文學的自覺時代”——“宋齊說”質疑》兩文,分別就“文學的自覺時代”在時間上的推前和拉后兩種說法提出質疑及辯駁后,1999年他又撰文《三論我國“文學的自覺時代”》。該文從哲學的角度考察,認為“人的覺醒”與“文學的自覺”之間的確存有某種內在的因果關系,而魏晉人看重自我,尊重真我,崇尚生命自身價值的主體意識正是“人的覺醒”的真正意蘊;該文既而探究魏晉時期的文學發展及其特點,論證了“人的覺醒”如何引發“文學的自覺”這一關鍵問題。當然也有學者對“人的覺醒”與“文學的自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提出質疑,如俞灝敏就認為“人的覺醒”與“文學的自覺”的產生,有著共同的原因,兩者的關系是并行的,而不是因果關系。盡管她也是“魏晉說”的有力支持者。
這些學者對“魏晉說”的具體內容做了比較多的概括、說明與補充。最有代表性的是袁行霈先生的觀點。他說:“從魏晉開始,歷經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國文學中古期的第一個階段。”這一階段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文學的自覺”,他認為:“文學的自覺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它貫穿于整個魏晉南北朝,是經過大約三百年才實現的。所謂文學的自覺有三個標志:第一,文學從廣義的學術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一個門類;第二,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了比較細致的區分,更重要的是對各種體裁的體制和風格特點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第三,對文學的審美特性有了‘自覺的追求’。”袁行霈先生對于“魏晉文學自覺說”的概括,與李澤厚的論述相比無疑更有條理性和系統性,也更為堅實地立足于文學本身。其論述隨著由他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作為教育部面向21世紀高校文科教材的大量發行,正在產生著越來越大的影響。
三
從表面看來,“魏晉說”的地位仍然穩如泰山,但學術是要推陳出新的。學術的發展離不開學者們敏銳的觸覺,他們決不會放過原始資料中任何的模糊地帶,總是試圖從最細微處發現問題,并分析和解決問題。“文學自覺”這個課題也不例外。由于最早提出“文學的自覺”說的鈴木虎雄和魯迅都未詳細解釋“自覺”的概念,也未論及文學“自覺”的標準,而當代學者對于什么是“文學自覺”本身就存在著理解上的歧義,所以,近年來不斷有學者對這個說法提出質疑或詰問。
譬如,劉躍進在其著作《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中就提出了“宋齊說”。其主要的依據是:劉宋元嘉十六年于儒家、玄學、史學三館之外別立文學之館開始,人們才明確地把文學創作與學術文章區別開來,是文學獨立、自覺的標志。他認為“南朝作家從劉宋初年開始,到南齊永明前后,經過幾代人數十年的不懈努力,終于將中國古代文學從封建政治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來,并真正深入到文學內部,探索其發展規律,使之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也有人認為文學自覺的時間還應提前到先秦時期,認為莊子的具有強烈文學色彩的文章,或者《詩經》的出現,或者屈原及其《離騷》的出現,都可代表文學的自覺。尤其是屈原的個案,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自覺用文字表達愛國情懷的詩人,如果單純以“人的自覺,文的自覺”為標準來定義“文學自覺”的話,他完全可以視作“文學自覺”的一個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
在各種新說中,筆者要為文學自覺“西漢說”寫上粗陋的一筆,因為這個觀點正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而且是對“魏晉說”的有力挑戰。
在“西漢說”的發展歷史,最早認為文學自覺始于漢代的是龔克昌先生。他在1981年發表的《論漢賦》首次提到應該把“文學自覺”的時代,“提前到漢武帝時代的司馬相如身上。”;1988年他又發表《漢賦———文學自覺時代的起點》,試圖從兩個方面論證出漢賦是“文學自覺時代的起點”:第一是“文學意識的強烈涌動,文學特點的強烈表露”,其次是“提出新的比較系統的文藝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