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畫敘事及民族動畫創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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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國內動畫市場異彩紛呈，創作者們在民族文化的當代動畫敘事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同時也存在一些創作困境，在民族復興和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呼聲日益高漲的時代背景下，筆者嘗試從動畫敘事當代化轉向的事實出發，提出從情感共鳴、文化認同和敘事共識三個方面構建動畫敘事路徑，嘗試為廣西地方民族文化資源和動畫影像的融合提供切實可行的實施策略。

關鍵詞：地方性知識；動畫敘事；情感共鳴；文化認同；敘事共識

20世紀50年代開始，基于民族文化資源的動畫影像在幾代動畫人的努力下，創造了令人注目的成績，形成了國際動畫界的“中國學派”。隨著動畫制作部門的體制變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觀眾審美趣味的多元，曾經的“輝煌”難以續寫，動畫研究者立足廣西的民族地區，繼承先輩在民族類動畫影像方面的經驗，進行當代化動畫影像探索，是時代和動畫賦予的重要課題和歷史使命。

一、動畫敘事理念的當代化轉向

隨著軟件科學的進步，動畫制作方式分享了數字技術帶來的紅利，獲得了大幅的進步，作品呈現也日趨精細化，與此同時，動畫敘事理念也在發生著改變，更為關注個體生命感知，更加注重動畫作品民族性的國際化表達等，正塑造著當代國內動畫的敘事格局。

（一）當代動畫敘事理念界定

自19世紀末動畫誕生以來，制作方式和敘事理念在歷史長河中不斷發展演化著。和眾多藝術實踐活動一樣，動畫創作理念與作品的呈現是創作者審美意趣和時代精神的結合，動畫作品反映時代的需求，是大眾流行文化的集中體現。當代動畫創作理念，是指以主流價值觀為指導，運用新技術結合市場需求和觀眾審美情趣的一種新的創作理念。在民族復興和文化軟實力構建的話語空間中，動畫的當代化敘事通常表現為以民族文化為內核，運用新技術，以貼合現代文化流行熱點，并著眼國際化的方式，進行的影像輸出。

（二）商業運作下的動畫敘事轉向

自1955年特偉提出動畫“探索民族化之路”后，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推出了大量的“中國學派”風格的動畫作品，贏得了廣泛國際贊譽。隨著時代的發展，改革開放的深化，在多元價值觀的互相影響，以及動畫技術的革新下，國內動畫行業的外在環境和內部制度經歷了劇烈的變革，《金猴降妖》（1985）之后，歐美及日本動畫開始大量進入中國市場，對國產動畫的制作、發行與傳播等方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特別是1995年，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取消了對動畫的統銷統籌計劃，動畫正式被全面地推向市場[1]，此時的中國動畫制作不僅需要自負盈虧，還面臨骨干流失、市場沖擊等行業變革問題。在內憂外患的時局中，動畫從業者開始探索動畫片的現代敘事以及市場化轉變之路。世紀之交，我國動畫開始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新景觀，表現出動畫類型多樣化、美學樣式多元化、創作進程工業化等幾大特征[2]。1999年美影廠推出的《寶蓮燈》，便是在借鑒美式動畫電影的敘事程式上，進行了本土化包裝，在運用現代電影工業生產模式進行動畫產出后，付諸商業化運作，再經各“大腕兒”的配音，及獻唱主題曲產生的明星效應后，終取得了不俗的商業成績，昭示著我國動畫發展即將進入新時期，也開啟了漫長的動畫敘事當代化之路。經過20年的發展，國產動畫在堅持民族文化底色基礎上，廣泛吸納國際化的敘事技巧，已經展現出了全新的面貌。在高技術、信息化是時代主導力量，以及動畫產業取得一定成績的環境下，我們需要思考并嘗試梳理我國當代的民族動畫敘事策略，為廣西地方民族文化資源的動畫轉化提供路徑。

二、廣西民族文化與“地方性知識”構造

民族文化體系由“地方性知識”（localknowledge）構成，各民族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3]。廣西11個世居少數民族，因地理環境的阻隔，發展出相異的歷史和文化，呈現出迥異的民族征貌。20世紀6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Geertz）提出“地方性知識”的觀點，他認為知識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相對的地域性，某一知識在某個特定地域內產生、發展、傳承，也在這個區域被優先尊重，離開這個區域，其適用性將受到質疑[4]。地方性知識的提出是對“西方中心主義”和啟蒙運動以來的科學化、普世化知識構建理論的矯枉，強調“地方性知識”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識，而是一種新型的知識觀念。根據格爾茨在文化學中的解釋，律例、藝術、民俗等都是地方性知識的典型，面對廣西豐富的地方性知識，研究者不能將其慣例、藝術、風俗、言語等文化現象放入“實驗室”控制變量，尋找規律，而是要還原這些文化現象本身，不能再將文化看作“行為模式的復合體”，而應該是它們背后的“一整套控制機制”[5]。例如壯族嘹歌，有學者考證其起源于唐代，成熟于明代，清代司官王言紀在編撰的《白山司志》中有關于嘹歌的描述：“親友圍坐飲酒、唱土歌達旦”“男歌女唱，贈帶授巾”“鼓聲陰陽，歌聲幽咽”，嘹歌的社會文化地位在當時已逐漸地凸顯出來。作為雙聲部民歌，以“嘹-嘹-啰”的拖腔而得名，壯族先民以歌傳情，以詞為書，口口相傳，集合了民族性、文學性和藝術性。另外，侗族大歌、毛南族肥套、瑤族盤王節、京族哈節等，均是廣西“地方性”鮮明的文化元素。

三、廣西民族動畫的當代化敘事策略

（一）結合民族文化，構建情感共鳴

動畫創作要求從業者兼具藝術感性和技術理性，動畫作品需要表現時代審美，承載民族文化與社會精神，需要在創作者編織的世界架構中與觀眾建立某種默契。它同電影一樣，是大眾文化的載體和傳播者，需要引發觀眾普遍的情感共鳴。多元情感共建是動畫影像情感共鳴的核心要素。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在《藝術哲學原理》中指出，觀眾欣賞藝術作品時產生的審美情感隸屬于心理范疇，同時具有一定的社會性[6]。就個人心理活動而言，情感是態度中的一部分，它與態度中的內向感受、意向具有協調一致性，是態度在生理上一種較復雜而又相對穩定的生理評價和體驗，具體表現為愛與恨、喜與怒、憐憫與厭惡等。在動畫影片中以民族文化為基礎，進行多元情感的交織同構是拉近觀眾、引發共鳴的有效技巧。例如2017年上映的成人向動畫電影《大護法》，影片雖未對故事發生的年代做具體的鋪陳，但其角色關系和場景構建則完全遵循中國傳統文化的綱常倫理和美學追求，觀眾在觀影中會自然而然地對故事背景進行某一時期的中華文化定位。影片整體表現為花生人和吉安之間的正義與邪惡的對壘，事實上，這種看似簡單的二元對立關系，包含復雜的情感類型，對花生人被利用而殘害同胞的憤怒，對花生人悲慘與無助產生的同情和悲傷，深層次地觸動民眾對社會階層的嘆息，似乎某種程度地看到了自己在虛構影像中的投影，從而引發更深層次心理情感的震顫。創作者在角色塑造和故事情節設計上，埋設多種情感變化段落，在觀影中觀眾移情于動畫影像，影像中的豐富情感表露和觀眾感受互相編織，完成了情感的同構。情感共鳴的維系在一定時期是穩定的，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多元化的價值取向作用于社會意識，使之發生應和時代的轉變。例如，20世紀80年代的少數民族定格動畫劇集《阿凡提的故事》中，阿凡提作為善良與智慧的化身，是貧苦階級的“代言人”，一直與代表著“地主階級”的巴依老爺較量著，在“階級斗爭”的社會意識尚未完全消退的80年代初期，阿凡提總能激起觀眾因“階級立場”而產生的革命情感，如今，改革開放已近四十年，現代語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18年上映的3D動畫《阿凡提之奇緣歷險》，在尊重原作的基本時空關系的基礎上，重置了動畫故事，對角色關系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調整，原動畫中的反派巴依老爺在新劇中和阿凡提握手言和，攜手對付葡萄城居民的共同敵人，管理者中的腐敗分子——哈孜，巧妙地呼應了近年來大力度的反腐斗爭。新動畫按照當代社會語境和觀眾審美期待對動畫故事進行了重塑，從而更容易喚起當代觀眾的情感認知，以完成新時代觀眾的情感共鳴。

（二）運用地方民族精神，建立文化認同

民族精神是指一個民族在長期共同生活和社會實踐中形成的，為本民族大多數成員所認同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道德規范、精神氣質的總和。民族精神一定時期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它是人們生產生活的精神依托。把握民族精神，并有效地將其運用于動畫創作，可以豐富動畫內涵，助力文化認同的構建。在20世紀動畫創作被全面推向市場之后，動畫創作者們已經在民族文化的動畫表達方面做了大量嘗試，對于廣西民族文化通過動畫建立文化認同，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2007年美影廠推出根據蒙古族民間故事改編的動畫電影《勇士》，基于民族視覺元素特征設計的動畫形象，構建了中國觀眾獨有的文化共情，贏得了廣泛贊譽，法國導演呂克.貝松在看到影片后由衷贊嘆：“你們的人物造型是別人畫不出來的，我很欽佩你們能堅持民族特色。1①”2011年中影集團和日本合作拍攝的首部動畫電影《藏獒多吉》，由日本知名導演小島正幸執導，口碑不一，主流評價認為影片有效調動了中日的互補性資源，開拓了新的動畫創作模式，且敘事流暢，表達深刻，但另外一些人卻不認同。正如饒曙光教授所說，“文化的視覺呈現需要與文化肌理相吻合”。可見，文化視覺符號的呈現，更要帶來其內部結構、背后文化的調性一致。2018年上映的武俠動畫電影《風語咒》在民族文化的視覺化方面表現則較為突出，影片講述了青年俠客尋找母親，在苦難中領悟到父親教導的深意，掌握“馭風”神技，戰勝饕餮，拯救蒼生的故事。創作者通過移情和托物等藝術手段，串聯起匹配創作主題的視覺符號，完成文化和歷史、精神和風俗的物象化，形成受眾和創作者共通的符號系統，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交流平臺，構建了文化層面的共情[7]。在利用廣西地方民族文化進行動畫轉化時，應充分考慮民族文化肌理與動畫工業生產的妥恰融合，以及民族精神與現代敘事策略的和諧統一。

（三）民族文化溫和發聲，達成敘事共識

理查德.卡尼（RichardKearney）認為，一個民族總是通過講述自己及他者的故事來界定自己，或者說，民族的構建總是通過敘事來完成的，民族整體是在差異中構建起來的[8]。這種敘事通常是圍繞某一地域某一族群的歷史人物、神話故事展開的。例如，廣西壯族的人熊婆的傳說、劉三姐的故事，瑤族的盤王傳說等。這些民族故事在千百年的歷史中傳唱，因時代和社會意識的變遷，演繹出各種版本，在多元化價值、思潮涌現的當代，需要運用更為貼近時代生活，契合時代價值的方式講述故事，以形成新時期的敘事認同，完成民族故事的傳播，從而擴大民族文化影響力，提升民族自信。在激烈的國內外動畫市場競爭中，國產動畫早已擺脫了歷史原因造成的說教型敘事，轉向更為開闊的當代動畫語言，以更為自然、溫和的方式表情達意，講述故事。就觀眾而言，希望影片的敘事可以關照其情感體驗，希望影片以一種自然而然，潤物無聲的方式浸潤、撫摸人性，希望影片可以關聯社會和民族的文化價值，既要有藝術化的夸張，也要觸動觀眾的共同經驗。例如，2019年的現象級動畫《哪吒之魔童降世》，影片重構了神話傳說中的人物形象以及角色關系，將李靖塑造為情感更為細膩甚至愿為哪吒犧牲自我的一位普通父親形象，而非傳說中較為臉譜化的陳塘關總兵，傳說故事中一直被弱化的哪吒母親在新劇中是一位“巾幗”且柔情的女性形象，可以看出，神話傳說中胸懷天下、除暴安良的故事內核沒有改變，創作者為這個核心價值包裝了更易觸動當代觀眾的“時尚故事”。上述影片在敘事共識方面為廣西豐富的民族文化動畫轉化提供了優秀的范式，具有較強的可復制性。

四、結束語

經濟、文化、信息技術全球一體化的加劇，他國強勢文化思潮的滲透，各民族的文化傳承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民族文化以及由此產生的民族精神是民族獨立和民族復興的根本，在外來文化交融于我國社會環境的客觀事實中，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揚需要更多元且有效的融通路徑。近年的國產動畫在民族化創作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為廣西富饒的民族文化資源提供了當代化動畫表達的參照：以當代化動畫理念融合廣西地方民族文化，構建情感共鳴，建立文化認同，達成敘事共識，以潤物無聲的方式浸潤觀眾。在完成民族文化傳承和民族精神傳遞的同時，也必將助力于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和文化自信構建。

參考文獻：

[1]鮑濟貴.中國動畫電影通史[M].北京:中國連環畫出版社,2010.

[2]饒曙光,常伶俐.“中國動畫學派”的現代化轉化[J].民族藝術研究,2021,34(01):5-13.

[3]吳興璽.敦煌圖案元素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筑視覺傳達設計中的運用[J].建筑設計管理,2017,34(08):52-53+64.

[4]盛曉明.地方性知識的構造[J].哲學研究,2000(12):36-44+76-77.

[5]斯竹林.論格爾茲對地方性藝術的符號學闡釋[J].理論界,2021(08):99-105.

[6][英]科林伍德.藝術哲學原理[M].王至元,陳華中,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7]李滌非.武俠動畫《風語咒》:民族文化底色下的無厘頭敘事[J].電影評介,2019(09):102-105.

[8][愛爾蘭]理查德.卡尼.故事離真實有多遠[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作者：李滌非 單位：桂林電子科技大學設計與創意學院 陜西科技大學“一帶一路”文化 IP 開發與設計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