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倫理論文范文10篇

一、對研究狀況與歷史的簡單掃描

對新聞職業道德的關注最早始于80年代初，基本是和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同步的。從那時到現在，相關研究成果十分豐富，不僅產生數量龐大的論文和各類文章，而且已出版相關教材和專著10余部。

就專著與教材來看，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周鴻書《新聞倫理學論綱》、中華全國新聞工作協會編《新聞職業道德》、陳桂蘭主編《新聞職業道德教程》、王軍《新聞工作者與法律》、黃瑚《新聞倫理學》、王天定《新聞道德與規范》、黃瑚編《新聞法規與職業道德教程》、陳汝東《傳播倫理學》等。這些撰著已經涉及新聞職業道德的歷史、基本理論、原則規范、內涵等各方面內容，較系統地介紹了新聞職業道德的方方面面。

就研究論文來看，僅以CNKI收錄文章為考察對象，就可獲得專門研究“新聞職業道德”的論文617篇和涉及新聞職業道德問題的文章近千篇，這還不包括CNKI未收錄期刊上的文章及國內出版的論文集中的文章等。可以看出，研究論文數量巨大。

就研究開始的具體時間來看，1979年12月，復旦大學新聞系編印的《外國新聞事業資料》（1979年第4期）上發表的《新聞道德的準則》首次將新聞職業道德引入我國新聞學研究中。但當時新聞職業道德研究并未引起更多人關注，直到1982年，由于黨的“十二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在各行各業加強職業責任、職業紀律的教育”，從而大大促進了新聞領域對新聞職業道德的研究，新聞職業道德概念隨之開始在新聞界流行和普及，并為各界所認同。

總括1979年至今的新聞職業道德研究，可以看出這樣幾個階段：

目錄:摘要2-4

Abstract(英文摘要)4-5

目錄6-7

第一章加拿大的基本國情與媒介現狀7-10

第二章加拿大媒介自律的歷史成因與理論來源10-17

第一節媒介自律的理論來源──功利主義與新教倫理10-12

關鍵詞：傳播學中國30年專業期刊論文

一、研究目的

傳播學傳入中國的濫觴，可從1956年算起，當時，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內部刊物《新聞學譯叢》開始翻譯、介紹來自美國的傳播學知識，但這一作業很快就由于反右斗爭而中斷。直到1978年，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時代風云，才得以重新接續這段脈絡，從而在中國（指大陸，下同）正式興起了這樣一門新興學科。[1]

轉眼，30年過去了！恐怕很少有人能預想到，傳播學在中國變成了一門顯學。當然，這種局面的出現，除了拜中國自身實行改革開放正確路線所賜，還有賴于全球信息化、網絡化、數字化趨勢的推動。

既然是順應了大勢，則傳播學的前景可謂風光無限。但也因此而有憂患，即：生長過快難免發育不良，表面繁榮可能掩蓋了基礎貧弱。值此30年之際，與其歌功頌德，不如檢點反思，認真總結問題和不足，以利下一個30年的發展。

本文試圖從一個重要角度、即研究狀況著眼，具體而言，以專業期刊論文、尤其是高被引率的論文為視角，考察其特征、變化、得失、趨勢等，期待從中得出一些啟迪，供廣大同行參考。

關鍵詞：新聞傳播教育意見測量變革路徑

[摘要]：

本文旨在分析中國新聞傳播教育的現狀與前途。作者以李克特量表和訪談為工具，通過專家意見測量，評斷新聞傳播教育的運行系統在教育界被認同的程度，進而討論所預設的22個命題的現實意涵，以及變革中國新聞傳播教育的可能路徑。測量及討論表明：新聞教育在辦學條件、辦學思想、教學規程等諸方面存在著巨大的系統性危機，與此同時，也存在著系統化改進的種種可能；新聞傳播學教育的困境，其源頭是教育管理思想的落伍，其病灶則是學科內部分界的混亂。因此，本文對新聞傳播教育的任務多重性作了詳細辨析，并就從一級學科到三級學科的分界與功能，設計了與本文全部討論結果相洽的策略提案。

從傳統上看，中國大陸的新聞傳播事業與新聞教育的關系，遠比一般的行業與其專業教育的關系更為緊密。而新聞業（也包括部分更為廣義的傳播業），究其社會公器的本質而言，也確乎關乎意識形態領域的進步以及公共領域的建設。因此，與其說新聞傳播教育是在培養某種專業人才，不如說大學新聞傳播教育在上層建筑和社會建設這兩個層面上都承擔著重要的歷史責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新聞傳播教育篳路藍縷，為近30年的中國新聞業培養了一大批合格的人才，其成績有目共睹。但是，危機也早已隱現：1、專業適用性方面，即使是著名新聞院系的畢業生，近年來對口分配的比例也直線下降；2、市場評價方面，頗多用人單位對新聞院系培養的人才的實用性提出質疑；3、教學對象評價方面，時聞來自學生階層的批評意見，反映師資、教材、教學體系的不足。[1]

1998—2000年，俞旭、朱立曾對我國大陸50所新聞傳播院系的負責人和資深教授做過一個調查，這些調查對象對大陸新聞教育狀況的看法為：（1）對新聞傳播教育不滿意的占76.67%；（2）認為師資短缺的占63.33%；（3）認為需要提高師資素質的占53.33%；（4）認為教學與實踐脫節的占40.00%；（5）認為教學方法滯后的占50.00%。（俞旭、朱立，2001）

一、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四個層次的失范

當然，不能僅僅因為在國際上發表的成果少就貶低我國的新聞傳播研究。應該說，我國新聞傳播學雖然是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學科，但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在量的方面有著很多累積，在質的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學術規范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新聞傳播學科的發展與我國龐大的學術資源（主要是人才資源）相比，只能說是差強人意。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失范的問題，或者說不規范的問題，是比較嚴重的，由淺層到深層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層次：

其一為具體操作的層面，表現為缺乏規范的注釋、引文等。一項研究表明，2000～2004年CSSCI期刊中新聞傳播研究論文篇平均引文數為2.01篇，大大低于人文社會科學論文的平均引文量（6．06）；新聞傳播學論文中有引文的文章和無引文的文章之比為（50.5：49.5），這意味著只有一半論文含有引文，這個比例同樣大大低于人文社會科學論文的引文比例（66.4：33.6）[3]。學術規范中技術層次的規范，包括各種符號的使用、成果的署名、引文的注釋等，雖然是外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內容、道德水平，是基礎性、核心性的要求[4]。學術論文規范的注釋、引用，一方面體現對于他人成果的尊重，同時也促使研究者將自己的研究置于既有成果之上，延展研究脈絡，實現知識增量。在國外的許多論文中，有引文注釋四五十條是很常見的。

其二為內容問題，許多論題大而無當，實際上是在做重復研究；從小問題入手進行原創性研究的很少。因而知識增量很有限。

有不少論文都是整合性“研究”。整合研究也能創新，像拉斯韋爾整合出“五個W”的理論，像羅杰斯整合出創新擴散理論，那是大師級的整合，因為這些整合性研究發現了其他人多項研究的共同的本質性聯系、規律性特征。而我們這里有些人不同，是把別人的研究結果進行一般性的歸納（還不一定都標出是別人得出的結論），稍加一些個人看法，就成了一篇論文。其論點隨意、論證松散，完全不能體現學術研究的延續與繼承。最近一個時期，“時評式論文”更是見諸學術期刊，實際上是一些隨筆或政論型的作品，針對某一問題、事件表達個人的觀點，論文并沒有經過嚴密邏輯的論證過程，追求在很短篇幅內對于事物性質作出判斷，有些觀點初看令人新目，但細品之下難以信服。

其三為學術倫理上的失范，包括學術品質、學術責任等方面。前文講到我國新聞傳播學術論文引文、注釋少的狀況，實際上其中包含一種現象，就是作為論文重要論點出現的觀點，明知是別人的研究成果，卻不作引用、注明，只是用自己的話說出來，給人造成一種錯覺：該觀點就是這位作者的創新觀點。這種不尊重別人知識產權的做法，嚴格說起來有剽竊之嫌，卻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還有人，并無真知灼見，卻搬來一些國外的或外學科的連自己也沒搞清的詞匯裝點文章，結果是繞來繞去，不知所云。另有人在不成熟的論文中拉名家署名以利發表，也有人在不該署名的著述上署名，出了問題卻一推了之。如此等等，都擾亂了正常的學術秩序。

一、出版倫理執行現狀

受市場特性、人情往來、政策疏漏、期刊評價體系等因素的影響，在對全球學術期刊出版者的實踐活動進行審視后發現，出版過程中的倫理失范現象大有存在。1．作者出版倫理失范行為(1)剽竊他人學術成果。如大段復制他人論文卻未對引用內容加以參考標識，或是采用“高級”改寫、“英翻中”“中改中”的稿件撰寫行為;(2)重復發表。如一稿多投，或抽取自身學位論文中的骨干內容，形成小論文，或將自己已發表的研究成果進行翻譯，再次發表的行為。(3)偽造。如操控數據或圖表，篡改研究結果，偽造基金項目與作者個人信息等。(4)不當署名。如請人，掛導師或業主姓名，研究成果質量與作者個數及學術水平不匹配，隨意增減作者等。(5)隱瞞利益關系，如稿件作者就職于業主單位，負責修改與對接的通訊作者為設計、施工單位、廠家人員且未在文中署名，或來稿類似于廠家的產品說明書，學術質量較低，此類作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通常具有明顯的利益關系且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2．審稿者出版倫理失范行為(1)隱瞞利益沖突。如審稿人出于利益關系，給與具有傾向性的審稿意見，造成審稿意見非中立。(2)審稿工作不到位。如審稿時敷衍了事，缺少全面系統或立足于學術角度的審稿意見，或將審稿工作轉移至他人，且未進行后續跟進，造成審稿意見質量低下。(3)借用職務便利，竊取他人研究成果，將其據為己有。3．編輯出版倫理失范行為(1)編輯過程中工作態度不嚴謹，未做到“有錯必改、改必有據。(2)對于編輯的角色認知錯誤，存有高人一等的心理，在編輯過程無視作者的溝通需求或對作者提出不合理的強制性修改意見。(3)對于個別“特殊稿”降低質量要求。這種行為不僅是對其他作者、審稿人、讀者的失責，更是對期刊品牌和我國學術影響力水平的抹黑。(4)借用職務便利，竊取他人研究成果據為己有。4．出版者出版倫理失范行為(1)期刊定位失職。如在錄用稿件時，對稿件政治傾向、涉密情況、學術水平把關不足或單純為了經濟利益，未對來稿進行篩選剔除，以上行為不僅未完成學術期刊推動科學發展的社會責任，還造成社會資源的嚴重浪費。(2)出版行為不規范，出版單位未落實三審三校和匿名送審的工作流程。(3)對出版物編校、印刷復制質量把控不嚴，嚴重浪費社會資源。(4)為提高期刊評等級，根據現有評價體系漏洞，采用特殊手段，主觀性地“做數據”。(5)在出版物發行與營銷過程中，采用不良營銷手段強制性銷售，詆毀、排擠其他刊物。(6)在版權貿易過程中，對作者或授權方提出不平等的強制性條款。以上出版倫理失范行為嚴重影響了學術出版活動正常、有序、健康地開展，因此，本文擬從出版倫理的研究現狀入手，通過分析出版倫理的本質，對中文學術期刊的出版倫理建設方案進行研究，以求加快我國學術期刊出版倫理建設的腳步，使其更好的滿足本國及世界范圍的發展需求。

二、出版倫理研究現狀

1．國際范圍。在歐美發達國家，對出版倫理的研究根植于傳播和傳媒倫理學。其傳媒倫理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約20年后，西方傳媒倫理研究逐步進入繁榮期。經過長期的學術積累，傳媒倫理學逐漸走向成熟。不僅有一批著名的傳媒學、新聞傳播學者及組織團體對傳媒理論進行了持續關注并出版了大量的傳媒理論教材和理論專著［1～3］，而且不少大學開設了傳媒倫理相關課程，對相關學生進行專業的倫理教育。在亞洲范圍，日本及韓國對于出版倫理的研究表現得更為積極。從翻譯成中文的日本出版學研究文獻可看出，日本學者們對出版與出版業面臨的倫理價值沖突有著深刻的認識與見解［4］。值得重點提及的是，1997年英國的一個醫學期刊編輯小組建立了一個關于出版倫理的組織，后發展成為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mmitteeonPublica-tionEthics，COPE)，該組織旨在應對全球范圍內發生的違反科學研究及出版規則的倫理事件，其主要目標是探討和尋找處理這些問題的實用方法和良好對策，嘗試制定科學出版倫理方面的規范指南，為編輯、出版商等出版倫理相關參與者提供行為和流程指導。該組織不僅向其成員單位提供認識和防范學術不端行為的培訓和幫助、遠程教育課件，還定期和組織成員召開電話會議，為處理復雜案例提供咨詢，并定期出版相關內容的電子刊物;更重要的是，它還可作為出版倫理失范事件的仲裁者［5］。該組織截止2015年11月，成員總數已經超過9000名，遍布全球，涉及所有學術領域。國際上幾家大的出版集團，如Elsevier，Wiley–Blackwell，Springer，Taylor＆Francis，PalgraveMacmillan和WoltersKluwer等均為其會員。2．國內范圍。自1990年以來，學術失范現象在中國逐漸顯露并呈愈演愈烈之勢，據此，我國關于出版倫理的研究也應運而生。根據中國知網可查數據顯示，我國關于出版倫理的最早研究為1993年雷鳴撰寫的《論市場經濟與出版倫理》［6］，他從市場經濟的大環境出發，提出了商品作為出版物的內在屬性須遵循出版倫理才能實現出版物商品價值和精神文化價值的理論。隨后，相關關注有增無減，進入21世紀以來，每年有關學術出版倫理的研究論文多達兩三百篇，而《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這兩大中國最具權威性的報紙媒體，自2000年至2014年也分別累計刊發了130余篇和200余篇相關的評論報道，并帶動了全國其他新聞媒體的廣泛報道［7］。在出版倫理體系建設方面，謝文亮［8］指出我國科技期刊出版倫理建設未得到重視，雖然中國科協•42•早在2007年就了《科技工作者科學道德規范》，但是至今尚未建立起有影響力的科技期刊出版倫理規約。在個人研究方面，胡虹霞對我國出版倫理的定義、研究現狀、興起原因、進行了綜述，并提出了出版倫理研究的推進方向。宋官龍［9］分析總結當下存在的作者違背出版倫理現象的類型，結合實例分析原因，并從行業管理和編輯過程的角度提出的應對措施。徐海麗［10］采用文獻法與邏輯推理法，闡述國際新型學術不端案例及現狀，分析了國際期刊及相關機構對學術不端的預防措施，并從編輯角度提出了建議。姚青群［11］提出數字化發展、行業體制改革、服務意識轉變和社會轉型等因素是導致當前學術期刊出版倫理困境的主要原因，并從行業自律和他律等方面對如何解決出版倫理困境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意見及建議。

三、出版倫理的內涵

統計國內已有研究發現，我國出版倫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編輯人員識別失范現象和防范處理的應對方案上，這類研究或多或少的將出版倫理與學術不端劃了等號，因此對于出版倫理的研究難免呈現單調、片面的結果。目前學術界對于出版倫理還未有一個公認的定義，因此，若單從字面理解，“出版倫理”可為“出版”與“倫理”的融合。即在編輯出版工作中各主體應遵循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因此，出版倫理約束的主體應該是參與出版活動各環節的人員及團體，其約束的內容不僅包括行為原則，還應該包括道德規范，甚至是更高遠的價值追求［12］。具體來說，對于主編，出版倫理主要涉及促使期刊完成承擔社會責任并積極應對不良誘惑，其中包括明確辦刊理念、辦刊宗旨，積極開展的欄目策劃、學術創新等活動等;對于編輯，主要涉及與作者圍繞編輯出版工作進行雙向溝通時應遵循基本的職業道德守則，編輯過程中應嚴謹編校過程的編輯倫理;對于作者，主要涉及在學術論文創作過程中應持有原創觀念并做好利益申明，自覺摒棄學術不端等行為，執行作品編著倫理;對于審讀者，主要涉及在論文審理時應客觀、公正，不摻雜個人情感和利益考量，準學術性至上，同時注重保證審稿質量。對于出版團體，主要涉及單位內部的印刷復制倫理、出版倫理、發行與營銷倫理及版權貿易倫理。對于讀者和研究成果正式發表前出版工作參與者，還可能涉及到閱讀倫理。

【內容摘要】本文對迄今為止國際和國內傳播學界有關互聯網的傳播研究作了比較全面的介紹。通過有關研究論文的數量統計，本文認為有關互聯網的傳播研究自1996年開始受到主流傳播學研究的重視。本文通過四個方面，即(1)互聯網使用研究，(2)互聯網影響(效果)研究，(3)互聯網采納研究，以及(4)其他研究等，對大量以互聯網這種新傳播技術為研究對象的傳播研究作了梳理，包括研究主題和內容的介紹以及研究方法的述評。本文為學者們今后進行有關互聯網的傳播研究無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起點。

【關鍵詞】互聯網；效果；使用；采納

一、引介

《傳播電子期刊(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編輯White(1998)指出，互聯網傳播研究的獨特之處在于，它的出現是在傳播研究作為一個學術領域已經比較成熟之后。此前的很多傳播技術，包括電話、報業、收音機和電視，其產業發展之時，傳播學基本上還未登大雅之堂。事實上，以媒介研究為核心的傳播學，是伴隨著這些重要傳播技術的發展和演變而逐漸建立和完善起來的。

然而，對互聯網的傳播研究，卻基本上是最近10年間的事，而互聯網成為傳播研究的熱點，更是只有幾年的時間。雖然White(1998)認為在互聯網的演變和發展過程中，傳播學者具有自己獨特的貢獻，但更多的學者(如Rogers，1997;Newhagen&Rafaeli，1996)認為，從技術的角度而言，作為一種信息傳播技術，互聯網在其為大眾所熟知以前的20年發展和演變歷程中，傳播學者基本上無所作為。不僅如此，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隨著萬維網(WWW)的出現，當互聯網的使用群體迅速擴大，逐漸由精英技術變成大眾技術時，傳播學者對于這一新傳播技術的關注也遠遠滯后于通俗媒體報道。顯然，作為一種仍處于不斷演變中的傳播技術，其商業和社會使用前景尚未完全明朗之際，學術界出于種種原因(見Morris&Ogan，1996)，對于互聯網之于傳播研究的意義缺乏敏銳意識和認同(Soukup，2000)。Rogers(1997)從歷史分析的角度，以技術擴散為分析框架，指出互聯網技術從出現到擴散達到臨界點(criticalmass)，歷經了近20年的沉寂和醞釀。如果我們以有關互聯網的傳播研究的數量作為分析對象，則這一醞釀期對于傳播研究而言至少還要延長幾年。1996年，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旗下的首要學術刊物《傳播學刊(JournalofCommunication)》出了一期互聯網研究專集，標志著主流傳播期刊對互聯網這一新傳播媒體的關注。在一篇其后被經常引用的對話式討論中，兩位研究新媒體的學者，即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ofMaryland)的Newhagen和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萊大學(HebrewUniversityofJerusalem)的Rafaeli(Newhagen&Rafaeli，1996)，展開了一場傳播學者為什么應該以及如何進行互聯網的研究的討論。他們甚至呼吁，傳播學者應該積極介入互聯網的技術和相關社會政策的發展過程中去，以傳播學者的視野來影響互聯網技術的走向，這一極具倫理和社會關懷的觀點和White(1998)不謀而合。

從某種意義上說，研究對于研究者而言是一種投資行為，因此主流學術刊物的興趣和方向對于學科研究具有很強的引導意義，它們的關注無疑對于互聯網作為新媒體的研究價值起著“正名”的作用。與此同時，其他重要新聞傳播期刊，包括《新聞與大眾傳播季刊(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傳播電子期刊(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等，都紛紛推出有關互聯網研究的專題或專集；而一批以互聯網等交互技術為研究重點的學術刊物也應運而生，包括《新媒體與社會(NewMedia&Society)》，《網絡傳播期刊(Journalof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網絡傳播雜志(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Magazine)》等等，吸引了大量的傳播學者的學術興趣。作為一種影響深遠的傳播技術，很多其他學科，包括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經濟學、管理學等社會和應用科學的學術期刊上，也大量出現有關互聯網的研究論文，其研究路向和研究重點與傳播研究雖各有側重，但也多有重疊交叉，與互聯網相關的各種問題乃成為整個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的熱點。

關鍵詞：新聞傳播教育意見測量變革路徑

[摘要]：

本文旨在分析中國新聞傳播教育的現狀與前途。作者以李克特量表和訪談為工具，通過專家意見測量，評斷新聞傳播教育的運行系統在教育界被認同的程度，進而討論所預設的22個命題的現實意涵，以及變革中國新聞傳播教育的可能路徑。測量及討論表明：新聞教育在辦學條件、辦學思想、教學規程等諸方面存在著巨大的系統性危機，與此同時，也存在著系統化改進的種種可能；新聞傳播學教育的困境，其源頭是教育管理思想的落伍，其病灶則是學科內部分界的混亂。因此，本文對新聞傳播教育的任務多重性作了詳細辨析，并就從一級學科到三級學科的分界與功能，設計了與本文全部討論結果相洽的策略提案。

Abstract:Thisthesisprovidesananalysisonthestatusquoandthefutureof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inChina.ByusingLikertscales,interviewsandmeasuringexpertadvice,theauthortriestoevaluatetowhatextenttheoperatingsystemisacceptedbytheeducationsectorandthentodiscussthepracticalsignificanceofthe22givenpropositionsandthepossiblepathofeducationalrenovation.Surveyinganddiscussioncometotheconclusionthatthereisahugesystematiccrisisin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containingmaterialconditions,teachingphilosophyandteachingmethods.Meanwhile,somesystematicimprovementisalsopossible.Thedilemmaofeducationrootsintheoutdatedmanagingphilosophyandtheconfusionofinternalboundarieswithinthediscipline.Therefore,thisthesisdetailedlydifferentiatemultifarioustasksof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Andconcerningthedivisionandfunctionsoffirst,secondandthirddisciplines,italsoprovidesstrategyandresolutionbasedontheforegoingconclusion.

Keywords: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Education,AdviceSurveying,PathofRenovation

（接上）

關鍵詞：新聞傳播學學術規范研究方法學術倫理

[摘要]：

我國新聞傳播學在學術規范方面與國際不接軌，使得我們的學術成果難以走向世界。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有四個層次的失范，從淺層次的引文注釋少；到深層次的，論題大而無當，原創性研究少；學術倫理失范擾亂正常的學術秩序；最嚴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傳統的思維方式、治學方式與現代科學研究規范有距離。多方面的現實原因也使得學術規范難以改進。論文最后就研究方法該不該有本民族的特色，“應然”研究是否也應給予一定的地位，最能改進學術規范的學術群體是什么等幾個問題發表看法。

Abstract:ThefactthatChinese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researchfailstoadoptinternationalstandardspreventsourachievementsfromwellrecognizedbytheworld.Theacademicabnormalityofdomestic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researchcanbeclassifiedinfourlevels,whichgoesfromtheshallowandobviousonelikelackingofnotesandcitations,tothedeeperandhidingonelikefocusingonover-extensivetopicsandlackingoforiginality.Besidesthat,Chinesetraditionalthinkingmodelandresearchhabitdiffergreatlyfromtheinnerrequirementofmodernscientificresearchstandard.DiverserealisticstatusquoalsorestrictstheimprovementofChineseacademicnorms.ThisarticlefinallyproposesitsownanalysisonthequestionofwhetherChineseresearchmethodshouldbeon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andwhether“should-be-styledresearch”deservesitsexisting,aswellaswhowillbethemostpotentialacademicgroupinChinatoimprovethecurrentsituation.

Keywords:Journalism&Communication；AcademicNorm；ResearchMethodology；AcademicEthic

我國設有新聞傳播學院系或專業的大學數以百計，從事新聞傳播學教學和研究的教師數以千計，博士生、碩士生難以計數，但打入國際一流刊物的論文很少，在國外出版學術著作的也很少聽說。這種現象僅僅是因為意識形態不同的原因嗎？傳播學重在傳播效果的研究，意識形態的成分少得多，為什么也同樣如此呢？

近年來，多起關于國際知名期刊對中國科研工作者涉嫌學術不端論文進行“撤稿”處理的事件在微信等公眾平臺被報道和轉載［1］;2021年1月21日科技部《有關論文涉嫌造假調查處理情況的通報》［2］，在公布多篇科技論文涉嫌造假被舉報的結果后引發社會熱議［3］，學術存疑論文成為關注中心。十大事件中，《Nature》封面文章“史上最小恐龍化石”的撤稿在新聞里與其他學術不端事件相提并論，但從最終撤稿聲明［4］來看，該論文出現的問題并不能定論為造假，更類似學術爭論或觀點錯誤。對于科技部的通報，也有時評［3］提出疑問和思索:“怎么做論文不是造假、怎么做就是造假了?”在關注公眾輿論對中國學術不端行為進行批判的同時，作為期刊出版者，我們應注意到:無論新聞媒體總結的“十大學術不端/撤稿事件”，還是科技部關于論文涉嫌造假調查處理情況的通告，均有涉及學術存疑論文，如何區分和處理類似事件值得我們全面觀察和思考。雖然國外有規范［5－7］在定義學術不端或科研不端行為中提及應注意區分誠實錯誤(honesterrors，亦有譯為“無心之失”)或意見分歧(differencesofopinion)，但國內研究［8－12］主要針對已被認定的學術不端行為，包括學術不端的定義、分析、對策，以及根據檢測系統、撤稿處理等措施來分析其防范或遏制情況，部分文章［8，13］在分析學術不端時提及數據的無意錯誤或科學探索的“試錯”特征，但沒有對期刊如何區分處理學術存疑論文進行詳細明確的分析。美國科研誠信辦公室(ORI)審查的指控［14］中，1994—2004年的259起調查案件有49%被最終認為不存在學術不端行為，2004年289名舉報者中只有51%的人指控的情況被證實為學術不端。被舉報的學術存疑論文有一定概率并沒有不端行為或無法證實有不端行為，此外，針對如何處理不準確指控或如何證明無罪的文獻也很少［15］。對于明確的學術不端行為，遵照相應的規范或規則進行調查處理即可，但是實際操作中有較多論文事件涉嫌但難以明確學術不端，因此有必要界定學術存疑論文的分類和特征，探討區分處理的策略，有助于科學嚴謹地對待科技期刊編輯出版過程中的學術問題，在促進科研誠信的同時保護科學探索的試錯本質，集中力量精準打擊不端行為，凈化學術環境。

1學術存疑的定義與分類

學術存疑是指科技期刊編輯出版的論文在學術有效性上受到質疑但不能證實學術不端行為的一類特殊情況。根據其性質或來源，最終可區分歸入潛在的學術不端(懷疑但證據不足)、誠實錯誤、學術爭議或觀點錯誤和研究質量低劣等問題。

1．1潛在的學術不端

從國內外各種指南規范等看，學術不端的定義至今沒有完全統一，但其共同特征在于這類問題是作者帶有明顯意圖的行為所致。根據美國科學編輯理事會(CSE)、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ICMJE)和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英國制藥工業協會(theAssociationoftheBritishPharmaceuticalIndustry)、世界最大的生物醫學研究資助基金之一惠康基金會(theWellcomeTrust)等規定［7，16］，作者“剽竊”“偽造”“篡改”“不當署名”等故意作為均屬于不端。但事實上有些論文是否存在不端行為，往往難以甄別和證實。例如，趙麗瑩等［17］提出的部分“灰色不端行為”，作者在基金標注、共同署名上可能有不實或隨意標注，科研結果進行切片發表等;或者部分記錄丟失無法提供原始數據鏈［18］，作者根據某一標準對部分數據識別為異常并剔除，研究論文表現出支持某理論的明顯傾向性等。

1．2誠實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