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教育研究論文

導語：新聞傳播教育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關鍵詞：新聞傳播教育意見測量變革路徑

[摘要]：

本文旨在分析中國新聞傳播教育的現狀與前途。作者以李克特量表和訪談為工具，通過專家意見測量，評斷新聞傳播教育的運行系統在教育界被認同的程度，進而討論所預設的22個命題的現實意涵，以及變革中國新聞傳播教育的可能路徑。測量及討論表明：新聞教育在辦學條件、辦學思想、教學規程等諸方面存在著巨大的系統性危機，與此同時，也存在著系統化改進的種種可能；新聞傳播學教育的困境，其源頭是教育管理思想的落伍，其病灶則是學科內部分界的混亂。因此，本文對新聞傳播教育的任務多重性作了詳細辨析，并就從一級學科到三級學科的分界與功能，設計了與本文全部討論結果相洽的策略提案。

從傳統上看，中國大陸的新聞傳播事業與新聞教育的關系，遠比一般的行業與其專業教育的關系更為緊密。而新聞業（也包括部分更為廣義的傳播業），究其社會公器的本質而言，也確乎關乎意識形態領域的進步以及公共領域的建設。因此，與其說新聞傳播教育是在培養某種專業人才，不如說大學新聞傳播教育在上層建筑和社會建設這兩個層面上都承擔著重要的歷史責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新聞傳播教育篳路藍縷，為近30年的中國新聞業培養了一大批合格的人才，其成績有目共睹。但是，危機也早已隱現：1、專業適用性方面，即使是著名新聞院系的畢業生，近年來對口分配的比例也直線下降；2、市場評價方面，頗多用人單位對新聞院系培養的人才的實用性提出質疑；3、教學對象評價方面，時聞來自學生階層的批評意見，反映師資、教材、教學體系的不足。[1]

1998—2000年，俞旭、朱立曾對我國大陸50所新聞傳播院系的負責人和資深教授做過一個調查，這些調查對象對大陸新聞教育狀況的看法為：（1）對新聞傳播教育不滿意的占76.67%；（2）認為師資短缺的占63.33%；（3）認為需要提高師資素質的占53.33%；（4）認為教學與實踐脫節的占40.00%；（5）認為教學方法滯后的占50.00%。（俞旭、朱立，2001）

對這種現狀的一種常見的解釋是：我國新聞傳播教育多年來持續處于一個高速發展時期，新聞傳播類專業已經開始在一些理工類、師范類、財經類、政法類、農業類、體育類院校遍地開花，在一些地級城市院校，新聞傳播類專業也紛紛涌現。數據表明：1994年，中國大陸的新聞學類專業點共有66個，分布在29個省市自治區。到1998年，新聞教學單位發展到88個，其中有15個碩士點，兩個博士點和一個博士后流動站，在校學生達近萬名之多。至1999年，大陸新聞教育專業點達140多個，博士點亦增加到4個。至2006年，全國已有460多所各類高校開設了新聞傳播類專業點661個。（方漢奇、張之華，1999；劉衛東，2000、1999；周凱、張琦，2007）換言之，10多年間，新聞傳播類專業點膨脹了10倍。不少學校在既無師資又無教學條件的情況下，匆忙上馬建設新聞院系。過度飽和的競爭，以及市場秩序的紊亂，甚至連累了一些原本頗有市場的專業學科——例如，在江蘇省，一度頗為景氣的廣告專業，其首次就業率已下滑至50%以下，幾乎淪為所有高校專業最低就業率榜單的最低位。（江蘇省教育廳，2008）

但是，除了一般性地批評新聞院系建設的“過熱”反應和“泡沫”現象，我們還應該就本教育領域的深層次問題——體制性、策略性、技術性議題作更多的思考，并且，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對現狀的評估，探索變革圖強之道。

一、研究的設計

教育界討論新聞教育改革有年，林林總總的觀點和意見在期刊上屢見不鮮，唯一鮮見的是對這些觀點和意見的認定與落實。探究眾語喧嘩而少實際效用的原因：一是教育管理職能部門缺少創新能力和思想解放之風；二是在新聞傳播學教育界，缺乏支持認同與反駁的組織溝通機制，以至于不能形成足夠的意見壓力；三是就操作而言，缺少有說服力的、可操作化的、而又符合中國國情的教育樣板與教學模式。

本研究意在促進群體認同的形成，因此，所設計的研究路徑為：將現有的觀點、爭議、建議，在一個專家群體中實施“背靠背”的討論，從中觀察觀點的差異分布，再將這些差異引入到“面對面”的討論，之后再將討論策略化。2008年8月，2006-2010年教育部高等學校新聞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武漢召開，包括大部分教指委委員以及一些相關的教育專家出席了會議，其主題意在探討我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未來發展之路。利用此次會議的舉行，并受教指委主任委員李良榮教授的委托，研究者對出席會議的30位委員（分布于23所大學的新聞院系）作了有關“新聞傳播教育形勢評估及改革意見”的態度測量。

測量問卷的題干為研究者有關新聞傳播教育現狀與發展方向的22個假設性判斷。這些判斷的來源包括：對既往的關于新聞傳播教育研究的相關論文的觀點檢索與歸納；所記錄的在新聞教育界同行間討論（包括教指委會議間）中的觀點傾向；在研究生課堂上討論新聞教育時得到的啟發；我本人作為參與者對該教學領域的長期（1987-2008）觀察與思考所得。以下是這22個假設判斷的一個清單，大致覆蓋了狹義的“新聞教育”及廣義的“新聞傳播學教育”的一些重要領域，并涉及到了前面所述的體制性、策略性、技術性等多類議題：

1、新聞傳播教育處于危機狀態；

2、新聞傳播人才培養不能適應市場需求；

3、應加大新聞實務訓練內容的比重；

4、應以“大傳播”為教學改革方向；

5、新媒體及媒介融合是傳媒業發展方向；

6、與國際接軌是教學改革的方向；

7、實務型師資嚴重匱乏；

8、教師的學養與理論水平不足；

9、目前的課程設置有體系性或體制性缺陷；

10、大多數教材內容缺乏先進性；

11、教學經費與教學條件大多嚴重不足；

12、缺乏成功的新聞傳播教學模式；

13、缺乏教學領域內的經驗交流與推廣；

14、缺乏教學界與業界的交流；

15、缺乏與國際新聞傳播教學界的交流；

16、應加寬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教學內容；

17、應加大學生實習及實踐性教學強度；

18、可考慮以畢業設計取代本科畢業論文；

19、可將碩士教育分為業務、學術兩個類型；

20、應加強學生專業倫理的教育；

21、教育界仍然應保持對業界的批評立場；

22、學術界應更多發表對社會公共事務意見。

在測量時，研究者請30位專家基于“對國內新聞傳播學高教界的一般觀察”作總體判斷，而不是僅僅根據本單位的境況下結論。之所以可以這樣要求，主要是因為這個調查對象群體大多為熟悉新聞教育界的資深人士，并且由于擔任教指委委員之故，經常接觸相關的材料、聽聞相關的討論。他們的觀點基本上可以代表“教指委委員”這個群體的意見，也可以探索性地反映出新聞教育界的觀點差異。

對這些意見傾向的調查，運用了改進的李克特七級量表（測量值1—7：1為極為不贊同，2為很不贊同，3為較不贊同，4為中立，5為較為贊同，6為很贊同，7為極為贊同）作為工具，要求測量對象在不受打擾、自行選擇匿名與否的條件下圈定對應的態度測量值；而統計者則以均數和“極值”的分布來衡量、闡釋與會的30位專家的態度。改進的測量不是根據受測者的各個項目的分數計算代數和，或計算個人態度總得分，而是在每一測量項目中依據得分與中位值的偏離程度將受測者劃分為高分組和低分組。進一步的，研究者選出若干條在高分組和低分組之間有較大區分能力的項目作為討論的重點，選擇那些在高分組平均得分較高并且在低分組平均得分較低的項目，以分析“極值”所可能展現、流露或暗示的觀點。

問卷并附有空格以征求專家們對自己的態度的說明及相關的開放性意見，這些意見亦作為討論及訪談內容被本文匿名引用。當其文字說明語焉不詳，或從讀者角度感到有必要追問其判斷時，研究者通過電話與相關專家作了進一步的訪談。

研究者在寫作初稿后，將研究報告寄給所有的教指委委員——也包括因缺席而未接受量表測量的專家，并請他們以匿名或實名的方式自愿補充觀點，這些觀點及部分委員的談話、發言內容也被加入到了本文的訪談引文之中。[2]

以下，是對本次測量結果的基本報告，以及對所有討論內容的簡要分析：

二、總體評價

近年間，由于國家在新聞出版領域貫徹“控制規模，優化結構，提高質量，增進效益”的方針，因此，新聞媒體對新聞人才的需求始終是有限的。中國新聞媒體目前的數量大體上控制在：報紙約2200多種；期刊雜志8000多種；廣播電臺、電視臺、有線電視臺各約1000臺。與此同時，中國新聞教育學會的一項調查顯示，新聞類的專科畢業生不再需要，對能從事一般記者、編輯工作的本科畢業生，需求量也已接近飽和；而且，為了進一步提高報道的質量，一些媒體在招聘人才方面不再局限于招收新聞學類專業的畢業生。而反觀新聞傳播教育界，在人才培養的的策略因應方面卻一直泛善可陳，正如何梓華（2005）所言：“新聞媒體需要的，高校供不上；新聞媒體不怎么需要，高校卻在大量培養。”無疑，需求的有限性、（學科間[3]與學校間）外部市場競爭的激烈性、專業教學體系的滯后性，是新聞傳播教育危機的主要來源。

I、危機及其表現

本次測量顯示，對于“新聞傳播教育處于危機狀態”的假設，教育專家們的總體態度傾向是比較贊同的，平均值為5.6；其中更有三分之一的專家對此表示極為贊同，選擇了7這一表示強烈認同的態度值，只有一位專家選擇了3，表示傾向于不贊同。我們可以推測的是，新聞傳播教育面臨危機，這可能是整個新聞傳播學界的基本感受。

相對而言，對于“新聞傳播人才培養不能適應市場需求”這一問題，專家們的態度則較為多元，整體平均值為4.8，表示較傾向于贊同。超過三分之一的專家的態度值為5，而選擇6這一表示很同意的專家人數也有8人，接近三分之一，更有兩位專家對此表示極為贊同，選擇了7這一表示強烈認同的態度值。其中5號專家更明確指出，這種不適應的表征之一便是，在當下的學術界和教育界里，缺乏懂媒介經營管理的人才；但值得注意的是，專家中仍存在較明顯的分歧：對于這一問題，多達6位的專家的態度值為3，傾向于不贊同這一觀點，更有一位專家選擇了2，表示很不贊同。

委員Z1在談話中說：“新聞教育危機是確確實實存在的，大家有共識。人大院慶，代表們卻不約而同的談新聞教育危機……名校的境況可能稍好些，更大的危機存在于無數地方院校的新聞學院。即使是這樣，不少學校每年都還在變著花樣搞擴招。”

II、發展方向

另一方面，對于新聞傳播教育的發展趨勢，專家們也有不同的見解：

在包括“應加大新聞實務訓練內容的比重”、“應以‘大傳播’為教學改革方向”、“新媒體及媒介融合是傳媒業發展方向”、“與國際接軌是教學改革的方向”在內的諸多有關新聞傳播發展的方向判斷上，認同度最高的是“新媒體及媒介融合是傳媒業發展方向”，平均值約為5.7，顯示出較高的認同度。其中接近三分之一的專家表示極為贊同這一觀點，沒有任何專家表示出反對傾向。隨著媒體技術的發展和一些藩籬的打破，電視、網絡、移動技術的不斷進步，各類新聞媒體將融合在一起，這一趨勢得到了不少學者的關注和認同。值得注意的是，5號專家在贊同這一觀點的基礎上（態度值為6，很贊同），也同時指出，這種發展應當與“傳統媒體的發展并存”，不可偏廢；而11號專家對此表示“看不清楚”，表達出部分專家對這一問題的謹慎態度。

認同度次高的是“應加大新聞實務訓練內容的比重”，均值超過5.4，即總體上較傾向于認同這一觀點。其中更有多達6位的新聞傳播教育專家的態度值為7，表示極為認同。可見，在加強新聞實務訓練這一問題上，頗多專家可以達成共識，認為當下的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的實務訓練不足。

傳播學發展到今天，出現了所謂“大傳播”的概念。“大傳播”是指有人類參與的所有信息傳遞和交流活動；在社會文化的宏大背景下，將新聞傳播教育納入大眾傳播和整個社會信息與情報傳播應用的宏大范圍，即所謂的“大傳播教育”。而對于是否“應以‘大傳播’為教學改革方向”，專家們的態度則出現了較大分化，其中更有兩位專家直接提出，對何為“大傳播”不甚明了，顯示出“大傳播”這一觀念在新聞傳播教育界內仍未被普遍認知。在總體平均值為4.9表示較傾向于認同“大傳播”觀念的前提之下，有8位（接近三分之一）的教育專家的態度值為7，表示強烈認同這一教學改革方向；與此同時，也有4位專家明確表示極為不認同“大傳播”的觀念，態度值為1。專家們對于“大傳播”觀念的爭議，值得我們對此作進一步的討論。

而對于是否應當把“與國際接軌”作為教學改革的方向，專家們的態度則較為微妙。從整體上來看，專家們的態度平均值為接近4.7，呈現出中立而又稍微傾向于贊同的趨勢。從態度分布來看，對于與國際接軌這一問題，既有對此持強烈反對態度的（態度值為1的專家有兩位），也有表示極為贊同的（有4位專家態度值為7，強烈認同這一改革方向），其他專家的取向也較為分散，呈現出十分多元的態勢。曾有學者提出過：新聞傳播教育標準化和國際化不僅可以推動中國新聞傳播教學本身的提高；也可以促進新聞傳播研究的規范，進而提高研究總體水平（郭可、錢進，2006）。但在留言中，一些教指委專家對此觀點持保留態度，他們對西方的標準訓練能否適應中國國情提出了質疑。

與此形成有趣對比的是，對于“缺乏與國際新聞傳播教學界的交流”這一觀點，專家們整體上是較為贊同的（參見下文）。這或許意味著，對于一部分專家而言：一方面，不太贊同“與國際接軌”，并不意味著不去汲取國外先進經驗，畢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另一方面，睜開眼睛看世界，又未必就要把西方經驗照搬照抄，畢竟，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特色的新聞教育之路，進而追求教育的效用，才是改進教育策略的真正目的。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是否要把“與國際接軌”作為新聞傳播教育的改革方向，目前的爭議頗多，牽涉到諸多概念、理念、路徑上的爭議，當前仍不能遽下定論。

三、教學資源評價

新聞傳播教育面臨的危機，在有形的方面主要表現在教學資源的匱乏和不均上。一方面，對于一些“后發展”院系而言，新聞學類專業點“超常規”發展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師資、教材、設備等辦學條件嚴重不足；另一方面，對于一些先進或老牌的新聞院系而言，滿足于既往的成功，而沒有做到與時俱進，也會導致教學資源與快速變化發展的市場需求難相匹配。

教學資源的不足，其結果當然是教學效率繼續退化，同時，變革也會乏力，行業聲望也會降低。如曹鵬（2007）所說，“在隊伍壯大、院系林立的背后，也日益暴露出嚴重的危機，歸結起來，就是新聞教育的質量與聲譽每況愈下……如果不諱疾忌醫的話，就要正視現實，研究問題，尋找解決的出路，調整新聞教育的發展方向。”

I、師資

本次調查顯示，專家們普遍認同新聞傳播教育界“實務型師資嚴重匱乏”這一觀點，整體態度值接近5.9，呈現出很高的認同度。30位專家里共有13位專家態度值為7，對這一觀點表示極為贊同，足可見“嚴重缺乏實務型師資”是在新聞傳播教育界中普遍存在并被普遍認知的嚴重問題。熊忠輝等（2006）曾指出：當前的許多新聞傳播專業，師資隊伍在新聞傳播學養和實踐方面的積蓄不豐厚，許多教師是由大文科專業轉向過來的，有的專業點甚至沒有一個接受過新聞學歷教育或從事過新聞實踐的教學人員。中國新聞傳播教育教師隊伍結構不合理、缺少有直接新聞實戰經驗的老師的現狀，與西方新聞教育界是有顯著差別的：譬如在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教師當中，3/5以上都有過直接新聞工作經歷。

值得注意的是，17號專家對此問題表達了與絕大多數專家截然不同的觀點，表示很不贊同（態度值為2），這可以理解為新聞教育理念的分歧，也可以理解為，盡管“實務型師資嚴重匱乏”是中國新聞傳播教育界普遍存在的問題，但仍有個別院校實務型師資充足。

同樣關于師資的問題，針對“教師的學養與理論水平不足”這一觀點，專家們整體上呈現出較為同意的傾向，平均值接近5.3。但我們也能看到，在專家們整體傾向于對新聞傳播教育師資水平的現狀表示出不滿的時候，也有少數專家表示極為不同意這一觀點（態度值為1）。這可以解釋為即使新聞傳播教育界整體師資水平不高是事實，但仍有少數院校擁有著良好的師資，教師的學養與理論水平較好。

童兵（2003）在談及新聞教育的變革之道時曾有如下評價：“現在新聞機構對人力資源的起碼要求是復合型人才，既懂新聞采編業務，又懂經營管理業務；既有較好的文化功底，又有很強的實際操作能力；既能完成微觀層面的操作，如采寫一篇新聞稿，編輯一版專版，又能從宏觀上參與決策、策劃，提出與實施一個較大領域或較長階段的報道計劃。……環視現在在教學崗位上的教師，有不少是欠缺這些廣泛的知識和實際運作能力的。”事實上，這里所談及的師資素養不足，不僅僅可以針對新聞業務，也可以視為針對廣告、廣播電視、公共關系、新媒體、媒介經營管理、演講修辭以及其他各類涉及應用的學科而言。如果進一步探究根本，大學人事考評制度則又是阻礙實務型師資到位的關鍵，如委員Z2在來信中指出：“實務型師資的來源是新聞業界，而業界和高校對人的考評標準完全不兼容。即使是平移過來的教授要想在高校站住腳，適應高校的考評體系，也要經過艱難的轉型。”

II、課程設置及教材內容

另一方面，有學者指出，中國新聞傳播教育的課程設置同化現象嚴重，缺乏清晰的定位。本次調查顯示，專家們基本上贊同“目前的課程設置有體系性或體制性缺陷”，整體平均值超過5.6，并有8位接近三分之一的專家對此表示極為贊同（態度值為7），足見該問題的嚴重性。委員G在談話中說：“我們國家的新聞課程體系過于落后，在美國，密蘇里這類新聞院系的課程已經形成了標準化、細分化、模塊化，例如教新聞寫作，會開設《災難新聞》課程，并且把天災新聞與人禍新聞的寫作要素區分開……。而我們呢，多少年來仍然是老的、不切實際的、籠統的一套。”

當然，如若借鑒美國的辦學經驗，也存在著路徑的選擇問題（蔡雯，2005）：美國的新聞傳播教育從專業方向到課程設置，從教學方法到教材出版，各學院做法不一。例如，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以培養專家型記者為主，重視對學生業務操作能力的培養，課程設置以新聞業務為核心，在教學手冊上，全部課程中唯一有點理論色彩的必修課是秋季學期為全體學生開設的“新聞、法律和社會”。而密蘇里新聞學院以培養適應媒體融合的新型人才為主，課程開設上緊跟技術發展潮流，給學生提供全面的新聞傳播技能來適應媒體融合的趨勢。

另一個有關教學資源的問題是教材內容。曾有批評者指出：“新聞專業教材中不乏被評為教育部優秀教材或重點教材、指定教材者，然而這不等于該教材就不陳腐落伍、八股體例、空話套話連篇。”“名校名社出的號稱是權威的教材，都遭到學生如此評價，那些并非名校、名社的一般教材，就更可想而知了。”（曹鵬，2007）然而，對于“大多數教材內容缺乏先進性”這一觀點，本次調查中專家們似乎仍未達成共識，整體平均值為4.9，接近中位值而又稍傾向于較為贊同。其中，有多達8位的專家對此表示“較不贊同”（態度值為3），可見專家們對于目前新聞傳播教育教材現狀的態度分歧相當明顯。

III、辦學條件

而在辦學條件這一問題上，專家們的態度則更趨向一致。新聞傳播教育，尤其是廣播電視、廣告、新聞攝影、新媒體領域，屬于依賴裝備的學科，資金短缺就無法提供演播廳、多媒體實驗室等諸如此類的教學必需品，其結果就是教學與實踐仍然無法真正對接。

本次調查也顯示，對于“教學經費與教學條件大多嚴重不足”這一觀點，專家們的認同度相當高，整體平均值超過了5.7。接受調查的專家當中，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極為贊同這一觀點（態度值為7），但也有少數學者表達了不同的意見：1號專家對此表示“很不同意”（態度值為2），21專家也表示“較不同意”（態度值為2）。

思及我國教育界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現狀，有些院校辦學資源較為豐富，而大多數院校教學資源匱乏，因此，在這方面出現一些意見的對立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就總體而言，辦學條件的不足早已成為新聞類教育點高速增長、而教育水平不斷下降的禍根。新聞教育為何不顧市場容量、不顧辦學條件地盲目擴張？國家和地方教育管理部門對此自然難辭其咎，另一方面，對于大學而言，市場利益驅動[4]及學科布局的貪大求全，則是他們與宏觀政策一拍即合的根本原因；與此同時，政府及地方的投入卻并無增加，師資及辦學條件亦常不具備。在這樣的張力作用下，辦學質量及教育效果可想而知。

四、體系變革的可能

陳力丹認為，新聞傳播教育的主要目標，是為媒體和社會培養大量的應用人才和部分科研人才，這是辦學的核心，教學與科研都應該圍繞這個核心，而目前的新聞傳播教育很多都偏離了這一核心；而另一方面，“無論教師還是學生，都呼吁貼近新聞實踐，但由于大學教育的通用性和體制障礙，學生并不能兼顧其他學科知識和進行媒體實踐，許多教師本身也缺乏實踐的感性經驗，教學有空對空的成分，且明顯滯后于實踐，對現實的指導意義不突出”。（轉引自：熊忠輝、王曉梅，2006）針對以上這些問題，在新聞傳播教育界內實施一些體制性的改革舉措，或許是十分必要的。

強化人文社科教育

早在施拉姆之前，新聞教育是職業教育、通識教育還是專業教育的討論與爭議就始終存在。陳昌風（2003）曾從美國3類主流的新聞與傳播教育模式中，分別抽取一個院系研究其課程設置、辦學方向及特色，其結論為：美國新聞與傳播教育從最初重視人文學科基礎和專業技能訓練的傳統模式，歷經歷史變遷，逐漸融入社會科學研究，重視跨學科發展，內容由窄漸寬，培養目標由專才而變為通才。典型的例證為：1920年代開始，威斯康星大學新聞系開始挑戰密蘇里式的職業訓練模式，其創始人布萊耶(WillardG.Bleyer)認定新聞教育應當包括一整套的知識，應當給學生廣博的知識背景和一部分新聞方面的技能訓練。他的課程設計成為全美大多數新聞學院的基本藍本：在四年制新聞本科的課程中，新聞學的課程只占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應當是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如經濟學、政治學、法律、歷史和英語等內容。

前文談及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院系畢業生面臨其他學科的激烈的就業競爭，而阮志孝（2006）也曾以日本五大報（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日本經濟新聞、產經新聞）為例，指出日本報業每年招收的從業人員中，有不到20%來自于接觸過新聞傳播方面知識的高校畢業生，其余的則來自于不同學科，如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社會學、文學、理學和工學等專業的畢業生。而后者中許多人比起新聞與傳播類專業畢業生來，成績更為突出。主要原因即在于純粹的新聞傳播專業畢業生往往對諸如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社會學、文學、理學和工學等專業知識缺乏基本了解。考察美國的新聞教育經驗，普力策創辦哥倫比亞新聞學院以后,新聞教育研究的重心。亦漸漸過渡到引進人文課程與自然科學課程以擴充新聞學的需要。（黃鸝，2003）反觀中國的新聞傳播學課程，仍然是幾十年一貫制以采、寫、編、評、史、論為主干，學生在人文社會科學知識方面的積累是相當貧乏的。

或許正是因為這種明顯的態勢，在專家態度測量中，“應加寬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教學內容”這一建議獲得了較高的認同度，專家們的整體態度值接近5.8。其中更有多達11位超過三分之一的專家明確表示極為贊同這一舉措，態度值為7。委員D、L1均在談話中說：“要大力倡導通識教育，加大它的比重。因為上手快、后勁不足的缺陷始終在困擾著我們的畢業生”。更有不少專家對當前新聞傳播專業學生的人文素養的低下感到痛心，委員L1說：“我在班級里做過一個小調查，讀過一部文學名著的人有50%，讀過兩部的只有20%，讀過三部的只有10%。……以這種人文素養去從事新聞業怎么能做得好？”

事實上，人文素養、通識教育不僅僅關乎知識，而且還關乎高貴的精神氣質。委員L2在談話中提及：“在莫斯科大學，我詢問著名學者和新聞人扎斯威爾斯基教授，你經歷40年來俄羅斯所有的巨變，你認為自己唯一不變的是什么？他回答說，唯一不變的是作為新聞人的文化精神、新聞理念”。

在專家態度測量中，對“應加寬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教學內容”這一建議持反對意見的專家僅有一位，態度值為2。可以看出，對于強化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教學內容這一改革舉措，目前在專家層面響應度頗高。

II、強化實踐性教育

另一方面，新聞專業是一門實踐性、操作性較強的學科。在西方，新聞教育通常作為一門職業教育出現，教學目的是讓學生掌握一門技術，如如何識別和判斷新聞，如何寫出一篇合格的新聞稿件等；而在中國，新聞教育更加注重學理性，告訴學生什么是新聞，新聞有什么特點等。（凌菁，2003）事實證明，僅有“為什么”而沒有“怎么做”的教學是不能讓學生成為業界滿意的人才的。由此，如何加強新聞傳播教育的實踐性成為了一個異常重要的問題。

針對“應加大學生實習及實踐性教學強度”這一觀點，專家們表現出了十分一致的態度取向，整體平均值超過5.9，即“很贊同”。共有14位接近一半的專家明確表示“極為贊同”，沒有任何一位專家對此表示反對。一位特邀專家（來自新聞出版界）委員W2在談話中說：“你們（指學者）不要只顧論文，要想到教師的天職是育人。很多學校，教師的論文是寫出來了，但是學生卻沒有人過問，低年級的學生幾乎不知道自己的職業前景和真正要學什么，高年級的學生沒有技能就混混沌沌的畢業了，結果貽誤終身。”委員D在談話中說：“我們的學生已經在拼命學了，但結果還是沒有多少能力、沒有多少知識，原因在哪里？我們難道不應該反思嗎？”委員W1在談話中說：“我們的課程體系有太多的所謂主干課，太多的學分任務，結果學生忙忙碌碌，卻沒有學到什么實在的內容。在英國，新聞院系一學期只有三四門課，但是課程要求很高，教學效果很好，課程少于50%的時間用來教學，多于50%的時間用于學生的創作、討論、實踐。”

此外，教育界長期以來有這樣的呼聲：本科畢業論文、學年論文應該允許學生以實務作品、實踐與理論相結合的作業完成，糾正以往一刀切要求學生炮制“論文”而導致畢業設計考察完全流于形式的不良現狀。對于測量中“可考慮以畢業設計取代本科畢業論文”的建議，專家們呈現出較為認同的態度，整體平均值超過5.5。在回應該問題的29位專家當中，多達13位接近一半的專家表示“極為贊同”，13號專家甚至明確說明在該學院早已實行以“新聞報道替代畢業論文”的做法；但與此同時，也有少數專家持反對意見，26號專家更明確表示“極為不贊同”（態度值為1）。

III、強化專業倫理教育

把新聞教育作為一門普通的職業教育也會產生其他弊端。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媒介與傳播學系副主任安吉娜•菲利浦斯(AngelaPhilips)（2007）在接受訪談時，曾批評英國時下流行的把新聞教育的重點放在“流水線生產新聞”上的做法、以及片面秉持新聞業“商業貿易”的理念，她指出：“我的觀點是：新聞教育不僅僅應該培養專業技能高超、能適應商業貿易理念的從業人員，還應該對從業人員的職業操守和道德修養方面做出最大限度的努力。”她還提到，杰出的新聞人普利策在美國捐錢籌辦第一所新聞學校的初衷，要在不斷發展的商業主義背景下“維持新聞業的道德力量”；普利策將新聞業定義為“公共服務部門”，它的作用在于：有助于獲得及追求民主自由；美國新聞教育的優勢之一在于：新聞的公共角色和采寫技巧同等重要，并且更多強調專業主義及個人道德問題。事實上，這里所說的強調專業主義及個人道德的培養，正是大學新聞教育的優勢。下文中，我們還要談及“教育界仍然應保持對業界的批評立場”的議題。對新聞業界保持專業倫理方面的批評姿態，是新聞學教授的責任與義務；另一方面，對大學生的培養，如能緊密聯系專業倫理教育，也是大學新聞傳播教學區別于商業化新聞技能培養的真正價值所在。

本次測量中，認同度最高的正是“應加強學生專業倫理的教育”這一觀點，整體平均值接近6.4，多達17位專家明確表示對此“極為贊同”，并且沒有任何一位專家對此表示反對。由此也許推論出，專業倫理教育也許是目前的新聞傳播教育最薄弱的環節。或許正如1號專家指出的那樣，這其實是“全社會的事情”。新聞職業倫理淡薄，也許已成了社會的隱疾與國家的公害。如所周知，中國新聞界當下所暴露的問題形形色色、除了體制缺陷之外，最大的一個缺陷即是專業主義立場的缺失——而其中核心的則是專業倫理意識的不足。羅文輝、陳韜文、潘忠黨（2001）曾撰文分析新聞人員對新聞倫理的態度與認知，作者問卷調查訪問了1,647位大陸新聞人員、533位香港新聞人員與834位臺灣新聞人員。研究表明，多數新聞人員認為，接受消息來源的禮品、免費旅游與招待用餐，是三地新聞界普遍的現象。而如果僅就大陸來看，那么，有兩份報告值得一提：1997年，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與全國記協國內部對全國范圍內的183個中央及省地市新聞單位中的2002人進行了隨機抽樣調查，調查表明，“接受被采訪單位或個人的招待用餐”、“為自己的版面或節目聯系贊助”、“為自己的單位聯系廣告業務”、“接受新聞來源單位贈送的禮品”等四種問題普遍存在于中國新聞工作者的職業行為中，其比例分別高達78.8%、68.4%、66.1%和56.0%。而對于新聞從業者主動淡化不利于廣告客戶的新聞、接受被采訪單位的現金饋贈、接受新聞來源單位安排的免費旅游、參與為企業制作商業廣告等現象的認識，至少有20%的被訪者認為在新聞界相當普遍。（喻國明，1998）逮至2002年，來自上海的“傳媒人的媒介觀與倫理觀之調查”表明，新聞工作者在新聞職業道德方面上的“觀念和行為反悖”與97年調查的結論如出一轍，并且更為發人深省的是，從業者在職業道德上的“負疚感”竟然下降了。（陸曄、俞衛東，2003）為此，有很多學者大聲疾呼：“新聞單位及有關領導部門應探討并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約束辦法。”（鄭保衛、陳絢，2004）還有學者提出，新聞道德失范經由自律路徑幾乎不可能，因此只能求助于道德的法律運作。（肖燕雄，2005）然而，我們卻很少看見來自教育界的自我檢討：大學新聞課堂和職業培養在倫理道德層面的教育仍然是不系統、不嚴格、不規范的，與西方新聞教育高度重視倫理教育的傳統相比，我們的新聞傳播倫理道德課程在教學資源、訓練效果和學科地位方面有著很大差距。

IV、探尋成功的教學模式

在教學模式的問題上，專家們也存在分歧。在回應這一問題的28位專家當中，有4位表示對“缺乏成功的新聞傳播教學模式”這一觀點極為認同，態度值為7；與此同時，也有幾位專家持反對意見，態度值為3，甚至為2，表示“很不認同”。而從整體來看，專家們呈現出基本同意這一觀點的傾向，平均值接近5.1。這也許也已解釋為，少數院校已經找到了成功的新聞傳播教學模式（例如，委員L2在談話中肯定的指出：“我們學院的人才培養模式是成功的”），但大多數的院校似乎仍還處于探索之中（例如，委員H在來信中說：“我們一直在苦苦思考新聞教育的一些最框架性的問題”）。

這或許也意味著，成功的新聞傳播教學模式，也許已經存在于中國的新聞傳播學教育界之中，但仍未為大多數人所知曉。

與教學模式相關的還有“教學規范性”的概念，但不少專家對規范問題持有戒心，認為這個概念有可能會偏向于過度行政束縛和一刀切。委員W1在談話中說：“專業規范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太細，不能扼殺特色化，否則一管就死。……要允許各院系在一定程度上有自己的定位考慮，允許因地制宜，允許有自己的獨特經驗”。委員D在談話中說：“全國的新聞教育不能搞一個模式，然后把這當作為規范性。”委員L1、N對來自教育主管部門的過度行政干預提出告誡，他們在談話中說：“不應該有過度的政府干預，但是在中國，問題是：沒有行政的支持什么都干不了，有了支持什么都干不好。這個問題要好好思考：原因在哪里？！”

V、擴大教育交流

與成功的教學模式無法推廣的一個相關問題是教育交流。專家們普遍表示，目前的新聞教育界缺乏教育交流。

在各類不同指向的教育交流里，專家們認為，最缺乏的是與國際新聞傳播教學界的交流：對于“缺乏與國際新聞傳播教學界的交流”這一觀點，專家們整體上是較為贊同的，平均值超過了5.8；其中有9位（接近三分之一）的專家對此表示極為贊同（態度值為7），并且沒有任何一位專家持反對意見。可見，加強與國際新聞傳播教學界的交流或是中國未來新聞傳播教育所亟需解決的問題之一。

其次，對于“缺乏教學界與業界的交流”這一問題，專家們的也表現出較多的認同，整體平均值接近5.7。三分之一的專家對此表示極為贊同（態度值為7），足以證明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最后，對于“缺乏教學領域內的經驗交流與推廣”這一觀點，專家們則持較為多元的觀點。少數幾位專家持反對意見（態度值為2或3），同時也有9位接近三分之一的專家對此表示極為贊同（態度值為7），而整體平均值則為5.2，呈現出基本贊同的態度取向。可見，在“教學領域內的經驗交流與推廣”這一問題上，各院校之間的差異頗大，但總體上說，教學領域內的經驗交流與推廣不足，當是令人遺憾的現實。（待續）

[注釋]

[1]參見下文中相關文獻、數據和談話內容。

[2]本文中，專家在問卷調查中對其觀點的書面補充意見，按照統計序號，陳述為“X號專家認為……”的句式，專家的談話、發言、來信內容，按照其訪談順序或姓名拼音，陳述為“專家X在談話（來信）中說……”的句式。

[3]從某種意義上說，學科間的新聞人才市場競爭，更能反映出新聞教育的危機。有研究表明，2000年以前大約50萬新聞從業人員中,只有3萬人員來自新聞專業,也就是說,95%的從業人員來自其他專業。參見陳昌鳳（2004）。此外，作為印證，委員G在談話中說：“三年來在X大，新聞本科畢業生只有不到36%進入新聞業；《北京日報》去年招收了36位新記者，只有2人來自新聞院系”。

[4]委員Z2來信指出：“事實上，大量的地方性院校是靠新聞學本科專業賺錢的，一個新聞學專業的本科生一年學費6000元，廣播電視編導藝術專業9000元，廣告學專業8000元。而一個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本科生一年學費只有3500元，這筆帳，哪個校長、招生處長都會算。”

[5]這里的潛臺詞是：我們目前的新聞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不僅是非精英的，而且是底層的。委員L1在談話中說：“看看我們培養的學生的待遇、工作處境，他們面有菜色！我們不是在培養無冕之王的記者，我們是在培養廉價的新聞農民工”。

[6]曼海姆（KarlMannheim）對知識分子的界定是：知識分子并不是一個特定的階級或階層，它們是"自由飄浮的、非依附性的"（free-floating,unattached）。參見卡爾•曼海姆（1999）。利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認為:“大多數討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分析性文獻都強調了他們那種看來像是與生俱來的批判現狀的傾向，而這種批判則是從一種自命高明的，以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理想觀念出發的。”參見利普塞特、巴蘇：“關于知識分子的類型及其政治角色”，載梁從誡（1989）。

[7]限于篇幅，研究者對這些議題的相關討論只能另文呈現。

[8]這些不可控制因素當然也包括著上文所說的不當的行政干預。

[參考文獻]

方漢奇、張之華（1995）。《中國新聞事業簡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王全林（2005）。<國外四種研究生培養模式之比較及其啟示>。《大學教育科學》，第1期，頁82-85。

卡爾．曼海姆（1999）。《意識形態與烏托邦》（黎鳴、李書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KarlMannheim.[1936].IdeologyandUtopia.New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

安吉娜．菲利浦斯、彭琳（2007）。<新聞教育應該培養恪守職業道德的人>。《新聞記者》，第6期，頁52-53。

江蘇省教育廳：〈關于認真做好2009年高等學校增設本科專業論證申報工作的通知〉（蘇教高[2008]26號文件）（頁3－4）。

何梓華（2005）。<新聞教育的四大問題及對策>。《中國記者》，第6期，頁22-23。

吳廷俊（2002）。<傳播學的導入與中國新聞教育模式改革>。《新聞大學》，第1期，頁25-28。

李希光（2001）。<是新聞記者的搖籃還是傳播學者的溫室?――21世紀新聞學教育思考>。《新聞記者》，第1期，頁24-27。

李良榮、李曉林（1998）。<新聞學需要轉向大眾傳播學>。《新聞大學》，1998年第3期，頁7－8。

杜駿飛（2001）。<泛傳播的觀念――基于傳播趨向分析的理論模型>。《新聞與傳播研究》，頁3。

肖燕雄（2005）。<論新聞底線道德的法律運作>。《時代法學》，第2期，頁47-52。

阮志孝（2006年4月1日）。<傳播學的發展趨勢、學科教育與就業問題>。上網日期：2007年8月6日，取自個人博客，/u/1225298787。

周凱、張琦（2007年8月1日）。<高校新聞類專業泛濫>。《中國青年報》，第6版。

俞旭、朱立（2001）。<改革的困局：中國大陸新聞教育變革探討（1976-2000）>。《新聞學研究》，第68期，頁25-52。

約翰．布里格斯、F.戴維．皮特（2001）。《混沌七鑒》（陳忠、金緯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原書：Briggs,J.&Peat,F.D.[1999].SevenLifeLessonsofChaos:TimelessWisdomfromtheScienceofChange.NewYork:HarperCollinsPublishers.）。轉引自湯一介（2005年2月4日）。<反思中的西方學者看中國傳統文化>。《人民日報》，第15版。

凌菁（2007年8月6日）。<網絡時代我國新聞教育的困境>。取自中國新聞學傳播學評論（CJR），/05cjr/system/2007/08/03/008667059.shtml。

梁從誡（編）（1989）。《現代社會與知識分子》。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曹鵬（2007年11月13日）。<正視新聞教育的繁榮與危機>。取自中國新聞學傳播學評論（CJR），/05cjr/system/2007/11/13/008966009.shtml。

郭可、錢進（2006）。<美國新聞教育評估體系對我國的啟示及建議>。《國際新聞界》，第12期，頁26-30。

陳昌鳳（2003）。<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匯流：世界新聞傳播教育走向研究>。「北大論壇」論文集編委會（2003），《走向未來的人類文明：多學科的考察》（頁247–264）。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陳昌鳳(2004)。<中國新聞專業教育方式面臨轉變>。《新聞知識》，第2期，頁12。

陳婉瑩（2006年8月21日）。<國際新聞研究生教育模式>。上網日期：2008年9月6日，取自個人博客：/logs/3102799.html。

陸曄、俞衛東（2003）。<傳媒人的媒介觀與倫理觀――2002上海新聞從業者調查報告之四>。《新聞記者》，第4期，頁46-49。

喻國明（1998）。<我國新聞工作者職業意識與職業道德調查報告>。《民主與科學》，第3期，頁10-17。

童兵（2003）。<新聞改革新思路和新聞教育新突破>。《中國傳媒報告》，第4期，頁4-9。

黃鸝（2003）。<美國新聞教育研究現狀>。《當代傳播》，第6期，頁50-52。

熊忠輝、王曉梅（2006年9月5日）。<當前中國新聞傳播教育的特點、問題與趨勢>。取自人民網，/GB/40628/4782971.html。

趙心樹（2007）。<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命名、使命及構成——與李希光、潘忠黨商榷>。《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5期，頁100-119。

劉衛東（1999）。<薪傳火繼著華章――新中國新聞教育50年>。《新聞戰線》，第10期，頁41-43。

劉衛東（2000）。<新中國新聞教育五十年>。《中國新聞年鑒》2000年版，頁58-59。

蔡雯（2005）。<對美國新聞教育改革的調查及思考>。《中國記者》，第8期，頁63-64。

鄭保衛、陳絢（2004）。<傳媒人對「有償新聞」的看法——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調查報告>。《新聞記者》，2004年第5期，頁20-22。

羅文輝、陳韜文、潘忠黨（2001）。<大陸、香港與臺灣新聞人員對新聞倫理的態度與認知的調查>。《新聞學研究》，第68期,頁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