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論文范文10篇

論文關鍵詞：蘇詩詩史意境研究述評

論文摘要：木齋把蘇詩還原到蘇軾詩詞文創(chuàng)作、宋代詩歌史、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等多維坐標系中去研究。一方面，從宏觀的角度居高臨下審視蘇詩這一文學現(xiàn)象，故能準確地洞見和窺探到蘇詩的本質(zhì)特色；另一方面，借蘇詩的研究，反觀中國詩歌史，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使蘇詩成了撬動中國整個詩史的一個有力支點，實現(xiàn)了理論建構和個別作家作品研究間的良性互動。

王國維說“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茍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誠如王氏所言，此四子既以高尚之人格光輝閃耀于中國歷史長河之中，同時也以天才般的文學才華照亮了中華五千年的文學歷史。文學史研究也基本以此四子為重點，歷朝歷代致力于此四子之研究不乏其人。相比之下，大約對子美和子瞻的研究略為偏重，以杜甫和蘇軾之名命名的研究刊物和研究室已蔚然成林。對杜甫研究史的再研究專著筆者尚未多見，而以對蘇軾研究過程、研究史的梳理而形成的專著目前所知則有曾棗莊先生的《蘇軾研究史》，對蘇軾詩研究史之再研究和梳理出的專著則有王友勝的博士論文《蘇詩研究史稿》。王友勝的論著主要考辨和梳理的是宋、金元及明清五朝對蘇詩的研究狀況，總體上說考辨詳細、資料富贍，在學術史上的貢獻當是功不可沒的，但限于篇幅，對近、現(xiàn)代及今人研究情況無所涉及。

今人對蘇軾詩歌的研究應該說也是頗下功夫的。比較好的選本有劉乃昌的《蘇軾選集》(1979齊魯書社)；吳鷺山、夏承燾、蕭湄等人的《蘇軾詩選注》(1982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曾棗莊《蘇軾詩文詞選譯》(1990巴蜀書社)；徐續(xù)的《蘇軾詩選》(1992臺灣遠流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較好的論文集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叢刊推出的《東坡詩論叢》(1984四川人民出版社)、《東坡研究論叢》(1986四川人民出版社)、《蘇軾詩詞研究》；論著有謝桃坊的《蘇軾詩研究》(1987巴蜀書社)，劉乃昌的《蘇軾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蘇軾論稿》(1994臺灣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劉朝謙的《蘇軾詩學研究》(2001，四川文藝出版社)等等。這些論文、論著多從蘇詩風格、題材、體裁、技巧、形成分期等角度入手，視角較廣，所獲頗豐。

在眾多的研究之中最能形成體系、獨具特色的當數(shù)木齋長期以來對蘇詩的研究。他不是把蘇軾詩歌當成一個單獨的、孤立的研究對象，也不僅僅把蘇詩置于宋代文學中去考察，而是把蘇詩放到整個中國文學史中去觀照。他對整個文學史有自己獨到清醒的觀點，并形成了一套相對成體系、且具說服力的理論，所以他在研究蘇東坡及其詩歌時總是把它置于這一宏觀流變過程中去綜合考察，盡量把蘇詩還原到蘇軾詩詞文創(chuàng)作、宋代詩歌史、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等多維坐標系中去研究。一方面，憑借其宏觀的理論視野居高臨下，準確地窺探到蘇詩的本質(zhì)特色；另一方面，借蘇詩的研究，反觀文學史的發(fā)展，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使蘇詩成了撬動中國整個詩史的一個有力支點。這樣就實現(xiàn)了理論建構和個別作家作品研究間的良性互動：在考察具體的作家時，因為有宏觀理論的指導，不至于墜人到紛繁復雜的文學現(xiàn)象中而理不出頭緒；同時又用具體的作家作品來反證理論的合理性。

一、宏觀理論的建構：蘇詩研究的理論準備

論文摘要：田錫推崇自然、尊重個性的文學批評觀，為活躍宋初的古文觀念，豐富宋代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在宋代文學批評史上應享有一席之地。

論文關鍵詞：田錫；宋代；文學批評

田錫，字表圣，嘉州洪雅(今屬四川)人，生于后晉高祖天福五年(公元940年)，卒于北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進士及第，官至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宋史》卷二百九十三有傳，著有《咸平集》五十卷，今傳世。在宋初，田錫是作為一位政治家出現(xiàn)的，然而．他的文學批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對活躍宋初的古文觀念，豐富整個有宋一代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在宋代的文學批評格局中應該有一席之地。

宋初的古文觀念雖然是唐代古文觀念的延續(xù)，但是，在延續(xù)的過程中也顯示出自己不同的氣象。宋初的古文家們繼承了唐代古文“文以明道”的理論宗旨，韓愈、柳宗元幾乎毫無爭議地成為他們摹仿和學習的范本，成為他們的精神偶像。在對古文進行具體批評的過程中，宋初的古文家們提倡文道合一，為文平易，反對艱澀，其目的在于糾正晚唐五代以來的頹靡文風，引導整個宋代的文風，使之向雅正的方向發(fā)展。

在宋初，最早提倡古文的是梁周翰、柳開等人，其中，柳開的成就較為突出。柳開，初名肩愈，字紹元，后更名開，字仲鱉，意在表明他努力開辟古道的誠心。在著名的《應責》一文中，他明確指出：“今之世與古之世同矣，今之人與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義，今之教民亦以道德仁義，是今與古胡有異哉?”由今古的世道相同，推導出今古的道德仁義相同，表達道德仁義的文章也應該沒有什么差別。這本身就犯了一個邏輯錯誤。由此。他又進一步說：“古文者，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在這里，柳開落后保守的思想傾向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問題不在于他反對辭澀言苦，而在于“古其理，高其意”和“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那種亦步亦趨地摹仿古道、古文的思想，缺少變化與通脫的眼光，并不符合文學發(fā)展的實際需要。

與柳開同時的王禹傅則從另一個角度發(fā)表了對古文的態(tài)度，他說：“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為之也。”…實際上，王氏是反對“句之難道”、“義之難曉”的古文的，他也主張為文平易，但是．他卻抓住了“傳道明心”這一核心內(nèi)容．認為文章乃“圣人不得已而為之”，看到了文章是作家思想情感之郁積，繼承了韓愈的“不平則雞，有感而發(fā)”的文學思想的精華。這種古文觀念，和柳開相比，要開通得多，也有價值得多，更加切近文學創(chuàng)作的本真。作為詩人、文學家的王禹傅．由于對文學的意義有比較準確的理解與把握．理論的視界比柳開開闊、通達，是自然而然的。

文學美學如同繪畫美學、書法美學、園林美學……一樣，是門類（部門）美學的一個分支，屬于文藝美學的總范疇。這個講座為便于集中說明問題，就以中國的文學美學為談論的對象。文學理論教程總要說到文學的三大屬性和功能：認識、教育、審美；但在實際運用中談論審美卻相對弱化。首先有了審美性，才有了文學的存在。文學是由作為主體的作家用審美視野觀照和審美手段書寫出來的。就中國美學史而言，六朝時代，文學走向自覺的主要標志就是審美性。把文學中繁復的審美資源和豐厚的審美表述抽繹、提煉出來，系統(tǒng)化，整合化，就產(chǎn)生了一個獨立的文藝美學的門類——文學美學。文學美學形成的基本因素主要是社會歷史、思想文化、其他藝術門類的影響等，現(xiàn)分述于下。

社會歷史。文學美學具有審美實踐性質(zhì)，社會歷史因素從多種管道影響文學主體的審美活動，鑄造出特定的文學審美形態(tài)和精神。例如六朝，“晉氏渡江，三吳最為富庶，貢賦商旅，皆出其地”（《資治通鑒•梁紀十九》），“江南之為國盛矣”（《宋書•沈曇慶傳》）。由于長期沒有動亂和戰(zhàn)爭，社會生產(chǎn)力和經(jīng)濟得到很大發(fā)展。在這樣的社會歷史環(huán)境中，江南草長，鶯歌燕舞，可以吟唱；吳娃越女，歌舞婆娑，足能怡情。渡江之初悲歌慷慨的意志被香風暖氣所軟化，逐漸沉醉于山水流連、詩酒風流之中，“務在貪污，爭飾羅綺”（《通典•揚州風俗》）。在這樣的社會風氣影響下，六朝文學界就出現(xiàn)了金粉美學、綺麗美學。社會歷史因素變動的最激烈形式是戰(zhàn)爭，特別是民族戰(zhàn)爭。中國歷史上發(fā)生過三大民族戰(zhàn)爭：一是西晉末年，二是兩宋，三是明末。這類戰(zhàn)爭極大地影響人們的社會心態(tài)，進一步影響審美心態(tài)，從而在審美格調(diào)上體現(xiàn)出來，一般的表現(xiàn)形態(tài)是悲慨憤郁。例如宋與金、與蒙古的戰(zhàn)爭，出現(xiàn)了靖康之難、北宋滅亡、宗室南渡，以及蒙元入侵，最終趙宋王朝覆沒。歷史巨變帶來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熱情空前高漲，產(chǎn)生了陸游、辛棄疾等一批愛國主義詩人、詞人。南宋殘山剩水的繪畫形象，“夏半邊”“馬一角”的繪畫布局，都飽含痛失半壁江山的悲憤情緒。“國家不幸詩家幸”，國家的災難給詩人們提供了更廣更深的表現(xiàn)空間。明末清初的江蘇昆山詩人歸莊在《〈吳余常詩稿〉序》中不滿于歷代“詩窮而后工”的傳統(tǒng)詩美學思想，認為那是局限于私人寫作的“小不幸”，而國破家亡才是“大不幸”，詩人應當抒發(fā)這種“大不幸”情緒，從而形成了這一文學審美主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演化。在社會歷史因素影響文學美學方面，還有崇文風氣，例如魏晉六朝；科舉取士制度，例如唐代；社交社團活動，例如建安時期的鄴下文人集團、西晉的金谷詩會、東晉的蘭亭禊會等；文學教育，例如六朝。有公立教育，設文學館、文學官；私家教育具有濃厚的家族文化色彩，有獨特的教育方式和鮮明的文化傳承目的。對此，《世說新語》有許多記載。家族文學教育中最典型的是“烏衣之游”，即指都城建康烏衣巷謝氏家族寓文學教育于游賞活動，在當時影響很大。

思想文化。文化是孕育文學美學的總體語境，例如宋代。它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鼎盛時期，是學習型社會。《續(xù)資治通鑒》有宋太祖趙匡胤勸宰相趙普讀書的兩處記載（蘇教版語文七年級下冊第五課有《趙普》一文）。宋代詩人晁沖之的《夜行》詩有句“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宋代整個文化知識水平得到全面提高，人的審美素質(zhì)全面發(fā)展，兼?zhèn)鋽?shù)藝、數(shù)技，例如作為北宋著名政治家的范仲淹，既是詩人、詞人、散文家，還是音樂美學家。文化語境和美學整合便產(chǎn)生了獨特的審美文化現(xiàn)象，如玄學美學、佛學美學、理學美學。玄學美學。《顏氏家訓•勉學》：“《莊》《老》《周易》，總謂三玄。”用道家思想解釋儒家經(jīng)籍，故稱之為玄學。魏晉南北朝時期興盛的玄學文化影響并形成了獨特的玄學美學。在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上，“以玄對山水”，產(chǎn)生了玄言詩文，例如大型組詩“蘭亭詩”和王羲之著名的《〈蘭亭集〉序》。在文學美學理論上，出現(xiàn)了少有的繁榮景象，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史書的文學傳論等具有專門化性質(zhì)的文學美學論著、論文，就是在玄學文化語境中產(chǎn)生的。佛學美學。佛教東漸，到了唐代進入輝煌時期。王昌齡《詩格》提出詩學“三境”說：“物境”“情境”“意境”。“境界”是佛學文化與美學整合所產(chǎn)生的最重要的審美范疇，對中國文學美學史影響極大，一直到近代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還加以運用和進行新的闡釋。理學美學。宋代是理學形成期，以儒學為主干，加以新的闡解，借用佛學中有助于建立心理學的思想材料，建構成精致、周密的思想體系。在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上，唐代以情勝，宋代則以理勝，產(chǎn)生了一批理趣詩、哲理詩；在文學美學理論上，主張重神似輕形似，以物觀物，以心為理，產(chǎn)生心學等。藝術門類。在美學史的發(fā)展中，門類美學逐漸各自獨立，分類明確，然而內(nèi)部卻互相溝通。我們先說說繪畫、音樂和文學的聯(lián)系。繪畫和詩歌。詩畫相合，是中國文藝美學的最重要命題。北宋張舜民《跋〈百之詩畫〉》說：“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

把詩與畫的基本特性聯(lián)系起來。蘇軾用唐代詩人王維為例，說明道：“味摩詰（王維）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從此“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成為完整的文藝美學命題。蘇軾在《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中進一步說：“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這就把詩畫相聯(lián)系的總體特征上升到本體的同一性來認識。音樂和文學。中國的詩、歌、舞都是音樂的派生物，六朝時的“永明體”就是用音樂的聲律對詩歌的音韻加以規(guī)范，從而開啟了唐代近體詩的形成。唐人薛用弱《集異記》所記著名的“旗亭畫壁”的故事，生動地說明了唐詩和音樂的關系。清代王士禎在《〈唐人萬首絕句選〉序》中甚至認為：“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即唐三百年之樂府也。”詩律的規(guī)范化、定型化，為唐詩的音樂美奠定了雄厚的基礎。于是，唐代出現(xiàn)了一批寫音樂的名詩，例如李賀的《李憑箜篌引》、白居易的《琵琶行》、韓愈的《聽穎師彈琴》、常建的《江上琴興》、錢起的《省試湘靈鼓瑟》等。其他門類，諸如舞蹈、建筑、書法等藝術對文學美學也產(chǎn)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響。中國教育傳統(tǒng)是綜合性教育、素質(zhì)教育，所謂禮、樂、射、御、書、數(shù)的“六藝”即指此。于是，審美創(chuàng)作上文學、藝術之間便互相貫通，文學受到藝術的影響也就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了。

作者:吳功正 單位:江蘇省社會科學院

摘要：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論綱的確立，使得唐宋總集分類體例與文學觀念研究逐漸受到學界關注，然也存在著研究資料整理欠缺、研究視野不夠開闊、研究方法趨于單一、研究成果多數(shù)重復等問題亟待解決。未來的唐宋總集分類體例與文學觀念研究，需立足文獻，撰寫唐宋總集分類敘錄；拓寬研究對象，眾體總集之外，注重單體總集的體類細化研究；確立總集“異體”分類與“同體”分類兩個維度的“分體”內(nèi)涵，將視野延伸到多樣化的“分類”方式上，注重“體”“類”相兼，關注總集體類設置對于其他文化典籍編纂體例借鑒；最后，在個案研究與類型研究的結合中，運用多樣化的研究方法，推進唐宋總集分類體例與文學觀念研究。

關鍵詞：唐宋總集;異體與同體;分體與分類;文學觀念

一、引言

唐宋總集的編撰與出版研究一直是古代文學文獻研究的熱點。就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學者更加重視總集作品的去取方式與原則、序跋對編纂宗旨的標榜宣揚，以及詩文評點中趣味的玩賞等方面的研究，而于總集編纂體例的關注則相對不足[1]。總集的體類設置，集中反映出編撰者對文學作品主題類別、功能價值、技藝層次以及文體特性的認識水平。總集的體類設置，集中反映出編撰者對文學作品主題類別、功能價值、技藝層次以及文體特性的認識水平。而總集文體類目名稱的變遷，一方面可以見出文體創(chuàng)作的盛衰趨勢，反映文體觀念的新變，同時也是編纂者分類思想、文學觀念的體現(xiàn)。唐宋總集在承繼前人分類觀念與分類實踐的基礎上，極大地豐富了總集分類方式和分類層次。唐宋總集多樣化編次體例與分類方式既是編者的分類思維和文學（文體）觀念體現(xiàn)，同時也是時代特點、文化傾向的影響。因此，通過爬梳唐宋總集體類設置研究總集分類體例，探究唐宋總集分類觀念，這既是建構中國古代總集分類學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更是凸顯總集分類觀念的民族和地域色彩的重要保障。

二、從文獻描述趨于理論探究——唐宋總集分類體例研究的歷史與現(xiàn)狀

從編纂實踐層面來看，總集匯聚不同作者詩文作品成集，因此如何運用合理的分類體例來實現(xiàn)一部總集的編纂目的和實用功能是編者最先考慮的重要問題。受時代、受眾、選入作品特質(zhì)以及諸多因素影響，不同的總集分類方式各異，從而產(chǎn)生不同的類目、序列與分類體系。合理的分類方式，不僅能夠幫助總集編者表達文學與文體觀念，實現(xiàn)編纂宗旨和目的，便于讀者取資檢索；同時還能在編纂體例上為后出總集分類提供范式借鑒。而從分類批評上看，后人在衡量評價總集體例時，必以考量其體類命名、類目排序是否合理為前提。蘇軾曾就《文選》的選文分類，提出“編次無法，去取失當”[2]的批評。《四庫全書總目》批評《明文海》“分類殊為繁碎，又頗錯互不倫”[3]，認為《文章類選》“標目冗碎，義例舛陋”[4]之處不可枚舉，而《元詩體要》分類方式存在“或以體分，或以題分，體例頗不畫一”[5]等弊病。此外又言《荊溪外紀》雖“采摭頗為詳贍”，然“詩以絕句居律體前，律體居古風前，稍失次；又四言亦謂之絕句，而七言古詩之外又別出歌行為二門，亦非體例”[6]。總集分類體例是否合理，不僅體現(xiàn)在其文體分類標準以及文體類目名稱設置上，文體類目的排序亦是重要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從具有現(xiàn)代意識和西方文化傳統(tǒng)的文體分類學科體系介入中國古代總集體類研究，認為中國古代總集類目劃分存在趨細趨繁、標準不一、不成體系等問題。這種忽略中國文化傳統(tǒng)和思維方式的區(qū)域性、民族性特點的研究思路，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總集體類研究的深入發(fā)展。1981年，郭紹虞先生于《提倡一些文體分類學》中呼吁建立文體分類學[7]。文體分類學的正式提出，是學科內(nèi)部的學術發(fā)展的必然趨勢。具體說來，唐宋總集體類設置與文學觀念研究的歷史與現(xiàn)狀以新世紀為分界，劃分為兩個階段。1934年，薛鳳昌《文體論》（王云五主編《百科小叢書》系列叢書之一）第一章“歷代辨別文體的著作”，通過簡單梳理《唐文粹》《文苑英華》《宋文鑒》《文章正宗》等總集的體類名目來分析文體流變情況[8]。金振邦《文章體裁辭典》介紹《河岳英靈集》《樂府詩集》《文章正宗》《唐文粹》《宋文鑒》《古文苑》等總集體類名目[9]。曾棗莊先生曾在《古籍整理中的總集編纂》系統(tǒng)地回顧和檢討歷代總集的編纂體例得失時指出：中國古代總集（特別是大型總集）具有“分類鎖屑，類目不清”“體例不純，標準不一”[10]的通病，唐宋總集如《才調(diào)集》《文苑英華》《成都文類》《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等在體類設置上多少存在一些問題。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1990年的增訂本附錄《古代文體分類》詳細列出《文選》《文苑英華》《樂府詩集》《唐文粹》《宋文鑒》等總集的文體分類條目，為后學總集文體分類研究提供參考[11]。錢倉水《文體分類學》第三章“文體分類學的意義”指出文體分類對于總集編纂的重要意義，并分析《文選》“類聚區(qū)分”的文體分類體例對于歷代總集編纂的影響[12]。至此，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研究成為新興的學科門類，向?qū)W者敞開。新世紀以來，古代文體學研究逐漸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新熱點之一。2005年，吳承學先生明確指出古代文體分類學與文體類型學研究是文體學史研究的重點[13]。隨著古籍整理工作的推進和文獻數(shù)字化的發(fā)展，唐宋總集體類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第一，新時期，學者關注唐宋總集體類研究，多集中論述唐宋某一部總集的文體分類成就。鞏本棟先生《〈文苑英華〉的文體分類及意義》指出《文苑英華》分體反映出宋代文體和文學發(fā)展的若干消息，文體之下又按題材內(nèi)容分類，既可見出文體演變的痕跡，還能充分展現(xiàn)自然和人類社會的結構和秩序，反映出時人對事物的普遍認識水平[14]。郭洪麗《〈文苑英華〉賦類目研究》、孟婷《〈文苑英華〉散文類目研究》、高娟《〈文苑英華〉詩歌類目分類體系研究》三篇魯東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開始關注總集文體內(nèi)部細目分類問題。任競澤《〈文章正宗〉“四分法”的文體分類史地位》體認真德秀“四分法”是融合功用性分類、功能性分類和形態(tài)性分類的分類方式，其實暗合現(xiàn)代文學分類法[15]。汪雯雯《初唐總集編纂的大國氣象與文化輸出——以〈文館詞林〉版本環(huán)流與分類結構為中心》關注到《文館詞林》“部”“類”統(tǒng)攝體類結構所彰顯的新興王朝囊括宇宙的霸氣和生命力[16]。蔣旅佳《〈文館詞林〉文體分類建樹與影響》指出《文館詞林》擴展《文選》二次分類至“文體——部——類(大)——類(小)——作品”多級分類結構；在部、類命名和分類標準上趨于統(tǒng)一，更具體系，為后世豐富總集文體分類方式和體類結構提供示范之本。[17]朱我芯《郭茂倩〈樂府詩集〉關于唐樂府分類之商榷》(《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S1期）針對《樂府詩集》中唐代樂府詩歌的分類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上研究成果多是針對唐宋時期較為熟悉或是在分類實踐上有突出建樹的總集進行單一研究。第二，一些研究者在個案研究的基礎上，開始圈定同種總集展開類型研究，并對其進行理論總結。在個案差異的基礎上，關注共性趨同。郭英德先生選取唐宋時期《文選》類總集作為研究對象，探討《文苑英華》《宋文鑒》《唐文粹》等總集文體分類的方式與體類排序規(guī)則，挖掘唐宋總集二級分類的基本體式及其分類原則與分類實踐，研究其與中國古代傳統(tǒng)思維方式之間的密切因緣關系[18]。汪超《論〈文選〉對兩宋總集編纂的影響》從總集編纂的技術指出《文選》“分體次文的原則”對宋代總集編纂產(chǎn)生直接的影響[19]。第三，選取某一具體時期總集編纂體例加以考察，通過眾多總集分類體例個案分析的基礎上總結體例共性，進而探究該時期的總集文體分類觀念及意義。這一類研究，以吳承學先生《宋代文章總集的文體學意義》為代表。該文從宋代文章總集的文體分類所反映的新、舊文體的衍生和變遷研究宋代文體與文學發(fā)展的新態(tài)勢，總結出宋人文章總集大致有“以體敘次、以人敘次、以類敘次和以技敘次”幾種類型，體現(xiàn)出宋人實用的文體觀念[20]，文章為后學從事總集分類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指導，具有學術開拓之意義。蔣旅佳《科考視野下南宋總集分類的文章學意義》得益于吳承學先生《宋代文章總集的文體學意義》的啟示，分別探討南宋時期的文章總集“以人敘次”“按時編排”“分體編錄”“以技敘次”“依格編次”“按類四分”等體例所反映編纂者獨特的關注視角和分類觀念，這些分類方式統(tǒng)觀在以古文為時文的科考視野下，具有重要的文章學意義。[21]王曉鵑《〈古文苑〉與〈文選〉賦體分類管窺》(《西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將唐宋時期具體的某一部總集分類體例與《文選》加以比較，從而論述該部總集分類體例何以在承襲的基礎上建構，這也是另外一種研究思路。第四，少數(shù)研究者注意到唐宋類編總集和地域總集分類體例的特殊性。張巍《論唐宋時期的類編詩文集及其與類書的關系》，將唐宋時期類編詩文集與類書聯(lián)系起來，通過考察類編詩文集形成的過程，發(fā)現(xiàn)其在體例設置上借鑒類書的分類方式。[22]宋代地域總集編纂興起，部分學者開始關注宋代地域總集的分類體例與特色。蔣旅佳《南宋方志與地域總集編纂關系論——以李兼臺州、宣城地域文化建樹為中心》指出，李兼在長期的方志與地域總集的文獻整理與編纂實踐中，發(fā)現(xiàn)二者在輯錄詩文文獻史料上具有相互借鑒相互影響的密切關系[23]。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社會的地方觀念在宋代逐步形成和強化，形成一種地志文學[24]。宋代地方志的人文化特點使其兼有地理志和地域總集的雙重性質(zhì)，而趨于定型的類目體例以及多樣化的詩文編錄方式，為宋代地域總集的編纂體例提供了借鑒。蔣旅佳《論宋代地域總集編纂分類的地志化傾向》指出《會稽掇英總集》《成都文類》取資地方志設置類目名稱，《宣城總集》《吳都文粹》《赤城集》則仿效地方志類目體例編排作品[25]。

摘要：中國文學史上占據(jù)最高地位的唐宋八大家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唐宋八大家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他們將“道統(tǒng)”與“文統(tǒng)”有機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國古代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文學流派。本文主要運用了整體論方法，以“道統(tǒng)”與“文統(tǒng)”統(tǒng)一的論證，展開了對唐宋八大家的研究，目的是探討唐宋八大家在中國文學史上做出的貢獻，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內(nèi)涵和文學價值等。

關鍵詞：唐宋八大家；整體論；道統(tǒng)；文統(tǒng)

整體思維是中國傳統(tǒng)思維方式之一，主要是站在整體論的角度去分析世界、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唐宋八大家在我國文學史上占據(jù)至高無上的地位，形成了古代文人特有的藝術風格。唐宋八大家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古代文藝理論批評史以及古代文學史上均享有重要的地位。目前我國對八大家的研究還有待深入，對其存在的意見也各不相同。以下是本文立足整體論的角度對唐宋八大家的分析。

一、唐宋八大家形成的過程分析

（一）八大家的創(chuàng)始者。唐宋八大家的文學流派重點在于古代散文。古代散文流派的形成基礎正是唐宋八大家之間的文學批評。當時的柳宗元和韓愈之間的友誼是非常深厚的，他們兩個人均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和領袖，柳宗元稱韓愈為曠世奇才，韓愈稱柳宗元“深博無涯”。歐陽修比韓愈年少，歐陽修在少年時期就非常喜歡韓愈的文章，并同樣高看柳宗元，正是受到了韓愈和柳宗元的影響，歐陽修才得以終身致力于創(chuàng)作，并培養(yǎng)提攜了曾、王、二蘇等人。（二）八大家形成的背景分析。明代茅坤最先提出了唐宋八大家一說，他在《文抄》中最先對唐宋八大家冠名，當時茅坤是為了滿足應試需求，并不是為了參與學派之間的斗爭。文學史發(fā)展到了明代，開始呈現(xiàn)出各個學派紛爭的特點。以“三楊”為代表的“臺閣體”在當時的永樂后近60年間占據(jù)文學史上的主導地位，該時期的口號是“文必秦漢”，積極反對唐宋時期的文學家，結果該時期卻走向了食古不化的道路，形成社會發(fā)展的弊端。其中最先站出來反對“文必秦漢”觀點的是王慎中，王慎中在早年受到過唐宋時期文學家作品的影響，最先站出來支持宋代學者。王慎中與當時的前后七子在學秦漢還是唐宋問題上展開激烈的辯論，對當時的唐宋八大家來說造成了一定的壓力。后來王慎中以唐宋八大家正宗傳人自居。積極維護唐宋八大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在斗爭的過程中王慎中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逐漸被確立起來。正是在當時所處時代的爭論下，才使得唐宋八大家的名字越傳越響亮，并形成了中國古代散文的整體風格，散文文體在此時得以定型［1］。

二、“道統(tǒng)”與“文統(tǒng)”統(tǒng)一的論證

摘要：蘇軾所創(chuàng)作的涉及到飲食題材的詩、詞、文有很多,而他所創(chuàng)作的飲食詩文除了受到其本人生活態(tài)度與人生經(jīng)歷的影響,也與北宋當時的飲食文化息息相關。蘇軾的飲食詩上承陶淵明飲食詩的藝術境界,下開北宋詩歌的新題材。本論文將蘇軾的飲食詩文與北宋當時的飲食文化相結合分析,力圖厘清蘇軾本人對飲食的態(tài)度與觀念。

關鍵詞：蘇軾;飲食詩;飲食觀;飲食文化

宋代飲食可謂是中國飲食史上的轉(zhuǎn)折時期,食物由之前的匱乏慢慢變得豐盛,做法也更加細致。宋朝文人以閑適、從容的心態(tài)去琢磨飲食,并以聚友飲茶、飲酒為風尚,于是宋朝文人士大夫紛紛以描述日常飲食為雅,其中以蘇軾為代表。他因為屢次反對當朝者的政策而受到排擠,一生三起三落可謂經(jīng)歷坎坷。蘇軾多次被貶外地,在交通并不發(fā)達的古代卻有在中國各地生活的經(jīng)歷,這為他遍嘗中國各地美食提供了可能,也激發(fā)出他自己動手創(chuàng)制美食的熱情。同時蘇軾還發(fā)揮了他作為一個文人熱愛創(chuàng)作的天性,在品嘗過各地的美味佳肴后積極地將這些美食用詩歌記錄下來,其中有許多詩是直接用食物名當作詩名，如：《野雉》、《鳊魚》、《豆粥》、《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等。蘇軾以食物入詩，不僅擴大了宋詩的表現(xiàn)范圍，在弘揚了飲食文化的同時對地方文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所以盡管蘇軾到處漂泊，但他樂天知命的性格也使他能在艱苦的環(huán)境中苦中作樂，從而更加激發(fā)他作詩的靈感。

一.飲食與養(yǎng)生

蘇軾一生經(jīng)歷坎坷,多次被貶不僅是對他心智的磨練,也是對他身體的勞損,“龍鐘三十九,勞生已強半”[1]“我今四十二,衰發(fā)不滿梳”[2]可謂是身心俱疲。然而在經(jīng)歷顛沛流離的生活后,蘇軾仍活到六十四歲的高齡,不僅與他豁達的性格和積極的心態(tài)有關,也與他善于通過飲食來養(yǎng)生有關。蘇軾認為飲食對人的身體健康有很大的作用,于是他從通過對日常生活細節(jié)的觀察中總結出了一套適合自己的養(yǎng)生方法:“養(yǎng)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jié)聲色而已。節(jié)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于已病之后。”[3]蘇軾給其好友張鶚的養(yǎng)生方法:“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4]就被記載在《東坡志林》中,這里的第四點“晚食以當肉”既是從飲食角度給出的養(yǎng)生建議。而蘇軾也非常克制自己日常飲食的攝入量：“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撰,則三之,可損不可增。”[5]可見蘇軾十分看重通過節(jié)制飲食來達到養(yǎng)生的目的。

二.飲食與人生理念

摘要:中國古代敘事文學重要成書方式之一是對前文本進行改編，我們同樣可將這一文學現(xiàn)象研究引入漢語言文學本科畢業(yè)論文教學。這種以小見大、小題大做的研究方法既易于激發(fā)學生的探索興趣，也與現(xiàn)代科研的思維規(guī)律相契合。僅以小說、戲曲兩種文體的改編現(xiàn)象而論，學生的選題方向可厘為五種:戲曲改編小說;小說改編戲曲;戲曲改編戲曲;小說改編小說;小說與戲曲互相改編。教師可以開設文學演變選修課;啟迪學生在比較視域下選擇論題;師生充分溝通以保證自主選題的可行性。

關鍵詞:本科畢業(yè)論文;選題指導;漢語言文學專業(yè)

一、選題契合本科生專業(yè)基礎及思維水平

中國古代敘事文學創(chuàng)作有一個突出特征:即許多作品非由一人獨立創(chuàng)作完成，而是在前代相關作品基礎上加工改造而成的。西方互文性理論認為，一切作品都是互文本，每個經(jīng)典文本都有數(shù)量不等的前文本可以尋覓，新作品與前文本構成一種對話關系。換言之，改編行為常常是作品經(jīng)典化過程的必要環(huán)節(jié)，如小說中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馮夢龍“三言”，戲曲中的《西廂記》、《牡丹亭》、《長生殿》，等等，莫不如此。這種特征與互文性理論高度契合。對于這一文學現(xiàn)象，明清以來至現(xiàn)代學界給予了持續(xù)的、充分的關注，尤其是二十世紀20年代至80年代，曾產(chǎn)生眾多學術分量厚重的成果，諸如趙景深《宋元戲文本事》(北新書局1934年版)、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中華書局1980年版)、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等。我們同樣可將這一文學現(xiàn)象研究引入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本科畢業(yè)論文的教學實踐。主要理據(jù)一是文學故事具體可感，對象明確，容易引起學生興趣。學生便于搜集資料，易于打開思路，可使論文內(nèi)容言之有物。許多文學故事源遠流長，隨時代演進而不斷嬗變，其版本紛紜復雜，因此即使對這些故事的演變情況進行搜集、梳理，也會帶動學生查閱大量文獻資料，在對諸文本比對分析時，定會有一些獨特發(fā)現(xiàn)，會進一步調(diào)動、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研究能力。二是切入點小，容易上手，易于以小見大，洞察幽微。這種研究路徑也契合現(xiàn)代科研的普遍思維規(guī)律。一個文學故事的嬗變往往跨越多個朝代，其不同文本因受時代背景、社會思潮、改編者主體意識等多元因素的影響，這些同一本源故事的不同文本在故事情節(jié)、人物關系、人物形象、思想主旨等方面，往往表現(xiàn)出很大的差異。對其歷史演變情況進行個案研究，可以以小見大，洞察時代、作家、受眾等多種因素對一個文學文本的共同建構，進而探討文學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

對于本科生畢業(yè)論文選題教學而言，這種以點帶面、小題大做的選題及研究路徑，也比較切合本科生專業(yè)基礎與研究能力的實際;自指導教師角度而言，選擇容易激活學生知識資源、激發(fā)其專業(yè)興趣的題目，可以使指導工作更加有的放矢，從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并實質(zhì)提高本科畢業(yè)論文寫作的質(zhì)量。

二、敘事文學改編方式與學生選題方向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北宋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謚號“文正”。作為政治家，范仲淹大膽革新，勵精圖治，是慶歷新政的中流砥柱;作為軍事家，范仲淹白首守邊，苦心經(jīng)營，在西北構筑了一道堅固的國防屏障;作為文學家，范仲淹是北宋詩新運動的先驅(qū)，提出了一系列力矯文弊的文學主張，并以出色的創(chuàng)作實績卓立文壇，對宋初文學的撥亂反正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作為歷史名臣大家，范仲淹一直是人們研究的熱點。上世紀研究者多關注作為政治家、軍事家的范仲淹，對其政治思想、政治功績、軍事理論、軍事成就等探討較多，宏觀微觀，成果斐然，對于文學家的范仲淹相對傾力較少。21世紀以來，范仲淹的文學成就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重視，研究者日漸增多，論文論著頻出，但綜觀之，對范仲淹詩詞文賦等創(chuàng)作實績的研究偏多，對其文學思想、文學理論的研究偏少，即使有論及，也多側(cè)重于文學功能論、文學風格論，對其文學本體論、文學創(chuàng)作論、文體論等闡發(fā)不夠。本文擬從宏觀角度對范仲淹的文學思想作一梳理，對其中主要觀點進行一定探討，以期能引導對范仲淹文學思想研究的深入。

一、文質(zhì)相救，宗經(jīng)復古

宋自開國歷太祖、太宗、真宗七十余年，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謹，社會承平日久，不思進取，但同時，浮華奢靡的背后潛伏著種種危機，正如范仲淹所說:“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這種積貧積弱的局面使他發(fā)出“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的呼聲［1］524。早在天圣五年，范仲淹就已指出在“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的假象下所掩蓋的國用無度、百姓困窮、民力已竭、邦本不固的真實情況，發(fā)出“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為血為肉數(shù)百年”的警告，提出改革吏治的主張，以期達到“朝廷無過，生靈無怨”的目的。在這種經(jīng)世濟時思想的影響下，范仲淹十分重視文學的政治教化作用。他說:“臣聞國之文章，應于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1］238，認為文章是政治的重要的、有機的組成部分，關系到社會風俗的醇善訛薄、國家的興衰成敗，因此，統(tǒng)治者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視。范仲淹不滿于宋初文壇的柔靡卑弱，說:“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文章柔靡，風俗巧偽”［1］238，“以至靡靡增華，愔愔相濫。仰不主乎規(guī)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wèi)之奏，責夔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1］186，要求變革文風，以厚其風化。《論語•雍也》曰:“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史。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2］61文章的形式與內(nèi)容相統(tǒng)一，才是正常現(xiàn)象，針對宋初文壇柔靡文風，范仲淹提出了文質(zhì)相救、厚其風化的文學思想。他在《奏上時務書》中說:故圣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zhì)，質(zhì)弊則救之以文。質(zhì)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圣帝明王，文質(zhì)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1］200。

文章厚薄通過文與質(zhì)體現(xiàn)，質(zhì)弊則內(nèi)容晦澀，難起教化作用，文弊質(zhì)木無華，導致行而不遠，只有文質(zhì)相救，才能文質(zhì)彬彬，有補于時，因此，圣人理世均重視文質(zhì)相救，以厚其風俗，平治天下。范仲淹認為宋初文弊是“文章之薄”，需“救之以質(zhì)”。怎樣“救之以質(zhì)”呢?他分析“文章之薄”原因是“為學者不根乎經(jīng)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1］，“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1］200，由此，他提出了宗經(jīng)復古的主張“救之以質(zhì)”。他說: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道，莫尚宗經(jīng)。宗經(jīng)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1］238。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為主，風流不歸。皇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于三代［1］186。教育的宗經(jīng)，政治的教化，與文章的厚薄是因果關系，因此這里的“宗經(jīng)”不僅關乎教育，而且就是文章之道。范仲淹欲救時文之弊，故提倡宗法六經(jīng)，恢復古道。對于師經(jīng)探道、施行古道者，范仲淹均贊賞有加:“仲涂門人能師經(jīng)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師魯深于《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深有功于道歟。”［1］183對于不根經(jīng)籍、不行古道者，范仲淹提出了尖銳批評:“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于用，廢而弗學者久之。”［1］183在具體的操作上，范仲淹一方面重視當政者對世風文風的引導作用，上書建議皇帝“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1］200另一方面要求朝廷采取積極措施改革科舉，選用通經(jīng)人才:“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1］238范仲淹的“文質(zhì)相救”、“宗經(jīng)復古”文論立足點在于政而不在于文，根本目的是“輔成王道”，本質(zhì)上屬于其政治論范疇，在價值取向上與楊雄、李鄂、王勃、韓柳以及宋代其他復古文論一樣，具有歷史意識和復古精神，［3］424雖缺乏獨創(chuàng)性，但對于宋初文風的革新，引導北宋詩文運動的健康開展均具有積極作用。

二、范圍一氣，與時消息

“范圍一氣”、“與時消息”是范仲淹在《唐異詩序》中提出的文學觀點:嘻!詩之為意也，范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云，崢嶸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庫，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風于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覯閔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郊)之清苦，薛許昌(能)之英逸，白樂天(居易)之明達，羅江東(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1］185－186先看“范圍一氣”。范仲淹認為，詩人創(chuàng)作的沖動與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氣”，感于萬物并通過萬物體現(xiàn)出來，所以春秋云山、教化仁義這些自然人文景觀體現(xiàn)了大道的造化，能驚天地泣鬼神。“一氣”出自莊子的“通天下一氣耳”［4］284，是“道通為一”的大道之氣。它是決定宇宙萬物存在的主宰，彌漫于宇宙一切空有，是宇宙之最大者，所以范仲淹稱為“其體甚大”。由于引進了莊子的道氣理論，范仲淹“范圍一氣”的詩歌意氣論由此獲得了一種哲學本體論的形而上立場，使詩歌的創(chuàng)作趨向于造物主的造化。中國古代以“氣”論文始于曹丕。曹丕《典論•論文》:“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jié)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5］249曹丕之“氣”是指作品的風格和作家的氣質(zhì)、才氣。劉勰繼承了曹丕的觀點，提出了“風趣剛?cè)幔瑢幓蚋钠錃狻薄ⅰ安帕又校刈匝獨猓瑲庖詫嵵荆疽远ㄑ浴保?］165－166等觀點，進一步闡述了作品風格與作家才、氣、學、習的關系問題。韓愈在《答李翊書》中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有明一代的宋玉批評，在風起云涌的文學論辯之中，并沒有出現(xiàn)唐代那種儒學復古思潮與新文學思想對于宋玉非褒即貶的兩極走勢，也沒有出現(xiàn)宋代那種文學宋玉批評與理學宋玉批評的涇渭分明的兩極標準，而是表現(xiàn)出與元代宋玉批評的共同走向，即張揚唐宋以來充分肯定宋玉及其作品的宋玉批評主流意識，而優(yōu)勝于元代宋玉批評的特點則在于對宋玉的文學史地位、文學成就、文學風格等各個方面作出了進一步的時代審美定位。

一、對屈宋文學史地位的新評估：文猶近古、風雅之流亞

關于屈宋的文學史地位，在以復古為尚的有明一代，無論是師范古之文體，以“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相號召的前后七子，還是體悟古之文心，以“獨抒性靈”為旨歸的公安派、竟陵派，抑或有這兩者思想傾向的文人學士，他們都在“古”的范疇中討論屈宋的文學史地位，更由于有明一代雖以宋代朱學為官學，但又表現(xiàn)出文化界對朱學的疏離，文人學士的屈宋文學史地位的討論又著意淡化朱學而突出屈宋與傳統(tǒng)儒學的關系，在“經(jīng)”的范疇中為屈宋定位。朱右，其《白云稿》卷三《文統(tǒng)》說：“《易》以闡象，其文奧；《書》道政事，其文雅；《詩》法性情，其文婉；《禮》辨等威，其文理；《春秋》斷以義，其文嚴。然皆言近而指遠，辭約而義周，固千萬世之常經(jīng)不可尚已。孔思得其宗，言醇以至；孟軻識其大，言正以辯。若左氏多夸，莊周多誕，荀卿多雜，屈宋多怨，其文猶近古，世稱作者。”語中強調(diào)屈宋雖非經(jīng)傳正統(tǒng)，但“文猶近古”。其《白云稿》卷五《諤軒詩集序》又說：“詩以言志也，志之所向，言亦隨之，古今不易也。三百篇自刪定以后，體裁屢變，而道揚規(guī)諷猶有三代遺意，俚喭誕謾之辭不與焉。是故屈宋之貞，其言也懇；李蘇之別，其言也恨；揚馬多才，其言也雄；曹劉多思，其言也麗。六朝志靡而言蕩，而去古遠矣。”則進一步申明屈宋志“貞”、言“懇”，“道揚諷規(guī)猶有三代遺意”。朱右之論盡管以經(jīng)論文，但對于屈宋的評價還是比較客觀的。楊士奇，臺閣體代表人物。史稱“歷相四朝，文章德業(yè)為一時輔臣之冠”[1]。其《東里集續(xù)集》卷十四《杜律虞注序》說：“律詩非古也，而盛于后世。古詩三百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詠，以感發(fā)人心，何有所謂法律哉！自屈宋下至漢魏及郭景純、陶淵明尚有古詩之意，顏、謝以后，稍尚新奇，古意雖衰而詩未變也，至沈、宋而律詩出，號近體，于是詩法變矣。”楊士奇評古詩“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詠，以感發(fā)人心”，評屈宋則“尚有古詩之意”，與“古意雖衰”者大有區(qū)別，這也是強調(diào)屈宋與古詩三百篇最為接近。周瑛，《翠渠摘稿》卷三說：“騷，何為而作也？古者詩言志，歌詠言，而騷，詩之變也，其趣遠，其聲希，徘徊曲折而求以達其志焉者也。屈宋至矣，西漢而下，其侈辭乎！”認為《詩經(jīng)》而后，“徘徊曲折而求以達其志焉者”，“屈宋至矣”，深得“詩言志”之根本。李夢陽，前七子之首。其評屈宋文字見于后七子代表人物王世貞的同年進士汪道昆的《皇明名臣言行錄》（何景明《大復集》附）。汪道昆記述說：“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為古文，以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然從之。”表明了李夢陽對屈宋的大力推崇和師以為范。何景明，前七子之代表人物，與李夢陽齊名。其評論屈宋言論，見于同里樊鵬《何大復先生行狀》（何景明《大復集》附）。據(jù)樊鵬所言：“初，國朝去古益遠，詩文至弘治間極矣，先生首與北地李子一變而之古。三代而下，文取左、馬，詩許曹、劉，賦賞屈、宋，書稱顏、柳，天下翕然從風，盛矣。”又見于后賢汪道昆所作《何先生墓碑》（何景明《大復集》附）：“二三君子鳴其論世，則周、秦、漢、魏、黃初、開元其人，則左、史、屈、宋、曹、劉、阮、陸、李、杜，都人士所膾炙者，宜莫如彭澤、宣城、昌黎。先生宣言，古文之法亡于韓，詩弱于陶，亡于謝，睥睨千古，直與左、史、屈、宋、曹、劉、阮、陸、李、杜游，世儒率溺舊聞，弗入也。”于其言論之中，“賦賞屈宋”，與李夢陽同調(diào)，睥睨千古愿與屈宋等前賢同游，則流露出大復先生對屈宋的由衷景仰。康海，前七子之一，又居于關中十才子之列。王世懋《對山集序》稱：“夫文至弘正間盛矣，于時關中稱十才子，而康先生德涵為最。”[2]其《對山集》卷九《夢游太白山賦序》說：“余歷覽載籍所志，古人之辭，由屈原、宋玉以來不可勝數(shù)，而浮靡侈放之辭，蓋托諷寄興者之所共趨，《上林》之后，益蕪益漫，亡能爾雅，志士之所賤也。”評論屈宋“蓋托諷寄興者”，雖有“浮靡侈放之辭”，但與“《上林》之后”者不同，不失“爾雅”，話語中對屈宋表現(xiàn)出充分的肯定。陸深，與前七子中徐禎卿為學友，有文名，史稱“博雅為詞臣冠”[3]。其《儼山外集》卷二十二《中和堂隨筆上》說：“大抵事之始者，后必難過，豈氣運然耶！故左氏、莊、列之后，而文章莫及；屈原、宋玉之后，而騷賦莫及。”極稱屈宋騷賦獨領風騷，后之為騷為賦者皆追隨之學習之，而皆望塵莫及。

王世貞，后七子之代表人物，于李攀龍后主盟文壇二十余年。其《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一《張助甫》說：“自六經(jīng)而下，于文則知有左氏、司馬遷，于騷則知有屈、宋，賦則知有司馬相如、揚雄、張衡，于詩古則知有枚乘、蘇、李、曹公父子，旁及陶、謝，樂府則知有漢魏鼓吹、相和及六朝清商、琴舞、雜曲佳者，近體則知有沈、宋、李、杜、王江寧四五家。”其對屈宋的激賞，繼踵前七子，與李夢陽、何景明完全一致。陸粲，嘉靖丙戍進士，師從當時名儒經(jīng)學家王鏊，史稱其“嗜學，博通古今”[4]。其《陸子余集》卷一《靜芳亭稿后序》說：“昔者，楚在春秋時為大國，號多人才，若申叔、時聲子、子革薳、啟疆、王子圉之徒，其辭令雍容，著于傳記者爛然成章矣，蓋有先王之遺風焉。是后則有屈、宋、唐、景諸子，以辭賦著稱，沨沨乎亦風雅之流亞也。”陸粲以經(jīng)術論文，以為屈宋“亦風雅之流亞”，褒獎有加。茅坤，嘉靖十七年進士，“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5]文學思想與唐宋派同道。其《唐宋八大家文鈔?論列》說：“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將屈宋視為古代文章的始源。其《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五）又說：“世皆隨孔氏以非達巷，而仆獨謂孔氏之言者圣學也，今人未能學圣人之道，而輕議達巷者，皆惑也。屈、宋之于賦，李陵、蘇武之五言，馬遷、劉向之于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絕藝后代，然競不能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認為屈宋雖“力不足”兼擅詩文，但肯定“屈宋之于賦”，則“絕藝后代”。其對屈宋的評價絕不亞于他所推崇的唐宋八大家。胡應麟，曾與王世貞交游，被王世貞稱為末五子之一，文學主張全從王世貞之說。其《少室山房集》卷一百《策一首》說：“以文章之士言之，春秋則檀、楊、左史、公、榖、荀卿、韓非、屈原、宋玉，……是皆卓乎以文章師百代者也。”認為屈原、宋玉是“以文章師百代”的文學前賢。其于《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一《與王長公第一書》中又說：“至先秦盛漢黃初開元大家遺言，若孟莊，若屈宋，若左丘、兩司馬、陳思、李杜十數(shù)公，輒廢書太息曰：‘偉哉！六經(jīng)而后，文不在茲乎！俾今之世也，而有十數(shù)公其人，終吾身執(zhí)鞭其側(cè)，何憾哉！’”足見其推崇屈宋等先賢竟到了五體投地的境地。從以上明代關于屈宋文學史地位的評述中不難看出，自明初至胡應麟所處的嘉靖時期，無論是經(jīng)學人物，還是活躍在文壇上的臺閣體、前七子、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的文學家，這些學術名流對于屈原和宋玉都是充分肯定的，他們一方面從復古的視角出發(fā)認為屈宋“文猶近古”，其人是時人文學復古的師范楷模，其作品是時人學習古文的臨摹典范，而另一方面則又從“宗經(jīng)”的視角出發(fā)肯定屈宋為“風雅之流亞”，以經(jīng)學儒教的標準認同了屈宋對于先圣儒學的精神繼承與文學傳播。盡管“文猶近古”、“風雅之流亞”的評定，在唐代新文學思潮和宋代文學宋玉批評中都有過相似甚或相同的表述，但是在明代對這兩種評定的重申與強調(diào)有著與唐宋不同的意義，即認定屈宋的文學作品是明人復古的學習古代文學語言的代表作品，屈宋的文學精神是明人復古的學習古代文學宗經(jīng)明道的創(chuàng)作精神。

二、對宋玉辭賦史地位的新定位：祖述原旨、屈原之流亞

關于宋玉在辭賦史上的地位問題，在明代學者的認識中“，屈原、宋玉之后，而騷賦莫及”是為共識，幾乎沒有什么異義，而問題的關鍵在于，屈原與宋玉是并列齊名，還是宋玉不及屈原。對于這一問題，元代一些學者曾經(jīng)有過討論，提出過“騷人稱屈宋，宋豈敵子平”的看法[6]，但并沒有將問題引向深入，僅是以漢揚雄對宋玉“詩人之賦”與“詞人之賦”的批評和屈宋的師承關系為依據(jù)，而沒有就辭賦文學自身的特點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對于這一問題，明代的學者則逐漸將問題引向了深入，并取得了比元代更進一步的新的認知。從明初到前后七子主盟文壇時期的宋玉批評來看，基本的特點是接受了元人“宋不及屈”的觀點，但并未能有所突破，只是在著重申說宋玉追隨屈原、紹明騷賦的文學貢獻而已。何喬新，景泰五年進士，為“一時名臣”，晚年“杜門著書”，有《周禮集注》《儀禮敘錄》等。其《椒邱文集》卷九《楚辭序》說：“蓋《三百篇》之后，惟屈子之辭最為近古。屈子為人，其志潔，其行廉，其姱辭逸調(diào)若乘鷖駕虬而浮游乎埃壒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漢、唐、宋，作者繼起，皆宗其矩矱而莫能尚之，真風雅之流而詞賦之祖也。”他以宋玉為屈原后學，是踵武屈原的辭賦作家。皇甫汸，嘉靖進士，以六經(jīng)為“天地之文肇”，論文偏重義理。馮時可《雨航雜錄》說：“其詩名與王元美相齊。”[7]其《皇甫司勛集》卷三十五《夢澤集序》說：“夫楚多才之邦，而辭賦之藪也。屈原見詆于上官，宋玉蒙詬于登徒，禰衡被害于曹瞞，然其志則爭光于日月，而其言等敝于霄壤矣。”對古楚先賢之遭際寄與同情，而言“宋玉蒙詬”實在是肯定了宋玉的為人。謝榛，后七子之一，本為七子詩社社長，后因與李攀龍不睦，被排擠削名，然而后七子之文學思想“實自榛發(fā)也”[8]。其《四溟集》卷七《宋德完轉(zhuǎn)海南方伯詩以寄懷》以宋玉喻友，詩曰：“君才今宋玉，絕代有清標。”比喻中不難看出謝榛對宋玉情有獨鐘的贊賞。后七子的后期代表人物王世貞在《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楚辭序》說：“孔子曾欲放鄭聲矣，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至刪詩而不能盡黜鄭衛(wèi)，今學士大夫童習而頒白不敢廢，以為孔子獨廢楚。夫孔子而廢楚，欲斥其僭王則可，然何至脂轍方城之內(nèi)哉！夫亦以筳篿妖淫之俗，蟬緩其文而侏鴃其音，為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時，所謂《離騷》者，縱不敢方響淸廟，亦何渠出齊秦二風下哉！孔子不云，詩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則必采而列之楚風。夫庶幾屈氏者，宋玉也。”他認為宋玉是最能夠承繼屈原的辭賦家，是屈原的真正傳人。王世貞對于宋玉類似的評論還有很多，如其《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王少泉集序》說：“楚于春秋為大國，而其辭見絕于孔子之采，至十二國之廢，而屈氏始以騷振之，其徒宋玉、唐勒、景差輩相與推明基盛。蓋俞千年而有孟浩然及杜必簡、子美之為之祖。”其《弇州四部稿•弇州續(xù)稿》卷五十五《王夢澤集序》說：“厥后屈左徒氏遂以騷辭開百世宗，而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相與紹明之，及秦漢而后，小有顯者，亦不能與東西京之彥埒，至唐而僅有襄陽杜氏、孟氏，杜氏之業(yè)，差為宏博，與屈氏分途，而皆不朽。”這些言論雖然旨在借屈宋評價唐代詩人，但指認宋玉是屈原的繼承者的寓意是十分明顯的。在明代，將屈原與宋玉并列與否的問題引向深入的是，嘉靖年間及其以后的《楚辭》注釋家和研究者。陳第，嘉靖間人，“學從禪門，證入率由心得，與諸家異”。他曾與學問大家焦竑“相與辨析，竑嘆服，自謂弗如”[9]。

論文摘要：蘇軾作為宋代最著名的文學家，一生寫的文學作品教不勝數(shù)，不但他的文學作品文體形式多樣，而且他的批評文體也呈現(xiàn)出多樣的形態(tài)。他的批評文體主要體現(xiàn)為論詩詩、序、題跋、書、尺牘、祭文、記等形式。蘇軾的批評文體明顯呈現(xiàn)出中國古代批評文體的傳統(tǒng)特色，其批評文體特征主要體現(xiàn)為三個方面：批評文體的文學化與多樣性、語言的美文化和風格的抒情化。

論文關鍵詞：蘇軾；文學批評；批評文體

蘇軾作為中國古代一位著名的通才文學家，他對各種文學文體都非常擅長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蘇軾在宋代也是一位著名的文藝評論家，蘇軾有關美學和文藝觀點往往散見于他寫的各種文學文體之中。因此他的文學文體形式的豐富多彩的特點也就造成了他的批評文體形式的多樣性。蘇軾的批評文體形式雖然多種多樣，但就總體來看，蘇軾的批評文體主要有論詩詩、序跋體、書信體、祭文體、記體等形式。什么是批評文體呢?所謂批評文體就是批評者在批評文學作品或文學現(xiàn)象時所采用的文體形態(tài)，是批評家在批評時對文體的應用。顯然批評文體也是一種文體，也具有文體的一般特點：文學性、想象性等。當然批評文體也具有自身獨特的特征：嚴謹性、邏輯性與客觀性。北京師范大學童慶炳教授在其寫的著作《文體與文體的創(chuàng)造》中提到：“從文體的呈現(xiàn)層面看，文本的話語秩序、規(guī)范和特征，要通過三個相互聯(lián)系又相互區(qū)別的三個范疇體現(xiàn)出來，這就是(一)體裁，(二)語體，(三)風格。”…由此可見，童慶炳教授把文體分為三個層次：體裁、語體和風格。本篇論文以童慶炳教授對文體下的概念為依據(jù)并參照中國古代文論的有關術語分別從體裁、語體和風格這三個方面來論述蘇軾批評文體的特征。本篇論文主要闡述了蘇軾批評文體的三個顯著特征：批評文體的文學化與多樣性、語言的美文化和風格的抒情化。

一、批評文體的文學化與多樣性

“中國古代文論有別于西方文論的顯著特征就是批評文體的文學化。”(2J地在西方，文學與批評是分開的，文學有文學文體，而批評有專門的批評文體，而且西方的批評文體非常注重思維的邏輯性與結構的嚴整性。而在中國古代，文學與批評是沒有嚴格分開的，往往是兩者融為一體。這主要是因為在中國古代沒有專業(yè)的批評家，往往是文學家與批評家同為一人。作為古代一位最杰出的文學家之一，蘇軾表達有關文學理論的觀點與看法采用的都是中國古代最具有文學色彩的文學文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詩歌體、序跋體、書信體、祭文體、游記體等。首先論及蘇軾的詩歌體。蘇軾在很多詩中闡述了自己的文學觀點。雖然是作為一種評論性的詩歌，但這種論詩詩如同蘇軾及其他著名詩人寫的一般詩一樣具有詩歌的基本特征：講究押韻、運用對偶、注重意境等。因此蘇軾的論詩詩明顯具有很強的文學性。如他的一首有名的論詩詩《送參寥師》：“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閱世走人間，觀身臥云嶺。咸酸雜眾好，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當更請。”這首詩是蘇軾對空靜觀的闡述，顯然是一首論詩詩，但這首論詩詩采用的都是詩歌的藝術手法，如這首詩運用了詩的優(yōu)雅的節(jié)奏、精當?shù)难喉崱⒄R的對偶、形象化的語言、優(yōu)美的意境來闡明空靜觀、來評論詩歌，因而具有很強的文學化色彩。

不但蘇軾的論詩詩具有很強的文學性，蘇軾的其他批評文體如序跋體、書信體、記體等同樣具有很強的文學色彩。蘇軾這些批評文體的共同特點是：體制形式自由、結構如行云流水靈活自如、文風平淡自然并且富有很強的抒情性。如他寫的一篇有名的書信體批評文章《與謝民師推官書》：“孔子日：‘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又日：‘辭達而已矣。’夫言止于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蘇軾在這封書信里運用了比喻的手法來表達自己的文學觀點。比喻本來是用在具有很強抒情意味的散文之中，從而增添抒情散文的文學色彩。而蘇軾卻把比喻非常自然地運用到這封書信當中，從而顯然增強了這篇書信的文學化色彩。并且這篇書信整篇文章文風平淡自然、語言平實而優(yōu)美而且富有很強抒情色彩，就像一篇精美的散文，因此文學色彩相當濃厚。另外蘇軾的祭文體、游記體等批評文體在評論文學觀點和作家作品的時候都使用了很多文學藝術方法，同樣具有很強的文學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