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范仲淹文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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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北宋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謚號“文正”。作為政治家，范仲淹大膽革新，勵精圖治，是慶歷新政的中流砥柱;作為軍事家，范仲淹白首守邊，苦心經營，在西北構筑了一道堅固的國防屏障;作為文學家，范仲淹是北宋詩新運動的先驅，提出了一系列力矯文弊的文學主張，并以出色的創作實績卓立文壇，對宋初文學的撥亂反正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作為歷史名臣大家，范仲淹一直是人們研究的熱點。上世紀研究者多關注作為政治家、軍事家的范仲淹，對其政治思想、政治功績、軍事理論、軍事成就等探討較多，宏觀微觀，成果斐然，對于文學家的范仲淹相對傾力較少。21世紀以來，范仲淹的文學成就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重視，研究者日漸增多，論文論著頻出，但綜觀之，對范仲淹詩詞文賦等創作實績的研究偏多，對其文學思想、文學理論的研究偏少，即使有論及，也多側重于文學功能論、文學風格論，對其文學本體論、文學創作論、文體論等闡發不夠。本文擬從宏觀角度對范仲淹的文學思想作一梳理，對其中主要觀點進行一定探討，以期能引導對范仲淹文學思想研究的深入。

一、文質相救，宗經復古

宋自開國歷太祖、太宗、真宗七十余年，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謹，社會承平日久，不思進取，但同時，浮華奢靡的背后潛伏著種種危機，正如范仲淹所說:“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這種積貧積弱的局面使他發出“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的呼聲［1］524。早在天圣五年，范仲淹就已指出在“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的假象下所掩蓋的國用無度、百姓困窮、民力已竭、邦本不固的真實情況，發出“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的警告，提出改革吏治的主張，以期達到“朝廷無過，生靈無怨”的目的。在這種經世濟時思想的影響下，范仲淹十分重視文學的政治教化作用。他說:“臣聞國之文章，應于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1］238，認為文章是政治的重要的、有機的組成部分，關系到社會風俗的醇善訛薄、國家的興衰成敗，因此，統治者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視。范仲淹不滿于宋初文壇的柔靡卑弱，說:“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文章柔靡，風俗巧偽”［1］238，“以至靡靡增華，愔愔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1］186，要求變革文風，以厚其風化。《論語•雍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2］61文章的形式與內容相統一，才是正常現象，針對宋初文壇柔靡文風，范仲淹提出了文質相救、厚其風化的文學思想。他在《奏上時務書》中說:故圣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圣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1］200。

文章厚薄通過文與質體現，質弊則內容晦澀，難起教化作用，文弊質木無華，導致行而不遠，只有文質相救，才能文質彬彬，有補于時，因此，圣人理世均重視文質相救，以厚其風俗，平治天下。范仲淹認為宋初文弊是“文章之薄”，需“救之以質”。怎樣“救之以質”呢?他分析“文章之薄”原因是“為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1］，“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1］200，由此，他提出了宗經復古的主張“救之以質”。他說: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道，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1］238。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為主，風流不歸?；食埮d，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于三代［1］186。教育的宗經，政治的教化，與文章的厚薄是因果關系，因此這里的“宗經”不僅關乎教育，而且就是文章之道。范仲淹欲救時文之弊，故提倡宗法六經，恢復古道。對于師經探道、施行古道者，范仲淹均贊賞有加:“仲涂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師魯深于《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深有功于道歟?！保?］183對于不根經籍、不行古道者，范仲淹提出了尖銳批評:“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于用，廢而弗學者久之?！保?］183在具體的操作上，范仲淹一方面重視當政者對世風文風的引導作用，上書建議皇帝“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1］200另一方面要求朝廷采取積極措施改革科舉，選用通經人才:“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保?］238范仲淹的“文質相救”、“宗經復古”文論立足點在于政而不在于文，根本目的是“輔成王道”，本質上屬于其政治論范疇，在價值取向上與楊雄、李鄂、王勃、韓柳以及宋代其他復古文論一樣，具有歷史意識和復古精神，［3］424雖缺乏獨創性，但對于宋初文風的革新，引導北宋詩文運動的健康開展均具有積極作用。

二、范圍一氣，與時消息

“范圍一氣”、“與時消息”是范仲淹在《唐異詩序》中提出的文學觀點:嘻!詩之為意也，范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云，崢嶸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庫，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風于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覯閔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郊)之清苦，薛許昌(能)之英逸，白樂天(居易)之明達，羅江東(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1］185－186先看“范圍一氣”。范仲淹認為，詩人創作的沖動與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氣”，感于萬物并通過萬物體現出來，所以春秋云山、教化仁義這些自然人文景觀體現了大道的造化，能驚天地泣鬼神?！耙粴狻背鲎郧f子的“通天下一氣耳”［4］284，是“道通為一”的大道之氣。它是決定宇宙萬物存在的主宰，彌漫于宇宙一切空有，是宇宙之最大者，所以范仲淹稱為“其體甚大”。由于引進了莊子的道氣理論，范仲淹“范圍一氣”的詩歌意氣論由此獲得了一種哲學本體論的形而上立場，使詩歌的創作趨向于造物主的造化。中國古代以“氣”論文始于曹丕。曹丕《典論•論文》:“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5］249曹丕之“氣”是指作品的風格和作家的氣質、才氣。劉勰繼承了曹丕的觀點，提出了“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6］165－166等觀點，進一步闡述了作品風格與作家才、氣、學、習的關系問題。韓愈在《答李翊書》中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p>

論述了“氣”與“言”的關系，其“氣”是指作家的思想道德修養，繼承的是孟子的“浩然之氣”說。范仲淹則立足于莊子的道氣論，將曹丕的“文氣說”，陸機、鐘嶸的“物感說”和“天人合一”的古代詩學精神捏合在一起以論詩歌創作，從而賦予了以上理論新的內涵，為中國的文學“氣”論開辟了一片嶄新的天地，對后來者啟迪深遠，如楊萬里的“天將詩本借詩人”、黃宗羲的“夫文章，天地之元氣也”、章學誠的“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等論說，明顯受其影響。再看“與時消息”。范仲淹對《易》經有深入的研究，《宋史》本傳謂他“泛通六經，長于《易》。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7］10267。范仲淹的易學思想，最重要的就是變易觀，《上執政書》、《奏上時務書》、《答手詔條陳十事》等重要論著都涉及《易》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思想。因為萬事萬物變動不居，隨時變易，所以他十分強調“時”的觀念，要求待時而動，掌握時機?！兑?#8226;艮》彖辭云:“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狈吨傺头浅Ｙ澷p:“非君子，其孰能與于此乎?”［1］149范仲淹把這種思想引入到文學創作中來，提出了“與時消息”的觀點。所謂“與時消息”是指詩歌創作要忠于生活真實，切于實際，符合時世，不為空言。范仲淹認為，詩歌的創作是由詩人寫詩時的心情決定的，而詩人心情的喜怒哀樂是由詩人所處的時代環境決定的，詩人應忠實于時政環境所給他的情感感受，以創作出相應審美風格的詩歌作品來。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范仲淹批判了“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己之實，吟詠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1］186的盲目模仿之風，指斥了“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為驕奢之語”［1］186的無病呻吟之態，贊揚了唐異詩作“意必以淳，語必以真。樂則歌之，憂則懷之。無虛美，無茍怨”［1］186的卓然超俗的創作態度，鮮明表達了其生活真實高于藝術真實的創作原則。范仲淹的“與時消息”繼承了劉勰的“為情而造文”觀和白居易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主張，把政治教化和為情造文有機地結合起來，既要求文學有補于時，又保持了文學自身的獨立性，從而使其文學思想具備了更為深刻的內容。

三、天成不一，律體大備

在把握住文學特質的同時，范仲淹在文學作品的風格問題和駢散問題上則表現出兼容并蓄的態度。范仲淹認為，文章的風格應該是多樣的。其在《南京書院題名記》中說:“文學之器，天成不一?；虼即级?，或郁郁于時，或峻于層臺，或深于重淵?！保?］192在《唐異詩序》中說得更加具體:“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覯閔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郊)之清苦，薛許昌(能)之英逸，白樂天(居易)之明達，羅江東(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1］185－186認為詩歌創作應該具有各種風格流派，或清苦，或英逸，或明達，或憤怒，這些都是應該得到肯定的，不必有高下之分，反映了范仲淹寬容通達的態度和廣納百川的胸懷。相比較而言，范仲淹比較欣賞筆力雄健和優游舒和的作品。他在《太清宮九詠序》中對其友石曼卿之詩評價說:“觀其立意，皆鑿幽索秘，破堅發奇，高凌虹霓，清出金石，有以見詩力之雄哉!文以氣為主，此其辨乎?……覽之者得無起歟?”［1］178對石曼卿詩力雄健的作品予以了肯定;在《唐異詩序》中說“觀乎處士之作也，孑然弗倫，洗然無塵……隱居求志，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惋之作。騷雅之際，此無愧焉!”［1］186對唐異優游舒和的詩風予以了贊揚。范仲淹在對待駢律問題時也表現出公允客觀的態度。他贊揚尹師魯、歐陽修“力為古文”有功于時，反對西昆末學的專事藻飾、破碎大雅，但并不意味著完全否定駢儷文體，相反，他不僅對辭賦律體有著深入的研究，而且還根據心得編選了《賦林衡鑒》一書，以供學子參考。范仲淹認為文體本身并無優劣之別，關鍵在于學者本人，“其如好高者鄙而弗攻，幾有肴而不食;務近者攻而弗至，若以莛而撞鐘”［1］508，好高自負者和務近趨時者的做法皆不可取。律賦和詩歌一樣，既可以自由抒發作者的性情懷抱，也能夠表現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題材，承載政治教化的社會作用。他說:“律體之興，盛于唐室。貽于代者，雅有存焉?？筛杩芍{，以條以貫。或祖述王道，或褒贊國風，或研究物情，或規戒人事，煥然可警，鏘乎在聞?！保?］508范仲淹還努力提高律賦的品位，一方面，詳加分析律賦的門類體勢，指導場屋創作，既細密具體，又有極強的操作性，另一方面，繼承“賦者，古詩之流”的傳統，指出“昭昭六義，賦實在焉”，“斯文也，既格乎雅頌之致;斯樂也，亦達乎韶夏之和”［1］509，律賦創作也可以達到雅頌之文和韶夏之樂的水平。范仲淹的這些努力對律賦的健康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四庫館臣對范仲淹評價極高，說他“人品事業，卓絕一時，本不借文章以傳。而貫通經術，明達政體，凡所論著，一一皆有本之言，固非虛飾詞藻者所能，亦非高談心性者所及?！^仲淹之人與仲淹之文，可以知空言實效之分矣?！保?］551－552范仲淹提出了一系列有關宋代文學發展的重要論題，努力解決當時的實際問題，倡導一種新的文風和正確的為文態度，無論是人品還是文品，他都開風氣之先，影響了一代的士風與文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