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宋玉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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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的宋玉批評，在風起云涌的文學論辯之中，并沒有出現唐代那種儒學復古思潮與新文學思想對于宋玉非褒即貶的兩極走勢，也沒有出現宋代那種文學宋玉批評與理學宋玉批評的涇渭分明的兩極標準，而是表現出與元代宋玉批評的共同走向，即張揚唐宋以來充分肯定宋玉及其作品的宋玉批評主流意識，而優勝于元代宋玉批評的特點則在于對宋玉的文學史地位、文學成就、文學風格等各個方面作出了進一步的時代審美定位。

一、對屈宋文學史地位的新評估：文猶近古、風雅之流亞

關于屈宋的文學史地位，在以復古為尚的有明一代，無論是師范古之文體，以“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相號召的前后七子，還是體悟古之文心，以“獨抒性靈”為旨歸的公安派、竟陵派，抑或有這兩者思想傾向的文人學士，他們都在“古”的范疇中討論屈宋的文學史地位，更由于有明一代雖以宋代朱學為官學，但又表現出文化界對朱學的疏離，文人學士的屈宋文學史地位的討論又著意淡化朱學而突出屈宋與傳統儒學的關系，在“經”的范疇中為屈宋定位。朱右，其《白云稿》卷三《文統》說：“《易》以闡象，其文奧；《書》道政事，其文雅；《詩》法性情，其文婉；《禮》辨等威，其文理；《春秋》斷以義，其文嚴。然皆言近而指遠，辭約而義周，固千萬世之常經不可尚已。孔思得其宗，言醇以至；孟軻識其大，言正以辯。若左氏多夸，莊周多誕，荀卿多雜，屈宋多怨，其文猶近古，世稱作者。”語中強調屈宋雖非經傳正統，但“文猶近古”。其《白云稿》卷五《諤軒詩集序》又說：“詩以言志也，志之所向，言亦隨之，古今不易也。三百篇自刪定以后，體裁屢變，而道揚規諷猶有三代遺意，俚喭誕謾之辭不與焉。是故屈宋之貞，其言也懇；李蘇之別，其言也恨；揚馬多才，其言也雄；曹劉多思，其言也麗。六朝志靡而言蕩，而去古遠矣。”則進一步申明屈宋志“貞”、言“懇”，“道揚諷規猶有三代遺意”。朱右之論盡管以經論文，但對于屈宋的評價還是比較客觀的。楊士奇，臺閣體代表人物。史稱“歷相四朝，文章德業為一時輔臣之冠”[1]。其《東里集續集》卷十四《杜律虞注序》說：“律詩非古也，而盛于后世。古詩三百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詠，以感發人心，何有所謂法律哉！自屈宋下至漢魏及郭景純、陶淵明尚有古詩之意，顏、謝以后，稍尚新奇，古意雖衰而詩未變也，至沈、宋而律詩出，號近體，于是詩法變矣。”楊士奇評古詩“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詠，以感發人心”，評屈宋則“尚有古詩之意”，與“古意雖衰”者大有區別，這也是強調屈宋與古詩三百篇最為接近。周瑛，《翠渠摘稿》卷三說：“騷，何為而作也？古者詩言志，歌詠言，而騷，詩之變也，其趣遠，其聲希，徘徊曲折而求以達其志焉者也。屈宋至矣，西漢而下，其侈辭乎！”認為《詩經》而后，“徘徊曲折而求以達其志焉者”，“屈宋至矣”，深得“詩言志”之根本。李夢陽，前七子之首。其評屈宋文字見于后七子代表人物王世貞的同年進士汪道昆的《皇明名臣言行錄》（何景明《大復集》附）。汪道昆記述說：“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為古文，以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然從之。”表明了李夢陽對屈宋的大力推崇和師以為范。何景明，前七子之代表人物，與李夢陽齊名。其評論屈宋言論，見于同里樊鵬《何大復先生行狀》（何景明《大復集》附）。據樊鵬所言：“初，國朝去古益遠，詩文至弘治間極矣，先生首與北地李子一變而之古。三代而下，文取左、馬，詩許曹、劉，賦賞屈、宋，書稱顏、柳，天下翕然從風，盛矣。”又見于后賢汪道昆所作《何先生墓碑》（何景明《大復集》附）：“二三君子鳴其論世，則周、秦、漢、魏、黃初、開元其人，則左、史、屈、宋、曹、劉、阮、陸、李、杜，都人士所膾炙者，宜莫如彭澤、宣城、昌黎。先生宣言，古文之法亡于韓，詩弱于陶，亡于謝，睥睨千古，直與左、史、屈、宋、曹、劉、阮、陸、李、杜游，世儒率溺舊聞，弗入也。”于其言論之中，“賦賞屈宋”，與李夢陽同調，睥睨千古愿與屈宋等前賢同游，則流露出大復先生對屈宋的由衷景仰。康海，前七子之一，又居于關中十才子之列。王世懋《對山集序》稱：“夫文至弘正間盛矣，于時關中稱十才子，而康先生德涵為最。”[2]其《對山集》卷九《夢游太白山賦序》說：“余歷覽載籍所志，古人之辭，由屈原、宋玉以來不可勝數，而浮靡侈放之辭，蓋托諷寄興者之所共趨，《上林》之后，益蕪益漫，亡能爾雅，志士之所賤也。”評論屈宋“蓋托諷寄興者”，雖有“浮靡侈放之辭”，但與“《上林》之后”者不同，不失“爾雅”，話語中對屈宋表現出充分的肯定。陸深，與前七子中徐禎卿為學友，有文名，史稱“博雅為詞臣冠”[3]。其《儼山外集》卷二十二《中和堂隨筆上》說：“大抵事之始者，后必難過，豈氣運然耶！故左氏、莊、列之后，而文章莫及；屈原、宋玉之后，而騷賦莫及。”極稱屈宋騷賦獨領風騷，后之為騷為賦者皆追隨之學習之，而皆望塵莫及。

王世貞，后七子之代表人物，于李攀龍后主盟文壇二十余年。其《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一《張助甫》說：“自六經而下，于文則知有左氏、司馬遷，于騷則知有屈、宋，賦則知有司馬相如、揚雄、張衡，于詩古則知有枚乘、蘇、李、曹公父子，旁及陶、謝，樂府則知有漢魏鼓吹、相和及六朝清商、琴舞、雜曲佳者，近體則知有沈、宋、李、杜、王江寧四五家。”其對屈宋的激賞，繼踵前七子，與李夢陽、何景明完全一致。陸粲，嘉靖丙戍進士，師從當時名儒經學家王鏊，史稱其“嗜學，博通古今”[4]。其《陸子余集》卷一《靜芳亭稿后序》說：“昔者，楚在春秋時為大國，號多人才，若申叔、時聲子、子革薳、啟疆、王子圉之徒，其辭令雍容，著于傳記者爛然成章矣，蓋有先王之遺風焉。是后則有屈、宋、唐、景諸子，以辭賦著稱，沨沨乎亦風雅之流亞也。”陸粲以經術論文，以為屈宋“亦風雅之流亞”，褒獎有加。茅坤，嘉靖十七年進士，“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5]文學思想與唐宋派同道。其《唐宋八大家文鈔?論列》說：“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將屈宋視為古代文章的始源。其《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五）又說：“世皆隨孔氏以非達巷，而仆獨謂孔氏之言者圣學也，今人未能學圣人之道，而輕議達巷者，皆惑也。屈、宋之于賦，李陵、蘇武之五言，馬遷、劉向之于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絕藝后代，然競不能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認為屈宋雖“力不足”兼擅詩文，但肯定“屈宋之于賦”，則“絕藝后代”。其對屈宋的評價絕不亞于他所推崇的唐宋八大家。胡應麟，曾與王世貞交游，被王世貞稱為末五子之一，文學主張全從王世貞之說。其《少室山房集》卷一百《策一首》說：“以文章之士言之，春秋則檀、楊、左史、公、榖、荀卿、韓非、屈原、宋玉，……是皆卓乎以文章師百代者也。”認為屈原、宋玉是“以文章師百代”的文學前賢。其于《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一《與王長公第一書》中又說：“至先秦盛漢黃初開元大家遺言，若孟莊，若屈宋，若左丘、兩司馬、陳思、李杜十數公，輒廢書太息曰：‘偉哉！六經而后，文不在茲乎！俾今之世也，而有十數公其人，終吾身執鞭其側，何憾哉！’”足見其推崇屈宋等先賢竟到了五體投地的境地。從以上明代關于屈宋文學史地位的評述中不難看出，自明初至胡應麟所處的嘉靖時期，無論是經學人物，還是活躍在文壇上的臺閣體、前七子、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的文學家，這些學術名流對于屈原和宋玉都是充分肯定的，他們一方面從復古的視角出發認為屈宋“文猶近古”，其人是時人文學復古的師范楷模，其作品是時人學習古文的臨摹典范，而另一方面則又從“宗經”的視角出發肯定屈宋為“風雅之流亞”，以經學儒教的標準認同了屈宋對于先圣儒學的精神繼承與文學傳播。盡管“文猶近古”、“風雅之流亞”的評定，在唐代新文學思潮和宋代文學宋玉批評中都有過相似甚或相同的表述，但是在明代對這兩種評定的重申與強調有著與唐宋不同的意義，即認定屈宋的文學作品是明人復古的學習古代文學語言的代表作品，屈宋的文學精神是明人復古的學習古代文學宗經明道的創作精神。

二、對宋玉辭賦史地位的新定位：祖述原旨、屈原之流亞

關于宋玉在辭賦史上的地位問題，在明代學者的認識中“，屈原、宋玉之后，而騷賦莫及”是為共識，幾乎沒有什么異義，而問題的關鍵在于，屈原與宋玉是并列齊名，還是宋玉不及屈原。對于這一問題，元代一些學者曾經有過討論，提出過“騷人稱屈宋，宋豈敵子平”的看法[6]，但并沒有將問題引向深入，僅是以漢揚雄對宋玉“詩人之賦”與“詞人之賦”的批評和屈宋的師承關系為依據，而沒有就辭賦文學自身的特點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對于這一問題，明代的學者則逐漸將問題引向了深入，并取得了比元代更進一步的新的認知。從明初到前后七子主盟文壇時期的宋玉批評來看，基本的特點是接受了元人“宋不及屈”的觀點，但并未能有所突破，只是在著重申說宋玉追隨屈原、紹明騷賦的文學貢獻而已。何喬新，景泰五年進士，為“一時名臣”，晚年“杜門著書”，有《周禮集注》《儀禮敘錄》等。其《椒邱文集》卷九《楚辭序》說：“蓋《三百篇》之后，惟屈子之辭最為近古。屈子為人，其志潔，其行廉，其姱辭逸調若乘鷖駕虬而浮游乎埃壒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漢、唐、宋，作者繼起，皆宗其矩矱而莫能尚之，真風雅之流而詞賦之祖也。”他以宋玉為屈原后學，是踵武屈原的辭賦作家。皇甫汸，嘉靖進士，以六經為“天地之文肇”，論文偏重義理。馮時可《雨航雜錄》說：“其詩名與王元美相齊。”[7]其《皇甫司勛集》卷三十五《夢澤集序》說：“夫楚多才之邦，而辭賦之藪也。屈原見詆于上官，宋玉蒙詬于登徒，禰衡被害于曹瞞，然其志則爭光于日月，而其言等敝于霄壤矣。”對古楚先賢之遭際寄與同情，而言“宋玉蒙詬”實在是肯定了宋玉的為人。謝榛，后七子之一，本為七子詩社社長，后因與李攀龍不睦，被排擠削名，然而后七子之文學思想“實自榛發也”[8]。其《四溟集》卷七《宋德完轉海南方伯詩以寄懷》以宋玉喻友，詩曰：“君才今宋玉，絕代有清標。”比喻中不難看出謝榛對宋玉情有獨鐘的贊賞。后七子的后期代表人物王世貞在《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楚辭序》說：“孔子曾欲放鄭聲矣，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至刪詩而不能盡黜鄭衛，今學士大夫童習而頒白不敢廢，以為孔子獨廢楚。夫孔子而廢楚，欲斥其僭王則可，然何至脂轍方城之內哉！夫亦以筳篿妖淫之俗，蟬緩其文而侏鴃其音，為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時，所謂《離騷》者，縱不敢方響淸廟，亦何渠出齊秦二風下哉！孔子不云，詩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則必采而列之楚風。夫庶幾屈氏者，宋玉也。”他認為宋玉是最能夠承繼屈原的辭賦家，是屈原的真正傳人。王世貞對于宋玉類似的評論還有很多，如其《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王少泉集序》說：“楚于春秋為大國，而其辭見絕于孔子之采，至十二國之廢，而屈氏始以騷振之，其徒宋玉、唐勒、景差輩相與推明基盛。蓋俞千年而有孟浩然及杜必簡、子美之為之祖。”其《弇州四部稿•弇州續稿》卷五十五《王夢澤集序》說：“厥后屈左徒氏遂以騷辭開百世宗，而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相與紹明之，及秦漢而后，小有顯者，亦不能與東西京之彥埒，至唐而僅有襄陽杜氏、孟氏，杜氏之業，差為宏博，與屈氏分途，而皆不朽。”這些言論雖然旨在借屈宋評價唐代詩人，但指認宋玉是屈原的繼承者的寓意是十分明顯的。在明代，將屈原與宋玉并列與否的問題引向深入的是，嘉靖年間及其以后的《楚辭》注釋家和研究者。陳第，嘉靖間人，“學從禪門，證入率由心得，與諸家異”。他曾與學問大家焦竑“相與辨析，竑嘆服，自謂弗如”[9]。

其于力作《屈宋古音義•序》中說：“宋玉之作纖麗而新，悲痛而婉，體制頗沿其師，風諫有補于其國，亦屈原之流亞也。”這里評價宋玉辭賦風格、情調、師承、價值頗為客觀中肯，實際上是指出了宋玉辭賦風格、情調與屈原的不同，以及在體制上、諷諫精神上對屈原的繼承，體悟其意“宋不及屈”是在于風格與情調兩個方面。正如陳第在《屈宋古音義》卷三《題九辯》中所說：“宋玉諸賦大抵婉雅之意多，勁奮之氣少。”此評最值得稱道的是，陳第對宋玉的“屈原之流亞”的定位概括了元人和明人的共識，將前人的各種同一看法的不同表述概括為一個簡明扼要的學術命題。張燮，萬歷舉人，博極群書，時稱閩中七才子之一。其《七十二家集•宋大夫集序》（《續修四庫全書》1583冊7頁）說：“宋玉為三閭高第，所為賦能衍其師緒，而弘播徽音，賦則鈲（金規）益充，欲苞荀之槩，而殷賑其上，虬川翡林，于焉具體。”其評盛贊宋玉對于屈原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其中“衍其師緒”則在說明宋玉追隨屈原的事實。陸時雍，崇禎六年貢生，其文學理念“以神韻為宗，以情境為主”[10]，前繼胡應麟，略與竟陵派接近。其《楚辭疏•讀楚辭語》（《續修四庫全書》1301冊369頁）說：“宋玉不及屈原者三：婉轉深至，情弗如也；嬋娟嫵媚，致弗如也；故則彝鼎，秀則芙蓉，色弗如也。所及者亦三：氣清，骨峻，語渾。清則寒潭千尺；峻則華岳削成；渾則和璧在函，雙南出范。”這一評論，從文學創作的角度，非常具體地說明了宋玉與屈原的差距。這要比元人指出的“宋不及屈”的原因更為接近文學的本源，也要比他之前的明人的籠統說法或抽象表述更為明確具體。他在《楚辭疏•讀楚辭語》（《續修四庫全書》1301冊371頁）又說：“倡楚者屈原，繼其者宋玉一人而已，景差且不逮，況其他乎！自《惜誓》以下至于《九思》，取而附之者，以其欲學楚耳。古道既遠，靡風日流，自宋玉、景差以來數千百年，文人墨士頡馬、揚而執班、張者尚不一二，更何有楚。余故嘆其寥寥而取以附之，是則私心之所以愛楚也已。”此說是對王世貞“夫庶幾屈氏者，宋玉也”的觀點的更為鮮明的表述，認為宋玉是屈原的唯一繼承人，后人皆不及。這一觀點，他在《楚辭疏》卷八《九辯》（《續修四庫全書》1301冊470頁）中也有表述：“宋玉、唐勒、景差祖述原旨，遞以聲歌相放，而玉最為優。”于此則進一步說明了其強調“倡楚者屈原，繼其者宋玉一人而已”的原因。繼承屈原者宋玉一人而已，是一個需要特殊注意的宋玉批評觀點，因為它是在“宋不及屈”的評價前提下對“屈宋并提”提法最為合理的解釋。又有周圣楷者，明末湘潭人。

作為楚人，他著有楚方志類圖書《楚寶》。其于《楚寶?文苑》（《續修四庫全書》548冊）中說：“古昔師弟子文章并稱者，莫若屈宋矣。甞宋玉悲秋一章，托旨興懷，深悽婉至，自《遠游》《天問》而下，罕見其儔。而子云所謂‘麗以淫’者，其《高唐》《神女》諸賦乎！劉舍人云：‘屈平聯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云。’又曰：‘屈宋逸步，莫之能追。蓋其敘情怨，則郁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離懷；論山水，則循生而得貌；言節侯，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而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亶其然乎！若夫景差《大招》，興言于流澤，施尚三王，補《招魂》所不逮，抑亦鸞鳳之片羽，蘭芷之芬芳也。按：原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屈、景、昭。原敘其職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則景差當亦原所獎掖，《大招》一作，似不容已，又何疑哉！唐勒初亦尊事屈平，其后懷讒妬玉，甘為鵜鴃之鳴，古今交道如此輩人，可勝嘆息！”此評與陳第相近，認為宋玉《高唐》《神女》諸賦如揚雄所言之“麗以淫”，這一類作品似不及屈原之作；而又與陸時雍一致，認為景差背叛了屈原、唐勒讒毀宋玉，雖均曾師范屈原，但并非屈子傳人，能繼承屈原者只有宋玉而已。其論歸根結底是借用劉勰屈宋并提的論說、綜合陳、陸的意見，闡述他對屈宋并提的理解，即宋玉是屈原的唯一傳人，雖稍遜與屈原，但尚可與其師屈原并提。總結明代中后期對宋玉辭賦史地位的評價，我們提煉明人的說法可以將其概括為“祖述原旨”“屈原之流亞”。明人的這一評價的意義在于，強調了宋玉對屈原文學精神的繼承，肯定了宋玉追隨屈原所做出的文學成就，凸顯了宋玉在屈原而后的歷代承繼者中無人能及的辭賦史地位，使南朝梁劉勰提出“屈宋并提”后引發的宋玉評價爭論有了一個客觀合理的解釋，在宋玉批評史上有著對前代宋玉批評進行階段性總結的意義。

三、對屈宋文學成就的新評說：事情兼至、婉雅善哀、學問本色、托曲寄雅、揚顯楚學

關于屈宋文學特色的評論，先唐大多是將屈原與宋玉各自作為一個批評對象分別來評論的，到了唐代才將屈原與宋玉合并為一個整體來批評，此后宋元亦多如此。就肯定屈宋文學特色的批評來說，唐代的評價重在屈宋“不虛美，不隱惡”的良史筆法和“風流儒雅”的人品與“清詞麗句”的文品；宋代的評價重在屈宋“與造化爭功”的自然本色、“比物屬事”的表現方法和“托物引喻，憤惋激烈，有風雅所未備，比興所未及”的藝術效果；元代的評價重在屈宋“畫見”的創作積累和“想象而賦”的藝術創造。有明一代的屈宋文學特色批評，與唐、宋、元三代相比較，則表現出關注視點的新變。興獻帝朱祐杬，明世宗朱厚熜生父，生前曾封興獻王，有賦傳世。其《陽春臺賦•序》（《御定歷代賦匯》卷一百八）提出了全新的屈宋辭賦的文體特色說，賦中說：“宋大儒朱晦庵先生疏《毛詩•葛覃》曰：‘賦者，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夫事寓乎情，情溢于言，事之直而情之婉，雖不求其賦之工而自工矣。屈宋《離騷》歷千百年無有譏之者，直以事與情之兼至耳。”此評認為“事之直而情之婉”是辭賦這一文學樣式的最為突出的文體特色，而屈宋辭賦正是這種“事寓乎情，情溢于言，事之直而情之婉”的“事與情兼至”的典范。劉勰曾指出賦的文體特點在于，“鋪采摛文，體物寫志”“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11]，而興獻帝則接受了劉勰“睹物興情”的觀點，并有意創新，以“事直”“情婉”來概括辭賦的文體特點，反映了明人在新的辭賦文體審美中對屈宋辭賦文體特色的新的評價。前后七子中，后來居上的，集前后七子文學理論之大成的王世貞關于屈宋的評論，也具有明代的時代特色。其《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九《吳氏紀哀序》說：“甚矣，楚人之善哀也。蓋屈左徒為懷王治辭令，被間而退，傷宗國之就削，而忠之不見明也，憂愁牢騷而作《離騷》，凡天地之傳聲而成色，其交于耳目者，一切舉而歸之于哀，竟以有湛湘之役。其門人宋玉、唐勒輩又相與推明其旨而傷痛之，托始于《九辯》，而放乎《大招》《招魂》，極矣。二千年來，天下固以善哀歸楚。”先明學者評論屈宋特別是屈原的情感傾向時，多用孔子論詩“可以怨”的“怨”字來概括，但王世貞則采用孔子論詩“哀而不傷”的“哀”來概括屈宋的情感特色，“怨”者表現自己對于別人的情緒，“哀”者表現自己自我的情態，此中取舍，反映了王世貞對文學表現自我情感的關注，而又與“哀而不傷”的詩教觀念有所不同，其實是將劉勰“《離騷》《九章》朗麗以哀志”的，從文學角度批評屈原具體作品的觀點，拓展到屈宋所代表的戰國中后期的楚國文學[12]。王世貞在《弇州四部稿》卷七十《湖廣鄉試錄序》中又說：“孔子……七十子之倫，其五楚焉，而楚自是稱有文矣，乃僅能以其變風、變雅之旨創矩矱而為騷，若賦如屈平、宋玉、唐勒、景差者至襄陽之杜而變始極，其于稱亦甚著，第令天下為文士足張楚而已。”這是肯定屈宋對于楚地區域文學做出的貢獻，而強調屈宋能夠“第令天下為文士足張楚”，則又說明了楚文學在華夏文學中的地位與影響。從區域文學角度來批評屈宋辭賦，這也是前所未有的新的批評視角。焦竑，萬歷十七年進士，與李贄相友善，崇尚李贄之學，又接受禪學影響頗深。其《國史經籍志》卷五（《續修四庫全書》916冊501頁）說：“屈平、宋玉自鑄偉詞，賈誼、相如同工異曲，自此以來遞相師祖，即蕪音累氣，時或不無，而標能擅美輝映當時者，每每有之。”其評說“屈平、宋玉自鑄偉詞”取于劉勰《辨騷》評屈賦語，強調屈原對《詩》的文學性發展，而焦竑又將宋玉與屈原并提，于是便提升了宋玉開創辭賦的文學史地位。

胡應麟與王世貞同道，其評屈宋辭賦特色也極具新見。其《少室山房筆叢正集》卷二十二說：“學問在賦中最為本色，故屈、宋、司馬、班、張皆冠古今，以其繁碩也。而入詩最易誤人，古今惟老杜能耳，宋人不以學為賦而為詩，六朝不以學為賦而為文，故皆失之。然賦中又自有本色———學問，不可不知。”這是在宋人黃庭堅提出“以學問為詩”后引發出的學術思考，胡應麟認為“學問”是為賦的本色，而非為詩為文的方法，并強調以學問為賦是屈宋等“皆冠古今”的原因所在。這便揭出了辭賦創作的新的特點。鄒觀光，云夢人，萬歷八年進士，“英敏力學”。因其為楚人，特別推崇屈原、宋玉。其《云夢縣儒學藏書記》（《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五）說：“楚人才之隩區也，如史籍所載，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書，屈原、宋玉之徒，包羅三才，博極萬有，楚增而重焉。”此評說屈宋“包羅三才，博極萬有”，集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乃至萬有于一身，對屈原、宋玉之推崇達到了極致，并表示這是楚人對屈宋的共同評價。此評雖有溢美之嫌，但就楚區域文化而言，卻也合于情理，似不為過。陳懋仁，萬歷中官泉州經歷，“晚歸著述，凡二十余種”[13]。其注梁任昉撰《文章緣起》“《離騷》楚屈原所作”條補注說：“屈平后出，本詩義為騷，蓋兼六義而賦之意居多，厥后宋玉繼作，并號楚辭，自是辭賦家悉祖此體。故宋祁云：‘《離騷》為辭賦祖，后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斯言也。”此評與焦竑的評論相同，只不過先說屈原“本詩義為騷”，而后說“厥后宋玉繼作”，在有層次差別的條件下言說屈宋共創楚辭，但這并不是評論的關鍵，其關鍵在于強調“自是辭賦家悉祖此體”，強調屈宋的開創辭賦之功及其深遠的影響。徐維啟，又字興公，“以博洽名一時”，又稱萬歷間詩壇魁首。其《徐氏筆精》卷三《詩談》說：“屈宋之文出于風，韓柳之文出于雅，風者動也，雅者常也。”此以國風評屈宋之辭賦，并以“動”解釋國風的特點，比之明人以屈宋為“尚有古詩之意”“風雅之流亞”之說更為具體。雖以國風之“動”評屈宋辭賦是否準確尚待商榷，但是這一批評也銳意創新地體現了明人崇尚獨立思考的學術思潮。孫七政，“淹通五經”“王世貞、汪道昆皆折輩行與交”[14]，頗有文名。其《邂逅賦序》（《明文海》卷三十四）說：“昔子云謂相如之賦曲終雅奏，有近于戲。若楚騷則詞雖逸宕，長寄心于君王，本托曲以寄雅，非廢雅而為曲也，此固屈、宋、揚、馬之流別。”此評說屈宋“托曲以寄雅”，揚馬“曲終雅奏”，二者分流別趣，優劣自分。如此獨出心裁自然與漢人“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不同，而是最大程度地肯定了屈宋辭賦的思想內容。

周拱辰與陸時雍同時，其題陸時雍《楚辭疏敘》（《續修四庫全書》1301冊361頁）說：“楚之先有於菟、叔敖以經濟鳴，倚相、射父以善讀八索、九丘鳴，而最后宋玉、景差以辭賦鳴。差、玉皆原弟子，遞相祖述，幾之乎掩中原而上之。夫楚人亦能自進于天下也哉。”此評與王世貞、鄒觀光從楚區域文學角度評論屈宋命意相同，其中“幾之乎掩中原而上之”之評語，極贊屈宋為楚文學做出的貢獻。概括明代關于屈宋文學特色的批評，可以歸納為事情兼至、婉雅善哀、學問本色、托曲寄雅、揚顯楚學等五項。以此比較漢以來的屈宋文學特色批評，我們不難看出其中反映出的時代特點，即批評的關注點是重在發掘前人未曾發現的問題，批評的走向是越來越傾向于以文學的視角展開批評。關于這些時代特點，在下面第四節中也有更為明顯的表現。

四、對宋玉辭賦特色的新闡釋：清峭嫻雅、深至宏麗、意在言外、縱莘神鬼、美哉靈根

對于宋玉辭賦的具體評論，在明代以前極為罕見，雖偶爾有之，亦夾雜在總述之間，或于選本訓詁中連帶提及。而在有明一代，特別是中后期，由于當時之學者或崇尚唐代的新文學思潮，或主張文學旨在“獨抒性靈”，文學批評的意識逐漸增強，逐漸凸顯，逐漸改變了宋代以來文學宋玉批評與理學宋玉批評兩派對峙的格局，基本實現了以文學宋玉批評為主導，而理學宋玉批評逐漸式微的歷史轉型，因而給后世留下了遠勝于明代以前的關于宋玉辭賦的針對具體作品的批評資料。關于明代中后期理學宋玉批評逐漸式微、文學宋玉批評逐漸占據主導地位的轉型，我們從當時學者們的宋玉辭賦總評中即可一目了然。據我們掌握的資料，明中后期對宋玉辭賦進行總體批評的人不多。如王三聘，嘉靖間人。其《事物考》卷二《賦》（《續修四庫全書》1232冊）說：“《詩序》六義，次二曰賦，蓋謂直諫其事爾。《左傳》言，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是后荀卿、宋玉之徒演為別體，因謂之賦。故昔人謂，賦者古詩之流，以荀、宋為始。”這則評論在于講述宋玉創制賦體文學的開創之功，其言當出自《文心雕龍•詮賦》，但是在述說賦之淵源時卻與《詮賦》有較大的不同，《詮賦》以為“賦也者，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而此說僅說來源于詩之六義中的“賦”，如此理解“賦者古詩之流”，只是看到了“賦”從詩的表現方法演變為文體的名稱，而忽略了賦之成立對《詩經》《楚辭》創作精神的繼承。這種評論不僅顯得膚淺，而且可見其“直諫其事”的理學闡釋理論也那么蒼白。如陳第，亦嘉靖間人。其《屈宋古音義》卷三《題九辯》說：“宋玉諸賦大抵婉雅之意多，勁奮之氣少。”這是對宋玉作品風格的總體評價，其批評方式與宋朱熹“辭有余而理不足，長于頌美而短于規過”的批評句法相近[15]，但是批評標準和指向則全然不同，朱熹是以“義理”為標準從作品的內容入手進行評析，而陳第是以文學理論為標準從作品的風格入手進行評析，其中關于“婉雅之意多，勁奮之氣少”的風格評定不僅客觀而且接近于事實。又如胡應麟，萬歷間人。其《少室山房筆叢正集》卷十一《九流緒論上》說：“大率戰國著書者，亡非辯士，九流中具有其人：孟、荀儒之辯者也，莊、列道之辯者也，釐、翟墨之辯者也，牟、弛名之辯者也，韓、鄧法之辯者也，儀、秦縱橫之辯者也，衍、奭陰陽之辯者也，髡、孟滑稽之辯者也，宋玉詞賦之辯者也。今但知儀、秦、髡、衍為辯士，孟氏有好辯之名，而后世不得以辯而目之，術可亡擇哉！”此評以宋玉為詞賦之辯者，是一個全新的命題。分析宋玉賦，《文選》所收五篇，《古文苑》所收六篇，均有論辯色彩，以此知胡應麟所言確有道理，其所揭示的是前人沒有發現的宋玉賦的一個文學方面的新特點———辯。再如張燮，其《宋大夫集序》說：“公之《招魂》《九辯》悲悼填膺，如遠刺心血灑作紅雨噴人，迨《高唐》《好色》等篇，又若破涕成歡，排愁成媚，忽而藁目，忽而解頤，似乎彼此兩截地界。”形象生動地概括了宋玉作品的兩重對立的情感色彩。如果我們將王三聘與陳第、胡應麟、張燮三人的評論進行比較，三比一的比例且不必說，評論水平高低也不言自明，可見在明中后期才學之士大都站在了文學宋玉批評的陣營之中了。下面以宋玉作品為綱目，依次對明人的宋玉作品評論進行分析：

1.關于《九辯》的評論王廷陳，正德進士。其《夢澤集》卷十五《問俗》說“：夫帝妃之求，怨矣，冀夫之覿焉，所以為貞也；屈子之騷，怨矣，冀君之諒焉，所以為忠也；宋玉之辯，怨矣，冀師之明焉，所以為義也；申胥之哭，怨矣，冀國之復焉，所以為仁也。貞、忠、義、仁，所以為厚也。”這里所說的“宋玉之辯”，從“冀師之明”句證之，當指其作品《九辯》。評論者以“怨”稱其表達的內容，以“義”稱其創作的動機，又以“厚”稱其反映出的古楚風俗，而大加提倡。足見王廷陳對宋玉的褒獎。其所謂“義”雖說是儒學概念，亦可看作宋玉作品的藝術感染力之所在。侯一元，嘉靖進士。其《柬曹紫峰》（《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二）說：“宋玉遭毀乃賦陽春，揚雄慕古悔其少作，英雄玩世，類非誠語。由今觀之，悲秋之調，不離楚聲太玄之撰。”此評“宋玉遭毀乃賦陽春”指《對楚王問》歌陽春白雪事，“悲秋之調”“楚聲”指《九辯》，其意在于說宋玉《九辯》絕唱千載，規范后世。陳第，嘉靖間人。其《屈宋古音義》卷三《題九辯》說：“愚讀《九辯》，其志悲，其托興遠，其言紆徐而婉曲，稍露其本質，即輒為蓋藏，以此傷其抑郁憤怨之深。”此評“志悲”評情調，“托興遠”評藝術手法，“言紆徐而婉曲”評語言，一切都是以文學的視角進行文學的批評。董其昌，萬歷進士。其《畫禪室隨筆》卷二《題自畫?題秋林圖》說“：畫秋景唯楚客宋玉最工。‘寥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無一語及秋，而難狀之景都在語外。唐人極力摹寫，猶是子瞻所謂‘寫畫論形似作詩’，必此詩者耳。韋蘇州‘落葉滿空山’，王右丞‘渡頭余落日’，差足嗣響。因畫秋林及之。”此評極贊宋玉《九辯》畫秋景“最工”，而“最工”則在于“無一語及秋，而難狀之景都在語外”，以畫家之靈感，參透且揭示了文學家的筆法。陸時雍，崇禎貢生。其《楚辭疏•讀楚辭語》（《續修四庫全書》1301冊369頁）說：“《九辯》得《離騷》之清，《九歌》之峭，而無《九章》之婉，其佳處如梢云脩干，獨上亭亭，孤秀槮踈，物莫與侶。”此評言說宋玉《九辯》能夠博采屈原《離騷》《九歌》之長，集清、峭之特色于一身，達到了其他辭人難以企及的高標。

2.關于《招魂》的評論王世貞，嘉靖進士。其《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五《藝苑卮言二》說：“楊用修言，《招魂》遠勝《大招》，足破宋人眼耳，宋玉深至不如屈，宏麗不如司馬，而兼撮二家之勝。”此評轉述楊慎對宋玉《招魂》的評價，“足破宋人眼耳”，是針對宋儒朱熹而言，認為朱熹以為《大招》“近于儒者窮理經世之學”優勝于《招魂》屬于誤判[16]；“兼撮二家之勝”，則贊揚《招魂》有“深至”之旨，“宏麗”之辭，從文學的角度說，則高出于《大招》一頭之地。陸時雍《楚辭疏•讀楚辭語》（《續修四庫全書》1301冊370頁）說：“《招魂》絢麗，千古絕色，正如天人珠披，霞爛星明，出銀河而下九天者，非人世所曾得有。”“《招魂》刻畫描畫，極麗窮奇，若已雕已琢，復歸于樸，鬼斧神工，人莫窺其下手處耳。”此兩條皆評《招魂》，前條以“天人珠披”為喻，贊譽其賦巧奪天工；后評則指出其作“極麗窮奇”但又“鬼斧神工”全無刀斧之痕，質樸自然。將宋玉《招魂》視為最能體現他“神”與“色”之文學主張的典范之作。

3.關于《高唐賦》《神女賦》的評論李賢，宣德進士。其主持編撰的《明一統志》卷六十二《荊州府•人物》說：“宋玉，楚人，屈原弟子，為楚大夫。憫其師放逐，乃作《九辯》，述其志以悲之；又作《神女》《高唐》二賦，皆寓言托興，有所諷也。”此評承宋洪邁駁范仲淹、朱熹之說，又見于元人所撰《氏族大全》，非元人之發明。然而此評舍道學性臆說而取文學性評論，則表露了李賢等編者傾向于文學宋玉批評的批評意識。楊慎，正德進士。其《升庵集》卷十《跋趙文敏公書巫山祠》說：“故傳記稱，帝之季女曰瑤姬，精魂化草，實為靈芝。宋玉本此以托諷，后世詞人轉加緣飾，重葩累藻，不越此意。”此評宋玉《高唐賦》與《神女賦》，首先認為二賦借神女以“托諷”，而后指出二賦開創了“神女”文學之主題。文學批評視角頗為獨到。陳第，萬歷間人。其《屈宋古音義》卷三《題高唐》說：“矧其通篇，閑雅委婉舒徐，令人且悲且愕且歌且謠，是亦風人之極思，而其末猶有深意，謂求神女與交會，不若用賢人以輔政，其福利為無窮也。”此評實是糾正宋儒朱熹的錯誤，朱熹以為《高唐賦》“何‘諷一’之有”，而陳第認為“猶有深意”，“亦風人之極思”也。雖未點朱熹之大名，而觀點卻針鋒相對。其中以“閑雅委婉舒徐，且悲且愕且歌且謠”證“風人之極思”，即是以文學視角評論《高唐賦》。倪元璐，天啟進士。其《倪文貞集》卷七《王芝山中翰書藝序》說：“故景者，天下之所共取之也。以其力則取之，謝靈運知之也；以其緣會則取之，桃溪之二士知之也；以其機智法數則取之，費長房知之也。謝靈運伐山闢道，不景不已；二士不知其身之忽然桃溪；費長房坐持地脈，宛然見千里之狀。是故三者天下之所歸。景也，古之文人為之者，子云蒙盜而挾靈運之斤，淵明、子瞻幾仙而飲二士之藥，宋玉、長卿、枚乘縱莘神鬼而佩長房之符。”此評談古之文人取景寫景有三個層次，一如揚雄蒙盜賊之名以力取之，二如陶淵明、蘇軾有仙風道骨以緣遇之，三如宋玉、司馬相如、枚乘似有法術可以驅使景物，而以為宋玉等為優。其形容取景寫景之“縱莘神鬼”出于宋玉《高唐賦》“褷褷莘莘，若生于鬼，若生于神”句[17]，舉宋玉之賦當指《高唐賦》之景物描寫。

4.關于《風賦》的評論陳第《屈宋古音義》卷三《題風賦》：“夫風豈有雌雄？人自有雌雄耳。以雌雄之人而當天風之飄颯，判乎其欣喜悲戚之不相侔也，則謂風有雌雄亦可。抑不特風，雪月雨露莫不皆然，喜心感者，撫景而興懷，悲心感者，觸處而撆涕，何者？情能變物，而物不能變情也。昔京都貴人聚而夜飲，襲貂裘，圍紅爐，相與言曰：‘冬已深矣，煖而不寒，氣候之不正。’其仆隸凍不能忍，抗聲答曰：‘堂上之氣候不正，堂下之氣候甚正。’聞者皆為之一噱。人君茍知此，意則加志，窮民又烏能已。故宋玉此賦，大有裨于世教也。”此評看似說解“風豈有雌雄”之以物擬物之語，實則是說解擬人修辭中的諷諫之寓意，與宋之大小蘇評《風賦》“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蓋有諷焉”同道[18]，而其中“情”與“物”之論與今天的移情理論暗合，其文學思維確有過人之處。

5.關于《登徒子好色賦》的評論陳第《屈宋古音義》卷三《題登徒子好色賦》：“愚讀宋玉《登徒子賦》曰，玉好色，勿與出入后宮，何其野而不文；至所受于天，所學于師，何其夸而不讓；登墻相窺，何其淫而不貞；俚及疥痔之談，何其鄙而不雅。及至卒章，以微詞相感動，精神相依托，目欲其顏，心顧其意，揚詩守禮，終不過差，則作而嘆曰：‘美哉得其本乎！是不可以枝葉而棄其靈根也。’于是斷自章華大夫以下而熟誦之。”此評在于揭示《登徒子好色賦》的深層命意，“美哉得其本”是贊其曲終而奏雅，而“靈根”之說則是示人以文學眼光讀文章之要旨，受人以漁之謂也。

6.關于《諷賦》的評論安磐，弘治進士。其《頤山詩話》說：“司馬相如《美人賦》，辭與意皆祖宋玉《諷賦》，賦之卒章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不敢愛主人之女。’《美人賦》曰：‘弱骨豐肌，時來親臣。臣乃氣服于內，心正于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凜然若有魯男子之風者，豈其見惑文君之后，悔而作此自表歟！悲夫莫及矣。”此評強調宋玉《諷賦》對司馬相如《美人賦》的影響，并著重說明《美人賦》“辭與意”皆不及《諷賦》，表現出評者對宋玉《諷賦》從形式到內容的充分肯定。

7.關于《釣賦》的評論田藝衡，嘉靖間人。其《釣賦序》（《御定歷代賦匯?補遺》卷十三）說：“夫釣，澤居者之所必有事也。昔宋玉之作，大侈王伯之謀；潘尼之辭，終歸嗜欲之適。夫王伯，廟廊之略也，而談之玄洲則駭矣；嗜欲，口服之私也，而施之渭濱則悖矣。文雖并美，心有未安，廼因揮筆別為短賦云爾。”此評以為宋玉、潘尼之《釣賦》“文雖并美”，但宋玉論王霸以評隱者玄洲事引出，潘尼談“嗜欲”以引用名臣姜尚之典故入話，卻為“心有未安”。田藝衡此評其實是為自己作《釣賦》張本，出語未免失于公平，僅可看作其個人對宋、潘《釣賦》的審美接受。

8.關于《大言賦》《小言賦》的評論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五《藝苑卮言二》說“：宋玉《諷賦》與《登徒子好色》一章，詞旨不甚相遠，故昭明遺之。《大言》《小言》，枚皋滑稽之流耳。《小言》‘無內之中’本騁辭耳，而若薄有所悟。”此評兼及《諷賦》和“大小言賦”，認為《諷賦》頗遜于《登徒子好色賦》，而“大小言賦”雖“滑稽之流”但于道家學說“薄有所悟”，表述了與宋人晁補之以為“大小言賦”“義無所宿”和章樵批評此二賦“虛詞以相角，詼諧以希賞”的不同看法[19]，其去理學化評論的意識自在其中。

縱觀明中后期關于宋玉辭賦的具體批評，幾乎全然揚棄了宋代以來的理學批評視角，絕大多數評論者都能夠從文學的角度審視宋玉作品，即使關涉玉批評相比真可謂微不足道。這又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理學否定性宋玉批評在明代出現了大滑坡，甚或可以說崩塌，然而事實卻是，在關于宋玉的否定性批評中尚有兩例屬于文學性批評，這就更加減小了理學宋玉批評的比例。此外，更令人注意的是，我們在按批評者生活時代的先后次序梳理明代宋玉批評史料時發現，凡出現一種否定宋玉的批評，便相繼有與其相對應的反批評出現，雖然我們難以用史料證明正反駁議是否是針鋒相對，但兩種批評之間確有駁議的味道，而且正與反都出現在相同或相近的時代之中。這是明代以前很少出現的宋玉批評的一種特殊現象。王祎，元末明初人。其《王忠文集》卷十七《招游子辭》說：“然宋玉、景差大小招，務為譎怪之談，荒淫夸艷之語，今亦無取焉。”此論全取宋朱熹評《招魂》之“譎怪之談，荒淫之志”語，表現了對朱熹批評的認同。

唐桂芳，亦元末明初人。其《白云集》卷七《題巫山圖》說：“昔楚襄王夢與巫山女遇，其事甚異，宋玉想像而賦之，良工又從而想像圖畫之，其失益遠矣。世之人往往以淫媟籍口，殊不知賦極道神女之美，考其中云：‘懷正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玉之意庶幾不戾于正矣。”此評首先陳述了“世之人往往以淫媟籍口”認知巫山神女的現實。“淫媟”即過度放蕩之義。這實際就是宋朱熹以《高唐賦》為“屠兒之禮佛，娼家之讀禮”的評論在后世產生的不良影響[20]。而后舉證說明“玉之意庶幾不戾于正”，重申了宋洪邁認為《高唐賦》《神女賦》“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正確評論[21]。此評雖不是直接針對王祎評《招魂》說而發的，而評者對朱熹的謬說及其謬種流傳的批駁，說明了與王祎同時代的唐桂芳絕不會贊同王祎盲從于朱熹而缺乏自我思考的說法。葉盛，正統進士。其《水東日記》卷十二說：“自微言絕響，圣道委地，屈平、宋玉之辭不陷于怨懟，則溺于讕惑。”“讕惑”指欺詐蠱惑之言論。以此種詞語批評屈宋，實是接受了宋朱熹指責宋玉為“禮法之罪人”的理學批評，而將屈原連類而及。此評要比漢人“麗以淫”的詩教批評更為嚴重。林俊，成化進士。其《見素集》卷二《送丁大夫序》說：“不深于道而能文者希矣！夫山不自輝，惟玉之所為；水不自媚，惟珠之所為；文不自工，惟道之所為。文不深于道，未見其能至也。屈平之怨刺，宋玉之柔婉，莊周之縱放，揚雄之艱深，文乎哉！韓昌黎、歐陽六一因文入道，至而未至者也。”此評以“文乎哉”一句反問，否定了屈宋之“文”，以為其“文不深于道”。這完全是以宋朱熹“大率要七分實（道），只二三分文”的文道觀評說前人之文[22]，一派道學家的“義理”口吻。孫緒，弘治進士。略晚于葉盛、林俊二人。其《沙溪集》卷一《東田文集序》說“：士才涉于言，即謂非善學，見效顰學步者兀居塊坐，即亟稱之曰：‘是知忘言矣，是可以語心學矣。’謂伏羲奇偶可不必畫太極，易通正蒙為糟粕影響，屈、宋、班、馬而下皆贅疣也。忘言心學乃是耶！”此評表述的是對當時某些理學家以修身代治學的批評，批評某些理學家只求“兀居塊坐”而不可“涉于言”、不必讀書的修身方式，其中也表示了對某些理學家視“屈、宋、班、馬而下皆贅疣也”的強烈不滿，指出如此的“忘言心學”決不是治學的有效途徑。其事實上是從治學方法論的角度，批評了理學家指斥屈宋之文由于“讕惑”甚或“不深于道”而不足為法的錯誤論調。據理設言，據理力爭，很有說服力。薛蕙，弘治進士。其《考功集》卷九《答王浚川先生論文書》說：“降是騷人作焉，靈均已傷繁麗，要之有以，至宋玉則夸失實、淫越禮，詩人之義亡矣。”此評批評宋玉之文“夸失實、淫越禮”，其中所謂的“實”，宋朱熹用以為“理”的代名詞。不難看出，這是地地道道的理學視角的評論。楊慎，正德進士，稍晚于薛蕙。其《丹鉛余錄續錄》卷五《評文》說：“《楚辭•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豐蔚濃秀，先驅枚、馬而走僵班、揚，千古之希聲也。《大招》一篇，景差所作，體制雖同，而寒儉促迫，力追而不及。《昭明文選》獨取《招魂》，而遺《大招》，有見哉。朱子謂《大招》平淡醇古，不為詞人浮艷之態，而近于儒者窮理之學，蓋取其尚三王、尚賢士之語也。然論詞賦不當如此，以六經言之，《詩》則正而葩，《春秋》則謹嚴，今責十五國之詩人曰：‘焉用葩也，何不為《春秋》之謹嚴？’則《詩經》可燒矣。止取窮理，不取艷詞，則今日五尺之童子能寫‘仁義理智’之字，便可以勝相如之賦，能抄‘道德’‘性命’之說，便可以勝李白之詩乎？”此借《招魂》批評，批判宋朱熹《招魂》評語的謬論，實際上是對所有的戴著理學眼鏡批評文學之人的駁斥。其所言通俗易懂，鏗鏘有力，只“論詞賦不當如此”一語，便道出了理學批評的癥結所在。俞安期，嘉靖間人。其《反招魂》（《明文海》卷二十二）說：“昔屈原被讒見放，其徒宋玉慮其魂魄放佚，乃賦《招魂》招之。其稱楚國之美，區區堂奧之盛也，臺池之美也，陳設之備也，修膳之珍也，女謁之妖麗也，被服之文纖也，歌舞之雜沓也，飲宴之湛荒也，用以諷諫懷王，而冀其覺悟以收原。辭固偉哉！竊恐懷王昏憒，原未必收，適開其侈誕之心。皇甫謐譏其淫文放發，夸競失體，風雅之則于是乎乖。諒哉其言也！余不自量，乃賦《反招》，爰正宋玉之夸。”此評雖承認宋玉《招魂》“辭固偉哉”，但懷疑其“勸百諷一”開楚王“侈誕之心”，從而相信了晉皇甫謐《三都賦序》中對宋玉的貶謫。俞安期，曾獻詩與王世貞，得到王世貞表獎，當不是理學之人。然其評尊兩漢魏晉舊說，未能與時俱進，或只為其作賦張本，非其盡心之評。胡應麟，隆慶、萬歷間人，略晚于俞安期。其《少室山房筆叢正集》卷十三說：“夫莊、列者詭誕之宗，而屈、宋者玄虛之首也，后人不習其文而規其意，鹵莽其精而獵其粗，毋惑乎！其日下也。”此評以屈宋為“玄虛之首”，“玄虛”者玄妙虛幻之謂也，實指屈宋辭賦比喻、象征、夸張、多以神話寓言為文的特色，然而胡應麟認為屈宋辭賦亦有“精”之長處和“粗”之短處，學之當揚長避短，而世人卻“不習其文”精心研討，只以詩教、理學“規其意”，“鹵莽其精而獵其粗”，全失文學批評鑒賞之精神。以此評比照俞說，實可糾正其狹隘之見。董其昌，萬歷進士。其《樾館詩選序》（賀復徵《文章辨體匯選》卷三百二）說：“彼宋玉、陳王之賦，摹艷質而遺修能，未為具眼矣。“”具眼”指能辨識事物的眼力。此評是批評宋玉、曹植只描繪了巫山神女和洛水女神的艷麗資質，而遺漏了神女內在的精神之美。董其昌是明代著名的藝術家，書畫俱佳，其以書畫所悟作評，有一定道理，所言當是文學家文學創作追求的更高的境界，以其這一高標準來說，批評曹植《洛神賦》似乎還可以，若批評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則顯得勉強，在古代文學中似乎還沒有描寫神女而勝過宋玉者，就是董氏本人也難與宋玉比肩。不過此評作為一種理想境界提出，也還有啟迪意義。王志堅，萬歷進士，與董其昌同時。其在《四六法海》卷十顏之推《家訓•論文章》的評語中說：“如屈、宋、東方、司馬、嵇、阮、孔、謝之徒皆賢者也，今概以為輕薄而譏之，可謂良莠不分也。”這是對顏之推“自古文人多陷輕薄”說的批評[23]，但移之于明之萬歷時代亦有意義。明代萬歷前后，前后七子的復古思潮已漸消退，李贄及其弟子公安派三袁在批評前后七子的言論之中就提出了“古何必高，今何必卑”的口號[24]，于是也就出現了輕薄古人的傾向。董其昌是公安三袁的好友，文學思想也與他們非常接近，上引他的宋玉批評就表現了輕薄古人的偏頗傾向。因而王志堅的批評也就具有了現實意義。

綜合以上六則否定性的宋玉批評，王祎、葉盛、林俊、薛蕙四人都以宋朱熹的宋玉批評為依據，就連語言表述也模仿朱熹，或化用朱熹的成句，或沿用朱熹的理學術語，而批評思維清一色地運用朱熹的文道觀，這說明在明代的宋玉批評中，朱熹的影響余緒還時有閃現，但是在有明二百七十余年的歷史中，理學否定性的宋玉批評僅僅有四則，這在百有余則的明代宋玉批評中真是海粟倉米，實難產生什么影響。這又說明了什么呢？只能說明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宋玉批評的式微和其影響的消散。至于俞安期、董其昌的兩則否定性宋玉批評，前者承襲魏晉舊說，表現了漢代詩教觀的宋玉批評在一千多年后還偶有響應者，后者接受了公安派文學主張，厚今薄古，又表現了當時對于復古思潮矯枉過正的偏頗。而真正代表明代宋玉批評的時代特點的是，反駁否定宋玉者的宋玉批評和全文所舉的肯定性宋玉批評。這些宋玉批評以其嶄新的時代審美理念展現了明代宋玉批評的時代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