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總集分類體例與文學觀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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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論綱的確立，使得唐宋總集分類體例與文學觀念研究逐漸受到學界關注，然也存在著研究資料整理欠缺、研究視野不夠開闊、研究方法趨于單一、研究成果多數重復等問題亟待解決。未來的唐宋總集分類體例與文學觀念研究，需立足文獻，撰寫唐宋總集分類敘錄；拓寬研究對象，眾體總集之外，注重單體總集的體類細化研究；確立總集“異體”分類與“同體”分類兩個維度的“分體”內涵，將視野延伸到多樣化的“分類”方式上，注重“體”“類”相兼，關注總集體類設置對于其他文化典籍編纂體例借鑒；最后，在個案研究與類型研究的結合中，運用多樣化的研究方法，推進唐宋總集分類體例與文學觀念研究。

關鍵詞：唐宋總集;異體與同體;分體與分類;文學觀念

一、引言

唐宋總集的編撰與出版研究一直是古代文學文獻研究的熱點。就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學者更加重視總集作品的去取方式與原則、序跋對編纂宗旨的標榜宣揚，以及詩文評點中趣味的玩賞等方面的研究，而于總集編纂體例的關注則相對不足[1]。總集的體類設置，集中反映出編撰者對文學作品主題類別、功能價值、技藝層次以及文體特性的認識水平。總集的體類設置，集中反映出編撰者對文學作品主題類別、功能價值、技藝層次以及文體特性的認識水平。而總集文體類目名稱的變遷，一方面可以見出文體創作的盛衰趨勢，反映文體觀念的新變，同時也是編纂者分類思想、文學觀念的體現。唐宋總集在承繼前人分類觀念與分類實踐的基礎上，極大地豐富了總集分類方式和分類層次。唐宋總集多樣化編次體例與分類方式既是編者的分類思維和文學（文體）觀念體現，同時也是時代特點、文化傾向的影響。因此，通過爬梳唐宋總集體類設置研究總集分類體例，探究唐宋總集分類觀念，這既是建構中國古代總集分類學不可或缺的一環，更是凸顯總集分類觀念的民族和地域色彩的重要保障。

二、從文獻描述趨于理論探究——唐宋總集分類體例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從編纂實踐層面來看，總集匯聚不同作者詩文作品成集，因此如何運用合理的分類體例來實現一部總集的編纂目的和實用功能是編者最先考慮的重要問題。受時代、受眾、選入作品特質以及諸多因素影響，不同的總集分類方式各異，從而產生不同的類目、序列與分類體系。合理的分類方式，不僅能夠幫助總集編者表達文學與文體觀念，實現編纂宗旨和目的，便于讀者取資檢索；同時還能在編纂體例上為后出總集分類提供范式借鑒。而從分類批評上看，后人在衡量評價總集體例時，必以考量其體類命名、類目排序是否合理為前提。蘇軾曾就《文選》的選文分類，提出“編次無法，去取失當”[2]的批評。《四庫全書總目》批評《明文海》“分類殊為繁碎，又頗錯互不倫”[3]，認為《文章類選》“標目冗碎，義例舛陋”[4]之處不可枚舉，而《元詩體要》分類方式存在“或以體分，或以題分，體例頗不畫一”[5]等弊病。此外又言《荊溪外紀》雖“采摭頗為詳贍”，然“詩以絕句居律體前，律體居古風前，稍失次；又四言亦謂之絕句，而七言古詩之外又別出歌行為二門，亦非體例”[6]。總集分類體例是否合理，不僅體現在其文體分類標準以及文體類目名稱設置上，文體類目的排序亦是重要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從具有現代意識和西方文化傳統的文體分類學科體系介入中國古代總集體類研究，認為中國古代總集類目劃分存在趨細趨繁、標準不一、不成體系等問題。這種忽略中國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的區域性、民族性特點的研究思路，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總集體類研究的深入發展。1981年，郭紹虞先生于《提倡一些文體分類學》中呼吁建立文體分類學[7]。文體分類學的正式提出，是學科內部的學術發展的必然趨勢。具體說來，唐宋總集體類設置與文學觀念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以新世紀為分界，劃分為兩個階段。1934年，薛鳳昌《文體論》（王云五主編《百科小叢書》系列叢書之一）第一章“歷代辨別文體的著作”，通過簡單梳理《唐文粹》《文苑英華》《宋文鑒》《文章正宗》等總集的體類名目來分析文體流變情況[8]。金振邦《文章體裁辭典》介紹《河岳英靈集》《樂府詩集》《文章正宗》《唐文粹》《宋文鑒》《古文苑》等總集體類名目[9]。曾棗莊先生曾在《古籍整理中的總集編纂》系統地回顧和檢討歷代總集的編纂體例得失時指出：中國古代總集（特別是大型總集）具有“分類鎖屑，類目不清”“體例不純，標準不一”[10]的通病，唐宋總集如《才調集》《文苑英華》《成都文類》《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等在體類設置上多少存在一些問題。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1990年的增訂本附錄《古代文體分類》詳細列出《文選》《文苑英華》《樂府詩集》《唐文粹》《宋文鑒》等總集的文體分類條目，為后學總集文體分類研究提供參考[11]。錢倉水《文體分類學》第三章“文體分類學的意義”指出文體分類對于總集編纂的重要意義，并分析《文選》“類聚區分”的文體分類體例對于歷代總集編纂的影響[12]。至此，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研究成為新興的學科門類，向學者敞開。新世紀以來，古代文體學研究逐漸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新熱點之一。2005年，吳承學先生明確指出古代文體分類學與文體類型學研究是文體學史研究的重點[13]。隨著古籍整理工作的推進和文獻數字化的發展，唐宋總集體類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第一，新時期，學者關注唐宋總集體類研究，多集中論述唐宋某一部總集的文體分類成就。鞏本棟先生《〈文苑英華〉的文體分類及意義》指出《文苑英華》分體反映出宋代文體和文學發展的若干消息，文體之下又按題材內容分類，既可見出文體演變的痕跡，還能充分展現自然和人類社會的結構和秩序，反映出時人對事物的普遍認識水平[14]。郭洪麗《〈文苑英華〉賦類目研究》、孟婷《〈文苑英華〉散文類目研究》、高娟《〈文苑英華〉詩歌類目分類體系研究》三篇魯東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開始關注總集文體內部細目分類問題。任競澤《〈文章正宗〉“四分法”的文體分類史地位》體認真德秀“四分法”是融合功用性分類、功能性分類和形態性分類的分類方式，其實暗合現代文學分類法[15]。汪雯雯《初唐總集編纂的大國氣象與文化輸出——以〈文館詞林〉版本環流與分類結構為中心》關注到《文館詞林》“部”“類”統攝體類結構所彰顯的新興王朝囊括宇宙的霸氣和生命力[16]。蔣旅佳《〈文館詞林〉文體分類建樹與影響》指出《文館詞林》擴展《文選》二次分類至“文體——部——類(大)——類(小)——作品”多級分類結構；在部、類命名和分類標準上趨于統一，更具體系，為后世豐富總集文體分類方式和體類結構提供示范之本。[17]朱我芯《郭茂倩〈樂府詩集〉關于唐樂府分類之商榷》(《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S1期）針對《樂府詩集》中唐代樂府詩歌的分類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上研究成果多是針對唐宋時期較為熟悉或是在分類實踐上有突出建樹的總集進行單一研究。第二，一些研究者在個案研究的基礎上，開始圈定同種總集展開類型研究，并對其進行理論總結。在個案差異的基礎上，關注共性趨同。郭英德先生選取唐宋時期《文選》類總集作為研究對象，探討《文苑英華》《宋文鑒》《唐文粹》等總集文體分類的方式與體類排序規則，挖掘唐宋總集二級分類的基本體式及其分類原則與分類實踐，研究其與中國古代傳統思維方式之間的密切因緣關系[18]。汪超《論〈文選〉對兩宋總集編纂的影響》從總集編纂的技術指出《文選》“分體次文的原則”對宋代總集編纂產生直接的影響[19]。第三，選取某一具體時期總集編纂體例加以考察，通過眾多總集分類體例個案分析的基礎上總結體例共性，進而探究該時期的總集文體分類觀念及意義。這一類研究，以吳承學先生《宋代文章總集的文體學意義》為代表。該文從宋代文章總集的文體分類所反映的新、舊文體的衍生和變遷研究宋代文體與文學發展的新態勢，總結出宋人文章總集大致有“以體敘次、以人敘次、以類敘次和以技敘次”幾種類型，體現出宋人實用的文體觀念[20]，文章為后學從事總集分類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指導，具有學術開拓之意義。蔣旅佳《科考視野下南宋總集分類的文章學意義》得益于吳承學先生《宋代文章總集的文體學意義》的啟示，分別探討南宋時期的文章總集“以人敘次”“按時編排”“分體編錄”“以技敘次”“依格編次”“按類四分”等體例所反映編纂者獨特的關注視角和分類觀念，這些分類方式統觀在以古文為時文的科考視野下，具有重要的文章學意義。[21]王曉鵑《〈古文苑〉與〈文選〉賦體分類管窺》(《西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將唐宋時期具體的某一部總集分類體例與《文選》加以比較，從而論述該部總集分類體例何以在承襲的基礎上建構，這也是另外一種研究思路。第四，少數研究者注意到唐宋類編總集和地域總集分類體例的特殊性。張巍《論唐宋時期的類編詩文集及其與類書的關系》，將唐宋時期類編詩文集與類書聯系起來，通過考察類編詩文集形成的過程，發現其在體例設置上借鑒類書的分類方式。[22]宋代地域總集編纂興起，部分學者開始關注宋代地域總集的分類體例與特色。蔣旅佳《南宋方志與地域總集編纂關系論——以李兼臺州、宣城地域文化建樹為中心》指出，李兼在長期的方志與地域總集的文獻整理與編纂實踐中，發現二者在輯錄詩文文獻史料上具有相互借鑒相互影響的密切關系[23]。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社會的地方觀念在宋代逐步形成和強化，形成一種地志文學[24]。宋代地方志的人文化特點使其兼有地理志和地域總集的雙重性質，而趨于定型的類目體例以及多樣化的詩文編錄方式，為宋代地域總集的編纂體例提供了借鑒。蔣旅佳《論宋代地域總集編纂分類的地志化傾向》指出《會稽掇英總集》《成都文類》取資地方志設置類目名稱，《宣城總集》《吳都文粹》《赤城集》則仿效地方志類目體例編排作品[25]。

三、唐宋總集分類體例與文學研究亟待解決的問題

唐宋總集編選活動貫穿整個唐宋社會發展始終。唐宋總集編纂者人數眾多，總集數量倍增于前；汲取前朝總集編纂方法時有不懈地探索創新，體例狀貌也逐漸豐富而各有特點。縱觀前輩學人唐宋總集體類研究的歷史與現狀，相較于上個世紀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從整體上看，唐宋總集體類研究起步較晚，存在較多的研究空間亟待接下來的學者探索研究。下文擬就唐宋總集分類體例中具有重要學術價值，但眼下還未獲得學界密切關注的若干問題略陳淺見。第一，唐宋總集文獻資料整理需要進一步推進。前輩學者對中國唐宋總集文獻資料作了一些整理，諸如張滌華《古代詩文總集選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以及金開誠、葛兆光《古詩文要籍敘錄》(中華書局2005年版）中已經就“唐人選唐詩”(十種)、《唐文粹》、《樂府詩集》等部分唐宋時期總集分別加以介紹。傅璇琮先生《唐人選唐詩新編》（陜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盧燕新《唐人編選詩文總集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又從更為細致的角度梳理唐人總集的文獻情況。祝尚書先生《宋人總集敘錄》力求完整地敘錄宋人總集，對現存的以及可考究的宋人總集一一敘錄，涉及內容包括總集名稱、編者的考證、編纂背景、版本流傳以及現存館藏情況等。相對于唐宋總集的數量與價值而言，現有的文獻整理工作還存在一定程度的滯后，無法確切地統計出唐宋總集存世和亡佚情況。一些在總集編纂分類體例上頗有成就的總集，至今尚未走進學術界的視野。可以想象，受文獻資料掌握程度的限制，一些基本的論斷如今看來多有可商榷之處。資料的掌握不足導致視野的拓展缺少推力。因此，眼下迫切需要對唐宋總集分類情況作出基本的梳理，為接下來的研究提供文獻依據。第二，唐宋總集體類研究視野和格局尚不夠開闊。已有的唐宋總集體類研究成果多為就事論事，且多停留于常識的描述介紹層面，多數論文缺乏創新意識，研究深度不夠。以個案研究為重點，所涉總集的數目依舊有限。相當數量的成果，存在重復研究的現象，《文館詞林》《文苑英華》《古文苑》《唐文粹》《宋文鑒》《文章正宗》《樂府詩集》等總集的分類體例反復被論及。即便是針對一部總集的個案研究，也還存在鉆探不夠深透、聯系不夠廣泛的缺憾，宏觀視角的切入明顯不足，一些學人雖已采用圈定相同類別的唐宋總集開展研究，但缺少整體把握研究對象的視野，或就歷史朝代劃分研究對象，或以總集屬性擇取同類總集，沒能很好地做到通古今之變。第三，受早期總集基本分類體例的影響，學者多關注唐宋總集分類體體例中的初次分類的分體編錄方式，而于其他分類方式以及分類層級等問題研究不多。《四庫全書總目》體認總集“體例所成，以摯虞《流別》為始”[26]。《流別集》將古文章類聚區分，分體編錄。《文選》分體之外再以細類區分。歷代的總集大都按類選文①。吳承學、何詩海《文章總集與文體學研究》提出總集的文體學價值，首先表現在文體分類上，分體編次的傳統，決定了古代文章總集在文體分類學上的研究價值。[27]相比而言，目前學者們對于“分體”之外的總集其他的“分類”體例關注甚少。總集作為中華文化基本典籍的一種，其在編纂體例上和分類方式上呈現多樣化的特點。總集初次分類所體現的各種分類依據與分類標準，除按“文體”區分之外，唐宋總集分類尚有以“主題事類”“創作技法”“修辭格目”“時代作家”“音樂類型”“聲辭韻律”等方式標準，不同的總集編者根據不同編纂目的選擇不同的分類方式，從而產生不同的分類類目以及類目排列序列。不僅如此，唐宋總集還在《文章流別集》《文選》所確立的二級分類結構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選文作品的分類級次。這些都是可以繼續深入研究的。第四，前人的唐宋總集體類研究方法比較單一，多數傾向于采用文獻梳理、理論闡釋等文獻史料描述、文體分析與比較等相對傳統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對于中國古代總集文體分類體例對于其他典籍編纂體例借鑒及其與文學思潮、文化現象的雙向互動關系等外部文化透析與關照等方面的研究遠遠不足。因此，豐富和完善研究方法，將文學文體學與文化文體學的研究方法植入總集文體分類研究當中，亦是后之學者努力的方向。

四、異同分體與體類并重——唐宋總集體類觀念研究兩個維度

區別于傳統的總集研究側重正文本研究，關注文學作品體現的文學觀念與文獻價值，當下總集研究出現轉而論述總集分類體例的設置及其所蘊含的分類觀念、文學意義、文學批評的傾向。針對上文所述的研究現狀，唐宋總集體類研究，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第一，文獻整理層面，亟待撰寫唐宋總集分類體例敘錄。據已有研究成果統計，唐人編選詩文總集二百余種[28]，惜因五代戰亂，文獻亡佚，今可見者十不存一。宋代總集見于宋、明目錄就有三百多種。今人祝尚書《宋人總集續錄》敘宋人總集八十五部，附錄又考證散佚總集一百八十部[29]。大都存世可觀的唐宋總集為我們考察其分類體例提供了最基本的文獻參照。唐宋存世總集之清單的開列，分類體例敘錄的撰寫，遺佚總集的鉤沉與考索，以及序跋、凡例、目次等文獻資料集成，是該研究得以順利進行的基本保障。唐宋總集分類體例敘錄，即全面搜集唐宋總集文獻資料，以個案為中心，通過闡釋總集作品分類的標準依據、分類級次建構、類目序列編排等問題來論述總集的分類特點，探究編纂者的分類觀念與文學思想，確立總集的分類建樹，建立起以“敘錄”為基礎唐宋總集分類體例文獻資料庫，便于后人檢索研究。第二，拓寬個案研究的對象類型，加強細化研究。當下唐宋總集分類體例研究成果幾乎多集中在少數幾部學界熟識的詩文總集和詩歌總集上，對詞總集、賦總集、樂府總集等（單體總集）以及包括地域總集在內的其他類型總集，則關注甚少。受《隋書經籍志》總集觀念和著錄次序對于總集體例優劣判斷的影響，目前存錄單體總集尚未完全走入學界的研究視野。因此，需要全面拓展唐宋總集研究對象類型，將詩歌體裁之外的單體地域總集和眾多學術界尚未觸碰的眾體詩文總集納入研究范圍，才能呈現出唐宋總集分類體例的整體特點。第三，轉變研究思路，放寬研究視野，宏觀介入類型研究。南宋時期的文章總集，有“以人敘次”“按時編排”“分體編錄”“以技敘次”“依格編次”“按類四分”等多種分類體例，但統觀在宋代科舉考試的文化背景下，每一種分類方式都反映出總集編纂者獨特的關注點，同時也傳遞給總集接受者不同的體例感知和觀念認同，具有重要的文章學意義。唐宋地域總集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廣闊學術空間。唐五代存世與亡佚地域總集五種左右，宋代約有五十種，而目前學術界對明清地域總集分類體例關注不足，研究成果偏少。從目錄學分類來看，地方志與地域總集分屬于“史部”和“集部”兩個不同的文獻系統，然二者在以“地”為限的輯存文獻方法，留存當地人文作品以及宣揚地方文化的功能層面關聯密切。宋代地域總集編纂興起，尚未形成相對成熟穩定的分類體例。宋代地域總集纂者逐漸摸索出一種既能凸顯作品地理特點，又能體現總集編纂宗旨和功用價值的分類方式，即借鑒地方志類目體例。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與袁說友、程遇孫、扈仲榮等《成都文類》二級類目命名借鑒地方志彰顯地域色彩，李兼《宣城總集》、鄭虎臣《吳都文粹》、林表民《赤城集》效仿地方志類目體例編排作品。從整個古代地域總集的分類體例來看，多數類目體例與普通總集并無二致。宋代地域總集類目命名設置以及作品編排的地方志化傾向，在明清時期地域總集編纂分類上得以實現運用，明錢榖《吳都文粹續集》、清顧沅《吳郡文編》套用地方志類目編次詩文作品，并逐步定型、完善，建構起類目清晰、層次分明的分類體例[30]。第四，從“異體”與“同體”兩個維度深化唐宋總集分體研究。《隋書•經籍志》在著錄順序上賦予《文章流別集》《文選》類眾體總集優先重要的地位。中國古代總集研究，歷來對于單體總集的體類研究多有忽略[31]。而事實上，無論從總集數量上，還是分類體例上，單體總集的體內細化分類都是總集分類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總集“分體”可劃分為兩個維度：“異體”分類和“同體”分類[32]。“異體”分類，以眾體總集為研究對象，探究編纂者編排不同文體作品所采用的分類標準、文體類目排列以及文體分類結構等問題。目前，學人多由此介入唐宋總集體類研究。“同體”分類，則是關注于某一種文體之下的內部細目的分類現象，單體總集以及眾體總集體下分類，都是“同體”分類的研究對象。區別于多體總集橫向嚴分體制，單體總集縱向細別品類。以“同體”分類為線索，首先可以結合作品與序跋、評點等文本形態，來探究編者的文體觀念與文學思想；其次，亦可針對同種分類方式的單體總集進行比較研究，研究體式類別設置的分類智慧和價值意義，也便于研究者按某一維度對總集作品進行深入研究。唐宋總集的文體分類，在延續傳統的基礎上，又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唐宋“分體編錄”類總集所分文體類目在《文選》39類基礎上增減，大體呈現趨細趨繁的態勢。這一方面是文學創作中新文體不斷出現的客觀事實在文體分類上的必然體現，另一方面也與唐宋文學批評中辨體意識的增強密切相關。總集文體類目的變遷，從一個側面展示了中國古代文體的發展演變歷程：文體的發展、衍化、增殖、消亡以及文體內涵、文體地位的變化都在總集文體類目的變動中動態呈現出來。唐宋總集在拓展二次分類范圍、豐富二次分類方式以及建立多層分類結構等方面比前人走得更遠。宋魏齊賢、葉棻編《圣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青詞、朱表、上梁文、祭文、樂語按題材內容下進行二級分類，“生辰賦頌詩”本以關涉文體應用場合和諸體內容命名，其二級分類先以“賦頌”與“詩”二分，于“生辰詩”下再以五言長篇、五言八句、七言長篇、七言八句、七言四句等體式細分，這些多樣化的分類方式和分類標準反映了唐宋總集分類方式和分類觀念的復雜多樣性特點。《文館詞林》擴展《文選》二次分類至“文體——部——類(大)——類(小)——作品”多級分類結構。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文體與文體分類理論的研習，同時在編纂實踐上為后出總集分類編次提供借鑒的范本，豐富了中國古代總集分類框架結構。第五，注重探究唐宋總集分“體”之外分“類”體例的文學觀念與文化意義。吳承學、何詩海《文章總集與文體學研究》(《古典文學知識》2013年第4期）提出總集的文體學價值，首先表現在文體分類上，分體編次的傳統，決定了古代文章總集在文體分類學上的研究價值。作為中國古代文體學的核心理論范疇，“辨體”批評研究在近四十年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33]。然值得注意的是，唐宋總集在承繼前人分類方式的基礎上，極大地豐富了總集分類方式。多樣化編次體例與分類方式既是編者的分類思維和文學（文體）觀念體現，同時也是時代特點、文化傾向的影響。不同的總集編者根據不同編纂目的選擇不同的分類方式，從而產生不同的分類類目以及類目排列序列。僅以南宋與科舉頗相關聯的總集分類來看，就有以“人”敘次分類（《增注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以“時”分類編次（《崇古文訣》）、以“體”區分（《古文集成》）、以“類”分類編次（《文章正宗》）、以“技”敘次分類（《文章軌范》）、以“格”分類編次（《論學繩尺》）六種分類編次方式。這其中“分體編錄”“以時敘次”“以人敘次”以及三種前人總集多有運用，而以“技”以及以“格”分類，則是宋人總集中最先使用的。這兩種分類方式根深于宋代文章學對于章法技巧的重視以及科舉時文創作需要的雙重歷史文化語境，當其運用到《文章軌范》《論學繩尺》作品編次中，更能體現編纂者在充分把握文章創作規律和讀者心理接受層次的基礎上將創作技巧通過范文示例和評點注解結合起來的編纂用心，當然也更具實用性。《文章正宗》“辭命”“議論”“敘事”和“詩賦”四分類，顛覆了傳統詩文總集的分類編纂方式。真德秀從文章功能入手，將不同歷史時期的各體文章重新編排歸類。從文章所反映具體內容的表達方式的不同，分“議論”“敘事”兩類；又以文章運用的具體場合、領域和讀者對象來揭示其實際功用特點，確立“辭命”類，“詩賦”則以文體形態分類劃分。《文章正宗》將文章功用與表現方式（文章功能）以及文體形態綜合起來加以分類，將先秦至唐末理學家所崇尚“明義理”“切世用”之文四分，各類以綱目為統領，以“文章正宗”為名，標舉“源流之正”，其文章選錄原則、文體分類方式、類目排列順序、文章評點都以“義理”“世用”為綱，為理學全面控制文壇而提供了總集范本[34]。《文章正宗》四分法，為科舉時文日益理學化提供了學習創作的借鑒門徑和文章典范。《蘇門六君子文粹》將六君子之文合編，先以人敘次，分《宛丘文粹》《淮海文粹》《豫章文粹》《后山文粹》《濟南文粹》《濟北文粹》，諸家文粹再分體編錄，如《宛丘文粹》分體為論、雜說、議、說、議說、詩傳、書、記、序、雜著10類。《樂府詩集》以樂府音樂類型為劃分依據分類編次樂府歌詞，《古今歲時雜詠》以“時令”“節氣”編次詩歌等。分類學的觀念是對事物做怎樣的分類，首先取決于研究的目的。研究的目的不同，分類的依據和分類的標準也隨之做出相應的變化，自然劃分的類目也千差萬別。如何透過總集繽紛多彩的分類現象見出編纂者的分類觀念思想，這是總集分類研究的重要內容。唐宋時期總集編纂者，在同一級分類之中，背離了分類的同一性和排他性原則，將作品文體類別、主題內容、功能價值等分類標準雜糅起來確立體類，實際上是借鑒了地方志、類書等其他典籍的體例方式，這其中蘊含著重要的文學思考與文化意義。

五、結語

綰結而言，將唐宋總集做整體全面的分類觀照，梳理此一時期總集分類的發展歷史，探究總集繽紛多彩的分類現象背后隱藏的分類觀念，是當下唐宋總集分類體例與文學觀念研究的主要內容。基于此，通過爬梳整理總集編纂體例的相關文獻資料，撰寫唐宋總集分類體例敘錄，為唐宋總集體類研究提供基礎的文獻保障。“體制為先”是古代文體觀念的邏輯起點，文類、文體之演興盛衰，最終又從文章體制、體式的變化而來[35]。一定時期內新近產生的文體得到重視，一般會在分體編錄的總集中有所體現。唐宋總集在總結創作實踐的基礎上為新文體正名，以唐宋總集新文體類目為線索，針對具體的文體形態，從文體學的角度，融合歷史學、文獻學與圖書編纂學的知識與理論，對文體興起之原因與命名由來、文體生成及特征進行追溯與考察，能夠豐富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而通過追蹤唐宋總集選文分類新變，并將其放置于唐宋學術思想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我們可以看出總集編纂者分類思想和文體觀念的轉變。除“分體編錄”之外，唐宋總集在前人總集分類基礎上，進一步豐富了中國古代總集分類編次方式。因此，研究者在關注唐宋總集文體分類之外，也要注重總集其他多樣化的“分類”方式，做到“體”“類”相兼。從外部文化透析的角度，揭橥唐宋總集體類名目和分類方式對于類書、地方志等典籍的體例借鑒，還原編者體例選擇的歷史語境，使我們對唐宋總集分類有一個更為鮮活和準確的認識，亦是唐宋總集分類體例與文學觀念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基礎之上，與前人總集的分體與分類進行對比，見出唐宋總集分類體例的新變化與新趨勢。異同分體與體類相兼，是唐宋總集分類體例與文學觀念研究的兩個考察維度，缺一不可。

作者:蔣旅佳 單位:武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