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遷論文范文10篇

內容摘要：廣告口號鋪天蓋地，大致可分為三類：說明商品或服務功能、品質的；宣傳企業文化和品牌的；傳遞現代的生活理念和科學的消費觀念的。廣告口號是研究社會變遷的生動素材，它隨手拈來，但卻真實、準確地記錄了人們消費觀念、生活觀念不斷進步的過程和生活水平提高、社會文明發展的過程。

關鍵詞：廣告口號社會文明

商務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對“口號”的解釋是“供口頭呼喊的帶有綱領性和鼓動作用的簡短句子”，但就當今社會現實看，這個定義偏狹了些。現實生活中，口號可能是時代精神、理想信念、行為規范的凝煉和概括，可能是一定目的、某項任務的設定和指向，也可以只是一句忠告，一個提醒，一種關懷，一條信息，聽不聽、看不看，悉聽尊便。生活是鮮活的，現實是客觀存在的。筆者認為“口號”可以定義的寬泛些，就是指供口頭傳誦的簡短句子。特點如下：有特定的內涵和目標指向；有時效性；簡潔明了；口頭傳誦。利用口號、標語作為宣傳手段，是極為常見的現象，可以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普京當選俄羅斯總統，那句“讓人民過上好日子”的競選口號功不可沒，小泉純一郎高呼“改革無禁區”的口號坐上了日本首相寶座。時下中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口號標語伴你走天下。

廣告口號的發展演進

回顧建國后的歷史，最難忘的是一串串的政治口號，任何大的政治決策、政治主張、政治變革都在口號上打下了烙印。從政治學或社會學角度分析，各個不同時期流行的政治口號和某些宣傳口號，為我們研究社會體制變遷和社會意識形態變遷及其線索提供了大量豐富的信息和素材；而同一時期流行的不同口號則為我們多側面地展示了社會變遷的復雜性和曲折性。就現階段而言，存在政治口號或帶政治色彩的宣傳口號多且濫現象，形式主義傾向嚴重。有些時髦口號只是為了裝點門面或例行公事；有些口號內容本身假大空或缺乏科學性，行文粗俗生硬，有悖社會主義道德風尚和精神文明。但從另一方面看，這種現象和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社會征候是一致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急劇變遷超出了常規的想象力，舊的破除了，新的還在生成過程中，無論是制度還是觀念的建構與完善，都還需假以時日，整個社會在相當長時間內將顯現出新質和舊質共存，有序與無序交織的狀態，社會的價值取向、利益主體多元化。與這種社會發展趨勢相一致的是，社會心理的深刻變化：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單一走向多樣，從狹隘走向寬容，從僵化走向活躍。這一過程中各類社會群體、利益主體都想張揚自己，努力向社會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和價值觀念，大眾化的口號、標語成為他們宣傳自己的有效手段和工具，于是誰都喊口號，寫標語，口號、標語的泛濫也就不足為怪了。

除了政治口號和帶政治色彩的宣傳口號外，鋪天蓋地的是商業廣告口號。商業廣告口號是19世紀以來現代廣告活動成熟化和廣告文案寫作專門化后的產物，一句成功的廣告口號不僅會給商品和企業帶來巨大的現實利潤，同時也成為商品和企業形象借助口碑流播的一面旗幟，從而鮮明持久地招引受眾視線，誘惑人們由消費而生的種種欲望。

論文摘要：隨著社會變遷，由于市場經濟負面因素、西方除道德化觀念、高校片面的教師評價機制、高校師德制度建設滯后等因素的影響，高校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育人意識淡薄，敬業精神不足，忽視師德修養等師德困境。要破解高校師德困境，必須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制定科學的高校師德規范，積極推進高校師德建設的制度化進程，構建師德建設的良性運行機制。

論文關鍵詞：社會變遷；高校，師德；教師；高等教育

師德是教師在長期的教育實踐活動中所形成的比較穩定的道德觀念、道德品質和行為規范的總和，它反映了國家和社會對教師職業操守的基本要求。“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教師不僅是授業的經師，更是傳道的人師，其道德操守、行為舉止向來受到嚴格的約束。教師要時時處處以身作則，凡要求學生做到的，自己必須先做到做好；凡要求學生不能違反的，自己首先不能違反。正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如果教師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則，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響學生呢?

中國自古以來就十分尊師重教．首先是由于教師德高身正．嚴于自律。孔子是被尊崇為“萬古師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他的學生子貢評價說：“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孫丑上》)“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體現出來的鮮明特點，也是孔子被尊為“至圣先師”、“萬世師表”的主要原因。但是，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對人們思想觀念產生的沖擊越來越強。教師德行也面臨嚴峻挑戰，這在高校尤為突出，部分教師的奉獻意識、敬業精神和職業道德都出現不同程度的缺失。

一、社會變遷下的高校師德困境及成因

社會變遷是指一切社會現象發生變化的動態過程及其結果。而本文的社會變遷從內涵上分析，是指與高校的教育教學環境有直接關系的社會動態變化過程及其結果；從外延上看，主要包括經濟變遷、社會結構的變遷、社會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變遷、科學技術的變遷、文化的變遷等。社會變遷給高校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給高校師德建設帶來新的困境，如道德約束弱化、道德責任淡漠、道德選擇無序、道德評價失范等。

第一、政治權威結構的變化。

第二、意識形態在政治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變化。

第三、政府功能在政治結構中的作用的變化。

第四、利益集團的產生及其對政治結構的作用。

第五、民主進程的發展及其對政治結構的影響。

第六、政治決策機制的變化。

摘要:清朝末年，中國東北地區出現邊疆危機，使得人們把目光轉向東北，眾多學者開始研究東北歷史。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發展，區域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與創新對于區域政治經濟發展越來越重要。因此，對清代東北地區移民及行政管理體制變遷的研究，也日益成為相關學者關注和研究的熱點問題。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梳理整合并提出自己的見解。

關鍵詞:東北移民;行政管理體制;變遷

清代集歷代王朝統治經驗之大成，在社會控制、民族關系、邊疆開拓與治理方面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盛況。東北地區作為滿族的發祥地，其行政管理體制具有顯著特點，適應了特定時期社會經濟及人口發展的狀況。清代旗民雙軌并行制度是在移民不斷涌入的前提下逐步建立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清末州縣行省制的確立，又體現了行政體制的發展性與適應性。近年來，隨著現代化的發展需要，強調對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創新，對清代東北地區行政管理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1國內研究現狀

1．1建國前的研究狀況

建國以前，由于資料等諸多條件不足，對于東北移民及行政管理制度的研究還處于萌芽階段，但也不乏相關成果的出現，主要側重于東北移民問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有:中國學者蕭一山《清代東北之屯墾與移民》依據大量數據資料對奉天、吉林、黑龍江之墾務與移民做了詳細分析。除此之外，王成敬在《東北移民問題》一文中運用了大量的數據分析東北移民的原因、移民的路徑及移民的經濟狀況，具有直觀性和很強的說服力，為進一步研究清代移民與行政管理體制的變遷打下了基礎和開拓了空間。這一時期對于東北行政制度研究只是在相關著作中略有提及，研究內容不夠深入具體，具有“通史”的特點，主要論著有:羅志淵的《中國地方行政制度》［1］、程幸超的《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略》等。

［摘要］研究型教學法是一種訓練學生研究能力和提升教師研究水平的綜合性教學方法。要有效地實施這種方法，教師必須從探究路徑、教學訴求、發問基礎、教學氛圍、教學形式、教學目的和成績評定七個方面進行科學設計。作者以給研究生開設的一門課程的教學為例，說明研究型教學法的操作化過程及其邏輯。

［關鍵詞］研究型教學法；創新；研究能力

更新教學方法，提高教學質量是各級學校的中心議題。現代心理學研究表明，在每一年齡階段，人均會有不同的身心發育特點。學生在進入大學以后生理上已全面進入青年期，心理上也隨之出現很多新的變化。他們善于分析和綜合客觀事物，能夠堅持較長時間的腦力活動，并表現出精力旺盛的特征。所以，大學生可以承擔較重的學習任務，學習一些深奧復雜的理論。因此，高等學校的教學應該以“研究型”為特色[1]。因為，在各種教學模式中，研究型教學模式更能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更適合培養高素質的創新人才[2]。

就“研究型教學法”的含義，學者們大抵有兩種取向：其一是面向中小學而提出定義，如認為研究型教學是指教師以課程內容和學生的學識積累為基礎，引導學生創造性地運用知識和能力，自主地發現問題、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在研討中積累知識、培養能力和鍛煉思維甚至創新教育意蘊的新型教學模式[3]；研究型教學是教師通過指導學生從自然、社會和生活中選擇和確定與學科相關的專題進行研究，使學生在獨立的主動探索、主動思考、主動實踐的研究過程中，吸收知識、應用知識、解決問題、獲取新穎的經驗和表現具有個性特征的行為，從而提高學生的各方面素質，培養學生創造能力和創新精神的一種實踐活動[4]。這些定義強調了提升學生吸取知識、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把“研究”僅僅當成一種需要創設的情景來對待。由于中小學是以知識的傳授為主，因此，研究型教學法中的“研究”在中小學的主要目的是提升學生對科研的興趣。

第二種取向是面向大學教育而提出的定義，如大學研究型教學強調教師研究性地教與學生研究性地學的有機融合，主張師生在共同研究中共享研究樂趣和研究成果，促進創新精神、創新能力和創造性人格發展的教學思想、方法和模式的綜合[5－6]；高校研究性教育的一個模式應該是引用任務型教學理論，通過分配特定的教學任務，鍛煉學生做事的能力[7]。所以，在高等學校運用研究型教學法要求教師有較強的研究旨趣，學生有較好的研究精神。下面我們以研究生課程的教學為例，闡述研究型教學法在實施過程中如何實現操作化目的，以期拋磚引玉。

一、研究型教學法的操作化設計

一、關于中國紀錄片方面的研究

關于中國紀錄片的研究，20世紀90年代以前從事學者較少，近年來，隨著一系列大型紀錄片的熱播，對紀錄片的研究也逐漸多了起來。

1紀錄片發展史的研究

《中國紀錄片發展史》(方方，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闡述和總結我國電影紀錄片和電視紀錄片的形成歷史、發展過程，獲得成就、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中國電視紀錄片史論》(何蘇六，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5)把中國電視紀錄片從誕生的1958年到2004年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分為四個時期，即政治化紀錄片時期，人文化紀錄片時期，平民化紀錄片時期和社會化紀錄片時期。并就每一個時期最富特征的一些點進行剖析，使四個時期前后連貫，形成脈絡。博士論文《紀錄片下的中國——二十世紀中國紀錄片的發展與社會變遷》(李靈革，浙江大學2004年中國近現代史專業博士學位論文)用歷史學的眼光來解讀中國紀錄片的發展。在歷史學與紀錄片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博士論文《影像中的20世紀中國——中國紀錄片的發展與社會變遷》(唐晨光，南開大學2001年中國近現代史專業博士畢業論文)以近百年的社會發展為背景，論述中國紀錄片發展的歷史以及紀錄片的發展與社會變遷的關系。此外。《在觸摸歷史與實錄變遷間轉換——中國歷史題材紀錄片簡述》(肖平，《中國電視》。2005年9期)探討了中國歷史題材紀錄片的發展和創作問題。《中國文獻紀錄片的演變》(單萬里，《電影藝術》，2005。6期)論述了中國文獻紀錄片近80年的歷史演變。《對中國紀錄片的回顧與展望》(黃慰汕，《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0，8期)、《關于中國當下紀錄片》(魚愛源，《電影文學》，2003，2期)、《90年代電視紀錄片發展概覽》(劉樹勛，《電視研究》，2000，8期)等論文對中國當下的紀錄片發展進行了論述和探討。這些關于紀錄片發展史的研究，有的是對中國紀錄片整個歷史發展過程的論述，有的只是對某個紀錄片很短發展時期的論述，探討了紀錄片發展與社會變遷、文化發展等社會因素的關系，大多以年代和作品創作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傾向為斷代依據，對中國紀錄片形成、變化和發展勾勒了一條明晰的脈絡。

2紀錄片理論和創作的研究

紀錄片理論和創作方面的研究占了紀錄片研究中大部分，《中外紀錄片比較》(張雅欣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J999)通過對于中外紀錄片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及經典作品的縱向回顧與橫向比較，概述了紀錄片創作的四種基本結構方式，探討了紀錄片之于現實、紀錄片之于真實、紀錄片之于歷史的關系、紀錄片應反映怎樣的文化內涵等問題。《紀錄中國——當代中國新紀錄運動》(呂新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對十多年來在中國掀起的“新紀錄運動”進行了實踐上的展示與理論上的分析。此外，《紀錄片創作論綱》(鐘大年，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7)、《電視紀錄片制作》(吳保和，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生存之鏡》(姜依文主編，北京廣播學院出版，2000)等書都對紀錄片特別是電視紀錄片的創作和理論發展進行了細致的研究。這些紀錄片理論和創作方面的研究，可以對紀錄片的創作手法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同時有利于了解和研究中國目前紀錄片創作的理論以及美學狀況，對于研究近三十年紀錄片的創作理論與美學特征有一定的啟發和幫助。

摘要：本文分析了20世紀的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形成的階級分析和經濟社會史分析兩種不同的認識方法，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我們目前對農村問題的研究，應下大力氣在當代農村經濟社會方面取得突破，在研究方法上應當注意四個方面的問題。

關鍵詞：農村問題研究農村調查階級分析法經濟社會分析法

20世紀的中國農村問題研究，走過了復雜的歷程，形成了階級分析和經濟社會史分析兩種不同的認識方法。

關于農村問題調查研究的成果，是階級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曾經說過，中國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對農民和農村社會階級的調查，構成了有關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理論基礎。

畢生重視社會調查，其中包括農村調查。

早在1925年底，就在他的家鄉從事過農民狀況的調查，并且組織過農民斗爭。1926年1月，發表了《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一文，初步分析了農村社會階級。年1月，又進行了湘潭、湘鄉、衡山、酸陵、長沙五縣調查，后來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列舉了鄉村農會組織農民所做的14件大事，駁斥了當時黨內黨外對于農民運動的各種責難。這是從事中國農村研究的開始。后來他說過，年春天之前，自己“得知了各階級的一些情況，可是這種了解是異常膚淺的，一點不深刻”;在考察湖南農民運動之后，“對于農村階級的結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

論文關鍵詞：社會變遷禮治思潮仁學思想道德文化

論文摘要：孔子的道德學說是構建在春秋時期宗法血緣關系遭到破壞、宗法等級制度逐級崩潰的社會變遷的基礎上的;也是構建在禮治思潮興起、人們重視社會秩序與社會規范重建的思想資源基礎之上的。在具體的構建上,它以“仁”為核心,也包括一系列的道德規范與道德修養方法,由此開創了先秦儒家道德文化。

孔子的道德學說是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鮮明特色,其道德學說開創了先秦儒家道德文化。由孔子開始在中國思想史上才有了針對社會普通的個體成員的獨立、系統的倫理道德理論。本文試圖對孔子道德學說構建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

一、春秋的社會變遷——社會基礎

春秋時期的社會變遷是孔子道德學說得以建立的社會基礎。春秋的社會變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社會經濟方面。青銅和鐵制農具逐漸運用于農業生產,牛耕開始使用。施肥、除草、中耕、灌溉等農業技術得到全面發展,社會生產力有了較大的提高。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春秋中后期,社會上開始出現了以個體家庭為單位的個體勞動。如《論語·微子》中子路遇到的長沮、桀溺和荷丈人都是獨自耕作的農民。《左傳·僖公三十五年》記載的降為農民的原晉國大夫冀缺夫婦也是以個體家庭為單位進行農業生產的。《詩經》中也有不少反映個體農民家庭生活的詩,如《王風·君子于役》、《鄭風·女曰雞鳴》等。在工商業領域世襲的“工商食官”制度被打破,出現了獨立的私人手工業者和私商,象著名的工匠,如魯國的公輸般,鄭國的大商人弦高,越國的范蠡,孔子的學生子貢等。春秋中后期,社會上出現的大量脫離原有族屬的個體家庭和個體勞動者,使宗法血緣關系遭到削弱,宗族組織開始瓦解,獨立的個人意識開始出現。

論文摘要:闡述了安東尼·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的針對性，認為他的結構化理論是他的“雙重解釋學”的具體運用，社會整合和系統整合是其結構化理論所要給出的最終答案之一。吉登斯的理論缺乏某種系統性，給人的印象是眾多概念的堆積，這些概念所形成的命題沒有內在的必然性。他賦予了“結構”及“結構化”概念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含義，但沒有說明這兩個概念在內容與形式方面何以能夠統一。

論文關鍵詞:安東尼·吉登斯“雙重解釋學”結構化理論針對性局限性

英國當代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可以說是一位劃時代的社會學理論家。他提出的結構化理論，啟發人們從新的視角來審視個人與社會、能動與結構之關系，在社會學研究中產生了重要的學術影響。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問題。在社會學發展史上，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研究主要有兩種相互對立的取向，即方法論的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吉登斯不滿于傳統社會學流派對上述關系的割裂，認為在生活世界中社會系統與個體行動是非常自然地結合在一起并形成互動，在社會學理論中不應將它們割裂開來。

一、結構化理論的針對性

要認識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必須首先了解他的“雙重解釋學”。“雙重解釋學”是吉登斯關于社會學元理論問題的一種表述，其基本涵義是:社會科學觀察者必須從解釋學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種描述，然后將這些描述轉化成社會科學的話語范疇，這些話語范疇同時也為普通的行動者解釋與掌握，并重新納人到社會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中。

吉登斯深刻地探討了作為結構化理論前提的社會學元理論的核心問題，即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差異性，批判了社會學中從孔德到涂爾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義”和“功能主義”傾向，在解決生活世界與社會科學專業性世界之間的關系以及社會科學的基本性質與任務等問題上，提出了“雙重解釋學”。以此為出發點，通過廣泛的批判、借鑒其他社會學流派以及心理學、歷史學、地理學等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結構化理論。“雙重解釋學”劃清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本質差異，指明了社會科學的實踐內涵及與日常生活世界的緊密的互動關系。

唐承隋制，以科舉取士，前人對此的研究已經很多了，從《新唐書》有《選舉志》始，宋元明清各朝都對唐代之科舉有評論或研究，清朝徐松的《登科記考》則是后人研究唐代科舉的重要資料來源，后孟二冬著《登科記考補證》，更拓寬了科舉研究之資料來源，后又有王洪軍著《登科記考再補證》，綜合碑志材料，為唐代科舉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更新的材料;閻文儒著有《唐代貢舉制度》、吳宗國著有《唐代科舉制度研究》，從制度上對科舉制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給我們提示了唐代科舉制度的本來面目;程千帆著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首次將科舉考試中的現象與文學結合起來研究;傅璇琮在20世紀80年成《唐代科舉與文學》一書，對唐代科舉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開了唐代制度與文學研究相結合的先河;鄭曉霞著《唐代科舉詩研究》，從科舉詩的角度對唐代科舉進行研究;金瀅坤則從科舉與社會變遷的角度著有《中晚唐五代科舉與社會變遷》一書，詳細論述了科舉與社會變遷的關系。還有很多碩士論文也從各個方面進行唐代科舉研究，也還有一些單篇論文對科舉與文學進行了研究，總的來說，對唐代科舉的研究可以說已經是比較全面了。從以上所列的專著來看，對唐代科舉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唐代科舉制度的研究，如吳宗國、閻文儒的專著;一是唐代科舉與文學的研究，從科舉對文學的影響的方面進行研究，如程千帆、傅璇琮的專著;再就是從科舉與社會的角度研究，如金瀅坤的專著。那么我們可以認為，前人對科舉與文學的研究尚是不全面的，應該還有一些角度可以對唐代的科舉進行研究，比如從科舉文學的角度。

一、從科舉文學的角度研究的可行性

臺灣的龔鵬程在他的《唐代思潮》一書中《文學化社會的形成》一章明確地提出了一個“文學崇拜”的概念，認為唐代存在一種對文學的全社會的崇拜，而這種崇拜最主要的表現方式就是進士科舉，以至于在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對文學有一種近乎著魔的崇拜，從皇帝到普通百姓，從讀書人到官員，甚至山林中的僧人也參與了起來［1］。從這個角度來看，與其說是科舉———進士考試———影響了文學，倒不如說是文學崇拜影響了科舉考試，從科舉考試的名目以及考試內容來看，文學崇拜對科舉考試的影響也是巨大的。當然，科舉考試最終也不可避免地對文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唐五代時期的筆記小說來看，很多內容都是與科舉有關的。如《唐摭言》，幾乎就都是記錄唐代科舉的事，又《唐語林》、《北夢瑣言》等筆記小說中都記錄了大量與科舉有關的事。一些文學作品，如傳奇小說也是以進士科舉為題材，至于科舉詩則更不待言。從文體發展的情況來看，律賦的形成就不能不說與唐代的科舉有關了，彭紅衛的《唐代律賦考》對唐代律賦的產生及演變過程有詳細的考證。這些都是科舉對文學產生巨大影響的明證。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唐代科舉與文學的關系。很明顯，唐代科舉與文學的影響是相互的，作為一種在唐代最引人注目的取士制度，反應在文學上也是深刻的，那么，我們有理由認為，因為科舉的出現，在唐代出現了一種新的文學———科舉文學①。所謂文學，《新編漢語詞典》的解釋是:“以語言文字為記述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實的藝術，包括戲劇、詩歌、散文等。”［2］從科舉對社會產生的影響看，科舉完全可以稱之為一種文化，而與之相關的一些作品，如詩歌、小說、散文，還有在科舉考試中產生的大量省試詩、試策、律賦，都是用語言文字記述下來的、反應客觀現實的藝術。由此，我們就找到了對唐代科舉進行研究的另一個視角，那就是，以科舉文學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唐代科舉對唐代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產生了那么大的影響，甚至影響了唐以后一千多年的中國歷史。那么，單從詩歌或者小說的角度、從制度本身來觀照科舉文學是遠遠不夠的，不能算是完全地把握了科舉與文學的關系。劉海峰在《科舉文學與“科舉學”》一文中指出:“大量反映科舉活動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個案人物的科舉經歷和體驗的細節，有助于重構科舉場景，還原科舉實態，有助于加深對科舉的認識，研究科舉文學為全面深入地了解科舉制提供具體而生動的歷史圖景，可以豐富‘科舉學’的內容，拓展‘科舉學’的空間。”［3］從文學的角度進行科舉的研究，研究者們已經做過很多艱難而有成效的工作，也正如劉海峰在上文說的那樣:“從文學角度研究‘科舉學’，成果層出不窮，除了集中研究八股文、試帖詩以外，還關注科舉制與《文選》學、與唐代進士行卷、唐詩及唐宋傳奇、唐宋的韻圖、唐宋律賦、元曲及明清小說等的相互關系，還有大量關于文學家的科舉生涯、文學群體的科舉生活與心態、文學作品與科舉的關系、古代文人的科第情結、舉子與青樓文學等方面的論文出現。”雖然如此，我以為，既然能夠提出科舉文學這個概念，那么我們也能從科舉文學的角度對這一個領域進行研究，而不是把視角只限于“科舉與文學”的研究。唐代科舉文學，本身就是構成唐代文學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自然也可以作為唐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對象，從文學的角度對之進行系統的研究。唐代的科舉文學研究，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在唐代文學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這也是“文學研究”原本的任務。

二、唐代科舉文學的研究范圍

從筆者能查到的資料來看，現在對科舉文學的研究，從文學的角度出發的，主要是在小說與詩歌，如鄭曉霞的《唐代科舉詩研究》，滕云的《唐代落第詩研究》，還有一些碩士論文也是從落第詩的角度進行研究①。近年來，學界對唐代的省試詩研究也逐漸多了起來［4］，但都還在詩歌的范圍。從小說角度出發的則應該是程國賦先生的《唐五代小說的文化闡釋》的有關章節和王汝濤的《唐代小說與唐代政治》的有關章節。而從文學的角度對唐代科舉中的賦及贈序等的研究則極少見。唐代科舉文學的研究范圍，筆者以為可以包括以下內容:唐代科舉詩、唐代與科舉有關的筆記小說、唐傳奇、科舉賦、還有與科舉有關的各種贈序等。似乎這些都是老生常談的東西，但是我們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則會發現很多新的東西。唐代科舉雖承隋制，但并非一成不變地沿用，而是有了較大的改變，對于隋代科舉的具體情況，杜佑的《通典》、《隋書》、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都提到過，《通典》卷十四《選舉二》說:“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謹、清平才干二科舉人。……煬帝始建進士科。”［5］《隋書》卷第三云:“夫孝悌有聞，人倫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以激貪厲俗，有益風化。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并為廊廟之用，實乃瑚璉之資。才堪將略，則拔之以御侮，膂力驍壯，則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藝可取，亦宜采錄，眾善畢舉，與時無棄。以此求治，庶幾非遠。文武有職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舉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升擢。”［6］其實隋代的科舉取士之法并不清楚，唯劉肅《大唐新語》卷十《厘革》云“隋煬帝改置明、進二科”［7］，雖隋代已經有明經進士之科目，但隋的科舉是如何進行的并不明確。按諸書所說唐承隋制，大概其內容也差不多，只是后來唐代的科舉制度發生了改變，如秀才一科最終消失，并增加了明法、明字、明算三科。再如明經本與進士一樣，不分高下，到唐代慢慢演變為進士倍受重視，而明經則出現了“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的故事［8］。唐代科舉其實一開始與文學并未有多大的關系，《新唐書選舉志》說:“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能為甲第，策通四、帖通四以上為乙第。”足見科舉與文學并沒有在一開始就發生了關系，《選舉志》又說:“永隆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建言，明經多抄義條，進士惟誦舊策，皆無實才，而有司以人數充第。乃詔自今明經試帖粗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兩篇，通文律者然后策試。”［9］至此，科舉與文學才算正式發生了關系。然孟二冬在《登科記考補正》《別録上》的按語中說:“按進士試雜文，先用賦，后增以詩，皆在玄宗時。”［10］那么至遲在玄宗時，科舉與文學的關系就非常密切了。談到科舉與文學的關系，就不能不談到唐詩與舉的關系，自嚴羽《滄浪詩話•詩評》說:“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11］關于唐詩與科舉關系的探討一直就沒有停止過，到現代也還有人在討論這個問題。如傅璇琮的《唐代科舉與文學》就談及這個問題，他認為進士試詩賦時唐詩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科舉對唐詩并無促進作用，相反還起了一定的消極作用①。筆者認為唐代科舉對文學的影響并不能只看到科舉跟詩歌的關系，而應該全面地考察。文學并不就只是詩歌，雖然唐詩是唐代文學的主流，但也不能代表所有的文學樣式。程千帆先生有一段話說得非常有道理，他說:“個人年來涉獵文史，鳩集了一些有關這些問題的資料，因而大致明白了進士行卷是怎么一回事，并且進一步認識到，對于唐代文學發展起著進一步積極作用的，并非科舉制度本身，而是在這種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這一特殊風尚。”［12］確實，如果光從科舉制度本身來看，與之有關的只有省試詩，而在科舉制度的影響下，文學產生的一些新內容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對唐代科舉文學的研究，應該改變那種只把重心放在詩歌和筆記小說上的現象。當然，唐代詩歌作為有唐一代的最主要的文體，受關注程度高這本身也無可厚非，但是，我們要做的是對科舉文學進行全面的研究，那就不能，也不應當只把研究視野局限在詩歌或筆記小說的范圍內，而應該把視野拓展到科舉文學的各個方面。只有這樣，才能算是對科舉文學的全面的研究。

三、唐代科舉文學的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