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科舉文學視野看唐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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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承隋制，以科舉取士，前人對此的研究已經很多了，從《新唐書》有《選舉志》始，宋元明清各朝都對唐代之科舉有評論或研究，清朝徐松的《登科記考》則是后人研究唐代科舉的重要資料來源，后孟二冬著《登科記考補證》，更拓寬了科舉研究之資料來源，后又有王洪軍著《登科記考再補證》，綜合碑志材料，為唐代科舉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更新的材料;閻文儒著有《唐代貢舉制度》、吳宗國著有《唐代科舉制度研究》，從制度上對科舉制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給我們提示了唐代科舉制度的本來面目;程千帆著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首次將科舉考試中的現象與文學結合起來研究;傅璇琮在20世紀80年成《唐代科舉與文學》一書，對唐代科舉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開了唐代制度與文學研究相結合的先河;鄭曉霞著《唐代科舉詩研究》，從科舉詩的角度對唐代科舉進行研究;金瀅坤則從科舉與社會變遷的角度著有《中晚唐五代科舉與社會變遷》一書，詳細論述了科舉與社會變遷的關系。還有很多碩士論文也從各個方面進行唐代科舉研究，也還有一些單篇論文對科舉與文學進行了研究，總的來說，對唐代科舉的研究可以說已經是比較全面了。從以上所列的專著來看，對唐代科舉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唐代科舉制度的研究，如吳宗國、閻文儒的專著;一是唐代科舉與文學的研究，從科舉對文學的影響的方面進行研究，如程千帆、傅璇琮的專著;再就是從科舉與社會的角度研究，如金瀅坤的專著。那么我們可以認為，前人對科舉與文學的研究尚是不全面的，應該還有一些角度可以對唐代的科舉進行研究，比如從科舉文學的角度。

一、從科舉文學的角度研究的可行性

臺灣的龔鵬程在他的《唐代思潮》一書中《文學化社會的形成》一章明確地提出了一個“文學崇拜”的概念，認為唐代存在一種對文學的全社會的崇拜，而這種崇拜最主要的表現方式就是進士科舉，以至于在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對文學有一種近乎著魔的崇拜，從皇帝到普通百姓，從讀書人到官員，甚至山林中的僧人也參與了起來［1］。從這個角度來看，與其說是科舉———進士考試———影響了文學，倒不如說是文學崇拜影響了科舉考試，從科舉考試的名目以及考試內容來看，文學崇拜對科舉考試的影響也是巨大的。當然，科舉考試最終也不可避免地對文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唐五代時期的筆記小說來看，很多內容都是與科舉有關的。如《唐摭言》，幾乎就都是記錄唐代科舉的事，又《唐語林》、《北夢瑣言》等筆記小說中都記錄了大量與科舉有關的事。一些文學作品，如傳奇小說也是以進士科舉為題材，至于科舉詩則更不待言。從文體發展的情況來看，律賦的形成就不能不說與唐代的科舉有關了，彭紅衛的《唐代律賦考》對唐代律賦的產生及演變過程有詳細的考證。這些都是科舉對文學產生巨大影響的明證。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唐代科舉與文學的關系。很明顯，唐代科舉與文學的影響是相互的，作為一種在唐代最引人注目的取士制度，反應在文學上也是深刻的，那么，我們有理由認為，因為科舉的出現，在唐代出現了一種新的文學———科舉文學①。所謂文學，《新編漢語詞典》的解釋是:“以語言文字為記述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實的藝術，包括戲劇、詩歌、散文等。”［2］從科舉對社會產生的影響看，科舉完全可以稱之為一種文化，而與之相關的一些作品，如詩歌、小說、散文，還有在科舉考試中產生的大量省試詩、試策、律賦，都是用語言文字記述下來的、反應客觀現實的藝術。由此，我們就找到了對唐代科舉進行研究的另一個視角，那就是，以科舉文學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唐代科舉對唐代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產生了那么大的影響，甚至影響了唐以后一千多年的中國歷史。那么，單從詩歌或者小說的角度、從制度本身來觀照科舉文學是遠遠不夠的，不能算是完全地把握了科舉與文學的關系。劉海峰在《科舉文學與“科舉學”》一文中指出:“大量反映科舉活動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個案人物的科舉經歷和體驗的細節，有助于重構科舉場景，還原科舉實態，有助于加深對科舉的認識，研究科舉文學為全面深入地了解科舉制提供具體而生動的歷史圖景，可以豐富‘科舉學’的內容，拓展‘科舉學’的空間。”［3］從文學的角度進行科舉的研究，研究者們已經做過很多艱難而有成效的工作，也正如劉海峰在上文說的那樣:“從文學角度研究‘科舉學’，成果層出不窮，除了集中研究八股文、試帖詩以外，還關注科舉制與《文選》學、與唐代進士行卷、唐詩及唐宋傳奇、唐宋的韻圖、唐宋律賦、元曲及明清小說等的相互關系，還有大量關于文學家的科舉生涯、文學群體的科舉生活與心態、文學作品與科舉的關系、古代文人的科第情結、舉子與青樓文學等方面的論文出現。”雖然如此，我以為，既然能夠提出科舉文學這個概念，那么我們也能從科舉文學的角度對這一個領域進行研究，而不是把視角只限于“科舉與文學”的研究。唐代科舉文學，本身就是構成唐代文學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自然也可以作為唐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對象，從文學的角度對之進行系統的研究。唐代的科舉文學研究，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在唐代文學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這也是“文學研究”原本的任務。

二、唐代科舉文學的研究范圍

從筆者能查到的資料來看，現在對科舉文學的研究，從文學的角度出發的，主要是在小說與詩歌，如鄭曉霞的《唐代科舉詩研究》，滕云的《唐代落第詩研究》，還有一些碩士論文也是從落第詩的角度進行研究①。近年來，學界對唐代的省試詩研究也逐漸多了起來［4］，但都還在詩歌的范圍。從小說角度出發的則應該是程國賦先生的《唐五代小說的文化闡釋》的有關章節和王汝濤的《唐代小說與唐代政治》的有關章節。而從文學的角度對唐代科舉中的賦及贈序等的研究則極少見。唐代科舉文學的研究范圍，筆者以為可以包括以下內容:唐代科舉詩、唐代與科舉有關的筆記小說、唐傳奇、科舉賦、還有與科舉有關的各種贈序等。似乎這些都是老生常談的東西，但是我們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則會發現很多新的東西。唐代科舉雖承隋制，但并非一成不變地沿用，而是有了較大的改變，對于隋代科舉的具體情況，杜佑的《通典》、《隋書》、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都提到過，《通典》卷十四《選舉二》說:“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謹、清平才干二科舉人。……煬帝始建進士科。”［5］《隋書》卷第三云:“夫孝悌有聞，人倫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以激貪厲俗，有益風化。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并為廊廟之用，實乃瑚璉之資。才堪將略，則拔之以御侮，膂力驍壯，則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藝可取，亦宜采錄，眾善畢舉，與時無棄。以此求治，庶幾非遠。文武有職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舉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升擢。”［6］其實隋代的科舉取士之法并不清楚，唯劉肅《大唐新語》卷十《厘革》云“隋煬帝改置明、進二科”［7］，雖隋代已經有明經進士之科目，但隋的科舉是如何進行的并不明確。按諸書所說唐承隋制，大概其內容也差不多，只是后來唐代的科舉制度發生了改變，如秀才一科最終消失，并增加了明法、明字、明算三科。再如明經本與進士一樣，不分高下，到唐代慢慢演變為進士倍受重視，而明經則出現了“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的故事［8］。唐代科舉其實一開始與文學并未有多大的關系，《新唐書選舉志》說:“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能為甲第，策通四、帖通四以上為乙第。”足見科舉與文學并沒有在一開始就發生了關系，《選舉志》又說:“永隆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建言，明經多抄義條，進士惟誦舊策，皆無實才，而有司以人數充第。乃詔自今明經試帖粗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兩篇，通文律者然后策試。”［9］至此，科舉與文學才算正式發生了關系。然孟二冬在《登科記考補正》《別録上》的按語中說:“按進士試雜文，先用賦，后增以詩，皆在玄宗時。”［10］那么至遲在玄宗時，科舉與文學的關系就非常密切了。談到科舉與文學的關系，就不能不談到唐詩與舉的關系，自嚴羽《滄浪詩話•詩評》說:“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11］關于唐詩與科舉關系的探討一直就沒有停止過，到現代也還有人在討論這個問題。如傅璇琮的《唐代科舉與文學》就談及這個問題，他認為進士試詩賦時唐詩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科舉對唐詩并無促進作用，相反還起了一定的消極作用①。筆者認為唐代科舉對文學的影響并不能只看到科舉跟詩歌的關系，而應該全面地考察。文學并不就只是詩歌，雖然唐詩是唐代文學的主流，但也不能代表所有的文學樣式。程千帆先生有一段話說得非常有道理，他說:“個人年來涉獵文史，鳩集了一些有關這些問題的資料，因而大致明白了進士行卷是怎么一回事，并且進一步認識到，對于唐代文學發展起著進一步積極作用的，并非科舉制度本身，而是在這種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這一特殊風尚。”［12］確實，如果光從科舉制度本身來看，與之有關的只有省試詩，而在科舉制度的影響下，文學產生的一些新內容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對唐代科舉文學的研究，應該改變那種只把重心放在詩歌和筆記小說上的現象。當然，唐代詩歌作為有唐一代的最主要的文體，受關注程度高這本身也無可厚非，但是，我們要做的是對科舉文學進行全面的研究，那就不能，也不應當只把研究視野局限在詩歌或筆記小說的范圍內，而應該把視野拓展到科舉文學的各個方面。只有這樣，才能算是對科舉文學的全面的研究。

三、唐代科舉文學的演變

唐代科舉文學是隨著唐代科舉制度的出現而出現的，也必然會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而呈現出不同的演變方式，相應地貫穿整個唐朝。從唐代科舉制度的發展來看，初盛唐時的科舉制度尚處于制度建立的階段，這時雖然也有許多文人參加科舉考試，但總的來說，反映在科舉文學上，有關的作品不是很多。就科舉詩來說，這一時期的科舉詩也是相對較少的，現存的初盛唐的詩歌也是以應制詩為多，這一時期，科舉詩創作得較多的應該算是岺參、王維等人，而其風格也是具有明顯的盛唐詩歌的風格。《全唐文》中有關科舉的文章也大都是對科舉制度本身的討論，對及第和落第的心情的描述的文章相對少了許多，初盛唐可以算是科舉文學的產生階段。時至中唐，隨著科舉制度的逐漸定型，科舉在社會上的地位也漸次提高，大多數文學家都是由科舉走上仕途，如柳宗元、韓愈、歐陽詹、劉禹錫、張籍、孟郊等，也已經漸次形成了龔鵬程所說的“文學崇拜”，這一時期的科舉文學大約可以分成大歷時跟大歷后兩個時段。作為從盛唐連接中唐的一個特殊時期，大歷時期的科舉文學也呈現出與盛唐和大歷后不同的風貌。

這一時期的科舉文學的創作者在詩歌方面主要以劉長卿、盧綸、李端為主，在筆記小說中也出現了與科舉有關的內容。大歷后至寶歷前，可以看作是科舉文學在中唐的第二階段。這一階段的特征是科舉文學的數量較前期又有較大的發展，科舉詩的內容與風格都跟初盛唐有較大的差別，逐漸出現了一些與科舉及第或落第相關的專用的詞語、意象。筆記小說中與科舉有關的內容大大增多，基本上涉及到科舉的各個方面。一個比較突出的變化是在文人的贈序中出現了大量的與科舉有關的文章，比如柳宗元、韓愈的文集中都有很多這樣的贈序。到了晚唐，時勢跟社會現狀都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科舉在制度上也再沒有其它大的變化，基本上都是蕭規曹隨，即使有小的改變也是局部的完善，不影響整個科舉制度的實施。從中唐開始，關于寒畯與子弟之爭就已經開始，這一時期更加明顯，而貴族子弟的大量登第也讓許多的寒畯失去了登第的機會，入仕的途徑也越來越窄。大唐聲威的不再，也讓文人參加科舉的初衷有了一定的變化，他們參加科舉考試，只是為了自己的文名得到社會的承認。或者為了擠進統治階級的上層，而“甘露之變”又使在朝為官的人如履薄冰。雖然這樣，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在晚唐，只要善于鉆營，通過科舉考試者，可以在短短的幾年或者十幾年就做到平章事的位置，這無疑也刺激了士人參加科舉考試的積極性，并出現了以社會的不齒來達到登第的目的的情況，如“芳林十哲”，如盧延讓的“貓兒狗子”、李昌符的婢仆詩等。晚唐的科舉文學呈現出與前三期都不同的態勢，這一時期最主要的特色是科舉詩較前三期在數量上更多，更善于描寫登第的開懷與落第的痛苦，只要是有詩留下的詩人，幾乎都有科舉詩存在。其內容不僅僅只述說登第、落第的感覺，還有對有司不公的抨擊、對人生命運的無奈。同時在意象上也豐富了許多。如對落第的表現，就有三獻玉、桂玉無門、獨懷羞、天意難明、丹桂未入手、破琴孤劍、梯媒等，大大地豐富了晚唐科舉詩的反映內容和表現形式。

在文方面，則贈序類的作品大大減少，大部分與科舉有關的內容都交給了詩。這個變化應該與近體詩的發展和普及有著密切的聯系。從詩歌的發展來看，初盛唐的古體詩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中唐相對較少，到晚唐則大都是近體詩了。以賈島為例，他對科舉的程序是不大精通的，但從他的詩集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近體詩的寫作卻是極為熟練的，以至于生活中的大小事情都是通過詩歌來表達。這一時期與科舉有關的文大都屬于干謁一類的內容，當是與行卷一道產生的。這說明到晚唐詩歌已經成為文人日常生活中運用最多的文體，文的敘事功能也漸漸由詩歌來承擔。從中唐以降，詩歌內容的拓寬也可以看出這種趨勢。在小說方面，隨著傳奇的出現，傳奇也成為行卷的一種樣式，與科舉有關的內容也在小說中大量出現，也像詩歌一樣達到了它的頂峰。其大致情況也與科舉制度的發展相類似，這時已經在全社會形成了一種“文學崇拜”的風氣，因此在這一時期的小說中，不僅僅是現實生活中的人朝夕想的是科舉，甚至連神鬼也卷了進來，為科舉文學增添了許多頗有意思的內容。而在科舉考試本身的省試詩、試策、律賦方面，則基本上都是與科舉考試的政策相關的，隨著科舉考試中考試內容的變化而發生變化。

由上所述，從科舉文學角度來研究唐代科舉，是有其可行性的。從研究范圍來看，也大大地拓寬了研究的范圍，有利于從整體的角度來觀照唐代的科舉。科舉文學的演變是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而發展的，當然也受著社會、經濟、政治諸方面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