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化小農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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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中國將長期實行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體制。在傳統理論看來，家庭經營屬于小農經濟。小農經濟的生產效率低下，因此要以規模化的集體生產所取代。那么，在家庭經營體制長期不變的條件下，能否提升農戶的能力，使之適應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便成為學界需要認真探討的問題。本文基于家庭經營體制長期不變的條件，提出“重識農戶”，即將農戶放在歷史變遷的過程中加以考察，認為，盡管當今的農戶經營規模小，但他們已越來越深地進入或者卷入到一個開放的、流動的、分工的社會化體系中來，與傳統的封閉的小農經濟形態漸行漸遠，進入到社會化小農的階段。“小農”的“社會化”，大大提升了農戶的適應現代社會的能力，但同時也蘊含著三大內在矛盾，使農民進入到一個更不確定和風險性更大的社會。由此需要根據社會化小農的基本狀況建構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并提供相應的國家保護和支持。

關鍵詞農戶社會化張力社會化服務

現階段，中國仍然有近2.5億農戶。中國將長期實行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體制。農戶不僅是農民的基本生產單位，同時也是基本的生活、交往單位，還是國家治理的基本政治單元。因此，農戶構成中國農村社會的“細胞”，也是認識和分析中國農村社會的基本出發點。但在相當長時間里，家庭經營因其生產規模小而被稱之為小農，由小農構成的經濟被視為小農經濟，小農經濟則被視之為落后的代名詞，是改造的對象。根據這一理論邏輯，家庭經營就缺乏基本的理論和現實根基。而這一理論邏輯是建立在傳統的封閉的自然經濟形態基礎之上的。如果從歷史變遷過程的角度考察，我們會發現，當今的小農戶已不再是局限于與世隔絕的“桃花園”里，而越來越深地進入或者卷入到一個開放的、流動的、分工的社會化體系中來，與傳統的封閉的小農經濟形態漸行漸遠，進入到社會化小農的階段。農戶生產、生活和交往的社會化過程大大提升著農戶的適應現代社會的能力，同時也產生了著內在的矛盾，需要以新的思路應對變化之中的農戶及其需求。

一、小農之“小”與社會之“大”

近年來，國家為解決三農問題提出了各種方案和措施。其基點有兩個方面：一是維持家庭經營體制長期不變，一是重視解決農民的增收、就業、保障等問題，為農民提供健全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由此就會產生兩個理論問題：一是家庭經營屬于傳統的小農經濟范疇，在現代社會，家庭經營是否有生命活力，能否長期延續；二是如果家庭經營屬于傳統的小農經濟范疇，那么為什么需要解決農民的增收、就業、保障等非傳統小農經濟范疇的問題，并提供健全的社會化服務體系？這說明，運用傳統的小農經濟范疇已很解釋當下的農村社會，在對農戶的認識方面發生了“范式危機”。為此，需要引入新的分析范式重新認識農戶。

我們對中國農村和農民的認識，長期沿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小農經濟學說。小農經濟主要依據的是農戶在小塊土地上經營，并在自給自足的封閉狀態下生活和交往的一種經濟社會形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法國和德國的小農經濟有過較多論述。馬克思在論述法國小農時說：“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并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系。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這種隔離狀態由于法國的交通不便和農民的貧困而更為加強了。他們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分工，應用科學，因而也沒有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各種不同的才能，沒有豐富的社會關系。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一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一個省。”[1]（P677）馬克思對小農經濟的描述應該說是相當精辟的，具有相當的普適性。在馬克思看來，小農有三個重要特征：一是生產效率不高，二是政治保守，三是思想狹隘。小農經濟因此必須加以改造。恩格斯通過對法國和德國農民的考察，得出了與馬克思相同看法。他認為，小農“是指小塊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在小農生產方式下，“家庭是自給自足的，幾乎生產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莊則更是如此。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經濟，貨幣幾乎根本不需要。”而“資本主義生產借助于貨幣經濟和大工業結束了這種狀況。”因此，“我們的小農，同過了時的生產方式的任何殘余一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2]（P486－487）面對這一狀況，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就是通過合作改造小農經濟。20世紀俄國十月革命以后，列寧和斯大林在社會主義實踐中著力于改造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十月革命勝利不久，列寧就指出，“在像俄國這樣的農民國家里，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是一個很困難的任務。”其中之一就是要實現“由個體小農經濟到共耕制的過渡”。[3]（P322）斯大林則直接強調，“把個體小農經濟聯合并改造為大規模集體經濟這一任務應該作為黨在農村中的基本任務。”[4]（P10）

中國是一個農業文明悠久，也是一個小農經濟形態最完整和持久的國家。農戶構成社會組織的基本單元。費正清對此有較為深刻的認識。在他看來，“中國家庭是自成一體的小天地，是個微型的邦國。從前，社會單元是家庭而不是個人，家庭才是當地政治生活中負責的成分。”“中國是家庭制度的堅強堡壘，并由此汲取了力量和染上了惰性。”[5]（P21－22）1949年，中國沿用列寧和斯大林的理論及前蘇聯的經驗，將小農經濟視之為落后的生產方式和可能走向資本主義的土壤，要求進行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表示：“中國農業現在大部分是個體經濟，要有步驟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6]（P87）其出路就在于集體化。由互助組、合作社發展到后來的都是集體化的組織形式。當時，對小農經濟的改造有兩個基本點：一是認為組織規模愈大，愈能提高生產效率，克服小農經濟的低效率。因此，由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最后發展到；又要求不斷擴大基本核算單位，開始是生產隊，后來要求過渡到生產大隊。二是將集體生產組織提升到是否社會主義的高度加以規定，只有超越農戶的集體生產才是社會主義，否則就是非社會主義。盡管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初期，負責中央農村工作的鄧子恢提出農民有個體和集體兩個積極性，并一度支持在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條件下實行分戶經營，但受到了嚴厲批評。農村生產經營體制以“家戶”為界，任何經營核算單位都不能“退”回到家庭單位。[7]（P135－140）只是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中，體制被廢除，實行家庭為單位的生產經營體制。農戶重新成為農民生產、生活、交往的基本單位，成為負責任的政治單元（如各種政府行為都以農戶為對象）。

在實行分戶經營之后，農戶成為農村社會的基本單位，必然會使人聯想到小農經濟。所在，迄今在許多論著中仍然沿用著小農經濟的提法。這就需要我們正視這一理論和現實問題。

毫無疑問，如果從組織規模看，當今的農民仍然屬于“小農”，而且這種“小型化”的趨勢更加突出。小農之“小”主要表現為：

其一，農戶耕種的土地規模小。土地是農業的基本生產資料。小農之所以被視之為“小”農，而不是“大”農，主要根據就是小農耕作的土地數量小，無法進行規模化經營。沒有規模就沒有效益，沒有效益就沒有投入，沒有投入就更難以走低效農業的陷阱。所以，小農經濟成為落后的代名詞。而在現階段，中國農戶耕種的土地規模數量日益趨小。首先，在傳統中國，土地的占有極不均衡，有土地占有極少的小戶，但也有土地占有較多的大戶。而農村改革中實行分戶經營，土地基本上根據人口數量平均分配的。各個農戶經營土地的數量差別不大。其次，在現階段，一方面是土地的總面積日益減少，另一方面是農村人口不斷增多。20世紀中國的總人口才四億多，而進入21世紀時，僅是鄉村人口就達九億多(戶籍人口)。農村人口的人均占有耕地面積不斷縮小。2004年，我國總耕地資源面積為130039.2千公頃,農村人口9.42537億,平均人均占有耕地資源面積2.07畝(實際占有耕地面積2.00畝)。所以，如果從農戶耕種的土地規模看，我國農民卻屬于“小農”。[8]（P）

其二，農戶的家庭人口數量小。勞動人口是農業生產得以進行的基本條件。小農之所以視為“小”，而不是“大”集體，另一個根據是其勞動人口少，無法進行分工和協作。沒有分工和協作就無法提升生產效率。所以，實行集體化就是改造農業經營單位人口太少的問題。因此被稱之“大集體”，相對于小生產而言。而在現階段，實行分戶經營，農業生產單位的人數更少。在傳統社會，盡管也有分家析產，但一般農戶還是盡可能維持一個大家庭。因為人口多，不僅生產能力強，而且“人丁興旺”，社會聲望高。“大戶”人家一般屬于“四世同堂”，甚至于“五世同堂”家庭，即使是“小戶”，也是“三世同堂”。但在現階段，隨著計劃生育和觀念變革等因素，農村的大家庭日益減少，核心家庭日益增多，“三世同堂”的家庭都已少見。2004年，我國農村總人口為9.42537億人(戶籍人口)，農村家庭為2.49714億戶，農戶家庭平均3.8人。[9](p)

中國歷代家庭經營規模與人口規模

(按照全國人口和戶數平均)

表一

年份戶均耕地

(畝)人均耕地

(畝)戶均人口

(人)

1393[2]11.982.115.68

15789.881.735.71

1910[3]15.902.995.29[4]

1947[5]16.703.105.39

19825.341.464.43[6]

2004[7]5.601.503.44

中國歷代家庭經營規模與人口規模

(按照鄉村人口和戶數平均)

表二

年份戶均耕地

(畝)人均耕地

(畝)戶均人口

(人)

1949[8]16.253.065.31

197810.831.895.74

19828.351.834.57[9]

2004[10]7.812.073.65

如果單就小農之“小”而言，從理論上看，家庭經營是沒有出路的。這也是農村改革以來，不斷出現“再集體化”要求的重要原因。但為什么當今的分戶經營仍然有活力，農戶仍然將長期成為農村人口的基本生產、生活和交往單位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當今的小農正在發生深刻的歷史變化，小農戶所處在和面對的卻是一個大社會。傳統的小農經濟有一個基本特征，就是封閉的自給自足的地域性社會。小農與外部世界是隔絕的，村落就是他們的整個“世界”。而在現階段，農戶已愈來愈廣泛和深入地進入或者卷入到一個高度開放、流動、分化的社會里，他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日益社會化，不再局限于村落世界。正是在這種社會化的變動之中，新的生產、生活和交往要素進入到農戶的活動之中，改變著他們的生產、生活和交往方式，并由此汲取了“力量”，改造著中國傳統家庭的“惰性”，使農戶的行為能力得以提升。

（一）生產方式的社會化。生產方式的社會化通常包括生產資料、生產過程和生產產品的社會化。在傳統小農經濟形態下，農戶的生產局限于家庭和村落的范圍內，而無需與村落以外的世界發生聯系。而隨著農村村落與外部世界日益緊密的聯系，“使農業有可能按社會化的方式經營。”[10]（P(P697)在當下，無論是生產資料、生產過程，還是生產產品都不同程度的社會化了。首先，農民的種子、肥料、農藥、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大都以從外購買的方式獲得。可以說，除了土地以外，農業生產的大多數生產資料都是從家庭和村落以外獲得的。從生產過程看，盡管農業生產主要是以農戶為單位進行的，但是農戶之間的互助合作日益廣泛，特別是在大量農民外流的情況下，農戶之間的互助合作更加緊密。不僅如此，農戶還尋求村落以外的幫助，如專業收割、專業澆水等。生產過程由一系列的個人行為變成了一系列的社會行動。“你挑水，我澆園”的家庭內部分工日益為家庭內外的分工所替代。由于生產資料來源社會化了，生產過程表現為家庭內外的分工，使得生產產品也社會化了，它從農戶創造的產品變成了許多人共同勞動創造的社會產品。在當下，沒有一個農戶能夠說，其產品只是他一個人生產的。與外部世界日益廣泛和深入的聯系，使農戶的經濟行為發生了重大變化。他們生產產品不再是為了自己消費，而主要是進行交換，由此才有了農業產業化和“專業戶”。農戶的工作不再只是農業領域和當地村落，而出現了跨行業和跨區域的流動，農戶的兼業化趨勢日益明顯。所不完全統計，當下中國有1億多農民外出務工，可以說一半以上的農戶都有成員在外從事農業以外的職業。

（二）生活方式的社會化。傳統的小農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經濟，人們的生活基本上可以在家庭和村落內完成。直到2005年，筆者在廣西少數民族地區調查時，還可以發現一些村落，除了向外購買食鹽以外，所有生活資料都是自行獲得。但這種情況已非常少見。在絕大多數農村，農戶的消費資料和行為已日益社會化。他們獲得的生活資料不再只是與自然交換，更而多的是與社會交換。長期以來，農民習慣于自己種什么吃什么，但是，當下的農民食品消費不再局限于自己的生產，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向外部購買。如雪糕等以往只有城市人群消費的食品也大量進入農村。僅僅只是20多年前，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區別一眼就可以看出，即農村人口一般穿著自己紡織的“土布”，而今，“土布”幾乎已“絕跡”，農村人口在衣著方面的消費已完全依靠向外購買。住宅對于農戶十分重要。傳統農家的住宅一般稱之為“土房”、“土屋”，即農民完全依靠就地取材建立起住宅。農村改革以后的最大變化就是“土屋”的消失，農戶的新居用材、建筑等有相當一部分從村落以外的社會取得。傳統農民的“行”主要依靠的是走路。在當下中國，已基本實現“村村通”公路，乘車已取代步行成為農民的主要交通方式。更為重要的是，以往根本不可想象的自來水、電、公共教育、公共醫療衛生、家用電器等也進入農戶的生活領域，甚至成為其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交往方式的社會化。小農經濟形態的重要特點是相互封閉和與外部世界的隔絕，農民的交往范圍十分有限。十年前，筆者在四川省大巴山區調查發現，四十歲以上的農民一生的活動空間不超出十里路的范圍，他們生活在一個天天見面的“熟人社會”里，與外部世界的交往極少。當下的農民的與外部世界的交往廣度和深度都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首先，交通和信息將封閉的農戶與外部世界聯接起來。農民的信息來源不再只是依靠“張家長，李家短”的口頭傳遞，而是多樣化的信息來源。特別是電視的普及，給農民開創了一個嶄新的世界。其次，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的社會化，使他們處于高頻率、跨區域的流動之中，他們面對的不再是一個靜止不變的“熟人社會”，而是一個充滿機會和風險的“陌生人社會”。祖輩傳遞的生活經驗已遠遠不夠，他們必須獲得新的知識，依靠自主的判斷選擇和支配自己的行為。

由此可見，當今的小農戶已越來越深地進入或者卷入到一個開放的、流動的、分工的社會化體系中，與傳統的封閉的小農經濟形態漸行漸遠。如果我們仍然將當下的農戶稱之為小農的話，那么他們已成為迅速社會化進程中的小農。“小農“處在或者面對的是一個開放流動的“大社會”。二、“小農”與“社會化”的張力

在傳統理論看來，社會化總是與大生產相聯系。而在當下，一方面是小農愈來愈“小”，另一方面是社會化程度愈來愈高，由此構成“小農”與“社會化”兩極。這看似極不對稱的兩極有何意義，它預示著什么呢？

（一）它展示著農戶仍然有強大的生命活力。

社會化大生產是以工業生產為參照系的。通常理解的大生產主要指生產規模大。這正是組織農民，進行集體經營的重要依據。但這種劃分的假設是農業和農村是一個分散、孤立、封閉的產業和社會，先進的生產要素因為分散、孤立和封閉而難以進入農業和農村，小農經濟因此效率低下，缺乏生命力。但是，現實狀況表明，作為傳統小農經濟存在條件的分散、孤立和封閉的狀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種子、化肥、農藥、機械、自動灌溉、專業分工、社會協作、商品經營等現代生產要素日益廣泛深入地進入農業領域，從而改變著傳統的生產方式，并不斷提高生產效率。以往我們更多的是從生產關系的角度認識小農經濟，以為只有將土地交給勞動者或者由勞動者個人集中到集體，擴大組織規模，就可以提高生產能力。其實，這是一種片面理解。傳統農業生產效率低下主要是因為農業生產的要素簡單，只有簡單的勞動和土地要素。“臉朝黃土背朝天”，就表明了農業生產受大自然制約，只有土地和勞動要素。在沒有先進生產要素進入農業領域，無論是多么大的組織規模都難以提高生產效率。奴隸制生產組織規模大，但效率并不一定小農經濟高。所以，提高生產效率的關鍵是生產要素的改變。當下，中國農村雖然以農戶為經營單位，但由于生產方式的社會化，使愈來愈多的先進生產要素進入到農業生產領域，并推動著生產效率的提高。我們注意到，1978年以來，中國的農業人口和農業人口用于農業生產的時間處于不斷減少的趨勢，耕地面積也處在一個不斷減少的趨勢之中，農業生產總量卻在不斷增加，特別是單位生產面積的產量在不斷提高。[11](p160)這說明，農戶經營并不天然排斥先進生產要素進入農業生產領域，而當先進生產要素不斷進入農業領域，又會增強農戶的生命活力。

在以往的理論看來，小農經濟的落后性還在于其脆弱性。因為小農經濟的生產剩余十分有限，“小生產者是保持還是喪失生產條件，則取決于無數偶然事故，而每一次這樣的事故或喪失，都意味著貧困化，使高利貸寄生蟲得以乘虛而入。對小農民來說，只要死一頭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規模來重新開始他的再生產。”[12]](P678)這里，馬克思的論斷也是有條件的，這就是農民只依靠小塊土地謀生，而小塊土地的有限收入根本不可能抵御自然和社會風險。在相當長時間里，我國主要是借助于生產集體共擔自然和社會風險。那么，實行農戶經營以后，集體共擔風險能力減弱，從一般邏輯看，農戶的抗風險能力趨弱，并會加速貧困化。但是，現實狀況是，雖然實行農戶經營，農民耕作的土地十分有限，但農民的收入卻處于不斷上升的趨勢，農民的生活不僅基本實現溫飽，而且開始趨向小康，有的甚至相當寬裕。從整體上看，農戶并沒有陷入“貧困化的陷阱”。那么，這其中的奧謎何在呢？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當今的農民已進入到一個開放的社會體系之中，農民的兼業程度愈來愈高，農民的收入愈來愈多樣化。據國家部門統計和我們的實地調查，當下農戶的現金收入主要依靠外出務工經商。換言之，愈是那些沒有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戶，愈難以抵御經濟和社會風險。依靠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和外出務工經商而不斷增長的現金收入，提升了農戶的抵抗風險的能力，使他們仍然得以頑強地生存和不斷地再生產。

在以往的理論看來，小農經濟是沒有活力的經濟。分散、孤立、封閉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使小農生活乏然無味，“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范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歷史首創精神。”[13]（P）但是，當今的農戶也進入到一個開放的社會體系中，交通信息的發達、市場經濟的滲透、高頻率和跨區域的流動、教育的普及、國家賦予農民以平等權利等各種因素，改變了分散、孤立和封閉的狀態，農民的頭腦不再只是局限于小塊土地和小村落之中，他們不再是傳統規則的奴隸，而且正在表現出偉大的歷史首創精神。這種精神的動力在相當程度來自于農戶。正是在農民的要求下，中國實行了以分戶經營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營體制，發展了以家戶為基礎鄉鎮企業，產生了以農戶經營體制為條件的村民自治。而包產到戶、鄉鎮企業和村民自治被視為中國農民的三個偉大創造。而這三大創造都與農戶密切相關。所以，日益加快的社會化為中國古老的家庭制度注入了活力，改變著其惰性。

（二）社會化的小農使農民面臨新的壓力。

小農的社會化是一個歷史過程。但這一過程帶來的并不都是美麗無比的圖景。它在為農戶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時，也帶來新的壓力，使農民進入或者被卷入一個更不穩定、風險更大、更不具有確定性，更具挑戰性的社會之中。

小農與社會化作為兩極，存在著三大內在的矛盾：

其一，生產條件的外部化與自我生產能力弱小的矛盾。

傳統小農經濟條件下的農戶生產主要依賴家庭和村落自我提供的條件，對外部的依存度很低。當下農戶的生產方式趨向社會化，其重要后果就是越來越依賴于外部條件，生產條件的外部化程度越來越高。如果離開了種子、化肥、農藥、水電、農機具等外部條件，農戶的生產很難正常進行，僅僅是依靠農戶個體，已很難完成生產的全部過程了。但這種外部條件的提供卻大都是市場化的方式進行的，即農民需要以現金與外部交換生產條件。相對外部條件的不斷改進而言，農戶的自我生產能力則較為弱小，甚至被戲之為“三八六一九九部隊”，即從事農業的主要是女性、小孩和老人；與日益擴大的外部生產條件的支出相比，農戶獲得外部條件的購買能力卻相對弱小。為購買外部生產條件的貨幣支出成為農戶生產中的最大壓力，并成為其行為選擇的主要動機。由此就可能出現這樣一種循環：外部生產條件價格愈高，農戶購買能力有限，就愈是會尋求出外務工經商；農民愈是外出務工經商，農戶的自我生產能力就愈弱。外部條件的現代化與農戶自我生產能力的現代化不能同步增長，同時也會制約農民收入的增長。如近幾年，盡管國家免除農業稅得到農民的積極擁護，但是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不斷上漲，使農民從農業中獲得的實際“好處”被抵消。免除農業稅后，盡管一度出現農民大規模返鄉要田的現象，但是不久，許多農民重新步入外出務工的軌道。道理很簡單，務工只是支付勞動力卻能獲得比農業生產更高的收益。

其二，生活消費的無限擴張與滿足需要能力有限的矛盾。

傳統農民的生產剩余有限，生活開支充分計劃，精打細算，勤儉節約。隨著農戶生產方式的社會化，他們的生活消費早已超出自我生產。而相當部分的消費品都需要從外部獲得。特別是已作為日常生活重要部分的教育、醫療等完全依靠于外部。與教育、就醫等開支迅速上升相比，農民的支付能力卻相對不足。“吃得飽飯，讀不起書，看不起病”成為相當多數農民的實際生活寫照。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社會化造成農民消費欲望的急劇擴張，大眾傳播媒體的廣告將各種消費信息傳遞給農民，使他們不再只是根據自己的生產能力和生活實際需求支配自己的生活，在相當程度是來自于外部消費的刺激。與急劇擴張的消費欲求相比，農戶滿足消費需求的能力又十分有限。

其三，交往范圍的不斷擴大與集體行動能力不強的矛盾。

傳統小農的生活范圍小，并生活在一個村落為根基的熟人社會里，能夠形成相互間的合作共濟，集體行動的能力相對較強。隨著農民交往方式的社會化，交往的范圍和空間急劇擴大，農民生活的領域愈來愈成為一個“陌生人社會”。而當社會化將農民拋到一個陌生人社會里，他們的集體行動能力又顯得十分弱小。他們外出務工經商一般都是個體行為，外出后也分散在各個城市和廠礦，相互間缺乏多種多樣的橫向聯系。盡管外出務工者已達1億多人，但他們仍然只是一個自在的而不是自為的群體。他們不能聯合起來維護和追求自己的利益，在陌生人構成的大社會中孤立無援。所以，當他們的工資被拖欠時，只能尋求政府援助，或者以非常的方式獲得。更重要的是，社會化的開放世界改變農民的觀念，他們不再是以村落熟人社會中的“人情、禮俗”等作為行動規則，從而獲得集體行動能力，而是以現實利益，更直接的是現金收入作為支配他們活動的規則，超越農戶的社會組織困難，其集體行動更為困難。

以上三大矛盾集中起來，就是社會化給小農帶來的是貨幣化的壓力。貨幣收入因此成為他們行為的主要依據。他們的行為動機和行動方式都可以從這一壓力中尋求答案。如果說傳統小農是以獲得實物產品為主要目的，那么，社會化小農則是以獲得現金收入為主要目的。而現金收入的獲得相對實物產品而言，其穩定性更弱，不確定性因素更多，風險更大。所以，當下的農戶已進入或者被卷入到一個更高風險的社會之中。

由此可見，“小農”與“社會化”這兩極之間形成了一種張力，構成影響當下農戶的動力和壓力。這種張力，既賦予農戶以生機活力，同時又使他們面臨新的困境。

面對社會化給農戶帶來的困境，需要尋求新的出路。一方面要在社會化進程中，不斷提升農民的自我生產、生活和交往的能力，為農民提供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以服務來提升農民的能力。在發達國家，一般都實行以家庭為單位的農場制，直接從事生產經營的人并不多，但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大大增強了農戶的能力，使他們能夠應對一個變化和開放的世界。另一方面要將農戶納入統一的國家支持和保護體系。當下的農民已進入到一個統一開放的社會化進程之中，面臨著其他人一樣，甚至更多的風險，尤其需要提供國家支持和保護。如農民生產、生活和交往所需要的基礎設施與公共產品需要政府提供。農民的收入、就業和保障等問題已成為當下農戶的緊迫問題，需要國家納入到統一的勞動與社會保障體系中統籌考慮。這也是農民作為統一的國家享受統一的國民待遇的重要體現。

重識農戶，有利于我們將認識和研究農村社會的支點引向農戶這一社會“細胞”，更好的理解當下的農村和農民；社會化小農的建構，有利于我們從歷史的變遷過程去理解和考察當下的農村和農民。將社會化的視角引入農村研究，更主要的是開發出新的“問題域”，提供一個新的研究范式。至于這一范式能否成立，還有待進一步的論證。

收稿日期2005－3－25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招標攻關課題“我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03JZD0031）。

作者簡介徐勇（1955－），男，湖北宜昌人，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鄉村治理與中國政治研究。

※該文系徐勇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我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該項目主要研究當今農民的就業、增收、減負與保障問題。在研究這一問題過程中，都會涉及到對當今農民的認識。正是在大量的實證調查中，我們發現仍然以傳統的“小農經濟”概念定義當今農民已遠遠不夠，我們的政策取向也缺乏足夠的理論與事實依據。由此我們開始探索以農戶為出發點的分析框架，并提出了“社會化小農”的觀點。這一思路是徐勇教授提出來的，并在2005年3月11日的《新京報》發表的文章和多次學術會議上專門表達這一觀點。而由這一觀點引發的進一步思考和體系的建構則是在徐勇教授和鄧大才副教授多次互動性討論中形成的。本文由徐勇教授執筆，鄧大才副教授等參與討論并提出意見。我們認為，“社會化小農”的提法還需要進一步證明或證偽，但可以作為一種分析框架引起學界對當今農民特性的再認識。正是基于此，發表此文，以就教于學界。

[2]1393、1578年的數據來源于許滌新、吳承明主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資本主義》第二卷265和272頁。

[3]1910、1933年戶均耕地數據來源于《劍橋中華民國史》第91頁，最終來源于《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第32頁。

[4]1910年戶均人口借用1911年的數據，人均耕地根據戶均耕地與戶均人口予以推算。

[5]數據來源于侯楊方著的《中國人口史》第六卷275頁，復旦大學出版社。

[6]第三次人口普查數據。

[7]2004年數據是戶均耕地和戶均人口是根據《新中國統計資料五十五年匯編》和《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計算獲得，戶均人口是來源于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

[8]1949年的人均耕地是根據《新中國統計資料五十五年匯編》計算獲得，戶均人口借用1948年底的數據，戶均耕地是根據戶均耕地和戶均人口計算獲得。

[9]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

[10]2004年的戶均耕地和人均耕地是根據《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2005年中國農戶住戶調查年鑒》相關計算獲得，戶均人口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

[1]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列寧。列寧全集[M]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斯大林。斯大林全集[M]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5]費正清。美國與中國[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6]。選集[M]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7]參見徐勇。包產到戶沉浮錄[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8]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5)[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

[9]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村住戶年鑒(2005)[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

[10]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1]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4)[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

[12]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3]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