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強國發展道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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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文化戰略地位與作用的認識，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重要前提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90余年歷程中，歷來高度重視文化工作和文化建設。早在民主革命時期，黨就提出了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以充分發揮文化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發揮“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2］（P848）的有力武器的作用。新中國建立后，中國共產黨從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經濟政治的反映，同時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經濟政治的基本原理出發，高度重視文化對于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配合與促進作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在文化問題上的認識，視野更宏闊、更具時代感，突破了過去主要強調文化的配合作用、配角定位和政治功能的思路和框架，高度重視文化自身的主動性、獨立性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戰略布局中的整體性作用，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只有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都搞好，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才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為改革開放與現代化事業提供思想保證、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文化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等。進入新世紀后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共中央對精神文明或文化建設的戰略地位的認識不斷深化，其突出特點是放到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文化多樣化迅速發展、科技革命日新月異的國際背景下，放到文化與經濟、政治相互交融，與科技結合日益緊密，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日趨頻繁和復雜的時代背景中來看待。十六大報告講：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3］（P29）。十七大報告則用了三個“越來越”加以概括，即“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4］（P26）。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則在此基礎上，增加了“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一項，變成了四個“越來越”。四個“越來越”集中表達了中共中央在進入新世紀后對文化建設重要地位與作用的認識。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1］報告的這一論斷，既是對改革開放以來黨關于文化建設戰略地位與作用認識的概括和重申，又是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和任務而提出的新認識。

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十八大報告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必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原則，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全面發展，建設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1］可以說，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是改革開放以來黨關于文化建設戰略思想合乎歷史與邏輯的發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實現了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后，在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的同時，中共中央及時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任務和戰略目標。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社會主義必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作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確立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十個要點之一。1982年召開的中共十二大，引人矚目的內容之一是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闡述。精神文明被界定為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1986年和1996年，中共中央先后做出兩個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對精神文明在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戰略地位、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和主要原則、任務和目標等作出了全面闡述和部署。1991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戰略目標，1997年黨的十五大又加以鄭重確認和闡述。十五大的政治報告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目標，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5］（P17～18）此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成為輿論宣傳中的熱詞，并視不同的語境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交替使用。世紀之交，隨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系統闡釋，從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角度，又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要求，中共十六大的政治報告加以鄭重闡述。實際上，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其內涵和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均包括思想道德建設和文化建設兩個方面，區別在于，文化相對于政治、經濟而言，精神文明相對于物質文明而言。進入新世紀后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共中央對精神文明或文化建設的戰略目標不斷有與時俱進的新認識。十六大報告從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角度總攬文化建設全局。十七大報告提出了“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目標和任務。201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闡述的黨所肩負的歷史使命之一，就是“繼續大力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講話強調，“我們必須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著眼于提高民族素質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進文化改革發展”［6］。正是在上述認識基礎上，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目標，十八大報告重申了這一任務。報告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就是要讓一切文化創造源泉充分涌流，“開創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持續迸發、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全面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的新局面”［1］。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既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文化建設戰略思想合乎歷史與邏輯的發展，同時也是甚至更重要的是依據世情國情的深刻變化而作出的戰略選擇。關于世情，十八大報告指出：“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深刻復雜變化，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持續推進，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層次全方位拓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增強，國際力量對比朝著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方向發展”。“同時，世界仍然很不安寧。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世界經濟增長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全球發展不平衡加劇，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有所上升，局部動蕩頻繁發生，糧食安全、能源資源安全、網絡安全等全球性問題更加突出”［1］。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國，迫切需要形成與其國際地位相對稱的文化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關于國情，就是中國進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進一步言之，從國家和執政黨的角度講，中國經濟在經過數十年的快速發展后成就驕人，這就將文化與經濟協調發展的任務比以往更為迫切地提了出來。從人民群眾的需求角度講，隨著部分地區小康的實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來臨，民眾的精神文化呈“井噴”之勢。從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講，中國落實科學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的任務繁重，文化產業作為綠色產業、陽光產業，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總之，世情國情的變化要求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自覺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內容，進一步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為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有力輿論支持、良好文化條件。一言以蔽之，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文化強國是一個長期的奮斗目標，如何保證其實現？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必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1］。依據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和十八大報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1）指導思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2）主要原則和方針：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3）主要方向和目標：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不斷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不斷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建成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三、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

十八大報告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關鍵是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1］歷史和現實表明，改革是這種創造活力釋放和持續迸發的動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隨著政治體制、教育體制、科技體制等領域改革的陸續展開，文化體制改革亦在上個世紀80年代便提出并且付諸實施了，但局限于外圍和淺層次上。如果我們不拘泥于細節，嘗試對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化體制改革加以概括的話，其內容主要是精簡過多的專業藝術表演團體；學習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和做法，在文化單位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允許非公有制經營性文化實體的存在等。這些改革沖破了單純從意識形態角度看待文化和文化資源國家化的既有理念與做法，拉開了文化體制改革的序幕。但改革尚缺乏總體布局和規劃。20世紀90年代，中共中央明確得出文化發展繁榮的根本出路在于體制改革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十六大以來，黨中央逐步明確：文化發展的動力在于改革創新。2003年6月召開的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提出“文化生產力是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改革“解放文化生產力，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等論斷［3］（P341、366）。翌年召開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將“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寫入《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并在日后不斷加以重申，集中反映了黨對文化體制改革認識的深化。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定”進一步提出“以改革創新為動力”，“著力推進文化體制機制創新，以改革促繁榮、促發展”［7］（P11）。與上述認識緊密聯系在一起，文化改革與發展的思路日趨明晰。十六大報告提出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并要求抓緊制定文化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為貫徹落實十六大提出的文化改革發展要求，2003年6月召開的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和10月召開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對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實行不同的發展策略，確定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和要求。此后，經過中共十六屆四中、五中全會，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中共十七大、十七屆四中和五中全會，直到十七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文化改革發展的思路日趨系統和深化，概括言之，文化體制改革圍繞重塑市場主體、完善市場體系、改善宏觀管理、轉變政府職能四個關鍵環節，一方面以增加投入、轉換機制、增強活力、改善服務為重點，抓好公益性文化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以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壯大實力為重點，抓好經營性文化產業的改革和發展。文化改革發展需要把體制機制創新與文化創新特別是文化科技創新結合起來，以創新促發展。中共十七大的報告便突出了文化創新，包括內容形式、體制機制、傳播手段、生產方式等創新之于增強文化發展活力、實現文化繁榮的意義。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更專節闡述了“推進文化科技創新”。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當今時代，誰的傳播手段先進、傳播能力強大，誰的文化產品就能更有力地影響世界。數字技術、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廣泛應用，極大地增強了文化的創造力和傳播力，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文化業態和新的表現形式。可以說，科技創新與體制機制創新一樣是加快文化發展的強大動力。正是基于上述認識，中共中央明確提出：抓住信息化深入發展的歷史機遇，加快文化與科技融合，包括積極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文化產業，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文化產業；建立健全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文化創新體系，加強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共性技術的攻關，增強文化產業核心競爭力；充分運用高新技術加快構建覆蓋廣泛、技術先進的文化傳播體系，切實增強文化傳播力和文化感染力，等等。十八報告重申了“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新型文化業態”；“構建和發展現代傳播體系，提高傳播能力”等要求［1］。總的來看，中共十六大以來，在政府主導和推動下，文化體制改革由試點到全面推開，取得重要進展和成就，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繁榮與發展，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當然，文化體制改革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又一次涉及全局性的深刻變革。“其深刻性和復雜性不僅在于它與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必須相互銜接、同步推進。而且，由于文化產品所具有的‘內容意義’和意識形態特性，以及文化藝術生產的不確定性、其成果難以量化評價的模糊性、投資和消費的審美偏好等，使之在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的過程中，既有利用市場機制發現價格、放大文化的財富效應，以及引入競爭機制提高運營效率的一致性，同時也存在著市場經濟的商業價值追求的趨利性與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追求之間的矛盾、由于市場經濟本身缺陷所導致的公共文化產品供給不足與人民享有基本文化權益之間的矛盾等。”［8］這些問題即使是美、英等西方發達國家也還沒有得到完全破解。這就更需要中國人審時度勢、迎難而上，充分發揮聰明才智，走出破解這一世界性難題的獨特道路。

四、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質

十八大報告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要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1］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追求問題。十二大報告曾經提出建設“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精神文明。十六大報告提出“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的任務。報告還專門闡述了“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問題，指出：“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在五千多年的歷史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3］（P30）。2004年12月，李長春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的講話，依據十六大報告精神進一步提出：要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這一概括在日后得到不斷重申。2006年3月，提出和闡述了社會主義榮辱觀。是年10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闡述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任務，主要包括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專節闡述“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并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髓，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要求將之“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的全過程，貫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領域，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方面”［7］（P11～12）。十八大報告重申了這一要求。十七屆六中全會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煉成為理論界和社會各界熱議的話題。十八大報告中關于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闡述成為一大理論亮點。報告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這里，報告實際上為將來更為精煉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概括提出了框架和主旨范圍。報告的論述照顧到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煉的四個維度：一是要體現社會主義制度本質追求。二是要同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相承接。三是與世界現代文明接軌。四是既能夠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又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十八大報告的論述表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煉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十八大報告指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質。這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基本任務。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教育，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弘揚時代新風。”思想道德建設在精神文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居于核心地位，是社會主義特征和本質的重要體現。從1970年代末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任務，經過中共十二大，到兩個精神文明建設決議出臺，逐步確立了將先進性要求與廣泛性要求結合起來的道德建設思路；從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先進文化，再到2001年1月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在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的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道德建設一直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視。十八大報告要求：“推進公民道德建設工程，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丑，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營造勞動光榮、創造偉大的社會氛圍，培育知榮辱、講正氣、作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尚”［1］。改革開放以來，在高揚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的旗幟下，思想道德建設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包括大批道德模范的樹立、持續不斷的學模范活動和公民現代文明素質的提高。但是，不文明、不道德、誠信缺失的現象亦嚴重存在。對此，國人深有感觸。有鑒于此，十八大報告提出：“深入開展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教育和治理，加強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推動學雷鋒活動、學習宣傳道德模范常態化”［1］。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又是社會主義國家，在樹立“美麗家園”、“美麗中國”的目標同時，完全可以樹立“道德中國”的追求目標。

五、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強文化整體實力和競爭力

十八大報告提出：“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糧”，“讓人民享有健康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文化實力和競爭力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重要標志。要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推動文化事業全面繁榮、文化產業快速發展”［1］。黨的十六大以來，文化改革發展的最大亮點便是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的迅速發展。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轉企改制，構成文化體制改革最亮麗的風景線。從時展看，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新技術革命和知識經濟的崛起，經濟與文化日益融合，文化的經濟功能明顯增強，經濟的文化含量不斷提高，信息產業、文化產業等新興產業迅速發展，成為美、英、日、德、法等西方大國的支柱產業。美國的電影產業、英國的創意產業、德國的出版產業、日本的動漫產業、韓國的影視產業，不僅成為創造利潤和財富的重要來源，而且也是實現產業全球擴張的利器。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傳媒集團，如美國時代華納、迪斯尼，德國貝塔斯曼集團等，依托其創意研發和傳媒網絡優勢，迅速成長為跨國運營的國際文化傳媒巨頭，占有全球70％左右的文化貿易份額。文化市場作為全球競爭的新領域，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巨大影響力和穿透力，深刻地影響著全球的經濟政治格局和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從中國國情看，在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后，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增長并且呈現多層次、多方面、多樣化的特點，從而對文化產品與服務的生產機制和提供主體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認識文化產品的意識形態屬性和市場屬性、商品屬性，使文化建設與市場機制有機結合，使文化產業成為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重大課題。此外，進入新世紀后，中國推動科學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與要求比以往更加迫切。在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過程中，文化產業具有優結構、擴消費、增就業、促跨越、可持續的獨特優勢。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黨中央對文化產業的改革發展給予高度重視，2009年8月，國務院《文化產業振興規劃》，這是中國第一個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規劃，標志著發展文化產業上升為國家戰略。中共十七屆五中、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目標要求，十八大報告重申了這一目標。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的轉企改制，帶來了文化產業的迅猛發展。截至2011年底，已有近1200家國有文藝院團、570余家國有出版社、1600多家報刊完成轉企改制。這些新型市場主體在脫離了行政“襁褓”后，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迅速成長起來，文化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不斷上升，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據統計，自2004年以來，文化產業的年均增長率都在15％以上，比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高6個百分點。2010年文化產業增加值突破1．1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004年的1．94％提高到2010年的2．75％；與此同時，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亦初步形成。在演出、娛樂、藝術品、網絡文化、動漫游戲、出版物發行、印刷復制等領域，基本實現了對國內非公有資本全方位、全過程開放。當然，中國文化產業還存在規模和總量偏小，市場化水平低，產業集中度和集約化程度不高，創新能力不足，知名品牌缺乏等問題。如何在“體制性松綁”和政策推動效應帶來的快速發展之后，使文化產業保持持久強勁的發展動力仍然是擺在執政黨和政府面前的重大課題。十八大報告提出：“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新型文化業態，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平”；“完善經營性文化單位法人治理結構，繁榮文化市場”等新要求［1］，從而為文化產業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以政府為主導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要，是文化改革發展的另一重要內容。那么，何為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或基本文化需要？那就是，讀書看報、聽廣播看電視、進行公共文化鑒賞、參加公共文化活動。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需求，需要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為骨干，以全民為服務對象，以基層特別是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為重點，按照公益性、均等性、基本性、便民性等原則，構建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依據中央有關文件規定，文化事業單位主要包括兩類：國家興辦的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站）、科技館、群眾藝術館、美術館等為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另一類是黨報、黨刊、電臺、電視臺、通訊社、時政類報刊，少數承擔政治性、公益性出版任務的出版單位，重要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體現民族特色和國家水準的藝術院團，實行事業體制，由國家重點扶持。據統計，自2003年文化體制改革啟動以來，各級政府對文化基礎設施的投入是過去幾十年的總和，尤其是“十一五”以來，文化事業費年均增速保持在18％以上的較高水平。截止2011年，全國基本實現了“縣有圖書館、文化館，鄉有綜合文化站”的建設目標，50多萬家農家書屋覆蓋全國84％的行政村，國家、省、市、縣、鄉、村六級公共文化設施網絡已經基本建立。廣播電視網綜合覆蓋高達97％。從2004年開始，中國各級各類國有博物館、紀念館、美術館、有條件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等公共文化設施逐步實行了免費或者優惠開放制度。政府在加大公共財政對文化事業的支持力度的同時，也在積極推動文化事業單位內部的改革，主要涉及人事、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等內容。文化事業的改革與發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均等化、文化事業單位經營管理體制機制的科學化、所提供服務的高效高質化等方面，仍需要做出巨大努力。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強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項目建設，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高服務效能”；“堅持面向基層、服務群眾，加快推進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對農村和欠發達地區文化建設的幫扶力度，繼續推動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向社會免費開放”；“開展群眾性文化活動，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等新要求，按照這些要求去做，到2020年“文化產品更加豐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基本建成”的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1］。

六、擴大文化領域對外開放，中華文化走出去邁出更大步伐

一個文化強國除了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覺與自信，擁有覆蓋全社會的城鄉一體化的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強大的文化產業以及科學的文化管理體制與機制之外，還需要基于自身的文化軟實力，實施“走出去”戰略，增強國際影響力。考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文化發展，從對外文化交流與合作的角度看，與整個中國對外開放的歷程基本上是相一致的，即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主要是“引進來”———引進西方的學術、思想、文化等等，到進入新世紀后在繼續“引進來”的同時“走出去”。但是，與其他領域特別是經濟領域“走出去”的步伐加大加快且引人矚目相比，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啟動慢且遜色得多。尤其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文化產品進出口貿易出現的逆差，無論是總額還是增長率均觸目驚心。根據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公布的2005年至2011年文化核心產品的進出口貿易數字看，圖書、報紙、期刊的出口基本上在3000萬美元以上，2011年達到5894．12萬美元。進口則從1．6億余美元增長至2．8億余美元，逆差基本上都在1．3億美元以上。其中2008年、2010年、2011年逆差超過2億美元。音像、電子出版物出口，多數年份在100萬美元左右，最高280余萬美元，其中2009年降至61萬余美元，2010年降至47萬余美元，2011年更降至35．17萬美元。而進口最低年份在1900萬美元以上，多數年份在4000萬美元以上，2009年增至6500余萬美元，2010年增至1．1億余美元，2011年增至1．4億余美元，連續兩年逆差突破1億美元（參見新聞出版總署2005年至2012年每年公布的《全國新聞出版業基本情況》）。這與其他經濟領域的大幅度貿易順差形成鮮明對照。當然，對外開放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對中國更好地學習借鑒世界文化優秀成果、引進先進的文化科技與經營管理理念及機制，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增強文化軟實力，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有利條件。十八大報告重申：擴大文化領域對外開放，積極吸收借鑒國外優秀文化成果。但是，毋庸諱言，在國際文化交往與競爭中，西方發達國家的優勢是明顯的，與文化技術、文化資本、文化產品相伴而來的西方價值觀念的沖擊與滲透對中國的挑戰愈來愈大。如何在更加開放的環境中發展中華文化，增強民族文化的認同與自信，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如何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確立并發揮自己的文化優勢，增強文化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變被動防御為主動出擊，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重大課題。不解決這一課題，就會面臨既走不出去又守不住的危險。在此背景下，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實施文化“走出去”戰略逐步確立并日益明晰。文化“走出去”的目的在于，增強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響力，增強國際話語權，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基本國情、價值觀念、發展道路、內外政策的了解和認識，展現中國文明、民主、開放、進步的形象。在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過程中，創新“走出去”的渠道、途徑和方式方法至關重要。進一步言之，在繼續推動政府主導的文化交流的同時，要著力積極探索市場化、商業化、產業化的運作方式，著力打造一批有知名品牌、有國際競爭力的外向型文化企業和企業集團，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國際文化交易平臺，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化運作為主要方式推動中國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擴大中國文化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2012年2月公布的《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發展綱要》，根據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從三個方面規劃了“加強對外文化交流與合作”：一是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包括整合社會科學、文學藝術、新聞、廣播電視、電影、出版、民族、僑務、體育、旅游等資源，充分利用多邊和雙邊機制，開展中國文化年、中國文化節、“感知中國”等品牌活動。加快推進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和孔子學院建設，形成展示、體驗并舉的綜合平臺。制定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和優秀人才走出去規劃，等等。二是推動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外向型文化企業和中介機構，形成一批有實力的文化跨國企業和著名品牌。三是擴大文化企業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開拓海外文化市場，同時吸收外資進入法律法規許可的文化產業領域，鼓勵文化單位同國外有實力的文化機構進行項目合作，等等。

七、營造有利于高素質文化人才大量涌現、健康成長的良好環境

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過程中，構建一支門類齊全、結構合理、梯次分明、德才兼備的文化工作者隊伍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簡言之，人才是建設文化強國的關鍵因素之一。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共中央先后提出的人才強國戰略，黨管人才原則，人才是第一資源等觀念同樣適用于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從文化人才角度講，1996年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便專門闡述了人才的培養與造就問題。黨的十六大以后，中央組織實施了包括新聞、出版、文藝、哲學社會科學在內的“四個一批”人才培養工程，目的在于造就宣傳思想文化領域各方面的領軍人物和學術帶頭人。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著眼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實施人才培養工程，按照政治強、業務精、作風正的要求，著力培養文化領域的領軍人物和專業人才、掌握現代傳媒技術的專門人才、懂經營善管理的復合型人才。”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以“建設宏大的人才隊伍，為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有力人才支撐”為題，專門闡述了文化人才隊伍建設。一是造就高層次領軍人物和高素質文化人才隊伍，包括造就一批人民喜愛、有國際影響的名家大師和民族文化代表人物，培養善于開拓文化新領域的拔尖創新人才、掌握現代傳媒技術的專門人才、懂經營善管理的復合型人才、適應文化走出去需要的國際化人才。二是加強基層人才隊伍建設，主要包括基層文化專職干部隊伍建設、發現和培養扎根基層的鄉土文化能人、民族民間文化傳承人，鼓勵和扶持群眾中涌現出的各類文化人才和文化積極分子，壯大文化志愿者隊伍等。《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發展綱要》則從造就高層次領軍人物和高素質文化人才隊伍，加強基層文化人才隊伍建設，建立完善文化人才培訓、評價發現、選拔任用、流動配置、激勵保障機制，加強職業道德建設和作風建設等四個方面規劃了文化人才隊伍建設。在已有認識和舉措的基礎上，十八大報告提出：“營造有利于高素質文化人才大量涌現、健康成長的良好環境，造就一批名家大師和民族文化代表人物，表彰有杰出貢獻的文化工作者”［1］。總之，十八大報告對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做出了既高屋建瓴又切實可行、既系統全面又突出重點的部署，按照十八大的精神前行，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一定會不斷邁上新臺階取得新進展。（本文來自于《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雜志。《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雜志簡介詳見.）

作者：楊鳳城工作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