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分析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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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聚類分析和引力模型，將制度距離區分為正式制度距離與非正式制度距離，實證探討了制度距離對中國企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影響。研究發現，制度距離在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具體而言，中國企業對第三圈層國家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偏向性；不同維度的制度距離作用有所差異，政法距離和知識距離強化了中國企業投資意愿，而經濟距離、外交距離則表現出抑制作用。結論為優化企業投資決策，提升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績效提供了有益啟示。

【關鍵詞】“一帶一路”；制度距離；對外直接投資

一、引言

自2013年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后，2015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又聯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將這一偉大構想付諸實踐。中國企業開始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投資，但以制度距離為代表的國家異質性深刻影響著企業跨國經濟活動。我國尚未在國家層面形成成熟的多層次服務制度體系指導和幫助企業進行對外投資[1]。因而，企業在對外投資決策中對于制度距離等國家異質性的考慮十分關鍵。“一帶一路”涉及東亞、西亞、中亞、南亞、獨聯體、中東歐65個沿線國家，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僅要遵守沿線國家的正式制度約束，而且要推動組織規范變革，適應性嵌入東道國“軟性”非正式制度，否則會加重投資成本與風險。本文建立五維制度距離指數，將制度距離區分為正式制度距離與非正式制度距離，通過聚類分析和建立引力模型，實證探討制度距離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本文的貢獻在于：首先，在模型框架中納入特定樣本下非正式距離因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非正式制度差異巨大，這對中國跨國企業至關重要，對非正式距離的忽視將帶來嚴重后果。本文采用Hofstede指數全面衡量文化距離并納入模型，考慮了創新能力和創造知識方面的差異即知識距離的影響。其次，從聚類圈層、區域特征、收入特征入手，深入挖掘國家異質性，考察不同特征條件下制度距離對對外直接投資的異質影響。

二、理論分析與文獻綜述

制度距離是國家異質性的主要載體，衡量了國家之間制度體系的差異程度，有正式制度距離和非正式制度距離之分。正式制度距離是指母國與東道國的社會體系中對社會成員行為的強制性約束差異，這是企業在東道國進行跨國經營所必須要遵守的，可以細分為法律距離、經濟距離和政治距離。非正式制度距離是需要跨國企業主動認知并遵守的“軟性”約束，包括社會道德、風俗習慣、文化認同感等，可以細分為心理距離、文化距離等。早期學者比較重視正式制度距離，忽視了非正式制度的影響。東道國由于制度差異為跨國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提供了有利的資源，隨著制度距離的擴大，可供跨國公司利用的資源就越充足。制度差異令跨國企業在母國與東道國之間進行制度套利得以實現[2]。后期學者逐漸發現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非正式制度的差異間接導致東道國對跨國公司的管理方式、職業道德、工作態度、企業文化等的認知不同。跨國企業若能合理利用非制度差異，推動組織文化對社會規范適應性嵌入，對于發揮跨國企業的特定優勢具有積極意義[3]。已有實證研究表明非正式制度如果處理不當則引發社會沖突，導致企業的投資成本與投資效率的降低[4-6]。對于制度距離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可以歸納為三種觀點：一是制度接近論。企業會理性選擇與母國制度距離較小的國家進入，企業必須適應、獲得東道國社會經濟制度體系的合法性以及各種產業鏈條端在交易市場上的順利銜接，同時也要克服歷史文化、習慣觀念等非正式制度方面的障礙。若東道國制度發育程度較低或者與母國差異較大，如東道國人文法制發展程度低、法制框架中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存在盲區或力度不夠、政治體系的公正透明度不夠、存在大量的權力尋租腐敗與機會主義行為，則企業投資失敗的風險加大。二是制度逃離論。這種觀點認為企業會選擇與母國制度距離較大的國家實施投資：一種是從低質量制度向高質量制度的“逃離”，如沉重的稅收負擔、知識產權保護的缺乏、政府的過度干預等制度弊端，逼迫企業逃避母國惡劣制度環境的限制與束縛，并實現制度套利；另一種是從高質量制度向低質量制度的“逃離”，這類企業通常來自母國政治經濟法律制度較為完善、政府監管嚴格、市場趨于飽和的發達國家，其在母國環境下進行制度套利已經非常困難，企業投資傾向于選擇與本國制度距離較大、制度不透明、監管不嚴格的發展中國家進行制度套利。三是制度綜合論。強調競爭優勢是投資國別選擇的重要依據，如果母國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則企業會選擇與母國制度質量相近的、制度距離較小的國家作為東道國；如果母國不具有競爭優勢，則會選擇制度距離較大的國家。可見，制度距離影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要與母國的具體制度情況相結合進行決策判斷。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引力模型理論根源于物理學領域著名的牛頓萬有引力定律：任意物體之間的相互引力與物體的質量成正比，物體之間的距離越大則相互的引力就越小。跨國投資領域也存在一種類似于萬有引力、與“距離”有著深刻聯系的現象。繼地理距離與國際投資引力規律于20世紀50年代被發現之后，社會經濟文化領域中各種“距離”被逐步引入到引力模型。Qij=β0Xiβ1Xjβ2Dijβ3Nijβ4eεij（1）其中，Qij表示國家i和國家j之間的國際貿易活動量，Xi、Xj分別表示國家i和國家j的經濟水平，以國內生產總值除以人口總量得到的人均GDP度量。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可以刻畫該國市場對國際貿易的潛在需求水平，而人口總量可以刻畫國內市場對國際貿易的供給水平，需求水平與供給水平共同決定了兩國之間潛在的國際貿易規模。Dij表示國家i和國家j之間的制度距離，這是引力模型重點關注的核心變量。Nij代表除了制度距離之外對國際貿易活動產生影響的其他因素，e為隨機誤差項。對式（1）等號兩邊取自然對數處理可得到如下公式：lnQij=β0+β1lnXi+β2lnXj+β3lnDij+β4lnNij+εij（2）結合本文的理論基礎和變量的具體設置，對式（2）進一步擴展，得出實證模型：lnOFDIij=β0+β1lnCDij+β2lnWDij+β3lnGDij+β4lnEDij+β5lnFDij+β6lnKDij+β7Mij+β8lnZRGDPi+β9lnDRGDPj+εij（3）其中，OFDIij表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Xi、Xj分別代表中國（i）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j的人均GDP，以捕捉潛在國際貿易規模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CD、WD、GD、ED、FD、KD分別表示五維制度距離因素，具體包括政法距離、經濟距離、外交距離三種正式制度距離，以及文化距離和知識距離兩種非正式距離。M為一系列控制變量。（二）變量設定。1.正式制度距離。（1）政法距離。政法距離是國家之間的政治體制與法律制度環境差異。法制框架中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力度、政治體系的公正透明度與跨國企業的投資風險密切相關。政權是否長期穩定、是否存在大量的權力尋租腐敗與機會主義行為、是否存在政府的過度干預、市場自由化程度低等政法體制框架的缺陷，對于跨國企業是否能夠實現制度套利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傳統基金會建立了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EFI）體系對每個國家的市場制度進行綜合評分，但其關注的側重點是貿易政策、貨幣政策等。世界銀行開發的全球治理指數（WGI），將一國政治局勢的穩定性、腐敗的程度、法制的完備、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關系的相互影響納入評價體系[7-8]，可以更科學地反映國家之間的政法制度差異。本文采用全球治理指數（WGI）計算政法距離。WDijt=Wit-Wjt（4）其中，Wit與Wjt分別代表中國（i）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j）第t年的政法環境綜合得分，WDijt表示中國（i）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j）在第t年的政法距離，為兩國政法環境綜合得分之差的絕對值。政法環境綜合得分W采用全球治理指數六個維度的平均值表示，包括民主議政程度、政治穩定性和不存在暴力、政府管制效率、規制質量、法制環境及腐敗控制六個子指標。（2）經濟距離。經濟距離是兩國在經濟發展和宏觀經濟特征上的差距。較好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完整的產業鏈條、強大的消費能力等有利于企業在東道國生產經營活動的順利開展。面對經濟環境差異較大的國家，企業需要戰略調整以適應經濟異質性。本文從經濟差距的角度進行估算，采用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GDP總量的比值來度量。（3）外交距離。外交距離指國家之間通過談判、互訪、締結條約等途徑進行往來時的合作親疏程度。外交距離越小，意味著兩國具有良好的外交合作關系，能給中國企業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9]。本文用國家間的友好伙伴關系來表征外交距離，該數值越大表示合作水平越高，外交距離越小。2.非正式制度距離。（1）文化距離。國家文化是一國在較長的時期內、特定的生活方式中形成的、社會成員共同遵守或者受其潛在影響的一系列行為規范。采用主流方法Hofstede指數衡量文化距離。該指數涉及政治制度、性別角色、宗教信仰、社會團體、民事參與、價值觀等多方面，體現了世界上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文化特征。CDij=166K=1Σ（Cki-Ckj）/Vk（5）其中，CDij表示中國（i）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j）之間的文化距離，Cki、Cij分別表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第k維度的文化指數，由權力距離、男性主義與女性主義、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不確定性規避、長期導向以及自身放縱與約束六個維度構成。Vk表示所有樣本國家在第k維度的方差。指數測算值CDij越大，表示文化距離越大。（2）知識距離。知識是企業戰略性資源中最有價值的核心資源，是在全球范圍內有效地配置資源、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關鍵比較優勢。知識觀理論（KBV）認為企業憑借較強的學習動機與學習能力去獲取和創造新知識，從而使企業的知識存量獲得提升與更新，實現后續優勢。東道國的知識存量情況為跨國企業培育后續優勢提供了重要的條件支持。本文的知識距離以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專利申請數量之差的絕對值來衡量[10]。3.控制變量。（1）東道國稅負水平。母國和東道國的稅負水平會對跨國企業經營成本和凈利潤構成直接影響。本文使用扣除稅收減免比例后企業所承擔的總體稅率來表示東道國稅負水平[11]。（2）東道國基礎設施。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能為企業降低運營成本、提高生產效率，有利于吸引產業轉移。參考崔巖等[12]的做法，采用東道國每百人接入國際互聯網的數量來表示東道國基礎設施情況。（3）自然資源稟賦。自然資源稟賦是地區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之一，也是企業進行跨國投資的重要考慮因素。良好的資源條件能夠吸引更多企業進入東道國市場。參照Kolstad等[13]的方法，用東道國金屬、礦石、燃料等自然資源出口額占東道國所有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衡量自然資源稟賦。（三）數據來源及描述性統計本文選擇2005—2017年“一帶一路”沿線41個國家數據作為樣本，以檢驗制度距離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其中，屬于“新海上絲綢之路”區域的有22個，屬于“絲綢之路經濟帶”區域的有19個。數據來源于商務部官網、國泰安數據庫、世界銀行WDI數據庫。經統計，中國對樣本國家的直接投資總額分別占中國對全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總額與投資總額的93.92%與88.57%。可見，所選樣本代表性較好。描述性統計表明，在制度距離的五個維度中，樣本國家的文化距離標準差最小，文化差異性相對較小，而知識距離的差異最大。中國對樣本國家出口和對外直接投資額離散型特征也十分明顯。初步分析發現，樣本國家數據上存在較大的異質性，故對所有變量進行自然對數處理，以消除量綱對模型計量的影響（限于篇幅，具體數值略）。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聚類分析：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特征。為初步了解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特征，基于五維制度距離指數進行聚類分析。聚類分析是根據相似性原則，將五維制度距離指數相似度較高的國家劃分為同一類簇，而將五維制度距離指數具有較高相異度的國家劃分至不同類簇。即樣本國家間的相似性越高，越有可能被劃分在同一個類簇，反之，將被劃分在不同類簇。聚類分析可以適用于本文初步探索不同樣本國家直接投資的基本特征。41個樣本國家可以被聚類為三個均勻的圈層。第一圈層主要由立陶宛等中東歐國家組成，第二圈層主要由伊朗等西亞、北非國家組成，第三圈層主要由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組成。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選擇性傾向明顯，呈現出第三圈層>第二圈層>第一圈層的特點。對第三圈層國家呈現出強烈的投資偏好，2005—2017年直接投資大幅增長38倍，而對第一圈層與第二圈層國家的直接投資占比卻出現了逐年下降的趨勢（如表1）。聚類分析初步表明，制度距離是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影響因素。（二）基于五維制度距離指數的回歸結果。為避免多重共線和異方差對估計結果的干擾，本文首先應用方差膨脹因子法對自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進行檢驗，結果顯示VIF均值為1.89，最大值不超過3。其次采用White檢驗觀測被解釋變量的分散程度隨解釋變量的變化情況，P值顯著小于0.01。兩次檢驗結果分別表明變量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以及異方差。除此之外，考慮到可能遺漏變量以及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可能存在相互影響，本文利用Hausman檢驗驗證了樣本數據不存在內生性，可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報告于表2中。政法距離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呈現顯著正影響。中國企業面臨諸多制度約束，地方保護主義、效率低下的國內渠道、高昂的物流費用和土地等多方面的制約，增加了國內的經營成本，使企業在當前制度環境下處于不利地位。中國企業利用東道國的比較制度優勢來規避國內制度約束，降低經營成本，從而實現套利。這一點符合制度逃離論的觀點。經濟距離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呈現顯著負影響。中國GDP在“一帶一路”國家中屬于領先位置，與中國經濟距離較近的國家GDP總額較高，經濟發展水平和需求結構也較為相似，更有利于中國企業進行投資。受國內產能過剩、基礎設施合作、出口優惠政策等的引導，驅動中國企業將多余產能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外交距離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呈現顯著負影響。外交距離越遠，則中國企業對該國直接投資活動越少。良好的國際關系有助于搭建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溝通交流的橋梁，進行互惠互利，減輕貿易進入壁壘，由此，較小的外交距離有助于推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國企業傾向于向知識距離相差較大的國家進行投資。相比之下，中國企業擁有技術和規模等壟斷性優勢，專利和專業技術可使企業生產的產品產生差別，以致有能力控制價格、銷售量和限制競爭者進入。知識距離相差越大，這種控制能力越強，也更受中國企業青睞。除此之外，文化差異導致的產品差異性滿足了東道國的消費需求，促進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

五、穩健性檢驗

首先，分區域進行檢驗。作為企業一項重要的戰略決策，企業投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東道國所處環境的相對優勢。亞洲和歐洲自然環境、貿易環境、開放程度、人種、受教育程度都存在較大差別。將樣本分為亞洲和歐洲，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制度環境以外其他因素的影響，提高回歸分析的穩健性。經濟距離、知識距離和外交距離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與前文回歸分析結果相同，經濟距離為負向影響，其余為正向影響。在文化距離上，中國企業更偏向同屬于亞洲區域，且文化距離相差較大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國企業傾向于投資到政法距離較大、知識距離較遠的亞洲國家。經濟距離、外交距離對亞歐的影響情況一致，較高的經濟與外交水平都促使企業進行直接投資。其次，分收入水平進行檢驗。根據世界銀行的分類標準①將東道國劃分為低收入國家、中低收入國家、中高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進行檢驗。經濟距離、外交距離對中國企業投資產生抑制作用，文化距離、制度距離和知識距離產生促進作用。中國企業只在對中低收入國家進行直接投資時考慮文化差異，且更傾向于文化差異較大的國家。經濟距離對中低收入國家的直接投資作用相反，經濟距離越大，對外直接投資金額越大。大部分制度距離在三類不同收入水平國家都呈現抑制性，即鼓勵中國企業投資，與前文回歸結果幾乎一致。特殊的是，中國企業傾向于在政法距離大的低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進行直接投資。文化距離在中高收入國家對對外直接投資中表現為促進作用。

六、結論與啟示

本文基于“一帶一路”國家樣本，憑借聚類分析和引力模型，實證探討了制度距離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研究發現：第一，制度距離在中國企業直接投資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中國對第三圈層的國家具有明顯的偏向性。第二，不同維度的制度距離作用有所差異。政法距離和知識距離強化了中國企業投資意愿，而經濟距離、外交距離則表現出抑制作用。第三，政法距離、經濟距離和良好的外交關系提高了中國企業直接投資傾向。政法距離對中低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的影響呈現截然相反的結果，中國企業偏向于在政法距離較大的低收入國家或者政法距離較小的高收入國家進行直接投資。本文結論的政策含義在于：中國企業在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投資時，應充分重視制度距離，尤其是重視非正式制度距離，制定具有針對性的投資策略。首先，根據制度接近論，中國企業宜選擇與中國政法制度接近的國家實施投資。東道國的政法制度優勢有利于規避國內制度約束，降低制度成本，從而實現套利。其次，選擇經濟發展水平與需求結構相似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有助于中國企業投資的開展。最后，選擇技術較為先進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將有利于促進技術型企業建立知識經驗、專利技術等內部市場。

作者:周妍巧 李濤 劉灼 單位:重慶醫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