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論文范文10篇

【正文】

綜觀2005年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其主要研究熱點仍集中于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具體而言，其特征表現如下：一是繼續追蹤和深化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有關人物和問題的研究，如盧卡奇、葛蘭西、布洛赫和列斐伏爾等；二是擴展并加強了對某些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的深度挖掘；三是對后馬克思主義或后現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取得明顯的進展。

一、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和流派的研究

伴隨著新世紀的來臨、全球化的浪潮和全球范圍內的科技革命景觀，以及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的迫切性，國外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似有重“熱”之趨向。因此，整理并發掘已有的史料，立足于新的視野，重新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流派，就成為一項擺在面前的重要工作。就過去的一年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覆蓋了盧卡奇、葛蘭西、布洛赫、列斐伏爾和阿爾都塞等人，也包括了各個思想流派，如法蘭克福學派、西方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英國的馬克思主義等。既有新譯著的面世，也有立足新角度的深入挖掘。

1.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的研究

在過去的一年中，對盧卡奇、葛蘭西、布洛赫和晚期列斐伏爾等人的研究是國內學界關注和研究的重點。首先要提及的是盧卡奇的一本重要著作《理性的毀滅》，于2005年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從意識形態上對德國法西斯主義做了“追究既往”式的思想清算。作者把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責追溯到了非理性主義的思想學說，對自20世紀起的西方非理性主義思潮的源流、演變和社會后果等做了系統的考察和批判。作者認為叔本華、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義思潮在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中承擔了不可推卸的“思想責任”。盧卡奇的這一觀點在我們看來并不陌生，也不一定完全贊同，但此書的出版為國內的盧卡奇研究提供了另一新的材料來源。另外，其他學者也從各個角度對盧卡奇的思想做了分析。張亮對盧卡奇的研究進行了方法論的反思，在對盧卡奇自傳文獻產生過程進行歷史分析的基礎上，揭示了其政治辯護的本質和自我遮蔽的不良后果，并為國內研究走出盧卡奇晚年自傳的陰影提供了建設性的向度。張雙利在《對資本主義危機的末世論的洞見》一文中闡釋了早年盧卡奇思想向其著作《歷史與階級意識》轉變的內在歷程，以此為基礎，作者在現代性批判的論域中，重新闡釋了《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物化理論和階級革命之間的內在關系。作者認為，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對現代性的批判是一種末世論的洞見，它既看到了資本主義的末日，也預示了末日之后災難重生的光明道路，喚起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革命的階級意識。張秀芹以“物化、總體性與階級意識——盧卡奇意識形態理論研究”為題，仔細地考察了盧卡奇的意識形態理論。盧卡奇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雖然國內對其研究較多，但對有關其意識形態理論則關注不夠；而且盧卡奇本人可能也沒有系統的意識形態理論論述，所以從意識形態角度來考察盧卡奇，不失為一個較好視野。

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學派起始于1978年出版的G.A.科亨的《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個辯護》一書。在這本著作中，科亨，一個有猶太共產主義者家庭背景的加拿大人，試圖用分析哲學的方法來闡明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科亨的這種嘗試至少對兩類人來說是荒謬的，其一，英語國家中黑格爾和阿爾都塞兩大陣營里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激進分子們，他們一致認為牛津和劍橋分析哲學方法既保守又狹隘；其二，分析哲學家們，他們或者認為馬克思不具有真正哲學意義上的重要性而對他不屑一顧，或者把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學說看作是黑格爾的晦澀主義和幼稚的哲學錯誤的混合體。然而，科亨確信能夠運用普通語言哲學的方法來澄清和說明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理論，并且認為這種方法是對該理論進行真偽評價的必要前提。

在實現其方案的過程中，科亨堅決反對自普列漢諾夫以來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一致認同的觀點，即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在方法上存在著根本的分歧。科亨認為，馬克思創立了世界歷史理論、階級社會理論和革命理論——這些理論值得認真研究。

科亨研究工作所起的示范作用鼓舞和啟發了其他研究者的類似工作，這些研究者大都是(但僅僅是)盎格魯—撒克遜世界的學者：例如J.羅默(美國經濟學家)、J.埃爾斯特(挪威哲學家)、E.O.賴特(美國社會學家)、范帕里斯(比利時政治哲學家)、普澤沃斯基(波蘭政治哲學家)、布倫納(美國歷史學家)和其他一些人。這些思想家組成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學派：除了在極少的基本原則上保持一致，他們相互之間經常發生激烈的爭執。然而，他們至少為自己能夠清晰地闡明論點、觀點，以及能夠采用公開的批評和爭論方式而自豪。他們盡量避免使自己沉迷于那些經常被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使用的模糊策略。由于這個原因，他們稱自己的小組為“非胡說的馬克思主義”(no-bullshitMarxism)(由于每年會議的日期，該小組正式稱為“九月小組”)。這個小組在“馬克思主義”陣營中有一個令人驚奇的特征：一些成員(最明顯的是范帕里斯)從未聲稱過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

在下文中，首先，我將概述一下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第一階段的有深遠意義的貢獻：科亨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和羅默的階級與剝削研究；其次，我將論述與分析馬克思主義相關的社會科學的哲學和“理性選擇的馬克思主義”這一稱呼是否恰當。最后，我討論最近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價值的辯護和替代資本主義制度的詳細設計(這種設計比他們最初的計劃更遠離了左派)。

科亨和歷史理論

科亨在《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個辯護》一書中為之辯護的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解釋，反對哲學批判主義。其核心內容是他對馬克思關于物質屬性和社會屬性兩種區分的堅持和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功能性解釋。

在我們這個時代，任何對于激進可能性的思考，都必須從馬克思主義的批評開始。因為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中，馬克思主義不僅提供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基本的批判，而且激勵和啟發了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的產生，為不同模式的社會和經濟組織提供了對資本主義唯一可能的挑戰。

基于實踐，社會主義社會已經所剩無幾，這使馬克思主義面臨空前的危機，并且對某些馬克思主義不得不明確表達對未來的激進選擇提出了質疑。毫無疑問，激進選擇是必要的，因為當代危機不只是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危機，也是資本主義的危機，但我們還是應該避免激進行為，安守現狀，因為現在看來還沒有什么可以充當資本主義的替身。僵局遲早要被打破，而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怎樣思考這樣的選擇，尤其是在這個時候，資本主義替身的主要來源似乎已在其自身歷史結果的重壓下四分五裂了。

資本主義的歷史表明它自身有能力渡過多次危機，這使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正確性不斷地受到懷疑。同時，馬克思主義也遭到各種激進觀點的質疑，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因其對經濟剝削和階級問題的過分專注，而無法看到在狹隘的經濟組織之外還存在別的壓迫和剝削。這些觀點在過去的幾十年一直十分盛行，因為如下的情形已經越來越明顯：雖然社會主義社會解決了一些經濟剝削和壓迫問題，但他們無法解決另外一些基本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表現得更為尖銳。

諸如此類問題的持續存留，使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新一代覺醒了，但同時也削弱了這一代人的信心。既然社會主義社會能夠宣稱提供資本主義的替身，馬克思主義者就得通過承諾對現存問題在未來的解決方案而避免對馬克思主義基礎的質疑。既然社會主義社會的解體看來已經使馬克思主義喪失了未來，那么就不能再拖延直面這些問題的時間。全球經濟組織的巨變，不僅迫使一部分社會主義社會解體，而且引發了對接踵而來的對馬克思主義相關性的質疑。全球性資本主義的出現，因社會主義社會的瓦解而日益引人注目，它改變了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也改變了民族國家的角色，并且提出對所有關于發展和社會變化的評論進行重新思考的要求。由于這些變化,支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主要社會力量即工人階級，被貶低到了社會的次要地位，其他的支持者在新的形勢下也只能寄希望于政治和社會的未來。雖然現在就宣布馬克思主義的解體可能還為時過早，但是很明顯，馬克思主義已不足以解釋新的世界狀況中產生的新問題。人類解放的理想──廣義地講，就是從經濟的匱乏中、從社會和政治的剝削壓迫中解放出來──必須立足于一種不同于馬克思時代的新的世界形勢，而且必須與新的社會支持者的理想相結合，因為他們是伴隨?耪庵中碌淖純霾摹?nbsp;

正是這種新的世界狀況制造了馬克思主義最近面臨的空前危機。但同樣也是這種新的世界狀況，使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征暴露出來。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也緩解了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前提的質疑──把馬克思主義的失落解釋成對資本主義進行的激進批判。考慮到馬克思主義在所有激進理論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在過去所有對資本主義替身的激進表述中的中心地位，如果我們要全面把握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所存在的所有缺點的話，那么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大膽地面對這些問題。我的目的不是要在其他激進觀點的危機中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再次評判，以便把它從其過去歷史中挽救出來。我的目的是揭示其缺點，以便在思考關于未來的激進可能性時──不管這種可能性看上去是多么的遙不可及──能夠正確地面對這些缺點。

我將結合當今社會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調整來討論馬克思主義。這種重新調整指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更重要的是全球性資本主義的出現，它為理解當代全球的變化提供了最為廣闊的文本背景。我認為，對于把握這些變化的實質及其影響，馬克思主義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要它能避免那種被建構到理論中去的現代化主義（modernizationalism）。畢竟，現在成問題的不只是馬克思主義，還有關于現代化和發展（或者說"惡性發展"，旺達那·希瓦（VandanaShiva）這樣稱它）的整個觀念。馬克思主義不僅需要擺脫現代化的時空目的論，而且需要擺脫概念的目的論，它應該進入社會變化的豐富多彩的概念化過程，即便最終的結果是要求妥協、乃至放棄理論的一致性。我認為，解放的問題不應被任何一種理論所局限，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如果理論必須通過妥協來達到解放的目的，那就讓理論妥協。理論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推進解放，而不是使解放屈就于理論本身或者某種標識理論的特殊理想。

我們能夠——在《共產黨宣言》130年和《資本論》110年之后——為人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勾勒一份類似于資產負債表的東西嗎？當然可以，因為我們不僅就馬克思主義有了歷史的眼光，而且有了關于它的勝利、失敗和悲劇的長期經驗。也許，這也是因為我們從今往后就一直要生活在一個危機、它的危機中——生活在一種有助于驅除一切幻想，并迫使我們全神貫注去接受現實的無情考驗的處境中。1那么，今天，關于那個最根本的、卻又可能一直不被理解的馬克思，我們能記住些什么呢？這里首先有一個簡單的事實：馬克思說過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2這句話已被當成體現著要求讀者“自己思考”3的自由精神的妙語，它實際上帶有很重的份量。馬克思不光是事先一直反對把他的著作解釋為體系、解釋為新的歷史哲學，或解釋為終于發現了的政治經濟科學——由一個“作者”（馬克思）生產出來的具有總體理論（馬克思主義）統一性的作品。馬克思不光是在宣稱《資本論》不是“科學”，而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時候一直拒絕這種自以為是。而且，他在這樣做的同時，甚至就改變著“批評”或“批判”這個說法的意義。針對這個——被理性主義傳統責成要把真實的東西從虛假的東西中解救出來，或者要代表真實的東西來譴責虛假的東西的——概念，馬克思強加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建立在階級斗爭之上的使命：“這種批判代表一個階級……無產階級”。4而通過這些言詞，他還拒絕了那種在傳統意義上把他假定為上述批判的知識分子“作者”的觀念。這些見解使我們回到另一個事實：正是在工人階級運動中——通過分擔它的實踐、它的希望和它的斗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才從根本上改變了，成為“批判的和革命的”5。這不止是觀念史上簡單的一環。在馬克思主義史上，它已經成為那些具有決定意義的理論—政治爭論的賭注。當考茨基在德國社會的全盛期（1902年）斷言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科學”的唯一守護人生產了出來，并“從外面被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中”時，當列寧在一個完全不同的語境（反對“經濟主義”的斗爭）中，甚至也拾起了考茨基的提法時，6他們正用一種最成問題的解釋在暗示馬克思的思想。提法不過是提法。但它能夠使一種政治傾向具體化，同時使某些歷史實踐得到辯護和加強。在科學理論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生產出來，并“從外面被灌輸”到工人階級運動中的這個觀點背后，存在著關于理論與實踐之間，黨與群眾運動之間以及黨的領袖與普通戰士之間關系的一整套觀念，這套觀念通過以上種種分離再生產出資產階級的知識與權力形式。毫無疑問，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是學術上訓練有素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出身并不必然是命運。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角色定義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那個現實命運，是在他們的直接經驗——馬克思對于法國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組織的政治斗爭的經驗，恩格斯對于英國工人階級被剝削狀況和憲章運動的經驗——中徹底表現出來的。在他們“早期著作”的矛盾中，我們可以跟蹤他們逐漸投身進來的那些階段；我們甚至還可以確定那“一刻”——在《1844年手稿》中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戲劇性遭遇之后，他們“意識”到需要徹底追問那些塑造了他們的原則，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變換場所”，以及為了這樣做而“把[他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7這“一刻”是從《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那驚人的、象謎一般的句子中開始體現出來的——它只是一個無盡的探索過程的第一步；這個過程在1848—49年的政治斗爭之后，在《法蘭西階級斗爭》（1850年）、《霧月十八日》（1852年）、《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第一國際的創建（1864年）中，接著在《資本論》本身（1867年）和《法蘭西內戰》（1871年）中持續著。我們可以這樣來回應考茨基的提法：馬克思的思想是在工人階級運動內部、在那個運動及其立場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正是由于來自在斗爭和矛盾中慘淡經營起來的工人階級運動內部，馬克思的思想才能從最初的馬克思主義圈子普及到大型的群眾性政黨中來。我們在由考茨基系統地重申并且列寧也援用了的、恩格斯關于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的著名論點中發現了同樣可疑的解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確屬于那些具有德國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社會主義（我們所說的“三個來源”）教養的知識分子之列。然而，把馬克思的思想歸結為這三股潮流的匯合就是向觀念史的陳辭濫調屈服，從而無法說明促成這一相匯并把它改造為對于自身組成要素的“革命性批判”的政治－理論基礎。黑格爾、斯密與李嘉圖、蒲魯東等等當然構成了馬克思不能不顧及、不能不由以出發的歷史視野，也是他注定要進行加工的原料，但他這樣做的目的卻在于戳穿它的意識形態門面、打亂并重整它的原則、洞察它的另一面——它那藏匿著的現實。為了到達這另一面，恰恰就要“變換場所”，而且要采取另一種立場、一種“代表……無產階級”的“批判”。把這場思想革命的歷史歸結為“三個來源”的簡單匯合，說到底，就是把馬克思看成一個所謂“作者”——他知道怎樣對他頭腦里湊在一起的要素進行結合，例如，通過把黑格爾運用于李嘉圖，建立一種“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這就是認為馬克思可以不觸動其結構而使這三個要素中的每一個都“用腳站起來”——使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使哲學成為辯證唯物主義，再使法國社會主義的幻想成為一種“唯物主義”歷史哲學或——作為那種彌賽亞主義的實踐版本——成為一種科學社會主義。我們知道具有這種完成形式的這些提法在馬克思那里是找不到的。不如說，它們屬于馬克思主義史，并且自第二國際以降，它們就表述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官方定義：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然而我們的確在——因為不得不對尚未命名的事物進行思考而在矛盾中斗爭的——馬克思那里找到一些因素，它們為這些提法的出現打開了方便之門。我們找到了對黑格爾哲學的“顛倒”、使黑格爾辯證法“重新用腳站起來”8的（費爾巴哈的）主題。我們的確找到了——越來越受到批判，但還總是作為一種基調存在的——體現為確定生產方式“演進的幾個時代”相交替并通向共產主義透明性的某種歷史意義、歷史哲學的觀念。9我們在馬克思那里找到了繼“必然王國”之后的“自由王國”這種唯心主義的表述10——即個體的“自由發展”由以代替種種社會關系，使后者像國家和商品關系一樣變成多余的這一共同體的神話。這些主題的或隱或顯的唯心主義不僅出沒于《德意志意識形態》（名副其實的“唯物主義”歷史哲學），而且出沒于1859年《序言》的進化論（諸生產方式的“演進”交替）和在葛蘭西喜愛的名言中同義反復著的終極目的論：“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11同樣的唯心主義以遠為狡猾的形式出沒于《資本論》本身。我們已經學會從《資本論》——無論如何都會給人以深刻印象的——“表達方式”12中辨認出那個虛構的統一性；因為需要從對價值的抽象出發，就是說，需要從可通約性領域所預設的同質性出發，而不是事先把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確定為這個表達過程的條件，所以上述統一性從一開始就被強加了進來。如果說“開頭”的問題對馬克思來說是件麻煩事（“萬事開頭難，每門科學都是如此”13），如果說他給自己強加了把對價值的最大限度的抽象作為強制性起點的觀念，那么這也是某一特定的科學（Wissenschaft）觀念——即關于每一思維過程（Denkprozess）為了求真就必須服從的形式條件（例如全部知識，因而還有對知識的表達，都必須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觀念——作用的結果。顯然，黑格爾就停留在關于真的必然表象（representation,Darstellung）或表達形式的這種幻想之中。關于真思維形態的這種哲學觀念，其影響可以確切地在《資本論》中一一指出：例如在把剩余價值作為生產出來的價值與生產過程中預付的可變資本之間的差額而用算術方法加以表述的地方。14從表達順序出發、被扣除法以這樣的形式強加進來的這種表述，便可以導致對剝削的經濟主義解釋。但剝削無論如何是不能歸結為這種剩余價值的，它必須在其具體形式和條件中得到思考。這也就是說，它必須一方面在勞動過程無法緩解的緊張狀態（擴大、強化、劃分）和勞動組織的分工與規訓的范圍內，另一方面在勞動力再生產的條件（消費、住房、家庭、教育、健康、婦女問題等等）的范圍內得到思考。毋庸置疑，馬克思并沒有認為剝削只等同于價值的減法計算。他談到了剩余價值的不同形式（絕對剩余價值、相對剩余價值）,恰如他談到了在勞動過程和在勞動力再生產中的種種剝削形式。但他是在那些總是顯得很突兀的、“歷史的”和“具體的”而非抽象的章節中，在占統治地位的表達方式的邊緣做到這一點的15——好象他不得不暫停或打斷這種方式才能賦予它應有的意義似的！還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說明致使馬克思陷入從對價值的抽象出發這個自設的圈套中去的那些困境和矛盾。這里僅舉兩例：生產資料在被勞動力運用過程中實現的價值的保存/轉移這個棘手的問題；或者關于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問題，馬克思在那里被一條有缺陷的推理線索絆住了手腳——好像人們沒有必要回過頭去更進一步地理解問題似的。16所以我們看到“變換場所”、采取一種“代表……無產階級”的立場，這種顯而易見的需要，無論怎樣被有意識地提了出來，就其本身而言，也并不是從一開始就服務于“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的。馬克思鼓吹的唯物主義同樣適用于他本人：意識并不是實踐；意識甚至不是有著其真正形式的思想。我們可以指出一個事實來作為這個不可避免的裂縫的標志：除了《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那簡短的、像謎一般的宣言，馬克思本人可能從來沒有關于“他的”哲學說清楚自己的新立場。他給恩格斯許諾要用一打紙談談辯證法，但從未將它們寫出來過。他還“壓下了”1857年《導言》——這是關于他的立場的最詳盡的陳述——并說：“我覺得預先說出正要證明的結論總是有妨害的”。17一切都發生在他的著作和他的斗爭中：這是一場為了確保新立場以防退回舊立場而進行的漫無止境的斗爭——一場即便看似獲勝也總是存亡未卜的戰役；一場為了思考被某些萬能詞語所遮蔽的事物而去找出尚不存在的詞語的斗爭。（這也是超出詞語而進行的斗爭。）《資本論》中最意味深長的含糊其辭便是明證，在這些地方，“異化“繼續出沒在關于拜物教理論、死勞動與活勞動的對立、生產條件對工人的支配、以及共產主義圖景的文本之間。異化：一個舊詞，一個舊的、無所不適的、唯心主義的概念，顯然是在思考著別的什么東西——某種不被思考的、并且一直就那樣存在著的東西。這里還有另一個例子，它可以說明歷史怎樣以十足的唯物主義方式出其不意地超越了馬克思。馬克思區別于所有唯心主義政治哲學，因為他從不對“觀念的統治[omnipotence]”——包括他自己的觀念——抱有任何幻想。（是列寧在受到激烈攻擊的時候才不明智的寫道“馬克思學說具有無限力量[omnipotent]，就是因為它正確。”）18自《宣言》以降，馬克思的立場就是明確的并且從未改變：正是無產階級反對資本家階級的階級斗爭的普遍運動，才能為作為一場“現實的運動”的共產主義開辟道路。觀念的影響只是階級力量對比的次要表現形式。不尋常處在于馬克思根據他自己觀念的立場來考慮上述唯物主義論點。這在《宣言》和1859年《序言》中是同樣明確的，后者的表達還采用了地形學的形式。這樣，馬克思兩次以兩種截然不同的形式說明了他自己的觀念。他先是把它們作為綜合分析的原則加以提出（在《宣言》中針對的是全球形勢，在1859年《序言》中針對的是社會形態的結構）。他的這些觀念從而隨處可見——并且見之于它們的理論形式——因為它們是解釋全球性現實的工具。但是當他把它們放在一個由這種全球性現實所決定和限定的立場上時——用1859年《序言》的那個提法，把它們放在“人們借以意識到[階級]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意識形態的形式”19中時——馬克思的觀念就換上了第二副面孔。于是，通過把他的這些觀念放在一個由社會和階級關系所規定的（上層建筑的）立場上，馬克思不再把它們看作對既定整體的解釋原則，而是只從它們在意識形態斗爭中所可能產生的效果這方面來看待它們。與此同時這些觀念也改變了它們的形式：它們從“理論形式”轉化成“意識形態的形式”。馬克思唯物主義的份量更多地在于——對這些觀念可以在其中獲得能動性的那些條件、形式和限度而言——他具有敏銳的、實踐的意識，而更少地在于他的理論的唯物主義內容。因而，就有了這些觀念在地形學中的雙重銘文。因而，就有了那個根本性的論點——觀念，無論怎樣真實、怎樣在形式上得到了證明，它們也只有在具備了群眾意識形態的形式并被階級斗爭所采用的情況下，才可能獲得歷史的能動性。然而，由于不可思議的歷史的反諷，馬克思的立場并不能設想這樣的可能性，即他自己的思想本身就可以轉而了結“觀念的統治”并被當作為此服務的政治學來使用。這里的問題不是要把馬克思拿來拷問并根據他本人沒有經歷過的歷史——我們必須反思這個歷史——來審判他。但我們還是可以指出這樣一條證據：在馬克思留給我們的所有著作中，論及他所謂“上層建筑”——意指法律、國家，和“意識形態的形式”——的地方微乎其微。在（其貢獻仍屬有限的）葛蘭西之前，馬克思主義傳統并未對馬克思留給我們的東西有所豐富。此外，馬克思主義從理論觀點看仍停留在馬克思的階段，或不如說停留在他的某些缺點中，也是一個令人詫異的悖論。他的思想引發了評論和說明（時而是卓越的，大多是乏味的），也引發了若干應用，并且在革命政治行動的進程里也自然地陷入由解釋而產生的尖銳沖突之中。然而就絕大部分情況而言，馬克思主義在這個過程中一直被重復，并且被扭曲或僵化。假如說馬克思主義不是以烏托邦方式而是以科學方式出現的，假如說世上的所有科學無不靠進步——要求批判地對其最初的表現形式、對其“開頭”加以懷疑的進步——而生存，那么上述現象就叫人吃驚了。在馬克思主義這里沒有發生過那種進步：只有羅莎?盧森堡有勇氣試著去批判《資本論》第二卷里的再生產圖式，然而卻是錯誤的。近年來，一個批判性研究的運動終于象是在成形了，在這之前，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直未能有新的起步或發展。如今，這個悖論不僅僅讓我們看到階級斗爭那無可爭辯的作用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統治，它們使馬克思主義一直在理論上處于守勢；它還讓我們看到了馬克思那里的空白，而我們必須注意，不要以一種理論自身所具有的觀念的名義，即不要以那種應當是“完整的”、沒有裂縫或矛盾的東西的名義對這些空白做出評判。關于觀念在地形學中所具有的雙重立場以及關于觀念從屬于階級斗爭的這種唯物主義，實際上并不足以對觀念在階級斗爭中的有效性進行思考。還必須使觀念能夠為群眾“意識形態的形式”所采用，這不可能單純通過宣傳來實現，而是有賴于階級斗爭的種種組織形式。“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其實就意味著“組織！”現在看來，組織的迫切性好象并沒有給馬克思提出一個特殊的理論難題：整個難題都事先通過由自由平等的成員組成的那個自覺自愿的共同體所具有的透明性——通過對共產主義的自由共同體、一個超出社會關系的共同體的預見——而被解決了。每個組織為了保證其本身思想與行動的統一性，都必須為自己配備一套機器；沒有不帶有這套機器的組織；而機器與戰士之間的分離也會再生產出資產階級的權力分配，導致嚴重的難題并且以悲劇而告終——工人階級在其歷史經驗中將不得不正視的這種觀念，對馬克思來說還是無法想象的。但他的后繼者們也沒有把它當成一個理論難題來解答——甚至羅莎?盧森堡也沒有，盡管她已察覺到某種危險。而且馬克思除了有一種關于組織的透明性概念之外，從未放棄他過去把意識形態看作“意識”或“觀念體系”的那種透明性觀念，也從未成功地設想意識形態的物質性——就是說，設想意識形態在實踐中的實現，而這些實踐則受到依賴于國家并作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形式而起作用的那些機器的支配。馬克思的大多數后繼者所做的無非是對馬克思本人加以重復（注釋或解釋），并且閉著眼睛跳進茫茫黑夜，即對于國家、對于意識形態、對于黨、對于政治的無知的黑暗中——更有甚者，則把馬克思的思想顛倒成與他根本不相容的東西。我們早就聽說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證明教條的誘惑在受到否認之際也會出來作祟。20列寧本人毫不猶豫地斷言“馬克思學說具有無限力量，就是因為它正確”，并說“馬克思主義是被鑄就的一塊鋼鐵”。當然，我們不能忘了這些說法得以形成的語境，要明白列寧是在故意地“把棍子彎向另一邊”；21但歷史改變著語境，這些話卻保留了下來。馬克思主義變成了進化論的歷史哲學（考茨基、普列漢諾夫），《資本論》變成了政治經濟學論文。為了鞏固這個事業的統一性，恩格斯的某些不幸的文本（如《路德維希?費爾巴哈》或《自然辯證法》）被用來構筑“那”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列寧給它提供了絕對的保證，宣稱這是“唯一完備而嚴密的哲學”。在這條發展線索的盡頭，馬克思主義變成一門哲學（辯證唯物主義），而歷史唯物主義是它的一個“必然組成部分”，科學社會主義是它的運用。以馬克思的名義，斯大林用了很多年給這種窮人的黑格爾主義，給——任何地形學都已從中合情合理消失了的——這種沒有外部的絕對知識確定了種種提法。既然“干部決定一切”，那么給真下定義就是領袖的特權，觀念的統治這種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就在國家－黨－國家意識形態的畸形統一性中凱旋了，而群眾恰恰只有在他們獲得解放的名義下屈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工人階級運動的影響還不足以解釋造成上述巨大扭曲的原因；同樣必須說明的是這一意識形態的諸形式在工人運動內部再生產的過程。在這里，一種——不僅關于國家、關于它在某些機器中的物質存在，而且關于黨本身的——意識形態理論是必不可少的。馬克思主義的領袖們歷來對（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工人階級運動內部的政治傾向上產生的影響是敏感的。然而他們總是機械地把它設想為、并最終一成不變地把它認定為造成運動的一切困境和“偏向”的唯一原因。只有這種影響。投身于實踐的、直接的階級斗爭難題并被它們遮住視線的這些領袖們，他們沒有告訴我們：任何斗爭的組織形式都掩藏著一個特有的意識形態，它被設計出來的目的，就是要捍衛并確保組織本身的統一性。即便他們的確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了在政治上具有能動性就必須獲得以群眾為基礎的“意識形態的形式”，他們也并沒有真正重視一個事實，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為了組織的生存、統一性與防衛所需要的意識形態之間存在著差異并潛伏著矛盾。由于缺少一種關于黨、關于其機器的結構所產生的作用的理論，他們不可能想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會因為黨本身所必需的意識形態而受到歪曲。后一種必要條件就反映在列寧關于馬克思主義的“無限力量”和“一塊鋼鐵”的提法里。對有待于在自身組織實踐中被統一起來的黨而言，考慮它在某一危機時期的特定目標與特定前途，和公開保證它的意識形態的真理、保證它的理論與它的實踐的永久統一性一樣，都是必要的。而由于黨是機器，所以對黨的領導來說就有了一種強大的誘惑，使它認為自己理應對某種絕對知識做出意識形態的保證，以至于再也看不到這種知識與其權力相混淆的意識形態功能了，進而也看不到它的風險了——甚而至于也不能理解：意識形態的這種未被認識的功能最終將會在黨自身中、在它的領袖與它的戰士的差別中再生產出資產階級國家的結構。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于工人階級運動的公認的影響，不單是一個“觀念”或“傾向”的問題，而且也反映在適宜于再生產出國家結構的各種組織結構的物質性中——然而想要看到這一點，原本就需要一種關于意識形態、關于國家、關于黨和關于政治的唯物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在其各種組織的實踐中，總是不斷地與這些現實相遭遇：它總是不得不解決由它們提出的難題，但又是摸索著解決的，就像它是盲目的一樣。這造成了列寧的工作和行動的崇高與悲愴：他敏銳地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并且沒有在建立新的黨和新的國家的艱巨任務面前停止修正和改變他的思考，也沒有停止使群眾投身于一場文化革命的意識形態復興。列寧在革命實踐的長期、矛盾的過程中積累的大量經驗，對于把這種實踐當作一個總體的、直接的突變看待的神話概念來說，的確是一貼矯正藥，但并沒有發展成一種關于國家、意識形態和黨的理論。這也造成了葛蘭西的崇高與悲愴：他已經察覺到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和政治分量，但卻無力擺脫那種仍然束縛于一套歷史哲學的歷史研究。這也是造成了毛的崇高的原因：他大膽地使辯證法服從于（他的“矛盾”論的）辯證法，從而實踐地質疑了關于辯證法的形而上學觀念，進而在被指望用來改變黨與群眾關系的文化革命的狂熱計劃中，觸及了意識形態關系的性質，并指出政黨機器脫離群眾以及它的權力的問題。然而在這里，實踐也沒有發展成一種理論。上述證明不應該是變相的判斷。那樣就意味著退回到某種微妙形式的“觀念的統治”中去，意味著把對歷史上發生的事情所應負的責任推給關于意識形態、國家、黨和政治的理論的缺席。那樣就意味著設想“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本可以主宰歷史，并且在這種主宰歷史的唯心主義之外，還假設了另一種唯心主義：它認為，在階級斗爭中“代表……無產階級”的理論并不因為國家和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權力而脫胎于這場斗爭、從屬于這場斗爭的歷史，并不依附于組織的結構以及關乎這些組織的建立與斗爭的意識形態條件的結構。在它的發現中，一如在它的空白與矛盾中，馬克思主義理論都從屬于這場斗爭，就像它涉身于自己歷史的種種歪曲和悲劇中那樣。馬克思主義不該通過譴責或悔恨的方式來擺脫其歷史的悲劇，那種做法只能流于道德主義和理論上、政治上的自暴自棄。對馬克思主義來說，至關重要的是承認這些悲劇、對它們負起責任、把它們提上議事日程并鍛造從根本上理解它們所必需的理論工具。這跟要澄清一段不可逆轉的過去的那種知識分子的好奇心毫無關系。在這樣一個徹底的反思過程里，生死攸關的賭注是今日馬克思主義：最終要讓它開始了解自己、了解那個事實上的和將要改變的自己。因為理論的難題并不是知識分子頭腦里的一場賭博，而他們既不能決定這些難題的突然出現，也不能決定它們的立場，更不能決定它們的解答。要成為今日唯物主義者，我們首先必須承認：如果我們可以就馬克思的思想——它的空白、矛盾和幻想——草成一份初步的、零零碎碎的帳單的話，那也是因為局勢給我們強加了這個任務并使我們能夠去履行它。世界上與我們各國工人階級及群眾斗爭的巨大發展以空前的可能性回答了帝國主義的進攻；最終這使得馬克思主義——在政治上、意識形態上和理論上——的普遍危機帶著它的矛盾、混亂、僵局和悲劇而在光天化日下爆發了。毋須追溯多遠，我們就可以說，這個危機曾經對我們而言是被封鎖和密閉在斯大林主義國家教條主義的各種形式之中的，后者判決所有試圖接近難題的人都是有罪的和政治上孤立的。今天——這是相當重要的新情況——這種封鎖的各種形式正在瓦解，構成危機的因素開始——甚至通過它們的分化——對廣大群眾變得可見了。危機所提出的種種要求使我們看到了在馬克思那里一直缺少的東西，因為今后我們迫切地需要搞明白什么是國家、意識形態、黨和政治。我們只要讀一讀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就會看到，馬克思主義即便在它充滿活力的時候也總是處在一個critique[批判的/危機的]立場上（取該詞的兩個意思：與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幻想做斗爭，和不斷地在其發現中受到威脅），因為它總是介入群眾運動，并被它們搞得措手不及，它總是向群眾斗爭那無法預言的歷史的要求開放著。現在比起任何時候來，即便是處在最糟的矛盾之中，群眾也更多地在行動。也許這是它歷史上的第一次，馬克思主義到了深刻變革的邊緣，變革的最初跡象已然可見。今天，馬克思主義理論能夠、也必須重新采用馬克思的老格言——而不是丟掉它：我們必須“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首先是把馬克思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而且我們應該認識到，這不光是哲學家、知識分子和領袖們的事——甚至不光是個別政黨的事。因為“人人都是‘哲學家’”（葛蘭西語）。歸根到底，它是經受著斗爭無情考驗的廣大群眾的事。

注釋：1LeMarxismeaujour''''hui，是受意大利出版商伽桑蒂（Garzanti）之托，為《歐洲百科全書》（EnciclopediaEuropea，1978）第7卷撰寫的“馬克思主義”詞條的一部分，以意大利文發表。隨后以《今日馬克思主義》（IlMarxismooggi）為題，重印于文集《不能在共產黨內繼續下去的事情》（Quelchedevecambiarenelpartitocommunista），米蘭，1978。1990年首先譯成英文收入英文版文集《哲學和科學家的自發哲學及其它》。本文被視為阿爾都塞的著名講演《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的姐妹篇，后者于同期發表在由意大利《宣言》報主辦的“后革命社會”討論會上（1977年11月，威尼斯）。〖編者注〗2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1890年8月5日），見《全集》第39卷，第432頁。〖編者注〗3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1890年8月5日），見《全集》第39卷，第432頁。〖編者注〗4《資本論》第1卷序言，見《選集》第2卷，第100頁。〖編者注〗5《資本論》第1卷第二版跋，見前引書，第108頁。〖編者注〗6《怎么辦？》，見《全集》第6卷，第34—36頁。考茨基的引文亦見第35頁。〖編者注〗7《〈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見《選集》第2卷，第34頁。〖編者注〗8語出《資本論》第1卷第二版跋。“surlespieds”的說法則源于約?魯瓦的法譯本，見《資本論》（根據作者修訂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第846頁。另參見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商務印書館，1984），第67頁注2。〖編者注〗9《〈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見《選集》第2卷，第33頁。〖編者注〗10《資本論》第3卷，見《全集》第25卷，第926—927頁。〖編者注〗11《〈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見《選集》第2卷，第33頁。〖編者注〗12《資本論》第1卷第二版跋，見《選集》第2卷，第112頁。〖編者注〗13《資本論》第1卷序言，見《選集》第2卷，第99頁。〖編者注〗14《資本論》第1卷第9章“剩余價值率和剩余價值量”。〖編者注〗15例如《資本論》第1卷第8章“工作日”、第13章“機器和大工業”以及第24章“所謂原始積累”。〖編者注〗16《資本論》第1卷第6章“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第3卷第9章“一般利潤率（平均利潤率）的形成和商品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編者注〗17《〈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見《選集》第2卷，第31頁。〖編者注〗18《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見《全集》第23卷，第41頁。這里譯作“正確（的）”的形容詞是vrai，不同于列寧在政治實踐意義上談論的“正確的”（juste），在本書中一般譯作“真（實）的”。關于“正確的”和“真實的”兩者的區別，參見《哲學和科學家的自發哲學（1967）》一文。〖編者注〗19《〈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見《選集》第2卷，第31頁。〖編者注〗20可參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結束語”，《斯大林選集》（人民出版社，1979）下卷，第615—619頁。〖編者注〗21意即“矯枉過正”，見《全集》第7卷，第253頁。〖編者注〗

我們能夠——在《共產黨宣言》130年和《資本論》110年之后——為人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勾勒一份類似于資產負債表的東西嗎？當然可以，因為我們不僅就馬克思主義有了歷史的眼光，而且有了關于它的勝利、失敗和悲劇的長期經驗。也許，這也是因為我們從今往后就一直要生活在一個危機、它的危機中——生活在一種有助于驅除一切幻想，并迫使我們全神貫注去接受現實的無情考驗的處境中。1

那么，今天，關于那個最根本的、卻又可能一直不被理解的馬克思，我們能記住些什么呢？

這里首先有一個簡單的事實：馬克思說過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2這句話已被當成體現著要求讀者“自己思考”3的自由精神的妙語，它實際上帶有很重的份量。馬克思不光是事先一直反對把他的著作解釋為體系、解釋為新的歷史哲學，或解釋為終于發現了的政治經濟科學——由一個“作者”（馬克思）生產出來的具有總體理論（馬克思主義）統一性的作品。馬克思不光是在宣稱《資本論》不是“科學”，而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時候一直拒絕這種自以為是。而且，他在這樣做的同時，甚至就改變著“批評”或“批判”這個說法的意義。針對這個——被理性主義傳統責成要把真實的東西從虛假的東西中解救出來，或者要代表真實的東西來譴責虛假的東西的——概念，馬克思強加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建立在階級斗爭之上的使命：“這種批判代表一個階級……無產階級”。4而通過這些言詞，他還拒絕了那種在傳統意義上把他假定為上述批判的知識分子“作者”的觀念。

這些見解使我們回到另一個事實：正是在工人階級運動中——通過分擔它的實踐、它的希望和它的斗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才從根本上改變了，成為“批判的和革命的”5。這不止是觀念史上簡單的一環。在馬克思主義史上，它已經成為那些具有決定意義的理論—政治爭論的賭注。當考茨基在德國社會的全盛期（1902年）斷言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科學”的唯一守護人生產了出來，并“從外面被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中”時，當列寧在一個完全不同的語境（反對“經濟主義”的斗爭）中，甚至也拾起了考茨基的提法時，6他們正用一種最成問題的解釋在暗示馬克思的思想。提法不過是提法。但它能夠使一種政治傾向具體化，同時使某些歷史實踐得到辯護和加強。在科學理論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生產出來，并“從外面被灌輸”到工人階級運動中的這個觀點背后，存在著關于理論與實踐之間，黨與群眾運動之間以及黨的領袖與普通戰士之間關系的一整套觀念，這套觀念通過以上種種分離再生產出資產階級的知識與權力形式。

毫無疑問，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是學術上訓練有素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出身并不必然是命運。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角色定義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那個現實命運，是在他們的直接經驗——馬克思對于法國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組織的政治斗爭的經驗，恩格斯對于英國工人階級被剝削狀況和憲章運動的經驗——中徹底表現出來的。在他們“早期著作”的矛盾中，我們可以跟蹤他們逐漸投身進來的那些階段；我們甚至還可以確定那“一刻”——在《1844年手稿》中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戲劇性遭遇之后，他們“意識”到需要徹底追問那些塑造了他們的原則，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變換場所”，以及為了這樣做而“把[他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7這“一刻”是從《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那驚人的、象謎一般的句子中開始體現出來的——它只是一個無盡的探索過程的第一步；這個過程在1848—49年的政治斗爭之后，在《法蘭西階級斗爭》（1850年）、《霧月十八日》（1852年）、《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第一國際的創建（1864年）中，接著在《資本論》本身（1867年）和《法蘭西內戰》（1871年）中持續著。我們可以這樣來回應考茨基的提法：馬克思的思想是在工人階級運動內部、在那個運動及其立場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正是由于來自在斗爭和矛盾中慘淡經營起來的工人階級運動內部，馬克思的思想才能從最初的馬克思主義圈子普及到大型的群眾性政黨中來。

我們在由考茨基系統地重申并且列寧也援用了的、恩格斯關于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的著名論點中發現了同樣可疑的解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確屬于那些具有德國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社會主義（我們所說的“三個來源”）教養的知識分子之列。然而，把馬克思的思想歸結為這三股潮流的匯合就是向觀念史的陳辭濫調屈服，從而無法說明促成這一相匯并把它改造為對于自身組成要素的“革命性批判”的政治－理論基礎。黑格爾、斯密與李嘉圖、蒲魯東等等當然構成了馬克思不能不顧及、不能不由以出發的歷史視野，也是他注定要進行加工的原料，但他這樣做的目的卻在于戳穿它的意識形態門面、打亂并重整它的原則、洞察它的另一面——它那藏匿著的現實。為了到達這另一面，恰恰就要“變換場所”，而且要采取另一種立場、一種“代表……無產階級”的“批判”。把這場思想革命的歷史歸結為“三個來源”的簡單匯合，說到底，就是把馬克思看成一個所謂“作者”——他知道怎樣對他頭腦里湊在一起的要素進行結合，例如，通過把黑格爾運用于李嘉圖，建立一種“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這就是認為馬克思可以不觸動其結構而使這三個要素中的每一個都“用腳站起來”——使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使哲學成為辯證唯物主義，再使法國社會主義的幻想成為一種“唯物主義”歷史哲學或——作為那種彌賽亞主義的實踐版本——成為一種科學社會主義。

無論是就文學活動的功能屬性還是其存在系統而言，讀者也就是文學作品的接受與消費主體都有其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和研究價值。然而，長期以來，我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對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關系，對文學的上層建設性質和意識形態本性注目較多，而對文學活動存在系統及各個環節的研究則很不夠，對讀者接受問題的研究尤其薄弱。相對于對社會生活和作家的高度重視而言，讀者問題在我們以往的文學理論體系中并沒有構成一個具有理論生成性的重要維度。這與以人民為歷史活動主體和社會發展動力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一貫倡導的為人民服務的文學發展方向和宗旨極不相稱，同時也與當代文學活動由生產占主導向消費占主導的基本生態格局的演進不相符合。因此，立足于當代文學和文學理論發展的新現實、新境況，確立讀者意識，研究讀者問題，建立馬克思主義的讀者理論，既是文論研究對時代情勢現實要求的呼應，也是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體系的需要。

二、讀者理論的興起及其在中國的傳播

讀者問題之得到重視，始于接受美學等當論學派的興起。從傳統上來看，西方文學理論的主流形態長期以來關注的一直都是文藝與現實的關系問題，古希臘時期由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從不同角度闡發的文藝幕仿說，文藝復興時期由達·芬奇和莎士比亞等人宣揚的文藝鏡子說，以及19世紀以來與現實主義創作相表里的各種再現理論都是其典型的代表。近代以來，伴隨著人本主義精神價值的崛起，特別是各種感傷主義、浪漫主義文藝思潮的泛濫，注重作家主觀心理世界之展露的表現理論又異軍突出。至19世紀中葉之后，在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哲學思潮的強勁影響之下，無論是取得學科地位的文學史研究，還是一般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對文學與其外部因素的關系做因果式的研究也就是韋勒克所謂“文學的外部研究”，均成為文學研究的常態和主流范式。這種研究范式在20世紀上半葉受到了俄國形式主義和英美新批評等新形式主義文學理論與批評流派的挑戰和沖擊。基于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及其他人文科學理論的影響，這些新的文學理論流派反對實證主義的文學研究方法，將關注的目光從社會和作者轉向了文學本身，提出了各種被稱為“自治”理論的文學主張，并深入到文學系統內部研究文學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及內在的形式結構，探討文學之為文學的內在構成規律和秩序，形成了艾布拉姆斯所說的“客體化走向”，即“在原則上把藝術品從所有這些外界參照物中孤立出來看待，把它當作一個內部各部分按其內在聯系而構成的自足體來分析，并只根據作品存在方式的內在標準來評判它”。[①]形式主義文學理論雖然在追求文學性的自律化建構中為文學理論帶來了一些新的東西，但這種理論傾向同樣也是偏頗的，它不僅割裂了文學與社會生活之間的有機聯系，也斷絕了文學作品與創作者和接受者之間的關系，不僅不能使我們對文學的社會性質和社會功能問題有正確的認識，甚至也不能使我們對文學的存在本身形成科學的解釋。因之，在反思形式主義文學理論利弊得失的基礎上，20世紀中葉之后的西方文學理論又進一步轉向了文學活動與社會、歷史和文化的關系上來，轉向文學活動系統中接受與影響問題的研究上來，而讀者問題的研究則成為新一輪文學理論轉向的重心和突破口。

實際上，早在形式主義理論批評大行其道的20世紀上半葉，讀者問題即已進入許多文學理論學派的視野。1930年代，現象學文論家茵伽登就在《對文學的藝術作品的認識》中指出，文學作品是一種圖式化的構造，它永遠不可能通過有限的詞句把某個對象的無限豐富的性質完全表現出來，其中包含了許多“空白”和“未定點”，有待于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加以填充和具體化。因此，未經閱讀的作品只是“潛在的存在”或“可能的存在”，只有通過讀者的閱讀才能轉化為現實的存在、具體的存在。40年代，薩特在《什么是文學？》中又證明，文學活動是一個開放的流動過程，它始于作者的創作，終于讀者的接受。作家不是為自己而是為讀者創造文學對象的，文學作品這個既是具體的又是想象出來的對象只有在作者和讀者的聯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現。“既然創造只能在閱讀中得到完成，既然藝術家必須委托另一個人來完成他開始做的事情，既然他只有通過讀者的意識才能體會到他對于自己的作品而言是最主要的，因此任何文學作品都是一項召喚。寫作，這是為了召喚讀者以便讀者把我借助語言著手進行的揭示轉化為客觀存在。”[②]由此可見，閱讀過程中的讀者意識對于再度呈現由作者的寫作隱含在文字中的東西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樣一來，讀者及其閱讀活動在文學中就具有了至為重要的本體論地位。60年代以后，解釋學文論和接受美學進一步確立了從讀者理解與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學的方法或范式。伽達默爾從其解釋學哲學出發，認為藝術作品不是一個擺在那里以供科學認知的對象，它存在于意義的顯現和理解活動之中。在文學理解活動中，讀者不是被動地接受外在于己的作品，而總是帶著由整體的歷史傳統內化而成的“前見”參與其中。不同的“前見”意味著不同的視野，理解活動從而正是理解者視野與被理解者視野的融合過程，不同視野的融合過程便形成了作品的效果歷史。因此，文學作品的存在展示為向未來的理解無限開放的效果史，而讀者的理解則是作品歷史性存在的關鍵。以伽達默爾的“視野融合”和“效果史”理論為基礎，接受美學的代表人物姚斯進一步借助“期待視野”的概念，闡明了作品的理解過程即是讀者的期待視野對象化的過程，而文學作品的存在史也就是作品與讀者的接受相互作用的歷史，文學史不是別的，就是作品的接受史，實際上也就是讀者期待視野的構成、作用及變化史，讀者是文學史不可或缺的構成維度。另一位接受美學代表人物伊瑟爾則在改造現象學文論家茵伽登的作品存在論和伽達默爾的視野融合理論基礎上，借助于“文本的召喚結構”和“文本的隱含讀者”等術語，從“效應研究”的角度闡明了文學作品是文本與讀者之間的一種動態交流形式，進一步揭示了讀者在文學作品生成中的創造性作用。解釋學文論和接受美學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強力沖擊，使西方文論實現了從以往的“作者中心”和“作品中心”向“讀者中心”的現代轉向。接受美學之后，英美的讀者反應批評進一步強化了讀者對于文學活動的重要性，認為本文、意義、文學這些基本概念都不是外在的客體，而只存在于讀者的心目之中，是讀者經驗的產物，讀者被極端化地推崇為文學意義和價值的唯一創造者。在對讀者的主觀反應經驗的一味神化之中，讀者反應批評徹底解構了本文的客觀性存在，打破了伊瑟爾等接受美學家謹慎地維持著的文本與讀者的動態交流關系，讀者的主觀反應成了文學存在的唯一根據。

與西方文論的發展歷程相似，我國現當代文論由于深受近代以來的認識論哲學和政治現實的規約和囿限，在長期的發展中特別注重文學對于社會生活的反映特性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意識形態教化功能，因而便自然而然地重視文學活動系統中的創作或生產，相對來說對于文學活動中的接受或消費，對于文學接受或消費的主體——讀者則比較忽視。盡管一般的文學理論研究也涉及讀者的閱讀和接受問題，但作者的創作及其成果——文學作品總是第一位的，是基礎和前提，閱讀和接受則是第二位的，處于被動和從屬的地位。體現在文學理論教科書的編撰中，讀者及其閱讀和接受問題并沒有作為具有構成性和生長性的理論概念和范疇被提出來并加以深入研究，而只是一般性地涉及到閱讀和接受中的欣賞和批評及其關系問題。這種狀況，只是隨著以姚斯和伊瑟爾為代表的接受美學以及與接受美學相關的西方現代文學理論諸流派如現象學文論、存在主義文論、解釋學文論和讀者反應批評等的介紹和引進，才逐漸有了根本性的變化。

接受美學以及與其相關的讀者理論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伴隨著文藝學方法論探尋熱潮傳入中國的，其引進和傳播過程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上世紀80年代中前期是學派名稱和基本觀點的引進介紹期。1983年，馮漢津翻譯了意大利威尼斯大學名譽教授梅雷加利刊載于法國《比較文學雜志》1980年第2期上的《論文學接收》一文，發表于《文藝理論研究》1983年第3期和同年6月的《國外社會科學著作提要》上，首次向大陸學界介紹了以姚斯和伊瑟爾為代表的德國“康斯坦茨學派”的接受美學運動及其基本理論觀點，文后的“譯者附記”還對這種“新理論”的價值和不足之處做了簡要的點評和分析。這之后，1983年末到1984年，張黎分別在《文學評論》1983年第6期和《百科知識》1984年9月號上撰寫了《關于接受美學的筆記》和《接受美學——一種新興的文學研究方法》兩篇文章，不僅較為全面地概括了接受美學產生的理論背景和主要內容，而且在介紹以姚斯為代表的聯邦德國的接受美學思想的同時，還介紹了以瑙曼為首的民主德國學者和梅拉赫等原蘇聯學者的某些相關觀點。1984年3月，張隆溪在《讀書》上發表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關于闡述學與接受美學》一文，進一步介紹了解釋學、接受美學和讀者反應批評三派注重讀者問題的西方理論，并聯系中國古代的有關理論資料簡論了知音難得和闡釋差距的問題。從1985年到1987年，羅悌倫、章國鋒、孫津、吳元邁等也分別在《當代文藝思潮》、《文學評論》、《光明日報》等報刊撰寫了譯介和評述文章，為接受美學在中國的傳播起了導夫先路的作用。

三維目標

知識與能力

1.掌握馬克思主義誕生的主客觀條件，理解其誕生的歷史必然性和重要性。

2.掌握《共產黨宣言》的主要內容，理解其理論觀點，探究其歷史意義。

3.探討巴黎公社的措施和歷史教訓對后來革命的影響。

過程與方法

馬克思主義實踐|馬克思主義論文與實踐以至經濟發展聯系起來，把真正的哲學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要求哲學不僅在內容上而且在表現上與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不僅要造就世界的哲學，也要造就哲學的世界，強調發揮哲學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

費爾巴哈對于馬克思超越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觀和建構唯物主義實踐觀發生過極為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費爾巴哈的人本學唯物主義哲學的深

刻影響下，馬克思開始自覺地批判黑格爾的思辨唯心主義，并建構自己的唯物主義哲學。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中，馬克思從黑格爾的法哲學入手，批判黑格爾學說與實際生活的脫節和對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顛倒，主張深入于社會的物質生活，立足于市民社會來理解國家關系。在《德法年鑒》工作期間，馬克思已作為一個革命家而進行活動，主張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把宗教解放與政治解放、階級解放與人類解放結合起來，并為此而訴諸群眾、訴諸無產階級，力圖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和建設新世界。馬克思在這一時期的革命批判與革命實踐為他的科學實踐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實踐基礎。

對馬克思主義實踐論哲學觀的形成，《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內容有兩個方面尤須關注。第一，對于實踐及其與理論和哲學關系的論述。馬克思認為，實踐是人的本質特征之一：“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即改造無機界，證明了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正是人的實踐，構成了關于人的科學的基礎，也是解決理論難題的重要條件。馬克思說，“真正的實踐……是現實的和實證的理論的條件”，“關于人的科學本身是人在實踐上的自我實現的產物”，而“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實踐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這種對立的解決絕不只是認識的任務，而是一個現實生活的任務，而哲學未能解決這個任務，正因為哲學把這僅僅看作理論的任務”（《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139、150、127頁）。馬克思的這些思想為他后來明確提出哲學的實踐功能提供了前提。

第二，自覺地從唯物主義立場上對黑格爾唯心主義否定性辯證法進行批判與改造。馬克思揭露了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唯心主義實質，但并沒有根本拋棄他，而是同時也充分肯定黑格爾哲學中辯證法的合理因素。人在自覺地能動地改造外部世界的活動中，把自己的內在本質外化、對象化、實在化，使外部世界發生合目的性變化，而人也在這個過程中得到表現、實現，得到自我發展和確證。而這個過程正是人的勞動實踐過程。黑格爾對于勞動在人的自我產生與發展中具有特殊作用的思想，給了馬克思以很大的影響，正是從這樣的特殊視角來研究和批判黑格爾哲學，尤其是批判性地吸收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因素，使馬克思后來在實踐論的根據上把唯物論與辯證法結合起來，并將其在社會、歷史領域中得到擴展，創立自己的新唯物主義成為可能。

馬克思對于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超越與他和恩格斯對于物質生產實踐的特別關注有密切聯系。在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一書中他們批判和清算青年黑格爾派的思辨唯心主義，以唯物主義方式論證了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并努力克服費爾巴哈在社會歷史領域當中的歷史唯心主義局限，開始建立唯物主義的哲學史觀，從而為以唯物主義方式徹底解決哲學基本問題、建立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觀奠定了理論基礎。他們提出并論證物質資料的生產對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強調只有從物質生產實踐出發才能正確地認識、理解和解釋歷史。

【內容提要】我們有理由把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分為三種具體形態：一是否定既成知識、面向未知世界的發現辯證法，二是否定既成現象世界、面向本質世界的再現辯證法，三是否定既成現實、面向未來世界的實踐辯證法。辯證法的這三種形態具有不同的應用功能，并且在適用范圍、矛盾結構、解決矛盾的方式、基本規律和辯證運動進程等各方面都有明顯的差異。

【英文摘要】WehavethereasonstothinktheMarxistdialecticsmaybedividedintothreeconcreteforms:first,thediscovereddiaecticsthatdeniestheaccomplishedknowledgeandfacestotheunknownworld;second,reappearingdialecticsthatdeniesthepresentphenomenonworldandfacestotheessentialworld;third,practiceddialecticsthatdeniestheaccomplishedrealityandfacestothefuntureworld.Thesethreeformsofdialecticshavedifferentapplicativefunctionsandhaveapparentdifferencesinscopeofapplication,structureofcontradiction,thewayofsolvingcontradiction,thebasiclawandthedialecticalcourseofmoverment.

【關鍵詞】發現辯證法/再現辯證法/實踐辯證法/discovereddialectics/reappearingdialectics/practiceddialectics

【正文】

中圖分類號：A8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9743(2003)06-0001-05

一、辯證法形態理論異動的歷史回顧

摘要：馬克思認為人類理性思維的特質就是運用思維的“抽象力”通過現象揭示事物的本質，而這種抽象力把世界作為整體把握時是“思維著的頭腦的產物”。因而認為“馬克思對形而上學的顛覆”，首先在于他意識到任何理性、觀念不是現象背后的本質，只是“傳統形而上學的幻覺”的觀點是難以令人信服的；而且這種反本質的觀點，又是一種標準的后現代哲學語境。在黑格爾哲學體系中并不存在“認識過程”混同于“表達過程”，語言不僅不是消除哲學問題的工具，而且還是澄清哲學問題的砝碼。馬克思思想的連續性與“顛覆”一詞是格格不入的。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旨在剝離它的唯心論外殼，決非要去顛覆它。

關鍵詞：形而上學；馬克思；黑格爾；顛覆；后現代；哲學

一

馬克思認為，統一的人類思維在不同的領域掌握世界的本質有不同的方式。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他說：“整體，當它在頭腦中作為被思維的整體而出現時，是思維著的頭腦的產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于對世界的藝術的、宗教的、實踐棗精神的掌握的。”［1］(104頁)在這里，克思明確指出科學的理論(包括哲學)思維方式與藝術以及宗教、“實踐椌瘛彼嘉絞降牟煌刂省＊?/P>

那么，科學的理論的思維方式的特質是什么呢?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1］(206頁)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抽象力”是人類理性思維的特質，理性思維就是要運用“抽象力”通過現象揭示事物的本質。因為事物的本質摸不著、看不見，不能用感性來把握，所以，它又必然是隱藏在現象背后的（確切地說是深藏在現象之中的）東西。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過程中曾經深刻地指出：認識財富的普遍本質，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絕對性即抽象性的勞動提高為原則，是一個必要的進步；李嘉圖之所以在勞動價值論中停步了，沒有發現剩余價值，一方面當然是因為李嘉圖是一位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家，另一方面也因為他缺乏深度的理性思維能力，即不發達的思維抽象力。

這種不發達的“抽象力”使李嘉圖只能就利潤和地租這些特殊形式來考察剩余價值，而不能發現剩余價值本身，即剩余價值的純粹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