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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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夠——在《共產黨宣言》130年和《資本論》110年之后——為人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勾勒一份類似于資產負債表的東西嗎？當然可以，因為我們不僅就馬克思主義有了歷史的眼光，而且有了關于它的勝利、失敗和悲劇的長期經驗。也許，這也是因為我們從今往后就一直要生活在一個危機、它的危機中——生活在一種有助于驅除一切幻想，并迫使我們全神貫注去接受現實的無情考驗的處境中。1

那么，今天，關于那個最根本的、卻又可能一直不被理解的馬克思，我們能記住些什么呢？

這里首先有一個簡單的事實：馬克思說過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2這句話已被當成體現著要求讀者“自己思考”3的自由精神的妙語，它實際上帶有很重的份量。馬克思不光是事先一直反對把他的著作解釋為體系、解釋為新的歷史哲學，或解釋為終于發現了的政治經濟科學——由一個“作者”（馬克思）生產出來的具有總體理論（馬克思主義）統一性的作品。馬克思不光是在宣稱《資本論》不是“科學”，而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時候一直拒絕這種自以為是。而且，他在這樣做的同時，甚至就改變著“批評”或“批判”這個說法的意義。針對這個——被理性主義傳統責成要把真實的東西從虛假的東西中解救出來，或者要代表真實的東西來譴責虛假的東西的——概念，馬克思強加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建立在階級斗爭之上的使命：“這種批判代表一個階級……無產階級”。4而通過這些言詞，他還拒絕了那種在傳統意義上把他假定為上述批判的知識分子“作者”的觀念。

這些見解使我們回到另一個事實：正是在工人階級運動中——通過分擔它的實踐、它的希望和它的斗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才從根本上改變了，成為“批判的和革命的”5。這不止是觀念史上簡單的一環。在馬克思主義史上，它已經成為那些具有決定意義的理論—政治爭論的賭注。當考茨基在德國社會的全盛期（1902年）斷言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科學”的唯一守護人生產了出來，并“從外面被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中”時，當列寧在一個完全不同的語境（反對“經濟主義”的斗爭）中，甚至也拾起了考茨基的提法時，6他們正用一種最成問題的解釋在暗示馬克思的思想。提法不過是提法。但它能夠使一種政治傾向具體化，同時使某些歷史實踐得到辯護和加強。在科學理論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生產出來，并“從外面被灌輸”到工人階級運動中的這個觀點背后，存在著關于理論與實踐之間，黨與群眾運動之間以及黨的領袖與普通戰士之間關系的一整套觀念，這套觀念通過以上種種分離再生產出資產階級的知識與權力形式。

毫無疑問，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是學術上訓練有素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出身并不必然是命運。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角色定義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那個現實命運，是在他們的直接經驗——馬克思對于法國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組織的政治斗爭的經驗，恩格斯對于英國工人階級被剝削狀況和憲章運動的經驗——中徹底表現出來的。在他們“早期著作”的矛盾中，我們可以跟蹤他們逐漸投身進來的那些階段；我們甚至還可以確定那“一刻”——在《1844年手稿》中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戲劇性遭遇之后，他們“意識”到需要徹底追問那些塑造了他們的原則，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變換場所”，以及為了這樣做而“把[他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7這“一刻”是從《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那驚人的、象謎一般的句子中開始體現出來的——它只是一個無盡的探索過程的第一步；這個過程在1848—49年的政治斗爭之后，在《法蘭西階級斗爭》（1850年）、《霧月十八日》（1852年）、《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第一國際的創建（1864年）中，接著在《資本論》本身（1867年）和《法蘭西內戰》（1871年）中持續著。我們可以這樣來回應考茨基的提法：馬克思的思想是在工人階級運動內部、在那個運動及其立場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正是由于來自在斗爭和矛盾中慘淡經營起來的工人階級運動內部，馬克思的思想才能從最初的馬克思主義圈子普及到大型的群眾性政黨中來。

我們在由考茨基系統地重申并且列寧也援用了的、恩格斯關于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的著名論點中發現了同樣可疑的解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確屬于那些具有德國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社會主義（我們所說的“三個來源”）教養的知識分子之列。然而，把馬克思的思想歸結為這三股潮流的匯合就是向觀念史的陳辭濫調屈服，從而無法說明促成這一相匯并把它改造為對于自身組成要素的“革命性批判”的政治－理論基礎。黑格爾、斯密與李嘉圖、蒲魯東等等當然構成了馬克思不能不顧及、不能不由以出發的歷史視野，也是他注定要進行加工的原料，但他這樣做的目的卻在于戳穿它的意識形態門面、打亂并重整它的原則、洞察它的另一面——它那藏匿著的現實。為了到達這另一面，恰恰就要“變換場所”，而且要采取另一種立場、一種“代表……無產階級”的“批判”。把這場思想革命的歷史歸結為“三個來源”的簡單匯合，說到底，就是把馬克思看成一個所謂“作者”——他知道怎樣對他頭腦里湊在一起的要素進行結合，例如，通過把黑格爾運用于李嘉圖，建立一種“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這就是認為馬克思可以不觸動其結構而使這三個要素中的每一個都“用腳站起來”——使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使哲學成為辯證唯物主義，再使法國社會主義的幻想成為一種“唯物主義”歷史哲學或——作為那種彌賽亞主義的實踐版本——成為一種科學社會主義。

我們知道具有這種完成形式的這些提法在馬克思那里是找不到的。不如說，它們屬于馬克思主義史，并且自第二國際以降，它們就表述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官方定義：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然而我們的確在——因為不得不對尚未命名的事物進行思考而在矛盾中斗爭的——馬克思那里找到一些因素，它們為這些提法的出現打開了方便之門。我們找到了對黑格爾哲學的“顛倒”、使黑格爾辯證法“重新用腳站起來”8的（費爾巴哈的）主題。我們的確找到了——越來越受到批判，但還總是作為一種基調存在的——體現為確定生產方式“演進的幾個時代”相交替并通向共產主義透明性的某種歷史意義、歷史哲學的觀念。9我們在馬克思那里找到了繼“必然王國”之后的“自由王國”這種唯心主義的表述10——即個體的“自由發展”由以代替種種社會關系，使后者像國家和商品關系一樣變成多余的這一共同體的神話。

這些主題的或隱或顯的唯心主義不僅出沒于《德意志意識形態》（名副其實的“唯物主義”歷史哲學），而且出沒于1859年《序言》的進化論（諸生產方式的“演進”交替）和在葛蘭西喜愛的名言中同義反復著的終極目的論：“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11同樣的唯心主義以遠為狡猾的形式出沒于《資本論》本身。我們已經學會從《資本論》——無論如何都會給人以深刻印象的——“表達方式”12中辨認出那個虛構的統一性；因為需要從對價值的抽象出發，就是說，需要從可通約性領域所預設的同質性出發，而不是事先把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確定為這個表達過程的條件，所以上述統一性從一開始就被強加了進來。

如果說“開頭”的問題對馬克思來說是件麻煩事（“萬事開頭難，每門科學都是如此”13），如果說他給自己強加了把對價值的最大限度的抽象作為強制性起點的觀念，那么這也是某一特定的科學（Wissenschaft）觀念——即關于每一思維過程（Denkprozess）為了求真就必須服從的形式條件（例如全部知識，因而還有對知識的表達，都必須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觀念——作用的結果。顯然，黑格爾就停留在關于真的必然表象（representation,Darstellung）或表達形式的這種幻想之中。

關于真思維形態的這種哲學觀念，其影響可以確切地在《資本論》中一一指出：例如在把剩余價值作為生產出來的價值與生產過程中預付的可變資本之間的差額而用算術方法加以表述的地方。14從表達順序出發、被扣除法以這樣的形式強加進來的這種表述，便可以導致對剝削的經濟主義解釋。但剝削無論如何是不能歸結為這種剩余價值的，它必須在其具體形式和條件中得到思考。這也就是說，它必須一方面在勞動過程無法緩解的緊張狀態（擴大、強化、劃分）和勞動組織的分工與規訓的范圍內，另一方面在勞動力再生產的條件（消費、住房、家庭、教育、健康、婦女問題等等）的范圍內得到思考。毋庸置疑，馬克思并沒有認為剝削只等同于價值的減法計算。他談到了剩余價值的不同形式（絕對剩余價值、相對剩余價值）,恰如他談到了在勞動過程和在勞動力再生產中的種種剝削形式。但他是在那些總是顯得很突兀的、“歷史的”和“具體的”而非抽象的章節中，在占統治地位的表達方式的邊緣做到這一點的15——好象他不得不暫停或打斷這種方式才能賦予它應有的意義似的！

還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說明致使馬克思陷入從對價值的抽象出發這個自設的圈套中去的那些困境和矛盾。這里僅舉兩例：生產資料在被勞動力運用過程中實現的價值的保存/轉移這個棘手的問題；或者關于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問題，馬克思在那里被一條有缺陷的推理線索絆住了手腳——好像人們沒有必要回過頭去更進一步地理解問題似的。16

所以我們看到“變換場所”、采取一種“代表……無產階級”的立場，這種顯而易見的需要，無論怎樣被有意識地提了出來，就其本身而言，也并不是從一開始就服務于“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的。馬克思鼓吹的唯物主義同樣適用于他本人：意識并不是實踐；意識甚至不是有著其真正形式的思想。我們可以指出一個事實來作為這個不可避免的裂縫的標志：除了《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那簡短的、像謎一般的宣言，馬克思本人可能從來沒有關于“他的”哲學說清楚自己的新立場。他給恩格斯許諾要用一打紙談談辯證法，但從未將它們寫出來過。他還“壓下了”1857年《導言》——這是關于他的立場的最詳盡的陳述——并說：“我覺得預先說出正要證明的結論總是有妨害的”。17一切都發生在他的著作和他的斗爭中：這是一場為了確保新立場以防退回舊立場而進行的漫無止境的斗爭——一場即便看似獲勝也總是存亡未卜的戰役；一場為了思考被某些萬能詞語所遮蔽的事物而去找出尚不存在的詞語的斗爭。（這也是超出詞語而進行的斗爭。）《資本論》中最意味深長的含糊其辭便是明證，在這些地方，“異化“繼續出沒在關于拜物教理論、死勞動與活勞動的對立、生產條件對工人的支配、以及共產主義圖景的文本之間。異化：一個舊詞，一個舊的、無所不適的、唯心主義的概念，顯然是在思考著別的什么東西——某種不被思考的、并且一直就那樣存在著的東西。

這里還有另一個例子，它可以說明歷史怎樣以十足的唯物主義方式出其不意地超越了馬克思。馬克思區別于所有唯心主義政治哲學，因為他從不對“觀念的統治[omnipotence]”——包括他自己的觀念——抱有任何幻想。（是列寧在受到激烈攻擊的時候才不明智的寫道“馬克思學說具有無限力量[omnipotent]，就是因為它正確。”）18自《宣言》以降，馬克思的立場就是明確的并且從未改變：正是無產階級反對資本家階級的階級斗爭的普遍運動，才能為作為一場“現實的運動”的共產主義開辟道路。觀念的影響只是階級力量對比的次要表現形式。

不尋常處在于馬克思根據他自己觀念的立場來考慮上述唯物主義論點。這在《宣言》和1859年《序言》中是同樣明確的，后者的表達還采用了地形學的形式。這樣，馬克思兩次以兩種截然不同的形式說明了他自己的觀念。他先是把它們作為綜合分析的原則加以提出（在《宣言》中針對的是全球形勢，在1859年《序言》中針對的是社會形態的結構）。他的這些觀念從而隨處可見——并且見之于它們的理論形式——因為它們是解釋全球性現實的工具。但是當他把它們放在一個由這種全球性現實所決定和限定的立場上時——用1859年《序言》的那個提法，把它們放在“人們借以意識到[階級]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意識形態的形式”19中時——馬克思的觀念就換上了第二副面孔。于是，通過把他的這些觀念放在一個由社會和階級關系所規定的（上層建筑的）立場上，馬克思不再把它們看作對既定整體的解釋原則，而是只從它們在意識形態斗爭中所可能產生的效果這方面來看待它們。與此同時這些觀念也改變了它們的形式：它們從“理論形式”轉化成“意識形態的形式”。

馬克思唯物主義的份量更多地在于——對這些觀念可以在其中獲得能動性的那些條件、形式和限度而言——他具有敏銳的、實踐的意識，而更少地在于他的理論的唯物主義內容。因而，就有了這些觀念在地形學中的雙重銘文。因而，就有了那個根本性的論點——觀念，無論怎樣真實、怎樣在形式上得到了證明，它們也只有在具備了群眾意識形態的形式并被階級斗爭所采用的情況下，才可能獲得歷史的能動性。

然而，由于不可思議的歷史的反諷，馬克思的立場并不能設想這樣的可能性，即他自己的思想本身就可以轉而了結“觀念的統治”并被當作為此服務的政治學來使用。這里的問題不是要把馬克思拿來拷問并根據他本人沒有經歷過的歷史——我們必須反思這個歷史——來審判他。但我們還是可以指出這樣一條證據：在馬克思留給我們的所有著作中，論及他所謂“上層建筑”——意指法律、國家，和“意識形態的形式”——的地方微乎其微。在（其貢獻仍屬有限的）葛蘭西之前，馬克思主義傳統并未對馬克思留給我們的東西有所豐富。此外，馬克思主義從理論觀點看仍停留在馬克思的階段，或不如說停留在他的某些缺點中，也是一個令人詫異的悖論。他的思想引發了評論和說明（時而是卓越的，大多是乏味的），也引發了若干應用，并且在革命政治行動的進程里也自然地陷入由解釋而產生的尖銳沖突之中。然而就絕大部分情況而言，馬克思主義在這個過程中一直被重復，并且被扭曲或僵化。假如說馬克思主義不是以烏托邦方式而是以科學方式出現的，假如說世上的所有科學無不靠進步——要求批判地對其最初的表現形式、對其“開頭”加以懷疑的進步——而生存，那么上述現象就叫人吃驚了。在馬克思主義這里沒有發生過那種進步：只有羅莎?盧森堡有勇氣試著去批判《資本論》第二卷里的再生產圖式，然而卻是錯誤的。近年來，一個批判性研究的運動終于象是在成形了，在這之前，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直未能有新的起步或發展。如今，這個悖論不僅僅讓我們看到階級斗爭那無可爭辯的作用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統治，它們使馬克思主義一直在理論上處于守勢；它還讓我們看到了馬克思那里的空白，而我們必須注意，不要以一種理論自身所具有的觀念的名義，即不要以那種應當是“完整的”、沒有裂縫或矛盾的東西的名義對這些空白做出評判。關于觀念在地形學中所具有的雙重立場以及關于觀念從屬于階級斗爭的這種唯物主義，實際上并不足以對觀念在階級斗爭中的有效性進行思考。還必須使觀念能夠為群眾“意識形態的形式”所采用，這不可能單純通過宣傳來實現，而是有賴于階級斗爭的種種組織形式。“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其實就意味著“組織！”現在看來，組織的迫切性好象并沒有給馬克思提出一個特殊的理論難題：整個難題都事先通過由自由平等的成員組成的那個自覺自愿的共同體所具有的透明性——通過對共產主義的自由共同體、一個超出社會關系的共同體的預見——而被解決了。每個組織為了保證其本身思想與行動的統一性，都必須為自己配備一套機器；沒有不帶有這套機器的組織；而機器與戰士之間的分離也會再生產出資產階級的權力分配，導致嚴重的難題并且以悲劇而告終——工人階級在其歷史經驗中將不得不正視的這種觀念，對馬克思來說還是無法想象的。但他的后繼者們也沒有把它當成一個理論難題來解答——甚至羅莎?盧森堡也沒有，盡管她已察覺到某種危險。而且馬克思除了有一種關于組織的透明性概念之外，從未放棄他過去把意識形態看作“意識”或“觀念體系”的那種透明性觀念，也從未成功地設想意識形態的物質性——就是說，設想意識形態在實踐中的實現，而這些實踐則受到依賴于國家并作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形式而起作用的那些機器的支配。馬克思的大多數后繼者所做的無非是對馬克思本人加以重復（注釋或解釋），并且閉著眼睛跳進茫茫黑夜，即對于國家、對于意識形態、對于黨、對于政治的無知的黑暗中——更有甚者，則把馬克思的思想顛倒成與他根本不相容的東西。

我們早就聽說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證明教條的誘惑在受到否認之際也會出來作祟。20列寧本人毫不猶豫地斷言“馬克思學說具有無限力量，就是因為它正確”，并說“馬克思主義是被鑄就的一塊鋼鐵”。當然，我們不能忘了這些說法得以形成的語境，要明白列寧是在故意地“把棍子彎向另一邊”；21但歷史改變著語境，這些話卻保留了下來。馬克思主義變成了進化論的歷史哲學（考茨基、普列漢諾夫），《資本論》變成了政治經濟學論文。為了鞏固這個事業的統一性，恩格斯的某些不幸的文本（如《路德維希?費爾巴哈》或《自然辯證法》）被用來構筑“那”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列寧給它提供了絕對的保證，宣稱這是“唯一完備而嚴密的哲學”。在這條發展線索的盡頭，馬克思主義變成一門哲學（辯證唯物主義），而歷史唯物主義是它的一個“必然組成部分”，科學社會主義是它的運用。以馬克思的名義，斯大林用了很多年給這種窮人的黑格爾主義，給——任何地形學都已從中合情合理消失了的——這種沒有外部的絕對知識確定了種種提法。既然“干部決定一切”，那么給真下定義就是領袖的特權，觀念的統治這種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就在國家－黨－國家意識形態的畸形統一性中凱旋了，而群眾恰恰只有在他們獲得解放的名義下屈服。

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工人階級運動的影響還不足以解釋造成上述巨大扭曲的原因；同樣必須說明的是這一意識形態的諸形式在工人運動內部再生產的過程。在這里，一種——不僅關于國家、關于它在某些機器中的物質存在，而且關于黨本身的——意識形態理論是必不可少的。馬克思主義的領袖們歷來對（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工人階級運動內部的政治傾向上產生的影響是敏感的。然而他們總是機械地把它設想為、并最終一成不變地把它認定為造成運動的一切困境和“偏向”的唯一原因。只有這種影響。投身于實踐的、直接的階級斗爭難題并被它們遮住視線的這些領袖們，他們沒有告訴我們：任何斗爭的組織形式都掩藏著一個特有的意識形態，它被設計出來的目的，就是要捍衛并確保組織本身的統一性。即便他們的確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了在政治上具有能動性就必須獲得以群眾為基礎的“意識形態的形式”，他們也并沒有真正重視一個事實，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為了組織的生存、統一性與防衛所需要的意識形態之間存在著差異并潛伏著矛盾。由于缺少一種關于黨、關于其機器的結構所產生的作用的理論，他們不可能想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會因為黨本身所必需的意識形態而受到歪曲。后一種必要條件就反映在列寧關于馬克思主義的“無限力量”和“一塊鋼鐵”的提法里。對有待于在自身組織實踐中被統一起來的黨而言，考慮它在某一危機時期的特定目標與特定前途，和公開保證它的意識形態的真理、保證它的理論與它的實踐的永久統一性一樣，都是必要的。而由于黨是機器，所以對黨的領導來說就有了一種強大的誘惑，使它認為自己理應對某種絕對知識做出意識形態的保證，以至于再也看不到這種知識與其權力相混淆的意識形態功能了，進而也看不到它的風險了——甚而至于也不能理解：意識形態的這種未被認識的功能最終將會在黨自身中、在它的領袖與它的戰士的差別中再生產出資產階級國家的結構。

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于工人階級運動的公認的影響，不單是一個“觀念”或“傾向”的問題，而且也反映在適宜于再生產出國家結構的各種組織結構的物質性中——然而想要看到這一點，原本就需要一種關于意識形態、關于國家、關于黨和關于政治的唯物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在其各種組織的實踐中，總是不斷地與這些現實相遭遇：它總是不得不解決由它們提出的難題，但又是摸索著解決的，就像它是盲目的一樣。這造成了列寧的工作和行動的崇高與悲愴：他敏銳地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并且沒有在建立新的黨和新的國家的艱巨任務面前停止修正和改變他的思考，也沒有停止使群眾投身于一場文化革命的意識形態復興。列寧在革命實踐的長期、矛盾的過程中積累的大量經驗，對于把這種實踐當作一個總體的、直接的突變看待的神話概念來說，的確是一貼矯正藥，但并沒有發展成一種關于國家、意識形態和黨的理論。這也造成了葛蘭西的崇高與悲愴：他已經察覺到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和政治分量，但卻無力擺脫那種仍然束縛于一套歷史哲學的歷史研究。這也是造成了毛的崇高的原因：他大膽地使辯證法服從于（他的“矛盾”論的）辯證法，從而實踐地質疑了關于辯證法的形而上學觀念，進而在被指望用來改變黨與群眾關系的文化革命的狂熱計劃中，觸及了意識形態關系的性質，并指出政黨機器脫離群眾以及它的權力的問題。然而在這里，實踐也沒有發展成一種理論。

上述證明不應該是變相的判斷。那樣就意味著退回到某種微妙形式的“觀念的統治”中去，意味著把對歷史上發生的事情所應負的責任推給關于意識形態、國家、黨和政治的理論的缺席。那樣就意味著設想“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本可以主宰歷史，并且在這種主宰歷史的唯心主義之外，還假設了另一種唯心主義：它認為，在階級斗爭中“代表……無產階級”的理論并不因為國家和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權力而脫胎于這場斗爭、從屬于這場斗爭的歷史，并不依附于組織的結構以及關乎這些組織的建立與斗爭的意識形態條件的結構。在它的發現中，一如在它的空白與矛盾中，馬克思主義理論都從屬于這場斗爭，就像它涉身于自己歷史的種種歪曲和悲劇中那樣。

馬克思主義不該通過譴責或悔恨的方式來擺脫其歷史的悲劇，那種做法只能流于道德主義和理論上、政治上的自暴自棄。對馬克思主義來說，至關重要的是承認這些悲劇、對它們負起責任、把它們提上議事日程并鍛造從根本上理解它們所必需的理論工具。這跟要澄清一段不可逆轉的過去的那種知識分子的好奇心毫無關系。在這樣一個徹底的反思過程里，生死攸關的賭注是今日馬克思主義：最終要讓它開始了解自己、了解那個事實上的和將要改變的自己。

因為理論的難題并不是知識分子頭腦里的一場賭博，而他們既不能決定這些難題的突然出現，也不能決定它們的立場，更不能決定它們的解答。要成為今日唯物主義者，我們首先必須承認：如果我們可以就馬克思的思想——它的空白、矛盾和幻想——草成一份初步的、零零碎碎的帳單的話，那也是因為局勢給我們強加了這個任務并使我們能夠去履行它。世界上與我們各國工人階級及群眾斗爭的巨大發展以空前的可能性回答了帝國主義的進攻；最終這使得馬克思主義——在政治上、意識形態上和理論上——的普遍危機帶著它的矛盾、混亂、僵局和悲劇而在光天化日下爆發了。毋須追溯多遠，我們就可以說，這個危機曾經對我們而言是被封鎖和密閉在斯大林主義國家教條主義的各種形式之中的，后者判決所有試圖接近難題的人都是有罪的和政治上孤立的。今天——這是相當重要的新情況——這種封鎖的各種形式正在瓦解，構成危機的因素開始——甚至通過它們的分化——對廣大群眾變得可見了。危機所提出的種種要求使我們看到了在馬克思那里一直缺少的東西，因為今后我們迫切地需要搞明白什么是國家、意識形態、黨和政治。我們只要讀一讀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就會看到，馬克思主義即便在它充滿活力的時候也總是處在一個critique[批判的/危機的]立場上（取該詞的兩個意思：與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幻想做斗爭，和不斷地在其發現中受到威脅），因為它總是介入群眾運動，并被它們搞得措手不及，它總是向群眾斗爭那無法預言的歷史的要求開放著。現在比起任何時候來，即便是處在最糟的矛盾之中，群眾也更多地在行動。

也許這是它歷史上的第一次，馬克思主義到了深刻變革的邊緣，變革的最初跡象已然可見。今天，馬克思主義理論能夠、也必須重新采用馬克思的老格言——而不是丟掉它：我們必須“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首先是把馬克思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而且我們應該認識到，這不光是哲學家、知識分子和領袖們的事——甚至不光是個別政黨的事。因為“人人都是‘哲學家’”（葛蘭西語）。歸根到底，它是經受著斗爭無情考驗的廣大群眾的事。

注釋：

1LeMarxismeaujour''''hui，是受意大利出版商伽桑蒂（Garzanti）之托，為《歐洲百科全書》（EnciclopediaEuropea，1978）第7卷撰寫的“馬克思主義”詞條的一部分，以意大利文發表。隨后以《今日馬克思主義》（IlMarxismooggi）為題，重印于文集《不能在共產黨內繼續下去的事情》（Quelchedevecambiarenelpartitocommunista），米蘭，1978。1990年首先譯成英文收入英文版文集《哲學和科學家的自發哲學及其它》。本文被視為阿爾都塞的著名講演《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的姐妹篇，后者于同期發表在由意大利《宣言》報主辦的“后革命社會”討論會上（1977年11月，威尼斯）。〖編者注〗

2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1890年8月5日），見《全集》第39卷，第432頁。〖編者注〗

3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1890年8月5日），見《全集》第39卷，第432頁。〖編者注〗

4《資本論》第1卷序言，見《選集》第2卷，第100頁。〖編者注〗

5《資本論》第1卷第二版跋，見前引書，第108頁。〖編者注〗

6《怎么辦？》，見《全集》第6卷，第34—36頁。考茨基的引文亦見第35頁。〖編者注〗

7《〈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見《選集》第2卷，第34頁。〖編者注〗

8語出《資本論》第1卷第二版跋。“surlespieds”的說法則源于約?魯瓦的法譯本，見《資本論》（根據作者修訂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第846頁。另參見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商務印書館，1984），第67頁注2。〖編者注〗

9《〈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見《選集》第2卷，第33頁。〖編者注〗

10《資本論》第3卷，見《全集》第25卷，第926—927頁。〖編者注〗

11《〈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見《選集》第2卷，第33頁。〖編者注〗

12《資本論》第1卷第二版跋，見《選集》第2卷，第112頁。〖編者注〗

13《資本論》第1卷序言，見《選集》第2卷，第99頁。〖編者注〗

14《資本論》第1卷第9章“剩余價值率和剩余價值量”。〖編者注〗

15例如《資本論》第1卷第8章“工作日”、第13章“機器和大工業”以及第24章“所謂原始積累”。〖編者注〗

16《資本論》第1卷第6章“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第3卷第9章“一般利潤率（平均利潤率）的形成和商品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編者注〗

17《〈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見《選集》第2卷，第31頁。〖編者注〗

18《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見《全集》第23卷，第41頁。這里譯作“正確（的）”的形容詞是vrai，不同于列寧在政治實踐意義上談論的“正確的”（juste），在本書中一般譯作“真（實）的”。關于“正確的”和“真實的”兩者的區別，參見《哲學和科學家的自發哲學（1967）》一文。〖編者注〗

19《〈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見《選集》第2卷，第31頁。〖編者注〗

20可參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結束語”，《斯大林選集》（人民出版社，1979）下卷，第615—619頁。〖編者注〗

21意即“矯枉過正”，見《全集》第7卷，第253頁。〖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