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剖析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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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學派起始于1978年出版的G.A.科亨的《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個辯護》一書。在這本著作中，科亨，一個有猶太共產主義者家庭背景的加拿大人，試圖用分析哲學的方法來闡明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科亨的這種嘗試至少對兩類人來說是荒謬的，其一，英語國家中黑格爾和阿爾都塞兩大陣營里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激進分子們，他們一致認為牛津和劍橋分析哲學方法既保守又狹隘；其二，分析哲學家們，他們或者認為馬克思不具有真正哲學意義上的重要性而對他不屑一顧，或者把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學說看作是黑格爾的晦澀主義和幼稚的哲學錯誤的混合體。然而，科亨確信能夠運用普通語言哲學的方法來澄清和說明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理論，并且認為這種方法是對該理論進行真偽評價的必要前提。

在實現其方案的過程中，科亨堅決反對自普列漢諾夫以來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一致認同的觀點，即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在方法上存在著根本的分歧。科亨認為，馬克思創立了世界歷史理論、階級社會理論和革命理論——這些理論值得認真研究。

科亨研究工作所起的示范作用鼓舞和啟發了其他研究者的類似工作，這些研究者大都是(但僅僅是)盎格魯—撒克遜世界的學者：例如J.羅默(美國經濟學家)、J.埃爾斯特(挪威哲學家)、E.O.賴特(美國社會學家)、范帕里斯(比利時政治哲學家)、普澤沃斯基(波蘭政治哲學家)、布倫納(美國歷史學家)和其他一些人。這些思想家組成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學派：除了在極少的基本原則上保持一致，他們相互之間經常發生激烈的爭執。然而，他們至少為自己能夠清晰地闡明論點、觀點，以及能夠采用公開的批評和爭論方式而自豪。他們盡量避免使自己沉迷于那些經常被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使用的模糊策略。由于這個原因，他們稱自己的小組為“非胡說的馬克思主義”(no-bullshitMarxism)(由于每年會議的日期，該小組正式稱為“九月小組”)。這個小組在“馬克思主義”陣營中有一個令人驚奇的特征：一些成員(最明顯的是范帕里斯)從未聲稱過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

在下文中，首先，我將概述一下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第一階段的有深遠意義的貢獻：科亨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和羅默的階級與剝削研究；其次，我將論述與分析馬克思主義相關的社會科學的哲學和“理性選擇的馬克思主義”這一稱呼是否恰當。最后，我討論最近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價值的辯護和替代資本主義制度的詳細設計(這種設計比他們最初的計劃更遠離了左派)。

科亨和歷史理論

科亨在《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個辯護》一書中為之辯護的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解釋，反對哲學批判主義。其核心內容是他對馬克思關于物質屬性和社會屬性兩種區分的堅持和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功能性解釋。

科亨的歷史唯物主義重建有兩大命題：即發展命題和首要性命題。發展命題告訴我們物質生產力具有不斷發展的趨勢，這里的物質生產力不但包括生產的物質方面而且(最重要地)包括科學技術知識。首要性命題認為社會關系(社會生產關系)的性質由其物質生產力發展水平來說明(反之則不成立)。科亨還分析了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性質由社會生產關系來說明。

如果我們把發展命題和首要性命題放在一起，并加以合理的想象——在生產力發展的不同水平上，不同的社會模式與之相適應，并促進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那么我們就會得到非常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描繪。社會模式像外殼一樣地保護生產力的發展，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擺脫這些外殼并用新的模式來代替它們。

但是科亨清醒地意識到，由于顯而易見的理由，這種傳統的歷史描繪已受到人們的冷遇，主要原因在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和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或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有強大的反作用)這兩個命題之間似乎相互矛盾。由于我們通常認為原因導致結果，因此，在許多分析學派的理論家看來，歷史唯物主義是不合邏輯且前后矛盾的。

對這個問題的解答，科亨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運用的是功能性解釋。正如生物學家用鳥的空心骨能夠使其飛行來解釋鳥具有空心骨的事實，馬克思主義者也用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能夠促進物質生產力的發展來解釋社會生產關系的性質。

科亨援用的歷史唯物主義功能解釋引起了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內部第一次大爭論。J.埃爾斯特在一系列文章中聲稱如果馬克思主義依靠功能性解釋，那么對馬克思主義而言情況會更加糟糕。原則上埃爾斯特接受三種解釋模式：原因解釋是物理學的標準解釋方式；目的解釋涉及到人類個體的信念和欲望，是社會科學的常用解釋方式；功能解釋在生物學中經常使用。但為了使人能夠接受(功能解釋)，埃爾斯特認為，功能解釋必須用更多的規則和要素組成的“饋環”(feedbackloop)來加強。這種“饋環”可以由生物學上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加上孟德爾的遺傳學)提供，但在歷史唯物主義中沒有發現類似的可行方法。埃爾斯特因此認為，必須放棄這種解釋模式(至少是科亨辯護的模式)。

相反，科亨認為依靠功能解釋辯護自己的觀點是合理的，盡管沒有人理解內在的原因(或目的)機制。例如，理性地確信生物趨利性的功能解釋在達爾文和孟德爾之前已經補充了解釋結構。其他的分析馬克思主義者設法通過勾畫一個程序為科亨辯護，這個程序對社會現象所起的作用近似于自然選擇對生物現象所起的作用。尤其是貝塔姆(ChristopherBertram)和卡林(AlanCarling)都認為歷史上生產關系與物質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完全適應，可以通過經濟壓力和軍事競爭來獲得。

科亨關于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其他許多方面也受到抨擊，很多人認為他的發展命題沒有說服力。在《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書中，科亨把發展命題建立在處于物質匱乏境地的生產者個人的理性基礎之上。在許多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發展命題暗含著超歷史的理性解釋，這種解釋被看作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此后，科亨闡明和發展了他的觀點：現在他不僅強調面對物質匱乏處境的個體生產者的技術創造力，而且強調對發展的最優生產關系的理性選擇。盡管有益的社會模式能夠促進生產發展這種闡釋有意義，這種解釋在某種程度上與科亨的功能解釋相一致，但是事實上行不通。根據科亨的理論，新社會關系的更有效性是社會革命的必要條件，然而這是極為不可能的。

羅默和剝削問題

埃爾斯特對科亨功能解釋所作批判的核心部分在社會科學哲學中富有挑戰性。埃爾斯特特別贊賞理性選擇方法的使用和博弈論的應用。埃爾斯特自己的工作范圍僅限于方法論，而把這些方法應用于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主要分析學派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是約翰·羅默。在羅默早期的著作《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分析基礎》中，他對馬克思的經濟理論采用了非常數學化的新里查德式的重建。在其杰作《剝削與階級的一般理論》(簡稱《一般理論》)中，他又進一步發展了這種重建。《一般理論》試圖把馬克思主義對宏觀社會現象(如階級)的描述建立在個人微觀動機的基礎上，并以這種方式提出整個分析馬克思主義的課題。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相比，我們可以說這種理論在方法上既是反傳統的，同時又是保守的(從其強調階級方法的重要性而反對其他社會分層方法這一意義上來說)。

《一般理論》的大部分篇幅用于說明馬克思的剝削和階級概念是如何源于標準的新古典經濟模型。羅默首先分析馬克思的剝削觀點：根據這一觀點，有沒有剝削行為取決于有沒有占有他人的剩余勞動。他同時從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說明了承繼關系的作用，即在這樣一種經濟活動中——所有的人都為自己工作，并只需要用于維持生存的物品。他們只是通過在市場上相互交換其產品而發生相互作用——如果生產者以其所被賦予的不同的勞動力(labourpower)水平開始生產，那么就會出現剝削。這是因為富有的生產者有著更廣泛的生產技術選擇余地，因此，能夠在比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更短的時間里生產出一定量的商品，這些商品能夠在市場上交換到相當數量的商品：如果社會生產的產品總量是平均分配的，那么，窮人比富人工作的時間更長。在進一步的例證中，羅默表明：在存在著勞動力市場和最初財富不均等的經濟狀況下，就會出現階級；在這方面，信貸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得到的是類似的結果；某些理論如勞動價值理論可以建立，但這是價格的邏輯結果而不是剝削。關于問題的這一方面，羅默在該書中的主要理論術語是他的“階級—剝削對應理論”，這條原理表明，凡是出賣勞動力的當事人是被剝削者，凡是購買勞動力的當事人是剝削者。當事人是勞動雇傭者還是勞動出賣者由他們最初的財富決定。占有生產手段的不同決定了某人是雇傭勞動力的人還是出賣勞動力的人。因此，剝削關系和階級關系是密切相關的。然而，當當事人具有不同數量和質量的勞動時，這種關系就將被打破。這就是羅默尋求比勞動理論更“一般”的剝削理論的原因之一。

但是建立一種適用于所有假設的剩余勞動的剝削理論的障礙并不在于從剩余勞動的轉化形式這一意義上來定義剝削，因為新古典經濟學家可以承認這種轉化，但是他們否認由此而帶來的道德譴責——剝削。這是因為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在資本主義的競爭條件下不存在剝削，因為每個人都能夠從交易中有所得。如果人們拒絕交易，而以他們自己的財產進行簡單再生產，那么他們的情況將更加糟糕。另一方面，新古典主義承認：經濟關系以外的強制，使得某些人依靠他人的勞動而生活(如在封建社會或奴隸社會)，那兒確實存在著剝削。

《一般理論》的進一步成就是提供了一個總體結構，在這個結構中，馬克思剝削理論所關注的問題和新古典主義所涉及到的剝削問題是一種特殊的情況。如果我們假設一個社會N，那么在這個較大的社會N內的群體S是被剝削的，那它當且僅當：

(1)存在著這樣一種選擇，這種選擇我們假設為是可能的，根據這一選擇，群體S的處境會比目前好；

(2)在這種選擇下，S的補體，即N-S的群體S′將比目前狀況惡化；

(3)S′對S是一種統治(剝削)關系。

條件(3)是一個社會學的條件，使得群體S′阻止這種假設選擇的實現，因而導致對S的剝削。羅默聲稱他需要這個條件，(1)和(2)的不同類型并不包括異常的例子。羅默的模型(1)和(2)可以由經濟體中當事人組成的各種群體的聯合體來闡釋。在一定的聯合體中，一個群體有參與該經濟聯合體的選擇，也有退出該經濟聯合體的選擇。如果群體S退出該經濟聯合體后其成員生活更好，如果它的補體S′在S退出之后處境比原先惡化，那么在這種特殊的聯合體中S就是被剝削群體。如果在聯合體的規則下，某一群體被定性為是被剝削的，那么必然要求：不但在假設的選擇條件下該群體的分配狀況會更好，而且其補體會更差。因為在減少規模收益的經濟聯合體中，聯合體的雙方在選擇情況下會做得更好。相反，如果有增加規模收益為特征的經濟，在目前的安排下，兩群體也會更好。如果一個群體被認為是被剝削的，那么肯定是有人剝削它。如何界定替代的情況?答案似乎有賴于羅默運用的抽象方法。在實踐中，這種替代是通過財產關系得到界定的，即控制生產方式的權利。取代既成關系的選擇，使人們能夠明白，為什么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平等地獲得非人力的生產手段仍然會形成剝削。在一種更抽象的水平上，問題就不那么清晰了。我們通過一個特征函數來說明游戲：定義特征函數V，對于每個群體S都有一個退出收益V(s)與之對應。羅默寫道：“函數V可以界定這種情況：如某些觀察家認為，若各群體選擇游離于社會之外，那將是對他們的一種公正的安排。”但他接著說：“當然，存在著有意思但愚蠢的界定函數V的方式：我們的任務是界定特定函數使其囊括清楚明了的和有歷史說服力的剝削類型。”

馬克思主義者從不認為社會秩序能夠被任意推翻。相反，如馬克思所說的：“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這必定會給通過假設的替代情況來驗證剝削的理論制造一些麻煩。羅默解決這個問題的看法是假設一個群體從經濟聯合體中退出后，其激勵結構保持不變。這時如果這個群體改善了自己的處境而它的補體處境惡化，那么可以說這個群體在退出前遭受著“社會必要”剝削。

在羅默看來，有兩種不同類型的社會必要剝削：動力機制意義上的社會必要剝削和靜態意義上的社會必要剝削。如果一個群體在退出后不能保持起成員的激勵結構，其結果是情況直接惡化，那么這個群體所受的剝削是靜態意義上的社會必要剝削。如果一個群體在退出后開始有所改善，但很快因為可能缺乏技術革新的激勵而落后于以前——盡管群體仍如以前一樣努力工作，那么這個群體所受的剝削是動力機制意義上的社會必要剝削。

在《一般理論》中，羅默的階級—剝削對應理論是他的兩個最令人吃驚和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之一。這個原理表明剝削地位和階級狀況是系統相關的。當我們討論聯合體而不是階級時，這種系統的聯系便會消失。在羅默的《一般理論》中，對于那些能夠從經濟體中退出的群體可以進行任意的界定。如果我們樂意，我們可以把所有挑選的個體歸入一個群體，在特定的游戲規則下，驗證這個群體是否被剝削。起初，這種靈活性可能是一種優點，但更多的例子說明各種問題都有可能出現。例如，一個由所有工人和最富有的資本家組成的群體，如果該群體帶著可轉讓財產的平均資本份額退出經濟體，那么這個群體可能會證明被剝削。通過以特定方式劃定界線，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所有當事人都是某些剝削群體和某些被剝削群體的成員。實際上，現在有很多理由認為以這種方法不能起到界定作用。游戲中的聯合體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是在其成員的利益上聯合起來追求共同的目標。因此，通過尋找共同利益對人們進行群體歸類的方法是明智的。羅默著作中所假設的共同利益概念，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那里是用階級概念來表達的，界定階級的方法是根據當事人是勞動力雇傭者還是勞動力出賣者(實際由他們所擁有的生產手段來決定)。盡管實際上羅默的群體概念似乎是以馬克思理論為基礎的，但是這里沒有任何理由說明為什么我們要在剩余價值勞動理論的框架之外去把握這種群體劃分方法，以此來解釋剝削問題，羅默的分析框架超出了馬克思的理論框架。

不管人們如何吹毛求疵地批評和反對羅默重新闡釋馬克思的階級和剝削理論的做法，不容置疑地是，它是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所取得的最有突破性的和最有創造力的成就之一。社會學家賴特在他的著作《階級》中，運用羅默的“一般理論”對建立在被當事人群體支配的不同類型的財產(勞動力、資本所有權、技能、信用)基礎上的現代社會階級結構進行了截面(cross-cutting)分析。在一種新的更嚴密的框架下，賴特的分析具有表達準確的優勢。在阿爾都塞的方法論內，他首先仔細研究的“相互矛盾的階級位置”的問題。但如大量的分析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一樣，這個表明馬克思主義者身份的問題又再次被提出。羅默和賴特都曾非常典型地表明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們的方法和解釋卻深刻地表明他們是非馬克思主義的。確實，一旦這種分析的方法由羅默的規范結構轉化為駕馭社會學的結構，就非常像韋伯以市場上不同集團剝削特定財產為基礎的分析，而不是像馬克思那樣基于剩余價值掠奪而引起的沖突分析。

如果說科亨和羅默對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做出了重要的、并且具有創造性的貢獻，那么我們也不能忽略普澤沃斯基的貢獻。他的貢獻在于他是惟一的真正試圖研究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社會學的學者。他的研究集中于社會主義政黨在議會民主制中尋求政治權力的窘境。他認為這些政黨為了他們所代表的大多數選民的合理性追求降低了作為政治組織軸線的階級的重要性，這樣，這些政黨就開始遠離他們的核心選民。無論對普澤沃斯基觀點的評價如何，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社會學中，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分析試圖通過意識形態解釋政治變革的本質：按一般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工人們往往被錯誤的意識所左右或被國家機器的意識形態所統治。普澤沃斯基能夠用工人階級追求自身利益來進行解釋。

理性選擇和方法論的個人主義

如果說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有讓作為對手的馬克思主義者產生敵意甚至懷疑的地方，那就是許多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所運用的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和理性人的社會交往模型。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認為所有的社會實踐和社會結構在原則上只有以個人行為的方式才是可以理解的；理性人模型用經濟理論制定包含假設的欲望和信念的個人行為模型。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反對結構主義或整體論所持有的觀點：將社會基本單位解釋為預先占有或決定個人選擇的如國家、階級或生產方式這樣的超個人實體。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對個人主義觀點和方法論(技巧)的信念有時候與“Ronbinsonades”反對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導言中的猛烈抨擊相似。這些觀點清楚地表明：第一類觀點關心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在社會科學的哲學體系中是否正確和理性人模式是不是一種恰當的分析工具的問題；第二類觀點關心這些觀點和方法是否能與冠之以“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理論相容的問題。

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能夠指出大量馬克思所采用的例子，這些例子看起來非常像理性選擇模型。例如，《資本論》中對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解釋就是一個通過個人理性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導致整體狀況變差的經典例子。馬克思討論國家的一種方式表明，國家扮演著幫助資產階級制服集體行為的角色：工廠立法一般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但資本家對自身利益的追求趨向于損害工人們的身體健康。不但有這種分析的例子，而且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還作出了關于馬克思方法的詳細論述。這些論述表明，在原則上，它支持個人主義理性選擇方法的應用。比如，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所說的“什么是社會，其形式究竟是什么?人們相互交往行為的產物”。但那些敵意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人很快就指出，理性選擇分析方法，被認為提供了這樣一個情景，人們在這一情景下進行選擇和考慮，并且正是社會的這些結構特征，是馬克思主義解釋的核心。換句話說，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經常列舉什么是最需要解釋的。伍德特別熱衷于堅持這一觀點。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例舉了被馬克思本人矛盾使用的理性選擇例子：即資本家的行為，這是所有能夠進行這類解釋的情景：即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的社會關系，這本身需要解釋。

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此問題的答復是個體的行為及其發生的情景都需要解釋。歷史唯物主義是解釋社會形式起源的理論，甚至先于個人主義的解釋取得了一些進展。然而科亨的歷史唯物主義重建在理性選擇和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問題上毫無起色。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羅伯特·布倫納的研究工作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性選擇解釋資本主義轉變的范例(卡林做了一些使科亨的觀點與布倫納的觀點相容的有趣的工作)。

但問題仍然存在：馬克思主義者們(或每個馬克思主義者)應不應該贊成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和理性選擇?如果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作為霍布斯的觀點，認為社會現象可解釋為個人的信念和欲望，這些信念和欲望對于社會來說是不可排除的，那么這種觀點顯然是荒謬的。但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所辯護的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是一種更溫和的觀點：完美的社會科學的解釋應該表明任何宏觀現象都產生于個人的行為(并不否認那些個人具有在社會中形成的欲望和信念)。這種觀點可以看作否認自發的宏觀現象，而不只是純粹的個人主義。許多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現在都意識到：總之，方法論的個人主義錯誤地解釋了正確的觀點。雖然堅持研究社會事件需要個人主義基礎是正確的，社會科學仍然研究社會類型。這些社會類型能夠通過具有不同信仰、動機的個人的不同結合分別地得到實現，因此個人主義的還原主義方法并不能夠解釋這些類型。

無論如何，理性選擇問題應當從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問題中獨立出來進行解決。這將可能是一個不帶有理性選擇理論成分的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問題。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尋求雙軌跡的策略：在現實中，他們通過羅默和普澤沃斯基的理性選擇工具的成功運用，演示了馬克思方案的主要特點可以由新古典經濟學技巧的機智應用來闡明；在哲學上，他們“內部地”批判了理性選擇方法論——這就是說他們不是從手中拋棄它，而是在對其保持同情的同時指出它的缺陷和缺點。埃爾斯特在這里走到了前列：他考慮到卡勒曼(Kahneman)和特維斯基(Tversky)的心理學發現和西蒙(HerbertSimon)提出的可選擇的行為模型，通過理性選擇理論把富有攻擊性的反整體論和面對困難時的敏銳意識結合起來了。轉向規范化

由于科亨、羅默、普澤沃斯基的創造性貢獻，分析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學派，開始分化。這是其主要成員繼續進行的非常有意思的工作。首先我們來看看科亨：自《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之后，科亨已經在多篇論文的基礎上出版了兩本著作，并開始了對約翰·羅爾斯著作的批判。這些著作的第一本是《歷史、勞動和自由》，它主要是《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書的繼續以及對該書批評的答復。第二本是《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這是一本標準的政治哲學著作，這本著作主要是與美國自由主義哲學家羅伯特·諾齊克進行商榷。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中，諾齊克對某種假設的最低限度的國家(aminimalstate)和自由市場經濟進行了道德論證。在科亨看來，這種假設被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普遍加以接受。尤其是，科亨認為“自我所有”的思想潛在于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對剝削現象直覺認識的背后(工人被剝削是因為他們的勞動所生產的成果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因此，這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因為他們最根本的假設形成于一個爭論的基礎，而這一基礎不僅能夠為共產主義、同樣能夠為市場和私有體制辯護。柯亨由此走向了否定自我所有原則，并且開始欣賞平等主義的自由主義觀點——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但是，由于羅爾斯理論允許在正義社會結構中動機起一定的決定作用，柯亨近來的工作使得他對羅爾斯的欣賞日益變為不滿。也許其悖論在于，這體現為他對羅爾斯整個理論結構中最“馬克思主義”方面的拋棄：即羅爾斯在這一方法中所強調的社會結構對于個人的生活前景起決定作用的觀點。

這兒不能夠考察科亨思想演變的所有細節，重要的是強調科亨思想演變的主要構成是其哲學注意力從一系列問題到另一系列問題的轉變，而不是關于馬克思主義核心的根本改變。寫到這里，最重要的是指出：科亨現在關注的不是專門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或政治學問題，而是澄清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獻身背后的核心價值問題。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無悔的事業。然而，核心價值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詞匯中表面上是難以確定的。這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倫理學問題在歷史上就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個受壓抑的方面(那種不敢道出的愛)，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包括馬克思本人)經常否認他們獻身革命事業是建立在任何道德價值基礎之上；第二，科亨的注意力集中于政治哲學的規范化問題(特別是正義問題)，與此同時，他消除了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理論之間的所有方法論的障礙。這就意味著在這場包括所有政治派別的分析的政治哲學家的廣泛爭論中，他現在是一個參與者了。在這個領域內，現在要清楚地說誰屬于社會主義者誰屬于平等自由主義者是不可能的。這些思想陣營是混亂的和相互滲透的。

在范帕里斯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發現進一步證明這種相互滲透性的證據。范帕里斯是“九月小組”的一員，但卻從未聲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卡爾·馬克思恰恰是影響其著作的最重要的一個人。在范帕里斯對社會科學哲學開始感興趣以后，在此期間他用進化論解釋社會科學，并以研究“基本收入”這個主題而著名。在與荷蘭政治學家羅伯特·范德維爾合寫的名為《通向共產主義的資本主義道路》的論文中，他拒絕接受左派應當追求“社會主義”——即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低級階級”——目標的思想。更確切地說，他認為物質產品的豐富，這個實現真正共產主義的先決條件，能夠由資本主義(一種市場和私人財產的體制)來實現。資本主義由普遍性基金(universalgrants)或“基本收入”構成。每個人(或許是所有成年人)無論其是否進入勞動力市場都應該獲得獨立的無條件的補助金。這種基本收入能夠把人們從為了滿足自己的基本物質需要而被迫受雇傭的狀態下解放出來。同把人們從被迫的工作狀態下解放出來一樣，它同樣能夠在這樣一個時代滿足社會正義的要求，在這樣一個時代，擁有一份工作就是擁有一份稀有的資源，這對于其他人被排除在外的人來說是一種特權。在隨后一系列論文和一本重要的書《全體人的真正自由》中，范帕里斯提出了許多具有挑戰性的觀點來支持“普遍的基本收入”。

再者，無論范帕里斯的建議具有什么樣的優勢，我們看得出“九月小組”的成員現在仍與馬克思的事業有非常大的差距。“基本收入”的觀點并未局限于政治左翼，甚至一些新自由主義創始人也以這種或那種形式提出了與其協調的相關思想。例如，在弗里德曼的《資本主義和自由》中，我們知道他提倡“消極收入稅”。不要驚奇，范帕里斯的建議要比弗里德曼的建議更激進。但在一種重要的意義上，他們有著相同的基礎：正確的社會政策能被自由民主的國家采納。如果有一種解放工人階級的政策，那么這不是工人階級自身的成就，而是議會精英們和政府行政部門的成就。

與范帕里斯相似，羅默現在也已游離于看似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思想很長一段距離了。在20世紀90年代，他已強烈地關注于建立一種市場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型。這種“社會主義”經濟與迄今具有這個稱號的事物有很大的不同。羅默認同這種觀點：高效的富有活力的經濟需要自由市場和政治民主相結合。盡管獻身于平等主義，他也明白在可預見的未來，對勞動力市場的收入進行重新分配的希望渺茫。他也拒絕工業公有制的思想，并且對公司的工人所有權問題持不可知論的態度。那么在他的方案中，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呢?他關注于兩個事物：資本所有權和投資的政府導向。

羅默認為股市從勞動力市場和消費市場體系的分離具有很大的發揮余地。他構想了一個方案：全體人可以憑借在股市中可以買賣的股份證券(coupon)來掌握資本所有權。每個成年公民都擁有相同數量的證券。一旦持有者死后，證券又歸屬于公共財產。這些證券不能兌換成現金，人們不能贈送給別人或為其他意圖而進行交易。因此這就使工人和窮人沒有交易他們資本財產的可能性，也就不會導致所有權集中在一些資本家的手中。所有人都有從資本自然增加的收益中獲利的平等機會。除了這種類似于貨幣的股票外，羅默還建議利用不同的利率鼓勵向那些社會需求增長但正常的投資動機不足的部門中投資。

羅默的建議不會被輕易棄之不顧。羅默從事著這種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創造性思考，如果我們要恢復平等和民主的社會方案的話，那么就離不開這種思考。從平等主義公正觀點的立場來看，一種允許在勞動力市場中由于擁有稀罕的技術和能力而導致不平等的策略顯然是不完善。但羅默至少設想了一種方法——即超越少數資產階級掌握生產手段的社會方案。然而，他的方案有很多缺陷。第一，非常明顯的是，如何激勵證券持有人掌握有關證券的必要信息并利用這些信息。的確，許多普通工人早已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收集和利用一些信息來預測賽馬或足球隊的表現。但是用同樣的方法去操縱想象中的數百萬股票(keystocks)顯然不是那么一回事。第二，鑒于勞動力市場上一再出現的不平等和在這個市場中作為效益最大化運行機制的需要，可能會出現這種情況：這種市場社會主義的方案將會加劇——在很大程度上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的——自私主義心理的膨脹。第三，我們完全不清楚如何從目前的福利國家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實現這種社會。創立證券市場社會主義的運動，是不可能鼓舞獻身和自我犧牲精神的，這是過去工人運動的特征。

結論

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起始于一群思想家，這些思想集左派獻身于社會主義的目標和用分析哲學和“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工具對馬克思主義正統理論進行批判性的考察為一體。這種運動剛開始不久，他們進行探索的環境就發生了難以預料的變化。第一，最富戲劇性地是，政治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蘇聯及其盟國已經消失，而日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表明其充滿活力和自信。平等主義的政治目標在各個地方的衰退已經持續了近20年。第二，許多左派思想家在這一時期已經轉移了對階級、不平等和政治秩序的認真思考。相比之下，他們的注意力放在了邊緣和并不是很重要的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理論、后結構主義和解構的議事日程上。

無論如何，人們認為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從積極的建設性意義上來看取得了進展，這是對他們既沒有陷入教條主義又沒有成為現存秩序的辯護者的贊揚。實際上他們嘗試用“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工具來與羅爾斯、森以及其他相關的新平等主義的政治哲學進行聯合，意圖設計出可行的制度來推動社會主義目標的發展。然而，在理論家和受壓迫階級的社會運動之間缺乏聯系，這種聯系有可能促使他們將其建議付諸于政治實踐。他們仍然堅信，資本主義制度的勝利只是暫時現象：20年前的情況完全不同，他們會再繼續努力20年。到目前為止，盡管存在挫折，獻身于人類平等和民主事業的人們，繼續縝密地和創造性地探索通向未來社會的途徑。

那些后馬克思主義者和新馬克思主義者在問，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到底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盡管他們中的某些人從來就不認為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多少也是一個奇怪的問題。科亨說過《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作為一種解釋是與其馬克思主義的熏陶和家庭背景密切相關的。這一著作一旦完成以后，他就開始履行自己的職責對這份遺產進行自由的、創造性的和更具批判性的思考。我們應該看到分析的馬克思主義保留了馬克思的平等主義和民主價值理念，但他們正在放棄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分析的細節、方法和對未來社會的描繪。至于是否仍將保留“馬克思主義者”的稱謂，這將是一個歷史學問題，而不是一個哲學或政治學問題。

注釋：

全文譯自DictionaireMarxContemporain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2001。

①G.A.科亨，《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個辯護》(牛津：克蘭登出版社，1978)。以下簡稱《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早期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學派還包括：波蘭經濟學家OskarLange、MichalKalecki和意大利的經濟學家PieroSraffa。

②九月小組目前(1999)包括：PranabBardhan、SamuelBowles、羅伯特·布倫納、G.A.科亨、JoshuaCohen、范帕里斯、約翰·羅默、HillelSteiner、范德維爾、E.O.賴特。埃爾斯特和普澤沃斯基于1993年離開了小組。值得一提地是有一些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如AlanCarling，他們從來就不是小組的成員。

③現在有兩本研究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專著：TomMayer,AnalyticalMarxisim(ThousandOaks:Sage,1994)是一本研究羅默和普澤沃斯基的貢獻的著作。MarcusRoberts,AnalyticaiMarxisim:ACritique(London:Verso,1996)是一本有關對科亨論戰的研究。約翰·羅默主編的論文選集《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6年)和TerrellCarver與PaulThomas合編的《理性選擇的馬克思主義》(Basingstoke:Macmillan,1995年)，其中包括友好的和敵對的文章。

④尤其是見《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第9章和第10章。

⑤埃爾斯特對科亨的批評請參閱：《科亨論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政治研究》，28.1(1980年)；《馬克思主義、功能主義和博弈論》，《理論與社會》，11.3(1982年)；在羅默主編的《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和埃爾斯特的《理解馬克思》(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5年)中的《關于馬克思主義、功能主義和博弈論的進步思考》。

⑥參閱科亨的《功能解釋、目的解釋和馬克思主義》，Inquiry25(1982年)和《答埃爾斯特的“馬克思主義、功能主義和博弈論”》，《理論與社會》，11.4(1982年)。也可參閱科亨的《歷史、勞動力和自由：來自馬克思的主題》(牛津：克蘭登出版社，1988年)中所收的論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

⑦參閱ChristopherBertram的《歷史唯物主義中的國際競爭》，《新左翼評論》183(1990年)和AlanCarling的《社會的分裂》(倫敦：Verso,1991)第一部分。

⑧特別參閱AndrewLevine和ErikOlinWright合寫的批評文章《合理性和階級斗爭》，《新左翼評論》123(1980年)，以及ErikOlinWrigh、AndrewLevine和ElliottSober合著的《重建中的馬克思主義》(倫敦：Verso,1992)一書的第2章。科亨的答復(與WillKymlicka合寫)《馬克思主義歷史概念中的人類本性和社會變化》，《哲學雜志》85(1988年)和《歷史、勞動力和自由：來自馬克思的主題》的第五章。

⑨約翰·羅默：《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分析基礎》(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1年)和《剝削與階級的一般理論》(Cambridge,Mass:Harvard,1982)。

⑩見《剝削與階級的一般理論》第一章。也可參閱約翰·羅默《馬克思的剝削與階級理論的新動向》，《政治與社會》，11(1982年)。

(11)見《剝削與階級的一般理論》第194-195頁。

(12)見《剝削與階級的一般理論》第195頁。

(13)如上。也可參閱約翰·羅默的《剝削、可選擇和社會主義》，《經濟雜志》92(1982)。

(14)見《剝削與階級的一般理論》第196頁。

(15)如上，第197頁。

(16)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年)。

(17)見《剝削與階級的一般理論》第265-270頁。

(18)關于羅默研究方法的一些深層問題，可參閱ChristopherBertram的文章《約翰·羅默一般剝削理論的批判》，《政治研究》，36(1988年)。

(19)(倫敦：Verso,1985年)

(20)特別參閱他的《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5年)和《民主與市場》(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1年)。

(21)對普澤沃斯基方法的敏銳批判，可參閱Carver和Thomas合編的《理性選擇的馬克思主義》中DesmondKing和MarkWickham-Jones合寫的論文《社會民主與理性選擇的馬克思主義》。

(22)參閱埃爾斯特在其著作《理解馬克思》中的評論，第45-46頁。

(23)如上見Chapter4.1.4。

(24)被普澤沃斯基引用于《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第92頁。普澤沃斯基也提到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布洛赫的信中把社會看作是個體行為的產物。

(25)參閱Carver和Thomas合編的《理性選擇的馬克思主義》中所收的她的論文《理性選擇的馬克思主義：IstheGameWorththeCandle?》。

(26)參閱AlanCarling的《社會的分裂》的第1-3章。RobertBrenner的《資本主義發展的起源》，《新左翼評論》104(1977年)；T.H.Alson和C.H.E.Philpin合編的布倫納之爭(TheBrennerDebate)(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5年)和約翰·羅默主編的《分析的馬克思主義》中RobertBrenner的論文《經濟發展的社會基礎》。

(27)特別參閱Wrigh、Levine和Sober合著的《重建中的馬克思主義》第6章。

(28)主要的文章是他的三本書：UlyssesandtheSirens(1979)；SourGrrape(1983);SolomonicJudgements(1989)(均是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特別是SourGrrape，包含了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最精彩的有關思想。

(29)(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5年)

(30)(NewYork:Basicbooks,1974)

(31)特別參閱他的《馬克思主義與現代政治哲學》或“WhynozickExercisesSomeMarxi”stsMoreThanHeDoesAnyEgalitarianLiberals’，＜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的第六章。

(32)例如可參閱他的“WheretheActionIs:OntheSiteofDistributiveJustice”，《哲學與公共事務》，26(1997年)。

(33)馬克思是否認為資本主義是非正義的問題是大量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文章的主題。NormanGeras在他的《關于馬克思和正義的爭論》(《新左翼評論》104，1977年)中提供了一種對這些文章有益的研究。

(34)(Totowa,NJ:RowmanandLittlefield,1981)

(35)被收集在他的MarxismRecycled(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3年)一書中。

(36)(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

(37)(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62年)范帕里斯在＜全體人的真正自由＞的第57頁討論他的建議與Friedman的建議之間的關系。

(38)這個建議是在其《社會主義的未來》(倫敦：Verso,1994年)一書中提出的，在論文集《平等的股權》(倫敦：Verso，1996年)中進一步討論。也可參閱PranabK.Bardhan和羅默合編的《市場社會主義：時下之辯》(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39)這可能有點言過其實，因為范帕里斯已經使其收入的建議提到世界范圍的無政府組織的議事日程上做了大量的研究。

(40)ErikOlinWrigh得出了一個強有力的觀點，參見《對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反思：與ErikOlinWrigh的一次會談》，Imprints第2卷第2本(1997年)第116-117頁。

(41)參閱他在《歷史、勞動力和自由》中第10-11頁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