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全球化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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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在學術界普遍關注全球化的同時，對“全球化”尤其是“文化全球化”的看法產生了較大的分歧：一種觀點認為不存在“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是對“全球化”概念的泛用；一種認為，“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趨同化趨勢”，或者說是文化的同質化；另一種認為，“文化全球化”意味著“文化的殖民化”；還有一種認為，“文化全球化”正在消融著“民族文化”。我認為，對“文化全球化”看法的分歧，關鍵在于如何揭示文化全球化的價值以及文化全球化與民族文化發展的關系問題。本文試圖突破概念演繹、簡單邏輯分析與判斷的研究思路與方法，以對“文化全球化”價值意蘊的分析為基礎，進而對“文化全球化與民族文化”作出科學合理的闡釋。

一、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所以，對文化全球化的研究必須置于當今全球化的現實框架、現實背景之中。為此，我們又不得不對頗具分歧的全球化現象作出如下闡釋：

第一，全球化并不是一種新現象，可以追溯到15世紀美洲新大陸的發現。1492年哥倫布遠航美洲，把東半球和西半球聯在一起，使人類第一次知道彼此之間確實同住在一個不可分割的地球上，它揭開了人類社會全球交往的序幕。然而，那時候的交往，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是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賴。所以，我們可以把前500年的歷史簡要概括為“國際化時代”。只是到了今天，即500年以后，隨著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的協同發展，全球才呈現出了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局面，其作用范圍之廣、影響強度之深都是任何一個時代所無法比擬的。可以說，21世紀是全球世紀，全球化浪潮的迅猛興起，將在人類社會的一切領域、一切方面形成一場席卷世界性的風暴。這正如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在1992年聯合國日致詞時所說：“第一個真正的全球化時代已經到來了”。

第二，當代世界形成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是新科學技術革命為人類提供了新型生產力，即提供了自動化、信息化、電子化、智能化的生產力及高技術生產力，提供了高速、高效、大容量的交通運輸和信息通訊工具。全球化是在新科學技術革命影響下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當今全球化發展趨勢的滲透力、攻克力遠遠勝過當年殖民主義者的軍艦、飛機、大炮，它把地球上一個又一個的“世外桃源”卷進了世界經濟和文明的發展大道。

全球化的重要結果就是：人類在全球范圍內被聯系、被組織成一個有機系統，全球范圍內的人類社會不再是各地區、各民族社會的集合體，而是成為具有系統性、有機性的整體，全球系統幾乎成為活生生的現實，而各地區、各民族不過是全球系統中不可分離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們的發展日益強烈地受到其他地區和國家乃至全球系統的整體狀況的影響，并深深地打上這種影響的烙印。

第三，由上述對全球化的簡單分析，我們可進一步對全球化的涵義作出如下闡釋：全球化可區分為廣義和狹義二層。狹義的“全球化”是指從孤立的地域國家走向國際社會的進程；而廣義的“全球化”是指在全球經濟、文化交流日益發展的情況下，世界各國之間的影響、合作、互動愈益加強，使得具有共性的文化樣式逐漸普及推廣成為全球通行標準的狀態或趨勢。全球化不僅是經濟領域，它滲透到思想、文化、科技、政治等各個領域，改變著人類生活和地球面貌。全球化表明人類社會正在進入全球社會時代，全球社會呈現出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局面。“人類共同體”、“地球村”變得更為真切而成為一種現實的社會存在了，這種“全球社會”是整個人類文明的新階段，是人類的生產活動、經濟活動乃至社會文化活動的必然歸宿。

第四，全球化作為本文認識當代文化全球化的現實框架，具有如下方法論的意義：（1）面對全球化的新趨勢，自覺認識和把握當代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更新觀念，及時將全球社會文化發展中的現實問題提到理論層面來認識。例如，全球化是一種客觀現實還是一種發展趨勢？全球化會對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文化帶來什么影響？等等，這些問題不再是某一國家所面對、所要回答的問題，而是全球社會需共同努力、共同探索、共同解決的問題。（2）全球化既是一種客觀現實，又預示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全球形成的一種趨勢。把全球化看作一種客觀現實，因為隨著跨國公司的擴張、資本的全球化，尤其是隨著信息技術、網絡技術的發展，企業的生產與經營全球化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借助互聯網達到了空前的全球普遍化；把全球化看作一種發展趨勢，根本原因在于：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的“全球化”浪潮，勢頭不僅沒減弱，而且隨著以經濟全球化為基礎的全球化進程的推進，新世紀科技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的問題日漸凸現。把全球化作為一種客觀的進程和發展趨勢，那么，有關全球化的理性認識就應該成為我們當今觀察、思考和解決全球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問題的現實背景和方法論原則。例如，我們要研究文化全球化歷史進程中主要矛盾與沖突、文化全球化與民族文化的關系等等。（3）全球化作為現實框架和方法論原則，不僅要求我們確立全球意識，具備世界眼光，善于從全球的廣度去觀察、認識和思考當代文化全球化，而且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好文化全球化進程中地區之間、民族之間、國家之間不同文化的共處性、互補性、公平性、獨立性的關系。要處理好這些關系，從當代文化全球化研究的視角看，最基本的是要處理全球化與區域化、全球化與文化民族主義的關系。

二、文化全球化的價值意蘊

這里，我們對文化全球化不簡單地作價值判斷，而是以對“文化全球化”自身的架構��文化全球化的時空維度與組織維度、文化全球化當代形態的分析為基礎，進而揭示當今文化全球化的價值意蘊。

1、文化全球化的維度

把研究對象（文化全球化）置于一定的維度中，是避免簡單的邏輯分析與演繹、實現本文所提出的以一定的“歷史邏輯框架”為基礎來揭示研究對象本質的基本要求。

第一，文化全球化的時空維度。

文化全球化的時空維度有三個要素：即促使文化全球化的主體（個人或單位）、符號（全球文化傳播、交流）、實物（全球文化傳播與交流的載體）。三要素只有通過跨民族、跨國界的流動，或者說三要素通過運動的方式，以運動（文化全球交流、傳播）所占據的時間和空間（文化全球交流和傳播所覆蓋的空間），構成現實的文化全球化的時空維度。

在交通工具和電信技術不發達的古代社會，文化傳播、交流的廣度、強度都較弱。中國古代的鄭和下西洋、絲綢之路以及西方傳教士所做的文化傳播和交流工作，雖然也是跨州和國界的文化活動，但它不能實現同步，同時態的效應，不是文化的全球化。只是隨著電信技術，尤其是網絡技術的發展，文化傳播、交流的工具已隨著無形符號��以電子脈沖或數字化傳播的方式，在全球時空實現同時、同步向各州、各國傳播的效應。在這個意義上，文化全球化不可能發生在電子和通信技術不發達的古代。

第二，文化全球化的組織維度。

文化全球化的現實過程很復雜。文化跨州、跨國界的傳播和交流，不一定就能在文化信息、文化模式所到的州、國家產生積極的響應，有的文化模式產生可持續的變革性的影響，有的文化模式則得不到響應。文化信息、文化模式要在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產生影響，要受該地區、該國家接受文化信息、文化模式所具有的文化基礎設施、文化制度的影響和制約。換言之，文化的嵌入（embedded）程度，與該地區、該國家的基礎設施、文化制度能接受、容納跨州和國家的文化信息、文化模式密切相關。而這里以文化基礎設施為基礎的文化制度，則是文化全球化的組織維度。

由時空維度和組織維度來觀察文化的全球化，我們可以說，文化全球化的表層是：文化信息、文化價值觀、文化模式跨地區、跨國界、跨州的全球傳播。

2、文化全球化的形態

根據上述對文化全球化時空維度、組織維度的分析框架，我們可進一步追蹤文化全球化的形態。

文化全球化的歷史悠久。但我還是堅持：把500年前的文化全球化稱作“文化國際化”，1500年以后的文化全球化為現當代時期的文化全球化。英國開放大學政治學與社會學教授戴維·赫爾德等人在《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一書中，從全球網絡的廣度、全球相互聯系的強度、全球流動的速度、全球相互聯系的影響四種維度，描繪現當代文化全球化的形態，很有啟發。比如關于文化全球化的主要載體，他們認為：在現代早期（約1500~1850年），是文化傳播與模仿��通過遷移、戰爭和貿易形成；在現代（約1850~1945年），是歐洲的全球性帝國跨國的世俗意識形態，如社會主義、國家主義和自由主義；在當代（1945年以后），是大型的、公共的和私有的媒體、旅游、交通和通信公司。關于廣度，他們認為：在現代早期，由于人口和軍事上的優勢，基督教傳播到美洲，西方文化對新大陸以外地區的滲透和影響非常有限；在現代，西方的全球性帝國建立了跨大陸的和區域內部的電信基礎，西方的全球性帝國將歐洲語言發展為一種重要的全球性語系，越來越多的文化制度和文化交流在新興的民族國家層次上形成；在當代，電信、語言互動和交通等基礎設施經以前更為廣泛，文化接受、傳播的新方式在全球的普及（電視、廣播等），大眾文化形式也出現了從南方向北方的流動，雖然規模較小，但趨勢越來越明顯。

在比較了文化全球化在現代早期、現代和當代的區別之后，我們重點研究和闡釋當代文化全球化的形態。

第一，文化產品的生產、傳播和接受以及各種文化交流，隨著通信和交通領域的新技術革命的發生和發展，而形成了文化全球化的當代形態。如信息和圖像的數字化、衛星傳播和遠程電話、新電纜和光纖技術以及全球互聯網，使文化生產和傳播的形式跨越了民族文化和民族國家的界限，實現“即時性”的傳遞和接受。如今，交流和通信已日漸變成了瞬間之事；衛星電視使得所有主要的新聞廣播評論員有可能向全世界每一個角落的觀眾進行即時轉播。這種即時（real-time）文化聯系��無論是通過傳播范圍很廣的電話，即時廣播還是電話會議��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歷史形式使當代文化全球化具有直接性、即時性和廣泛性的特點。

第二，實現文化全球化的媒介具有了當代的形態。文化傳播的中介，已由少數精英、知識分子轉變為大型媒體產生和個人與群體越來越多的流動所取代。如電影、唱片音樂、新聞和電視節目，伴隨著跨國文化產生和跨國電信公司而形成全球文化市場。默克多帝國的擴張首先是在澳大利亞，其次才是以英國為基礎，但是，正是由于它購買了美國電影制品廠20世紀福克斯公司，才使他進入了美國市場并成為一個國際現象。在歐洲范圍內，以英國為基地的百代、Rank、英國廣播公司（BBC）、Pearson和路透社都獲得了全球性地位。

第三，以商業和娛樂為主要形式的商業化大眾文化的興起和流行，不僅涵蓋了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科學文化，而且出現了文化的同質性��大眾文化消費的同質性。現在無論是在報刊雜志，還是在音樂、廣播、影視、網絡上，以商業和娛樂為主要形式的大眾文化產品到處可見。在西方，大眾文化消費的同質性主要存在于青年人中，同時，正傳播到發展中國家，同一種產品可以在許多地方，為許多人所消費。如美國在英國電影市場占據的主導地位，給英國電影制造商帶來的影響就是英國生產的電影越來越難銷售。美國“泰坦尼克號”等大片在中國的放映，常常贏得最高的票房收入。

我們既要看到當代文化全球化中，大眾文化消費的同質化一面，但不能因此就把這種“同質性”夸大為文化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大眾文化消費的同質性并不意味著不同民族已在文化實踐、信念和認同方面的同質化。

第四，當代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是文化的一體化，文化的全球化伴隨著文化的多元化。我不贊成國內一些學者用“一體化”這一術語來概括當代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因為在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中，占主導地位和優勢的是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所以，你無論是講“全球經濟一體化”或“全球文化一體化”，都意味著認可美國在經濟、文化上的“霸權”，然后，以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濟、文化模式、價值觀為指導和藍本，實現“一體化”。

當代文化的全球化并不否認文化的多元化。那種主張全球文化一體化、單極化的思想觀點，遭到了世界上大多數學者的駁斥。俄羅斯學者一般肯定亨廷頓關于文明沖突的理論有助于對當前一些現實問題的思考，但認為亨廷頓的文章處處蘊涵著一種文化一元論的觀點。例如，A·茲洛賓·洛特曼認為，文化發展存在著兩種基本類型��進化型和爆炸型，指出并證明了一種類型的文化向另一種類型文化過渡的可能性。他證明了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文化，有任何現實的機會成為普遍通用的文化而使所有其他文化服從自己，即文化的多元性是永恒的。日本著名的國際文化理論家平野健一郎運用文化涵化理論，探討經濟全球化形勢下的文化走向，得出的結論是：各種文化之間的接觸越頻繁，文化越趨于多樣化。

同志在2000年聯合國安理會首腦會議上更明確指出：“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各國人民走過了不同的歷史發展道路，有著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文化背景、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延續著不同的生活方式，這是世界多樣化的體現。我們應當承認差異，有差異才能有進步。”這是說得極為精辟而深刻的。

盡管在當今的信息時代，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民族國家的基礎受到沖擊，大量的信息可以在幾秒鐘內傳到世界各地，幾乎任何人可以得到世界上任何國家的任何消息，從而很難保持單一民族國家的“純粹性”，但是只要民族依然存在，國家沒有消亡，就不可能普及單一文化思想，與此相對立，“多極文化”、“多元文化”也成為一股蔚為壯觀的世界性潮流。這個聲勢浩大的潮流中，世界上形成了各種不同的聲音，各種政治勢力對文化多極化的理解不一樣，利益的取向不一樣，所以表現出不同的發展趨勢。

將文化全球化完全看成是單一力量��美國全面主導與主宰，甚至是文化資本力量徹底摧毀民族國家、民族文化的壁壘而實現美國文化的全球化，這是一種誤解。文化全球化的基本內容是文化市場法則的普遍性。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不僅具有導向全球文化一元化的力量，還存在著非市場因素、非文化資本因素、非美國或西方力量，它們制約著全球文化的一元性，并使全球文化表現出多維度、多元性的特征。可以說，文化多元化是當代文化全球化中的重要標志和主要形態。

3、文化全球化的價值意蘊

在分析了文化全球化的維度和形態之后，我們進一步揭示文化全球化的價值意蘊。

（1）文化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如同全球化一樣，文化全球化是一種客觀的現象，又預示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技術、網絡技術的發展，文化全球化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

（2）文化作為人的實踐活動的產物，它的發展也離不開實踐。全球化時代，人類的實踐隨著信息化、網絡化的拓展，以跨時空的交往、跨時空的實踐，突破了原有時空的限制，實現了文化傳播、文化交流、文化交往等實踐方式的全球化，但文化全球化的深層價值意蘊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跨國界的文化交流、文化交往等實踐基礎上，通過一段時間在文化價值觀、文化模式方面的沖突、磨合與整合，而建構起來的新的文化關系、文化模式。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文化全球化是在一國或一個地區文化實踐基礎上新建構的文化關系、文化模式。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從文化全球化的價值層面分析，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后，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逐漸融入中國的政治、文化制度，并被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確立起來的一種新的文化關系、文化模式。從全球文化交流、交往實踐基礎上，新建構的文化關系、文化模式中，也可以找到當代人類文化所共有的東西，如人類的生態意識與生態文化、人口素質及其文化、人類健康與文化等等。從這些人類共同具有的文化價值觀中可印證文化全球化的積極意義。

（3）文化全球化不是單一的狀態，而是一個進程或一組進程。在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文化全球化又類似于一個“結構化”的過程。因為文化全球化不是單個人、單個地區、單個民族、單個國家的行動，而是全球無數個人、無數個單位、無數個民族、無數種制度在文化交流和交往實踐中相互間累積性互動的結果。

文化全球化不會消除不同民族的文化差異，也不可能解決原有文化發展上的不平衡。文化全球化不僅反映可能現有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等級模式，而且在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產生新的沖突和融合模式。這是伴隨著文化全球化的結構化而產生的文化的分層化。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全球化又是一種全球文化的結構化和分層化過程。

（4）文化全球化并不意味著美國化、西方化或絕對的同質化，對文化的同質化可從以下幾個層面認識：一是文化全球化過程中，在世界各個民族、各個國家所共同具有的生態文化等觀念；文化的同質性更多地體現在大眾娛樂和消費文化方面。二是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的同質化與異質化是相伴相行、不可分離的兩個方面。就是對生態文化、環境文化的理解和認識也必然帶有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印記，因此是文化的異質性認同。比如，在北京、孟買的街邊可以吃到肯德基油炸雞；在拉各斯（尼日利亞首都）或者吉隆坡的某些居民可喝到可口可樂，穿上列維501工裝褲（Levi501Jeans）以及聽到《圣母頌》（Madonna）的音樂磁帶。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要放棄他們自己的習俗、家庭和宗教方面的義務，或者全部的民族特質。三是同質化狀態下的多樣化。如在美國，其文化都是吸收其他國家的文化因素所構成的，因為美國文化是一種移民文化。在紐約，幾乎可以體驗到世界各國的烹飪技術、音樂種類、民族藝術、服飾風格、做生意的手段等等。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下結論：文化全球化就是美國式的同質化。

（5）文化全球化的結果，并不必然就是文化的殖民化。只要我們不帶意意識形態的框架去理解和認識，就可以理解：一方面，美國依賴其在國際社會中的經濟、政治地位的優勢，強行推銷自己的文化產品和價值觀念；其滲透力、影響力借助傳媒和互聯網而日漸增強。對此，我們必須充分重視。另一方面，全球文化的多元化、異質化，不僅抵制和制約著美國文化的殖民化，同時在“全球社會”、“全球場”進行文化關系、文化模式的新的生產、交流和互動。用羅蘭·羅伯森的話說就是，當代文化的生成、發展與演變是在“全球場”中進行的。不同民族、國家伴隨著文化全球化的進程，在“全球場”中展現自己的變化，并與其他文化相遇、相撞、相融合，進而生成新的文化范式、文化關系。因此，文化全球化又是一種兼具同質化和異質化的過程，是同異質文化在“全球場”中相互交融實現新的文化創造的過程。

三、文化全球化與民族文化的沖突與整合

文化全球化與民族文化的沖突，不是指“文化全球化”本身與“民族文化”必然會發生沖突，而是強調以下兩種情況。一是文化全球化作為人類在“全球場”進行的新的文化實踐，帶有原有民族、國家不同的文化基礎、文化制度、文化習俗和文化觀念，必然會對文化全球化作出不同的反應、不同的認可、不同的選擇，從而可能發生文化的沖突。二是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的力量對比的差異，尤其是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文化力的懸殊差別，使美國能借助其強勢文化推行“文化霸權”，進而與民族文化的發展在“全球場”發生沖突。如果說前一種沖突是“自然的”沖突，那么，后一種沖突則是“人為的”沖突。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化沖突都發生于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因為文化全球化不可能使一切文化活動，一切文化傳播與交流、交往都在全球進行；這樣，在不同地區、不同民族進行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交往，雖帶有全球性質，但更多地帶有民族性，并積極地建設自己的民族文化。于是，文化全球化在“化”（如把一種文化價值觀、文化模式普遍化、或向其他民族滲透）的過程中，必然與民族文化發生沖突。

1、文化全球化與民族文化的沖突

當前，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給民族文化帶來的挑戰，形成的沖突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

第一，文化全球化進程中，“文化霸權主義”與“民族文化”的沖突。

如前所述，文化全球化不等于文化“一元化”、“一體化”，更不等同于“文化殖民化”與“文化霸權”。但文化全球化是一個歷史進程，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實現新的組合和構建，形成新的文化全球化體系的過程。因此，文化全球化是一個正在生成而尚未完成的文化形態，又是一個蘊含著新的矛盾和沖突的全球文化體系。“文化霸權主義”與“民族文化”的沖突在當前尤為突出。美國《華盛頓郵報》曾發表一篇題為《美國流行文化滲透到世界各地》的文章，認為美國最大的出口產品不再是地里的農作物，也不再是工廠制造的產品，而是批量生產的流行文化��電影、電視、音樂、書籍和電腦軟件。一些西方社會學家聲稱，美國流行文化的傳播是“長久以來人們為實現全球統一而作出的一連串努力的最近的一次行動”。

法國為了維護其強國地位，也非常注意爭奪文化上的優勢，同美國針鋒相對。在1993年舉行的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中，法國會同加拿大等國提出了“文化例外”的主張，認為文化產品有其特殊性，不能與其他商品等同起來，任其自由流通。而且，法國和歐共體其他國家一道拒絕美國關于歐洲取消對美國影視產品的“配額限制”和“自由貿易”的要求。

法國作家克洛德·卡雷爾說，歐美之間“正進行著一場真正的影視大戰”，因為雙方的“文化體制截然不同”。美國文化“追求商業性”，甚至“不擇手段”地追求“征服世界的目標”。西班牙巴塞羅那歷史學教授羅曼·古貝爾恩尖銳地指出，文化全球化不應該成為“美國化”。但是，當今美國文化幾乎“獨霸”全球影視市場。發展中國家“無法生產”自己的文化產品。它們只能在“全球市場發行和傳輸”美國的文化產品。古貝爾恩說，美國文化產業的“邏輯”是，“以更多的銀幕、更多的頻道、更多的播放時間”來“增加”全球文化市場“對好萊塢的依賴程度”。他認為，美國的這種“霸權主義”的文化傳播手段出于“一系列的戰略和商業政策”的考慮，其結果導致歐美文化交流領域內的“嚴重失衡”。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美國的文化傳播手段則是一種“強奪”。

阿根廷著名電影導演費爾南多·索拉納斯認為，文化多樣性正在世界范圍內“受到威脅”。面對美國影視文化“不停頓的狂轟濫炸”，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無法展示自己的形象”。他們的文化“正在遭受嚴重的扭曲”，甚至遭受“一場嚴重的劫難”。《印度時報》一著名記者認為，東方國家有自己獨特的文化。他舉例說，在印度，每年的國產電影多達幾百部，而這幾百部影片是根據不同的種族、不同的文化風格和不同的觀眾攝制。他認為，只有堅持自己的特色文化，才能抵制美國文化的沖擊，才能擁有自己的“文化市場”。

第二，文化全球化進程中，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沖突。

文化全球化意味著各種文化平等交流，融合互補機會的增多，意味著文化百花園的出現。在這百花園內，各種文化千姿百態，姹紫嫣紅，美不勝收。但是，在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中也會導致外來文化與民族本土文化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這一方面由于文化力的強勢與弱勢，在文化交流中的主動與被動，在文化傳播技術上的先進與落后等方面的差異，會導致文化交流在事實上的不平等，甚至出現文化入侵和文化殖民主義現象。另一方面，害怕和拒斥文化交流，固守本土文化，以仇視的心態面對外來文化，也會引發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近年來在國內外學術界頗有影響的塞繆爾·亨廷頓的“文化沖突論”和愛德華·薩伊德的“東方主義”以及受其影響的我國反西化思潮中激進的后殖民文化批評派的觀點，都有失之偏頗之處。要科學地說明文化全球化進程中外來文化與本土化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就應摒棄以自我為中心的妄自尊大心態，克服無視其他文化體系，睥睨一切的自戀情結，抓住文化全球化這一契機，既吸納多元文化中對民族本土文化有用的精華，又強化民族本土文化的精神價值，使民族本土文化在與外來文化的交流融合中獲得發展機遇，增強民族本土文化向外輻射的能力和抵御外來不良文化的能力。

第三，文化全球化伴隨著網絡技術、網絡傳播的發展，一方面，加快了文化全球化的進程，擴大了文化全球化的領域與范圍，另一方面，與民族文化也產生一些沖突，帶來一些挑戰。這種沖突和挑戰具體有三個層面的表現：

（1）網上語言層面的“文化戰”。此文化戰起因于網上的英語與非英語國家感到有必要捍衛本國的語言文化。如法國政府提出要在互聯網上捍衛法語文化。法國政府新近公開了一項方案，試圖改變這一情況。按照這一方案，電子郵件（E-mail）一詞將禁止使用，正確地說是courrier-electronique（電子信函）。在中國，網上維護本國語言問題也已經引起了網上的關注。中國數字圖書館工程早在1998年8月開工。此工程的開工是鑒于中文雖是世界上使用最多的語言之一，但在互聯網上，英文信息占97%，法文占2%，中文只占千分之幾。如果再不主動占領制高點，我們可能喪失一切機會和權利。

（2）網絡傳播技術層面產生的對民族文化的挑戰。在技術層面上，網絡傳播源自美國，是現代工業和信息技術發展的產物。如果說，技術是屬于生產力范疇，是價值中立的；那么，技術的社會應用則是有價值取向的。網絡傳播技術尤其如此。在信息社會、網絡傳播技術實際上是一種信息控制和文化資源商品化的戰略性技術。因此，網絡技術從其誕生起就由一種國家行為所推動，并首先應用在軍事和政治生活領域。在社會文化領域，網絡傳播及其背后龐大的傳媒聯合體通過控制彼此之間交流的渠道，并塑造出通過網絡傳送的文化內容，而對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產生影響。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全面控制人類交流的先例。擁有涵蓋全球的通訊網絡的跨國傳媒公司，正在世界各地挖掘當地的文化資源，并把它們作為文化和娛樂產品而重新包裝。這樣，在網絡時代，文化資源被商品化了，它不再只是一種人文涵養，而成為一種“快餐式”的消費品了；文化的神圣感被剝離了，只剩下文化商品經營者手中的利潤了。

（3）在驅動網絡傳播的價值觀層面，對民族文化的沖擊。在價值觀層面上，網絡傳播是與西方的全球化模式相輔相成的。西方的全球化模式，首先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體化，并由此而形成的所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價值觀念。這種全球化模式，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性和美國色彩。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自以為占據了人類精神生活的制高點，從而向欠發達地區傾銷它們的精神文化產品和價值觀，網絡傳播就是它們最為有效的傾銷渠道。同時，它們又利用好萊塢電影等娛樂業生產的文化產品，在網絡上傳播世俗生活方式和實用主義價值觀念，使處于非西方文化影響下的網民“無意識”地認同和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進而懷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文化。網絡傳播所載送的西方文化產品和價值觀念，也在即時地動搖著人們既有的生活方式、行為準則，從而造成人們價值標準混亂和精神困惑。

2、文化全球化與民族文化的整合

文化全球化進程一方面給民族文化的發展帶來種種矛盾和沖突，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也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不斷更新自己的文化樣式，實現新的融合，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所實現的更新與融合，就是一種整合。整合，不是要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拋棄自己的“民族性”，而是要在新的全新文化實踐中，在新的文化全球化體系的建構中，提升民族性（特色），體現“世界性”。

關于整合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遇到的矛盾與沖突問題，我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第一，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在與世界不同文化主體的合作中，奉獻民族特色，促進全球文化新體系的建設。

有的學者，一講整合就習慣于談“誰”是整合主體，“誰”整合“誰”？實際上，面對文化化全球化的客觀發展，每一民族只有自覺融入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加強合作，奉獻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才能建設好全球文化新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評論俄國文學之父��普希金的創作時，一方面指出：他的作品“充溢著俄國的精神，跳動著俄國的脈搏”，“比較充分地表現出他的俄羅斯民族的力量，正是他的詩歌的民族性”；一方面又說，“你們只要看普希金的一個方面，一個特點：體察全世界性、深諳全人類性、善于對一切作出反應的能力”；以及“對歐洲民族各種迥然不同的精神方面作出反應的才能”；即“能夠深刻地領會其中任何一種文學并能夠在自己的詩歌中加以體現，能夠巧妙地將別國文學特有的神韻和奧妙熔于一爐。”這表明，普希金像莎士比亞、歌德等文學大家一樣，不僅是民族文學的偉大代表，也總是積極地處于世界各國文化藝術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響之中心，成為“人類中連結一切，調和一切和革新一切的基礎”（陀思妥耶夫斯基語）。相反，如果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長久處在人類文化發展的總干線或人類文明的大道之外，袖手旁觀，它雖不會遇到什么矛盾和沖突，遇到什么挑戰，但它必然要落后，甚至要遇外人欺侮。中國近代文化就是這樣。所以，于1957年說：像西太后反對“洋鬼子”是錯誤的。“近代文化，外國比我們高，要承認這一點，藝術是不是這樣呢？中國在某一點上有獨到之處，在另一點上外國比我們高明。小說，外國是后起之秀，我們是落后了”；“要承認近代西洋前進了一步……”

要知道，文化民族性是指那些優秀、進步、健康的東西，決不是指那些落后、消極、過時的東西。至于后者，它們從來都不會作為一種具有生命力和民族特色的東西而保存于民族寶庫里。相反，它們遲早都會被歷史和人民所拋棄，更不要說會成為世界的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民族性應該有積極和消極的兩種，不能混為一談。我們常說：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是時代的才越是人類的。文化全球化既然是新時代世界性的文化潮流，民族文化怎能拒斥或袖手旁觀呢？

第二，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維系民族文化，抵制“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殖民主義”，對“全球場”中的文化實現平等、公正的整合目標。

面對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的“文化霸權主義”或“文化殖民主義”，文化整合的有效方法就是積極的維系民族文化，以消除“全球場”中文化發展的不平等、不公正性，保證和實現“全球場”中新文化體系的建設。

維系民族文化，最根本的就是要維護文化主權，反對“文化霸權”。文化主權是指現代民族國家將本民族文化的習慣、信仰和價值觀念上升為國家意志，意味著對本民族文化所擁有的最高和獨立的權利和權威。文化主權所認同的文化觀念來自于民族文化傳統，它不排斥外來文明，而是要求對外來文化觀念的吸收立足于本民族國家的詮釋，并有利于本民族文化的發展。當前，維護文化主權，首先要形成本民族在文化全球化中的發展戰略。早在1970年，荷蘭哲學家馮·皮爾森在其《文化戰略》一書中就指出，文化戰略就是人類的生存戰略。冷戰后，一些西方理論家也在反復論證：誰家的文化成為主流文化，誰家就是國際權力斗爭的贏家。為此，西方國家都在加強文化戰略的研究。面對西方文化的巨大威脅，發展中國家自然不能熟視無睹，應該通過研究，制定出一套既能積極推進本國文化建設，又能同外來文化相互作用、積極抗衡的文化戰略，這是維護文化主權、保證民族文化順利發展的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其次是文化產業的保護和發展問題。文化的全球性發展不光是以文化作品、學術話語、思想觀念的形式擴展的，而且是以產業形態來推行的。可以說，西方文化以產業形態對其他弱勢國家所強行的“市場準入”，構成了這些國家最大的文化安全問題，維系民族文化的紐帶在其劇烈沖擊下顯得異常脆弱。為此，受文化殖民威脅的國家要從根本上擺脫這種困境，必須從整個國家戰略的高度，實行產業政策的戰略性調整，構建適合于本國的文化產業體系，以形成能夠抗衡西方文化大舉入侵的重要力量。

第三，在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自覺地實現民族文化現代化的轉換，以揚棄民族文化中不適合文化全球化的消極、落后的東西。

文化全球化是隨著現代化在全球的推進、全球現代化的拓展而凸現的。發展中國家一般都還處于現代化的“邊緣”或“過程中”，其民族文化在適應“現代化”、體現“現代性”方面還有種種不足與不適應。在這種情況下，民族文化的發展就應在文化全球化中積極自覺地實現向“現代”的轉換，這也是一種文化整合。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文化能否在21世紀獲得新生與發展，關鍵在于能否實現自身的現代化轉換。要實現文化的現代轉換，必須首先處理好轉換的歷史向度問題。在文化全球浪潮中，發展中國家可以說是處于前現代、現代、后現代三個歷史向度的交匯處。前現代的東西仍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現代化的步伐；在前現代的影響尚未得到有效清理的時候，后現代的思潮又隨著全球化的浪潮洶涌而來。這三種東西交織在一起，大大增加了文化轉換的難度：一方面是文化發展中前現代因素與現代因素的緊張。“前現代因素是作為一種原始依戀的民族認同……現代因素是與啟蒙現代性相聯系的‘文明‘傳統。二者構成了民族主義內部的基本緊張關系。”另一方面是后現代因素與現代因素的緊張。后現代因素對現代性的“消解”與“解構”，使得現代性撲朔迷離，很難予以準確把握，因而現代因素的發展受到嚴重影響。

第四，在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在整合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關系中，對民族文化進行綜合創新。

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碰到最高、最直接的矛盾和問題就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關系。實際上，傳統雖然形成于過去的時代，但它卻有著歷史的傳承性。傳統總是存在在于并借助于人們的生活方式而保留在現實生活中。僅僅從符號學、解釋學的角度來理解文化的傳承性（即人們需要對過去的文本作出現代的解釋、賦予它新的含義）是不夠的。正如所說的，從分析現實生活入手來理解傳統文化，雖然是倒行的，但卻要快些。從當代現實的高度來重新考察傳統文化，就更容易把握民族精神的文化是怎樣從遠古的萌芽一步步發展到現今的樣態的，更易于把握歷史傳統中的某種必然性。一切文化都是時代精神的體現。所謂弘揚傳統文化，實質上是要弘揚當前的時代精神，促進現代化。

至于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我們在前面已作了分析，這里再補充強調一點：一切文化都是某一民族的文化，民族是文化的主體。民族的生存與發展，是文化的發展演變所圍繞的中心。所以，學習和借鑒外國文化，不能無視文化的民族主體性及其現實的需要。張岱年先生指出：“治一切學術者，腦子里應存個民族的觀念。學術研究工作，一方面固為求真理，一方面也是為求本國學術之獨立，本國新文化之創建。”在文化引進中，要實現求真理和求本國新文化創建的統一，離不開文化的主體意識。事情往往是這樣，我們所希求的，未必是人家所給予的；同樣，人家所提供的，也未必是我們所希求的。

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繼承傳統和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目的是為了對民族文化進程綜合創新。馬克思主義的綜合創新論包含著三個基本原則。第一，強調排除盲目的華夏中心論和西方中心論的干擾，破除中西對立、體用二元的僵化思維方式，以開放的胸襟、兼容的態度和探求真理的科學精神對待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成果。第二，研究民族文化要立足于民族的實際，要坐在“民族”的身上研究世界的東西。應該在民族的基礎上吸收外國的東西，要發揚民族的主體意識，經過分析批判和辯證的綜合，建立一種既有民族特色又體現時代精神的新文化。第三，文化建設的根本問題在于創新。馮友蘭先生的提法是“中國就是舊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現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舊邦的同一性和個性，而又同時促進實現新命。”陳寅恪則從思想史的角度論述引進和創新關系：“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張岱年先生說的更清楚：真正的綜合必是一個新的創造，“所謂創造的綜合，即不止于合二者之長而已，卻更要根據兩方之長加以新的發展，完全成一個新的事物。”

第五，在文化全球化中，以對語言的整合為臺階，走向全球文化的多元化。

文化全球化的圖景，文化全球化進程對民族文化發展產生的沖擊，都以語言為媒介來表達、描繪。尤其是語言本身，是否會伴隨文化全球而形成一種統一的世界語言？德國學者烏爾里希·貝克認為：“在世界社會意識的形成過程中，并沒有出現語言層面的統一，相反語言變得多樣化。‘一個世界’擁有并承認比以往更多的語言。”語言學家薩比內·斯考德萊克寫道：“即使在當代，也有許多新的語言正在形成，許多只有少數人還在使用的語言則瀕臨消亡。然而總的看來，語言的數量在不斷增加。有人估計，在2000~2500年期間，語言的數量會增加一倍。”漢斯·邁爾探討了語言數量成倍增長的原因，他指出：“我想，主要原因有三個：（1）迄今不發達的或落后的語言得到擴展和認可；（2）專業語言和地區、社會方言的滲透；（3）當今世界上各個種族、社會和宗教的自我意志通過語言得到發展。”希·貝克進一步指出：“世界社會的巴比倫式的心臟不是在語言統一化的趨勢中跳動，而是在各種語言和同一性的錯雜交織中跳動。”

語言統一性（同一性）中的多樣性，并不否認對語言的文化整合的必要性。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就是西方發達國家也有一個語言的文化整合問題。例如全球化的企業選用什么語言作為公司的工作語言？公司在作出選擇時，應當以功利考慮為依據還是以對本民族的文化影響為依據？這里就有一個文化整合的問題。1998年，德國最著名的幾家大公司（西門子、德意志電信、德國化學、德意志商業銀行）聯合宣布：他們今后將把英語作為公司的通用語言。其原因是：（1）德語太難、太拗口、太不便溝通，與德語相比，英語可以更容易地把復雜意思表述明白；（2）公司是全球性的，說德語的職工只是少數，如德國化學公司在世界上有4萬雇員，但其中只有6000人說德語，該公司總體可以分為3種文化：英語、法語、德語，其中英語占絕對優勢，所以選用英語有利于溝通；（3）采用英語是為了迎接21世紀的市場全球化的挑戰，也是社會文化進步的表現。至少與納粹德國時期相比是進步。那時為了提高德語的世界地位，禁止任何外來的外來語單詞，甚至連像電視、電話這類源于英國的單詞也被完全禁止使用，改用德國人自己創造出來的詞匯。其實，德國人自己明白，德語說起來太麻煩，同樣一層意思，如果用德語來解釋，就得比用英語解釋多說30%的單詞。此外，現代英語中有許多意思，如“簡化管理”、“持續提高”就無法找到對應的德語。無怪德國的大眾汽車公司、梅塞德斯�奔馳公司和德國化學公司都開始普及英語。

這種出于功利考慮的決定讓語言文化服從提高經濟效率的需要，完全符合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但它忽略了對德國民族文化的影響。因此就遭到另一些人的反對。德國多特蒙德大學社會學教授沃爾特·克雷默爾針對德國大公司的上述決定，成立了一家名為“保護德語”的俱樂部，據說現在每周都可以接到100份要求入會的申請。他說：“英語的影響對德國文化造成的沖擊力越來越大，如果我們現在還不覺醒的話，總有一天會把德國全部的文化拱手讓給外國人的。到那時代，想后悔都來及了。”在德國大公司與“保護德語俱樂部”的爭議中，存在著功利（企業是不能講功利的）考慮與文化價值考慮的兩難選擇。從企業營銷的效率看，德國大公司的決定是有幾分道理的。但保護德國文化也是對的。出路在于整合這兩種價值取向。不能把功利考慮擴展到整個文化領域，否則就會危及民族文化。因此通過整合在二者間保持某種張力是必要的。

綜上所述，文化全球化是當今世界文化發展中的一種客觀趨勢，文化全球化本身則是一種歷史進程。因此，文化全球化不等同于“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權主義”，“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權主義”是當今文化全球化中的一個突出的全球文化發展不平衡現象。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必然會提出民族文化的保護和發展等問題，任何民族只有積極融入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中創造自己民族文化的新特色，向世界奉獻民族文化新特色，才能共同構建全球文化新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