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應對策略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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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輪通貨膨脹的特點：成本推動型；當期通脹因素和歷史通脹因素共同推動；具有潛在全面通脹的壓力；輸入性和內生性共同推動。應對之策在于采取綜合性、全面的總體設計，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價格管制或價格政策。

關鍵詞：通貨膨脹，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價格政策

一、本輪通貨膨脹的特點

當前的這次通貨膨脹是整個國民經濟中的熱點問題。我們首先需要對這次通貨膨脹的特點做出比較準確的判斷，我認為有四個區別于過去的特點：

第一，這次通貨膨脹是成本推動型的，不是需求拉動型的。這是第一個特點，跟1988年、1993年不同。所以我們應對這次通貨膨脹不能簡單地比照1988年和1993年治理通貨膨脹的對策，否則會犯錯誤。雖然人民幣由于雙順差發行過多，但在央行采取了對沖措施之后，市場中實際流通的貨幣量并不足以形成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

第二，這次通貨膨脹是由當期通脹因素和歷史通脹因素共同推動的。我們對歷史因素的作用務必不可低估。為什么?我去年11月在《財經》雜志上的一篇文章講到這個問題。由于我們過去的一些政策原因，就企業總體來言，有相當一部分企業的內部成本被外部化了。這些外部化的內部成本主要是三項：第一項是勞動成本。因為我們的社保制度不健全，所以企業本來應該支付的社會保障成本，包括很多項，比如工傷、退休、養老、醫療等等都沒有落實。所以，企業支付的勞動成本是不完全勞動成本，把這些應該由企業承擔的責任都轉到社會上去了，轉給個人，轉給政府了，這些應該是企業承擔的內部成本都外部化了。

第二項是資源成本。我們國家的很多資源價格沒有完全體現市場價值。如果一個企業廉價地獲得了某種資源，那它就獲得了一個額外的盈利，像土地，水，還有一些其他的資源，我就不再一一列舉了。本來它的市場價值是比較高的，資源又是國家的，也就是資源價值本來應該是國家或者全民來獲得的，但是由于沒有體現在價格上，所以這部分利益就被企業獲得了，這也是一個內部成本外部化的問題。

第三項是環保成本。我們很多企業排污沒有按照國家標準去治理，把超標的廢物排放到公共環境中，這些企業減少了治理污染的成本，增加了社會承受污染損害的成本，也是一個內部成本外部化。當然，這類現象很多，但這三項是比較主要的。問題是這三項外部化的內部成本，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它還是要恢復內部化，還是要回歸的。比如說《勞動法》通過了，很多勞動成本就會增加，現在企業說勞動成本增加，這個增加是本來就應該增加但是你過去沒有支付的。

最近，廣東一些企業破產，社會對此議論紛紛。我認為，破產原因很多，不能一概而論。如果這些企業是因為法律迫使它們承擔、現在沒有承擔、而又是它們本應承擔的內部成本而導致破產，那就說明它們本不具有競爭力而是靠違法侵犯工人和政府的利益來獲利的。這樣的企業破產也是正常的。難道企業不應該給工人買工傷保險嗎?難道對有毒的工種不應該給補貼嗎?過去是靠不支付這些成本獲取利潤，或者從某種意義上說其產品定價就比較低。這些成本的因素隨著經濟的發展一定會回歸到內部來，這是正常的，是應該的。市場經濟中的勞動成本就應該包括這部分內容市場經濟的資源，無論所有權屬國家還是企業或私人，都應該按照市場價值來定價，不允許一些人可以低價獲得屬于國家的或者說是全民的高價資源。市場經濟中也不能允許一個企業自己不治污，把污水排到公共的河湖里去，從而降低自己的成本獲利。這不是市場經濟的規則。所以，我判斷，這些歷史的成本外部化因素隨著我們國家經濟發展會逐步的內部化。而內部化的過程就是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因素。

大家都看到今天我們面臨許多當期的通貨膨脹因素，比如說石油、礦產品、農產品漲價，今年還要漲，并不因為前幾年漲了今年就不漲了。類似這樣的商品還有很多。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忽視歷史因素的作用。我在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發言中提出，對我們前幾年的高增長、低通脹要有客觀的判斷。前幾年3%以下低通脹的指標并不是當時實際通脹水平的真實反映，是由于我們有些政策有問題或者是政策落實不到位造成的扭曲。那幾年的物價指數如果是在比較正常的市場經濟機制中的話，不應該是3%以下，應該比它高，比如4%或5%。因為市場經濟機制不健全，所以表現在指標上是3%以下。實際指標與統計指標的差額作為歷史因素早晚要回歸到正常的統計指標之內。所以，我們現在面臨的通貨膨脹是當期因素和歷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疊加，通脹壓力是非常高的。這是我們這次通貨膨脹的又一個特點，不完全是由當期因素造成的。

第三，最近發改委也好，統計局也好，還是物價部門也好，始終強調前幾個月所謂物價指數比較高，主要是因為農產品或者食品造成結構性的指標比較高。我認為，從統計指標上看，前幾個月確確實實主要是因為食品價格上漲造成整個物價指數漲得很厲害。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事實上，我們通脹的壓力絕不僅僅是農產品、食品。我們面臨的壓力不僅僅是結構性的而是全面的通貨膨脹。為什么?因為很多非食品的通貨膨脹壓力并沒有完全表現在統計指標上。比如說原油價格漲得很厲害，成品油價格一直不漲，現在很多成品油生產企業是虧損的，價格管制不可能讓一個行業永遠這么虧損下去。價格管制使這個行業的供給減少了，萎縮了，就不可能維持下去了。比如有個別地方柴油就不賣了，等漲了再賣。再比如對火力發電實行煤電價格聯動，由于對電價的管制政策執行中有些問題，一些火力發電廠由于煤價上漲形成虧損，甚至個別火力發電廠停產檢修以減少虧損。像這樣一種扭曲已經造成局部地方的供給產生了問題，這是不能長久維持的。

這些因素不是局部的，也不是某一方面的，像電、油、礦石等這類價格上漲都是全面通脹的因素，它不像食品就影響食品、對別的商品價格直接影響不大（影響勞動力成本因此也間接影響其他商品）。所以，我認為雖然今年前一兩個月或兩三個月指標上表現出來的是結構性通貨膨脹，確實主要是食品價格，確實主要是農產品價格。但是我們面對的壓力，我們準備應對的通脹包括了潛在的全面通脹的壓力。我們不能因為今年前幾個月的通脹是因為食品和農產品造成結構性的通漲，就僅僅針對食品、農產品采取對策。這樣的對策可能會在應對政策的設計上出現偏差。這是第三個特點。

第四，這次通貨膨脹是輸入性通脹和內生性通脹共同疊加推動的。這次通貨膨脹和1993年、1988年不同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輸入性通脹的影響很大。在1993年和1988年的那兩次通脹中，輸入性的通貨膨脹占的比重很小，主要是內生性因素引起的。輸入性通脹是我們控制不了的，鐵礦石漲價中國沒有話語權，漲多少都得接受，我們談判的能力是很弱的，定價權是很弱的。石油漲價你控制不了，中國雖然購買很多，但是沒有定價的話語權。這種輸入性通貨膨脹我們是解決不了的。美元在貶值，以美元計價的進口成本的提高是中國不能控制的。所以這次通貨膨脹中有我們不可控制的輸入性通脹因素是第四個特點。

二、應對之策

我認為，把握住上面所概括的這次的通脹的四個特點，就可以找到正確的對策。

從對策上講，我認為有三個方面的對策我們需要統籌來設計。因為這次通貨膨脹是成本推動的，又有歷史因素、又有當期因素，而且存在潛在的全面通脹的壓力，并且是我們不可控的輸入型和內生型疊加出來的，這樣的特點決定了我們的應付通脹的政策設計也不可能是單一的而必然是多項政策的組合。不可能僅僅把對農產品的補貼加一點就能把這次通脹應對過去。過去整個國民經濟中很多深層次的矛盾都集中表現在通貨膨脹這一個經濟現象上。它后面引發的因素里面有很多我們沒有解決好的經濟深層次的矛盾。因此，必須要有一個綜合的、全面的總體政策設計。靠孤立的對某一個產品或對物價指數里的某一個因素采取對策，是不可能實現防止通貨膨脹的目標的。

綜合性政策主要是三個方面：

第一，首先是貨幣政策。

應對通脹強調貨幣政策顯然是非常正確的。但是有一種觀點我認為需要慎重研究。這種觀點是把通脹的發生全部歸因于貨幣過多。這個結論我認為是需要深入推敲的。貨幣過多會引起通脹，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通脹是不是就只是因為貨幣過多?我認為還有很多別的因素。近幾年來，由于“雙順差”，人民幣不得不超量發行。從這個意義上說，確實是“貨幣過多”。但我們必須看到，在超量發行人民幣的同時，央行通過提高準備金率、發行央票、公開市場操作等等一系列措施已經基本上對沖了由于雙順差而被迫發行的超量人民幣。在市場上實際流通的人民幣可以說基本上并不“超量”。雖然對央行的措施是否適當也有不同意見，對這些措施的效果也有不同的判斷，但是，“央行的措施基本對沖了雙順差所導致的人民幣超量發行”的結論是可以站得住腳的。這樣，就不能以目前市場上仍然有大量的屬于“雙順差導致的超量發行”的貨幣為依據來設計貨幣政策。

對于貨幣政策的調整，央行最近幾次公開講要密切地觀察、認真地研究，對貨幣政策的組合要精心設計。對政策組合主要有兩種看法，一種是要以提高利率為主要政策措施來抑制通貨膨脹。我不贊成這種主張。我認為應對這次通貨膨脹主要應該運用控制貨幣規模的措施。提高利率的措施和控制規模的措施在貨幣政策組合里都要使用，但是我主張兩者中要以控制規模為主。

為什么?我的理由如下：如果以提高利率為主的話，就相當于在這次通貨膨脹的成本推動因素里又增加了一個政策性成本推動因素。貨幣政策本身是以抑制通脹為目標的，但是提高利率會使企業的資本成本的價格上漲，抑制通貨膨脹的措施本身反而又成為新的成本推動通貨膨脹的因素。這樣兩個政策效果是矛盾的。所以，提高利率在應對這次通貨膨脹的政策組合中不是一個好措施。

縮小規模的后果是什么?縮小規模的結果是只有大中型企業和一部分小型企業能夠獲得貸款，但由于利率并不提高，所以能夠獲得貸款的企業的資金成本并不提高，它的成本并沒有因此而增加。但是會有一部分小企業甚至有一部分中型企業拿不到貸款。一般來說拿不到貸款的都是小企業，可能個別也有中等企業。但是這個結果對國民經濟影響比較小。現在很多小的私營企業對銀行貸款的依賴度比較低，社會上所謂的“正規的”和“非正規的”資本市場還是很活躍的。像浙江很多地方，企業從銀行貸不到款，找私人錢莊去籌錢，利率可能比銀行利率高。對于小企業來說獲得資金并不難，只是成本太高。這部分小企業的資金成本是提高了，但是小企業產品的價格在解決成本和價格的關系上要比大企業的彈性大，而且小企業，一個一個的小企業，它對整個物價推動的作用要遠遠小于像電、煤、油這種基礎產品，這些價格如果上漲的話，整個社會的價格都會全面上漲。相對比較起來，這些小企業借錢的成本高，但是借出的企業可以獲得比較高的利潤，你如果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看的話，實際上是內部消化的。作為個別企業，有借入的，也有借出的。作為整體來講是資金內部的拆借，這對整個物價的影響沒有那么大。所以，我覺得這兩者相比較還是用控制規模為主的辦法比較符合我們現在通脹的特點。

關于匯率。我們現在的匯率政策是有管理的浮動機制，所以不能說政府還要人為地把匯率再提高多少，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我認為，在這段時間，人民幣匯率如果上漲幅度比較高一點的話，如果市場供求關系推動人民幣匯率高一點，是有利于對沖輸入型的通貨膨脹的。當然，匯率高了就會刺激熱錢的進入，這確實是一個很復雜的現象。但是從應對通貨膨脹講，我覺得人民幣匯率的較快提高對于對沖輸入型通貨膨脹是有積極作用的。因此，從匯率上講，我是樂于看到人民幣匯率提高的速度快一點。這是從貨幣政策上來講。

第二方面，從財政政策上說，我覺得通貨膨脹不能僅僅歸咎于是貨幣多這一個現象，財政政策在這次應對通貨膨脹中應該說作用也是很大的，必須要很好的設計。一個是我們的稅制上還是要貫徹“整體增長，結構有增有減”這一個改革的方針，這個方針在現在應對通貨膨脹的形勢下更要堅決貫徹，步子要更大。

所謂結構有增有減，增的稅主要是過去企業外部化的內部成本，比如說勞動成本方面的，叫社保稅還是費，這些都是名字問題，但這部分要征收，從立法上、執行上都要做。第二個要加的稅是資源稅。當前很多專家提出來要提高資源稅，我認為資源價格應該反映資源的市場價值。像我們現在是原油價格漲得很多，成品油虧損，政府還要補貼虧損的成品油企業。但是原油價格漲那么多，我們政府拿到的很少，不像俄羅斯政府從原油中拿到很多，就是用資源稅等許多名目，一刀刀砍，原油漲價所帶來的利益不能都讓石油公司獲得。我們現在恰恰相反，資源部分政府沒有拿得很充分，相反還要補貼成品油煉油的環節，我覺得這確實是不符合市場經濟的現象。還有環保稅，環保叫一個獨立稅種也好，還是在別的稅里面用環保的因素來設計也好，這是有爭議的。但是不管用什么形式，我們是不能聽任這些違反國家標準排放污染到社會，讓社會承擔污染成本的現象再繼續下去，這是政府的職責，不能讓排污企業去賺黑錢而讓全民承擔污染的后果。政府有責任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排污成本的內部化就是政府的職責，我覺得這些方面都應該是增稅的。

減稅，應該在一般性稅收的領域減稅。比如說增值稅，我們國家增值稅是生產型，當然稅負水平比較高，法定稅負水平比較高。轉型試點已經幾年了，應該盡快全面推行增值稅轉型。稅率不動，企業的增值稅負擔水平下降。企業所得稅這次已經降了，稅率降到25%，各項成本也允許列支，稅負水平比舊稅法降低幅度很大，這個已經實現了。當然，還有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重復征稅的問題，這都可以進一步研究，還有空間。

還有過去人們沒有關注的營業稅，也應該加快改革的步伐。一個是營業稅道道征稅、重復征稅，這個現象對第三產業的損害是非常大的。我們已經有很多具體的營業稅都允許抵扣，但是沒有全面實行。而且營業稅和增值稅之間也有相互抵扣的問題，我們現在只允許運費的營業稅在增值稅里抵扣，其他不允許，也不允許增值稅在營業稅里抵扣，而不允許抵扣就是重復征稅，這也屬于企業稅負偏高的問題。這些稅種的改革都應該加快推進。從稅制上講幾個專項的稅種要提高，幾個一般經營性的稅種要降低，這樣，稅收總量可以持續提高，但是結構上可以大大改善。因為提高專項的稅并不是每個企業都承擔，比如說環保稅，那些不排污的企業或者治理污染很好的企業這部分成本就不會增加，但是降低一般的經營性稅收，這些企業是受益的，這些企業的負擔減輕以后它的產品或服務價格上漲的壓力就可以減輕了。我們這種調整結構會形成一個有利于控制通貨膨脹的導向。這是財政政策上需要應對的。

另外，對低收入群體的財政稅收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我們國家幾次高通脹都引發了很多的社會矛盾，我們現在面臨的通脹也有高通脹的可能，所以我們必須特別小心。要想減輕這種風險，政府的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對低收入群體的減稅或者補貼。我認為這個領域里有很多的空間可以做。凡是交稅的低收入群體都應該大幅度減稅。比如說個體戶增值稅和營業稅的起征點可以進一步大幅度提高，稅率可以大幅度降低。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扣除額可以進一步大幅度提高，其他稅目的個人所得稅也可以大幅度減輕負擔。這些都是對低收入群體有好處的，來緩解低收入群體應付通脹的困難。與此同時，高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在加強監管的同時也可以通過減少級次，擴大級距，降低邊際稅率的辦法來降低稅負水平。

當然，對沒有交稅義務的低收入群體政府就要增加補貼，這些補貼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分別采取發放現金、減少這些低收入群體需要支付的費用等方式，比如減少醫療的費用、子女讀書的費用、交通費、通訊費等等，這些需要統籌設計。這是財政政策的一部分，這部分非常重要，有這部分，就能夠在通脹相對比較高的水平上保持社會穩定。因為目前我國通脹水平想降到百分之二點幾是不可能的，總理都說4.8是表決心的，并沒有說是指令性的指標，所以實際物價指數很可能高于這個數。在這種情況下要想保持社會的穩定，就特別要關注低收入群體因為通貨膨脹受到的損害，這是政府的職責。

第三方面，關于價格管制或價格政策。

前不久很多經濟學家在媒體上對過去政府很多的價格管制提出了很多批評。有些很有道理，比如說蘭州拉面由政府來定價格，這是不對的。但是我認為在中國長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政府對價格的一定程度的管制還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手段。比如從明天開始就全部放棄政府價格管制，我認為這是不行的。為什么?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政府不能給市場上的商品定價，企業有定價權。但政府并非不管一些重要商品的價格，只是他們不是由政府定價，而是用間接調控的手段。比如美國，政府調控成品油的手段不是審批價格，而是使用政府儲備來調控市場上該商品的供求關系。而我們現在整個市場機制還不完善，如果政府放棄管制的話，壟斷企業明天就把其產品的價格提得很高，那怎么辦?沒有辦法。因為我們現在沒有一整套反壟斷的法律體系和監管體系。所以，在我們現在很多市場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價格管制尚是政府不可缺少的手段。這是我的第一個看法。

第二，現在我們應該明白，價格管制對于控制物價指數的作用空間是有限的，不能迷信到不管物價指數怎么樣，政府都能夠管制下去，這是不行的。如果影響到供給，那你還能管制下去嗎?一定要有一個釋放。所以我覺得這個必須看清楚，管制是必要的，但是管制的空間是很有限的，不能認為我只要想管制，一定能夠把它管到一個低水平上，我對這個想法是不贊成的。

第三，價格管制雖然在一個時期內是必要的，但是價格管制這樣一個手段的發展方向應該是向市場機制方面發展，而不是說逐步退到過去曾經用過的計劃經濟的管制。像蘭州拉面那樣管理就是倒退，這是違反市場經濟的。我覺得改革的方向應該逐步讓市場機制發揮更大的作用。比如說資源配置，政府有土地、有礦產，不要用審批制，可以完全通過市場來決定價格，這樣決定價格就比政府審批價格好；再比如說反壟斷，壟斷價格怎么處理；再比如個人所得稅和物價指數掛鉤的問題等等。我認為政府對價格的管理有一個發展方向，應該逐步向市場化方向發展，而不是向行政審批方向發展。

第四，物價指數像GDP一樣，不能成為指令性的指數。我在政協會上發言特別強調這個問題。再說得具體一點，我建議把今年的4.8%作為當年因素的物價上漲指數，歷史因素釋放的上漲我們單獨再有一個比如說1%的空間，我覺得這樣可能比較符合今年的情況。如果今年真的把4.8%當作不可逾越的指標的話，會引起整個經濟的很多問題，會出現新的矛盾。不僅僅是今天，今后我們對于物價指數的問題，也不要把它看成是指令性的指標，這樣在應對上就能夠比較好。

所以，對于我們應對通貨膨脹，貨幣政策、財稅政策和物價政策這三個方面是要一個總體的設計和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