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的主要表現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通貨膨脹的主要表現，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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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通貨膨脹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熱點問題，如果不能夠正確的認知以及處理這一問題，將會嚴重的阻礙我國經濟的發展，本文通過研究國內通貨膨脹的現狀以及原因，期待為這一問題提供有價值的研究。

【關鍵詞】

通貨膨脹；CPI；大宗商品

一、引言

通貨膨脹問題是世界經濟學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并且是一個困擾世界各國專家學者的世界性難題，這主要是因為其關系著本國的經濟、社會以及民生各方面的問題。對一個國家來說，如果其爆發通貨膨脹，那么就會導致該國的生產建設方面的中斷，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甚至會導致社會動亂，危及政權。盡管長久以來，通貨膨脹這一問題一直得到各國專家學者的重視，在經濟學理論當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但是就目前的現狀來說，各國的經濟學界對于通貨膨脹這一理論的認識還遠遠沒有達到理想的境界，主要是因為該概念是目前的經濟生活當中最為復雜的問題之一。

二、通貨膨脹概述

要想對通貨膨脹現象有一個準確而清醒的認識，首先要知道通貨膨脹這一問題的準確內涵及定義，目前，西方的經濟學方面的專家學者對于這一概念的研究歷史較為久遠，自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其對通貨膨脹的定義可以概括為兩大類：一類是物價派，一類是貨幣派。物價派主要是由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們組成，他們認為物價水平的直接上漲是通貨膨脹問題最為直接的表現形式，所以他們從價格水平的變動來定義通貨膨脹的定義，將其定義為一般物價水平或者總體價格水平持續、普遍的上漲過程；貨幣學派則主要從貨幣的發行量角度來定義通貨膨脹這一概念，該觀點大部分是由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組成的，他們認為通過膨脹的起因是國內的貨幣發行數量超過了整體社會的產出增長率。根據國內外的專家學者的觀點，作者將通貨膨脹定義為：通貨膨脹是指流通中的貨幣供給量遠遠大于市場的貨幣需求量，從而引起貨幣貶值、物價水平的持續上漲。

現實當中的通貨膨脹問題是非常復雜的，所引起的通貨膨脹問題的原因也有很多，尤其是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對于我國來說，只有準確的知道引起國內通貨膨脹的原因及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政府相關部門才能夠準確、及時的財務相關的經濟政策，從而使得國內的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否則，如果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將會阻礙國內經濟的正常發展。

三、我國通貨膨脹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一）我國通貨膨脹的現狀分析

自2010年以來，由于受國內經濟投資過熱、人們對未來通貨膨脹預期的重視度的逐漸提高、生產資料、物價水平及勞動價格的大幅上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我國的經濟出現了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現象，其實，如果僅僅從相關的數據來看，2008年的通貨膨脹問題遠遠超過目前的通貨膨脹，但是國內的居民卻對目前的壓力感到額外明顯，通過相關的分析，得知，盡管2008年的通貨膨脹問題程度更大，但是由于當時的物價上漲僅僅集中在少數的幾個產品，例如石油、豬肉等，但是2012年以來的這次通貨膨脹卻體現在全面的物價水平，小到蔬菜水果，大到燃料、房子，幾乎所有的物品的價格都在全面上漲。

2010年以來的金融危機帶來了負面的影響，我國當時所采取的的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所造成的局限性體現的也是越來越明顯，通貨膨脹問題開始逐步凸顯，近幾年來，國內的CPI同比增幅都在4%以上，這次通貨膨脹在強度以及壓力上都大大高于1988年以及1995年的兩次國內通貨膨脹問題，這主要是因為本次通貨膨脹的表現形式與前兩次有很大的不同，盡管前兩次的通貨膨脹強度大，爆發強，漲幅在25%以上，但是來得快也去得快，持續的時間較短，也就僅僅一年左右的時間。而本論通貨膨脹由于國家宏觀調控的作用，表現得比較溫和，屬于溫和類型的通貨膨脹，這就使得通貨膨脹所造成的壓力宣泄較慢，至少需要好幾年的時間才能夠釋放這種通貨膨脹的壓力。

（二）我國通貨膨脹的原因分析

1.貨幣的超量投放

過量供給貨幣會造成通貨膨脹，目前國內的通貨膨脹也主要是因為貨幣的超量供給造成的，2008年下半年，我國出臺了4萬億計劃，開動了一大批的項目建設，盡管對防止國內的經濟衰退，穩定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同時，由于實體經濟大量的信貸涌入，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推高國內的物價水平。

2.房地產價格的上漲

事實上，目前的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才是我國通貨膨脹眾多原因當中至關重要的一個，房價的上漲會導致房租的上漲，進而增加商家的成本，從而造成了物價的上漲，以此類推，事實上，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會帶動各類用工成本的上漲。

3.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

目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度反彈也是國內通貨膨脹主要原因中的一個，其主要是通過兩個渠道傳遞到我國的：一是初級產品的進口渠道，推動了國內工業產品的成本；二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反彈推動了國內農產品以及大宗商品的價格，從而使得國內的商品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上漲。

四、結論

綜合來說，目前我國的同伙膨脹是綜合型的通貨膨脹，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徹底解決我國的同伙膨脹問題，本文僅希望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給予治理我國通貨膨脹方面一些有益的啟示。

參考文獻：

[1]沈志宏.當前我國通貨膨脹的原因及對策[J].商業現代化，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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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增加，處理好對外直接投資結構對于控制國內通貨膨脹也有重要意義。從投資區域來看，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用于亞洲的資金占到總資金的78%，其中用于香港的投資占到總投資的69%，因為從距離上而言，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于投資比鄰的區域。從信息對稱程度而言，中國對于這些區域掌握的信息相對更充分，法律法規方面的限制也相應較少。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非洲居于第二，這主要是基于政治和人道主義援助方面考慮。所以綜合而言，在對外直接投資決策時以上方面因素的考慮會強于通貨膨脹率的考慮。實證結果根據之前建立的VAR模型和數據，利用Eviews6．0得出結果：CPI的變動受到前兩期滯后的影響，前一期的影響為正，前兩期的影響為負。這主要表明物價的變動在一期內存在慣性，慣性系數為0．646377，因為物價上漲可能在一期內產生物價上漲預期，從而推動物價繼續上漲。但前兩期的物價上漲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這種預期，這種抵消系數為－0．273023，說明對于通貨膨脹的預期形成受到近期的影響大于遠期。所以，要控制通貨膨脹預期就必須采取強硬措施防止物價短期內過快上漲。前一期FDI上升1%會引起本期物價上升0．123%。前兩期FDI上升1%會引起本期物價上升0．014%。這兩個系數反映了輸入性通貨膨脹的作用強度。2009年FDI總額為900．3億美元，占GDP不到2%，對比而言，來自外商投資的輸入性通貨膨脹強度相當大，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FDI流入了資本市場，產生了巨大的杠桿作用，引起了通貨膨脹的改變。所以，控制好FDI的流向，對于治理通貨膨脹具有重要意義。對外直接投資與通貨膨脹存在負相關關系。前一期對外直接投資上升1%，通貨膨脹下降0．014%，前兩期對外直接投資上升1%，通貨膨脹下降0．011%。從規模上而言，2008年的OFDI占GDP仍不足2%，量的控制相對容易。但是，在OFDI達到一定規模時，它產生的投資收益可能對國內通貨膨脹起到加劇作用。所以，在注重量的擴張的同時，應該把握好質的提升。

第二列可知，一期內通過膨脹的上升可能導致FDI的下降，通貨膨脹上升1%，FDI將下降0．9%。前二期通貨膨脹上升1%，引起本期FDI上升0．28%。綜合而言，較高的通貨膨脹降低了實際利率，不利于引進外資。FDI也存在滯后性，前一期滯后系數為0．901153，前二期滯后為－0．261963。根據第一列的分析，在國內出現通貨膨脹時，應該對于FDI進行控制，防止FDI與CPI同時產生滯后影響加劇通脹，引起危機。對外直接投資于外商投資存在一定的負相關關系。產生這種情況并非由于兩者存在相互替代作用，而是由于對外直接投資增加可能是由于境外投資收益率上漲，按照資本趨利性，相應流入境內的資本就會下降。由表3第三列可知，前一期通貨膨脹上升1%，對外直接投資增長2．72%。前兩期通貨膨脹上漲1%，對外直接投資下降2．97%。綜合而言，兩期內，通貨膨脹的上升會引起對外直接投資的下降，因為通貨膨脹上升可能引起國內名義利率上升，以保證實際利率為正，所以造成對外直接投資的機會成本上升。前一期FDI上升1%，對外直接投資上升0．7%，前兩期FDI上升1%，對外直接投資下降1．7%。總的而言，兩期內，FDI與OFDI存在負相關性，這也是由資本的趨利性和國內外投資環境變化導致。與之前不同的是，OFDI存在兩期負的滯后性，滯后系數分別為－0．579859和－0．261057。這可能是由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處于起步階段，受到投資行業、投資地域等政策的限制。另外，也存在一些國家擔心壟斷和貿易侵略而采取相應貿易保護的手段。

7至9期影響為正，之后趨于0。再次證明近期通貨膨脹對于形成通脹預期具有重要作用，并加劇通貨膨脹的影響。第2圖表示FDI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前3期為正，并逐漸上升，3至5期也為正，但影響減弱，6至8期幾乎無影響，8至10期出現小幅正向影響。FDI對通貨膨脹前3期正的影響可以理解為FDI的流入導致了國內流動性過剩從而出現通貨膨脹。8至10期出現的小幅正向影響可能是由于FDI產生了投資溢出效應。第3圖表示對外直接投資對于通貨膨脹的影響前5期一直為負，并呈現小U型，在第3期時負的影響達到最大。由此可以驗證，通過增加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可以控制通貨膨脹，并且這種效果具有一定的持續性。第4圖表示通貨膨脹對FDI的影響前3期為正，3至5期為負，呈現小U型;5至8期為正，先增加再減小，之后趨于0。前3期正的影響可能是由于通貨膨脹帶來了通貨膨脹預期，引起實際利率下降，從而刺激了投資。第5圖表示FDI的滯后影響前4期內為正，之后為正，并接近0。說明FDI的變動具有慣性。第7圖表示通貨膨脹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前2期為正，第3期為負，并且負的影響大于正的影響，之后趨于0。第8圖表示對外直接投資存在滯后影響，前2期為負，并逐漸下降，3至6期為正，正的影響先上升后下降，之后趨于0。出現以上情況的原因是通貨膨脹使得貨幣貶值，境內資本出于保值需求會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同時對外直接投資增加到一定規模后會受到相應的限制。

FDI與通貨膨脹經檢驗發現FDI變動是通貨膨脹變動的Granger原因，因為FDI的增加會增加國內的流動性，同時政府也會增加與FDI的配套投資，形成財政赤字。為了彌補赤字，只有增加貨幣發行量。這兩方面都加劇了通貨膨脹。模型結果表明，前一期FDI上升1%會引起本期物價上升0．123%。中國目前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FDI的流入會導致貨幣發行量的增加，但FDI相對于GDP和貨幣存量而言規模很小，這些由FDI引起的貨幣增發量并不足以產生0．123的效果，并且還存在投資的溢出效應，使得產出增加，對通貨膨脹起到抑制作用。所以，引起通貨膨脹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這些FDI并沒有直接流入生產領域，而是通過不同的手段流入資本市場，參與投機活動，從而推高了國內通貨膨脹率。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FDI對國內經濟特別是對貨幣發行量的影響存在直接作用，但實際利率和通貨膨脹率對FDI的影響并不明顯，FDI中存在較大一部分投機性資本。而這些資本對推高通貨膨脹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要抑制通貨膨脹，就應該對FDI的流向進行嚴格監測，保證盡可能地流入實體經濟領域。同時，控制政府對FDI的配套投資的規模，減少財政支出。OFDI與通貨膨脹理論上OFDI增加，短期內國際收支中資本項目順差下降，國內通貨膨脹下降，長期而言，投資收益增加，國際收支資本項目順差上升，通貨膨脹上升。但實證檢驗發現對外直接投資與通貨膨脹之間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原因可能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較小，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并不顯著。模型結果表明，前一期對外直接投資上升1%，通貨膨脹下降0．014%;前兩期對外直接投資上升1%，通貨膨脹下降0．011%。所以，要增加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才能降低通貨膨脹率。脈沖響應函數分析得出，對外直接投資對通貨膨脹在10期以內都沒有表現出正的滯后影響，主要原因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還處于起步階段，投資收益相對較少，有的甚至出現虧損，有盈利的也用于了再投資。所以，對于國內通貨膨脹的正影響還沒有表現出來。當然，對外投資收益與國內通脹并不存在完全的取舍，我們可以考慮直接投資國內稀缺的或者存在劣勢的產業，最終收益不光以貨幣的形式還要以產品和技術形式回流，降低國內通貨膨脹壓力的同時，帶來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作者：趙妍 黃巍巍 單位：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講師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2010級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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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輸入型；通貨膨脹；傳導

中圖分類號：F822.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1-0133-03

我國近幾年通貨膨脹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發生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以全球經濟危機為背景，伴隨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和大規模資本的流動，與發達國家在經歷了短暫的通脹后開始轉向通貨緊縮形成了對比，呈現出由初級產品價格帶動的結構性上漲的特征，并且顯現出向全面通脹發展的趨勢。

一、國內外各學派相關研究

（一）國外輸入型通貨膨脹相關研究

西方經濟學對輸入型通貨膨脹國際傳遞的研究，大體上有4種情況：輸入型通貨膨脹的貨幣分析、輸入型通貨膨脹的凱恩斯派分析、社會成本推進分析和小國開放模型（陳岱孫，厲以寧，1991）[1]。

1.輸入型通貨膨脹貨幣論

約翰遜（H.G.Johnson，1972）提出了貨幣主義學派的輸入性通貨膨脹模型，他認為，國際性通貨膨脹本質上是一貨幣現象，它源于世界貨幣增長率大于世界產量（收入）增長率；在國內信貸不變的情況下，國際收支順差帶來的國際儲備增加將增加國內的名義貨幣供應量，從而引發國內通貨膨脹，這種由國際收支順差引起的通貨膨脹即是輸入性通貨膨脹，并建議采取緊縮的國內信貸政策來抵消國際儲備上升帶來的貨幣擴張效應，從而有效抑制輸入性通貨膨脹 [2]。

2.輸入型通貨膨脹凱恩斯學派

凱恩斯主義框架下分析通貨膨脹及其傳導的主要工具是菲利普斯曲線。Branson（1975）將菲利普斯曲線和貿易方面結合起來，將貿易收支與收入相聯系，隨后又將本國價格與世界價格相聯系[3]。Branson和 Marston（1989）則提供了帶來本國價格上升的更詳細的檢驗，指出凈出口將提高收入，且本國收入的增加將直接帶來進口需求、更多的消費或儲蓄;投資的增加將帶來更多的產出和就業，從而推高價格;如果需求的增加發揮了作用并溢出到不同的經濟部門，那么價格總水平將上升[4]。但Choi （1980）指出，進口價格包含在價格預期中（擴展的菲利普斯曲線），因而較難追蹤通貨膨脹的傳導過程[5]。

3.輸入型通貨膨脹開放小國模型

1970 年，挪威經濟學家奧克魯斯特（Odd Auk rust，1970）首次提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考察結構型通貨膨脹，提出了著名的“小國開放經濟通貨膨脹模型”。該模型認為，通貨膨脹由國際價格推動，主要通過開放經濟部門、勞動力市場以及進口價格傳導至國內。根據這一模型的論述，通貨膨脹的傳導機制是：世界價格上漲帶動開放經濟部門的物價上漲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相應地，該部門的工資水平隨之上漲；隨后，前者的波動又傳導至非開放經濟部門，其工資開始增長。但是非開放部門的生產率低于開放部門的，因此推動了物價上漲。模型表明，假定開放型小國國內商品和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和供給是均衡的，該國的通貨膨脹率可能會高于世界通脹水平，前提是其不影響世界產品價格。

4.輸入型通貨膨脹結構論

結構主義學者把通貨膨脹過程描述為：對進口產品需求的增長帶來對增量資金的需求，增量資金在外匯短缺的情況下只能通過對銀行信貸擴張而得到滿足，從而迫使央行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給。因此，在對外資流入和中間產品的高度需求在外匯儲備短缺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給國際收支平衡表經常賬戶施加壓力，導致本國的名義匯率下降，由此引發的進口價格上漲觸動了本國居民的通貨膨脹預期和使通貨膨脹過程得以不斷自我加強的工資――價格螺旋，工資價格螺旋上升通過貨幣存量自發增長而得以維持（林玉紅，2008）[6]。

在此過程中，結構主義理論考慮供給層面的通貨膨脹原因，強調發展中國家外匯的短缺是通貨膨脹的主要決定因素（Taylor，1983；Yeklan，1993）[7]。

（二）國內輸入型通貨膨脹相關研究

現有國內文獻中，盧鋒（2008）較為全面地歸納了兩種意義上的輸入型通脹含義，一種體現貨幣學派通脹理論展開運用的國際分析視角，考察經濟全球化環境下不同國家總需求和貨幣過量擴張如何通過貿易、投資和匯率進行跨國傳導；另一種體現非貨幣通脹認識視角，強調外部沖擊推動進口價格上升，并通過成本推動機制向特定經濟體引入通脹。盧鋒（2008）認為，這兩重意義輸入型通脹論建立在不同理論假設基礎上，且帶來了差異的政策取向：前者與各國通過需求管理政策主動遏止、抗擊國際性通脹壓力政策立場相互兼容；后者則認為特定國家需求管理政策對這類通脹無能為力，或認為需求管理政策會“傷害經濟增長”而不具有合意性（Cagan，1980）。盧鋒 （2008）分析認為，中國事實上并不符合國際經濟學標準理論中“小國模型”、“價格接受者”等的假定。張哲人等（2007）認為，輸入性通貨膨脹是指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市場的價格變動通過國際貿易、資本流動等途徑，導致一國國內經濟產生通脹壓力的現象。

在通貨膨脹的國際傳導途徑上，余珊萍（2002）將其概括為4種，即價格傳導、需求傳導、清償性或流動性傳導、預示和示范效應傳導，并且考察了不同匯率制度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陳全功、程蹊（2004）主要考察了國際貿易中輸入型通貨膨脹傳導途徑，認為主要通過總供求傳遞、貨幣供應量傳遞和價格傳遞三條渠道輸入通脹，影響一國物價水平。

資本項目渠道下的通貨膨脹的國際傳導更具有隱蔽性。鄭超愚（1996）著重考察了外資流入變動所引起貨幣供應量隨之變化的現狀，經分析后發現匯率政策的制定與現狀存在一定偏差。李稻葵 （2008）提出了兩類輸入型通貨膨脹，其一為國際游資逃離發達經濟體而轉向新興市場國家形成“熱錢”涌入，從而形成我國外部輸入的總需求膨脹；其二為“國際市場上以原油、鐵礦石等為代表的原材料和大宗商品價格的不斷上升”使我國總供給遭受沖擊。韓劍（2009）在理論上考察了全球化對國內通貨變動的影響渠道，包括貿易渠道、金融渠道、政策渠道以及心理預期渠道等。

二、輸入型通貨膨脹傳導路徑分析

（一）國際貿易傳導機制

輸入型通貨膨脹傳導機制表現為國外市場價格變化―進口商品價格變化―國內開放經濟部門的成本和價格變化―國內非開放經濟部門的成本和價格變化―國內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化。這種傳導機制過程可用斯堪的納維亞通貨膨脹模型來說明。我國學者在闡述這一問題時，主要是對進口量、進口品價格和國內通貨膨脹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考察，以此說明國外因素通過國際貿易途徑對我國的物價水平產生了多大的影響。

陳全功、程蹊 （2004）認為，在國際貿易往來基礎上，一國的通貨膨脹水平可以通過價格傳遞路徑、貨幣供應量傳遞路徑、總供給―總需求路徑三條途徑來影響他國的物價水平。研究發現貿易收支在實體經濟方面對國內通脹水平的影響有限，而在貨幣經濟方面，貿易收支順差所形成的外匯儲備對國內貨幣的供給影響則較大。趙振全和劉柏（2005）通過實證月度數據得到，1998―2005上半年我國通貨膨脹由國際收支狀況引導的外匯占款從而貨幣渠道的影響較為重要。

21世紀以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出現了大幅波動，表現最為明顯且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國際原油價格和國際糧食價格的波動。左小蕾（2008）在考察2008年我國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因素時，即強調了外部成本推動的作用，主張刺激內需的應對政策。唐安寶、趙丹華（2011）認為，國際市場價格上升引致本國相關產品出口增加、對外貿易出現順差，貿易順差又會使外匯儲備增加，構成外匯占款，導致國內基礎貨幣增加，最終引起通貨膨脹。

（二）國際資本流動傳導機制

在國際資本流動方面，通貨膨脹主要通過世界貨幣供應量、利息率、匯率和資本流入等途徑影響國內通貨膨脹水平，其中資本流入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影響最受關注。按照流入資金的性質，將資本賬戶下資金劃分為外商直接投資和熱錢。外商直接投資涉足實際生產交換，是資本相對穩定的長期資本；熱錢是追逐風險利潤，是投機性較強的短期資本，存在較強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這兩種形式的資本流入，都會導致中央銀行買入外匯，形成外匯占款，增加基礎貨幣的投放，引起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對價格水平的上漲帶來一定壓力。其中FDI的流入會增加基礎貨幣和銀行信貸，這樣將增加國內貨幣供應量，并相應地轉化為通貨膨脹壓力。

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孫婉潔、藏旭恒（1995）從外資流入對通貨膨脹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入手，考察了外資流入對我國 1993―1994 年通貨膨脹所起的作用，結果表明，外資流入對此階段的通貨膨脹起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而且間接效應遠大于直接效應，因而，國內對外資的消化能力，如資金、技術、物資、人力資源等是決定外資流入能否對國內產生通貨膨脹壓力的關鍵因素。

王健超（2005）通過構造FDI與物價指數、貨幣供給的方程，發現FDI與兩者都有正向關系，在此基礎上提出穩定貨幣政策、疏導投資過熱的政策建議。王健、黃健（2008）認為我國通貨膨脹高企的重要原因是國際游資所為，應以國際視野來看待我國的通貨膨脹問題，并且認為通過匯率政策的調整可以有效地疏通國際游資撤離我國，降低我國的通貨膨脹壓力。

（三）匯率傳導機制

從傳導機制上來分析，雖然匯率變動在輸入型通貨膨脹傳導的過程中非獨立存在，但匯率預期對國際貿易、國際資本流動傳導機制中影響較大。我國現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即本國匯率的調整方向和程度受到限制，且匯率變動更無法抵消不平衡，甚至可能加劇；若本國匯率貶值，則反映加劇國內外相對價格水平差異，從而貿易渠道的通貨膨脹傳導將更為明顯，但資本渠道的作用程度還受匯率預期升值或貶值因素的影響。

自匯改后人民幣步入緩慢上行的通道，國內學者開始將重心逐步放到從人民幣匯率傳遞效應的視角來研究經常項目下通貨膨脹的國際傳導。鄧永亮（2010）研究發現，人民幣升值降低進口產品的價格，進口商品無論直接進入銷售渠道還是作為中間產品再生產，都能通過降低價格來抑制通貨膨脹。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區間有利于降低國際投資資本流入我國，因而抑制通貨膨脹；我國存在一定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匯率變動的支出轉換效應在中國并不顯著，因此，用人民幣升值來抑制通貨膨脹的效果有限。

深究匯率傳遞效應遞減的原因，不同學者也做出不同的解釋。Amit Ghosh（2008）經過研究發現，最終產品在不同產地產出，生產成本會因為貿易時的匯率變動方向進行一定程度的抵消，從而降低匯率變動對進口價格的影響。中間產品的因市定價的程度越高，所傳導給最終商品的通脹會越低。

三、文獻述評

研究輸入型通貨膨脹意在為尋找出其傳導機制，切斷或抑制其傳導途徑，從而減少輸入型通貨膨脹對我國的影響。盡管輸入型通貨膨脹傳導機制的討論在于國外因素如何影響本國的通貨膨脹水平，但在其中實際上涉及兩個具體過程：其一是國外因素如何直接影響本國經濟變量，這一過程中是否涉及價格變量均可；其二是這些受到國外直接影響的變量如何通過本國各部門之間的傳導作用于國內價格水平。從前文綜述的理論可以看到，各學派關注的視角與闡述的內容在這兩個具體過程中均有所差別，而前一過程也部分決定了后一過程的表現。從國際收支角度切入的理論中，凱恩斯開放經濟宏觀經濟模型傾向于總量層面短期傳導渠道機制的分析和歸納；以貨幣數量論為基礎的貨幣主義學派則強調世界貨幣與本國貨幣的傳導影響，關注長期存量均衡。開放小國經濟模型側重本國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之間的結構性特征以及兩部門商品價格之間的傳導關聯，突出供給層面的價格影響來源，也為發展中國家輸入型通貨膨脹的結構主義理論提供了借鑒；拉美結構主義學派則提供了對短缺經濟體在開放條件下通貨膨脹現象的啟發。相對而言，綜合視角的研究對于分析具體國家具體發展階段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問題更有借鑒意義。

處于轉型與開放并存時期的中國是一個特殊的經濟體，加之面臨的世界格局已與上世紀末完全不同，中國輸入型通貨膨脹的傳導也將體現出與其他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特點。盡管現有國內研究從不同角度討論了我國輸入型通貨膨脹的產生、傳導與對策等問題，但豐富的文獻中仍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對輸入型通貨膨脹涵義界定不明確，從而在研究我國開放變量與國內通貨膨脹關系時無法分辨國外因素還是本國因素主導。如對資本流入引發通貨膨脹的研究中即沒有深究是什么因素引起了資本流入。

第二，大多只從關注進口價格或資本流入等單一渠道或機制討論外部因素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影響，忽略了各傳導機制同時發生作用的分析，并未構建討論輸入型通貨膨脹傳導的研究體系。

第三，應對政策的討論傾向于定性說明，且大多關注貨幣政策，缺乏對財政政策、匯率政策以及其他政策制度的系統性綜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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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aylor，J.B.，"Low inflation，Pass through，and the pricing power of firm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1.44：1389-1408.

Review on the input type inflation

LIU Ying-di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Harbin 150028，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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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農業自然災害；“三角”模型；通貨膨脹

中圖分類號：F82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12)02-0002-06

一、引 言

我國是一個自然災害多發、頻發的國家，水災和旱災等農業自然災害尤為突出。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每年因農業自然災害造成的物資損失呈現整體上升趨勢。2011年，農業自然災害形勢依然不容樂觀：農作物受災面積3247.1萬公頃，其中絕收289.2萬公頃，直接經濟損失3096.4億元，農業自然災害已經成為制約我國農業平穩發展的重要因素。農業自然災害的頻發對我國農業生產、農民增收乃至居民消費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譚本艷等（2009）通過對CPI分類指數分析，研究結果表明食品既是我國CPI波動的短期驅動力，也是CPI波動的長期驅動力［1］，由此，無論從供給面還是從需求面看，農業自然災害都會通過引發食品價格變動進而引發CPI的變動。

自然災害對經濟造成的沖擊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自然災害造成社會資本存量受損，引起社會總體消費和投資下降，進而造成產出水平下降；二是自然災害造成的產出下降，通過需求沖擊和供給沖擊影響物價水平。現有的文獻主要集中在自然災害對產出影響方面：從短期、中期和長期的產出影響來分析自然災害的宏觀經濟影響。短期和中期主要考察自然災害對產出造成的正、負效應［2-7］，長期主要考察自然災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8-11］。然而，自然災害對物價水平影響方面的研究較為缺乏，已有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論分析層面，實證分析層面相對較少。Pantin（1997）構建了自然災害影響經濟的11個指標，通過對比自然災害發生前后三年的數據，發現災前平均通脹率為8%，災后通脹率在6.5%~9%之間波動，自然災害影響物價水平變動方向并不明確［12］ 。Rasmussen（2004）從長期影響考察了自然災害對通貨膨脹的影響，他認為災害重建的努力會擠出有效投資，推高利率并減少投資，有可能引發通貨膨脹［13］。Popp（2006）在分析自然災害對經濟的長期影響時，將通貨膨脹的產生歸結為債務負擔和市場投機［14］。 Baum（2011）運用AD-AS模型分析了自然災害對通貨膨脹的影響，他們假定自然災害在短期內不影響總需求，然而潛在產出因資本存量受損而下降，自然災害會帶來臨時性通脹壓力［15］，美國2008年的卡特琳娜颶風和2010年昆士蘭洪水造成的食物和農產品價格上漲驗證了他們的推斷。

上述的文獻更多將自然災害視為供給沖擊，結論偏向于自然災害會推高物價水平，然而，自然災害并不單純表現為供給沖擊，也會帶來需求沖擊，物價水平變動的方向取決于自然災害引發的需求沖擊和供給沖擊兩者的力量對比。因此，從理論層面上我們很難得出自然災害對通貨膨脹的具體影響。本文嘗試在傳統理論的基礎上就農業自然災害對通貨膨脹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力圖弄清農業自然災害同通貨膨脹之間的數量關系。

二、農業自然災害影響通貨膨脹的理論基礎

農業自然災害發生以后，微觀經濟主體將遭受自然災害引致的供給沖擊和需求沖擊，引發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相對變動，進而推動物價水平的持續波動。就供給方面而言，農業自然災害傾向于推高物價水平：農戶物資資本受損（農田、耕地受災），糧食產量下降，推高糧食價格；糧食產量的下降和糧價上漲會增加農產品加工企業的成本，推高農副產品的價格。就需求方面而言，農業自然災害在幾個方面表現出抑制物價：（1）糧食產量是農戶創收的必備條件，糧食產量的下降減少了農戶的收入，農戶因此改變自己的收入分配決策，減少消費和農業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需求；（2）農產品加工企業的成本上升，推高農副產品的價格，相應地會減少企業產品的銷售，進而減少其收入，從而抑制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3）當農業自然災害的規模、強度、持續時間達到一定的程度時，其影響必然會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傳導，家庭和企業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受到抑制。下面借鑒鄭超愚(2004)［18］的總需求、總供給動態調整模型，加入農業自然災害所引起的需求沖擊和供給沖擊因素，

并假定價格調整是瓦爾拉斯均衡的，則有：

S(P/PE,Yd－Dshock)－D(M/P)=Dshock－Sshock （1）

假定原有Yd和Ys是均衡的，并且不隨時間變化；價格預期是適應性的；貨幣供給在短期內不變。對式（1）左右兩邊進行時間求導，可以求得價格的動態調整過程，如式（2）所示。根據價格與總供給和總需求的數量關系，可知式（2）的分母為正。

dPdt=dDshockdt－dSshockdtS(P/PE)1PE+

S(Yd－Dshock)(Yd－Dshock)P+D(M/P)MP2（2）

由式（2）可知，物價變動主要由價格預期、需求沖擊和供給沖擊等因素決定。由于農業自然災害引起的供給沖擊為負，而需求沖擊難以確定，需分三種情況來說明：（1）當需求沖擊為正時（dDshock/dt>0），由于供給沖擊為負（dSshock/dt＜0，即有dDshock/dt－dSshock/dt＞0，表現為物價上漲；（2）當需求沖擊為負時（dDshock/dt＜0），如果需求沖擊的下降幅度大于供給的下降幅度，即有dDshock/dt－dSshock/dt＜0，表現為物價下降；（3）當需求沖擊為負時（dDshock/dt＜0），如果需求沖擊的下降幅度小于供給沖擊的下降幅度，即有dDshock/dt－dSshock/dt＞0，表現為物價上漲。根據適應性預期理論，價格預期可以由上期價格替代，表現為價格慣性；而需求沖擊和供給沖擊都是由自然災害等外部因素引發。Gordon（1996）提出了三角菲利普斯曲線，認為影響通貨膨脹的因素可以歸結為需求拉動、成本推動和通脹慣性三類［17］；由以上的理論分析，農業自然災害和通貨膨脹率、社會總需求以及社會總供給這三者密切聯系，本文將采用Gordon提出的“三角”模型，即一種菲利普斯曲線的擴展模型，以研究農業自然災害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影響。

πt=C+a(L)πt－1+b(L)Dt+c(L)zt+et （3）

其中，因變量πt是指通貨膨脹率，C表示常數項；通貨膨脹率的滯后項πt-1表示通貨膨脹慣性；Dt指超額需求；zt表示外部沖擊（需求沖擊和供給沖擊）；et為誤差項；a(L)、b(L)、c(L)分別表示各變量的滯后系數。

三、變量選取、數據說明和模型設定

（一）變量選取和數據說明

采用定基CPIt來代表通貨膨脹，并用定基CPIt的滯后一期代表通貨膨脹慣性。根據Gordon的“三角模型”，式（3）中的變量Dt可以用產出比率的對數Rt=ln(Yt/YtN)代替（YtN為潛在產出），并將Rt-1作為前定變量①。由于潛在產出不可直接觀測，不能采用常規的估計方法，一般解決的辦法有兩種：趨勢分解法（通過線性時間趨勢、HP濾波將產出分解為長期趨勢和周期性成分）、結構分解法（通過向量回歸、卡尼曼濾波將產出分解為結構效應和周期效應）。借鑒Ravn & Uhlig（2002）［18］所采用的HP濾波法來估計31個省的產出缺口，平滑參數取6.25，并將農業自然災害作為外部沖擊變量zt引入模型。由于我國統計數據的可得性限制，考慮到不能收集到我國自然災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的相關數據，因而只能選取間接衡量自然災害沖擊的變量。根據國家統計局對農業成災面積AANDt的相關解釋：成災面積是指在遭受自然災害的受災面積中，農作物實際收獲量較常年產量減少3成以上的播種面積，成災面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自然災害的強度以及對農業生產造成的影響。基于以上的考慮，選用對農業生產影響較大的成災面積來衡量農業自然災害的強度，用變量SIZEt=ln(AANDt)來表示。

選用的數據為1997~2010年我國（除港、澳、臺）31個省市自治區的年度面板數據，所有數據均來源于1997~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各地區統計年鑒。CPI作了定基化處理（1997年為100）。

（二）模型設定

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明顯，為了能夠更好地估計自然災害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影響，本文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劃分標準將我國（除港、澳、臺）分為東、中、西三個區域②。依照Gordon提出的“三角模型”，建立涵蓋全國、東部、中部和西部的動態面板模型如下：

CPIi,t=α+β1CPIi,t－1+β2Ri,t+

β3Ri,t－1+β4SIZEi,t+vi+ui,t （4）

其中，i=0，1，2，3，分別表示全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t=1，2，3，…，T表示樣本年度；νi表示截面個體差異；μi,t為隨機擾動項。

對式（4）動態面板數據模型估計的困難之處在于：方程的右邊包含有因變量的滯后值，導致解釋變量和隨機擾動項相關，而且式（4）本身存在橫截面相依性。如果直接運用傳統處理面板數據的固定效應或是隨機效應方法，會導致參數估計的非一致性，產生動態面板偏差，影響模型估計的準確性和適用性。Blundell & Bond(1998)則將差分GMM與水平GMM合并，將差分方程與水平方程作為一個整體系統進行GMM估計，這種改進的估計方法稱為系統廣義矩估計（System GMM）［19］。考慮到系統廣義矩估計是一種更有效的估計，將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對動態面板模型進行估計［20］。

在系統廣義矩估計中，方程（4）經過一階差分并結合水平方程進行變換：

ΔCPIi,t=(β1－1)CPIi,t－1+β2Ri,t+

β3Ri,t－1+β4SIZEi,t+vi+ui,t （5）

在此基礎上選取合適的工具變量并產生矩條件方程。在式（6）中，需滿足：β1≠1；當t＜s時，解釋變量Ri,t、SIZEi,t和隨機擾動項ui,s是無關的；隨機擾動項ui,s不存在自相關；E(CPIi,1,εi,t)=0(t=2,3,…,T)，E(ΔCPIi,2,εi,3)=0。在此基礎上設定矩條件為：

E(CPIi,t-sΔεi,t)=0(s≥2;t=3,…,T)

E(Xi,t-sΔεi,t)=0(s≥2;t=3,…,T)

E(ΔCPIi,t-1εi,t)=0(t=4,5,…,T)（6）

其中，εi,t=ui,t+vi，Xi,t=［Ri,t,SIZEi,t］。設Zi為所選取的工具變量矩陣。

通過GMM估計，可以得到估計參數：

α＾GMM=∑Ni=1ΔCPI'i,－1ΔX'iZi?

WN∑Ni=1Z'iΔCPItΔXi－1?

∑Ni=1ΔCPI'i,－1ΔX'iZiWN∑Ni=1Z'iΔCPIi（7）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實證結果

動態面板數據估計的前提是數據要具有平穩性，否則會出現估計的“偽回歸”問題。因此，在對模型進行估計之前，首先對模型進行面板單位根檢驗。為了保證檢驗結論的可靠性，選用了四種單位根檢驗方法：LLC檢驗、IPS檢驗、Hadri的最大似然檢驗以及Breitung檢驗。LLC檢驗、IPS檢驗和Breitung檢驗的原假設是“存在單位根，變量是不平穩”，Hadri檢驗的原假設是“不存在單位根，變量是平穩的”。從表1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所有的變量至少在兩種檢驗之下通過平穩性檢驗，這說明面板數據具有平穩性，模型估計的結果不存在偽回歸問題。

表2列出了系統GMM估計的結果。無論是全國、東部、中部還是西部，Wald檢驗值在5%的顯著水平下均拒絕了“方程擬合度較差”的原假設，表明方程擬合較好。其次，Sargan檢驗是判斷方程所選的工具變量是否有效的一個重要檢驗，原假設是“方程所選工具變量是有效的”，從表2中所反映的結果看，Sargan檢驗的P值都大于0.05，四個方程在5%的顯著水平下接受了原假設，表明所選的工具變量是有效的。另外，AR檢驗的原假設是“擾動項無自相關”，表2中的AR(2)的P值均大于0.05，在5%的顯著水平下接受原假設，表明所選的系統GMM估計方法是適用的。另外，全國、東部、中部和西部的通貨膨脹慣性（CPIt－1）和超額需求（Rt）系數均在1%的顯著水平下拒絕“系數為零”的原假設，表明通貨膨脹慣性、超額需求對當期通貨膨脹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而農業自然災害（SIZEt）系數只有全國和中部地區通過了t檢驗，東部和西部地區均沒有通過t檢驗，這表明全國和中部地區的農業自然災害對通貨膨脹產生了顯著的影響。

（二）實證分析

在通貨膨脹慣性方面，全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均表明通貨膨脹慣性對當期通貨膨脹產生較大的正向推動作用，上一期通貨膨脹每上升1%會推動當期通貨膨脹上漲大約1%，這跟傳統的通貨膨脹預期理論相符，說明穩定通貨膨脹預期對于穩定通貨膨脹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是貨幣當局在進行貨幣調控時總是強調穩定通脹預期的原因所在。在超額需求方面，全國、東部、中部和西部的數據都反映了超額需求和通貨膨脹存在顯著的正相關。在全國范圍內，當期的超額需求每增加1%會推動當期通貨膨脹上漲0.04%，這表明超額需求因素并不是推動我國通貨膨脹上漲的最主要因素，原因可能是我國家庭最大的消費支出是住房支出，而住房價格并沒有包含在CPI當中，因此，超額需求難以推動通脹的上漲。

在農業自然災害方面，各地區的通貨膨脹對農業自然災害的反應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主要是由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所致。在東部和西部地區，農業自然災害對通貨膨脹沒有產生顯著影響，而在全國和中部地區表現較為顯著。就全國或中部地區而言，農業自然災害在當期就會對通貨膨脹產生影響，原因是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且主要集中在第二和第三產業，受農業自然災害的影響相對較小，而中部地區是我國糧食的主產區，在我國農業現代化程度不高的現實情況下，農業仍易遭受自然災害的影響，因而參數估計較顯著。西部地區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物價傳導效率較低；另一方面糧食生產在農業中的占比相對中部地區較低，受農業自然災害的影響相對較小，因而參數估計不顯著。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農業自然災害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并不是正向的，農業自然災害會對通貨膨脹率產生下行壓力。全國和中部地區的數據顯示，農業自然災害和通貨膨脹存在顯著的負相關。就全國而言，農業自然災害強度每增加1%會推動當期通貨膨脹下降大約0.11%；就中部地區而言，農業自然災害強度每增加1%會推動當期通貨膨脹下降大約0.71%。這證實了自然災害影響物價變動的第二種情況，即自然災害造成的需求沖擊為負時，如果需求沖擊的下降幅度大于供給的下降幅度，物價將趨于下降，這說明我國自然災害造成的需求面負面沖擊大于供給面負向沖擊。之所以如此可能有幾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國消費結構所致。我國城鎮家庭消費結構中住房消費占據很大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對非住房商品的需求，農業自然災害等外部沖擊造成的收入減少更容易表現為需求的下降；另外，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中耐用消費品占較大的比重，而這些商品需求彈性較大，農業自然災害造成的收入下降會引起農村居民消費更大幅度地下降。二是農民收入主要來源于農業，農業自然災害造成當期糧食產量下降，從而降低農民收入，并從需求上抑制農民的消費和投資行為，而糧食價格更多由糧食收購和儲備體系決定，當期糧食產量下降不一定會對國家整體的糧食儲備造成較大沖擊，進而引發糧食價格的上漲。三是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夠完善，農村居民收入當中用于消費的部分受到了抑制。當出現農業自然災害沖擊引發糧食生產波動時，農民的收入將變得更加不確定，農村居民的消費和投資需求更容易受到負面的影響。

五、結論

以上將農業自然災害變量引入“三角”模型中，首次嘗試運用動態面板模型實證分析農業自然災害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影響。為了區分我國區域發展的差異性，分別對全國、東部、中部和西部進行實證。結果表明：在通貨膨脹的影響因素中，通貨膨脹慣性對當期通貨膨脹有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上期通貨膨脹每上漲1%會推動當期通貨膨脹上漲大約1%；超額需求雖然對當期通貨膨脹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影響程度小于通貨膨脹慣性，當期超額需求每增加1%會推動當期通貨膨脹上漲0.04%；東部和西部地區的農業自然災害對該地區的通貨膨脹影響不顯著，全國和東部地區的農業自然災害對該地區的通貨膨脹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就全國和中部地區而言，農業自然災害對當期通貨膨脹有顯著的負向沖擊，表現為農業自然災害強度每增加1%，當期通貨膨脹分別下降0.11%和0.71%，農業自然災害會降低當期的通貨膨脹水平；若單獨考慮外部沖擊因素，農業自然災害引發的通脹變動表現為負，但是綜合考慮通貨膨脹慣性、產出缺口和外部沖擊三大因素的共同影響，通貨膨脹變動表現為正。傳統觀點傾向于認為農業自然災害引發通貨膨脹正向變動，在于僅考慮了三大因素的綜合影響。本文從綜合影響中分離出了農業自然災害這一個外部沖擊因素，得出的結論不同于傳統觀點。

由此可見，相比起供給面的緊縮作用，農業自然災害對我國需求面的緊縮作用更大，表現為農業自然災害降低當期的通貨膨脹水平。因此，政府部門應高度重視農業自然災害造成的負面影響，充分重視突發性沖擊對消費需求的抑制作用。首先，應根據各地區農業生產的特點，采取不同的應對措施，尤其是中部地區的產糧大省，政府要加大對農業抗災的投入，減少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其次，要加大應對農業自然災害風險的補貼力度，財政部應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增加對農民的轉移支付，保障農戶收入的穩定性；再次，建立自然災害救濟和保險機制，當農業自然災害發生后，政府和社會提供多方面的救濟，保險公司為農民提供自然災害保險。最后，要不斷調整和優化各地區的農業結構，改變農村居民收入過多依賴農業，尤其是糧食作物的局面，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

注釋：

①Gordon（1996）在“三角”模型中，將超額需求滯后一期Dt-1和通貨膨脹滯后一期πt作為前定變量，考慮到πt-1在動態面板中已作為工具變量，不宜在動態模型中再將此變量作為前定變量，因此，本文的動態面板模型僅將Rt-1作為前定變量。

②東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廣西和海南，共12個地區；中部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共9個地區；西部包括：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共10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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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Natural Disasters on Inflation: Based on Dynamic Panel Model

TANG Wen-jin,XU Gui-hua,XU Xiao-wei

（Finance S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China)

篇5

關鍵詞： 中國；通貨膨脹；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F82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4）11-0018-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11.04

通貨膨脹不僅僅是物價水平的上升，而且具有普遍性和持續性，這也就加劇了通貨膨脹的影響廣度與深度。各國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在關注著物價水平的波動，以便及時采取措施抑制通貨膨脹的產生。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經濟實力的增強以及國際地位的提升，影響國內通貨膨脹的因素也逐漸擴大到國外，世界主要大國的商品價格波動以及歐美貨幣政策的實施等都會通過不同的渠道傳輸至國內，加大國內預防、抑制通貨膨脹的壓力。

一、通貨膨脹的度量

通貨膨脹的度量大致可分為傳統的通貨膨脹與核心通貨膨脹兩類。傳統的通貨膨脹度量，即用物價水平CPI或GDP縮減指數表示，CPI運用最早且較為簡便，目前仍是學者們運用最廣泛的評價指標，而GDP縮減指數的運用廣度則稍次之。從通貨膨脹的定義知通貨膨脹具有普遍性，包含不同的領域，而CPI僅涵蓋消費品和服務領域，以此來代表通貨膨脹的程度明顯存在不足。GDP縮減指數雖然涵蓋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生產的所有貨物和服務，但存在替代誤差、產品質量變化誤差、新產品偏誤等[1]，也不能準確反映通貨膨脹水平。核心通貨膨脹由Eckstein于1981年首次提出，以傳統CPI指數為基礎，剔除食品和能源消費品價格的上漲，沒有統一的測度方法，如兩階段估計法、動態因子指數（DFI）模型、持續性加權核心通貨膨脹指數等。李金昌（2014）從金融的視角對30%比率截尾法、SVAR法、持續性加權法、方差加權指數法和HP濾波法進行對比分析，認為方差修削法更適合測算我國的核心通貨膨脹率[2]。雖然核心通貨膨脹率的使用是對通貨膨脹測度方法的一種創新且頗受學者的青睞，但也存在著質疑聲。譚本艷（2014）認為食品價格既是中國整體CPI的短期主導力，又是長期主導力，扣除食品比重的核心通貨膨脹違背了核心通貨膨脹的本質內涵[3]。

國外也對通貨膨脹的測度進行了創新，如澳大利亞編制最終購買價格指數（Domestic Final Purchase Index）、英國使用最終支出價格指數等，但這些指標仍然存在著不足之處。目前，關于通貨膨脹率的測算仍無一精確的通用標準。

二、通貨膨脹的成因

最初，西方經濟學把通貨膨脹分為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需求拉上型通貨膨脹、結構型通貨膨脹等，國內學者也對我國不同時期的通貨膨脹原因進行了驗證。但通貨膨脹的成因是錯綜復雜的，而非單一因素的結果，有些成因無法歸結到某一類中，對通貨膨脹成因進行分類界定的意義并不大，因此學者們的研究方向逐漸轉向具體的誘發因素。根據通貨膨脹成因的不同，大致可分為兩類，并繪成圖1。

（一）內在誘導

通貨膨脹的內在誘導因素指通貨膨脹慣性（周期）、通貨膨脹預期以及通貨膨脹的不確定性等，通貨膨脹預期則基于通貨膨脹的不確定性和慣性，因此對膨脹預期的研究居多。通貨膨脹預期既有前瞻性又有后顧性，受產出、消費、投資和資產價格波動的影響[4]，同時貨幣政策也會增加市場中的中短期通貨膨脹預期，但對長期通貨膨脹預期的影響不大。央行行長講話也會加大通貨膨脹預期的波動[5]，從而對通貨膨脹產生影響，我國通貨膨脹主要受前瞻性通貨膨脹預期的影響[6]。尤其是在市場化經濟比較發達且總需求過盛的省份[7]，向后看的適應性預期也起到一定的作用[8]。在影響當期通貨膨脹水平方面，認為通貨膨脹慣性比通貨膨脹預期效果更明顯[9]，但通貨膨脹慣性隨著通貨膨脹運行的不同階段和貨幣政策的變化會發生內生結構的變化，總體呈下降趨勢，在通貨膨脹的下降期和緊縮期慣性較大[10]。因此，可以通過對通貨膨脹預期的引導與控制來預防或平抑通貨膨脹，李穎（2010）等指出通貨膨脹預期存在門限值，當預期低于2.8%時，減少M1具有顯著的抑制通貨膨脹作用；當預期處于2.8%-3.9%之間時，兩種貨幣政策工具對通貨膨脹均有顯著的調控作用；當預期高于3.9%時，利率是抑制未來通貨膨脹的有效手段[11]。

（二）外在因素

通貨膨脹的外在因素是指通貨膨脹自身以外的因素，根據來源不同，又可分為國內因素和國外因素。從總的經濟發展角度來看，李臘生（2010）、陳朝旭（2011）等均指出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且經濟增長對通貨膨脹具有明顯滯后一期的負面影響[12-14]，由此存在著一個兩難沖突的困境，合理的通貨膨脹水平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但當通貨膨脹超過某一臨界值時，就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的影響。彭方平（2013）基于企業層面的數據研究表明，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的臨界值為3.8%，且兩種機制間的轉換非常快[15]。具體到經濟增長的不同層面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金融相關領域，黃金價格與儲備、貨幣政策、人民幣匯率、金融創新等都會對通貨膨脹產生影響，其中貨幣供給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頗具爭議。宋健（2010）、何啟志（2011）等一致認為貨幣供應量是長期內誘導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甚至吳劍飛（2010）等認為短期內亦如此[16-18]。對此，陳彥斌（2009）等則持反對意見，他指出M0、M1、M2對通貨膨脹沒有影響，超額的貨幣供應量并不是影響我國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19]，李寶仁（2013）等運用線性協整模型檢驗表明，僅M0的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有關[20]。也有部分學者從房地產價格、產出缺口、人口老齡化、土地供給等角度對通貨膨脹的成因進行剖析。

國外因素也即輸入型通貨膨脹，包括國際食品價格、國際原油價格、國際利率、全球化、美元貶值等，通貨膨脹的全球聯動效應和區域聯動效應能解釋各國通貨膨脹率波動的36%和18%[21]。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對通貨膨脹的形成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且隨著我國開放程度的提高以及進口消費的提升，這種促進作用會進一步加強[22]。另外，美元貶值、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等會從成本推動、資金輸入以及貨幣擴張等方面推動國內通貨膨脹水平的提升[23]。

三、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

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個臨界值，Monaheng Seleteng（2013）認為當通貨膨脹率小于18.9%時，通貨膨脹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反之則弊大于利，也即通貨膨脹存在福利成本，具體表現在通貨膨脹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阻礙第一產業、第三產業的升級等方面[24]。福利成本的測算最初是由美國學者Bailey于1956年完成的，他從消費者剩余的角度，基于凱恩斯貨幣需求理論構建“福利三角形”來測算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25]。國內關于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測算較晚，2002年謝赤基于金融創新的角度對我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測算進行了探究，隨后，學者們采用貨幣搜尋模型、廣義矩方法、MIU模型等方法對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進行了測度，不同方法測算的結果不盡相同，甚至相差很大。陳剛（2013）以通貨膨脹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間接性地測算了我國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大小，研究表明我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高于歐美國家，通貨膨脹率上升一個百分點，將會使國民幸福感降低1.13%左右，這需要GDP增長率上升2個百分點來彌補[26]。王珂英和張鴻武（2012）測算表明我國10%的通貨膨脹率造成的福利成本約為收入的1.2%[27]。

由表2可知，關于通貨膨脹福利成本核算的方法在不斷創新與完善，從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從貨幣效用到交易成本的節約等，但仍然存在不足之處。一方面，貨幣效用因人而異、市場并非處于完全競爭狀態；另一方面，金融領域的不斷創新會增加貨幣市場的復雜性，不易定量分析的因素增多，主觀性因素加強。

四、總結與評價

由如上分析可知，對我國通貨膨脹的研究已不再囿于通貨膨脹類型的界定、經濟周期的劃分等，逐漸從宏觀結構式分析轉向微觀針對性研究，研究的方法也在不

斷創新。通貨膨脹的衡量是后續深入研究通貨膨脹的基礎，而目前使用的通貨膨脹衡量指標（CPI、GDP縮減指數等）均存在一定的誤差，建立一套精確的指標評價體系尤為重要。即使采用同一指標體系，在研究中樣本選取的不同、分析方法的差異等也會造成結果的不一致性。精確的評價指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縮小誤差、提高結果的可比性，但如何精確測度通貨膨脹水平只是通貨膨脹研究的一個方面，對其成因的挖掘以及影響的分析則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因成因決定著采取措施的種類，影響大小則決定著政策實施的強度。由圖1可知，關于通貨膨脹成因的分析已相當全面，而對通貨膨脹影響大小即福利成本的測算則仍在進一步的探索、優化中，不同的國情決定著其測度方法的特殊性及復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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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第一階段：IT理論的初步形成

在這一階段，實行IT的國家有新西蘭、智利、加拿大、以色列、英國、瑞典、澳大利亞、芬蘭、西班牙等9個。由于在實踐上IT剛剛興起，因此理論上對它的研究并不是很多，總的說來，在這一階段，IT的理論包括基本的概念和技術都不成熟，甚至對通貨膨脹目標(inflationtarget)和通貨膨脹定標(inflationtargeting)這兩個最基本的概念都不加區分。

1.《1989新西蘭儲備銀行法》和《政策目標協議(PTA)1990—03》無疑是IT最重要的文獻，兩者基本奠定了IT的總體結構框架。

(1)《1989新西蘭儲備銀行法》第8—15條、49條、53條對中央銀行目標、獨立、責任、透明等方面進行了明確規定，第16—24條規定了新西蘭儲備銀行在匯率政策上的處置權限。該法成為其他國家在修訂中央銀行法時認真研究和借鑒的主要文獻。

(2)根據《1989新西蘭儲備銀行法》，財政部長和儲備銀行行長簽訂的關于貨幣政策目標的合同也被稱為政策目標協議(簡稱PTA)。1990年3月的PTA又簡稱PTA(1990-03)。PTA(1990一03)規定價格穩定的具體目標是到1992年底，通貨膨脹率達到0-2％。在貨幣政策的歷史上，PTA(1990-03)是一個具有劃時代的協議，標志著IT這一貨幣政策框架的誕生。

2.由于IT在9個國家相繼得以實施，因此理論界出現了介紹這些國家實施IT情況的文獻，這些文獻集中反映在由Leiderman和Svensson(1995)編著的《通貨膨脹目標》和Haldane(1995)編著的《釘住通貨膨脹》這兩本書中。尤其是后者，實際上是1995年英格蘭銀行舉辦的有關IT理論研討會的綜述與總結。有關內容包括：IT的目標和信息以及IT的技術問題等。

由于IT實施的時間不長，這一階段很少有學者對IT的效果進行實證評估。Ammner和Freeman(1995)與Freeman和willis(1995)最先用VAR模型對IT的效果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們發現：在新西蘭、加拿大和英國，通貨膨脹下降得比預計的要顯著，表明IT是有效的，但IT的反通貨膨脹成本比較模糊；IT增加了貨幣政策的可信度(長期利率下降)，但這種效應似乎并不長久。

二、第二階段：IT理論基本定型

在這一階段，IT的實踐得到了新的發展，從1997年到2000年相繼有捷克、韓國、波蘭、墨西哥、哥倫比亞、南非、泰國等8個發展中國家宣布實行IT。實踐大大推動了IT理論的進步。

在這個階段，IT理論文獻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1.IT的定義。

(1)框架性定義，也稱實踐性定義：IT就是貨幣當局在公開宣布對一個數值化(點或區間)的通貨膨脹率承諾的基礎上，貨幣政策決策行為和公開解釋，包括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責任性的透明度等方面內容，是“有約束的相機抉擇(constraineddiscretion)。”IT并不是像有的學者和倡導者所主張的那樣代表一種堅不可摧的規則，相反，IT最好被理解成一個框架，其主要優點是增加了政策的透明度和連貫性，相機抉擇有所限制，但仍有相當的靈活性(Bernanke和Mishkin，1997)。

(2)最簡單的IT規則性定義是：貨幣當局明確宣布一個通貨膨脹率作為未來一定時期的貨幣政策中間目標，中央銀行對未來的通貨膨脹作出預測，如果預測值大于目標值，則提高利率，如果預測值小于目標值，則降低利率，如果預測值與目標值大致相等，貨幣政策保持不變。Svensson(1997)首次明確提出了預測通貨膨脹定標(inflationforecasttargeting)這一概念：“IT隱含的就是預測通貨膨脹定標，預測的通貨膨脹變成了中間目標。這樣有助于貨幣政策的實施和監督。”預測的通貨膨脹率比最終目標有更強的可控性和可測性；它有良好的透明度，更容易與公眾交流，更容易被公眾理解。

這里所說的規則是目標規則(targetrule)而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工具規則(instrumentrule)。兩者的主要區別在于目標規則是前瞻性的，貨幣政策工具設定在預測通貨膨脹率和目標相等的條件下，這是一個內生的反應函數；而工具規則是后顧性的，政策工具是在反應函數中直接根據當前的信息設定的。

2.IT的假設和前提。IT的假設實際上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為什么要實行IT這個問題；IT的前提條件大多與IT能否在發展中國家實施有關。

(1)IT的假設與貨幣政策目標理論密切相關，也就是說當承認貨幣政策的目標是價格穩定時，這一問題的大部分實際上已經得到解決。

Debelle(1997)認為IT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通貨膨脹率成為貨幣政策壓倒一切的目標，其主要理由是：近年來重新強調價格穩定是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對通貨膨脹目標的承諾有助于消除貨幣政策中的通貨膨脹偏向；貨幣政策工具與通貨膨脹的聯系比以往通過中間目標的聯系更加穩定。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認為實行IT的最簡單的理由是為了保持一個“低且穩定的通貨膨脹率”，而這又依賴于五個假設：從中長期來看，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是中性的；通貨膨脹都是有成本的；貨幣在短期內是非中性的；貨幣政策影響有不確定的時滯；相機抉擇有“動態不一致”性，需要“承諾技術”。

(2)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實行IT的大多是工業化國家，有的學者據此認為IT只能在工業化國家實施，而發展中國家要成功實行IT，則需要滿足相應的條件，否則難以實行IT。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Debelle等(1998)首先提出了IT的前提問題，認為這些前提包括：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必須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雖不必有目標獨立性，但至少應該有工具獨立性；貨幣當局沒有對其他名義變量(工資、名義匯率)水平和路徑的承諾。

由于IT需要相當嚴格的技術條件和制度保障，這些都不是發展中國家所能具備的。因此他們認為至少在近期內還不可能通過實行IT來改善貨幣政策。

3.IT的模型。由于標準的總需求一總供給模型主要涉及產出和價格水平，而不是中央銀行的政策目標，因此這種范式不能解釋IT。此外作為一個貨幣政策框架，IT也很難完全用模型來加以描述，因為IT的一些特征如透明度和責任制難以模型化，較常見的模型主要是反映IT的反饋規則。IT反饋規則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前瞻性，強調通貨膨脹預期的作用。

(1)Haldane(1997a，1997b)提出了一個比較簡單的IT前瞻性政策規則理論模型：

It=γ(Etπt+j-πT)

上式中，it表示t期的名義利率，Et是以t期和更早的時期的信息為條件的期望算子，πt+j是t+j期的通貨膨脹率，j就是定標的時間跨度(targetinghorizon)，具體由貨幣政策傳導時滯決定，γ(＞1)是反饋系數。公式是對IT的最簡單的理解：當中央銀行在t期預計未來t+j期的通貨膨脹將高于目標值時，應該提高利率，反之則應降低利率。

(2)Svensson是目標規則論的主要倡導者，Svensson(1997a)模型是最優化模型的代表。學術界應用得較多的這個模型，如Pierre-RichardAgenor(2000)中所討論的模型等。Svensson(1997a)模型可以簡單地用以下幾個公式來表示：

πt+1=πt+α11yt+α2xt+εt+1

yt+1=β1yt-β2(it-πt)+β3xt+ηt+1

xt+1=γxt+θt+1

其中，πt=pt-pt-1,pt是價格水平的對數，πt表示通貨膨脹率，yt是產出缺口的對數，長期自然產出正規化為零，xt是外生變量，ηt、εt、θt是白噪聲，it是名義利率，α1，β2＞0，其它系數是非負的，且β1，γ＜1。

再假定貨幣政策由一個目標通脹為π*的中央銀行來實施，中央銀行在t期選擇名義利率{it}τ=t∞t∞。以最小化損失函數L：

4.IT的設計技術。在符合基本前提的條件下，如何具體實施IT?Haldane(1995a，1997b)把這個問題稱為設計技術(designtechnique)。IT設計技術可大體概括為目標技術、分析預測技術和決策治理技術這三種。但設計技術問題并不是一個IT所特有的，事實上任何一種貨幣政策都有設計技術問題。

(1)目標技術：Haldane(1997a，1997b)認為應該考慮價格指數的選擇(choiceofpriceindex)，點(point)目標與區間(band或range)目標及時間跨度(horizon)的確定，匯率和貨幣條件指數(MCImonetaryconditionsindex)等問題。

(2)預測技術：IT要求中央銀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來預測通貨膨脹，因此對IT的成功實施的主要挑戰是預測技術。值得一提的是扇形圖技術，這也是英格蘭銀行對貨幣政策分析的主要貢獻，這種方法不是點預測而是概率分布(probabilitydistribution)預測。

(3)決策治理技術：主要是指中央銀行治理中關于貨幣政策委員會(MPC)的組成和決策規則，英格蘭銀行的MPC是個成功的典范。

①MPC的組成：MPC應該由專家組成，成員中最好沒有政府、行業、部門的代表；MPC的專家應該有不同的專業特長，因為專業結構類同的MPC往往不能發現他們能力所及范圍以外意想不到的威脅。

②決策規則：MPC的決策應該由MPC集體投票決定，由行長個人決定比較罕見(以色列、新西蘭)。其中集體決定又有投票表決和一致通過兩種，大多數是采用投票表決的形式。

4.IT的宏觀效果。IT的宏觀效果主要是指實行這一框架后對通貨膨脹、利率、產出等宏觀變量的影響，宏觀效果有“相關論”和“無關論”之爭。

(1)極大部分支持IT的學者持“相關論”思想，他們認為，由于實行了IT這一貨幣政策框架，中央銀行的可信度大大增加，在實現價格穩定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Neumann和Hagen，2002)。

(2)“無關論”者認為，如果單獨考察IT國家，可以發現IT國家的表現確實改善了很多。但這并不只是發生在IT國家，非IT國家的表現同樣得到了改善。雖然IT國家的改進比非IT國家要大，但正如矮個子人的子女比他父輩長得稍高一樣，這是一種自然“回歸”現象。因為1990年代早期，IT國家的經濟表現普遍比非IT國家較差些。一旦控制這方面的因素，IT與非IT的表現差別就會消失(Ball和Sheridarl，2003)。

但一個比較保守的結論是IT至少有鎖定已取得的利益的作用，不會對宏觀經濟產生危害，而且未來可能對提高經濟運行狀況有一定的作用。

三、第三階段：IT理論日趨完善

在這個階段，相繼又有挪威、冰島、匈牙利、秘魯、菲律賓等5個國家實行IT。

這個階段IT理論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IT的數理模型大量出現。數理模型實際上在IT理論的第二階段已經出現，但進入第三階段后IT理論所運用的數學工具日趨復雜和高級。這也是IT理論日益融入主流宏觀經濟理論的標志和結果。

(1)最優規則的理論：Woodford和Svensson(1999，2003)主要論述了通過預測的通貨膨脹來實施最優政策的；Svensson(2002)認為IT應該公布中央銀行的損失函數以提高透明度，消除對“通貨膨脹目標癡迷者”的誤解；Svensson(2005)對目標規則和工具規則進行了深入研究。

(2)IT的獨立性、透明度、責任制度：IT增加了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有利于增加貨幣政策的穩定性，IT確定了中央銀行表現的衡量標準，責任和穩定的交替依賴于透明度，也就是對中央銀行表現的監督能力。實行較長的中央銀行行長任期對責任制度產生了威脅，但解雇規則有助于增強中央銀行的責任walsh(2002)。

2.國別比較研究：由于IT實施已經有了較長的時間，而且實施的國家較多，因此比較研究的可靠性也大大增強。按照Kuttner(2004)的說法，IT已進入了“青春期”，雖然沒有完全定型，但也顯示了比較明顯的實踐特征。從全球范圍的廣泛視角對IT進行比較的文獻也隨之大量出現。

這些文獻主要比較了IT實踐的特征、產出和通貨膨脹的動態模擬、通貨膨脹報告、貨幣政策委員會決策規則等。

Mishkin和Schmidt-Hebbel(2001)認為IT已被證明是一個成功的貨幣政策框架；IT與中央銀行的獨立性、透明度和責任制是相互加強的；IT有助于降低通貨膨脹率，也有助于降低損失率和產出波動性；IT有助于降低通貨膨脹預期，從而有利于更好地應對供給沖擊，IT已經受過逆向沖擊的考驗；IT也考慮了實際經濟的因素，并不是“通貨膨脹癡迷者”。

3.發展中國家的IT理論有了新的突破。由于已有許多發展中國家實行IT，因此對于能否在發展中國家推行IT已不再是個問題，研究的重點自然轉向如何更好地在發展中國家實行IT這個問題上。

Mishkin(2004)等研究后得出的結論是：盡管實行IT需要一定的前提，但也不是說非要等到這些條件都成熟時才能實行IT；發展中國家更加應該重視IT的制度框架問題，其中法定的價格穩定目標和工具獨立尤其重要；應該同樣重視目標的上限和下限；政府參與設定通貨膨脹目標有利于減輕經濟目標之間的沖突；中央銀行可以對匯率實行“平滑”，但不能使匯率離開市場所決定的水平；IT并不是發展中國家“萬能藥”，它可能適合于某些國家，但對另外一些國家可能并不合適。

IMF在2005年的《世界經濟展望》中把IT的前提概括為4個方面21個指標：

(1)機構獨立：中央銀行必須自治或免受財政和政治勢力的干預。主要有明示的(或隱含的)財政義務，操作獨立性(工具獨立性），法定目標，行長任期安全(能否被隨意免職)，財政平衡狀況，公共債務/GDP，中央銀行的總體獨立性等7項指標。

(2)技術設施：中央銀行應該有一定的經濟預測能力。主要包括中央銀行數據能力、建模能力和預測通貨膨脹的能力3項指標。

(3)經濟結構：經濟應該有一個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取消價格管制，經濟對原材料價格和匯率不是太敏感，美元化程度很低。主要有匯率的滲入、對原材料的敏感性、美元化、貿易的開放度等4項指標。

(4)健康的金融體系：應該有一個穩健的銀行體系、較為發達的資本市場，金融穩定與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沖突較小。主要有銀行資本充足率、股票融資量／GDP、債券融資量／GDP、股票市場成交量、(銀行)貨幣錯配、(公開市場)主要債券成熟期等6項指標。

定量研究后得出的結論是：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是在完全具備這些前提的條件下才開始實行IT的。

有的學者則認為，發展中國家實行IT應該重視資本流入的“突然停止”問題(Caballero和Krishnamurthy，2005)。由于這些國家的金融部門比較脆弱，而且日益融入全球化，貨幣政策有可能成為問題的來源而不是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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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通貨膨脹；企業投資管理；影響；對策

通貨膨脹普遍存在于現代市場經濟發展中，其在不同國家或者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都有著不同的影響，溫和的通貨膨脹對企業投資管理的不利影響較小，甚至從某個角度來講其有利于企業的投資管理；而惡性的通貨膨脹則對企業產生較大的不利影響，使得物價水平持續上漲，貨幣實際購買力持續下降，嚴重制約了企業的投資管理，企業一旦無法應對這種惡性的通貨膨脹，企業利益就會受到極大折損，甚至會有面臨倒閉的風險。因此，在通貨膨脹的影響下，企業進行投資決策的時候，必須重點考慮通貨膨脹這個因素，使決策者在做出投資決策時有科學的理論和現實依據作為支撐，促進企業在通貨膨脹影響下正常發展。

一、通貨膨脹概述

（一）通貨膨脹的定義

對于通貨膨脹而言，被普遍認可的定義就是實際流通的貨幣數量過多，遠大于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量，進而引發貨幣貶值以及物價水平全面持續上漲的經濟現象[1]。簡而言之，就是在一定時間內，物價總水平持續不斷上漲，致使貨幣購買力持續不斷的下降。通貨膨脹的本質就是貨幣社會總供給大于社會總需求。

（二）當前通貨膨脹的情況

在現代社會市場經濟中，通貨膨脹普遍存在于每個國家和地區，對其市場經濟的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現如今通貨膨脹對于任何國家或地區而言都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其已經成為整個世界都要積極應對的一種經濟現象。工業發達程度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受到的通貨膨脹的程度也不同。表現比較溫和的通貨膨脹說明這個國家或地區的通貨膨脹程度不高，表現比較劇烈的通貨膨脹說明其通貨膨脹程度相對較高。不僅如此，一個國家處在不同時期的通貨膨脹程度也是不盡相同的。例如，我國在1987～1988年正處于經濟擴張的階段，物價指數因此不斷走高，成為自改革開放以來首個歷史高點，最終也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在1993年上半年，金融業產生混亂，通脹壓力增大，國家為了滿足國內巨大的投資需求，超長增發貨幣，導致通貨膨脹爆發。另外，2003年社會經濟發展迅速，原材料需求過盛，物價總水平全面上漲，通貨膨脹也隨之而來。因此，在市場經濟中，流通中貨幣數量遠大于實際需求，就會導致物價持續上漲，爆發嚴重的通貨膨脹，動蕩社會經濟和政治，不僅對個人，也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活動造成一定的影響。

二、企業投資管理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

國家或地區工業發展程度不同，其面臨的通貨膨脹程度也不同[2]。但是每個國家或地區都會經歷溫和的通貨膨脹，這對企業的投資管理所造成的影響實際上并不一定有多大，而且企業在溫和的通貨膨脹影響下可以強化企業對未知風險的適應能力，進而加強投資管理，促進企業發展。在企業投資管理中，企業做出的投資決策受到通貨膨脹率高低的影響。如果通貨膨脹率比貸款利率高，企業就算處于負債的狀態，也會堅持自己經營，這是由于在此情況下借款投資收益率相較而言高一些，發行債券或借貸是企業擴張的主要方式。一旦企業的投資項目回報率比黑市的利率高，即使借高利也依舊可以獲得利潤，企業就會貸款進行擴張。由于在此時通貨膨脹率比黑市利率高，企業的正常經營收益低于借高利所得到的收益，便堅持貸款，進而就會出現“亂集資”的現象。企業的流動資金也會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在企業的投資過程中其所得稅也受到影響，所以通貨膨脹因素對于實際的資金凈流量有很大影響。投資項目不同，通貨膨脹對其的影響程度也不一樣。企業一旦對不同通貨膨脹的預期沒有進行正確的估值，投資必要報酬率的預算就會因此出現錯誤。在現金流量的估算中不考慮通貨膨脹造成的影響，就會出現對現金流量估算過高或者過低的情況發生，進而做出嚴重的錯誤決策，給企業造成損失。因此，在投資過程中，企業必須重視通貨膨脹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否則就可能在一項無利可圖的投資項目上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或者財力，平白造成很大的損失，或者與原本可以獲得較高回報的投資項目失之交臂。

三、減少通貨膨脹帶來的不利影響的對策

（一）企業對外投資

企業要想在通貨膨脹的不利影響下，做出正確的對外投資決策，首先就要加強對宏觀經濟政策的關注和分析。這就要求企業必須要對國家出臺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有充分的了解和分析，密切關注貨幣供應量的動態變化，抓住股市中的投資機遇。同時，對一些成本控制力相對較強的行業以及公司的股票加強關注，特別是那些對勞動力成本控制比較好的公司。在此也要注意規避那些生產非必需消費品的企業中定價能力較弱的消費品企業的股票市場。除此之外，企業還要對整體物價水平的動態變化有一個宏觀的把握，分析上市公司生產成本受到商品價格變化所帶來的影響，這樣就可以有效掌握股票價格的變化趨勢。其次，要想減少通貨膨脹對企業投資管理的不利影響，進而做出恰當的投資選擇，企業自身就要抓住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投資機遇。在宏觀經濟環境下，企業要做好兩項工作：第一、要做好不同通貨膨脹階段的預期分析工作。在通貨膨脹起始階段，投資者對于通貨膨脹在未來的發展狀況沒有做好正確的預期，導致股價上漲空間過大，對于企業投資來說是個不利因素。因此，隨著通貨膨脹程度的不斷加深，企業要不斷調整、修正預期，使股價上漲的空間逐漸縮小，減少投資的成本。第二、對于通貨膨脹的性質，企業要有一個正確的判斷。如果通貨膨脹表現比較溫和，企業的盈利也會有所增加，股價隨之上漲；但如果是惡性的通貨膨脹，貨幣的購買力就會持續下降，股市的發展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最后，投資產品選擇正確也會對減少通貨膨脹給企業投資管理造成的不利影響有積極的意義[3]。企業可以選擇以下四類投資產品：①公關交通以及水電煤氣等公共事業類股票；②以糧食為帶動的相關板塊；③初加工產品原料以及處于壟斷地位的股票；④日用商品流通零售類板塊。

（二）企業長期投資

在企業的長期投資中，減少通貨膨脹對其造成的不利影響，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就該從以下三個方面出發：首先，要對名義貼現率進行合理、正確的調整。名義貼現率如果在通貨膨脹的影響之下不進行及時、合理的調整，投資項目的現金凈流量就無法得到科學的反映[4]。換個角度來講，就是必須將通貨膨脹因素的影響，作為企業確定貼現率的一個重要分析因素。其次，在通貨膨脹的影響下，企業應該重新對長期的投資項目進行評估。如果通貨膨脹率相較而言不是太高，就可以在評估中適當增加一些不可預見的費用；而如果通貨膨脹率相對較高，則需要在增加不可預見費用的基礎上，追加一項考慮通貨膨脹影響的價差預備費。最后，對固定資產采取加速折舊的辦法來減少通貨膨脹的不利影響。由于通貨膨脹的影響，這種加速折舊產生的折舊額要從兩方面考慮：第一就是通貨膨脹的補償部分；第二就是以傳統的年數總和法或雙倍余額遞減法產生的折舊額部分。

（三）企業短期投資

減少企業在短期投資中受到的通貨膨脹帶來的不利影響，可以采取合理增加庫存量、加快賬款回收、恰當調整持有現金的數量這三個措施，保證企業的投資管理。企業應該根據局勢調整現有的經濟模型，不能一成不變，要有靈活性。當企業處在通貨膨脹時期的時候，應該增加企業的訂購批量，根據實際情況合理增加庫存量，以這種新的經濟模型來替代通常情況下以經濟訂貨量為主的傳統模型，企業可以賺取儲備貨物漲價以后形成的差額利潤。通常情況下，企業的賬款回收速度較慢，容易產生壞賬，增加企業損失。在通貨膨脹時期，為保證企業的利益損失沒有進一步擴大，企業就要加快相關賬款的回轉速度，嚴格信用標準，減少信用期，委派專門開展賬款回收工作，盡量快速收回貨款。企業為了避免由于通貨膨脹導致市場不確定因素增多而帶來的風險，就要對目前持有的現金數量進行合理調整。這就要求企業要保證在遇到突發狀況的時候企業有足夠的置存資金進行應對[5]。與此同時，也要考慮采取何種方式來盡可能的減少通貨膨脹影響下貨幣的持續貶值所帶來的損失。

四、結束語

總而言之，通貨膨脹普遍存在于現代社會市場經濟中，任何國家、任何地區都無法避免通貨膨脹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的影響。企業只有適應通貨膨脹之后，才能減少通貨膨脹給企業投資管理造成的不利影響，避免發生倒閉的風險，并且保證企業在今后得到更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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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通貨膨脹壓力；P-Star；產出缺口；菲利普斯曲線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08CJY002)；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07JC790055)；上海市教育發展基金會晨光計劃項目(2007CG71)；上海市教委高水平特色發展項目“金融信用知識創新體系”資助。作者簡介：賈德奎(1978－)，男，寧夏同心人，管理學博士，上海立信會計學院中國立信風險管理研究院副教授，主要從事貨幣理論與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12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i006-1096(2009)04-0021-03　收稿日期：2009-05-04

通貨膨脹壓力IP(Inflation Pressure)是指未來某個給定時期的價格總水平相比較上一期的可能上升程度。通貨膨脹壓力測度即通過數量方法對物價總水平的變動趨勢進行度量，其主要目的在于幫助貨幣當局準確把握宏觀經濟形勢，并進而提高貨幣政策的決策效率及調控效果。近年來，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用了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調控框架，這要求貨幣當局有準確判斷未來通貨膨脹發展趨勢的能力。正基于此，對通貨膨脹壓力的研究成為學者們所關注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

一、相關文獻述評

在已有文獻中，有學者運用產出缺口同價格變化率之間的關系來估計通貨膨脹壓力，也有學者運用貨幣流通速度與其趨勢值之間的偏移率來測算通貨膨脹壓力。除此之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國際上得到廣泛應用的P－Star模型，也是測度通貨膨脹壓力的一種較好的嘗試。

基于貨幣流通速度偏移率的通貨膨脹壓力測度，假定當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貨幣需求量出現變化時，貨幣供給的增長速度能與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貨幣需求增長速度保持一致，在此條件下，價格總水平將保持不變，此時的貨幣流通速度可定義為均衡貨幣流通速度。根據費雪的現金交易方程式YP＝MV可以得出，當實際貨幣流通速度與均衡貨幣流通速度出現偏離時，價格水平將存在著調整壓力。其中，如果實際貨幣流通速度低于均衡流通速度，則意味著未來價格水平存在著向上的調整壓力，即可能會發生通貨膨脹。余根錢(1993)利用上述通貨膨脹壓力測度方法，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歷年(1979～1992)的通貨膨脹壓力進行測算。結果表明，基于貨幣流通速度偏移率而建立的方程是一種預測物價總水平的理想模型。Miquel Faig和Bel6n Jerez(2005)利用美國的經濟數據(1892～2003)，通過研究貨幣流通速度偏移狀況來間接度量通貨膨脹壓力，并最終得出公眾持有貨幣的動機變化會改變貨幣流通速度并引致通貨膨脹。Lars RisbJerg(2006)利用貨幣流通速度偏移率對丹麥的通貨膨脹壓力進行測度，并通過考察通貨膨脹壓力的周期性變化，來驗證貨幣量增長、通貨膨脹與經濟周期之間的內在聯系。

基于產出缺口的通貨膨脹壓力測度，其理論基礎為菲利普斯曲線所描述的價格水平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正是利用實際GDP增長率對其潛在值(或均衡值)的偏離來間接度量經濟中的通貨膨脹壓力。新西蘭儲備銀行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就以產出缺口作為經濟中通貨膨脹壓力的重要衡量指標，并進而為貨幣當局的政策決策和操作提供依據。Stefan Gerlach等(2006)利用不同方法對中國i982年~2003年間的產出缺口進行估計，并研究了產出缺口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當考慮了價格管制放松、貿易自由化及匯率制度改革等不可觀測變量后，產出缺口變化能夠較好地解釋中國多年以來的通貨膨脹變動趨勢。國內許多學者也進行了類似研究。劉樹成(1997)通過研究改革開放前后中國的“產出－物價”菲利普斯曲線發現，我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市場機制開始發揮作用，經濟增長率與物價上漲率之間呈現出基本菲利普斯曲線所表明的同向變動關系。范從來(2000)通過研究中國的“產出－物價”菲利普斯曲線的形狀，發現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和價格水平之間存在著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線所表明的同向變動關系，并據此提出反通貨緊縮應該成為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石柱鮮、黃紅梅、石慶華(2004)通過對中國產出缺口與通貨膨脹率關系的分析，表明中國的產出缺口與通貨膨脹率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并且這種相關關系比較穩定。劉金全、金春雨、鄭挺國(2006)以菲利普斯曲線和“奧肯定律”為理論依據，通過采用具有區制轉移的狀態空間模型，對經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關系進行經驗分析。研究發現，中國的經濟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并不存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線所描述的直接關系，但存在著長期菲利普斯曲線下經濟增長波動性與通貨膨脹波動性之間的緊密聯系。

基于貨幣需求理論中的費雪現金交易方程式，美聯儲的Hallman Jeffrey等三位研究人員(1989)提出了一種估計通貨膨脹壓力的模型，即所謂的P－Star模型。國內外許多學者利用P－Star模型對相應國家或地區的通貨膨脹壓力進行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表明該模型能夠應用于大多數經濟體的通貨膨脹壓力測度。Peter Hoeller和Pierre Poret(1991)通過實證研究以評估P－Star模型的有效性。結果表明，P－Star模型在解釋過去的通貨膨脹變化軌跡時，要比單一依賴產出缺口的模型更為出色；不僅如此，在對樣本中大多數國家的研究中發現，在長期通貨膨脹壓力的預測方面，P―Star模型也優于基于金融市場變量的其他模型。但令人遺憾的是，在預測短期通貨膨脹壓力方面，P-Star模型表現出相應的不足。其主要原因在于，P-Star模型既無法有效識別出事先的貨幣流通速度和潛在產出水平的暫時性沖擊因素，也無法識別出類似的永久性沖擊因素。楊運杰、張永軍(2007)估計了P－Star模型的經驗方程，并且研究表明運用P-Star方程來估算通貨膨脹壓力的變化，可以為國家價格總水平的調控提供參考。

在許多標準模型中，產出缺口是解釋通貨膨脹的主要變量，而在P－Star模型中，貨幣流通速度對均衡趨勢的偏離也是決定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因素。P-Star模型基于傳統的古典貨幣數量論，即就長期而言，價格水平取決于貨幣供應量。P-Star模型的貨幣政策含義在于貨幣當局在短期或長期內影響貨幣供應量的能力。

不同的通貨膨脹壓力測度方法既可以互為補充，又能夠彼此驗證，因此各具借鑒意義。但在具體研究中，測度方法

的選擇應該基于現實的經濟特征。基于此，考慮到中國過去所經歷的通貨膨脹上漲的主要引致原因，即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過快下的需求驅動特征，下面將利用菲利普斯曲線所描述的產出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式，通過估計產出缺口，以對中國宏觀經濟中的通貨膨脹壓力進行測度。

二、產出缺口估計及模型建立

利用菲利普斯曲線所描述的產出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對通貨膨脹壓力進行測度，首先需要準確地估計產出缺口，然后通過建立產出缺口和通貨膨脹之間的回歸方程式進行計量分析，最后對通貨膨脹壓力進行測度。

(一)產出缺口估計

在已有的學術文獻中，從理論上估算產出缺口的方法有結構性方法與非結構性方法兩大類。結構性方法的代表是生產函數方法，但通過生產函數法估算潛在產出時必須使用失業率、企業開工率、固定資產使用率等指標，而在中國沒有企業開工率、固定資產使用率的正式統計，對失業率的統計只有城市登記失業率一項，該指標對農村失業及城市中下崗等情況沒有進行統計，因此在中國直接使用生產函數法計算潛在產出有比較大的困難。

非結構性方法也稱為統計方法，是直接根據實際產出估計潛在產出，不需要其他統計指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HP濾波方法。即如果Y是包含趨勢成分和波動成分的經濟時間序列，Y是其中含有的趨勢成分，Y：是其中含有的波動成分，則利用liP濾波可以將經濟變量序列中長期增長趨勢和短期經濟波動成分T分離出來。下面采用HP濾波法估算潛在產出時，因使用的是年度數據，故采用了OECD的建議，取r=25。估算結果如下表所示。

(二)模型建立

基于菲利普斯曲線所描述的產出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可建立下述計量模型。

上式中為時期的通貨膨脹率，Gap，為時期的產出缺口，真為擾動項。上式的經濟學含義為，當期的通貨膨脹水平受過去的通貨膨脹水平及產出缺口的影響，即產出缺口是影響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在正的產出缺口下，通貨膨脹有上升的壓力；在負的產出缺口下，通貨膨脹則有下降的壓力。下面將利用中國的宏觀經濟數據。通過上述模型，對中國近期的通貨膨脹壓力進行測度。

三、實證及結果分析

計量分析所用的CPI及產出缺口數據均為年度數據。CPI數據來源為GCER中國經濟研究服務中心的宏觀經濟數據庫，產出缺口采用上面利用HP濾波方法的估計值。方程中的CPI和產出缺口分別取一階滯后項，最后使用最小二乘法(OLS)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下表所示，

從回歸結果看，各變量系數的‘統計量都比較顯著，DW值為1.32，為67.1％，調整后的及R為62％，計量結果比較理想。

根據上述回歸方程，參考張曉晶(2008)關于穩態通貨膨脹率的解釋，可以計算出不同穩態通貨膨脹率水平下的GDP增長率。如果仍然假定社會可承受的通貨膨脹率水平在5％以下，則相對應的GDP增長率為9.41％；并且從下表可以看出，通貨膨脹率為0時，GDP增長率為7.39％。由此根據下表可以得出，穩態通貨膨脹率上升1個百分點與GDP增速提高0.4個百分點是相對應的；并且可以看出，中國如果出現9％以上的GDP增長率，則經濟將面臨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

四、簡要結論

筆者利用HP濾波方法估計中國近年(1992―2007)的產出缺口狀況，并建立描述中國宏觀經濟中產出缺口與通貨膨脹之間關系的菲利普斯曲線方程式，最后采用計量方法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經濟發展過快是中國近年來出現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不僅如此，中國2007年前后曾出現的通貨膨脹上漲也主要由經濟增長偏快所引致。通過考察不同穩態通貨膨脹率水平所對應的GDP增長率可以發現，中國的穩態通貨膨脹率上升1個百分點與GDP增速提高0.4個百分點是相對應的。由此可以得出，中國如果持續出現9％以上的GDP增長率，則宏觀經濟將面臨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這一結論也為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實踐所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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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貨幣供應量的概念、指標及影響貨幣供應量(也稱貨幣存量)，是指全社會的貨幣存量，是全社會在某一時點承擔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貨幣總現階段我國的貨幣供應框架體系中，貨幣供應量主要有以下幾個指標： M0 = 流通中現金 M1（狹義貨幣） = M0 + 非金融性

公司的活期存款 M2 （廣義貨幣） = M1 + 非金融性公司的定期存款+儲蓄存款+其他存款通常所說的貨幣供應量，主要是指 M2 [3]。

通常來講，衡量貨幣供應是否均衡的主要標志是物價水平的基本穩定。物價總指數變動較大，則說明貨幣供求不均衡，反之則說明供求正常。

二、貨幣供應量與通貨膨脹的關系研究

從貨幣分析法的一個公式：Md= P

L ( R ， Y )我們可以得出，貨幣總需求

（M）與價格（P）、利率（R）和產出水平（國民收入-Y）有關。在利率

（R）相對穩定的情況下，要保持物價的穩定就要保證貨幣的供給隨著國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過分地增大貨幣總量的供給就會造成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和貨幣供給是正相關關系[4]。

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是不同的經濟范疇，但兩者又有一定的聯系，通貨膨脹昀為直接的表現就是物價上漲。因此，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

一般當CPI增幅>3%時稱為通貨膨脹（ INFLATION）；當 CPI增幅 >5%，稱為嚴重的通貨膨脹（SERIES INFLATION）

貨幣大量投放發生1994年之前。在 1993年，廣義貨幣供應量（M2 ）的增長率高達40%。1995-1996年，我國曾面臨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尤其是1994年，全國零售商品物價指數和居民消費品價格上升超過20%。1995年，CPI指數也高達17.1%。由此可見，過量的資金是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5]。

而從1997年底（10月）起到2003年底我國零售物價總指數（RPI）連續下降， CPI從1998年3月起持續下降22個月。依據經濟學一般定義，可判定我國經濟曾經出現通貨緊縮現象。

2007年，CPI達到4.8%，依據經濟學一般定義，經濟已經進入通貨膨脹階段。2008年2月，中國的通貨膨脹率躍至8.7%，創下了十二年來昀高點 [6]。

三、貨幣供應量與房地產價格之間的關系研究

M2增長率及CPI增長呈現較大的相關性，但在 2004年出現了反常現象，原因是2004年，我國政府為了抑制投資過熱，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重點針對土地市場開展整頓，嚴格控制土地供給[7]。社會上形成了一種房地產價格將不斷上漲的心理預期，導致大量閑散資金出于投機目的流向房地產市場，進一步增大了房地產市場的需求，從而造成房地產市場價格進一步上漲。而另一方面， 2004年的貨幣供應量卻較大下降，因而導致圖2出現的2004年的特殊情況。但從總體來看，我國房地產價格與貨幣供應量是呈正相關關系的。

房地產價格變動對貨幣需求的影響體現在三個方面：（1）財富效應，房地產價格的上升意味著人們名義財富的增加，貨幣需求相應增加。（2）交易效應，房地產價格的上升往往伴隨著交易量的擴張。成交量越大，需要用來完成媒介作用的貨幣就越多，相應地，對貨幣的需求就越大。（3）替代效應，如房地產價格上漲，會使得人們調整自己的資產結構，多持有房地產，少持有貨幣，貨幣在人們資產組合的比重下降，會降低貨幣需求。房地產價格變動對貨幣需求的影響由這三方面的效應共同決定，財富效應和交易效應增大了貨幣需求，而替代效應減少了貨幣需求 [8]。

貨幣供應量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由于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導致流通中的貨幣量增加，從而導致貨幣貶值，從而房地產價格上升。

四、通過貨幣供應量分析通貨膨脹與房地產價格之間的關系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貨幣供應量與房地產價格和通貨膨脹之間均分別呈現正相關關系。從圖3同樣可以看出，1998-2007年來我國房地產價格與通貨膨脹呈現較高的相關性。

這是由于當貨幣供應量增加時，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可能會超過經濟運行所需的貨幣數量而引起貨幣貶值和價格水平全面、持續上漲，將導致流通中的貨幣量增加，而導致通貨膨脹現象。另一方面，當貨幣供應量增加時，將導致流通中的貨幣量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會使貨幣貶值，而貨幣貶值又會使得房地產價格上升。而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或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減少。

在一定區間范圍內，隨著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有利于刺激房地產市場發展，房地產企業可獲得更多資金易于導致房地產市場繁榮。由于房地產市場的巨大帶動作用將有利于經濟形勢向正方發展，必然導致CPI的增長。

但如果貨幣供應量過多，首先易直接導致通貨膨脹。同時，房價過度上漲造成經濟主體的預防性動機增加過大，使儲蓄增長幅度過大(這對應著消費大幅縮減)，就有可能對產出、通脹形成負面的影響，引發通貨緊縮；反之，如果房價上漲刺激消費增長(減少儲蓄)，或者雖然使儲蓄增長，但增長幅度低于投資的增長幅度，則可能對產出起正向作用，進而對物價水平產生向上的壓力[9]。

一致的相關性，兩條折線段的變化趨勢有很大相似性，圖表為這種相關性分析提供了有力的依據，但各變量之間復雜的經濟關系還需要于更嚴密計量方法的檢驗。

五、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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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貨幣供應聯動性、E—G協整、通貨膨脹

一、引言

進入2008年一場由美國引發的金融海嘯席卷全球，美聯儲為刺激和促進美國經濟奉行了寬松貨幣政策，到2009年3月又在零利率下限約束下推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與金融自由化的深入發展，外國貨幣政策對一國經濟的國際傳導愈加明顯，特別是其對一國通貨膨脹的傳導日益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因此，美聯儲的寬松貨幣政策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對其他國家造成了沖擊。

辰英（2011）認為，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奉行的寬松貨幣政策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在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出現的情況下，使其難以尋覓到更好的增值獲利渠道，就通過抬高國際市場以糧食和原油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成為發展中國家通貨膨脹的重要推手。然而，美國的寬松貨幣政策并未使本國出現通貨膨脹，相反發展中國家則幾乎都處于高通脹狀況，金曉平（2011）認為雖然美聯儲向其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但這些新增的貨幣并沒有及時轉化為貸款，以刺激消費和投資來拉動實體經濟，而是由于金融機構惜貸，被大量滯留在各銀行的超額準備金賬戶中，出現“基礎貨幣供給顯著增加，但貨幣供應量未同步增加”的困境。因而美國寬松貨幣政策在短期內不會引發通貨膨脹。李永剛（2011）則通過分析美國寬松貨幣傳導機制，認為該政策將會降低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債券收益率，促進其貨幣升值，加大發展中經濟體流動性過剩壓力和通貨膨脹壓力。

美國實施的超寬松貨幣政策在向市場注入的大量流動性到底會對其他國家的貨幣供應量產生怎樣的影響？又會對其通貨膨脹產生怎樣的作用？如果美國寬松政策具有溢出效應，那么為什么發展中國家的通貨膨脹普遍高于發達國家，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得出發展中國家發生通脹的原因具有較強的理論和政策意義。

因此，本文將首先選取“金磚國家”以及G6（六大工業國）分別作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代表，將美國與它們的貨幣供應量進行協整檢驗，來分析它們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然后在此基礎上分析不同經濟體通貨膨脹差異的原因。

二、貨幣供應國際聯動的實證檢驗

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貨幣政策可能緊緊追隨他國貨幣政策，美國寬松貨幣政策可能通過對其他國家貨幣供應的直接影響而間接作用于通貨膨脹。其造成的美元貶值可能迫使其他國家貨幣當局通過向本國系統注入流動性以應對本國產出的減少，來回應美國寬松的貨幣政策。

為了得出美國次貸危機后奉行的寬松貨幣政策對世界主要國家貨幣政策聯動性更加客觀、準確地評價，本文首先選取的發展中經濟體代表為“金磚國家”（BRICS）即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以及將G6（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作為發達國家的代表。對它們之間的貨幣供應量數據進行E—G兩步法協整檢驗，看看他們與美國貨幣供應量之間是否具有聯動性即長期均衡關系。

協整研究發現，“金磚國家”都受美國貨幣供應量的影響，且擁有長期均衡關系。美國以貨幣供應量表示的貨幣政策執行在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確定的聯動關系，即當美國采用寬松貨幣政策來刺激其經濟增長時，必然引起發展中國家貨幣供應量的相應調整。而發達國家的ADF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除了法國、德國和意大利三國的貨幣供給量水平值平穩外，英國、日本和加拿大與美國的M2一階平穩，滿足協整分析的條件，可以對這三國的廣義貨幣量做協整分析來判斷他們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但E—G兩步法協整檢驗結果顯示，他們與美國貨幣供應量之間都不具有聯動性。

三、次貸危機期間世界通貨膨脹的表現和原因

2008年，在“金磚國家”中俄羅斯的通貨膨脹率為14.1%，南非和印度的通脹率也在10%以上遠遠高于主要的一些發達國家的通脹率（見圖1）。因此，如果說美國的寬松貨幣政策導致了全球流動性的泛濫，那為什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通貨膨脹會產生這么大的差別呢？而由以上實證結果顯示，美國寬松貨幣政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于發達國家，是否發展中國家的通貨膨脹就是受到美國巨大洪流的影響，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成為發展中國家通脹的重要推手。

數據來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September 2011

最具說服力的理論就是用“貨幣數量論”解釋發展中國家通貨膨脹的原因，其強調了流動性過剩對于通脹的重要性。認為通貨膨脹最終是一種貨幣現象，過多流動性的積累必然會成為未來通脹的隱患。換句話說，貨幣增長在決定通貨膨脹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市場價格總水平下美國寬松政策創造出的貨幣量也將導致通貨膨脹。為了檢驗這個結論，本文選擇了20個發展中國家計算這些國家2000—2010年的貨幣供應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這兩者的均值來進行計量分析。

使用EViews6.0軟件分別對CPI和M2增長率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CPI和M2增長率的水平變量序列不平穩，而一階差分序列DCPI、DM2為平穩序列，使用E—G兩步法對兩個變量進行協整檢驗，建立回歸方程：

模型估計的殘差為：

通過EViews6.0對殘差序列 進行ADF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在1%的顯著水平下，殘差序列 是平穩序列，這說明原時間序列CPI、M存在協整關系。對二者進行相關性檢驗，CPI與M2具有負相關性。而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經驗也對流動性與通脹總是正向顯著的關系提出了質疑。因此，“貨幣數量論”不能為發展中國家發生的通貨膨脹原因提供有益指導。

為了觀察發展中國家通貨膨脹高于發達國家的原因，我們需要看下2008年以前他們通貨膨脹的表現情況。為此，本文分別選取了20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從2000—2010年的通脹數據（見圖2）。

上圖顯示，2008年世界的通貨膨脹率普遍偏高，而且2008年世界各國遭受美國寬松貨幣政策的第一次沖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通脹差距達到最大。但從中也可以看出，2000年開始發展中經濟體的通脹率就早已遙遙領先于發達國家。

因此，2008年發展中國家通貨膨脹率高于發達國家的主要原因還是在于發展中國家本身普遍偏高的通脹率。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本來就存在很高的通貨膨脹。美國寬松的貨幣政策只是擴大了原來的通貨膨脹，而不是制造了通貨膨脹。而發達國家原來的通貨膨脹率較低，因此受到美國寬松貨幣政策影響后的通脹率仍可能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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