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民主主義復興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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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會民主主義在20世紀90年代再度復興，引起國內外學者的普遍關注。其復興的主要原因是社會黨對理論和政策的調整，其中英國工黨具有典型性。在國際國內社會經濟發生巨大變化的背景下，英國工黨在三個方面進行了調整：從制度社會主義轉向價值社會主義，從主張公有制變為主張混合經濟，從“工人黨”轉向“人民黨”。其調整淡化意識形態，擴大階級基礎，重視社會價值，對我們有一定的啟示。關鍵詞：社會民主主義；英國工黨；混合經濟；人民黨民主社會主義作為歐洲各社會黨、社會和工黨(以下統稱社會黨)的思想體系，是歐洲地區最具影響力的政治思潮之一。長期以來，它作為保守主義、自由主義以及東歐“現實社會主義”的對立物而存在，對戰后歐洲政治產生過重大影響。然而，以1979年撒切爾保守黨政府上臺為開端，歐洲社會黨在上個世紀80年代前后較長時期內普遍陷入危機，社會黨得不到選民的支持和執政的機會，長期在野，而信奉新自由主義的右翼政黨在大選中卻連選連勝。這與二戰后歐洲社會黨經歷的黃金時期形成鮮明的對照。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社會民主主義重新登上歷史舞臺，逐步在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西歐各國突顯出來。它在對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反思和政策調整基礎上，以更強調民主等社會主義價值而拋棄社會主義結構內容為特征，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繼承和發展。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各國社會黨自80年代中期開始的以政黨黨綱修改為核心的意識形態革新與重塑是社會民主主義復興的起點，自90年代中期后的紛紛重返執政舞臺是其從理論走向實踐的政治標志。社會民主主義復興的出現固然有歐洲戰后“政治鐘擺”的慣性作用，但更主要的是這些國家社會黨適應變化了的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和各國的具體情況，進行理論反思和政策調整，務實地提出了一些新思想和新主張的結果。這種調整后來被布萊爾等人稱之為“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社會人探索在目前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的嘗試。研究社會民主主義復興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與實踐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英國工黨一直是西歐社會民主主義的一支重要力量，曾有多年執政的歷史，但冷戰后它和別的社會黨一樣長期在野。1994年布萊爾當上工黨領袖后打出“新英國，新工黨”的口號，對工黨的理論和政策進行了一系列的變革，揭開了社會民主主義復興的帷幕。1997年布萊爾大選獲勝執政，以及后來以他為首所倡導的“第三條道路”的興起和發展成為西歐社會民主主義復興的主要標志，因此分析英國工黨的政策調整對探析社會民主主義復興的原因具有典型性。一、英國工黨政策調整的背景1、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在80年代后期遭受重大挫折的影響。80年代末90年代初，“現實社會主義”在蘇東地區消亡后，自視為正宗社會主義的歐洲各國社會黨并沒有因此而贏得預想的勝利，相反，歐洲社會黨奉行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和信念也遭受了巨大的沖擊。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都異口同聲地宣稱：“一切類型的社會主義”模式和類型，包括民主社會主義都已經無可挽回地失敗了。蘇東劇變使社會黨陣營中一部分知識分子和理論家也認為，鑒于蘇東社會主義模式的歷史性破產已使社會主義概念的信譽遭到嚴重損害，社會黨應該放棄使用“民主社會主義”，而改用“社會民主主義”，以示與蘇東模式的區別。1992年9月，社會黨國際第19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文件把用了40多年的“民主社會主義”改回到“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高科技特別是信息技術迅猛發展，商品、資金流動自由化趨勢加強，各國經濟聯系和互動增大，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強要求市場機制發揮作用。而政府對經濟生活的過多干預抑制了市場作用的發揮，很難對不斷變化的國際市場做出快速的反應和決策，這客觀上要求調整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為了適應時代的要求，西方政治家們努力尋求解決問題的新途徑和新方法。早在70年代就對英國工黨理論家所謂經濟在市場之外的理論提出批評，80年代進一步提出市場社會主義。蘇東高度集權管理模式的失敗，也使英國工黨不得不對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對國有制和私有制的地位進行再認識。21以新科技革命為主要推動力導致的國內經濟社會狀況的新變化。70年代以前，歐洲社會黨奉行的民主社會主義適應了二戰后的各國經濟和社會狀況，提出的經濟社會主張得到大家普遍的認同，取得了較輝煌的成績。如主張社會福利制度、國家干預政策等，對西歐社會的發展穩定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同時也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但這些政策和主張不能適應新的變化了的社會經濟基礎的要求。進入70年代之后，社會黨所奉行的許多政策主張遇到來自多方面的挑戰。如傳統福利國家模式和高福利政策遇到嚴重的財政困境，淡化意識形態的新社會運動的出現，新階層的出現和強大而導致階級基礎的削弱等。布萊爾上臺前英國工黨面臨的國內狀況迫使它需要重新調整政策，以適應變化的客觀環境，取得更多的選民支持，上臺執政。首先，社會經濟狀況使人們不滿保守黨的統治，并重新思考公平與效率、國家與市場的關系。80年代，撒切爾執政以來實行的自由化改革盡管提高了經濟的競爭力和活力，但導致貧富差距擴大。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保守黨執政以來的政策主要使富人得益，這使保守黨在公眾中的支持率下降。貧富分化要求新的執政黨解決公平與效率的問題。90年代初，英國經濟隨美國之后也經歷了異常嚴重的衰退，失業和通貨膨脹現象加劇。反映了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自由市場經濟的弊端，要求人們對國家和市場的作用和關系重新做出評價和定位。其次，進入70年代，新時期的年輕人對參加意識形態色彩強的政治組織的興趣減小，更愿參加環保組織、和平組織等中性的社會組織，這對比較重視意識形態的工黨產生不利影響。再次，社會階級階層發生巨大變化，中產階級迅速膨脹，藍領工人比重明顯下降。70年代中期開始的科技革命和知識經濟的發展使中產階級隊伍不斷擴大，成為社會階層的主體力量，這也成為各個政黨爭取選票的主要來源。據統計，1968年—1997年，在英國全部就業人口中從事體力勞動的藍領工人所占的比重從66.6%降到34.5%，如果把專業人員、職員、經理和主管等非體力勞動者都作為中產階級，那么該階級的比重從1968年的33.5%上升到1997年的65%左右[1]，可見勞動者的大部分都已融入中間階層中。這些人不滿極端保守和極端自由的政治取向，支持中左政黨推行的“中間路線”。這樣的社會階級基礎使靠多數選票才能執政的工黨不得不把重心轉向中間力量，以放棄左翼黨的政策換取人民黨的形象。多年來工黨沒能適應這些變化來調整他們的政策主張和選舉戰略，因此在大選中失利。面對生存和發展的危機，工黨被迫對過去的路線進行了深刻反思，重新確立自己的綱領，探索新的出路。正如“第三條道路”理論的代表人物、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吉登斯在《第三條道路》一書中寫的，世界的變化使傳統的階級政治分析已經過時。面對新挑戰，只有超越“左右對立”，兼顧“發展與正義”，均衡“權利與義務”，建立新的“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第三條道路，才能適應新的時代[2](p.64-65)。二、英國工黨理論反思和政策調整的內容在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條件變化的大背景下，歐洲各國社會黨開始對黨的理論和方針政策進行廣泛的討論，尤其是對長期以來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在不同意義上共同使用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國有化”等概念和信條進行理論反思，努力從自己的理論信條中剔除被蘇東“現實社會主義”的失敗證明是不合時宜的東西。在理論反思的基礎上，各社會黨采取現實主義的態度，積極進行調整和變革，以適應經濟全球化形勢下國內外條件的變化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具體到英國工黨而言，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從重視社會主義的結構內容變為強調社會主義的價值，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套適應于任何時期的價值觀念和原則。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上，社會黨在科技革命大發展的背景下，依據歷史經驗和階級結構變化的趨勢，逐步放棄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建立公有制為標準的結構式社會主義，代之以注重實現自由、公正和團結這些基本價值為標準的價值社會主義。以價值社會主義取代制度社會主義是社會民主主義改良觀最基本或最核心的變化[3](p.106)。工黨認識變革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突破有關國有化和公有制的傳統意識形態束縛，拋棄作為民主社會主義特征的“公有制”結構內容。布萊爾認為工黨的政策綱領應植根于工黨的民主社會主義傳統和價值觀，但不應受到束縛。他認為工黨在1918年制定的黨章有關公有制的條款就屬于“過時的意識形態”，“隨著中央集權下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失去其可信度，我們也就失去了支持”[4]，即“公有制”不是合理永存而不可變革的社會主義結構內容。工黨應重塑其意識形態，重新創建能夠符合并反映其思想意識的組織形式。為擺脫與蘇東“現實社會主義”的聯系，工黨拋棄了曾被作為民主社會主義特征的“公有制”結構，正式放棄了國有化的目標，強調公有制只是獲得自由和平等的一種手段。工黨仍堅持民主、自由、公正和團結等傳統的價值觀，關注社會公正、機會平等、相互責任、社會團結等中左政治目標。布萊爾和施羅德在1999年6月的共同聲明中強調“公平與社會公正，自由與機會均等，團結和對他人負責，這些價值觀念是永恒的，社會民主主義永遠不會犧牲這些價值觀。”但要使其適應于當今世界，要在保留傳統價值觀念的同時，使其綱領現代化。“因為它不僅主張社會公正，也支持建立有活力的經濟、發揮創造力和創新力。”[5](p.50)第三條道路“接受了社會正義這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不主張極端自由主義，認為個人自由依靠集體資源，并且意味著社會正義”；“政府不是自由的敵人”，“好政府是自由發展和完善的必要因素”[6](p.15)。吉登斯認為，“保留社會正義仍然是核心的關注點，平等和個人自由也許會發生沖突，但是立足平等的各項措施也常常會擴大那些向個人敞開的自由的范圍。”[7](p.68)可見工黨政策調整更強調社會的平等、公正、自由團結等社會價值內容，而放棄社會主義的結構特征。工黨對一系列傳統價值進行了刷新。在布萊爾之前，工黨主張的社會主義主要強調工人階級的物質利益，也就是把社會主義界定為一種人們之間的物質關系，而布萊爾則把社會主義界定為人們之間的倫理關系。布萊爾認為：“社會主義不是限定在某一時期的某種固定的經濟理論，而是一套適應于任何時期的價值觀念和原則。”[8](p.39)“社會主義是基于一種道德上的判斷，即人與人之間是相互依賴的。”“只有承認人們相互依賴，個人才能有所作為，因為大家都好，個人才能好。”[8](p.25)認為團結強大的社會對實現個人抱負具有重要的意義，“社會主義是利用社會的力量來促進社會中每個人的福利”[8](p.37)。在這些論述中包含著馬克思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9](p.273)的思想因子。布萊爾經常反復強調的核心價值是社區、機會和責任。他所說的“社會—主義”(Social-ism)不是階級、工會或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理論，而是一種人們為了把事情辦好而工作在一起的理論。第二，對經濟政策的調整，從主張公有制變為主張新型的混合經濟，協調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在福利制度方面也做了一些變革。歐洲社會黨人理論反思的突出表現，是根據新的情況重新審視以往長期堅持的兩大原則：政府干預和大企業實行國有化。其結果是放棄了普遍國有化目標，強調發揮私有制的積極性，強調發展混合經濟模式；重視市場機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轉變過去重社會公正、輕經濟效益的傳統模式，強調兼顧兩者，力求平衡協調發展。在社會福利方面，不再強調社會福利的保障措施，也不再強調充分就業，而是改為減少失業，主張增加培訓，提高工人素質。在這方面，英國工黨調整最為明顯的是，放棄國有化目標，主張實行新型的混合經濟。1994年7月，托尼·布萊爾當上工黨領袖后打出了“新工黨，新英國”的口號。他要求黨內拋棄關于公有和私有、國家與市場的爭論，認為理想的經濟模式應是“充滿活力的私有經濟，而輔之以高質量的公有服務業”，市場作用奏效的領域靠市場，市場作用失效的領域靠政府。工黨的章程第4條集中體現了工黨的宗旨，即以實現公有制社會為奮斗目標，長期以來被視為黨的民主社會主義象征。二戰結束后不久，工黨曾據此推行國有化和社會福利政策，取得了顯著成績。然而，進入50年代以后，由于工黨連續幾次在大選中失利，是否取消第4條逐漸成為黨內斗爭的焦點。布萊爾認為修改黨章第4條，能使工黨不僅在實踐上而且在理論上，從一個目標比較狹窄的政黨轉變為能夠有效地管理一個發達社會、促進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政黨。1995年4月29日在工黨代表大會上，布萊爾終于挫敗了左翼的抵制，以壓倒多數通過取消公有制條款的新黨章，提出要建立一個“為公眾利益服務的充滿生機的經濟體”，要建立一個“正義的”、“開放的民主的社會”，把以繁榮的私有部門和高質量的公眾服務相結合為特征的有活力的經濟定為黨的目標之一，主張推行一種“充滿活力”的新型的“混合經濟模式”[10](p.58)。在市場和政府的作用方面，工黨強調市場效率與政府控制的平衡。不主張簡單的國家干預和自由放任主義，提出建立新的混合經濟(指實現管制與解除管制社會生活的經濟方面與非經濟方面之間的平衡)，強調政府的作用在于促進宏觀經濟的穩定[11](p.51)。主張減少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重新界定政府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作用與功能，增強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和服務性功能，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使國家的必要干預職能與市場社會的積極性結合起來。布萊爾指出，政府的任務是促進宏觀經濟穩定，發展一種能鼓勵人們自立而不是依賴的稅收和福利政策，“市場和企業是任何發達經濟的必要組成部分.但僅有市場是不夠的”[7](p.63-64)。工黨試圖在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之間尋找一條新的經濟發展道路。在福利國家問題上，新工黨的主導思想是用社會投資國家來改變傳統福利國家模式。布萊爾強調，未來“政府的角色不必是提供所有的社會保護，而是為其提供組織和規范”。為鼓勵就業，減少失業開支對納稅人的負擔，福利的對象由單純的窮人轉為普遍受益。布萊爾改變了工黨在福利問題上的傳統立場，認為高漲的福利預算是經濟失效的信號，不改革就沒有出路，強調“不承擔責任就沒有權利”。第三，在階級基礎認識上，從“工人黨”轉向“人民黨”，實現黨的“現代化”，擴大黨的群眾基礎，謀求與新社會運動的結盟。歐洲各國社會黨曾經衰落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黨的自身建設、階級基礎以及政治聯盟等諸方面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求。隨著歐洲經濟和社會階級結構的巨大變化，社會利益多元化的發展，各種力量相繼出現，進而威脅著社會黨的階級基礎、依靠力量和聯盟對象。“新工黨”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超越傳統的左、右分野，摒棄階級政治，尋求一種跨階級的更廣泛的社會支持[6]。工黨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使工黨從階級黨向“全民黨”(或稱“人民黨”)轉變。英國工黨從20世紀80年代末就開始著手探索走出困境、重新崛起的道路。1987年大選后，黨的領袖尼爾·金諾克發起“政策反思運動”，對工黨的傳統政策進行反思，準備按照“新模式”重建工黨。1992年，約翰·史密斯繼任領袖后對黨內的選舉制度進行改革，在領袖選舉上取消了工會在選舉中的集體投票制，實現“一人一票制”。這些改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工黨恢復活力，但畢竟有限，不可能使工黨得到徹底的改造。新領袖布萊爾在建設“新工黨”的旗號下，對黨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使工黨從一個重視意識形態的政黨轉變為以爭取上臺執政為奮斗目標的純議會黨，從一個自稱為工人階級的政黨轉變為所謂的“超越于左右”之間的中間階層政黨，成為“企業界和商業界的政黨”。正如吉登斯所說：“社會派不再擁有一個可以為其提供穩定支持的階級集團，由于它們無法依賴自己以前的階級認同，因此不得不去尋找適應于在社會和文化上更具多樣性的環境的新的認同。”[7](p.24-25)布萊爾主張由階級政黨向大眾政黨轉變，強化黨的領袖權威，減少工會對黨內政策的影響[12](p.12)。為了爭取更多選民的支持以便上臺執政，布萊爾鼓吹放棄過時的意識形態，對工黨的綱領和政策主張做了全面的調整與創新，使其變得更加溫和，易于被包括廣大中間階層的多數英國人，甚至保守黨人所接受，從而使新工黨在1997年大選中得以勝利。工黨尋求跨階級的合作，奉行一種“人民黨主義”。布萊爾政府吸收了許多實業界人士為政策顧問，福利對象不再是窮人，而是整個社會。工黨不再是完全的工人階級隊伍。布萊爾特別重視爭取廣大的中間階層，聲稱工黨是“新的激進中間”政黨，并積極做工商業界的工作，說新工黨是“親商業界和企業界”的政黨。主張為工商界提供有利的投資環境和較低的公司稅，并表示不完全廢除保守黨對工會法規的改革，相反卻要使工黨擺脫對工會的過分依賴。在爭取中間階層的同時，針對意識形態淡化的新社會運動，如隨著全球化問題的突出而出現的綠黨生態運動，以及女權運動等，工黨積極謀求與新社會運動結盟。謀求與新社會運動聯盟是西歐90年代社會黨的重要調整，而且有超出這個圈子、主持更廣泛聯盟的趨勢，這一點在英國工黨領袖布萊爾的主張中更為明確地反映了出來。三、對英國工黨政策調整的評價及對我們的啟示西歐各國社會黨特別是英國工黨的調整和改革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的現實使然，是工黨根據本國國情探索的結果。這種調整的實質是更遠離傳統社會主義的結構，而趨向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有更強調原來社會民主主義中的“社會主義”結構變為更強調社會民主主義中以民主為核心的社會價值。其調整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淡化意識形態，強調實用主義。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名言是：“沒有意識形態的先決條件，能夠實施的也就是行得通的。”[13]針對國內外經濟社會條件出現的重大變化，要在不受約束的個人主義和自由放任主義與舊的政府干預和各階級合作的社會民主之間，找到一條在當代實現社會公平的道路。布萊爾曾強調，為了賦予“第三條道路‘價值’以實際效用，在很大程度上的實用主義是必要的”[14](p.44)。工黨政策調整的許多內容是為迎合中間階層而實行的，最現實的目的是為獲得更多的選票，謀求上臺執政。其次，更新觀念，重新確定依靠力量。傳統的工人階級過去一直是工黨的主要依靠力量，但是隨著階級關系的變化，其人數越來越少，這使工黨在選舉中處于不利境地。為了適應選舉的需要，求生存、謀發展，工黨重新確定以中產階級為自己的依靠力量。這個階級追求提高經濟的革新能力，對政治感興趣，不過不愿受政黨政治的約束，意識形態觀念淡薄，一般都自立性強，主張社會公正。工黨依靠這個階級就可以形成政治多數，保證在選舉中獲勝。第三，從價值取向上看，工黨仍然是對傳統民主社會主義的繼承，仍然認為“社會正義”是核心價值，它介于主張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和“市場原教旨主義”之間，并與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政黨有著明顯的左右之別。它畢竟代表資本主義社會中下層社會階層的利益，仍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堅持與實踐社會主義的某些理論原則并構成西方大左翼運動中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它實現公正、自由、消除剝削的愿望和努力與社會主義理想是一致的。社會民主主義作為當今有影響的一種政治思潮，其存在和發展有必然性和現實基礎。社會通過政策調整，實現了上臺執政的直接目的，使社會民主主義在20世紀90年代再度復興，這種現象需要我們認真總結與借鑒，對我們黨和國家的建設和發展有一定的啟示。第一，適應客觀形勢的變化，積極進行自我調整。英國工黨和其他社會能比較敏銳地觀察到時代的變化、社會的變化，并根據變化及時調整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如適應英國現實的經濟狀況，主張實行新型的混合經濟；根據社會發展中中產階級人數多的現實狀況，實行擴大階級基礎的政策。盡管我們說它有實用主義的特征，但一個政黨要發展不能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一切要從實際出發，才能防止僵化。第二，注重追求社會主義的價值。社會主義是有自己的價值觀的，自由、公正、團結等價值觀念是社會主義觀念的應有之意[3](p.225)。相對淡化傳統社會主義結構特征，強化社會主義的價值特征有一定的好處。當某一個結構的建立由于某種原因難以實現其價值好處時，可以嘗試另一種結構，而不至于陷入僵化和放棄社會主義。第三，淡化意識形態，擴大階級基礎。一個黨要生存和發展必須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或者說階級基礎，擴大自己的包容性，喚起大眾的支持。政治思維上要克服非敵即友的二分法，以團結各種力量，尤其是大量的中間力量。社會黨的調整表明，針對國際國內變化的沖擊，傳統的思想和政策已經過時，任何政黨和組織要求生存，求發展，就必須更新觀念，勇于變革，探索出符合本國國情和具有時代特征的政策。一個政黨能否擁有執政的合法性，主要不是看它說了什么，它的“基本教義”是什么，而更主要的是看它能否適應客觀形勢的變化，勇于創新，探索出好的政策，為民眾提供有效、優質的服務。正如布萊爾所言：“不進行變革的政黨必將死亡，工黨應當是一個生機勃勃的運動而非一座歷史紀念碑。”參考文獻：[1]李培林.當今英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變化[J].國際經濟評論，1998，(6).[2]AnthonyGiddens.TheThirdWay：TherenewalofSocialDemocrary：PolityPress，Cambridge，UK，1998.[3]余文烈.當代國外社會主義流派[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4](英)托尼·布萊爾.新英國——我對一個年輕國家的展望[M].曹振寰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5]王學東.西歐社會民主主義新變化評析[J].當代社會主義問題，2001，(1).[6](英)安東尼·吉登斯.左派癱瘓之后[J].楊雪冬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9，(1).[7]張世鵬.歐洲社會的第三條道路[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1999，(2).[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王振華.布萊爾“第三條道路”的社會歷史背景與思想理論淵源[A].王振華.重塑英國——布萊爾主義與“第三條道路”[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10]林德山.英國新工黨“第三條道路”思想特征評析[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1999，(2).[11]楊雪冬.第三條道路：新路還是舊途[A].楊雪冬，宣曉源.“第三條道路”與新的理論[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12]區冰梅.當前歐美“第三條道路”芻議[J].現代國際關系，1998，(12).[13]劉建飛.“第三條道路”的形成背景與重要特點[A].王振華.重塑英國——布萊爾主義與“第三條道路”[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