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經濟存在理論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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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經濟的存在是一個世界性現象，我國存在國有經濟，西方發達國家同樣存在國有經濟。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國有經濟的深化改革和戰略調整一直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在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國有經濟先后歷經國有化和大規模的私有化進程后，在比重上雖有所降低，但仍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對相關資料的研究中我們看到對于國有經濟存在的合理性雖然很多人給予了論述，但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并沒有比較系統的分析。本文從分析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國有經濟存在的共性理論依據和我國國有經濟存在的特殊性理論依據入手，力圖探求和追問國有經濟存在的合理性，并對如何評價國有經濟提出我們的看法。

一、國有經濟探源及內涵

探求和追問國有經濟存在的理論依據，首先我們必須訴諸于對國有經濟產生歷史的考察。

（一）西方國家國有經濟產生的歷史淵源

西方國家發展國有經濟由來已久，一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就有官辦工廠。英國早在1657年郵政總局就屬國有。15世紀下半葉，西歐許多國家把采礦業、冶金業、金屬加工業掌握在自己手中。意大利政府辦了瓷器廠等，甚至連羅馬的教堂也有官辦的制造廠。［1］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是在自由競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國有經濟的地位和作用體現在輔助功能上；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當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日益尖銳，自由市場經濟的盲目性體現出來后，發展國有經濟以及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干預就成為必然的現象。特別是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無一例外地發展國有經濟，并使之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有經濟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制度的維護和鞏固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國家國有經濟所占的比重最高。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調查資料，70年代中期，包括美國在內的70多個國家當中，國家投資在全社會固定資本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平均為16.5％，不包括美國在內的近50個國家中，國有經濟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為9.5％；80年代，多數西歐國家國有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仍達20％以上，在1984—1993年的10年間，美、日、德、英、法和意大利的政府投資在國內固定資本總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平均分別為15.6％、23.8％、11.6％、17.2％、16.2％和16.7％。［1］在西方發達國家，國有經濟的起源在于國家行為，國有經濟產生和存在的必要性是國家要彌補市場的不足。國家通過國有化或直接投資建新企業的方式建立和發展國有經濟，目的是期望它作為一種國家調節經濟的政策工具發揮作用，應該說西方發達國家國有經濟是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中根據客觀需要而產生和發展的。

（二）社會主義國家國有經濟產生的歷史淵源

社會主義國家國有經濟的產生有其特殊性，可以說是先有國有經濟的理論指導，后有國有經濟的實踐。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是：無產階級首先獲得政權，“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及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中，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2］（P272）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國家占有生產資料，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一個環節，要克服資本主義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就必須實行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的歷史必然性是國有經濟的邏輯基礎，大規模的國有經濟使得計劃經濟可能執行。包括我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革命取得勝利之后，大力發展國有經濟，使得社會主義國家國有經濟的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

所以從國有經濟的起源來看，西方發達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國有經濟的動因是不同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國有經濟是為實現某些社會政策目標而建立的一種特殊的經濟組織形式，主要通過國有企業來實現其政策目標，也可以說是國家干預經濟的一種方式，是彌補市場缺陷的一種手段。西方國家對國有經濟在歷經國有化和80年代的私有化之后，國有經濟的作用更加體現在避免市場失靈上。而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把國有經濟當成普遍實行的經濟制度，計劃經濟的發展最終要求全社會都實行國有經濟，把國有經濟作為克服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的矛盾，從而保證在社會主義社會有計劃、按比例地生產、交換和消費的手段；并且片面地把計劃下的國有經濟與社會主義等同起來，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在一定時期甚至否認了商品經濟的存在。

隨著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特別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認識到了社會主義的發展具有階段性，我們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商品經濟不但不可能取消，而且還必須大力發展，在生產力發展多層次的情況下，盲目地推行計劃經濟和“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不能最優地配置資源，必須通過市場經濟和公有制與其他經濟形式并存的所有制形式，來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所以對國有經濟怎樣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其存在理論依據何在，以及如何評價國有經濟的歷史和現實，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需要重新認識的問題。在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共產黨領導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偉大實踐的進程中必須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

（三）我國國有經濟的內涵

國有經濟是公有經濟的組成部分，是指資產歸國家所有的經濟成分（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01年10月10日公布的《關于統計上劃分經濟成分的規定》的第四條指出：公有經濟是指資產歸國家或公民集體所有的經濟成分，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第五條指出：國有經濟是指資產歸國家所有的經濟成分。）。在我國1993年的憲法修正案中，把國有經濟直接等同于全民所有制經濟，認為國有經濟是全民所有制采用國家所有的形式，到目前為止人們在觀念和文獻中經常把兩者等同起來。簡單從概念上來講兩者的區分比較明顯，但是由于我國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作為全體人民的代表，行使和表達全民的意愿，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把國有經濟等同于全民所有制經濟（注：也有學者認為用全民所有制的概念是對國有制概念的一種倒退。參見參考文獻［3］。）。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以及對西方產權理論的深入了解，國有資產所有者缺位的問題引起了廣泛重視，也有學者按照委托理論認為國家也是人。本文在概念使用上認同“資產歸國家所有的經濟成分”這一定義。國有經濟在宏觀上包括一切歸國家所有的資產，因為所有制關系從廣義上說就是生產關系的總和，所有制關系體現為人們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各個環節中的關系，所以國有經濟在廣義上包括人們在國家所有的經濟成分之中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各個環節上關系的總和；在狹義上主要指國有企業，但是國有企業并不等同于國有經濟，國有企業是國有經濟在微觀上的一種表現形式。把國有經濟局限于國家所有的企業資產，我們認為這只是對國有經濟的狹義界定，因為即使在微觀上國有經濟也不僅僅局限在國有企業的資產上，還包括國家所有的其他形式的資產，比如大型公有設施、國防物資等。這些資產屬于社會再生產的共同的外部條件，具有廣泛的外部經濟效益，因而它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同樣屬于國有經濟的范圍。我們認為只有從廣義和狹義上雙重界定國有經濟，才能更好地理解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所說的：“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表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只要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對國有企業改革，更是明確指出“要著眼于搞好整個國有經濟”。我們探討國有經濟的內涵，對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加以區分在具體企業之中也十分必要（注：關于國有企業的不同定義，參見參考文獻［4］（P1）。）。比如從以下的規定來看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的區別很明顯，“國有絕對控股是指在企業的全部資本中，國家資本（股本）所占比例大于50％的企業；國有相對控股（含協議控制）是指在企業的全部資本中，國家資本（股本）所占的比例雖未大于50％，但相對大于企業中的其他經濟成分所占比例的企業（相對控股）；或者雖不大于其他經濟成分，但根據協議規定，由國家擁有實際控制權的企業（協議控制）”（注：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頒布的《關于統計上國有經濟控股情況的分類辦法》。），這兩類企業都可以稱為國有企業，但是國有經濟是單指這兩類企業中的國有經濟成分而言的。

二、東西方國家國有經濟存在的共性理論依據

從國有經濟的起源來看，東西方國家國有經濟建立的最初原因是不一樣的，但是國有經濟產生之后，作為一種世界性普遍存在的現象，從國有經濟發揮的功能來看都有其共性和不可替代性。國有經濟作為一種不同于一般所有制形式建立起來的特殊所有制形式，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無論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有經濟作為一種普遍性的存在形式都有其共同性的理論依據。

（一）國有經濟提供公共產品理論

眾所周知，完全的市場調節存在弊端，也就是在提供公共產品領域出現市場失靈的情況。當前西方經濟學的通行說法是公共產品具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具有消費上的非競爭性，即在給定的生產條件下，向一個額外消費者提供產品的邊際成本為零，某人對公共品的消費并不影響別人同時消費該產品及其從中獲得的效用；二是具有消費上的非排他性，即某人在消費一種公共品的時候，不可能將他人排除在外，或者排除的成本很高。［5］（P530）由于這兩個特點，公共產品無法收費，作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理性經濟人”的私人企業不愿生產或無法生產，政府不得不通過國有經濟的形式把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承擔下來，如國防、法制、環保等等。另外具有上述兩個特點中一個或者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上述特點的產品我們稱之為“準公共產品”，同樣需要國有經濟來提供，如輸電、煤氣、供水、教育等等。這些產品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它們具有“擁擠性”，在未超過擁擠點的范圍內，每增加一個消費者的邊際成本為零，因此增加額外的消費者，不存在競爭性和排他性問題，具有規模經濟的特性。超過擁擠點之后，新增加的消費者的邊際成本開始上升，產生了競爭和排他的問題。由于此類產品的雙重特性，政府和私人在理論上講雖然都可以提供，但是私人提供，或者由于私人收費的成本過大，或者由于巨額沉淀成本或固定成本的存在，會導致浪費性的重復建設，不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所以對于準公共產品而言，國家以國有經濟的形式來提供準公共產品具有理論上的合理性。

（二）國有經濟存在于自然壟斷行業理論

自然壟斷行業是經濟學上的傳統概念，早期的概念與資源的集中條件有關，主要是指由于資源條件的分布集中而無法競爭或不適宜競爭所形成的壟斷。現代經濟學對傳統觀點認識有所深化，認為對自然壟斷的恰當定義必須建立在成本弱增性（Subadditivity）而不僅僅是規模經濟的基礎上。認為即使規模經濟不存在，或即使平均成本上升，但只要單一企業供應整個市場的成本小于多個企業分別生產的成本之和，由單個企業壟斷市場的社會成本最小，這樣的企業仍然是自然壟斷行業。存在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行業有以下兩個特點：（1）進入壁壘高；（2）沉淀的成本大。［6］尤其是第二個原因為國有經濟進入自然壟斷行業提供了理論依據。由于創建初期的高成本，使得私人企業望而卻步，但由于這些行業對經濟發展是必不可少的，必然要由國家來提供。在各國的歷史上以及大多數國家的現實經濟中，自然壟斷行業中國有經濟都占有很高的比重。當然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對自然壟斷行業認識的深化，國有經濟不一定是其惟一的提供主體，而且自然壟斷行業的國有經濟的具體形式也會發生變化，比如要引入競爭機制、盡量減少因為壟斷定價享受高額利潤導致效率低下的問題等等。但是由于成本的弱增性是在企業形成之后，只要存在著成本弱增性就會為自然壟斷提供依據，因為只要單一企業生產的所有產品的總成本小于多個企業分別生產這些產品之和，國有經濟存在于最初由其建立的壟斷行業之中有其“路徑依賴性”［7］，并且符合經濟效率原則。

（三）國有經濟有利于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理論

國有經濟作為國家所有的經濟成分，能夠更好地實現政府的經濟職能。“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都不會對經濟袖手旁觀。現代經濟中，政府針對市場機制的缺陷肩負起了很多任務……，政府對于市場經濟主要存在三項職能。它們是：提高效率、增進平等以及促進宏觀經濟的穩定與增長。”［8］（P27－28）國有經濟特別是其微觀典型形式國有企業，有利于國家進行宏觀上的調控。絕大多數國家為了實現擴大社會就業、縮小地區差距等宏觀經濟目標都建立了國有企業，“國家建立國有企業的根本目的通常是為了實現一定的社會目標，因此從邏輯上講，企業如果不負有特定的社會目標，就不必是國有企業……從歷史和現實中我們可以看到：一般來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越是負有特殊社會目標的產業，國有企業越有存在的必要，比重通常也越高。”［9］（P61）在市場經濟中國家建立國有企業可以實現市場機制自身不能達到而且政府也難以用其他的間接干預手段來實現的某些社會政策目標（注：私有制和公有制中政府的宏觀調控有所區別，參見參考文獻［9］（P38）。），國有經濟更加有利于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特別是在一個國家進入經濟的蕭條時期，通過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尤為重要。據有些學者研究［10］，同國家干預經濟的其他手段相比，通過國有企業來實現國家干預有一些獨特的優點：第一，建立國有企業的成本較低；第二，國有企業是對付壟斷的有效辦法；第三，國有企業是一種比較靈活的政策工具，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采取不同的方式；第四，國有企業是政府貫徹其政策意圖，實現其經濟計劃的有效工具；第五，對涉及國家主權、國家機密的產業不能僅僅從經濟上考慮，在這方面，國有企業有較高的可靠性。以上理由為國有經濟通過國有企業的形式來干預和調控經濟提供了理論依據。

（四）國有經濟有利于國家安全和實現國家戰略目標的理論

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和國家安全的控制力量之一，為了保持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和保證國家安全，國家必須采取包括建立國有企業在內的各種方式來控制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作為國有經濟控制力量的國有企業，是國家可以掌握的應付突發事件和重大經濟風險的重要力量。而且國有企業是國家戰略性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的主干力量。為建立和發展國家戰略性產業和有力地支持高技術產業的成長，各國政府都建立了一批國有企業作為這些產業的基本力量和先行者，這些國有企業往往體現了國家戰略產業核心技術水平和產業國際競爭力。另外國有企業是現實條件下非國有企業不易進入的特殊產業的替代生產者。在各個國家的各個發展時期，總有一些特殊的生產活動是不宜由非國有企業來承擔的，例如，印鈔制幣、特殊礦產的開采、生產特殊的藥品、制造特殊的武器等等。對于這些行業一般都采用國有經濟的形式，即通過國有企業來提供。

三、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經濟存在的特殊性理論依據

我國國有經濟戰略調整是對計劃經濟條件下國有經濟規模過大、戰線過長的一種回歸和修正，但是調整的最終目標并不是西方國家國有經濟的規模和比重。東西方國家國有經濟的存在有其共同的理論依據，但是并不意味著我國的國有經濟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完全相同，作為一個由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國有經濟有其特殊性的理論依據作為支撐。

（一）國有經濟作為經濟基礎并保持控制力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

從社會主義國家國有經濟的起源來看，國有經濟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特征。如果說經濟因素決定所有國家選擇國有經濟的形式來彌補市場失靈，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體制構造者在進行國有經濟制度選擇的時候，其理論依據主要是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的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建立國有經濟是基于對社會發展規律和趨勢的理解。正是源于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與社會化的矛盾的不可調和，國有經濟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中將發揮重要作用。如果我國不發展國有經濟，不可避免地將遇到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這個不可調和的矛盾。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這個前提并沒有消失，因為我國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1］（P373）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有企業存在的理由除了所有國家的共同原因外，還因為它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保證，從事生產經營的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是保證社會主義制度的堅實物質基礎。為了保證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和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我國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作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必須有一定的規模和比重，國有經濟才能發揮經濟基礎的功能。隨著非公有經濟的迅速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國有企業在充當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的同時，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保證就成為迫切需要。這就決定了我國國有經濟存在著與西方發達國家國有經濟不同的性質和作用，決定了我國國有經濟不但在質上要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而且在量上也要超過僅作為調控工具所要求的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來保證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

對國有經濟的認識，我國經歷了片面追求規模、追求數量的階段到對國有經濟“質”的重視。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1）國有經濟的作用既要通過國有獨資企業來實現，更要大力發展股份制，探索通過國有控股和參股企業來實現。（2）國有經濟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支配地位，支撐、引導和帶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實現國家宏觀調控目標中發揮重要作用。（3）國有經濟應保持必要的數量，更要有分布的優化和質的提高。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為國有經濟進一步的戰略調整和深化改革提供了方向。我國要保證國有經濟控制力不是制度之外強加的，而是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國有經濟控制力的發揮，國有經濟的存在和發展，為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產業結構的升級、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證。利用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可以確保我國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促使我國經濟健康、合理、快速地發展。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不是簡單的規模多大、比重多少的問題，而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規定，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其他行業和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集中力量，加強重點，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國有經濟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總量將會繼續增加，整體素質進一步提高，分布更加合理，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還會有所減少。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家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這種減少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國有經濟發揮控制力的理論不僅為國有經濟存在提供了理論依據，也為國有資產管理、國有企業的進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指導方向。

（二）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國有經濟形式有利于執行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

我國的國有經濟存在的理論不僅在于意識形態上的要求，發展經濟的現實也要求大力發展我國的國有經濟。國家直接投資發展國有經濟能夠更好地體現國家的產業政策。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面臨在經濟上、技術上趕超先進國家的任務。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政府從國民經濟的長期發展和整體發展的需要出發，制定恰當的政策，調動各種有效資源，集中投入具有戰略意義的重點領域，實現國民經濟的飛躍性發展。建國之初指出：“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12］（P982）從“一五計劃”開始，以156個重點項目為龍頭，國家有計劃地建設了一大批骨干企業，從根本上改變了舊中國工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提高了重工業比重，發展內地工業，并使國有工業企業成為強大的主導力量，為新中國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林毅夫認為，國有企業及其特殊的治理結構是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產物，“為了避免非優先部門同優先部門競爭低價格的資源，確保有限的資源用于‘趕超戰略’所規定的優先項目，在資金、外匯、勞動力、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的配置機制上，計劃和行政控制代替了市場。為了壓抑競爭和防止稀缺資源游離出優先發展部門，國家壟斷了銀行、對外貿易和物資分配系統。”［13］也就是說我國建立和發展國有企業是由于重工業優先發展的需要。還有學者認為：國有企業問題的根源在于國家融資體制。也就是說之所以建立和發展國有企業是因為需要國家籌集經濟發展的資金用于經濟發展和趕超。［14］也有學者認為，政府替代企業家職能也是發展國有經濟的必然選擇。我國建國之后，國家要促進經濟發展，最稀缺的要素就是企業家，但是歷史沒有提供在短期內供應足夠數量企業家的條件，以國有經濟的形式建立國有企業，以政府來代替企業家就成為必然的選擇。［4］（P9－10）應該說建國以后，我國發展國有經濟有其合理性，并且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現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發展中國家要想快速發展經濟，實現經濟的騰飛和對發達國家趕超的任務仍然存在，必須依靠政府的力量來主導產業發展。通過國有經濟的形式舉辦國有企業的產業依據已經得到理論和實踐證明。美國經濟學家艾伯特·赫希曼（AlbertO.Hirschman）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時提出了產業的“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的重要概念。他認為“后向聯系比前向聯系具有更高的重要性”。［15］（P90）政府應當選擇產業間依存度尤其是后向聯系的依存度較高的產業，作為其創辦國有企業的戰略選擇。這樣可以通過國有企業的活動來刺激其他產業的發展。我國推行工業化初期一直強調重工業的重要性，并且在這些部門基本上實現了國有國營，這對我國工業體系的建立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國有經濟在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的現在和未來仍將發揮重要作用，對政府確定需要扶植的幼稚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在一定時期內國有經濟要積極主動地進入，待形成優勢產業后，視重要程度可繼續發展，或是退出。對有些國民經濟的重要部門，國有經濟可積極進入，實行控股。通過這種進入—退出—再進入，優化國有資產存量，實現國有經濟的調節和控制功能。所以說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理論是國有經濟存在的一個特殊的理論依據。

四、結論

以上我們探求和追問國有經濟存在的理論依據，我們注意到考察東西方國家國有經濟存在的理論依據既要考慮一般性又要考慮特殊性。任何制度的形成，都有特定的理論作為依據或指導思想，國有經濟作為一種存在形式，無論東西方國家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這種共性也可以說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經濟在某些領域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作用所致。同時我們應該看到，國有經濟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其形成和演化受生產力發展水平、政治經濟體制、文化歷史傳統等多方面的影響，國有經濟承載的目標具有多元性，所以國有經濟是一種特殊的存在形式。我國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國有經濟存在的理論依據更是有其獨特性：一方面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國有經濟作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要發揮經濟基礎的作用和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控制力；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要以國有經濟的形式來執行國家主導下的產業政策，來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當然國家對于產業的支持和主導的具體形式要進行研究，尤其是“入世”以后，更要改變以前不符合國際慣例的做法，來支持我國產業的發展。基于以上原因，在評價我國國有經濟的時候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論與實踐，也不能對我國國有經濟進行僵化的理解。對國有經濟如何正確評價就成為我們必須正視的一個理論和現實問題。僅僅從利潤的指標來評價國有經濟，認為我國國有經濟效率低下，國有經濟應該退出競爭領域，國有經濟戰線應該全面收縮，本身就具有不合理性。應該看到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正是由于國有經濟承載了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外部成本，如果把國有經濟的多重目標都作為成本，國有經濟的效率當然就會降低了，特別是如果我們僅僅以利潤作為效率指標的話。相反應該把國有經濟承載的多重目標都作為國有經濟的產出，在一個更廣泛的意義上看待國有經濟的效率問題。也不能僅僅以提供公共產品、彌補市場失靈作為國有經濟存在的惟一理論依據，這樣會導致國有經濟規模過小，不能發揮國有經濟作為經濟基礎的作用，失去國有經濟的控制力。我們認為國有經濟因為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應該保持一定的比重和規模，但是這種比重和規模應該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發揮國有經濟的控制力是一個標準也是一個指導原則。在這個前提下，國有經濟自身的深化改革和制度創新的任務更為迫切，只有這樣，國有經濟作為一種客觀存在，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功能和作用，證明自身不但有其理論的合理性還有其現實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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