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學三個新概念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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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本體論出發，提出翻譯的源頭應是人的文化精神在特定的語言邊界中的“自返”，即“元翻譯”。“反翻譯”不斷為“自返”設定障礙，使之局限在更小的范圍之中直至停止；而“非翻譯”則超脫

于兩種傾向之上，保證人的生命活力對翻譯的奠基作用。

關鍵詞：元翻譯；反翻譯；非翻譯

緣起

筆者曾在提交給“第二屆亞洲翻譯家論壇”的論文里提出“元翻譯”、“反翻譯”和“非翻譯”這三個概念(Cai,1998)。經過幾年的思考，仍然覺得它們對翻譯學研究會產生一定的作用，所以再作此文，重新對它們進行了界定和探討。盼方家正之。

精神改變自我的可能性：“元翻譯”

人們用言語的多元性建構語言的單一性及完整性。言語的現實總是因此背離語言的理想或概念狀態，但在語言那里存在著人們對一種集體意識的寄托——文化在語言的統一性中成為整體，并且印證著人們在整體中的那種身份標記，即擁有共同語言的現實表現。這樣，擁有共同語言首先意味著已經進入一種共同的文化，即處于共同的思想傾向的意向化現實中；其次，這樣的意向化現實消除任何偏離它的思想動態，即它將人們的精神運動收縮在它自身的范圍中，并且試圖用這個范圍代替人們的精神的運動范圍；再次，由于語言總是以理念、理想或理性取代復雜的言語表現和多元狀態、或簡化這樣的表現或狀態，人們的精神運動總是處于語言的簡化與言語的多重性之間存在的張力和矛盾之中；最后，精神在其根本處則總是傾向于一種對自身的不同性的印證，即它總是不斷更新、或以不同形態來表現它自身及其更新。除了它自身之外，它不認同的態度對一切都一貫有效。

人的精神不僅以它自身為中心，而且在保護這個中心的基礎上不斷更新它的任何一個“現在”：即不斷改變它的空間和時間上的存在狀態及形式。這也就是為什么言語總是以疑問一切的姿態追問語言的整體統一性，并以它來不斷重建統一性的原因：語言在言語的追問與質疑中也總是順應精神的要求，并且使它的概念體系適宜精神的存在或運動的自由。所以，“我的語言界限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維特根斯坦語）。不過，正如上邊所指出的，運動“界限”是通過言語的“說”的“現在”（時間）來表示（空間）的：言語使語言的理念作用以其意向性運作（試圖進入在場并將一切“現在”的存在者歸并入精神的努力）統轄著言語并成為言語的思想規則。在任何意義上,“自說”的言語并無法離開語言對它的“說”的效力與作用：原則、規則以及原理時時限制著言語的現實，并且試圖對精神及其自由運動進行理性主義的分析與規定。由此形成的那種精神的能力——言語的自主散漫與語言的理性規定的統一，總是以言語的多重性或多元化為表現形式的，即精神總是在變異之中尋求著不同的語言。或者也可以認為，精神在進行不同的言說，或以不同的言說“講出”“道出”或“表現出”它的“另一個”自己，盡管這另一個同樣是它自己。這里，精神對“自我”與“他人”的分設，不僅與言語的“現在”與語言的“缺席”相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同精神不斷更新自身的那種要求相一致。因為，只有超出自身即進入另一個空間或世界之中，精神才能保證自身的運動是向自由進展的。

精神對自身的超越同樣有時間意義上的存在形式。不論是向歷史的回溯，還是向未來的探求，都可能意味著“現在”的擴大，即精神通過向前的躍進或向后的回溯擴展了“現在”的可能性或“此世”、“現世”、“當下”的容量。這意味著時間意義上的精神的自我超越同樣是“擴大空間”，即空間性的超越。那么，如何擴展空間，便意味著精神生存的空間的不斷展開，在不斷異化中保護它本質上的不變。因此，精神在它自身不斷的變化或異化中如果試圖超越自我，就要首先實現空間的擴展或地域的擴大。這樣的擴展擴大，實質上是在表明精神的自我含量或含有能力的不斷增強。因為地域的擴大不僅意味著精神擁有的存在空間在不斷擴大，同時也意味著精神對這個空間中的障礙的不斷消除，因而它更加自由。此外，這樣的擴大、擴展使精神（以其自我）對“他者”的擁有把握或者據有、保持的力量也更加強大。在這里，“他者”由異已或異于已之物不斷被“自我”同化。也就是說，精神在改變著“自我”的同時，也在改造著“他者”以及“自我”與“他者”共在的這個世界。而這樣的改變或改造的本質是一種翻譯——是對“他者”進行的吸收，容納以及消化的過程。我們將它稱為“元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