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語境篡謀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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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譯的語境篡謀

(一)語言語境的篡謀

語言在明示暗示性代詞指稱、省略結構、非標記性重復詞匯(結構)、關系連詞等形式接應方式上也存在差異。翻譯時對這類單元“自然而然”的變通通常被理解為中性和透明，但根本原因卻是譯文“自然”對原文“自然”的侵凌。似乎，內容與形式一旦對立，翻譯就不可避免地倚重和偏愛前者。形式方面的犧牲多數情況下被認為無關緊要。可以說，翻譯可能的一個條件取決于對形式的某種篡改和舍棄。

譯語語言對語篇的篡寫可從“互文性”概念得到解釋。當符號由一個文本進入另一個文本，兩個文本之間便形成一種參照呼應的“互文關系(intertextuality)”。(Lemke,1985)Sebok(1986)將能構成文本互文的要素歸納為七種：指涉(提及另一文本標題、章節指明來源)、套語、文學典故、自我引用(self-quotation)、慣常用語(被不斷使用但出處不明的思想、觀點)、諺語格言以及對某一先在文本體驗的表達。Lemke從另一角度指出，互文也存在于具體文本和其所屬的文本系之間。同一類型文本組的互文包括四種相似，即文體、主題、結構和功能。“互文性”強調，一些文本要素能引發超越文本的前文本(pre-text)的知識和價值體系，是一種通過暗含義(connotation)發揮作用的指意機制，而不僅僅是某種主觀聯想。處理互文性要素時，必須注意它們進入文本之后的信息地位(語場、語式、語旨、時間、地點等特征)、作為話語行為的指涉意圖以及與其它符號相互作用的符號功能。除了考慮原語本身的互文關系以外，譯者還需考慮它進入譯語系統后的互文運作。有時，譯者會遇到非常尷尬的情況，因為文化背景的差異，嚴格的直譯可能增加讀者負擔，而采用通常的補償手段，如加注、擴展等，原文的語篇特征又可能發生變化。較為典型的一例莫過于Nabokov翻譯的普希金作品《奧涅金》了。他在譯文所附的注釋遠遠超過原文本身，結果，他的翻譯更像一部闡釋性學術著作。另一方面，如果過分強調譯語系統的互文，給原作強加上讀者熟悉的形式，異域的文化色彩多半就會丟失。西方小說早期被套上章回體結構，拜倫《哀希臘》被梁啟超、馬君武、舒曼蘇、胡適等人套入元曲、七言古詩、五言古詩和離騷體，即是如此。他們通過套用中國特有的文體和結構，在譯作和本土文學之間強行建立了互文。這樣，接納語境徹底改變了原文，語言間的差異被抹除，譯語征服收編了原語。這也許只是較為極端的情況。實際翻譯中，互文機制在語篇體式方面的控制不會采取純粹的異化或歸化，更多地是兩種手段的糅合。譯文總是某種“雜合”，既不屬于原生的異域文學，也非本土原創。在強調多元化的今天，人們也許更主張直譯，要求翻譯盡可能忠實地保留原語自身的特色，但是，有一點不可否認，譯語的允許和接納才是原語移植之后得以獲取新生命的條件。

(二)情景語境的篡謀

第一，文本必須首先通過引介與導入。翻譯發起人、出版社或者其他機構依據一定標準判定哪些文本可被翻譯、值得翻譯，并附帶提出要求。譯者本人也能充當發起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消費主義日益盛行的今天，文化商品化和商品文化化已經消蝕了傳統的文化和商品之間的區分，利益驅動對翻譯起著越來越重要的決定作用。經典、嚴肅作品在翻譯的衰落和暢銷書籍、影視的激增，說明市場已經成為牽導翻譯的無形巨手。

第二，讀者以及使用翻譯的目的也對翻譯產生重要影響。讀者不是一個抽象概念，而是一個具有明顯時代特點、身處特定文化背景的實體存在，他們會因行業、教育、社會經歷、文化心理、觀念以及閱讀取向等諸方面的差異對信息的價值和重點要求不同。讀者期待構成話語的隱形牽引。忽略讀者的現實和欲求，作品很難進入讀者視野，更不用說生存延續了。

第三，由于文化間的距離，原作者進入翻譯后的命運要依賴譯語文化的態度。十九世紀英國翻譯家GeorgeFitzgerald認為，譯者完全沒必要臣服原作者，原作只是給他提供一種在譯語操作的可能性。今天，一切以原著為中心，譯文應該屈從原文，還是反過來，一切以譯語為中心，原文必須接受譯語的改寫操控，仍是理論界熱衷的話題。

第四，作為話語實踐的翻譯活動本身在文化內部的地位同樣影響翻譯。在文化多元系統(polysystem)中，翻譯文學并非任何時候都從屬于原創文學。當本土文學尚處于發展初期，體系還不完備(如以色列建國初期)，或者，相對于其它文學體系仍居于邊緣地位，自我創新能力較弱(如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文學)，或者正經歷危機轉折之時(如美國二十世紀60年代、中國二十世紀初的文學)，翻譯文學將占據首要地位。(Gentzler,1993:116-18)這種情況下，翻譯主要致力于引進外來作品的形勢以改變現狀，開創文化新局面走出自身困境，因而，翻譯會貼近原文，盡量復制、保存原文形式要素及文本關系(textualrelations)。其它情況下，翻譯處于次要地位，目的主要是引入、吸納他人新異的思想觀念，因而，翻譯會更多依賴自身既有模式和審美規范。

第五，譯者毋庸置疑地構成翻譯的核心和關鍵。他根據自己對上訴因素的綜合考慮，居中調停，最終決定多大程度以及怎樣操縱原文，代替原作者“恰當、合理、正確”地講話。譯者不可能像某些翻譯理論家要求的那樣“隱形”、“透明”，他時時處處都會把自己銘刻在譯文里。(三)文化語境的篡謀

文化語境主要指文化傳統、價值觀念、知識信仰、風俗習慣、歷史事件、行為準則等構成人們心理空間的意識形態體系或精神氛圍，它在話語交際中起宏觀定向的作用。

翻譯過程中，“譯者總在自覺不自覺地受到當時政治、思想意識、經濟、宗教等社會文化因素的制約。”(李運興，2000：122)文化篡謀在不同時期人們對“翻譯倫理”的認識和表述上非常明顯。張培基、喻云根等在《英漢翻譯教程》(1980年出版、2000年重印)一文中強調，譯者的第一素養是“要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和較高的馬列主義、思想的理論水平，…要運用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研究和深入理解原作的內容。”立場、觀點不同，譯者的理解和分析就有差別，采取的方法必然影響原著的實現。翻譯歷史表明，特定時期的意識形態有可能要求極端的方法操縱原著。中國20世紀50年代流行的一本翻譯教材在談到翻譯時雖然強調“信”是翻譯的首要標準，卻似乎自相矛盾地提出另一條準則，即，翻譯活動必須服從譯語文化的要求。

二、結語

研究翻譯時，我們不能想當然地固守抽象的“忠實”，僅停留于文本內部的語言轉換考察翻譯的本質。我們必須返回翻譯活動的具體語境，從其源頭追索“忠實”可實現的基本條件。如果我們放棄傳統的二元結構而采用動態多元的模式研究語境和翻譯的關系，我們就能避免理論研究中西西弗斯的尷尬，開拓翻譯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