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學特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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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文學研究的瓶頸問題

回首半個世紀以來的唐代文學研究之路，可以說無論是從宏觀還是從微觀的研究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正如陳有冰所說：“唐代文學研究是20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研究觀念變化最大、研究方法較為豐富、研究隊伍相當整齊、研究成果更為豐碩的一個領域，是中國古典文學學科畛域確立過程中最有華彩的一個階段。”l1我們在欣喜唐代文學研究取得成績的同時，不得不正視這樣的事實——唐代文學研究正面臨著發展頸瓶的嚴重挑戰，造成這些發展頸瓶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研究者過度依賴新文獻和新方法。唐代文學研究在新文獻和新方法方面都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也出現了令人疑惑的新問題，即面臨著“集體沉默”的啞語尷尬境遇，“唐代文學研究難以出新”幾成研究界的普遍共識。這里筆者不是說文獻與方法不重要，事實上任何學術研究都離不開文獻與方法，沒有文獻基礎作為依托和研究方法理論指引的研究必然歸于蒼白空泛。重方法、重文獻本身沒有問題，但許多事物往往是雙刃劍，過度依賴方法和文獻以至于唯方法論、唯文獻論，由于過于講求研究方法往往有跑題之嫌而成了其他專業的研究，最終淡化了文學的本質之美；由于過于注重文獻材料的積累，一些學者認為研究即材料，沒有新材料就不會有新的研究成果，如此便忽視了對現有文獻本身更高層次的考索，不能分析蘊涵在現有文獻中的文學精神之美。我們進行學術研究，面對浩如煙海的文獻，既要扎得進去，也要跳得出來，陷于文獻不能自拔無異失路于廬山迷霧；一旦有了理論的指引，跳出文獻并在更高層次上駕馭文獻，就會感受到高屋建瓴的爽快和收獲柳暗花明的喜悅。在技術主義、工具至上主義盛行的今天，人們要么太迷信材料工具，要么過分強調方法，其結果往往是研究主體迷失了心靈的方向，人為地限制了自己主觀能動力量的充分發揮。在當今學術界研究存在一股學術逆流，那就是過度地依賴材料技術手段，過分地強調研究方法。如今學術資料容易獲得了，電腦、網絡更是方便了查找資料，鼠標一點，幾十條、幾百條材料就出來了，所以這大大加速了研究的進程，也造就出一部分“高產學者”。電腦在給人們研究帶來方便的同時，它的弊端日益顯現出來，那就是“電腦體文章”的泛濫。“電腦體文章”缺少的是人的精神與靈感，缺乏感動人的“情”的力量。我們進行文學研究要心懷人文關懷，但“新方法論加文獻考據”的研究方式很容易造成人文精神的缺失。左東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轉型期的技術化傾向及其缺失》一文就抓住了問題的要害，指出由于技術化的追求而導致了文學研究中更為重要的學術特性的缺失：人文精神的缺失；理性思辨的缺失；可讀性的缺失。如其所說：“文學研究需要有人文的關懷、審美的體驗，從而在提高人生境界、豐富人類情感上發揮其它學科難以替代的功能。”

筆者認為，在文學研究過程中要心懷人文關懷，要充分挖掘蘊涵在文學作品中的情感、美感因素，人文精神絕不能缺失。筆者的一個初衷就是想探討在沒有新文獻材料的情況下唐代文學研究如何發展和創新，事實上唐代文學研究遠沒有窮盡，尤其從文學美感本身進行研究潛能巨大，這就是選擇從生命美學視角研究唐代文學的原因所在。

2生命美學揭橥唐代文學之靈魂

唐代是一個善于繼承總結而又能做到兼收并蓄的朝代，生產的發展、經濟的高漲、國勢的強大、政治的清明、文化的繁榮，使國家、民族處于欣欣向榮、蓬勃向上的時期，使整個時代充滿了朝氣和希望。唐代盛世雄風不僅體現于彪炳千古的盛世景象上，更體現在唐人生機勃勃的精神世界中。對唐人來說，自由、自信、解放、超越猶如與生俱來的天性，“他們想方設法，幾乎是尋找一切機會謀求歡娛、快樂和自由，他們渴望肉體的解放和精神的超越”J。雄強的社會激發了唐代文士對功業理想和自由人生的追求，激發了他們的生命精神和浪漫情緒，他們充滿憧憬，積極進取，滿懷抱負，渴望實現精彩的人生價值。在這樣的時代氛圍感召下，唐代文士創作熱情得到了一次空前的大爆發、大釋放，創造了后世難以為繼的繁榮局面。在大唐盛世“精神氣候”的影響下，唐代文學的審美觀念、審美趣味、審美理想、審美風尚折射出一種昂揚激越的審美因子，廣大文士將自身的生命理想、自由精神、主觀情愫付諸于文學創作的實踐，顯現出一種富于自由品質與浪漫氣息的精神氣韻。在中國歷史上，士人曾有三次較大的思想解放，即先秦諸子百家時期、魏晉時期以及大唐時代。但就其生命的自由性、思想的開放性、人格的真實性而言，大唐時代的士人具有其他時代士人無法比擬的巨大優越性。唐代文士作為文學創作主體之“人”，具備卓爾不群的生命精神狀態，他們那種高揚人性、追求自由的神情風貌必然反映在文學、宗教、藝術各個方面：具有“盛唐氣象”的詩歌氤氳壯闊，歌詠生命、贊美英雄之作比比皆是，唐傳奇中有大量的瀟灑人生的才子和一諾千金的俠士。唐代文論中，陳子昂高唱“風骨”精神，韓愈提出“氣盛言宜”之說，司空圖主張“生氣遠出”。唐代道教，追求性命雙修，強調本真自然，實現由外丹到內丹的轉變；唐代佛教上禪宗確立，“即心即佛”的超然頓悟，徹底解放了束縛人們心性的一切桎梏……質言之，上述諸例無不說明唐代是一個充滿生命激情的時代，人們的所作所為演繹著淋漓盡致的生命之情，此等生命精神已經上升到一種具有風范百代的“生命美學”。

這種“生命美學”的審美特質在于：唐代文士生活在一個雄強的時代，普遍煥發出灼灼的激情與夢想，他們精神振奮，意志高揚，善于抓住一切機遇來實現自己的生命價值。唐代文學中最震撼人心的是一種千古猶存、戛然獨造的風姿神韻，這種風韻的核心特質是活潑潑的生命力，富于自由品質與浪漫氣息，饒具風骨精神與雄強之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概括為一種生命美學。唐代文學充溢著勃勃生機的飛動氣勢，張揚著熾熱的生命脈動，在一定意義上講，生命美學揭橥唐代文學之靈魂。大唐時代重視人本精神和人性解放，充分發揮各種人的創造性和進取心，一旦我們意識到這一點，以探索人的生命存在與超越為旨歸的生命美學無疑便納入了筆者的研究視野，一個新的口號必須呼喊出來：文學藝術必須體驗生命，把生命解釋為人的價值存在，人的超越性生成，人的終極意義顯現，這才是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本原。概言之，生命美學關愛生命，追求自由，帶有令人自身解放的性質，體現著一種人文精神的價值倡導，這無疑對唐代文學特質的形成產生深遠而重要的影響。唐人激昂勃發的生命情韻鑄就了唐代整個文學、藝術大繁榮的局面，被譽為“唐代三絕”的李白詩、張旭草書、裴曼劍舞就是這個偉大時代精神氣韻的經典代表。正如史仲文所說：“大唐時代的詩人和文士，大多是一些敢想敢說，能想能說，善講善說的人物，他們不象漢儒那樣循規蹈矩，不像魏晉南北朝文士那樣吞吞吐吐、彎彎曲曲，不像宋明理學家那樣一味講理講氣、講心講性，不像明清文人那樣提心吊膽懼怕文字獄。他們甚至不屑于如同先秦諸子那樣相互爭鳴。盛唐以詩而鳴，首要的不是思考，而是表現。”質言之，執著熱切的兼濟意識、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昂揚奮發的進取精神構成了唐詩的主體審美色調，這樣的詩歌彰顯出廣大詩人昂揚奮發的生命斗志、剛勁強健的情感內涵、狂放不羈的精神個性以及自由獨立的文化人格。唐代文學中的生命美學精神不是游離于實踐操作的空洞理論，我們可以將其落歸于實處：其一，唐代生命美學生發于閎闊雄放的大唐盛世，是唐代社會良好的人文環境孕育了這樣的生命美學精神，同時這種生命美學精神反過來又促進了唐代文學乃至文化的高度繁榮；其二，唐代儒、道、佛三教并舉為生命美學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儒家的積極人世精神、道家的生命感悟以及禪宗的自性理論都對唐代生命美學產生了直接影響；其三，唐代士人的生命人格范式可以體現在詩意人生、少年精神、酒神氣韻、諫諍膽魄、文士風流等諸方面，展現出了自信、解放、自由、狂放的生命情韻；其四，唐代學術文化中也蘊含著豐富的生命美學特質，唐人在學術文化中敢于大膽疑古，勇于向經典、權威挑戰，他們重人事、輕天命，發出“人定勝天”的呼喊；其五，唐代文藝理論中更是蘊涵著一種鮮明的生命化批評傾向，如陳子昂論“風骨”，王昌齡論“勢”，杜甫論“神”，韓愈論“氣”與“不平則鳴”，司空圖論“生氣遠出”，無不體現出一種生命精神。我們可以在唐代的詩論、畫論、書論、樂論中找到大量的生命化批評跡象，這說明文學的生命化特征在當時不是一種孤立的文化現象，而是有著一種與唐代社會文化特征廣泛一致的深層次因素。質言之，我們既重視對唐代時代背景的宏觀把握，又重視對唐代文士生命性格的具體分析，緊緊圍繞“生命美學”這個核心線索對唐代文學進行深人的人文闡釋。

3生命美學的研究設想及思路

“生命美學”這個提法，是筆者閱讀大量唐代文學文本和史料典籍之后抽繹總結出來的一個審美范式，這一理論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雖然還有待進一步發展界定，但它對于研究唐代文學核心審美特質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可以說，生命美學從更高的理論層次揭示了唐代文學的本質特征，顯示了唐代文學的時代精神與民族特征，為研究唐代文學提供了新的理論基點。具體來說，其理論意義在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通行的“文學史模板”研究方式。筆者認為，從文學自身“內在特質”進行研究極為重要，因而提出“生命美學”理論框架體系，將諸如盛唐氣象、唐詩的魅力、唐詩繁榮的原因等相關“文學內部”核心問題用一條線索聯系起來，為唐代文學提供新的研究視角和范式；其實踐意義在于，在唐代文學研究材料日益告罄的情況下，為如何利用現有材料進行更高層次的理論考索與挖掘，為實現唐代文學研究的可持續性、深入性、長效性發展，試拓一個新的研究視域。筆者認為，唐代生命美學的研究設想及思路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重視理論闡釋與具體分析。

近年來，學界從各個方面著手開展研究，試圖對唐代文學最核心的內涵特質作出精準的闡釋。他們或是從經濟方面，或是從政治角度，或是從歷史哲學維度人手，其共同的特點都是從外部宏觀層面進行闡釋研究。時代召喚理論創新，唐代文學研究亟待新的理論支撐，筆者發現，外部宏觀研究都是以外在于人的對象作為切人點，從而忽略了創造這個文學成就的主體——“人”的因素。挖掘“人”的內蘊，提升精神境界不能停留在表面，要善于透過現象看本質，思考現象背后更為深刻的道理。如果過多地看重外在的客觀條件，無論從經濟、政治還是從文化角度，都屬于以體察物的方式去體察人，消解忽視了人改造自然、創造社會的主觀能動性。既然發現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就有必要引入一種新的學術思維和方法，以一個全新的角度作為學術研究切入點，用以分析解構唐代文學的核心內涵。唐詩專家趙昌平業已關注到詩歌研究從外部因素向內部機制轉變的傾向：“在這些研究中，可以看到現代文論的影響，同時可以看到從具體問題的研究中，逐步梳理建構唐詩的民族性理論體系的努力，而各種努力，似乎又匯聚到一個焦點上，~0#1-部因素如何進入詩歌內部，成為詩歌的有機組成部分。”趙昌平已經認識到了文學研究的“人學”趨向和特點，將來文學研究將繼續朝著“人學”的縱深方向發展，生命理論、精神氣質理論、士人心態理論、宗教心靈理論、心理機制理論等必將占據文學研究的重要一環。筆者以“生命美學”概括闡釋唐代文學的精神實質，這是直指心源式的“直尋”體驗，具有人文美感的溫暖。第二，爬羅剔抉多方面文獻材料。本論文的理論構想源于大量文學作品和文史材料的解讀與思索，筆者閱讀了眾多唐代相關典籍、史冊、筆記，以及大量的詩、文、評作品，“生命美學”的提出即根源于此，而不是用外國的理論套中國的文本。本文注重使用基礎文獻和第一手材料，在行文中用證據和材料說話，而不是出于主觀臆斷，從而增加了論文的客觀性與可信性。唐代文學文獻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傅璇琮、陳貽掀、吳汝煜、陶敏等人對唐代作家生平事跡及作家之間交往的考索，陳伯海對唐詩史料學材料的收集與編定，陳尚君對唐詩的輯佚，韓理洲對唐文的考辨，周勛初對唐人筆記的系統清理，李劍國對唐傳奇材料的全面梳理，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唐詩大辭典》、《唐五代詩人交往索引》、《唐人筆記小說人名索引》等大型工具書的出版，都是這一階段的重要成果，而《全唐五代詩》、《全唐五代文》的編纂，必將是集大成性的文獻整理工程。此外，唐代方志、石刻、登科錄、題名錄、同年錄、館選錄、縉紳錄等材料的匯考梳理也取得了一定成績，這些基礎文獻為唐代文學研究的進一步拓展打下了堅實的資料基礎。本論文在深入挖掘傳統文獻的基礎上，還將關注視野擴大到新材料的收集與運用上，希望拓展出一些新的研究材料場域，如數字圖書館、古籍資料庫、網絡資源庫等，這些都為學術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材料平臺。筆者本著尊重歷史、尊重作者、尊重作品文本的事實原則，嘗試在文獻、文本的解讀中構建出唐代生命美學體系。第三，強調文學審美本位。現在的文學研究切人點十分廣泛，從文化的跨學科交叉角度研究較為通行，此種研究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客觀上造成了對文學自身美感的忽視，時有“跑題”之嫌，如羅宗強先生所說“成了政治制度史、教育史、思想史、民俗史、宗教史、音樂藝術史、社會生活史，或者其他什么史的研究”_6J。筆者認為，跨學科交叉研究應該把握一個度，最終落腳點還應回到文學審美本位上來。本論文緊緊圍繞文學作品文本本身，挖掘追求蘊涵其中的“文學內部因素”之美感，給以人文色彩的解讀，而不流于一般的作品欣賞品評。例如，我們從唐代社會普遍重視詩歌的盛況中闡釋唐代文人的詩意人生，從唐代的酒詩中分析唐人所具有的酒神狂歡，從唐人的奏書中展示唐人的諫諍精神，從唐代的詠俠詩中顯現唐人的俠肝義膽，而這些都是構成“生命美學”的重要方面。當今學術研究由于常常套用國外理論或過重依賴新發現文獻材料以及過分追求技術化等原因，導致了文學研究中更為重要的學術品質即人文精神的缺失，進而使文學美感日益邊緣化。從文學美感本身進行研究潛能巨大，這就是筆者之所以重視唐代文學人文特質并以此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所在，它的價值在于是有意識自覺地向文學最為核心的本質屬性靠近，高揚人性色彩。

總之，唐代文學研究中不少的學理困難與存在問題往往與對文人內在生命美學精神研究的缺失密切相關。從這一角度上講，本論文探討唐代文學的生命精神，對唐代文人氣韻精神給予高度關注并付諸系統的闡釋，是極為必要的。從生命美學精神角度著手唐代文學研究是一個大膽嘗試，這個嘗試的理論基礎可能還不是十分完善，盡管許多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深人探討，但它的價值在于是有意識自覺地向文學最為核心的本質屬性靠近，并嘗試對其進行探討與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