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學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唐代文學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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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諸多方面的考慮及對研究內容的把握，《唐代御史制度與文人》一書除“緒論”外共設八章二十五節，其中“緒論”部分主要討論了選題的基本依據和研究的基本思路。接下來的八章是全書的主體，也是本項研究的核心，其在結構安排上大體可以分為三大部分：[1]4第一部分是對唐代御史制度及御史選任情況的研究，該部分研究在書中主要是通過第一章“唐代御史制度概述”和第二章“唐代御史的選任”來展開探討的；第二部分主要對唐代御史臺的文化氛圍、唐代御史的政治、法律思維及心態進行研究，旨在全面、深入地把握唐代御史群體相對其他社會群體的特殊性，該部分研究在書中主要是通過第三章、四章來展開探討的；第三部分是對唐代御史群體文學活動及其對中國文學貢獻的研究，該部分研究在書中涉及到第五章“御史活動對唐代文學的影響”、第六章“唐代御史的幾種代表性著述”、第七章“唐代御史的文學創作”以及第八章“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等相關的章節。毋庸諱言，不論是在結構的安排上還是在研究內容的設置上，《唐代御史制度與文人》一書無疑在很大程度上都彌補了當前唐代文學研究中所出現的結構性缺失，因而使得全書取得了整體創新的原創性成就。

二、優點及特色

古語云：“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通讀《唐代御史制度與文人》全書，我們不難發現，作為一部學術著作該書確有不少優點和特色，就起犖犖大者言之，約有如下數端：第一，立論堅實，論證有理有據，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南宋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說：“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筑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這里朱子雖然談的是為學與讀書的道理，但用于學術研究同樣有效。我們認為無論是從事自然科學的研究，還是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研究者都應該努力做到立論堅實，論證有理有據，這是做研究最起碼的要求。從《唐代御史制度與文人》一書的研究情況來看，作者始終以“文學是人學，文學研究無論出發點還是落腳點，都是對人的呵護與關懷。文學創作是建立在作家的精神生活、生命意識之上的，而其精神生活、生命意識又不能不受某一時期特定的文學生態環境的影響和制約”為理論基點，在此基礎上深入考察了唐代御史的監察、諫諍活動作為國家整個政治生活的組成部分，其是如何影響有唐一代的文學生態，進而觸及唐代作家的心靈建構，從而對作家的創作產生深遠影響的。其立論可謂客觀公允、堅實有力，論證也是條理分明、有理有據，因而取得了不俗的成績。通讀全書，想必大家一定會有同感，并對此有更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茲不贅述。第二，視野開闊，能夠始終把研究置于唐代特定的文學生態環境的影響和制約下，從文、史、法等多學科交叉的角度展開，并力求做到會通。誠如作者所云：“目前的唐代文學研究中，由于學界相互間研究方法和認知標準的差異，研究中各自為政、融通不足的問題依然存在，這使得若干文學思潮、文學現象的發生、演進的本質處于被遮蔽的狀態，不利于對唐代文學的正確認識。”有感于此，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努力從文、史、法等多學科交叉的角度來展開，力圖通過傳統法律文化與文學相結合的方法解讀唐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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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醫學理論方面

自東漢以來佛教傳入我國，唐代絲路上往來胡僧繼續在弘揚佛法的同時用印度醫學普度眾生，印度醫學理論源源不斷的傳誦、運用，開拓了中醫學視野，孫思邈是隋唐醫學的集大成者，他的醫學思想包括儒、釋、道各家思想，蓋佛教戒律不茹葷血五辛，在他的醫學思想中多有體現，如《備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所錄諸方中，多提及忌食血肉有情之品及五辛。《大醫精誠》文曰“：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為藥者。”這一方面體現孫思邈醫學思想中的佛學理念，另一方面體現印度醫學理論在中醫學中的應用。印度醫學有“萬物皆藥”的思想，孫思邈吸收這種思想，在《千金翼方卷第一•藥錄纂要•藥名第二》中載道“：天竺大醫耆婆云，天下物類皆是靈藥，萬物之中，無一物而非藥者，斯乃大醫也。”唐代絲綢之路上往來僧侶成為印度醫學理論的交流載體，在高僧們用佛學、醫學普度眾生的過程中，印度醫學理論得以釋讀，并豐富了中醫學內容。

2.醫治方式方面

隋唐時期除醫學理論外，中醫學廣泛吸收外來的先進治療技術，經絲綢之路從西域傳來的眼科手術和顱腦外科方面的治療方式，引起了中醫們的極大興趣，并效仿學習。《新唐書•拂傳》曰“: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眚。”《經行記》中也有“大秦人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的記載。再如眼醫婆羅門治劉禹錫眼病,可見時人對這些技術的震驚和推崇。隋唐經絲綢之路往來于內地與西域的僧人既傳播了佛法，又傳播了醫學，唐代胡僧醫術甚至蒙上神秘的色彩。有故事講述,健兒張國英在戰爭中箭鏃中腹,醫生斷定其必死無疑。晚上,張國英夢見有胡僧給了他一丸藥。第二天,便瀉出箭鏃,不治而愈。這則民間故事,用離奇的方式反映了唐代民眾對西域，尤其是對僧人所賜藥物的敬仰與期望，特別是當病情用傳統方式無法治愈時，更加劇了這種對西域藥物藥效的想象與肯定，甚至認為西域異藥有超乎尋常的能力。此外西域醫學的獨特治療方式也深深吸引著唐代民眾的心理認同。武則天時,駙馬都尉武攸暨生病,西域何國人釋僧伽“以澡罐水噀之而愈,聲振天邑”。西域醫藥學讓中醫藥學欣喜的是西域當地的傳統治療法啟迪了中醫治療方式的探索與發展。如琪針療法就得益于褥特鼠治蛇咬病之事，貞觀十六年（642），罽賓國給唐朝進獻一種名叫“褥特鼠”的動物，凡被蛇傷之人，只要嗅一下褥特鼠之尿，其被蛇咬之傷口即獲痊愈。

3.在長壽保健方面

受唐代統治者青睞的延年藥是絲綢之路上特殊的藥品，與此同時制造這種藥物的藥師和佛僧成了西域藥物配制的傳播者。那些掌握西域延年術的西域僧人，甚至得到了帝王的接納。唐史有載，唐太宗常服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寐所制之延年藥。高宗時，命天竺的僧人盧伽阿逸煉制長生藥。還有一些西域藥物如郁金香、安息香、胡椒常被唐上層社會當作保健藥物應用。

4.方劑方面

西域方劑為中醫學大家吸收后，普遍用于民眾的疾病治療。如孫思邈《千金方》和王燾《外臺秘要》都收載了“西州續命湯”這首西域方劑。西域方劑的另一個用處是供皇室享用，西域回紇藥司曾為唐順宗炮制龍膏酒。龍膏酒是西域人民御寒爽神的滋補飲品。唐玄宗的“起涼殿”和內服的“冰屑麻節”就是西域人民面對沙漠復雜的生存環境，總結出的應對之策，被玄宗所采用。

5.藥物方面

普通藥物方面，主要促動因素是商品買賣，經濟利益的帶動下，商人們熱衷于此。絲綢之路上來往的一個重要商品就是番藥和香料。這也是西域醫藥對中醫藥產生影響最為卓著的一個方面。甚至勾起詩人的才思，如李白《客中作》有“: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郁金香是自西域而來的藥物，用它浸泡的美酒,具有活血、行氣、止痛、解郁清心的功效。可見西域傳來的物種大都在中原民眾中廣為傳播，甚至為人所熟知。進貢藥材也是西域醫藥對中醫藥影響的另一個重要途徑。《新唐書•西域志》記載，西域各地方政權向唐朝政府進貢的藥材，有洋提蔥、丹砂、石黃、胡藥等。

二、西域醫藥學對中醫藥學產生影響的特征與原因分析

1.西域醫藥學在獨特的生活環境下

創造了行之有效的西域治療方式，加之西域獨有的物產，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原，引起中醫大家和民眾的注意。尤其是在西域醫藥學在中原治療效果突出時，更加促動了中原民眾、中醫學家對西域醫藥學的推崇和探索，這也使得絲路上西域醫藥學的東傳更有現實意義。

2.影響范圍廣闊，各有不同來由

西域醫藥學在絲路上的東漸，對中醫藥學多有補益，主要表現在醫學理論、醫治方式、長壽保健、藥物、方劑五個方面。但這五個方面的成就各有不同的推動力量。在醫學理論方面，主要表現在印度醫學理論、維吾爾族醫學理論、藏醫學理論，這些理論的中醫化運用主要依靠中醫學大家吸收、理解、解讀、實踐應用；醫治方式，主要包括當時中醫藥學還未深入掌握的醫學領域，如眼科手術和異于中醫治療方式的獨特民族治療法，這些技術有賴于掌握當時先進醫治技能的西域醫生傳至中原，引入中醫藥學；長壽保健法傳入中原，往往通過對皇室宮廷的延年藥進貢和民間娛樂體育保健活動在絲綢之路上的東傳；方劑則是民間治病過程中成效顯著而廣為流傳，中醫大師、民眾、宮廷廣泛應用，最終成為固定的中醫方劑并促進了新方劑的配制；西域藥物、香料對中醫學的豐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少數民族商人、中原商人的販賣，此外還有朝貢方式引進。而這些成就的取得依賴于唐代文化海納百川，的包容特征。陳寅恪先生在《金明館從稿二編》中評價“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可見唐代文化的博懷，為西域醫藥學增補中醫藥學的內容營造了社會背景和實現通道。

3.西域藥物對中醫藥學補益較多

絲綢之路上西域醫藥學向中醫藥學增補的最為顯著之處在于增添了中醫藥材的種類，這在唐代醫學著作中多有體現，可見西域藥物對豐富中醫藥學的顯著作用。絲綢之路上藥品交流如此繁盛，究其原因是經濟利益驅使，中原具有西域藥物的廣大市場，這項事業能為從事此業的民眾獲益，所以交易鼎盛。《吐魯番出土文書》記載了唐代吐魯番規模盛大的藥材貿易。其中香料是大宗，買藥人大多是少數民族商人。

4.中醫學兼容眾少數民族醫學的獨到之處，在交流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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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理確定提問內容

在“問什么”方面，首先要考慮的是問的目的。如在課堂導入時，要設計導入的問題；在檢查學習效果時，要設計與所授知識相關的問題。其次，要考慮的是題目的難易程度。往往題目太難或太容易都不是好題目，題目的難度要適中。再次，要考慮學生的興趣問題。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指出：“教育中要防止兩種不同的傾向：一種是將教與學的界限完全泯除，否定了教師主導作用的錯誤傾向。另一種是只管教，不問學生興趣，不注重學生所提出問題的錯誤傾向。”如果教師所提的問題能夠讓學生感興趣，那么，學生就會更重視這個問題，更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更有興致地學習接下來的課堂內容。在許多學生看來，《古代漢語》課程比較枯燥、難懂，因此，在趣味性方面，古漢語教師上課時就更得注意。

二、合理確定提問形式

1.判斷式提問

判斷式提問句式往往是讓學生有所判斷、有所選擇。

例如：在講到白居易《琵琶行》中“主人下馬客在船”時，我問學生：“該詩句的意思，是不是主人下馬后，在岸上揮揮手，和船上的客人說再見？”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如果沒有掌握古代漢語互文的修辭方式，就容易出錯。該詩句的正確理解是主人和客人一同下馬，一同來到船上。

2.開放式提問

開放式提問往往是考察學生的知識面和理解能力。

例如：在講到《孟子?滕文公上》中“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時，我問學生：“你認為五尺之童有多高？如果按照現在的一尺等于33.3厘米來看，那么，五尺就有166.5厘米了，古代的兒童這么高嗎？”聽到這個問題，很多學生感興趣地想聽解釋，在問了一兩位同學后，我解釋道：“其實，在春秋時候，一尺大約等于23厘米，五尺大概是115厘米，這和兒童的身高就比較接近了。”

3.對比式提問

對比式提問往往是考察看問題的深度和洞察能力。

例如：在講到儒家的思想“仁愛”和墨家的思想“兼愛”時，我問學生：“‘仁愛’和‘兼愛’的異同點是什么？”學生大多能回答出這兩者都強調“做人要懂得愛他人，善待他人”，但回答不出這兩者的差別。我解釋道：“‘仁愛’更多強調的是有差別的愛。儒家認為人與人之間存在親疏厚薄的關系，所以愛也就存在差別。父母對自己小孩的愛往往勝過于對別人小孩的愛，所以我們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兼愛’則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愛應該是無差別的愛。顯然，‘仁愛’更加符合人之常情。”

4.連環式提問

連環式提問叫追問，往往針對學生回答問題中的漏洞作進一步提問，以便揭示問題的實質。

例如：在講莊子《逍遙游》時，我問學生：“莊子認為‘什么才是真正的逍遙’？”部分學生回答：“不需要憑借外物就是逍遙。”我進一步提問：“你個人認為不憑借外物就是逍遙嗎？渡河的時候，借助船渡河，就不逍遙嗎？莊子提到列子御風而行，列子會飛，莊子說他逍遙了嗎？”學生回答：“列子也有憑借空氣，所以列子不逍遙？”我再進一步提問：“照你這么說，連空氣都不憑借，那就叫逍遙？人是自然界中的人，怎么可能任何東西都不憑借呢？如果逍遙是這樣理解的，那么，莊子的理論就和做人的基本方式不相一致了。”關于什么是逍遙，我解釋道：“莊子所認為的逍遙有兩層含義：一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需要和別人對比；二是在自己能力的范圍內，做力所能及的事。”許多學生聽后，驟然感覺輕松許多，感到自己還可以過得更“逍遙”。

三、合理把握提問節點

在課堂提問中，把握“提問時機”是發揮提問作用的關鍵。一般來說，課堂中存在三個提問節點，分別是課前、課中和課尾。

1.課前提問

課前提問是指剛開始上課時的導入提問，這主要是為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例如：在講“古今詞義的異同”時，我問學生：“在電視劇中，我們經常聽到‘有請大理寺的王大人’。那么，這里的大理寺指的是什么呢？”聽到這個問題，某些學生就來了興致。在問了一兩人之后，我解釋道：“在古代，‘寺’字是官署的意思，后來才演變為寺廟的意思。古代的大理寺，相當于現代的最高人民法院，掌刑獄案件審理。”許多學生聽后，感覺這堂課挺有用，很感興趣地接著聽下去。

2.課中提問

課中提問是指上課過程中的提問，這主要是為了了解學生是否跟得上教師的上課節奏。另外，這可以起到吸引注意力、活躍課堂氣氛的作用。

例如：在講到同義詞“回”和“返”時，我分析道：“在上古，‘回’表示旋轉，如《荀子?致士》：‘水深而回。’大約在隋唐時代，‘回’才有了返回的意思。如賀知章《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于是‘回’和‘返’便成了同義詞。”我進而問學生：“說‘回家’，廣州話怎樣說？”許多懂廣州話的同學異口同聲回答“返屋企”。這個問題加深了學生的學習印象。

3.課尾提問

課尾提問指的是課程尾聲的提問，這主要是為了檢查學生對課堂所授內容的掌握情況。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適當提問，可以引導學生的思維，讓學生更好地掌握課堂的重點和難點。

例如：在講了“詞類活用”一節后，我讓學生分析：“‘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中哪些字是詞類活用？存在幾種判斷方法？”按照大多數流行教材的分析方法，在這兩個句子中，名詞“蠶”和“衣”都活用為動詞，判斷的方法有三，分別是：（1）名詞放在副詞后，‘蠶’字放在否定副詞‘不’后；（2）名詞用‘而’字連接，‘衣’放在‘而’后；（3）對應關系，‘不耕’對應‘不蠶’，‘而食’字對應‘而衣’。可以說，這個問題較好地檢查了學生對課堂重點內容的掌握情況。

四、合理確定提問對象

關于課堂提問的對象，大多數情況下是面向全體同學的，這樣才能讓學生更廣泛地參與。但有時也可以只面向部分學生，甚至只面向個別學生，具體要看提問的目的。

1.面向全體

在課堂提問中，面向全體學生是課堂提問中最常見的。

例如：在講到“詩詞語言”的時候，我問全班學生：“大家認為李白的《靜夜思》寫得好嗎？好在哪里？”學生聽到這兩個問題，紛紛思考起來，并且饒有興趣地想聽聽老師怎么分析這首詩。

2.面向部分

在課堂提問中，有時面向學生也是可行的。比如，個別問題只面向男同學或只面向女同學。

例如：在講到《詩經?衛風?碩人》“膚如凝脂”時，我問道：“在座的各位女同學，知道該詩句是什么意思嗎？”我進而解釋：“可以說，這是化妝的最高境界。化妝如果要達到‘膚如凝脂’，那是極難的事情。凝脂是凝固的豬油，大家看，凝固的豬油有什么特點呢？一是白中略帶微黃。如果化妝后的臉是白色的，那就不好看了。二是固中略帶柔韌。皮膚是需要一定彈性的。三是光滑中略帶粗糙。如果化妝后的臉和玻璃的表面一樣，那也不好看。四是干中略帶水分。所以女子才要補水啊。”經過這一番解釋，學生感覺古人用的這個比喻，實在太恰當。

3.面向個別

在課堂提問中，偶爾可以面向個別學生。之所以面向個別，可能是因為某位同學在某方面的能力比較突出，或是因為教師發現有個別同學開小差，故意問他，起到督促課堂紀律的作用。

例如：在講到“漢字的構造”時，由于這部分的內容和書法有關，如果班里個別學生對書法比較有研究，那么，在課堂上，可以設計個別問題，與這位學生開展探討。在探討中，讓其他學生“旁聽”更多知識。特別是，這能夠讓其他學生佩服這位學生的見解，激發他們學習書法和學習漢字的興趣。

五、合理回應學生作答

在學生作答后，教師應該對學生的作答進行恰當的點評，該肯定的要肯定，該否定的要否定，該解釋的要解釋，這樣才能將有關知識點講解清楚。

1.作答后適當評定

在課堂提問后，對于學生的作答，往往需要適當肯定其中的合理之處，這樣才不會打擊學生的自信心。而對于不合理的地方，教師也應予以糾正。

例如：曾經在“古文今譯”課堂上，我問學生：“韓愈《師說》中‘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如何翻譯？”有學生翻譯為：“因此，無論地位高還是地位低，無論年齡大還是年齡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師存在的地方。”這個翻譯顯然是有誤的，但我說：“這位同學的翻譯，前一部分是對的，后一部分還要修改，正確的回答是‘因此，不論地位高貴還是卑賤，不論年紀大還是年紀小，誰掌握了知識道理，誰就可以作老師’。”

2.作答后適當解釋

在課堂提問后，教師是需要進行適當解釋的。回答好的地方，要解釋為何答得好；回答得不好的地方，要解釋為何回答得不好，這樣才能發揮更好地發揮課堂提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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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目前的高中語文現代文教學過程中有一種固定套路，即是：閱讀課文－劃分段落－分析每段意思－分析修辭和特殊的句子。不可否認的是，這一教學的套路確實對學生語言習得、了解文化背景知識、閱讀技能的訓練以及對教學目標的實現是非常實用的，還因為其固定的模式，課堂上師生雙方活動有序，學生有一定的活動時間，因此，這一套路很受教師喜歡，教師也總是將這樣的課作為公開課來上。但是這樣固定的套路恰恰窒息了語文現代文課堂中每一個美麗"生成"的可能，從而使得教師失去激情，學生沒了興趣。恰恰是這一套路的可預測性，使得上這一課型的教師在聽課教師面前展示自己的水準和教學特色顯得尤為困難。

那么，怎樣才能用課堂生成學理論提高高中語文現代文課堂教學效果呢？

一、要明確高中語文現代文教學課堂中可以產生哪些動態生成。

1.在要求學生閱讀課文這一活動中，教師所提出的開放性問題中會出現動態生成。

如人教版《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的教學中我問到"《箜篌引》到底要怎么樣讀才能讓我們的作者二十年之后都忘不了呢？"學生當中，特別是一些詩歌朗誦愛好者立刻就在座位上開始練習誦讀了，課堂上頓時熱鬧非凡。于是，我就放棄了事先準備好的錄音，就讓學生自己讀，我就根據他們誦讀的情況加以指導，可以增強他們的朗誦水平，還可以培養一種愛好，何樂而不為呢？這樣得出的效果要比聽錄音磁帶好的多。有學生多年以后提到這一次課堂還記得很清晰。

2.在處理文殊的修辭或是有深意的句子這一環節中，學生有突發的質疑也會產生出課堂生成的契機。

如筆者在上人教版必修時講到曹操的《短歌行》，有一個學生在課堂的中間突然說道，老師，曹操真是一個"奸雄"嗎？由于他聲音很大，全班都聽見了他的話，哄堂大笑后，班上其他同學馬上就有回應，有的說就是就是，有的說不是。筆者本可以以教師身份制止他們，但是我讓同學們回顧《三國演義》當中的關于曹操的人物形象，"愛才，赤腳迎許攸""仁愛對關羽""渴望結束戰亂，統一天下"……學生們紛紛發表意見，課堂氣氛十分活躍，這樣就能讓學生了解一個全面的曹操。這是筆者就借機鼓勵學生課下去讀一讀《三國演義》的原著。這樣筆者就做到了啟發閱讀的作用。

3. 在討論中，學生之間在對課文的內容或主題思想進行討論時，經常會提出很多這樣那樣的問題，最終可能都會歸入教師的面前，這也是教師課堂生成的一個契機。

如在朱光潛先生的《咬文嚼字》閱讀當中，推敲典故，"推敲"了一千多年了，還有味道嗎？作者發常人所未發，不走舊路，不恭維定論，分析了"推"的妙處。 作者教我們一種推敲（咬文嚼字）的方法：運用聯想結合竟境。即文字與意境有關，必須"咬嚼"。有學生就提出，"老師我們能不能用這種方法來分析古代的詩歌當中的煉字呢？"這讓我很高興，立刻就出了一道詩歌題目：身輕一鳥（），槍急萬人呼（ 杜甫《送蔡希曾都尉害隴右尹繼高三十五書記》）讓學生討論，發表看法到底"起、落、疾、下、浮、飛"哪一個字好。這樣學生在課堂還學會了賞析詩歌當中的妙字，可真是一舉兩得。以后課下遇到詩歌當中的煉字，學生也會多思考，到底這個字用的好在哪里，能不能用其它字來替代。

4.學生的課堂上犯的一些錯誤,往往也是教師課堂生成的重要契機。

教師往往可以利用這些錯誤加以"找錯""析錯""糾錯"，通過這一過程來活躍課堂。如果教師覺得某個錯誤具有代表性，很多的學生都會有,也可以當堂予以講解，以免學生對所讀課文產生誤解。

二、要注意課堂生成學理論運用在高中語文現代文教學中所要注意的問題。

1.課堂生成不要無理取鬧，要始終緊緊圍繞著閱讀課預設的教學目的。

很多時候，課堂引發的一些問題是因為一些學生的故意起哄，此時教師不應一味遷就，否則會遠離教學目標，而變成了毫無意義的爭論了。

2. 尊重學生的個體差異，課堂生成應有選擇性。

因為并不是所有的生成都適合在課堂上展開，可能有的只是極少數同學感興趣，大多數人不感興趣，所以教師不要盲目展開。

3. 要本著多備少講的原則，充分備課。

上課生成決不是提倡少備課，而去等著上課生成，而是要做充分地對閱讀材料及其背景進行深入挖掘，提前做好生成預測，這樣上課才會左右逢緣，從容有序。

三、課堂的美麗"生成"需要教師高超的業務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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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唐代，悼亡詩，外部特征，中晚唐

 

悼亡詩作為一種詩歌題材，溯其源流最早可見于《詩經·邶風·綠衣》和《詩經·唐風·葛生》。悼亡詩自晉代潘岳《悼亡三首》開始，成為悼念亡妻的專稱。歷來探討悼亡詩作的人不少，但多傾向于探討詩作的內容和藝術特色，很少有人從其外部特征入手。

本文僅就有唐一代初、盛、中、晚四個分期中悼亡詩的分布，賦詩時間與當時詩風及社會風貌關系作一探討。

作為“一代之文學”的唐詩在中國文學史上有極高的地位中晚唐，有唐一代的悼亡詩也蔚為大觀，悼亡詩的數量大大增多，名作紛呈，如杜審言、李白、韋應物、孟郊、元稹、李商隱、趙嘏等都或多或少有悼亡詩名作。縱觀唐代悼亡詩，有兩個顯著特征：

其一：就悼亡詩數量分布而言，唐代悼亡詩多集中于中晚唐②。筆者翻檢《全唐詩》（中華書局1960年版），初盛唐詩作中悼亡詩寥寥無幾，而且很少為人注意論文開題報告。大致而言，初盛唐時期，有杜審言《悼亡》一首（《全唐詩》卷六二）、李白《奔亡道中五首》（《全唐詩》卷一百八十一）等，且文學史上多不提及。而于中晚唐時期，諸家悼亡之作很多中晚唐，其間亦不乏悼亡名作。如韋應物《傷逝》、《往富平傷懷》、《出還》、《冬夜》、《送終》、《除日》、《月夜》、《過昭國里故第》、《感夢》、《秋夜》等二十六首（《全唐詩》卷一九一至一九三），戴叔倫《妻亡后別妻弟》、《少女生日感懷》等二首（《全唐詩》卷二七四），孟郊《悼亡》一首（《全唐詩》卷三八一），元稹《夜閑》、《遣悲懷》、《感夢》、《夢成之》、《妻滿月日相唁》等三十五首（《全唐詩》卷四Ο四），李商隱《悼傷后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屬疾》、《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宴作》、《房中曲》、《正月崇讓宅》等八首（《全唐詩》卷五四Ο、五四一），趙嘏《悼亡》二首（《全唐詩》卷五五）等等，不勝枚舉。由此可見，中晚唐悼亡詩數量大大超過初盛唐。

縱觀唐代文學史，初唐詩歌題材擴大，詩人群體增多，開一代詩風之先河。詩至盛唐達到鼎盛的高峰，在唐詩的四個階段中中晚唐，成就最為輝煌。許多千百年來廣為傳誦、膾炙人口的詩篇便是在這一時期產生的。同時，還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的詩人。時人論之“既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殷璠《 河岳英靈集· 論》)“盛唐之音”、“盛唐氣象”為后世仰觀而又無法企及，但作為一種題材的悼亡詩卻 數量不多且多為人忽略。然而，中唐大歷、貞元年間相對為唐詩的低潮期，晚唐則為唐詩的衰落期，而正是在這樣的衰頹期，悼亡詩卻大獲發展。如：

“昔日戲言身后事中晚唐，今朝皆到眼前來。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

尚想舊情憐婢奴，也曾因夢送錢財論文開題報告。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

（元稹《遣悲懷》其二）

此詩作者從回憶往事、感懷舊物入筆，極盡對亡妻刻骨銘心的思念，使夫妻間相濡以沫之情溢于言表，使人讀來，凄然之情油然而生。

“薔薇泣幽素，翠帶花錢小。嬌郎癡若云，抱日西簾曉。

枕是龍宮石，割得秋波色。玉簟失柔膚，但見蒙羅碧。

憶得前年春中晚唐，未語含悲辛。歸來已不見，錦瑟長于人。

今日澗底松，明日山頭蘗。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識。”

（李商隱《房中曲》）

本詩作者從往昔和未來兩處著筆，用幽艷的語言寫深切的悲傷，筆調纖弱，感情深厚誠摯，將滿懷凄絕藏于平淡的描寫中。

上面只是略舉兩例，由此可見中晚唐悼亡詩的藝術水平。無論是詩歌的表現手法還是思想內容、意境創造都達到了歷代悼亡詩的最高水平。

其二：就賦詩時間而言，唐代悼亡詩多不避禮法，甚而有些為居喪期間所寫。這是唐代悼亡詩一個較為顯著的特征論文開題報告。《荀子·禮論》：“禮者，謹于治生死者也。生中晚唐，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由是可觀，古仁人君子要“敬始而慎終”，對于喪禮尤為看重。而《儀禮·士喪禮》要求居喪期間“哭晝夜無時，非喪事不言。”[1](卷十二) 《儀禮·喪服》所記，妻子歿后，丈夫當服喪一年中晚唐，其間不得舉樂，除服才能恢復正常生活。陳寅恪也曾談及：吾國文學自來以禮法顧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間關系，而于正式男女關系如夫婦者，尤少涉及。蓋閨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鹽之瑣屑，大抵不列載于篇章，惟以籠統之詞，概括言之而已。[2]（P99）錢鐘書也考明“歷世以居喪賦詩為不韙”[3]（第一一九節） 在儒家思想占正統的年代，世人多遵循“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儒家教條。況且，古人對于悼亡祭親主要是看其哀毀傷身的實際行動中晚唐，而非其動情言辭。若反復詠嘆反有華而不實的矯情之嫌。古代禮制要求人們居喪期間“非喪事不言”，居喪賦詩是為不韙論文開題報告。清人何義門批點《文選》，對于潘岳《悼亡詩》極力證明其作于“終制”“釋服”以后，“古人未有有喪而賦詩者”。[4]（卷四十六）蘇軾的悼亡名作也是在十年后才吟誦而出“十年生死兩茫茫”（《江城子·記夢》）。而在唐代，悼亡詩多作于奔亡或居喪期間，如：李白《奔亡道中五首》，韋應物自《傷逝》至《同德精舍舊居傷懷》十九首“盡傷懷時所作”，元稹的《妻滿月日相唁》等悼亡之作也多為居喪期間所作。究其原因，在于當時封建禮法相對松弛。陳寅恪也曾有論及“此種社會階級重詞賦而不重經學，尚才華而不尚禮法，以故唐代進士科為浮薄放蕩之徒所聚……夫進士詞科之放佚姿肆，不守禮法中晚唐，固與社會階級有關，然其任誕縱性，毫無顧忌。”[2]（P86）正是這樣的社會風氣，使得當時的倫理道德標準不一，人們對于儒家的封建禮法并不太在意。于是，居喪賦詩也未受到指摘和譴責，進而合“禮”合“法”化。

以上兩點僅從唐代悼亡詩的外部特征入手，就其數量分布、賦詩時間作一探討。疏淺之處，希方家指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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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何綽義門讀書記[M]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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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科舉學；科舉文學；科舉

中圖分類號：D6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8-0460（2012）06-0025-08

收稿日期：2012-10-18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重點課題“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研究”（AFA110008）

作者簡介：劉海峰，男，福建泉州人，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學博士。

科舉學是近年來日趨活躍的一門專學，科舉文學是逐漸受到重視的一個研究專題，兩者關系密切。筆者曾發表《科舉文學與“科舉學”》一文，闡釋了科舉文學的概念，分析了科舉文學的主要內容以及從科舉文學走向科舉學等問題。本文將在前文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述科舉的文學考試性質，梳理唐宋科場中經術與文學之爭的脈絡，探討科舉評價與科舉文學史的重寫、科舉文學研究與科舉學的互動關系等問題。

一、科舉的文學考試性質

從考試內容和文體來看，科舉具有文學考試性質。文學科舉產生了科舉文學，科場中產生的試帖詩與律賦、策論、八股文本身便有一定的文學性，而且以文取士與唐詩的興盛、唐宋古文運動、元代戲曲、古代文論等都有密切的關系。由于科舉滲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明清兩代大部分小說或多或少與科舉相關，或者至少找得到科舉的痕跡。

取士應該以經學為重還是以文學為主，曾經有過曲折反復和激烈爭論。在實行科舉制的1300年中，從唐代至元代科場中存在錯綜復雜的經術與文學之爭。經術指中國傳統的經學儒術，即統治者一向用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經典學說；文學指注重形象思維的文章辭賦，即講究賦、比、興，祖述風、雅、頌的詩歌文采，以及追求詞藻華麗的寫作章法等。文學才能向來是科舉取士的一個主要衡量標準。

初唐史臣對文學的功用已有精煉的概括。魏征等在《隋書》卷七六《文學傳序》中說：“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達情志于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范，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涂窮后門之士，道軛軻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潭，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風聲于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姚思廉在《梁書·文學傳序》中也說：“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

唐代是一個崇尚文學的時代，大唐帝國是一個詩的國度。相對其他朝代而言，唐代的科舉取士特別是進士科較重文學詩賦。自調露二年（680）劉思立建議進士加試雜文以后，“文擅清奇，則登甲科，藻思小減，則為不第。”唐玄宗在位的盛唐時期是最重視以文學取士的時期之一，進士科被稱之為“詞科”，進士出身者在唐代政治中的影響也迅速增大。隨著詩賦在進士科考試中成為主要內容和錄取標準，甚至以詩“贖帖”取代經學考試內容，進士科的文學考試性質日益明顯。“國家代天下以文明，獎多士以文章”；“國家以文德應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選士，以文學取士：二百余載，煥乎文章”；“今則仕由文學，著官至清顯”；“當今由文學求用”。這類說法在唐人文集中經常可以看到。

“晉人尚曠好醉，唐人尚文好狎。”崇尚文學、以能文為貴的社會風氣在唐代頗為濃厚。唐代文學繁榮昌盛，詩歌尤為普及、優美，因而唐代被后人稱為文學的時代。中唐時獨孤及說：“唐興百三十余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由于朝廷尚文并以文取士，因此朝野上下皆貴重文學，以不能文為恥。隨著進士科的文學性質愈來愈明顯，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的距離也愈來愈大。因此，在許多中唐士大夫看來，進士科乃離經叛道，于是出現了激烈的經術與文學之爭。這種爭論在唐后期到北宋中葉之間延續，并往往與科舉取士中的子弟寒士之爭、區域公平之爭等交織在一起。

宋代的經術與詩賦之爭愈演愈烈，進入了針鋒相對的沖突階段，許多著名人士都卷了進去。在北宋中葉的兩派爭論中，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等屬于經術派，歐陽修、蘇軾等屬于文學派。他們在主持科舉考試時，或側重文學辭賦，或側重儒家經典。到后來，為平息長期以來的經術與文學之爭，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三省奏立經義、詞賦兩科。此為倡導進士分立經義與詩賦兩科取士的開端，然而，以北方人士為主的洛黨力主以經義取士，反對恢復詩賦，而以南方人士為主的蜀黨則要求恢復詩賦。到元祐四年（1089），才最后確定分經義進士和詩賦進士兩科取士。

唐宋之間重視用詩賦為考試內容，除了由于朝野重文風尚以外，還因為詩賦具有較客觀的評判標準。宋仁宗慶歷八年（1048），禮部貢院言：“蓋詩賦以聲病雜犯，易為去留，若專取策論，必難升黜。蓋詩賦雖名小巧，且須指題命事，若記問該當，則辭理自精。策論雖有問題，其間敷對，多挾它說。”元代也有人認為，詩賦取士格律精當，有利于評卷至公無私，因此得人最多，被前人視為“將相科”或“龍虎將相之目”。而若只用經義、明經等科，“將見公道掃地，關節大行，上下成風，相率諛偽，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可見，專以經義取士也有很大的弊端，最好是詞理文采兼備。

詩賦不僅能考察形象思維能力，而且也能反映一個人的文化素養和文學水平。由于帖經和墨義測試的是較低層次的技能，故逐漸為人所輕，至宋代以后慢慢退出科場。后來詩賦又逐漸演變成宋元時文，到明代則主要考八股文。八股文以經學為里，文學為表，以義理為風骨，內容雖是經學，形式卻是文學，是一種糅合散文的章法、駢文的排偶和近體詩的格律而構成的一種文體。試帖詩和八股文有一共同點，即都有格律規范，要求很嚴，這兩種考試文體都易于出題，易于判別水平高下，一眼就可看出輕重優劣。在極端嚴格的形式之下，要能出奇制勝，寫出意義不俗、文字優美的文章來，確要有很高的文字水平和思維能力。而且，古人認為文如其人，八股文關乎人的品性。清人便說：“制藝一道，實與造化相通，因風會為轉移也。”“今日制藝，即漢宋策問。寸晷之中，而其人品誼覘焉，學問見焉，性情出焉。”

雖然科舉考試的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和文章辭章，從今天看來，科舉是一種經學考試，但同時也是一種文學考試，一個人的文學水平往往決定其是否能被錄取。1903年，有位西方人士在《中國的三年大比》一文開頭便說：“文學才能在中國享有最高的聲譽，政府官員都選拔自受過教育的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是讀書人信奉的信條，在許多方面可以把它看成是柏拉圖理想的哲學原則的注釋。”科舉制的真正目的并非選拔文學家而是選拔從政人才，以詩賦文章作試題并不是為了考察應試者的特殊文學天才，而是為了測試其智力水平和文化素養。詩賦可以言志，家事國事天下事、個人抱負和習性好尚皆可以從詩賦中曲折表達和宣泄出來。只有才情并茂、文理優長的人才寫得出好的詩賦。而八股文、策、論等文體，考察的標準也不外乎“文”與“理”兩個方面，文采始終是科舉考試注重的一個主要因素。因此，總體而言，科舉始終兼具經學與文學考試性質。

二、科舉對文學發展的促進

關于科舉對中國古代文學是否具有促進作用，學術界有不少爭論，或者認為科場中很少產生杰出的文學作品，科舉對文學不僅沒有促進作用，而且往往有消極的影響。我以為，轉換了認定科舉很壞的思維定勢，便可看出科舉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影響主要方面是積極的。

應試的壓力、制式的規范，確實限制了文學的自由發揮和想象的空間，“科文”中流芳千古的作品確實也很少，但以文取士發揮了考試以考促學的強大功能，誘導士人習文，有了大量熟悉詩文的讀書人，才有產生大量文學作品的群眾基礎。科場試文與當時文體興衰及文風變易密切相關。蘇軾曾指出：“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于世，而詩賦幾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清代詩學的普及是與乾隆以后科場考試內容將表判等改為試帖詩直接相關的。清人戴衢亨說：“試帖之道，始盛于唐，然唐人當日所作試帖，稱全璧者殊不多，觀我朝人文蔚起，詩學昌明，鄉會試俱尚八韻，學使按臨，亦復博采風雅，士生其時，莫不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陳伯海認為，唐試帖詩選讀與研討構成了清盛期詩壇上的一種特殊景觀。通過唐試帖詩的多種選本與廣泛選讀，向廣大社會人士（主要是文士）普及了試帖詩的作品及其相關知識，為人們了解和掌握這一詩歌樣式，繼承這一快要中斷的詩歌傳統提供了幫助。修習試帖詩之風對于推動整個文學界關注律體與詩法的學習、討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由于科舉考試以文取人，導致1300年間官員文人化，文人官員化。社會上廣泛流傳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等格言，文學的影響也無所不在。在一定意義上說，科舉時代的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讀書至上的詩書社會，是一個朝野尚文、大多數讀書人皆能吟詩作文的文學社會。

命題作文與平日的文學創作并不相同，科場中所考的試帖詩有嚴格的規范性，必須按照其題意和格律聲韻要求來作，這是競爭性考試保證客觀評卷的公正性的基本要求。個別平時具有非凡詩歌天才的人不一定就能做好試帖詩。在考場上規定的時間內根據特定題目作詩，李白也無法隨意發揮“白發三千丈”的奇思異想。而且李白、杜甫未能考中進士，還與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詞人材碩者眾，然將相屢非其人”的特殊朝代背景有關。唐代多數文學家為進士出身，如陳子昂、王維、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李商隱、杜牧等都考中過進士。從隋唐至明清流傳下來的多數詩文集也是科第中人所為。

“文學、政事，本是異科，求備一人，百中無一。”科舉取士的本意不是為了選拔文學家，而是為了拔取政治人才。但因為以文取士，結果實際上選拔和造就了大量的文學家。古代文學家中科舉出身者占多數。我曾根據《辭海》文學分冊所錄中國歷代作家進行過統計，隋唐五代至清末近代作家共有602名，其中進士和舉人等出身者共341名，占總數的56.6％，而且這還不包括諸生（秀才）一級的科舉中式者。若再考慮到女作家、僧人文學家、宦官文學家從不應舉等因素，剔除這部分的基數，加上《辭海》所錄作家有些是略載其科第經歷，科舉出身者在文學家中的比例還會更高。據有的學者統計，《四庫全書》集部著錄和存目收有唐至清別集2504部，其中進士著述1367部，占54.59％，若包括舉人的話，比例還會更高。與此類似，筆者根據韓國《增補文獻備考》卷247-250“藝文考·文集類”所錄文集統計，韓國歷史上1050部詩文集中，有755部可以查明作者為“文科”、“登科”、“司馬”等科第中人，占總數的72％之多。越南歷史上模仿中國長期實行科舉制度，科第中人的產出在文學作品總數中的比例不亞于韓國。

當然，科舉考試的本意是要選拔文官而非選拔文學家，而政治才能與文學水平畢竟不完全相同。以詩賦文章來選拔文化水平較高的人來從政是為了保證官員的文化素養，其目的在臨政治民而非發展文學。文學家是人才，政治家也是人才。不能只是從文學的角度來判斷科舉人物是否成功。從治國安邦的角度來看，一些政治家對社會歷史發展所起的作用并不一定亞于文學家所起的作用。擅長作詩的人不一定就善于處理行政事務，原先擅長詩賦文章的人從政后也不一定有時間發揮其文學才能，因為其主業并非文學創作而是千頭萬緒的日常行政事務。這就像當代許多考上大學中文系的人后來從事學術研究，其文學創作特別是長篇小說創作往往無法與沒有上大學的專業作家相比。在精英學術與大眾文化兩方面，進士群體更多是從事精英學術。在中國古代士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科第中人多數忙于“立功”，也就是臨政治民的事功和學術研究的事業，忙于“治國、平天下”，相對較少時間來從事“立言”方面的寫作了。如果是從整個中國文化史或中華文明史的視野來看，那些編纂《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和《古今圖書集成》的進士們，那些科舉出身從事學術研究的乾嘉學派大師，對中華民族文化傳承和文明發展作出的貢獻，不見得就不如那些落第后專門寫小說的作家。曹雪芹如果考中進士成為官員，就不可能有那么多時間來寫《紅樓夢》這部巨著，吳敬梓、蒲松齡如果中舉及第或許就不會去寫《儒林外史》、《聊齋志異》這類諷刺小說。從政與寫作在時間上往往會有矛盾，一個官員成天構思寫章回小說大概就很難做出多少政績。當然，歷史上也有不少名臣在政事上有功績，在學術上也有重大建樹，那是因為他們在及第從政后善于仕學相兼，政事之余勤于筆耕。總的看來，科舉與詩文創作關系較密切，而與長篇小說關系較弱，中國文學史上幾大古典名著基本上是屬于落第文人創作的。

此外，因為有了科舉，促使人們努力讀書，增加了許多文人，減少了大量文盲，對中國的文化積累和文明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科舉評價與古代文學史的重寫

科舉與中國古代文學息息相關，當今科舉研究也與古代文學研究密切相關，兩者是關聯互動的。一方面，可以由科舉學進入文學；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文學進入科舉學。從科舉學進入文學，主要是為科舉制的大環境，為重新認識科舉文學的價值提供了輿論與理論支撐。重評科舉制度之后，可以用新的眼光來審視科舉文學，可以看到一個全新的文學視野，重寫中國古代文學史，并開拓出一個重要的學術增長點。

“科文”文獻，或者說專門的科舉文學文獻，因為牽涉到士人應舉和前途出身，在科舉時代廣為人們所重視，也有其文學價值。闈墨是場屋之文，在科舉廢后相當長的時間，都被視為文字垃圾，棄如敝履。其實，轉換了觀念和視角，往往可以化腐朽為神奇。今天我們如果耐心去翻閱科舉文獻，就會發現其中許多中式文字以及大量的備考文獻也有一定的文學研究價值。如清人彭蘊章便說：“制義之作，迄今五百年矣，始不過闡明朱子注釋，后乃運以機局，著以議論，吐其光芒，騰其藻麗，與時變通，惟其所宜。其以古文為時文者，在明有黃陶菴，在我朝有方望溪，矯然拔俗，不逐時趨，然皆能榮世而傳世。”可見善以古文為時文者，往往受到人們的稱頌。既然有以古文為時文的風尚，了解和研究時文是全面研究桐城派古文的一個方面。

中國古代文學是文學界研究得十分深入的一個學科，主要資料幾乎被搜羅殆盡。但科舉文獻中還有不少從未被使用過的資料，如《光緒丁酉正科四川鄉試闈墨》首篇擬作八股文的批注中便有談及桐城派大家的內容。紅學是被研究得爛熟的領域，因為很難發現新資料，其中已很少“可耕地”，但科舉文獻中便可以找到一些高鄂的資料，比如高鄂的朱卷等。徐繼畬《退密齋時文》彭蘊章序中也提到：“年十七，先君出為施南郡丞，俾受業于高蘭墅先生。先生令專讀啟禎文，以蘇祖蔭《甲癸集》、俞長城《百二十名家文》畀之，令博覽以知派別。又令專攻方文鞴文，以曲折其心思筆仗。”從高鄂對及門弟子學習制藝的指導內容，也可以看出時文觀。

許多八股文和試帖詩的選本中，包含有文論的內容。例如，清末流傳甚廣的《青云集》序言便說：“詩之有律，猶文之有法。文貴清真、雅正，試律尤貴典顯清靈。若徒事堆砌雕琢，而于題理題神毫不關切，無當也。”評點八股文和試帖詩的文字，往往彰顯出高超的文學造詣，用語精練。無論是闈墨還是朱卷，房官的批語也是字字珠璣、言簡意賅。到光緒年間，時人編有《星軺便覽》一書，其中“文批”部分，錄有大量八字或四字的批語典范，供考官入簾時參考借鑒。

近年來，關于科舉與文化、文學關系的研究逐漸深入，明代科舉制度及其相關問題已成為明史研究的熱點話題。學者發現：“明代文學研究有兩個學術增長點：一是適當加強對某些文體類型，如策論、八股文的研究，二是重視對科舉時代作家的創作生態的整體還原。”“以文化學、社會學、科舉學與文學交叉研究的廣闊視野，把科舉學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學研究，將科舉學與文學研究結合起來，綜合考察文學創作生態，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必將獲得又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

又有學者認為，“科舉”運用其溢出于“科舉小說”之外的影響力，使自己的勢力也可以滲入與“科舉考試”無關的小說情節甚至小說類型中。審視魯迅所說的“求偶必經考試”這一小說現象，如果立足于科舉的負面影響，其只能算是科舉思想對小說作者的羈絆。但一旦擺脫對科舉制度先入為主的印象，深入到小說內部，包括情節、結構以及文體等各個方面，便會發現，僅僅是“求偶必經考試”，也會蘊藏著設置別樣情節、搭建有序結構之意，甚至導致出文體變異的強大力量。就這一意義而言，倘或不是從持果索因的角度出發，只注重于這些科舉制度影響下產生的小說共同的集體面貌，只充分關注體現為步驟與過程的科舉對小說的滲透與交融，則對于小說來說，“科舉”絕不是牢籠，而是歷史提供給小說作者的一個契機。

對經典小說的研究，從科舉學的視角進行觀察，往往可以闡述新的觀點。如有學者指出：“《紅樓夢》中的科舉描寫是其整體內容與構架中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對小說的情節發展與結構設置、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作用。《紅樓夢》敘事藝術的主線是寶黛愛情以及賈府的盛衰史，另有一條非常明顯的副線就是科舉。”“科舉在全書中的功能，表現為科舉成功人士賈雨村的脈線和反襯作用，科舉在賈政和寶玉父子關系中的紐帶作用，科舉在人際關系中的價值評判作用。”同樣，全面分析《儒林外史》，可以看出該書并沒有完全否定整個科舉制度，并不是以批判科舉制為全書的宗旨。吳敬梓雖然科場不順，但他對八股文的看法是多元的。《儒林外史》一書確實是諷刺批判了許多科舉時代的應試現象，然而，如果不是以先入為主的眼光來讀此書，可以看出其實該書對科舉的態度是復雜多面的，既有批判的一面，也有肯定的一面。

從科舉學的視角審視科舉文學，會有許多新的收獲。文學視野中的八股文與教育學視野中的八股文，往往呈現出不同的樣貌。從政治學視角與從文學視角去考察策論的價值，往往也會得出不同的評價。科舉文學是一方有待開發的文化寶藏，掙脫了清末以來徹底否定科舉的思想羈絆，轉換了研究的視角，我們便會認識到，有必要重寫中國古代文學史，筆者也期待將來有人能寫出一部《中國科舉文學史》。

四、科舉文學研究促進科舉學繁盛

由科舉學進入文學主要是新科舉觀帶來視角的變化，帶來新氣象、產生新成果，而由文學進入科舉學，則是從文學領域為科舉學開拓一個廣闊的學術空間，使科舉學更為繁榮。正如有的學者所說的：“以科舉的視角研究文學有利于突破較為局限的文學觀念，更加貼近古代文學的歷史實際；以文學的眼光審視科舉，有利于深入認識科舉制度的重要影響，豐富‘科舉學’的內容，這兩方面的結合使科舉與文學都獲得了比以往更為豐富、立體的呈現，也使科舉與文學的研究獲得了在更多層面上展開的可能性。”科舉文學研究是科舉學的一個分支，一個發展迅速的分支。

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文學界為八股文，是整個為科舉制學術思潮的推動力量之一，同時構成為科舉制的一個側面。“如果說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制度體現的是人心所向的話，那么21世紀前后，一些學者著力于科舉研究并提出‘科舉學’的概念，則實為一種大勢所趨。它既是學界自覺進行學術反思的結果，也回應了制度建設的現實需要，其意義是重大的。科舉學所涵涉的學科領域諸如政治、社會、教育、文學、文化等，不僅廣泛而且相互交疊，非具宏闊之眼光與精微之識力者莫辦。”科舉學研究需要多學科學者的共同努力，古典文學界是科舉學的一個重要方面軍，是僅次于史學界的主要研究力量。

文學方面的科舉研究是科舉學的三大支柱學科之一，科舉文學在科舉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從文學角度研究科舉學的成果日益豐碩。每個斷代的科舉文學研究都有不少論著，以專著為例，除20世紀后30年出版的羅龍治《進士科與唐代的文學社會》、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王凱符《八股文概說》、鄧云鄉《清代八股文》、啟功《說八股》等以外，進入新世紀以來，研究科舉文學的著作大量增加，涉及科舉文學的方方面面。

在宏觀科舉文學研究方面，李子廣《科舉與古代文學》（內蒙古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和《狀元詩人考論》（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是總論科舉文學的著作。宋代科舉與文學的著作有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大象出版社，2006）和《宋代科舉與文學》（中華書局，2008）、高津孝《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林巖《北宋科舉考試與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姚紅與劉婷婷《兩宋科舉與文學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明代是近年來科舉與文學研究成果比較突出的一個斷代，主要有陳文新等《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和《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以及《明代科舉與文學編年》（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郭皓政《明代狀元與文學》（齊魯書社，2010）、鄭禮炬《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間的翰林院與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等。目前尚無全面論述清代科舉與文學的專著，相信不久之后也會出現。

在試帖詩研究方面，有鄭曉霞《唐代科舉詩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薛亞軍《唐代試律研究》（中國戲劇出版社，2010）、王兆鵬《唐代科舉考試詩賦用韻研究》（齊魯書社，2004）、周興祿《宋代科舉詩詞研究》（齊魯書社，2011）、楊春俏《詩賦取士背景下的詩國風貌》（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等7部。律賦研究近年來引起許多學者的興趣，如尹占華《律賦論稿》（巴蜀書社，2001）、詹杭倫《清代律賦新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詹杭倫等《歷代律賦校注》（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游逋宏《試賦與識賦——從考試的賦到賦的教學》（秀威資訊公司，2009）、彭6-17《唐代律賦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王良友《中唐五大家律賦研究》（文津出版社，2008）等。策論研究目前出版的著作還較少，僅有陳飛《唐代試策考述》（中華書局，2002）、羅積勇等《唐代試律試策校注》（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吳建輝《宋代試論與文學》（岳麓書社，2009）三部。

八股文研究是科舉文學研究最熱門的一個領域，俞為民編有《八股文觀止》（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龔篤清出版了《明代八股文史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八股文鑒賞》（岳麓書社，2006）、《八股文百題：揭示八股文隱蔽的歷史面目》（岳麓書社，2010）、《雅趣藏書——（西廂記）曲語題八股文》（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四部著作。黃強出版了《八股文與明清文學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游藝塾文規）正續編》（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游戲八股文集成》（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三部著作。此外，孔慶茂《八股文史》（鳳凰出版社，2008）、張思齊《八股文總論八種》（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吳偉凡《明清制藝今說：八股文的現代闡釋》（學苑出版社，2009）、高明揚《文體學視野下的科舉八股文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也都各具特色。

科舉小說研究方面，有俞剛《唐代文言小說與科舉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葉楚炎《明代科舉與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說研究》（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9）兩部，著作相對較少。此外，汪小洋、孔慶茂《科舉文體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則是一部全面論述各類科舉文體的專著。

由于文史不分家的傳統，還有不少文學界的學者出版了科舉制度方面的專著。例如新世紀科舉學六大工程之一、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陳文新主編《歷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叢刊》，包括趙伯陶《七史選舉志校注》等多種。典型者還有如《登科記考補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曾棗莊《文星璀璨：北宋嘉祐二年貢舉考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等，都屬于與文學有關的一般科舉研究著作。此外，還有許多科舉人物詩文選的著作出現，限于篇幅，不再列舉。

2012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李子廣《科舉文學論》一書，是一部全面論述科舉文學的著作，也是第一部以“科舉文學”作書名的專著。該書內容簡介說：“本書立足于科舉文化大背景，以時代先后為序，選取科舉與文人及其文學創作密切關聯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較為專門的探研。對諸種文學現象、文人活動和文體的關注、聚焦、闡論，旨在揭示其頗為糾結的科舉文化因緣，透視其間的復雜關系，力圖作出一些富有一定新意的詮解，并借此嘗試拓展古代文學研究的別樣思路與學術空間。”可以預計，將來還會有更多的專門研究科舉文學的著作出現，科舉文學會成為科舉學中的主要領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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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明代性靈論 發展 袁宏道

中圖分類號：G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5）05-0390-01

性靈論強調文學創作要沖破理學、道學的束縛，直接抒寫內心一觸即發的感受，并且不為格調聲律的形式所束縛，明代公安派代表袁宏道把“性靈”作為創作的根本，提出系統的“性靈說”。這種詩學思想有其長遠的理論淵源。

中國古代文論的開山綱領“詩言志”，是性靈論的濫觴。《詩序》中說，“情動于中而行于言”。陸機在《文賦》中說“詩緣情而綺靡”，詩言志學說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已強調詩是詩人內心情感的表達。

“性靈”一詞被普遍應用始于六朝，唐朝及唐以后使用更加普遍。魏晉時期玄學盛行，人們提倡清談，崇尚個性展示，文學也進入一個自覺的時期。鐘嶸在《詩品》中評阮籍“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劉勰在《文心雕龍.情采篇》中有“綜述性靈敷寫器象”之語。到了唐代，房玄齡在《晉書.樂志序》中說“夫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于詠歌”。令狐德薄噸蓯.庾信傳》中“性靈，組織風雅”。唐人的詩歌中也常出現“性靈”一詞。杜甫在《解悶之七》中“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元稹有“吾兄喑性靈，催子同臭味”。唐代之前“性靈”一詞雖然被普遍應用，但是還沒有形成自覺的性靈論美學思想，“性靈”還只是其他詩學思想的附庸。郭紹虞先生在其論文《性靈說》中認為唐代以前與“性靈”一詞相關的詩學思想都不能稱之為性靈說，“因為性靈說的特點之一在于發現有我。”盡管自魏晉南北朝時期以來，中國文學進入了一個自覺的時期，人們還沒有在詩學中強調自我存在。

到了宋代，理學盛行，理學是封建社會后期為適應政治需要而產生的新儒學，理學思想滲透到文學領域，要求文學創作“存天理，滅人欲”。這種思想使文學完全成為政治說教的工具，再一次否定了文學獨立存在的價值。這種刻板的詩論在北宋南宋之交變的相對靈活一些，并發展了“悟入說”。其后，沿著這條道路，楊萬里從創作實踐和詩學批評方面都沖破了江西詩派的樊籬。“性靈說”雖然由公安派明確提出，但在楊萬里這里已經形成了較為系統的雛形。他指出“從來天分低拙之人好談格調而不解風趣。何也？格調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風趣專寫性靈，非天才不辦”。楊萬里在其詩學理論中明確表明對抒寫性靈的崇尚。這正是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美學思想的前奏。后來公安派關于“風趣”“生趣”的主張也是與此相承。

金元時期王若虛對倡導理學思想的江西詩派作了尖銳批評，他提出了“與元氣相侔”的“自得”說。他說“樂天自得，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他稱這種與“與元氣相侔”的作品為“自得”之作。贊揚白居易“妙理宜人”，平易自然，能寫出真性情。元好問同王若虛一樣都認為詩歌是“元氣”的自然流露，應當體現人的真情實感。他說“子美之妙，”正在“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元氣說”所說的元氣，在注重個人心靈表達的層面上與性靈論所講的“性靈”是一致的。“與元氣相牟”，“如元氣淋漓”，都是指詩歌的創作要抒寫自己的性情。

宋元時期的文人已經開始在詩學領域探討詩歌創作中作者對內心世界的關注問題，他們反對格調，提倡內心情感的自然流露，這些都為明代性靈論的明確提出做了思想鋪墊。

到了明代，明王朝加強中央集權，在思想文化領域提倡孔孟道學和程朱理學。在這種思想的控制下文學思想上掀起了一股復古的思潮，他們在文學創作方面復古模擬，提倡“詩比盛唐，文必秦漢”，這種文學主張使當時的文壇壓抑在一股死氣沉沉的氛圍之中。

而此時，在封建統治的內部資本主義開始萌芽，階級斗爭日益尖銳。人們在政治上反對地主階級的統治，在思想上反對程朱理學，在文學上也出現了一股反復古的新思潮。其中突出代表之一李贄，他在文學思想上提出“童心說”，領導了一股勢力強勁的反復古主義思潮。李贄反對“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重視保護人欲。他提倡真情反對“假理”，指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焉”，特別強調“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絕假存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即赤子之心，指沒有經過道學偽經熏染過的心，由這種心靈生發出的情感才能閃耀出最美的人性光輝。李贄認為在創作中 “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若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出矣。”他指出虛偽的道理聞見、對古人亦步亦趨使童心喪失。性靈說是在李贄童心說的直接啟發下產生的，是當時反理學斗爭在文學理論上的具體表現，是明代性靈論的先驅。

在公安派興起之前，李贄的好友湯顯祖支持他的童心說，并在戲曲、小說領域發展了李贄提倡的描寫真心抒發真情的詩學思想。在《湯顯祖集.詩文集》中“嗟！誰謂文無體邪？觀物之動者至龍至極微，莫不有體。文之大小類是。獨有靈性者，自為龍爾。”湯顯祖指出寫文章一定要有靈性，這樣才能創作出生機盎然的文章來。湯顯祖與公安三袁來往密切，其學術思想相互滲透，給沉悶的文壇刮來一股清新的性靈之風。

明代袁宏道最為全面系統的闡述了“性靈論”。“真”與“變”是袁宏道性靈論的核心思想。袁宏道在《中郎全集 卷一 敘小修詩》中說，“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景會，頃刻萬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魄”這段話反映了袁宏道倡導文學的自由即為心靈的自由。袁宏道的性靈說和李贄的童心說一樣，也是建立在不受道學家的“天理”束縛，肯定人欲，主張思想解放個性解放的叛逆思想基礎上的。是對李贄童心說的進一步發揮，

參考文獻

[1]《童心說》 李贄

[2]《敘小修詩》袁宏道

[3]《與丘長孺》袁宏道

[4]《文心雕龍》劉勰

[5]《論文》袁宗道

[6]《性靈說》郭紹虞

[7]《行素園存稿引》袁宏道

[8]《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教程》 張少康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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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以下簡稱《慈恩傳》）是一部專門記載唐高僧玄奘法師生平最早最詳細的傳記，然而在近百年來掀起的玄奘研究熱潮中，對其研究雖然在文獻整理、本箋爭議、文學價值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薄弱不足之處。

【關鍵詞】《慈恩傳》；玄奘研究；綜述

唐玄奘法師既是我國歷史上有名的得道高僧，也是聞名于世的佛學家、翻譯家、旅行家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玄奘法師本人所撰寫的個人西行傳記《大唐西域記》以及以玄奘西行求法取經經歷為底本創作而成的小說《西游記》早已廣為人知、蜚聲中外，而《慈恩傳》作為一部專門記述玄奘生平最早最詳細的傳記，迄今為止，研究的成果還很薄弱，對其價值的挖掘也不深。因此，綜觀近百年來《慈恩傳》的研究，對其取得的成果作以梳理、總結，發現薄弱、匱乏的地方，也可為以后有意于此方向研究的學人提供一點燃薪之光。

1.文獻整理研究

《慈恩傳》是研究玄奘法師生平與經歷的重要參考資料之一，學界對它的整理已取得較好的成績。歐陽竟無先生領導的南京支那內學院，曾于1923年出版《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校注本，其以日本弘教正藏為底本，校以高麗藏本和宋、元、明四本，并參校《大唐西域記》等書，校注可謂精審。之后，我國著名佛學家呂澂先生曾對此傳又加以校訂勘誤，補入《奘師表啟補遺》作附錄。1932年，日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又將高麗藏本影印出版，同時并校以日本所見諸古本，寫出了詳細的《考異》。1953年，中國科學院出版馮家升先生撰寫的《回鶻文寫本》。此后直到80年代，中華書局出版了由孫毓棠、謝方先生點校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該點校本吸取了以上眾多版本的優點，將不同版本給予比較和考證，具有重大的文獻價值。此外，巴蜀書社于1990年出版了賈二強《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選譯》一書，該書在孫、謝二人點校的基礎上，對前五卷作節譯，只將其中記述玄奘事跡經歷以及趣味十足的傳說故事選譯出來，后五卷凡涉及玄奘與統治者往來酬答和宣揚佛教的大塊文章一概不譯，只譯玄奘在這些年中的重要活動。這樣既保留了原作的精華，又使內容更為簡潔精煉，便于廣大讀者閱讀。

2.《慈恩傳》前后五卷作者考證研究

因《慈恩傳》的成書頗為曲折傳奇，先是弟子慧立完成五卷本后，恐遺失諸美，就將其成稿藏之地穴，臨終之際才命門人取出公之于世，后幾經流散遺失，經沙門另一弟子彥悰搜購整理箋述而成現流行的十卷本。對于這個情況，由于彥悰在序中交代的過于模糊，所以學界對《慈恩傳》作者問題尚存在一定的爭議，即傳記作者“本”與“箋”的爭議：

目前流行的說法是傳世的十卷本《慈恩傳》，前五卷為慧立撰寫，后五卷是彥悰補撰。孫、謝點校的《慈恩傳》以及賈二強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選譯》就持此種觀點。此外，陳蘭村先生的《的文學價值》（浙江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3期）一文也持同樣的觀點，均認為《慈恩傳》分前后五卷，作者分別為慧立、彥悰。

與此說法不同的是，山東大學劉化重在其碩士論文《新論》（2008年）中對以上流行觀點提出了質疑，并設專章對此問題進行分析探討，指出導致目前學界持此觀點的原因有二：一是對彥悰所作的《序言》的誤解，由于序言深奧艱澀，也沒有言明原本的五卷如何析為十卷，導致后人妄加揣測；二是受宋人釋贊寧編著的《宋高僧傳·唐京兆魏國寺慧立傳》以及《宋高僧傳·唐京兆大慈恩寺彥悰傳》更深一步的誤導，以致引起現代人對“本”與“箋”的爭議。并且通過分析得出《慈恩傳》原本由慧立所作，后由彥悰搜集整理，并加以箋注擴展為十卷的結論。

此外，劉淑芬《玄奘的最后十年（655—664）——兼論總章二年（669）改葬事》（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一文在討論《慈恩傳》的成書與作者問題時，亦提出“慧立所撰的五卷本并不是今本的前五卷”的觀點，認為今本十卷本，是彥悰在慧立的原稿中補充加入不少資料，重新整理排比附以箋注析為十卷的。

3.關于《慈恩傳》文學價值的研究

梁啟超先生雖曾高度評價《慈恩傳》在古今所有名人譜傳中，價值應推第一，但是關于《慈恩傳》文學價值的研究與探討，學界歷來關注的較少。僅有陳蘭村先生的《的文學價值》以及暨南大學史素昭的博士論文《唐代傳記文學研究》（2009年，已由巴蜀書社于同年出版成書）中對其文學價值稍有涉及。陳蘭村先生探討了《慈恩傳》塑造的佛教圣人形象以及蘊含的取經精神，并從三個方面探討《慈恩傳》對傳記文學寫人藝術的貢獻：1、將人物的鮮明個性與普通人性描寫相結合，使人物性格更為真實和豐富。2、刻畫人物性格時注意心理描寫與環境描寫相結合，有利于揭示傳主在特定環境中的復雜心理，使人物形象更為豐滿傳神。3、注意寫活次要人物，發揮次要人物對傳主的襯托作用。最后亦從三個方面來探討《慈恩傳》對傳記文學題材的開拓：首先，將傳記與游記兩種題材結合，以傳人為主，但也有傳主在旅途中見聞的生動描寫。其次，吸取西域及古印度民間傳說，使重視實錄傳統的傳記文學適當鑲嵌一些富有想象性的生動故事，增強了傳記作品的故事性和趣味性。最后，語言上以散為主，而兼用駢體，形成駢散結合而又自然流暢的風格。這篇的時間相對較早，篇幅也有限，很多重要觀點沒有展開來說，但其提出的觀點可謂具體而貼切，在研究《慈恩傳》的文學價值方面堪稱先驅之作，也為我們后輩學人提供了很大的借鑒與思考。

史素昭的《唐代傳記文學研究》則試圖從文化、文學及其對后世的影響等方面分專章來探討這部唐代的專傳：（1）從《慈恩傳》看唐人風貌。（2）信仰與信實的統一。（3）《慈恩傳》與西游故事之流衍。高度評價了《慈恩傳》在唐代傳記文學中的地位與影響。

此外，關于《慈恩傳》與《大唐西域記》與《西游記》關系專門研究探討的文章與專著可以說是寥寥無幾，如有涉及，也多是引用《慈恩傳》中玄奘法師的真實生平與不辭艱辛萬里求法的真實事跡與其后玄奘生平形象的流變作對比，并未深入探討《慈恩傳》與其二者的具體關系。劉化重《新論》（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從《慈恩傳》與《大唐西域記》互為經緯和《慈恩傳》的影響及對歷史研究的貢獻兩個方面探討《慈恩傳》的價值與地位。茍德培《性格的析分與整合：唐玄奘及人物形象重構》（中國礦業大學學報2008年）一文提出吳承恩以歷史傳說以及《慈恩傳》中唐玄奘的形象與性格為原型，以陽明心學為指南，實現了玄奘之于《西游記》的人物析分，同時又通過取經神話完成了四性的整合，以此實現取經與修心的完美結合。馮保善《從歷史到神話——玄奘取經與》（徐州工程學院學報2009年）重點探討的是玄奘史實與小說的關系以及玄奘史實在小說成書過程中的影響，提出玄奘史實最終演變為“神話”，究其原因，是由玄奘事跡本身的超一般想象、宗教題材的神秘性、民間傳播渠道的調制三方面共同促成的。

綜上所述，學界目前對《慈恩傳》的研究探討雖多集中在中國佛教史、玄奘生卒年、西游故事的本事、史學角度考證等方面，但卻也取得不小的成就，為我們后輩學人提供了許多可資借鑒的優秀成果。但是，《慈恩傳》作為獨立的文本，依然是有不小的拓展余地的，比如進一步深入探討其文學價值及其與其他相關著作如《大唐西域記》、《西游記》的關系，都是有著重要的意義的。

篇9

議論文寫作的藝術性首先表現在“破題”上。不同的議論文，觀點解讀的內容與方式不一。議論文講究“破題”，然后再呈現觀點。“破題”一般在作文之首，是最吸引老師的地方。中高考作文中，考生提出自己的觀點要講究藝術性，而最大的藝術便在“破題”上，要把“破題”過程清晰地展示出來。只有這樣，才能把老師的“眼球”給吸引住。對于我們常寫的故事材料來說，論點往往就是起于材料中的一個詞或者感受時想到的一個詞。當我們基于材料生成這個詞語時，一定要非常珍惜。舉例來說：我的外公，從前會偷東西。母親說，“有一天，他去別人菜園偷菜，被菜園主人看見了。可是，那主人看見了，轉身就走。”母親說，外公以為那人要告官，連忙追去。不料那人進了自家的門，還把門關上。外公想想，上去敲門。門開了。外公說“：我被你看見了。”那人說“：看見什么？我今天連門都沒出。”外公說“：是被你看見了，偷你的菜。”外公還說“：我現在沒法做人了。”那人笑道：“你說什么話。咱們是鄰居，你想知道我的菜為啥長得漂亮，盡管問。我那菜，好看，也好吃。信不？你先嘗嘗。”說著，真去天井邊的懸籃里抱出兩棵菜，硬是塞到外公手里。后來，外公成為鄰里眾譽的人。“外公偷菜”的故事，考生閱讀后生成了這樣一些詞語：寬恕、寬容、自尊、改過、智慧、藝術等。在論點的呈現上，我們怎樣走向藝術性？一位同學這樣起筆“：鄰居真讓人意外，不僅讓我們看到了他的‘恕’———諒解、同情、理解，還讓我們看到了他的‘寬’———寬厚、寬懷。那‘兩棵菜’，才真正讓我明白了什么叫‘寬恕’；外公的變化，才真正讓我明白了‘寬恕’的力量。”顯然，這位同學對“寬恕”的理解，就非常“珍惜”。他不只是從材料中簡單地看到了“寬恕”這個詞，他還看到了其中的“寬”的重要性。所以，他在行文時把“寬恕”拆分為“恕+寬”，然后通過解釋詞語的方式呈現觀點，這就是新穎的、藝術的觀點呈現。議論寫作的藝術性首先表現在這里。再如對于“謙虛”這個詞來說，當我們把“謙虛”拆分為“謙+虛”，那么，我們就會看到“謙”的內涵———謙遜、遜讓、恭順、放低姿態，就會看到“虛”的內涵———虛心、虛懷、空曠、遼闊、恭敬。有了“謙”的態度，有了“虛”的空間，這“謙虛”便是巨大的接納、容納的態度與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謙虛”才會使人充實、飽滿、進步。我在閱卷時經常會有這樣的感覺，議論文就是詞語解釋與分析的藝術。考生的許多闡述多方論證，目的就是弄清一個詞語的意思，弄清一個詞語的精神內涵。或者反過來說，就是圍繞一個詞語在思考道理、思考生活、思考世界。所以，學生一番努力，就是為了搞懂一個詞語的存在狀態，就像人的存在一樣———或者漂泊，或者停留，或者吶喊，或者靜寂。

論證過程中，觀點的論證是講究領域性的。也就是說，中高考議論文的寫作都是在某個領域中展開論證的，范圍不要太大。一旦大了，審美性、藝術性就下降了。古人講究“文章是案頭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崇尚“庭院深深深幾許”的意境美，更主張“方寸之間自有天地”。因此，讓議論的領域更小一些，讓論證的思路更曲折一些，論證的藝術性就會慢慢地顯現了。從曲折藝術上看，議論文似乎不存在環境、情節藝術，但換一種思路看，議論的領域、思路的設計其實與記敘環境、情節設計藝術一樣。文似看山不喜平，議論領域、議論思路也講究“曲徑通幽”。我們看下面這個材料作文：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中國女藥學家屠呦呦出席諾貝爾頒獎典禮，用中了題為“青蒿素：中國傳統醫學獻給世界的禮物”的演講。在演講的最后，她說：“我想與各位分享一首我國唐代有名的詩篇，王之渙所寫的《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請各位有機會時更上一層樓，去領略中國文化的魅力，發現蘊含于傳統中醫藥中的寶藏！”一位考生的觀點生成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在模擬考試中，閱讀這個材料之后，他產生的感受是“謙虛”“進取”“向上“”境界”等。最終，他以“謙虛”為關鍵詞生成這樣的感受：“謙虛使人進步，使人更上一層樓。”當他弄清了“更上一層樓”中的理趣內涵以后，他認為，要“更上一層樓”，謙虛是基礎，而能夠“更上一層樓”的人，多多少少有謙虛的品質。于是，提出自己的觀點———“謙虛使人更上一層樓”。當然屠呦呦的這個材料還可以從詞語解釋入手，可以從引用名言入手，可以從引用事例入手，可以從道理分析入手，主要目的是為了提出自己的觀點。但關鍵是要看清楚這個材料里的道理。屠呦呦為什么引用王之渙所寫的《登鸛雀樓》？一方面是表達自己要“更上一層樓”，另一方面也是激勵青年人“更上一層樓”。這樣才能“領略中國文化的魅力，發現蘊含于傳統中醫藥中的寶藏”。從這個層面看“，謙虛”就是最核心、最關鍵的因子。而“謙虛使人更上一層樓”則是貼切的立意。觀點的提出還是為了更好地展開藝術性的論證。寫作的過程就是從道理與事例上組織證明，讓“讀者信服”———“謙虛使人更上一層樓”。但是要放在哪個領域證明？議論文是要講究論證的藝術性，而決定論證藝術恰當與否是由材料說了算的。當“謙虛使人更上一層樓”這個觀點提出以后，這位考生選擇在文學藝術領域開展論證，用文學藝術上的杰出人物的經歷來證明這個觀點是對的。事實上，這是聰明的設計，因為即使“謙虛使人更上一層樓”是正確的觀點，也只是在某一領域內可以證明它是對的，而在另一領域這個觀點很有可能就不是十分正確的。因此，所謂的證明，只是在有限的條件下來證明。也就是說，真理是具有相對性的，“謙虛使人更上一層樓”的材料選擇領域也是這樣。

論證層次的厚度與方法的豐富，影響著議論藝術的評判。因此，我們追求有層次的論證，我們講究有方法變化的論證。當我們把“謙虛使人更上一層樓”放在文學藝術領域論證，我們可以開展所謂的“死亡論證”，即放眼歷史領域，放眼歷史上的文學人物，來思考“謙虛使人更上一層樓”的合理性、普遍性。在“死亡論證”中，我們可以選擇下面的例子：唐代白居易、現代。他們身上都有“謙虛使人更上一層樓”的因子———白居易寫詩常問老嫗的事例，可以證明與他的詩歌水平的提升有關聯；寫詞請教柳亞子的事例和他的謙虛名言，也可以建構“謙虛使人更上一層樓”的關聯。之后，我們可以用這兩個文學領域中的故去的名人，組織開展正面論證，回答為什么“謙虛使人更上一層樓”。為什么要選擇“死亡論證”？因為故去的名人已蓋棺定論了，他們的事跡經過歷史的洗滌，更加經典，更有說服力。當然“社會論證”也非常重要。所謂“社會論證”，就是用當下社會生活中發生的事例來論證，以增強社會現實性，開闊論證的視野。事實上，對于“謙虛使人更上一層樓”的論證來說，如果只開展“死亡論證”這一層次的論證，還是比較單調的，論證思路沒有什么曲折性、層次性。有時，我們需要“社會論證”，比如從反面思考一下“謙虛使人更上一層樓”，尋找一些社會生活中發生的反面的事例、教訓來證明“謙虛使人進步”的可信性。這樣的“社會論證”，就使得論證視野更加開闊。比如，我們從當下作家、藝術家的“不謙虛”“太張揚”“太功利“”自我推銷”方面尋找社會材料以反面排比的方式呈現事例，然后緊扣論點分析論證，這樣與“死亡論證”上下對比，視野就比較開闊，論證思路就有了所謂的“縱深”。在開展“社會論證”時要注意材料與中心觀點的相似性。圍繞“謙虛使人更上一層樓”，一位同學用“克星”———臺灣歌手黃安的例子論證。他這樣寫道：黃安因多次舉報“”分子而被臺灣音樂工作者楊緬因反質疑為“”分子、“臥底”。楊緬因說《新鴛鴦蝴蝶夢》中的“昨日像那東流水”就是“”思考。而黃安絲毫不謙虛地反駁：那寫過“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的李白也是“”分子咯？荒謬!可見，謙虛也要講究場合。這里作者列舉黃安反擊楊緬因的例子來“辯證”論證“謙虛使人更上一層樓”，有些“沾不上邊”。“謙虛使人更上一層樓”需要的是如何憑借“謙虛”便“更上一層樓”來論證，而不是僅僅點到了“絲毫不謙虛”這個短語就能論證的。

篇10

一、利用課本中的文學作品教學強化形象思維訓練

文學作品是形象思維的產物，匯集了大量古今中外文學作品的語文課本理所當然地成為培養學生形象思維能力的基本教材。

1.利用小說教學培養學生的形象思維能力

比如：在講授《守財奴》時，我向學生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概括葛朗臺是一個什么樣的形象”，學生通讀課文之后，頭腦中就會勾畫出一個嗜財如命、貪婪吝嗇、專橫冷酷、虛偽狡詐的守財奴的形象。久而久之，學生既領會了藝術形象的感染力，也訓練和培養了學生的形象思維能力。

2.利用詩歌教學培養學生的形象思維能力

在語文教學中善于運用比較法，有利于提高學生的鑒賞力和形象思維能力。比如虞世南的《蟬》，駱賓王的《詠蟬》，李商隱的《蟬》，都是唐代托詠蟬以寄情的名作。但是這一形象在不同作家的筆下又有不同的內涵。虞世南的《蟬》表達出詩人對自身內在品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自信，這與當時唐太宗屢次稱贊虞世南的“五絕”――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的寫作背景是分不開的。

二、利用寫作教學訓練發散思維

發散思維是創造性思維的基礎。美國心理學家吉爾福特認為：“發散思維是從給定的信息中產生信息，其著重點是從同一的來源中產生各種各樣的為數眾多的輸出。”

1.多方面選材

讓學生圍繞同一命題或中心，從不同的方面去選擇不同的題材，力求選材新穎、與眾不同。這種訓練既能培養學生的發散思維，又能培養學生的聚合思維。比如以“欣賞”為話題，可以有如下立意：

從實立意：欣賞山水風物，欣賞樓臺亭榭，欣賞詩詞歌賦，欣賞漁歌村笛……

從虛立意：欣賞激情，欣賞閑適，欣賞過去，欣賞未來，欣賞創造……

肯定立意：欣賞是一種自我創造，欣賞是一種感動的過程，欣賞是一種人生歷練……

否定立意：欣賞不是一種被動接受；欣賞不是走馬觀花……

縱向立意：欣賞力的提高是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從不懂欣賞到學會欣賞，從體驗欣賞之樂到領悟欣賞的要義……

橫向立意：欣賞不是孤立存在的，欣賞與許多能力聯系在一起，比如欣賞與學識，欣賞與趣味，欣賞與風俗……

2.多形式表達

引導學生對同一內容采用多種形式的表達方式，以求構思新、表達巧，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如在寫作順序結構安排上，可采用順敘、倒敘、補敘、插敘、先分后總、先總后分、先因后果、先果后因等多種形式。在語言表達上，可運用不同的句式、修辭，生動自如地表情達意，寫出自己的“活語言”。

三、利用自然科學類或社會科學類的文章培養學生抽象思維的能力

抽象思維（邏輯思維）能力也屬于創造性思維類型。正如文學作品是形象思維的產物，科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論文則是抽象思維（邏輯思維）能力的產物。語文教材中部分科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論文（主要是議論文、說明文），即是培養學生抽象思維（邏輯思維）能力的可用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