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社區建成空間環境研究與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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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城鄉可持續發展越來越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大背景下，如何系統、精準、人本地處理好城市社區建成空間環境、人的行為以及行為所產生的結果之間的復雜聯系，始終是城市規劃研究的核心議題。文章嘗試以市井文化傳承載體—農貿市場為切入點，結合設施空間分布與微觀時空行為序列分析，探討社區公共服務體系的科學配置和基層社區生活圈的健康組織模式，提出面向未來健康城市的社區建成空間環境治理途徑和組織機制，旨在為營造健康完整的社區提供科學合理的基礎支撐。

[關鍵詞]社區治理；健康城市；建成空間環境；完整社區

1反思：從“公共衛生事件”到對“社區建成空間環境”的關注

2020年春節前后爆發的病毒肺炎疫情，再一次將快節奏的城市規劃與建設回歸到對城鄉公共健康問題的審視，促使人們反思城市治理體系和應急防控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反省人民基本生存健康得以保障的背后，即城市空間規劃與設計對居民生活環境及生活模式的重要影響，剖析疫情的快速傳播與城市建成空間環境之間存在的密切關聯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所帶來的一系列城市化遺留病癥和健康挑戰，警示城市規劃建設管理者及城鄉居民急需對現代健康城市系統進行再認知。2016年10月，國務院印發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明確強調，“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優化健康服務和建設健康空間環境成為人居環境質量保障和居民生活品質提升的迫切需求。”同年11月，國家衛生計生委《全國愛衛辦關于開展健康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確定了北京市在內的全國38個國家衛生城市(區)作為健康城市建設首批試點城市，并強調“試點城市要結合本地實際，研究充實健康環境、健康社會、健康服務、健康文化和健康人群‘五大健康’的具體內容，完善政策措施；探索健康社區、健康村鎮、健康單位、健康家庭等健康‘細胞’工程建設以及全民健康管理工作模式”。2019年12月，全國住房和城鄉建設工作會議強調“著力提升城市品質和人居環境質量，推進綠色城市建設，建立綠色城市建設的政策和技術支撐體系，建立完善城市建設管理和人居環境質量評價體系”。相較于“衛生城市”，健康城市因其綜合與多維特征，則更注重對社會、環境及人群三者健康狀態的衡量(圖1)。其中，社區建成空間環境是居民時空行為與城市規劃建設的重要載體。本文嘗試以市井文化傳承載體“農貿市場”為切入點，探討社區公共服務體系的科學配置和基層社區生活圈的健康組織模式，探索面向未來健康城市的社區建成空間環境治理途徑和組織機制，旨在為營造健康完整的社區提供科學合理的基礎支撐。

2研判：某農貿市場空間關系特征研究

2.1農貿市場功能變遷與供給需求轉型。農貿市場與城市雛形的出現幾乎同步。農貿市場的由來可追溯到上古時期神農氏“日中為市”的早期商業集市萌芽形態(僅限于生活剩余物質之間在特定時間、露天集市場所以物易物的交換情景)，發展到先秦兩漢時期即出現官府管理的集市，規定“市內店鋪、攤販按經營商品種類分別排列，呈列、肆、次、列肆、市肆或市列”，后有北宋時期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前行，房屋更為密集，人煙如云，大路旁搭建草棚和支有大傘，各行各業一一排列”的繁華景象，至此已初步形成當代農貿市場的雛形，市井生活亦圍繞集市場所展開。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國家加快城鎮化進程，經濟發展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迫使原有以露天集市形態為主的交易方式和傳統社交空間逐漸被馬路市場所替代(簡易鋼棚可供商販遮風避雨，形成經營時間相對固定的城鎮商貿繁華區)。但自由的商貿交換空間和低準入管理方式，導致市場的衛生條件惡劣、游攤散布、占道經營和土地利用率低等問題，嚴重制約了傳統鋼棚市場和市中心傳統老市場的發展。21世紀以來，隨著農貿市場整治工程的推進，逐漸形成了標準化、模式化、連鎖型的新型市內市場樣式(可供多樣選擇服務需求的產業鏈式大型“農+超”市場、批發市場、便利店和菜店等功能性公共空間)，尤其是城市級農貿市場，呈現地理位置優越、跨街區服務等特征，如倫敦塔橋附近的BoroughMarket(1.8萬平方米)，東京銀座附近的筑地市場(23萬平方米)，荷蘭鹿特丹市中心菜市場，北京中國國際會展中心附近的三源里菜市場以及距離武漢漢口站僅400m的華南海鮮批發市場(市級公共服務設施)等，均與老城區廣場相鄰。不難看出，農貿市場的發展受到主要政策、經濟和交通因素的影響，在世界范圍內幾乎都是由政府主導的商業地點選擇。那么，面向未來的健康城市規劃，社區建成空間環境營造中農貿市場如何傳承延續屬地文化，實現功能服務與供需轉型，并構建綠色安全的社區服務生態鏈成為當下政策的新焦點。2.2農貿市場與城市交通網絡、住區、商業環境等建成空間環境的關系。農貿市場作為社區建成空間環境中重要的功能性空間和社區居民“最后一公里”范圍內的依賴型配套服務設施，在區位便利性、服務配套及商品定位上均具有突出的優勢。農貿市場購物環境的提升與體驗需求的上升，使其自由式和社交性特征得到進一步放大，逐漸成為大眾所接受和認可的“社區交往中心”。本文嘗試從農貿市場這一特殊的社區建成空間場所入手，針對某市22處(其中市區級3處、社區級19處)農貿市場進行研究(圖2)，分析其與城市交通網絡、住區、商業環境等建成空間環境的關系，進而更加清晰地認知公共衛生事件下其作為商業服務業設施在配置和布局方面需要重視的問題。通過分析某市農貿市場與區內交通網絡、住區、公共綠地和基礎設施的相關關系，得到以下結論：①從空間布局角度看，區域農貿市場分布不均衡，主要呈現以地鐵站和中學為中心集聚，農貿市場服務設施南北兩極過剩而中部缺失現象嚴重(圖3)。②從交通需求關系的角度看，運用空間句法軸線模型對該區域城市進行道路分析，結果顯示南北兩極農貿市場分布密集區的城市道路網密度明顯優于中部區域(圖4)，呈現路網密度越高、便捷性越強，設施分布越集中的正相關關系，說明設施對城市交通路網密度依賴度較大。此外，設施點與地鐵站點匹配度較高(達到72%)，間接“擴大”了農貿市場設施服務半徑和人群，豐富了居民到達農貿市場的交通選擇。③從客群服務角度看，農貿市場設施布局與住區分布存在較強的一致性，并呈現出住區包圍農貿市場的“圍合”關系，“供—需”結構關系明顯；通過以農貿市場為中心構建“10～15分鐘生活圈”步行適宜性緩沖區發現，該區域農貿市場服務設施覆蓋率基本滿足住區居民日常需求。但社區居民出行頻率較高的公園、廣場等目的地，在空間分布上并無顯著關聯(圖5)，一定程度上反映社區居民主要行為序列受空間資源配置的影響較大。④從市場競合角度看，該區域除農貿市場外的商業服務業設施分布呈現南部“團塊狀”集中(圍繞中心商務區及中小學)，北部“網絡狀”延展(圍繞辦公服務區及交通樞紐)，中部以辦公、住區為核心“點式”集聚，總體呈現社區商業網點向農貿市場設施“核”集聚的態勢(圖6)。整體來看，該區服務設施活力中心主要位于片區南部及地鐵站南側，活力中心熱力度分布與農貿市場空間配置相一致，并反映出設施的復合程度越高，熱力密度越強的特征。城市和社區服務設施的有效整合，既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又為社區居民提供了多元、便捷的服務。但與此同時，設施的高集聚趨勢與自由式組合給本已相對平衡的社區建成空間生態環境帶來了健康挑戰，尤其是農貿市場、寵物收納中心和大型綜合性醫療機構等設施。健康的社區建成環境營造需要與人的空間行為序列相契合，鞏固公共衛生安全的底線并留有彈性。2.3社區公共服務設施配建與微觀。居民行為序列的空間關聯社區居民的日常行為路徑可基本劃分為必要性活動、選擇性活動和社會性活動，不同年齡層次人群在對社區公共服務設施使用行為方面存在差異，青少年學生族與老年人群對社區建成空間環境的路徑長度依賴度較高，而中青年上班族則對社區建成空間環境的路徑尺度和功能要求更高(圖7)。健康以建成空間環境為基礎，存在時間維度，需要把時間的相位思維在空間上做更多的細分展開研究，將社區靜態建成空間環境與人的動態使用行為相結合，進而解析社區公共服務與使用主體的空間關聯。為能更清晰地反映社區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情況，本文以街區為分析的空間尺度，測算不同時空圈層內社區配套服務設施的配建情況(表1)。公共服務設施的有效使用，要求在空間要素和非空間要素上均滿足不同群衡量標準，致力于營造健康、安全的社區空間環境、人文環境和經濟環境，以及個體節點與社區網絡的良性互動。健康的社區應具有“物質性”(街道、建筑物、公園、農貿市場等建成空間環境)及“社會性”(賦予社區共同意識、友鄰關系、公共利益以及建構網絡，其是對社區精神與凝聚力的塑造)的雙重建構性。而且，這一基本空間組織“結構”是一個不斷織補、生長發育和鏈接城市網絡的過程，不限于特定城市發展階段或時間節點的既成狀態(圖8)，其需要需求側與供給側的協同優化，并結合公共服務設施“千人指標+服務半徑”的規劃基本參數，系統配套。體的日常需求。從社區“5、10、15分鐘生活圈”配套設施應配置與實際配建的項目配建率測算可知，目前社區公共服務設施的規劃配置策略仍是以自上而下的專門化模式為主，社區“10～15分鐘生活圈”內設施配建相對齊全、功能豐富，出行便捷性較高，基本滿足區域配套服務需求。但各圈層均缺少多功能運動場地或綠地開敞空間，此類設施不但是居民日常出行不可或缺的功能性休憩場所，而且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將成為重要的預備和彈性空間。城市綠地開敞空間的發展方向應以公共衛生健康為目的，向規劃理性化、布局多元化、空間開放化和結構系統化的方向發展。此外，社區“5分鐘生活圈”內設施配置普遍滯后，供給管理缺乏與社區需求層面的互動反饋，社區作為城市健康防控最基礎的服務單元，城市治理的重心和基礎配套資源應向街道社區普及與下沉。

3應對：面向健康城市規劃的社區建成空間環境治理

(1)完善社區的基本空間組織結構。社區是健康城市的基本空間組織單元和社會基礎服務單元，其建構應秉承“健康管理”理念，以時空可達性作為同時，為各類應急設施和場所預留足夠的空間，共同建構社區的健康網絡系統(圖9)，進而保障城市的安全運轉。(2)設施需求供給重心向社區“下沉”。社區服務中心作為基層服務系統的“大腦”，遵循分類推進的原則，逐步實現服務“下沉”：①位于鎮駐地和城區范圍的社區服務中心，應全面“下沉”服務；②位于撤并鎮駐地的社區服務中心，重點抓好為民服務；③位于傳統農村區域的社區服務中心，應因地制宜做好聯絡服務。同時，整合城鄉管理多種資源，拓展和細化社區服務中心功能，包括提供行政服務、生產生活服務、文化娛樂服務及應急防控服務等功能，進一步擴大社區服務設施的覆蓋網絡。社區公共服務設施需求供給的“下沉”應契合社區居民的日常行為路徑，充分考慮不同年齡層次人群使用社區建成空間環境的時空序列，針對現有設施的空間分布情況和狀態，結合交通出行方式，合理規劃和組織配套服務設施，形成“小集聚，大分散”的布局方式，進而適應不同年齡層人群在社區生活圈內的動線服務需求。例如，滿足老年人群安全出行的“家—學校—娛樂(廣場)—購物(農貿市場)—家”動線需求；提供中青年上班族便利快捷的“家—公交車站—……—餐廳—商場—便利店—……—家”動線需求；營造青少年學生族輕松愉悅的“家—學校—圖書室—……—體育活動場地—便利店—家”動線需求等，系統構建社區“綜治中心＋網格化＋信息化”的健康體系，推動社區基礎服務向社區“下沉”、網格延伸。(3)基層規劃服務與實施模式轉型。重視基層規劃服務與實施模式的轉型優化，轉變傳統“單向式”的基層供需服務方式，加強社區規劃實施與治理，提升基層精細化管理水平：①構建“城市—區—街道—社區”的協同組織模式。充分利用社區作為城市基本空間組織結構的特點，整合包括外部團隊(政府、企業、社會組織)、保障團隊(居委會、社區黨員、物業、警衛與醫療人員等)、協助團隊(基層機關干部、志愿者、責任規劃與建筑師)及社區居民等力量，搭建社區自治管理協助平臺，培養健康和諧的社區共同意識和友鄰關系，全周期、全時段實施運營管理，共同締造健康、安全、可持續的社區空間環境。②完善社區網格化管理機制。合理劃分社區基礎網絡組織單元，加強對網絡系統的維護和健康監控，將社區管理、社區共同意識、公共服務和公共衛生安全統籌納入網格化管理，并加強基層醫療、日間養護、社區文化等公共服務設施和應急基礎設施的配置，提升社區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韌性和能力。

4結語

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讓快節奏的城市規劃與建設回歸對公共健康問題的理性思考。農貿市場作為城市社區建成空間環境中市井文化傳承的功能性空間和社區居民“最后一公里”范圍內的依賴型配套服務設施，是未來社區生活圈重要的活力集聚中心。本文選取農貿市場為研究的切入點，通過對設施空間分布與微觀時空行為序列的系統分析，探討社區公共服務體系的科學配置和基層社區生活圈的健康組織模式，并從空間組織架構、設施需求供給、基層規劃服務與實施三個方面提出具體的治理途徑和組織機制。旨在將健康城市這一理念滲透到社區建立、組織、治理、維護的始終，當是城市空間組織結構可持續發展與推進“以人民為中心”服務導向的真正體現。

作者:黎洋佟 黃建偉 李保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