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演變論文：企業關系的特點與演變簡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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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雪靈馬文杰于曉宇董保寶工作單位：吉林大學管理學院

中國社會關系內涵的起源

雖然“社會關系”一詞在中國的人際交往中極為常見，但在中國的傳統典籍以及《辭?！返葧胁⑽唇o出明確的解釋。許多研究表明，社會關系的內涵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聯系”那么簡單。［1］社會學者邊燕杰認為，中國的社會關系理論是一套關于倫理本位、關系導向、以“熟、親、信”為特征的知識體系。［2］盡管“社會關系”的內涵在中國隨著時間發展而發生著變化，但毋庸置疑，其至今仍延續了傳統中國社會哲學的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3－5］從儒家思想的角度，中國社會關系的內涵主要源于人倫觀、差序格局觀和“緣”觀三個方面。1．人倫觀中國的傳統文化歷來注重人倫關系，傳統人際觀的“五倫”思想是中國傳統社會倫理思想的核心和靈魂?！拔鍌悺钡摹皞悺笔侵溉伺c人之間的關系，“五倫”即指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及朋友關系。紛繁世象，萬千人群盡在五倫之中。一個社會，要想安定祥和，就必須要有正常的人際關系，也就是古人所說的要“敦睦人倫”，現代中國社會仍存留著這些思想。此外，作為儒家思想的精髓，“倫”也指中國社會中處理人際關系的道德原則。［1］《禮記•禮運》中說:“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強調人際關系中各自的規范要求;孔子則強調以“孝悌”為仁之本的家庭倫理;孟子繼承發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重要思想。①這種倫理通則導致人際關系的道德化，這也是區分中西方人際關系的一個重要標志。［6］在西方，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類似于一種契約關系，故推崇私人權益關系，重視保護個人權利，強調“天賦人權”、“權利本位”，要求把盡可能多的社會活動均納入到法律的框架中，實現“法治”;而在中國，社會關系更多傾向于用道德來約束，“法治”之外更重視“德治”與“人治”。［7］因此，中國的社會關系主體在交往過程中，更多不是評價雙方的交往是否合乎規制規則，而是評價其是否合乎道德準則，是否“和諧”，更多是心理上的滿意程度。2．差序格局觀在有關中國社會關系模式的研究中，最具概括力、影響最大的莫過于費孝通在其《鄉土中國》中提出的差序格局這一觀點。［4］他認為中國的社會關系是按照親疏遠近的差序原則來建構的，中國人在處理“己”與“群”的關系時，就“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這“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的關系便產生了差序。每個人都是自己關系格局的中心，與中心距離的遠近不同，形成了種種親疏程度不同、質量不一的差序關系，權利和義務也就由其在同心圓中的相對位置決定。顯然，處于差序關系中心的是血緣關系，因為這是一種先賦性關系，不論你是否愿意，出生之后就自然存在。［1］然后，隨著后天的交往，波紋中心的“自己”會選擇不同的人形成不同親密程度的關系，波紋逐漸推出去，私人關系不斷增加構成復雜的關系網絡。與中國傳統社會相對應的是西方社會的“團體格局”。費孝通認為，“團體格局”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在團體里的人是一伙，對于團體的關系是相同的”。因此，每個個體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團體不能為任何個人所私有”。3．“緣”觀中國人有著很強的宿命觀念，他們經常用“緣”來對人際關系的建立及其性質進行解釋。因此，血緣、地緣和業緣成為情感建立的基礎。血緣關系滲透在人們的生活中，中國“血濃于水”講的就是血緣關系所蘊含的深厚情感。地緣關系是指以地理位置為連接紐帶，由于在一定的地理范圍內共同生活而產生的人際關系，故土、鄉親觀念就是這種關系的反映①。中國人很重視地緣關系，這就是為什么各個地方都有“老鄉會”等團體。所謂“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講的就是這種以地緣為紐帶建立起來的關系。業緣關系是人們由于職業或工作需要而結成的人際關系?，F代的業緣關系可以包括同事關系、上下級關系以及競爭關系等。血緣關系、地緣關系及業緣關系對中國人建立其關系網絡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事實上，對個人關系深入探究會發現，多數人與其關系對象之間都存在某種“緣”。因此，在中國，對社會關系深入探究會發現，多數人與其關系對象之間都存在某種“緣”。建立關系的雙方通常要尋求某些種族、地理或工作上的共同社會特點［8］，這與受“神本位”和“個人主義”影響的西方存在明顯差異。西方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多講究權利與義務，這在很多方面都有體現。例如，在家庭中“父輩養育子女到18歲，18歲以后就靠子女自己”;在企業中則“完全依據業績和表現來判定員工的用或不用”等。中國的社會關系則固定在特殊的社會體系中，形成特殊的界限(如學校、城鎮以及工作單位等)，這種關系可能基于某種聯系而不斷擴充，也可能基于個人的經歷而重新“洗牌”，因此關系基礎有一定的彈性。［1］

中國新企業社會關系的特征

對當前中國新企業而言，社會關系既是一種為了獲得市場信息和資源而建立的具有工具性和契約性的經濟交換對稱關系，又是一種沿襲了數千年的親情倫理和不對稱社會交往模式，同時還是轉型時期應對制度性支持缺失和環境不確定性的必要戰略選擇。因此，其所蘊含的意義和發揮的作用比在成熟經濟下更為復雜。［9－11］西方企業的生產運營及交易活動更多建立在公平法則的基礎上，依照利益導向進行決策，相關交往方主要是為了實現資源交換，不會對彼此之間的個人情感進行過多考慮，具有明顯的工具性社會關系特征［15］;然而，在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中國，企業經營活動則不僅僅是簡單的依賴于市場契約性的活動，相關交往方既是一個地位、資源、角色附帶的抽象主體，更是具有情感因素的活生生的人，“人情”比“信息”更重要，“認識誰(whoyouknow)”比“知道什么(whatyouknow)”更重要，“信息”的傳遞往往是“人情”關系的結果，而不是原因;［2］因此，中國企業的社會關系具有既包含工具性成分，也包含情感性成分的復雜特征。1．中國新企業情感性社會關系特征情感性關系主要表現為情感交換，經濟活動領域則更多地體現為關系方之間的感情和信任。(1)感情感情是指雙方之間相互理解和聯系的程度，是關系雙方的情感性承諾。［13］這種情感來自于孔子道德體系中的“仁”，所謂“仁者愛人”，講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態度與感情。兩個人有關系不代表有感情，雙方關系的質量可以通過感情來反映。在中國，關系的驅動因素不是組織承諾而是交往雙方之間的承諾，尤其在新企業創建初期，正式制度缺乏的時候［14］，創業者之間的個人關系往往決定了企業合作的可能性。研究訪談中，常常聽到創業者在評價交易伙伴時，有這樣的說法:“我們是哥們”或“我們認識多年，關系不錯”，話里面更多地表露出創業者關系中蘊含的感情因素，以及個人之間良好關系與企業合作關系的等同。西方的一些企業管理者錯認為“行賄”在中國是建立關系的最好方式，這實際高估了“送禮”和“請客”等行為在中國關系中的分量。［13］事實上，物質交換只是建立并維持關系的一種方式，可能對一次性交易有較大幫助，但受“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重于義，小人重于利”等傳統思想影響的許多創業者普遍認為，錢買不來感情，感情才是決定雙方關系質量的重要因素。［1］因此，企業之間想要建立質量較高的關系，需要持續性的感情投入。(2)信任信任是構成企業間社會網絡的重要維度之一。［15］社會學家巴伯爾研究區分了兩種不同類型的特定性信任，即對他人做事能力的信任和對他人友好、善良意圖的期待。［16］中西方新企業在經營活動中，對兩種信任類型的傾向程度存在明顯差異。在新企業創建年限短、資信等級不高的情況下，西方企業對創業者及其創業團隊“能力的信任”在組織活動中占重要地位并起主導作用;在中國，對創業者及其團隊成員“人品的信任”則更為重要。許多時候，信任主要是通過真誠而非能力得到［1］，典型的表現是“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企業之間可以基于相互之間的信任，在沒有簽訂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約時，向對方發送貨物或者提供幫助，這種現象相當普遍。因此，就中國新企業而言，信任既可能有助于企業獲取生存所需的資源以及構建企業的合法性，也可能會帶來因缺乏明確的契約約定而產生的經濟糾紛。2．中國新企業工具性社會關系特征一般來說，工具性社會關系是一種資源交換性質的市場關系，交往主要是為了滿足彼此需要。企業經營活動中有明確責權利限定的契約性關系是最典型的工具性關系。但這里為了強調中國情境下工具性社會關系的特征，我們將重點就互惠和面子的工具性作用展開論述，而將契約關系作為題中應有之意，不再贅述。(1)互惠互惠是傳統文化賦予中國社會關系的重要因素，產生于中國人際交換行為的基本模式———“人情”，類似于英文單詞“favor”，通過相互之間的支持及利益交換來實現。［17］人情在中國的廣泛存在導致了一個個人情嵌入型的互惠關系網絡。在互惠網絡內，由于相互間的關聯及潛在合作利益，形成了一種融洽的人際關系，彼此間主動或被動地給予一定“關照”和“恩惠”［18］，受惠方總要在適宜的場合回報施惠方，這也是儒家思想強調的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當然，這種互惠交換并不存在嚴格的對等性。中國古往今來的人情法則是“滴水之恩，涌泉相報”。一旦清算、明算、互不相欠，就成了不通人情的表現，相互之間的關系質量也就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導致雙方關系的終結。新企業在創建、經營過程中，經常需要與各種資源的供給和需求方進行交往，交往過程中角色并非一成不變，有時企業扮演著資源支配者的角色，而另一些時候則成為資源請托者［17］，這種互惠性的社會關系滿足經營活動交往各方的利益需求，從而實現共贏。在中國企業間的互惠性關系不僅僅是履行合同的“責任”，還是一種“債務”，就債務的程度而言，是由雙方有著多少及多深的人情往來而決定。［1］(2)面子面子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現象，儒家主張家庭本位，等級制度與宗法倫理，這些思想構成了面子產生的社會文化土壤。面子既是一個人的公眾形象，也是通過一個或者多個被他人認可的社會角色累積而成的個人在社會體系中的位置，更是國人用以維持森嚴的等級差異以及人際穩定的社會意識。日常生活中，如“打狗還要看主人”、“不看僧面看佛面”等很多常用語，都詮釋了面子的含義。在我國，面子對新企業市場合法性的構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合法性理論認為，新企業需要不斷提高合法性程度，獲得利益相關者的認可與支持，從而實現生存和成長。［19］中國創業者的社會關系對彌補新企業合法性缺失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企業社會關系中有權勢的人越多，越有地位，則面子越大，面子越大則企業合法性越不容易受到質疑。與市場或者社會中“面子”較大者構建社會關系，會對其他利益相關者起到或明示或暗示的作用，企業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將得到提升。在中國目前的市場環境中，最有面子的莫過于官員和政府。如果新企業與某些官員或者政府部門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這對于互惠交往方來說是一種體現企業市場實力的積極信號，新企業會因此贏得一個較寬松的經營活動條件或環境，這也是中國的許多創業者和企業家非常樂意成為“紅頂商人”的原因之一。當然，在中國企業的社會關系中，情感性和工具性關系并非完全割裂，工具性關系的建立和維護常以情感性關系為基礎，情感性關系又通過工具性關系得以不斷加深和提升。在人情機制的作用下，中國企業社會關系呈現出工具性與情感性共存共生的微妙態勢。

轉型情境下中國新企業社會關系的演化

中國在轉型期內，由于新舊制度更迭所導致的“制度洞”［20］，使新企業喪失了可供依賴的制度路徑，轉而尋求關系路徑來彌補制度缺失。在新企業構建的社會關系中，主要包括三種類型:一是經營活動開展過程中新企業與各類市場主體，包括供應商、客戶、合作伙伴和競爭對手等，建立的商業關系;［9－10］二是創業者或新企業與政府，包括與中央、地方等監管、審批和資源配置部門等管理人員、機構或部門建立的政治關系;［9］三是創業者與具有血緣、親緣、地緣關系的家人朋友等建立的親友關系。［11，21］社會網絡領域的諸多研究已經證明，企業不同成長階段對關系網絡的需求會隨著企業發展需要而發生變化。［22－24］這里我們將聚焦探討新企業創建和早期成長兩個階段，情感性和工具性關系特征在政治、商業和親朋等幾種關系類型中的演化趨勢。1．企業政治關系的演化特征政府作為轉型時期市場各項政策的制定者，擁有不同于一般市場主體的產業發展和行業走勢的前瞻信息，處于市場信息的絕對優勢地位;其次，在各種經濟活動中政府仍以強勢姿態進行干預，對諸如土地使用、市場準入、經營許可、資源開采等與經營活動密切相關的稀缺資源擁有絕對的掌控權和配置權;此外，作為權利、威望和公信力象征的政府，在市場中有著天然的高合法性?；谵D型期政府與企業市場態勢的優劣比較，驅動新企業通過各種方式構建和培育政治關系，努力在現有的政治體制格局中占據一席之地。通常，以情感為敲門磚來達到其獲取所需信息、資源和認同的功利性目的，是新企業常用的建立政治關系的手段。有時通過角色套系，如以親戚的血緣關系，或同鄉的地緣關系，又或曾經是同事的業緣關系，來與政府官員“攀上關系”;有時通過處于格局中心的第三人引薦來“搭上關系”;［25］之后通過拜訪、宴請、送禮等經常性、非目的性交往，強化雙方之間的信任和感情［17］，拉近創業者在政治關系格局中的距離，從而建立了人情交往的前提。一來二去，出于面子和人情的考慮，交往方會在適當的時機予以回饋。成功構建政治關系的新企業或有可能較其他企業得到更多政策調整或制度出臺的重要信息，獲得率先進入市場的機會;［26］或有可能以較低的成本謀求到市場稀缺資源，贏得企業發展的第一桶金;或有可能提升企業的合法性地位，克服“新”“小”屬性帶來的市場進入缺陷。［11］這些為創業初期的企業提供了生存發展的空間。在獲得上述諸多好處的同時，新企業為構建政治關系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可能會降低企業對市場的響應能力［26］，這是構建政治關系所付出的成本。研究表明，轉型國家的市場化程度與政治關系成本成反比關系，市場化程度越低，企業關系成本越高。在中國強政府、強市場的“二元”轉型環境中，新企業進入早期成長階段后，盡管與政府部門很多屬于一次性審批性質的聯系(如創業時土地審批、營業證申請等)將逐漸減少，企業也不大可能將發展重心完全轉移到提升市場能力和強化內部管理方面，雖然這對于企業持續競爭能力的形成更為重要。中國傳統的“官本位”思想和現階段中小企業面臨的嚴苛的環境特征，使得“紅頂商人”、“官商結合”的經濟發展模式依然大行其道。因此，成長階段企業政治關系的工具性成分依然占據著重要地位。2．企業商業關系的演化特征初創期創造現金流是企業最現實、最功利的考慮。新企業構建商業關系起初完全出于市場發展的需要，主動與市場參與主體進行經常性的溝通與交流，實現交往雙方基于供求、競合關系的互惠;與“面子”較大的龍頭企業進行往來，提升市場認同度。初創期這種較純粹的工具性商業關系，是新企業進入市場、開拓市場、贏得生存空間必要的策略選擇?；诨セ菪栽瓌t，如果雙方在一段時期內合作滿意，未來可能會在同等條件下首先選擇與對方進行合作，以構建和培育高質量、較穩定的關系。Wong＆Chan研究指出，買賣雙方的關系越密切，感情越好，交易頻度就會越高，雙方就越能獲得好的績效回報。［27］邊燕杰也認為，當企業面臨長期穩定的市場需求時，就更傾向于建立長期關系來動員更多的社會資源。［28］與西方創業者嚴格按照合同進行的交易活動不同，儒家人倫觀影響下的中國創業者更加“重情重義”。隨著交易頻次的提升，雙方了解的加深，彼此認為對方誠實可信時，雙方的感情和信任會進一步加強，關系質量會更進一個層次。這種逐漸摻雜了情感成分的商業關系促使雙方的經營活動在產品價格、支付時限、收益分配、責任認定等方面有更大的回旋協商余地。［26］因此，早期成長期的企業商業關系經歷了由“圈外人”向“圈內人”、由格局外波紋向中心靠攏，由工具性向摻雜情感性演化的過程。3．企業親友關系的演化特征由于資源更青睞于流向經營績效顯著、市場穩定、市場前景明朗的成熟企業，因此初創期小企業面臨的最大發展瓶頸是資源匱乏問題，這使得依靠社會關系，特別是依靠處于關系格局中心的父母、兄弟、親戚、朋友等人籌措資源，成為其首要和必要的選擇。親友給予尚無績效顯示、發展前景不確定的新企業的資金、人員、物產的支持，多數是基于對創業者長久以來積淀的感情及信任，而不單純以求得回報為目的。當然，除了有形的物質支持，這種關系也為創業初期的創業者堅定創業信念、承受創業艱辛、克服創業挫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精神鼓舞。［29］因此，親友關系的情感性支持對新企業成功度過初創期的生存危機起到了重要作用。［22］到企業發展有開始穩定回報的早期成長階段，企業關注的焦點逐漸從外部市場生存轉移到內部核心競爭力培養，企業管理的規范性、制度性、長效性將成為工作重點之一，為避免親友特權利益層帶來的責權利不清、親友內關系等同于企業內關系等管理障礙，創業者將盡量減少過分摻雜感情、人情的關系來往，并開始將雙方的交易契約化、制度化。顯然，這時情感性的成分在降低，而工具性的互惠成分在增強。綜上所述，企業在不同發展階段，情感性和工具性關系特征在政治、商業和親友等幾種類型中的演化趨勢如圖1所示。

本文從儒家思想視角切入，探討中國社會關系的起源，并對社會關系屬性從工具性和情感性的角度進行了界定。研究認為，在新企業創建初期，處于差序格局中心的親友關系呈現明顯的情感性特征，政治關系則以情感為突破達到工具性目的，商業關系則工具性特征明顯;伴隨著企業度過生存期進入早期成長期，其親友關系網絡的情感性特征下降，工具性特征上升，政治關系和商業關系工具性特征依然處于主導地位，但商業關系中或多或少會摻雜情感性因素。本文的研究帶給我們以下啟示:1．對創業研究學者的啟示當前，國內創業學研究有一種明顯偏好:套用西方已有的戰略、經濟、社會和心理理論來解釋中國本土現象。這種偏好導致國內創業學研究僅關注如何使用現有理論，而不關注這個理論在中國的適用度。本文基于中國傳統文化對社會關系內涵的重新界定和特征描述，基于中國轉型期和企業成長階段對社會關系演化特征的研究，強調和突出了創業研究的情境化，對創業學的本土化研究將起到一定的啟示作用。另外，對企業社會關系屬性不同階段演化特征的研究，本文僅進行了定性描述，搭建了概念層面的分析框架，未來深入地對其從“屬性差異—行為差異—產出差異”的研究范式進行的動態的實證性探索，將會對社會網絡理論、創業理論發展和完善有所貢獻。2．對實踐中的創業者的啟示對在中國進行創業實踐的參與者來說，一方面，不僅應該具備對轉型期的市場“世事洞察皆學問”的能力和本領，也需深知“人情練達即文章”的道理，應充分了解中國特有的傳統文化和待人處事之道，為創業活動營造良好的外部氛圍，克服市場進入的合法性門檻;另一方面，應根據企業不同成長階段帶來的關系屬性的變化，充分衡量關系類型、關系屬性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有針對性地構建和培育關系網絡，使其更好地為企業生存和成長績效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