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對象范文10篇

一）古典經濟學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

政治經濟學是在古典經濟學時代形成的。古典經濟學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規定是政治經濟學之后發展的基礎，因此，探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需要從古典經濟學開始。

研究對象是對某一學科研究內容、范圍的高度概括。它確定學科研究的內容、范圍、方向等問題。確定研究對象的意義在于，它是學科研究的起點。只有確立了科學的研究對象，才能建立科學的學科體系。任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對象。學科間的區別主要在于研究對象的區別。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建立是由古典經濟學完成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最初的確立也是由古典經濟學完成的。斯密和李嘉圖等人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確立，是通過薩伊等人闡述的。薩伊是斯密理論在法國的闡釋者。由于斯密的《國富論》是經濟學專著，不適合于教學，薩伊將其改編成教科書，1803年出版。書名為《政治經濟學概論——財富的生產、分配和消費》，全書由生產、分配、消費三篇構成。此所謂“三分法”。此后，李嘉圖的追隨者詹姆斯·穆勒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分為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方面，此所謂“四分法”。

人類的經濟行為涉及到兩個方面的關系，一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二是人與人的關系。前者表現為經濟行為的生產力方面或者資源配置問題或者經濟運行機制問題；后者表現為經濟行為的生產關系方面或者經濟制度問題。在古典經濟學那里，經濟學或者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體現兩個方面內容的統一即資源配置研究與制度分析的結合和統一。或者說，古典經濟學研究研究資源配置，是在結合經濟制度及其演變的背景下進行研究的。或者說，古典經濟學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資源配置或經濟運行。

（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

論文關鍵詞:中小學教師教學研究對象問題

摘論文要:中小學教師教學研究缺乏針對性和有效性的關鍵在于通常不明確研究的對象是什么。文章在辨析不是研究對象的“現象”“規律”、“學生”、“教學內容”或“教學方法”等之后，闡述了作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的類型及其表現形式。

當前，教師做研究是一種普遍現象。毫無疑問，從應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有不少教師不明確研究的對象是什么，導致在研究中不明確自己該做什么，把握不好自己的研究，進而導致研究缺乏針對性和實效性。

從邏輯的角度來說，“對象”先于研究活動，缺失“對象”的教育研究是不可思議的。不明確研究的“對象”，就如同一位姑娘或小伙子不明確自己找的結婚對象是什么而給其個人生活帶來的影響。那么研究對象是什么呢?研究對象是問題，教師所研究的對象是教師工作實踐領域中的問題。因為問題性是教育科研的主要特征，提出問題是教育科研的第一個環所謂問題，有一個統一的特征，即其后面有一個問號“?”，只有能夠加上問號的表述才是問題，判斷一個表述是否是問題的標志就是看能否給其加上問號，如同看到大街上判斷一個人是否是警察就看其穿的是否是瞥服一樣，在醫院里判斷一個人是否是醫護人員就看其有沒有穿白大褂一樣。

實際上，說教育研究的對象是問題，表面上看來這一點很多人也明白。例如，不少中小學校在課題的開題報告中，第一部分常常就是“問題的提出”。但是，事實上，即使這樣寫的很多人卻沒有在“問題的提出”部分說明其問題是什么。如若問問他的問題是什么，通常有些人便說不清楚自己的“問題”究竟是什么。而在其開題報告中的其他部分卻可能把其他方面作為其研究的對象。例如，將"XX學校XX年級的學生”、"XX教學內容”,"XX現象”或“XX規律’，等作為研究對象。這就說明實際上一些教師對自己的研究對象一開始就不是很明確，從而導致在研究中出現方向不清的情況，進而影響到研究的真實成效。筆者曾經參加兩所學校的名稱分別為“建設學習型組織’，和“學校文化建設’，的課題驗收，兩位校長在報告其學校課題進展情況時，都介紹了許多具體的工作，針對性和實效性都不強。于是就有專家問他們研究中的主要問題是什么，兩位校長及課題的具體負責人說了一通后竟然都沒有回答出來。

出現這類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有些人并沒有真正地明確為什么“問題”是研究的對象，而所謂的“現象”、“規律”、“學生”、“教學內容’，或“教學方法”等為什么不是研究對象。那么，這些方面究竟為什么不是研究對象呢?

一、管理會計的特點

(一)管理會計往往著眼于企業未來的決策和管理，可以為企業的決策提供有力的依據通過會計管理，企業可以對自身的財務狀況有所了解，了解企業的資產和負債情況，這樣就能進一步指導企業下一步的決策和發展。這也是其區別于財務會計的一個重要標志。

(二)計算方式方法靈活多樣企業在經營管理過程中往往面臨著很多的不確定的因素，管理會計的職能就是通過一些科學有效的方法和技術來對這些不確定性因素進行評估和預測，進而為企業提供決策依據。這些方法和技術主要包括線性回歸分析，數學建模分析以及互聯網技術等。

(三)方式方法靈活多樣管理會計往往會向企業的管理者和決策者提供一些他們所真正需要的信息和數據，但是這些信息和數據往往沒能在財務報表中體現出來。因此，這些信息和數據往往具有很大的靈活性，也不會受到任何方面的約束。

(四)同時兼顧企業生產經營的全局和局部兩個方面管理會計為了更好的服務于企業內部管理的需要，必須既從整個企業的全局出發來考慮，也要從局部來觀察和處理問題。

二、管理會計的研究對象

（一）古典經濟學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

政治經濟學是在古典經濟學時代形成的。古典經濟學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規定是政治經濟學之后發展的基礎，因此，探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需要從古典經濟學開始。

研究對象是對某一學科研究內容、范圍的高度概括。它確定學科研究的內容、范圍、方向等問題。確定研究對象的意義在于，它是學科研究的起點。只有確立了科學的研究對象，才能建立科學的學科體系。任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對象。學科間的區別主要在于研究對象的區別。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建立是由古典經濟學完成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最初的確立也是由古典經濟學完成的。斯密和李嘉圖等人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確立，是通過薩伊等人闡述的。薩伊是斯密理論在法國的闡釋者。由于斯密的《國富論》是經濟學專著，不適合于教學，薩伊將其改編成教科書，1803年出版。書名為《政治經濟學概論——財富的生產、分配和消費》，全書由生產、分配、消費三篇構成。此所謂“三分法”。此后，李嘉圖的追隨者詹姆斯·穆勒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分為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方面，此所謂“四分法”。

人類的經濟行為涉及到兩個方面的關系，一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二是人與人的關系。前者表現為經濟行為的生產力方面或者資源配置問題或者經濟運行機制問題；后者表現為經濟行為的生產關系方面或者經濟制度問題。在古典經濟學那里，經濟學或者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體現兩個方面內容的統一即資源配置研究與制度分析的結合和統一。或者說，古典經濟學研究研究資源配置，是在結合經濟制度及其演變的背景下進行研究的。或者說，古典經濟學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資源配置或經濟運行。

（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

近年來，我國學術界關于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問題，進行了許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共識，但也存在著較為尖銳的爭論。最具代表性的有兩種觀點：一是研究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的核心；二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前者源自現代西方經濟學，后者源自馬克思的《資本論》。因此，探討這兩種觀點的對立性，實質上就是探討現代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資本論》的對立性。許多同志對此進行了較為深入、詳細的論述。本文試圖以馬克思關于《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規定和以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各自所著的《經濟學》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關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論述進行比較，說明二者相近、相通或相同之處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對立性，以求達到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初步探討之目的。

一對馬克思《資本論》研究對象的再認識

眾所周知，馬克思在《資本論》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將《資本論》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1]爭論由此產生。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對“生產方式”的解釋：一是“生產關系說”，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說”，三是“生產的技術方式說”。對此，許多同志指出，如果按前兩種意見來認識“生產方式”，那么，馬克思關于《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規定就存在著邏輯上的毛病，而馬克思是通曉邏輯的。如果按第三種意見來理解“生產方式”，那么，《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就是生產的技術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樣一來，上述規定雖然不存在邏輯上的問題，但它卻同馬克思的下述論斷發生了矛盾。馬克思講：“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財富的特殊社會形式，或者不如說是財富生產的特殊社會形式。”[2]生產的技術方式是一個生產力的范疇，不屬于生產的社會形態，因而不能列入《資本論》的研究對象。

最近，吳易風教授在他的《論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一文中，提出了“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吳教授認為這一原理是“理解馬克思《資本論》研究對象的關鍵”。他認為“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指生產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即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以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傭勞動和資本相結合以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特殊方式”[3]。吳教授將人們所熟知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原理拓展為“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的確深化了我們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認識。并且，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解釋為“生產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一步解釋，即“即”與“也就是”后面的內容，仍然使人感覺到它與斯大林關于生產關系的規定之間有或多或少的聯系。“資本主義條件下”是否可理解為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特殊方式”是否可理解為勞動力與生產資料以生產資本的形式相結合，從而資本家雇傭勞動者呢？如果這樣，那么，生產方式等于生產關系。如果這樣，這豈不是也將《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狹窄化了嗎？

因此，問題的關鍵仍然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不是“生產方式”作何理解。

我們認為，盡管馬克思在整個《資本論》中，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范疇，是從多種含義上使用的。但是，從《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角度使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范疇，其含義是確定的，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指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過程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或者說，社會生產的存在和發展采取資本經濟的方式。因此，《資本論》所研究的是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摘要：民族經濟學自創立以來其研究對象尚未達成共識，其發展面臨著官方不認可為經濟學分支學科和主流經濟學不認同學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雙重尷尬境地。將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規定為少數民族經濟的研究對象具有合理性，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其他相關規定有著很大的差別。

關鍵詞：民族經濟學；研究對象；民族性；內生性

民族經濟學自1979年創立以來，在學科歸屬、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爭議，一些學者對民族經濟學學科發展持批判態度，另一些學者持擁護態度，但無論批判基礎上的否定還是批判基礎上的支持，民族經濟學這一學科在發展過程中確實面臨著“兩難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經濟學發展至今，尚未形成一個明確的和獨特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邏輯理論體系，甚至沒有獨立的核心概念即邏輯起點。盡管學者們提出了上述問題，但僅有少數學者提出了民族經濟學具有建設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議。要厘清民族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和目前出現的概念上和理論邏輯上的模糊性，首先應該確定民族經濟學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通過比較和分析相關研究成果，對確立民族經濟學學科的發展方向、理論體系的構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內生因素產出的矛盾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以與大家進行探討。

一、關于民族經濟學對象的不同認識

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學術界已有不同認識。黃云、王文長、黃建英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各民族的經濟問題，研究具體的各民族人民的經濟問題。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民族經濟問題，它是民族學和經濟學的交叉學科。李忠斌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我國少數民族經濟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規律。鄧艾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對象是從微觀角度研究少數民族人民生活狀況和家庭經濟生活特點等。以上幾種認識都集中討論民族經濟學究竟是經濟學科還是民族學科。而劉永佶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在明確經濟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經濟發展與關系的矛盾”。通過以上幾種表述可見，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尚未達成統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區的經濟特征作為研究對象；要么研究的范圍過于狹窄，規定為中國各個民族經的經濟問題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圍過于寬泛，從全世界、全人類的共同體去研究。即便是劉永佶教授為民族經濟學進行的創新性邏輯論證，但他是站在全人類鳥瞰的民族經濟學，讓學者們感到概念過度膨脹，似乎世界主流的經濟學都應被囊括在民族經濟學的理論之中，并且只要仔細閱讀由其主編的《中國經濟矛盾論》就會發現，《民族經濟學》和《中國少數民族經濟學》的體系都似乎是對《中國經濟矛盾論———中國政治經濟學大綱》和《政治經濟學大綱》體系的一種演繹，而內容則是對中國政治經濟學與其他民族學理論的歸納（當然創新的智慧在其內容中無處不在，但從其構建的理論體系來說仍是不足的）。《民族經濟學》的理論框架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本質是一致的，因為都是以勞動者主體而展開的對象、主義、方法、主題、內容、范疇、體系的規定，這樣一定會讓學者們質疑這樣一個問題，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經濟學，它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區別何在？鑒于此種原因，本文更傾向于將劉永佶教授規定的民族經濟學看成是“中華民族經濟學”或者“中國政治經濟”（盡管這么看待也不盡合理）。盡管如上所述，民族經濟學自創立以來存在諸多分歧，但是多數學者認同的是民族經濟學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經濟性”。因此在理論研究中應該從這兩點去尋找學科的研究起點、研究對象，只有規定了對象才能明確研究的方法和學科性質，進而獲得廣泛認同。

二、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是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在給民族音樂學下定義時，常常是從劃定其研究對象和方法著手，無論是起初的比較音樂學還是后來的民族音樂學，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詞譯成民族音樂學或音樂民族學，或者干脆叫音樂學、音樂文化人類學等爭論，都是與這一學科自始至今研究對象的不斷變化拓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本文僅對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的演變作歷史性的回顧和思考。

比較音樂學的產生與研究對象

民族音樂學最初被稱為比較音樂學。比較音樂學的名稱是進入20世紀后首先在德國開始使用的，英文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實比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歐洲音樂研究最早在17世紀就開始了，但是這一學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樂學的范疇、方法和目的》和亞歷山大約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階》為標志的。其研究對象是歐洲以外的種族、民族的音樂文化，正如薩克斯所定義的異國文化的音樂。這一學科的建立和研究對象的確立是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場有著密切關系的。首先，比較音樂學的產生和發展與歐洲殖民主義的興起和擴張有密切的聯系。以18世紀為開端，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繼跨入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進入這些地區的西方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文化學家首先向外部世界開啟了這些非歐國家民族的傳統文化之門。他們用西方學者的觀點和方法試圖了解、認識和把握這些國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們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將這些相異于歐洲文化，不被歐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諸于眾，加之古典進化論學派和馬克思、恩克斯對于人類進化和原始社會經濟的科學認識，至19世紀60—70年代，民族學作為一門科學在歐洲和美國產生并興起，Enthnology一詞1830年首先由法國人讓·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學、人類學學會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來。比較音樂學則是在民族音樂學進入80—90年代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時應運而生的。這一時期的歐美出現了一支受過專業訓練的民族學隊伍，開展了世界范圍的、有目的的民族學田野調查工作，異國的民間藝術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與此同時，歐美的許多城市建立起了人類學和民族學的博物館，收藏了許多非歐洲的樂器和有關的音樂文物與手稿，記錄亞洲、非洲、美洲民族音樂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們對于非歐洲地區音樂文化的注意力進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愛迪生發明了留聲機，對無文字非歐民族音樂的研究產生了無法估量的推動作用。在這些基礎上，比較音樂學這門學科在民族學諸多研究的影響下，應強烈而廣泛的社會和時代需求產生了。英國語言學家兼物理學家和數學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歐洲學者為比較音樂學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由此可見，比較音樂學研究的異國音樂文化是相對于當時殖民者的主體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對于起初參與比較音樂學研究的這些歐洲學者自身的文化體系而言的。相對于其原本歐洲音樂文化知識體系的未知領域就成了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異國音樂文化=非歐洲音樂文化，即形成了歐洲文化特別是歐洲城市藝術音樂文化相對于非歐洲音樂文化的比較研究。實質上是一種以歐洲整體作為一個中心以歐洲大民族為立場而進行的研究。

隨著學科的不斷發展，整個人類文化研究的進步和不同種族的非歐洲國家的學者對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參與，比較音樂學的研究環境和立場出現了變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對象也出現了擴大和性質的變化，最初的比較音樂學的名稱被民族音樂學所代替。

比較音樂學到民族音樂學的確立

在給民族音樂學下定義時，常常是從劃定其研究對象和方法著手，無論是起初的比較音樂學還是后來的民族音樂學，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詞譯成民族音樂學或音樂民族學，或者干脆叫音樂學、音樂文化人類學等爭論，都是與這一學科自始至今研究對象的不斷變化拓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本文僅對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的演變作歷史性的回顧和思考。

比較音樂學的產生與研究對象

民族音樂學最初被稱為比較音樂學。比較音樂學的名稱是進入20世紀后首先在德國開始使用的，英文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實比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歐洲音樂研究最早在17世紀就開始了，但是這一學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樂學的范疇、方法和目的》和亞歷山大約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階》為標志的。其研究對象是歐洲以外的種族、民族的音樂文化，正如薩克斯所定義的異國文化的音樂。這一學科的建立和研究對象的確立是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場有著密切關系的。首先，比較音樂學的產生和發展與歐洲殖民主義的興起和擴張有密切的聯系。以18世紀為開端，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繼跨入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進入這些地區的西方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文化學家首先向外部世界開啟了這些非歐國家民族的傳統文化之門。他們用西方學者的觀點和方法試圖了解、認識和把握這些國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們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將這些相異于歐洲文化，不被歐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諸于眾，加之古典進化論學派和馬克思、恩克斯對于人類進化和原始社會經濟的科學認識，至19世紀60—70年代，民族學作為一門科學在歐洲和美國產生并興起，Enthnology一詞1830年首先由法國人讓·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學、人類學學會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來。比較音樂學則是在民族音樂學進入80—90年代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時應運而生的。這一時期的歐美出現了一支受過專業訓練的民族學隊伍，開展了世界范圍的、有目的的民族學田野調查工作，異國的民間藝術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與此同時，歐美的許多城市建立起了人類學和民族學的博物館，收藏了許多非歐洲的樂器和有關的音樂文物與手稿，記錄亞洲、非洲、美洲民族音樂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們對于非歐洲地區音樂文化的注意力進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愛迪生發明了留聲機，對無文字非歐民族音樂的研究產生了無法估量的推動作用。在這些基礎上，比較音樂學這門學科在民族學諸多研究的影響下，應強烈而廣泛的社會和時代需求產生了。英國語言學家兼物理學家和數學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歐洲學者為比較音樂學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由此可見，比較音樂學研究的異國音樂文化是相對于當時殖民者的主體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對于起初參與比較音樂學研究的這些歐洲學者自身的文化體系而言的。相對于其原本歐洲音樂文化知識體系的未知領域就成了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異國音樂文化=非歐洲音樂文化，即形成了歐洲文化特別是歐洲城市藝術音樂文化相對于非歐洲音樂文化的比較研究。實質上是一種以歐洲整體作為一個中心以歐洲大民族為立場而進行的研究。

隨著學科的不斷發展，整個人類文化研究的進步和不同種族的非歐洲國家的學者對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參與，比較音樂學的研究環境和立場出現了變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對象也出現了擴大和性質的變化，最初的比較音樂學的名稱被民族音樂學所代替。

比較音樂學到民族音樂學的確立

一門學科的形成，一般來說有三個標志：獨特的研究對象、獨特的研究方法和學科體系。其中，研究對象又決定著研究方法和學科體系。因此，學科的研究對象是該學科得以存在的首要條件。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問題，也是行政哲學研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它關系到行政哲學能否存在以及怎樣發展。目前，人們大都認為應該有行政哲學這門學科，但對其研究對象卻沒有一致的認識。這種認識的不一致，在行政哲學初創時期，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它能促使人們從不同方面對這門學科進行研究，最終達到比較全面深入地理解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使人們對行政哲學研究對象的認識上升到一個更高的新的層次。但是，由于缺乏一致的、共同的認識，導致行政哲學研究主題（本文將研究主題、研究對象、研究內容作為同等意義、可相互替代使用的概念與范疇）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從而造成行政哲學學科建設的非規范性和隨意性。因此，科學界定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是行政哲學發展首先應該解決的關鍵問題，也是推進行政哲學研究的基本前提。

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很少系統地探討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從近年召開的哲學或行政學研討會上的發言和已經發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學的有關論著看，國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行政活動”是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的科學”。事實上，對“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有成效有意義的研究只能屬于行政科學研究范圍，是理論行政學的研究對象。“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在行政哲學研究中，是終極意義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不可能也不能夠取代行政科學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動。第二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是以行政科學、行政理論為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元行政學。這種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邏輯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學當成了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元行政學），因而存在兩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問題：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名曰行政哲學又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顯然就會產生一個學科性質問題。人們必然要產生行政哲學究竟屬于哲學學科還是屬于行政學科的疑問。雖然行政學家和哲學家是可以而且應該聯盟的，但行政學屬于社會科學，它與超越科學的哲學在知識性質上有本質的區別，因而行政哲學不可能既是哲學的又是具體科學的。否則，只會產生一種非哲學非科學的怪異知識和學科。目前出現的那種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概念、術語往現實行政生活貼標簽的“研究”，和直接借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理、規律構建的種種行政哲學體系的“研究”，無不是受此種觀點的影響。其二是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元理論，即元行政學，也不符合國際通行的學科研究規范。行政科學的元理論準確地說應該是“行政學學”或“行政學學理”。行政哲學屬于“行政學學”的范疇，但行政哲學不同于“行政學學”，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學學或元行政學從不同的角度和領域對行政科學進行研究，行政哲學則是從哲學角度研究行政科學的行政學，它可以屬于元行政學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個元行政學。因此，行政科學、行政學學（元行政學）和行政哲學是三個不同的概念。第三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是對行政科學的哲學考察。即，行政哲學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哲學。就學科性質而言，行政哲學屬于部門哲學，是哲學的分支學科。

對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國內一些學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學的論著中也作了一些簡略的描述。如王滬寧認為，行政哲學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動和行政關系的性質、行政活動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動中的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倫理原則等基本理論范疇[1]。薄貴利則將對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價值取向和現代政府的責任問題作為行政哲學研究的基本問題[2]。顏佳華在《行政哲學論》一書中構建了一個行政哲學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動論（邏輯起點）、行政主客體論、行政認識論、行政實踐論、行政方法論、行政價值論[3]；后來，他又在《行政哲學：一個亟等進一步開拓的領域》一文中，將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界定為：行政哲學導論、行政學對象論、行政學結構論、行政學功能論、行政學評價論、行政學發展論等[4]。

仔細分析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的界定我們不難發現，在我們稱之為“行政哲學”的名稱背后，實際上存在著兩種行政哲學：一種是以行政活動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一種則是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分別用“行政活動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哲學”）與“行政（科）學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學哲學”）這兩個稱謂來標示行政哲學研究的上述兩種主題、兩個方向。這兩種行政哲學，一個涉及“實際的行政活動”領域，一個涉及“理論的行政科學”領域。

行政活動的哲學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質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活動的哲學是對“行政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問題”做出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活動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或“行政觀”。這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不等同于各種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礎”或“根據”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除了要依據于這些原理之外，還要考慮具體實踐過程中諸多的內部和外部條件，包括那些隱而不顯的“緘默因素”。

行政學哲學則主要研究行政科學發展的模式、行政科學理論評價、行政科學研究方法及其評價、行政科學研究的價值判斷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是對“行政學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學問題”進行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學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或“行政學觀”。同樣，這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也不等同于各門具體的行政科學的研究規范、方式、方法，而是為后者的研究提供認識論和價值論的“原理”、“基礎”或“根據”。

一、本體論前提預設

本土心理學就處在把人與社會文化產物聯系起來的那座橋上，從這個觀點來看，本土心理學也指現存的、不具實證科學特征的心理學。

二、可證實研究方式

實證主義是19世紀中葉法國哲學家孔德首創的一種科學哲學。孔德始終倡導“以被觀察到的事實為基礎”的實證精神。實在、確定和實證是實證精神的要素。實證主義能夠向人們提供精確和有用的知識，是一種超出了任何神學和形而上學的新理論。自從近代孔德提出證實原則以來，在馬赫主義批判基礎上，做了一定的改動，直到卡爾納普之集才終于基本完善，如今都是以它作為判別科學的重要準則和尺度，也成為當今心理科學丈量的標尺。人的心理行為活動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非實證性。然而很長時間以來心理學研究卻長期以來被實證標準所壟斷，非實證性的心理學研究地位問題經常受到人們的懷疑與批評。近些年來受科學哲學中后實證主義思潮的影響，西方一些心理學家開始反思與質疑實證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問題，認為實證研究標準作為科學的一種標志已經證明并不成功，心理學研究需要從這種根深蒂固的實證主義傳統中解放出來。科學心理學研究對于心理學的發展有著巨大的幫助，但是它把心理現象限制在了經驗范疇之內，然而就是該原則將無法考察、檢驗的心理的特殊之外，將情感、智慧、善良、愛等理性元素阻擋在探索視野以外了。

三、實驗方法技術支持

要想使心理學理論具有科學的性質，那么采用科學的試驗方法是完善心理學理論必不可少的條件。只有運用科學的分析方法，才能使得探索過程與結論更具真實性與說服力。西方心理學理論的建立是以科學的理論基礎為先決條件，秉承以客觀事實來說服他人，運用自然科學的分析方法，來建立完善心理學理論這一體系。在西方，一個嚴謹的科學家在發表進行心理學研究的過程中，最為注重的就是使用的探索方式是否先進可靠，探索之前力氣能有一個完善的試驗進行流程，以及對探索結果始終保持客觀懷疑的態度。他們在進行探索的過程中首先確立的是試驗的方式，然后再尋找能夠滿足試驗方法的探索人物。如果探索的人物與試驗的方法不具針對性，那么這樣的探索人物是不會進行的。心理學的各個流派，在進行探索的過程都是采用的這樣一種模式，都已結果客觀事實為探索過程的唯一準則。受到試驗手段的限制，心理學理論的完善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賴于在進行探索的過程中能否找到合適的探索對象，客觀事實的探索準則給心理學理論的完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后來的學者在進行先輩結果研究時帶來了可驗證性。科學心理學主要采取以下實驗方法：（1）觀察法：在自然情景（觀察者不知道）中對人的行為進行有目的的有計劃的系統觀察和記錄，然后對所做記錄進行分析，發現心理活動變化和發展的規律的方法.優點：保持資料的客觀性和真實性。（2）測驗法：使用量表為工具，對個體的心理特征進行間接了解，并做出量化結論的研究方法。（3）實驗法：在控制條件下對某種行為或心理現象進行觀察的方法稱為實驗法。變量控制，自變量：實驗者控制的刺激條件或實驗條件。因變量（反應變量）：實驗者所要測定和研究的行為和心理活動。是實驗者要研究的真正對象。控制變量：實驗中除自變量外其他可能影響實驗結果的變量。兩種場景下的實驗：自然實驗：現場實驗，在實際生活中，由實驗者創設或改變某些條件，以引起被試某些心理活動進行研究的方法。實驗室實驗法：在實驗條件嚴格控制下，借助專門的實驗設備，引起和記錄被試的心理現象。有局限性。（4）調查法：就某一問題要求被調查者回答自己的想法或做法，以此分析，推測群體的態度和心理特征的研究方法。分問卷法和談話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