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范文10篇

一、人類的交往離不開語言交際，但語言交際不可能是純粹的言語行為，同時包含非言語行為。言語行為與非言語行為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共同傳遞語言意義及文化信息，因此充分發揮二者的作用才能保證交際的順利進行。非言語行為與文化緊密相連，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非言語行為所表達的意義也有可能不同。翻譯作為溝通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之間關系的橋梁，不僅應當重視言語行為的翻譯，更應該重視非言語行為的翻譯，尤其是不同民族文化中非言語行為意義的翻譯。

二、非言語行為簡介

非言語行為(nonverbalbehavior)是指言語行為之外的身勢行為、目光語行為、沉默語行為、衣著打扮、人體姿態、面部表情和交談時的身體距離等。這些非言語行為都可以用作交流信息、傳達思想、表達感情、態度等(賈玉新，1997)。雖然非語言行為在交際過程中不可缺少性，但是我們也不能以此來斷定非語言行為在交際中的主導地位。須知非語言行為必須在語言行為的配合下才能執行明確的交際功能。另外，非言語行為在交際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通常別理解為是輔助性的，主要包括重復、補充、否定、替代、調節言語信息的功能。

三、非言語行為意義的翻譯策略

翻譯是人們相互交流的工具，它涉及到跨語言和跨文化的信息轉換活動。翻譯的首要標準是忠實，在翻譯的過程中為了準確傳達原文的內容、風格、所涉及的文化等多個方面，譯者在重視語言行為意義翻譯的同時，還必須十分關注非言語行為意義的翻譯。然而非言語行為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文化的影響，由于文化差異的存在，相同的非言語行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能表示完全不同的意義，體現不同的功能，這就給翻譯的過程造成了困難，下面具體分析不同語境下非言語行為意義翻譯應該主要采取的翻譯策略。

（一）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如果非言語行為相同，所表達的意義和功能也基本相同，這種情況下對非言語行為的翻譯可采取直譯的方法。

1對投資者的心理研究

金曉斌、唐利民（2000）統計分析顯示，在影響股市異常波動的因素中政策性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其影響遠大于市場因素、擴容因素、消息因素和其他因素。孫培源、施東暉（2002）通過對1992-2002年初上海股市52次異常波動的分析表明，由政策性因素引起的異常波動達30次之多，而且當月出臺的政策對該月的股價波動具有顯著的影響，直接影響投資者入市的意愿和交投的活躍程度，中國個體證券投資者存在政策依賴性偏差。利好政策的頒布導致在相當長的交易周期內投資者交易頻率明顯上升，加劇了投資者的過度自信傾向，而利空政策出臺卻導致在較長的交易周期內投資者的交易頻率大幅度下降，表現出較強的過度恐懼心理。這種強烈的“政策依賴”傾向是中國證券市場有中國特色的一種現象。張華慶（2003）認為中國證券投資者的行為有明顯的過度反應的傾向，而深層次的根源是投資者的種種心理偏差，其結果將導致市場會對信息或政策的反應超過應有的幅度，加劇了市場的波動性，導致市場風險的放大。這些心理偏差包括過度自信、過度樂觀、賭博心理、暴富心理、從眾心理以及過度恐懼心理。

2對投資者有限套利行為的研究

現代金融理論普遍認為，當金融資產的價格存在誤定時，眾多的“理性套利者”就會在相應低估的資產上“做多”，而在高估的資產上“做空”，不但可以最終消除價格誤定，而且可以獲得無風險利潤，從而使市場保持有效性。應該說套利機制是金融市場的重要機制，套利行為的存在具有“價值發現”的功能，它推動著資產價格向基本價值的回歸。但是，中國的證券市場有以下特征：信息的獲得是有成本的；信息的傳遞存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差異，交易者并不能同時獲取信息；交易者的行為是存在著差異的，并非都是理性的；交易者所持有的信息是不對稱的。因此，機構投資者憑借優勢，往往扮演著理性套利者的角色，而個人投資者卻因先天不足淪為噪聲交易者。張華慶（2003）認為，在中國證券市場中，當理性套利者進行套利時，不僅要面對基礎性因素變動的風險，還要面對噪聲交易者非理性預期變動的風險。在噪聲交易者的影響下，不但理性套利者的收益將受到影響，甚至會導致越來越多的基金經理放棄原來奉行的成長型或價值型投資理念，在某種程度上蛻化為“追逐熱點、短線運作”的投資方式。

3對投資者羊群行為的研究

“羊群行為”（HerdingBehavior）是信息連鎖反應導致的一種行為方式，當個體依據其它行為主體的行為而選擇采取類似的行為時就會產生“羊群行為”。換而言之，當“羊群行為”產生時，個體趨向于一致行動，即所謂的“趕潮流（Bandwagon）”，這時個人往往放棄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和信號而附和他人的行為，雖然他們所掌握的信息和信號，按理性分析可能顯示他們應采取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行為。宋軍、吳沖鋒（2001）使用個股收益率的分散度指標，使用市場公開的價格數據，對于我國證券市場的羊群行為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我國證券市場的羊群行為程度高于美國證券市場的羊群行為程度，在市場收益率極低時的羊群行為程度遠遠高于在市場收益率極高時的羊群行為程度，這個結果可以用期望理論中決策者對于損失、收益的不同態度來解釋。孫培源、施東暉（2002）根據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建立了較為靈敏的檢驗羊群行為的回歸模型，并據此對我國股市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在政策干預頻繁和信息不對稱的嚴重的市場環境下，我國股市存在一定程度的羊群行為，并導致系統風險在總風險中占有較大比例。從投資運作層面來看，羊群行為將削弱組合投資分散風險的效果，特別是在市場發生大幅度漲跌時，通過多元化投資分散風險的效果將極為有限。就政策層面而言，羊群行為意味著投資者的買賣決策并非基于理性的決策過程，因此股價極有可能偏離其均衡價值，從而破壞了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和資源配置功能。常志平（2002）采用橫截面收益絕對差（CrossSectionalAbsoluteDeviationofReturns，CSAD)方法，對我國股票市場是否存在“羊群行為”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發現：在上漲行情中，我國深圳證券市場與上海證券市場均不存在“羊群行為”；但在下跌行情中，深圳證券市場與上海證券市場均存在“羊群行為”。并且深圳證券市場比上海證券市場具有更多的“羊群行為”。張華慶（2003）指出“羊群行為”對中國證券價格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由于“羊群行為”者往往拋棄自己的私人信息追隨別人，這會導致市場信息傳遞鏈的中斷；如果“羊群行為”超過某一限度，將誘發另一個重要的市場現象——過度反應的出現，使中國證券市場的穩定性下降；所有“羊群行為”的發生基礎都是信息的不完全性，因此，一旦市場的信息狀態發生變化，如新信息的到來，“羊群行為”就會瓦解，這意味著“羊群行為”具有不穩定性和脆弱性。

論文摘要：間接言語行為就是說話者未按照其真實的意圖來進行言語交流的一種行為。間接言語行為分為兩種：規約性和非規約性的間接言語行為。它可以用于向別人提出請求、對別人表示禮貌或者委婉的拒絕別人等情況。

論文關鍵詞：間接言語行為理論規約

語言作為人類進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現象，是社會發展進化的產物，是人類研究最早但了解最少的東西。語言既是人類交際的工具。也是人類交際地產物。語言的交際功能既是約定俗成的結果，同時也是人類理性選擇的結果。因此，語言的形式和意義常常并不對應，并且受到語言的內外環境的影響。在語言的使用中，語言的形式，功能和意義之間存在著某種對應關系。這種對應關系的存在使我們學習．掌握和運用語言成為可能。但是，語言的形式和意義之間又不存在著一一對等關系。在不同的場合和時問，同一語言形式可以表達不同的意義。分析語言現象必須把它和它依賴的語言環境聯系起來。言語行為是說話者借助諺語來傳達其意圖以實現其意圖的行為。在現實的言語交流中，存在大量非直接的言語行為，說話者未按其真實的想法來進行言語交流，他將他的實際想法以不同的背離句子字面意思的形式表達出來，這就是所謂的間接言語行為。Scarle的間接言語行為理論是間接言語行為的經典理論。

1理論基礎

英國牛津大學教授J．L．Austin在1962年提出了語用學的重要理論之一一言語行為理論。Ausitn在探討語言緩和行為之間的關系時，首先注意到：人說出話語不僅是提供信息，而且是完成許多其他行為。簡單地說，語言不僅是描述和陳述客觀事實的工具，而且是一種工具，即言語行為。Austin認為，從實用的角度把句子看成言語行為的一部分來研究，可以解決一些哲學上的爭論。因此，他提出的言語行為理論是為尋求解決哲學問題而研究語言的。之后，他又提出了著名的言語行為三分說，即言內行為(1ocutionaryact)，言外行為(illocuitonaryact)和言后行為(pedocutionaryact)。在以上三種話語行為中，研究者最感興趣的是言外行為，因為他涉及說話者的意圖，這正是研究語言交際的中心問題。

在Austin之后，美國著名哲學家J．R．Scarlc在繼承和批判Ausitn的日常語言哲學分析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通過實施以言行事行為的必要和充分條件，發展了言語行為理論，將言語行為系統化、嚴格化。提出了間接言語行為理論(IndirectSpecehActTheory)。他指出間接言語行為理論要解決的問題是：說話人如何通過“字面意思”來表達間接的“言外之意”，或者說聽話人從說話人的“字面用意”中如何推斷出間接的“言外之意”。

摘要:傳統財務理論始終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人,有充分的決策能力來進行有利于自身的決策,經濟主體追求最優決策的價值判斷依據是該理論作用的基礎。但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行為財務理論悄然興起且日漸發展,對原有財務理論框架下的有效市場假說和理性人假設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這一理論通過研究人們在決策過程中認知、情感、態度等心理特征,以及由此引起的市場非有效性,從而解釋市場中的異常現象,以其真實市場行為的理論分析展示出自身廣闊的發展前景。目前,行為財務理論已成為國內外財務學界研究和關注的熱點問題。本文在綜合國內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主要介紹了行為財務理論的內涵和研究對象,系統闡述了行為財務理論的理論基礎,對行為財務理論與傳統財務理論進行了比較。

關鍵詞:行為財務理論;傳統財務理論;有限理性

傳統財務學作為一門較為成熟的理論,有其自身較為完善的體系和堅實的理論基礎。它始終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有充分的決策能力來進行有利于自身的決策,經濟主體追求最優決策的價值判斷依據直接構成了傳統財務學尤其是價值的理論基礎。在有效市場假設條件下,資本市場的股價即使出現偏離,也是因為信息不對稱和信息接受過程中短時間的差異造成的。但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市場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不能用傳統財務理論解釋的異常現象,因此,充分吸收了現代心和行為學理論的一種新的研究理論即行為財務理論隨之興起。該理論不僅突破了傳統財務理論研究的基本框架和研究范圍,而且以人類現實的經濟行為研究和分析傳統財務理論所無法解釋的諸多財務問題。

一、行為財務理論的內涵及研究對象

行為財務理論作為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雖然已經有近30年的發展,但至今還沒有一個為學術界所公認的嚴格定義。在對此問題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學者們通常將人的心理活動行為結合到財務理論的研究中,并從財務行為發生、變化的內在心理機制以及心理活動的特點和規律入手,探索財務行為與其他經濟現象之間存在的必然聯系,揭示財務現象的本質。

(一)行為財務理論的內涵

摘要：行為概念是刑法中最為基本也是最為重要的概念。文章通過對行為的意義、行為的理論進行闡述和分析，得出我國刑法中行為的科學結論。

關鍵詞：行為行為理論行為概念

犯罪首先是行為，無行為則無犯罪，這是刑法中一個基本的原則，說明行為的概念處于犯罪概念的核心。犯罪論中所有的觀點和理論都圍繞著行為而展開，都是對行為的評價，從而在理論上更為準確、清晰地把握作為犯罪這種行為的共性、個性及其具體特征，而使刑法理論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從實質意義上講，犯罪是侵害、威脅法益的行為，而從犯罪成立的形式意義上講，犯罪是具備構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有責性的行為，所以無論從什么角度，即使從行為人刑法的角度，也不得不強調行為是行為人人格的征表。構成要件符合性的考察對象和考察出發點也只能是行為。總之，行為概念是刑法中最為基本也是最為重要的概念。

一、行為的理論

(一)古典犯罪論中的行為概念

近代刑法中的行為概念是19世紀法律科學逐步發展的產物。在費爾巴哈的刑法理論中，行為仍然沒有成為刑法學獨立研究的對象，而黑格爾由于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下列有關敘述被認為”刑法中行為概念之父”。他指出意志的權利在于人的舉動之中，只有那些可以認定為他的行為，即根據它的目的在明知其前提并故意為之者，才能要求他對此承擔責任，行為只能歸責于意志的過錯。但是黑格爾仍然局限于討論故意的行為，并且仍然是在歸責的意義上使用行為概念。黑格爾學派的刑法學家們將過失納入了刑法中行為的范疇，此后黑格爾的學生貝爾納爾開始主張應當將行為與可罰性區分開來，因此他被稱為近代刑法中行為論的奠基人。

公安機關具有雙重職能，其一是公安刑事司法行為即刑事偵查行為；其二是公安行政行為。刑事偵查行為，是指公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授權而進行的行為；公安行政行為，是指公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以外的法律及法規的規定，進行行政管理的行為。

公安機關的上述雙重職能常常被混淆。這種混淆會導致以罰代刑、濫用刑事偵查權、插手經濟糾紛、借行政訴訟干擾刑事偵查等問題的出現。把握不準會給公安執法實踐造成進退兩難的局面，同時也給法院行政審判對其行為是否受行政訴訟法調整的判斷造成困難。正確界定公安機關的行政行為與偵查行為，非常必要。

一、公安機關的雙重職能是易被混淆的主要原因

公安行政管理行為與偵查行為可由同一公安機關實施。雖然公安機關內部有職能部門如刑警大隊負責刑事偵查，治安大隊負責治安行政管理，但對外行使職權均以公安機關為權利主體機關。兩種行為形式上相同或相近，如行政傳喚與刑事傳喚，行政沒收、扣押財物與刑事扣押物證、追繳贓物等，都是針對人身權和財產權益實施的強制措施，這是易被混淆的首要原因。其次，公安機關行使行政管理權往往是以拘留、罰款、吊銷許可證等為手段，對相對人的違法行為給予糾正及懲戒。如果相對人的違法行為超過一定的限度，觸犯了刑法，行為人就由相對人的身份變成了犯罪嫌疑人，公安機關的職責就由行政機關變成了刑事司法機關。而違法程度的標準很難準確把握，這是公安機關雙重職能易被混淆的客觀原因。再者，有些辦案人員故意混淆這兩種職能，表現為以行政處罰代替刑事偵查，以刑事偵查為名插手經濟糾紛，以刑事偵查為名干擾行政審判，對抗行政判決，這是造成雙重職能混淆的主觀原因。

審判實踐經常出現的另一種現象是，將公安機關對經濟犯罪案件的偵查，認為是越權插手經濟糾紛，以行政判決的方式撤銷刑事偵查中采取的強制措施，從而造成犯罪嫌疑人逃脫刑法的制裁，致使國家、法人或公民的財產遭受損失。究其原因是擴大了行政審判的權限，將刑事偵查行為誤認為是可訴的具體行政行為，屬行政審判權干涉刑事偵查權的行為。

有些公安機關認為行政審判對其拘束力越小越好，有些法院認為行政審判的權限越大越好，這都是違背現行刑事訴訟法及行政訴訟法原理的認識，對依法行政、依法獨立偵查、依法獨立審判、維護法律尊嚴都是一種障礙。

摘要：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促進農村社會和諧、可持續發展背景下，農民就醫已成為當前“三農”問題研究的重點和難點。在閱讀大量文獻的基礎上，本文從就醫模式和特點、就醫過程、影響農村居民就醫行為因素等方面對現有文獻進行梳理，以期對該問題有更深入、系統的認識。

關鍵詞：就醫行為；就醫模式；影響因素；綜述

在美國，從60年代開始，對就醫行為的研究已經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并取得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是在中國，直到90年代，才開始對就醫行為研究。對就醫行為的研究，由于學科背景的不同，研究的角度也不同，但主要是從醫學、經濟學和社會學角度進行的。就社會學對其研究，也包含社會心理學和社會階層等多個角度進行。我國眾多的農村人口和農民所面臨的眾多就醫過程中的問題，使得對農民就醫行為的研究在我國顯得格外重要。

一、就醫行為的理解

患病行為(IllnessBehavior)是當一個人生病時，為了達到確認疾病存在和尋求減輕疾病痛苦的目的而主動采取的行動（Kasl&Cobb，1966）。[1]戴維?麥肯尼克認為：“患病行為是個體以各種方式，對身體征兆作出反應，對體內狀況進行監測，確定和解釋軀體癥狀，尋求疾病原因，采取治療措施和利用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保健資源。”[2]

但是也有學者指出，求醫行為泛指一切處于非健康狀態下的人群為尋求平衡健康狀況而做出的行為。求醫行為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是指任何尋求健康狀況的行為，而狹義的定義是指去專門的醫療機構尋求醫療康復。[3]

行為金融學(behavioralfinance，BF)作為新興的金融學分支與占據金融學統治地位已經有三十年之久的有效市場假說(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EMH)，對金融學的基礎——套利，投資人理性以及自1980年代以來涌現出來的大量異常現象進行了達二十年之長的爭論，雙方此消彼長，加深了人們對金融市場的理解，促進了金融學向更廣更深的方向發展。

一、介紹

在傳統金融學的范式中，“理性”意味著兩個方面：首先，人的信仰是正確的：他們用于預測未知變量未來實現的主觀分布就是那些被抽取實現的分布。其次，給定他們的信仰，在與Savage的主觀期望效用（SEU）概念相一致的意義上，人做出正常可接受的選擇。

BF是一種研究金融市場嶄新方法，至少部分地以對傳統范例面臨的困難做出反應的面貌出現的。廣義上，BF認為通過使用某些人不是完全理性的模型，可以更好的理解某些金融現象。在某些行為金融學模型中，人的信仰不完全正確，大都是因為不恰當的應用貝葉斯法則。在另一些模型中，人的信仰是正確的但做出的選擇通常是有疑問的，與SEU不相容。

BF最大的成功之一是一系列理論文章表明在理性交易者和非理性交易者相互影響的經濟體中，非理性對價格的影響是實質性的和長期的。文獻稱之為“套利限制（limitsofarbitrage）”，這構成了BF的兩大塊之一。（見第二部分）

為了做出清晰的預測，行為模型常需要指定人的非理性形式。人們究竟怎樣誤用貝葉斯法則或偏離SEU呢？在此引導下，行為經濟學家們典型地求助于認知心理學家匯編的大量實驗證據，這些都是關于人們形成信仰時潛在的偏誤，和人們的偏好或給定信仰后怎樣做出決策的。因此心理學構成了BF的第二大塊。（見第三部分）

傳統財務學作為一門較為成熟的理論學科,有其自身較為完善的體系和堅實的理論基礎。它始終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有充分的決策能力來進行有利于自身的決策,經濟主體追求最優決策的價值判斷依據直接構成了傳統財務學尤其是價值管理的理論基礎。在有效市場假設條件下,資本市場的股價即使出現偏離,也是因為信息不對稱和信息接受過程中短時間的差異造成的。但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市場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不能用傳統財務理論解釋的異常現象,因此,充分吸收了現代心理學和行為學理論的一種新的研究理論即行為財務理論隨之興起。該理論不僅突破了傳統財務理論研究的基本框架和研究范圍,而且以人類現實的經濟行為研究和分析傳統財務理論所無法解釋的諸多財務問題。

一、行為財務理論的內涵及研究對象

行為財務理論作為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雖然已經有近30年的發展歷史,但至今還沒有一個為學術界所公認的嚴格定義。在對此問題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學者們通常將人的心理活動行為結合到財務理論的研究中,并從財務行為發生、變化的內在心理機制以及心理活動的特點和規律入手,探索財務行為與其他經濟現象之間存在的必然聯系,揭示財務現象的本質。

(一)行為財務理論的內涵

行為財務理論是將行為科學、心理學和認知科學上的成果運用到金融市場中產生的理論體系,是傳統經濟學、傳統財務學、心理學研究以及決策科學的綜合體。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基于心理學實驗結果,提出投資者決策時的心理特征假設,研究投資者的實際投資決策行為,以及投資者在做出判斷時是怎樣出錯的,或者說是研究投資者在決策或判斷時的系統性偏差。它試圖解釋實證研究結果與傳統財務理論不一致的異常之處。

概括起來,行為財務理論是在不斷放寬甚至放棄傳統財務理論的理性人假設和有效市場假說的基礎上,以人們決策過程中的實際心理特征為變量,研究金融市場異象、資產定價和投資組合等系列問題的一種理論體系。其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幾方面:首先,行為財務理論是將心理學、行為經濟學和財務學相結合的一種邊緣性、交叉性理論體系。它不僅是在行為經濟學理論基礎上延伸發展起來的,是行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而且在決策過程中,還考慮人們的認知、感情、態度等心理特征,兼顧了行為人的信念、偏好及與決策相關的認知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其次,行為財務理論突破了傳統財務理論關于人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的假定的影響,只注重投資決策模型對投資者實際決策行為的影響,更多的強調投資者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第三,行為財務理論以人們實際決策心理為出發點,研究金融市場與傳統財務理論相違背的異常現象和資產定價等問題。

這部分雖然占的比例很小，藥械廣告是藥械經營企業信用體系建設的一部分。但社會影響力大，要環環緊扣、步步為營。同時，要以整治違法藥械廣告指定企業為切入點，將經營企業信用體系建設與食品藥品民生工程相融合，保障轄區人民群眾特別是弱勢群體的用藥用械安全，促進醫藥經濟健康發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整治違法藥械廣告的規章、文件等如同雪片般飄來，近年來。但在縣、市一級媒體，收效并不大，究其原因，大家心里有本明白帳。基層縣這一級的媒體上刊播的此類廣告，大多都是以普通老百姓為形象作證明。這些藥械廣告設計當事人，選擇指定的都是交通區位優越、區域內有一定知名度、影響力的零售藥房，通過高額的利潤空間、單線經營模式進行銷售。面對這些情況，如何規范藥械廣告，筆者認為，從藥品經營企業信用建設入手，可以促進藥械廣告的規范。

從思想意識形態予以重視。工作的開展，首先。認識很重要，要想把違法藥械廣告整治好，必須從思想上加以重視。藥品經營企業主要就是以盈利為目的經營上獲利才是唯一的途徑，按照市場調控，自負盈虧。這樣現實的情況下，會不擇手段來贏得利潤，維持生計。然而，賺錢是其行業特點，但不能丟掉人性、忘掉本質，這樣做絕對不容許，作為行業主管部門也應有一定的責任。做廣告的這些藥械經銷商掌握零售行業特點和業主的思想動機，以提供進店費、營業員工資等為條件進行誘惑，謀取高額回報。藥品經營企業業主同樣是社會成員之一，不能離開組織，同樣需要經常性的教育和學習，如果脫離了組織，脫離了學習、脫離了政策引導，同樣會做出違背人民群眾意愿的事情。幾年來，每半年召集、組織轄區內的藥品經營業主，特別是有藥品類廣告的企業負責人學習培訓活動，邀請醫藥專家、部門領導講解正確用藥知識和經常性的思想教育和學習，正確引導，加強他個人利益與社會效益方面的教育，熟知行業法律法規，增強社會責任感；與此同時，認真傳達、學習新的法律法規知識、規范性文件精神，并將各時段的重點工作進行布置與通報。

將藥械廣告監測工作融入到日常監管之中。廣告監測是一項長期性的工作，其次。需要從日常生活中去留心、發現，并且要號召廣大老百姓提供線索。縣級媒體的廣告藥械類，若不經過藥品零售企業這門檻，很難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如果按照正規的渠道進行操作，加之昂貴的廣告費，各方利潤都很少。根據廣告的監督管理權限，縣級藥監部門只有監測權，沒有處罰權，且要采集好證據，并將收集好的相關證據移交給廣告監管部門，手續繁瑣且慎之又甚，俗話形容“吃里不討好”結果意義不大。為此，依據《縣藥品（連鎖）企業藥品質量安全信用分類暫行辦法》制定了縣廣告藥品指定經營企業信用評比辦法》分為否決項十五項和評分項（百分制）十四項，分別發至轄區各涉廣藥械經營企業，每年年末組織審評。對通過審評企業“aa信用企業”a年度累計并有嚴格的規定，必須實現無否決項的同時評分項90分以上。只有將藥品廣告監測工作與藥品經營企業的gsp跟蹤、日常監管、專項檢查等相結合起來，將日常監管文書、市場稽查文書與企業信用檔案兩檔并一檔，有利于現場評審與檔案核實。與此同時，對未通過信用評審的企業，實行人性化辦法，并不是一罰了之，而是縣局負責組織舉辦為期一周的繼續教育，制定周密的教學課程，讓他系統學習法律法規、藥品零售企業現場操作規范、藥品不良反應知識等，經費由參加學習人員共同承擔。這樣的實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企業也沒有理由不接受，促進了行企和諧發展。

采取約談的形式，第三。規范經營行為。所謂“約談”指對轄區內監測到違法藥品廣告，移交有關部門處理之前，將原藥品廣告劇本攝錄下來，制成光盤或錄音帶，以此為依據，藥品市場監管人員約請當事人面談。對于發放宣傳單、宣傳品等其他手段的藥品廣告，并可能造成較大社會影響的廣告監測人員認為需要約談的也要約談。首先，通知廣告設計當事人、指定經營企業，告知約談的時間、地點和需要提供的資料。其次，約談時須由兩名以上執法人員其中一名單位領導參加，并邀請本單位聘請的部分社會監督員參加。由社會監督員、廣告設計事人、指定企業負責人、廣告監測人員共同觀看其違法藥品廣告錄像，并審核紙質材料，當面指出廣告畫面、配音以及提交材料中具體發現的違規問題，幫助其校正不正規用語和畫面，并向其宣傳有關的法律法規知識，提出限期整改的意見。最后，也要聽取當事人提出自己的觀點和要求，同時，參與觀看人員共同在藥品廣告監測登記表》上簽字。約談程序履行后，市場監管人員依照《藥品廣告審查辦法》繼續進行監測。如果依法進行整改，并消除不良影響，將不予行政處理；反之，對于拒絕履行整改的廣告設計當事人，則執行《安徽省藥品廣告審查辦法實施細則》有關條款。通過約談，系統的給廣告設計當事人一次深刻教育，同時也給了經營企業一次深入學習機會，只有這樣他才充分認識到監管部門是動真格的使廣告設計當事人不得不及時糾正自己的錯誤行為。同時，通過約談形式，也架起了做藥人”與“管藥人”之間溝通的橋梁，凈化了藥品廣告市場，堵住廣告藥品終端銷售違法可乘之機。

市場稽查，逆向取證，有效遏制違法藥械廣告。縣級媒體的廣告品種，其渠道往往由廠方、藥品商、零售企業三方相互勾結與配合，手段非常隱蔽。每個廣告品種在指定的藥房基本上只有幾盒或樣品，經營方式是派員站在藥房門口守侯患者咨詢，如果要購買馬上有人送貨等方式經營，如果有檢查的來，就以顧客身份乘機溜走，從藥房入手很難發現違法行為。面對這樣的新情況，利用他違法廣告上作證明的患者為突破口，找到該患者，將其在使用的藥械進行登記、做好《調查筆錄》再回到指定藥房進行核實,第四。跟蹤追查此批號的規范記錄，這樣的舉措，企業違沒違法，自然就暴露出來。市場稽查中，經常對銷售違法廣告藥品的單位，實行重點監管，跟蹤走訪，增加檢查頻次，對瞞而不報或消極對待的予以從重處理，并將違規行為錄入該企業信用檔案；同時，進行市場稽查抽檢，多批次進行抽檢，從質量上尋找突破，對廣告藥品質量問題同樣錄入不良信用檔案，不但企業受到處罰，還要被折牌。通過這些強有力的措施，扼制藥品廣告泛濫勢頭，經營企業就不會與監管部門較勁和打游擊戰了對再次參與廣告藥品銷售打了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