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上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對焦慮情緒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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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討線上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對抗疫一線護士焦慮情緒的療效。方法：抗疫一線工作存在焦慮情緒的護士66例納入本研究，隨機分為研究組22例，對照組44例；2組均行線上心理健康教育2場，研究組在線上心理健康教育基礎上聯合線上團體認知行為（線上團體認知行為療法）治療8周；分別于干預前、干預4周及8周末采用廣泛性焦慮障礙量表（GAD-7）對2組進行評估。結果：①干預前，2組GAD-7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2組GAD-7評分在時間效應、交互效應上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F時間=224.09，F交互=12.219；P＜0.01），但組間效應差異無統計學意義（F組間=0.393，P＞0.05）。②亞組分析結果顯示：輕度焦慮情緒的護士干預后GAD-7評分在時間效應、交互效應上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F時間=218.394，F交互=4.070；P＜0.05或P＜0.01），在組間效應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F組間=1.943，P＞0.05）；中重度焦慮情緒的護士干預后GAD-7評分在時間效應、組間效應、交互效應上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F時間=98.240，F組間=10.019，F交互=23.348；P＜0.01）。結論：線上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對抗疫一線護士中重以上的焦慮情緒有明顯的治療效果，對輕度焦慮情緒者療效不佳。

關鍵詞：線上團體認知行為治療；新冠肺炎；護士；焦慮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樣的方法，于2020年2月28日至2020年3月10日通過網絡問卷的形式對湖北荊門市第二人民醫院的抗疫一線護士進行調查。調查220人，回收有效問卷220份，有效率100%。廣泛性焦慮（generalizedanxietydisorder，GAD）-7量表評分為（4.08±4.66）分，其中無焦慮132例（60%），輕度焦慮67例（30.5%），中度焦慮8例（3.6%），中重度焦慮9例（4.1%），重度焦慮4例（1.8%）。通過自愿報名的方式，共66例有焦慮情緒的護士于2020年3月20日至5月20日參與了本研究。1.2方法1.2.1分組及干預入組的66例護士先參與心理健康線上教育主題講座2場，之后按照隨機數字表法隨機（1∶2）分為研究組（22例）和對照組（44例）。研究組繼續接受線上團體認知行為療法，對照組無繼續干預。①心理健康線上教育：45min/場。第1次：焦慮抑郁情緒的識別與管理；第2次：新冠肺炎疫情下醫務工作者的心理自助。平臺：釘釘辦公軟件。②線上團體認知行為療法：分2組進行，9例/組；1h/次；1次/周，2組分別于周六和周日每晚19∶00-20∶00進行；干預8周。平臺：釘釘辦公軟件。線上團體認知行為療法干預分為3個階段。第1階段（建立團隊，了解病史）：第1～2周。治療師向大家介紹團體的日程安排，團體治療的規則，目標及預期結果；介紹焦慮情緒常見的干預方式及預后；介紹什么是線上團體認知行為療法及其在焦慮情緒中的作用；引導參與者學會識別自己的情緒，讓患者樹立改變的理念與決心。第2階段（識別自動思維，學習認知重構過程）：第3～6周。學習識別自動思維，掌握負性自動思維的概念及常見的負性自動思維；當產生負性思維時，記錄下與情緒有關的自動思維，學習“對抗思維”和“座右銘”這2種認知重構的技術。第3階段（繼續學習認知重構，為結束干預做準備）：第7～8周。角色扮演和邏輯分析法。在角色扮演中，成員重演事件發生的過程，體驗過去未察覺的情緒，透過語言表達和動作的釋放，使團體成員的內心情感得以釋放。邏輯分析法，包括陳述自己的信念、發現并檢驗自己的證據，制定具體的檢驗計劃并得出自己的結論。幫助小組成員設定合理的目標，平衡自己的生活，學習應對不可控事件，分享自己的成長、收獲、遺憾和顧慮，為彼此之間祝福。1.2.2評價指標分別于干預前、干預4周末、8周末采用GAD-7量表[8]評估受試者2周內的焦慮情緒。總分＜4分為沒有焦慮情緒，5～9分為輕度焦慮，10～13分中度焦慮，14～18分為中重度焦慮，19～21分為重度焦慮。GAD-7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59，提示該量表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1.2.3質量控制①治療師的篩選與培訓。本研究的治療師均有醫學或心理學背景，從事臨床工作5年以上，研究開始前通過釘釘平臺進行8h的干預方案一致性培訓。②研究設計階段，設計問卷時選擇使用已在國內外廣泛應用且信效度良好的研究工具。③資料收集過程，干預前向干預對象說明本研究的目的，使用統一的指導語，不能對研究對象進行引導或暗示；問卷回收時，認真核查，及時請研究對象補充、完善，保證問卷的作答質量。④研究實施階段，實施過程嚴格遵循研究方案，并確保研究者按時對研究對象實施干預，協助者按時收集資料，做好每次干預的記錄，及時總結、反饋。1.3統計學處理采用SPSS25.0軟件處理數據。符合正態分布以及方差齊性的計量資料以（x±s）表示，t檢驗或重復測量方差分析；計數資料以率表示，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最終研究組中完成治療且全程參與2場線上培訓者（參與時長＞90%）18例，對照組全程參與2場線上培訓者（參與時長＞90%）36例。2.12組一般資料比較2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婚姻狀態、疫情中工作時間和參與一線工作的意愿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2.22組干預前后GAD-7評分比較干預前，2組的GAD-7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2組的GAD-7評分的時間效應、交互效應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但組間效應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2組在不同時間點GAD-7評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線上團體認知行為療法對護士的焦慮情緒無明顯療效，見表2。2.32組不同焦慮程度護士的干預前后GAD-7評分比較2.3.1伴有輕度焦慮情緒護士亞組對照組和研究組伴輕度焦慮的護士人數分別為29例和12例。干預前，2組輕度焦慮護士的GAD-7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2組GAD-7評分在時間效應及交互效應上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或P＜0.01），在組間效應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2組輕度焦慮護士不同時間點GAD-7評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線上團體認知行為療法對伴有輕度焦慮情緒的護士無明顯療效，見表3。2.3.2伴中重度焦慮情緒護士亞組對照組和研究組伴輕度焦慮的護士人數分別為7例和6例。干預前，2組中重度焦慮護士的GAD-7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2組GAD-7評分在時間效應、組間效應、交互效應上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干預后，2組中重度焦慮護士不同時間點GAD-7評分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線上團體認知行為療法對伴有中重度焦慮情緒的護士有明顯療效，見表4。

3討論

本研究顯示抗疫一線的護士中40%存在焦慮情緒，不但影響護士的工作效率，如不加以干預可能還會影響護士的心身健康。本研究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緊急心理危機干預指導原則》為藍本，為我院抗疫一線護士提供心理危機干預服務。受疫情影響，面對面的線下治療難以進行，線上團體治療成為一種的新的治療模式開始應用于臨床治療[9]。已有研究證明[10-12]線上認知行為治療在個體治療中對失眠及焦慮情緒有療效。本研究采取線上團體認知行為療法的治療模式，對參與者是一種新的嘗試，對治療師也是一種新的挑戰。本研究發現線上團體認知行為療法對抗疫一線護士焦慮情緒無明顯療效，這與Lin等[13]在針對冠狀動脈心臟病患者的研究中發現結果相反?？紤]到抗疫一線護士的焦慮情緒與新冠肺炎應激事件有關，并且適度的焦慮情緒有助于工作效率提高，病理性焦慮導致工作效率下降，本研究根據焦慮程度的不同繼續進行亞組分析，結果提示伴有輕度焦慮情緒的2組護士經過8周的線上團體認知行為療法后療效不佳。究其原因，焦慮情緒的產生時間與應激事件存在明顯關聯，焦慮情緒持續的時間短，通過單一的線上心理健康知識講座可以緩解護士的焦慮情緒，其且隨著疫情好轉，工作壓力的減輕及護理管理上各種相關政策的實施，其焦慮情緒會得到一定的改善，從而導致線上團體認知行為療法的治療效果可能并不能從中得到體現。但對于中度以上的焦慮情緒，經過8周的線上團體認知行為療法后其焦慮情緒明顯緩解，明顯好于單一的線上心理健康知識講座者。隨著心理健康宣教及疫情的好轉，抗疫一線護士的焦慮情緒會減輕，但聯合線上團體認知行為療法后改善速度及程度均得到明顯的提升。在面對應激事件引起的焦慮情緒處理中，護理管理者可以根據其焦慮情緒的嚴重程度而選擇差異化、個體化干預方案，這樣既有利于節省治療成本，又能提高治療效果。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①線上團體認知行為療法未能與線下結構式團體認知行為進行比較。有研究[14]提示線上治療模式對消極情緒有效，但與線下治療相比并不占有優勢，參與者在未進行面對面訪談的情況下對治療師的信任度不佳，獲得感也差。②本研究的樣本量較小，觀察指標較少，需增加樣本量，豐富觀察指標，繼續驗證其治療效果。③線上治療過程中存在過多不可控制的因素，如網速卡，參與者注意力不集中，環境不能控制，可能對總體療效有影響，在后續研究中需進行關注。

作者：戴立磊 梅海龍 黃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