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商品范文10篇

冷戰的結束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全球化的進程。也使我們可以從這一全球化的角度理解西方與亞洲國家在政治與文化方面的交流與沖突。我們知道，上海在20世紀初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大都市，其繁榮程度可以和巴黎、倫敦、東京相媲美。特別是在在1930年代，我們已經看到了上海十分發達的商業文化和十分成熟的歐洲生活方式論文。這個時期，歐洲唯美主義和頹廢主義觀念在文學領域產生了廣泛影響。

本文討論比爾茲利與海派作家的頹廢藝術觀念，并進一步論述藝術與社會的辯證關系。比爾茲利繪畫的傳播和中國頹廢主義產生不僅僅是一個文學藝術現象。唯美主義者將生活與藝術截然分開，把藝術理解為遠離社會的烏托邦。這種唯美主義思想所掩蓋的是商品文化的發展對于人的審美感性的塑造功能。海派作家對藝術的理解，特別是他們對女性人體的藝術觀賞，是都市生活方式在文藝中的"癥候式"反映。在唯美主義的藝術觀念之中隱藏著物化和商品文化的邏輯，這一點在早期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對頹廢主義以及"為藝術而藝術"觀念的論述中已經有所說明。但是上海都市生活中表現出的審美與資本的對立統一關系具有無意識性質，則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批評應該解釋的問題。本文將對文本無意識進行討論，指出比爾茲利作為無意識"癥候"體現了商品文化對審美的滲透。

一、比爾茲利在中國

英國頹廢派畫家比爾茲利以及他所擔任繪畫編輯的雜志《黃面志》是在1920年代初介紹到中國來的。當時創造社的兩名主將郁達夫和田漢把比爾茲利與其他頹廢派作家如道生、王爾德等等一起介紹給了中國的讀者，不僅展示了他的繪畫作品而且引進了他們具有頹廢意味的唯美主義思想。郁達夫于1923年9月寫了一篇介紹英國頹廢派詩人、藝術家的文章，題為《集中于〈黃面志〉的人物》。郁達夫以西方"世紀末"頹廢思潮為背景介紹了比爾茲利的生平，稱他為"天才畫家"、"空前絕后"，而且"使《黃面志》的身價一時高貴"。郁達夫對于比爾茲利的高度評價引起了文壇的關注。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當事人的葉靈鳳在談到郁達夫這篇文章的影響時回憶到，"早年的我國新文藝愛好者能夠有機會知道這個刊物和王爾德、比亞斯萊等人，乃是由于郁達夫先生的一篇介紹。這篇介紹文是刊在《創造周報》上的。自從他的這篇介紹文發表后，當時的新文藝愛好者才知道外國有這樣的一個文藝刊物和這樣的一些詩人、小說家和畫家。"

圖1《孔雀裙》。《莎樂美》插圖。比爾茲利作。1894。莎樂美的激情體現在大弧度曲線構成的黑色長裙之上。

葉靈鳳的評述顯示出郁達夫在介紹和發揚光大頹廢派文學藝術的功績。其實1909年周作人已經把王爾德介紹給了中國讀者，此后又有薛琪瑛、陳瑕、沈性仁、潘家洵、胡愈之、田漢等人翻譯王爾德的作品。所以在1923年王爾德和唯美主義對中國讀者來說并不陌生，特別是田漢翻譯的《莎樂美》在1923年1月由中華書局出版時附有比爾茲利的16幅插圖，還有原作的封面。因此當時中國讀者已經有幸目睹了比爾茲利的一部分最杰出的作品。所以較早介紹比爾茲利的要推田漢；田漢本人也是這樣認為的。他后來回憶說，"我和亡妻漱瑜創刊了一種名為《南國》的小型周報，……編排、校對都是我們經手，用道林紙精印，第一次介紹了Beardsley的《莎樂美》插畫等。"正是由于田漢，中國讀者在了解比爾茲利的生平和思想之前，已經鑒賞了他的作品。

一、文化商品消費的特殊性

傳統的效用理論認為，效用是對人們滿足程度、幸福或者快樂的度量單位。古典經濟學家假設效用可以準確度量，并且用基數來表示，被稱為基數效用輪。基數效用論的兩個重要內容是：利用邊際效用遞減得到需求定律，不同的人的效用可以比較，加總個人效用可以得到社會福利。在說明邊際效用遞減時，基數效用論舉了很多例子，最常見的就是吃包子：人在饑餓的情況下，吃第一個包子感覺到很滿足，吃第二個包子的時候滿足感降低，吃第三個、第四個的時候滿足感又變更低，到了吃第五個的時候，很可能效用為負，因為這時吃包子的人可能已經很飽了，多吃反而會不舒服。古典經濟學家根據這一假設得出了遞減的邊際效用曲線，并進一步推導出向下傾斜的需求曲線。

但是，這一假設應用在文化商品上卻并不絕對成立。典型文化產品的消費帶給消費者的滿足感很可能是遞增的。例如，人們在第一次聽到某首歌的時候可能并不覺得好聽，但是經過反復收聽之后就可能覺得瑯瑯上口并哼唱起來。這一現象可以由布爾迪厄(Bourdieu)提出的“文化資本”來解釋。所謂“文化資本”，是指欣賞和復制一種或一類文化產品的必要知識。由于“文化資本”的存在，人們的品味（及一般文化）可以內生地變化。此外，網絡經濟理論關于邊際效用遞增的假設也可以用來解釋這一現象。網絡經濟理論認為，網絡消費品的效用會隨著新的消費者的加入而帶來邊際效用的增加。例如，只有一臺電話被使用時無法產生效用，但當同一網絡里的電話越來越多的時候，邊際效用會遞增。我們在消費某種文化商品時，例如看電影，就會發現當收看這部電影的人越多時，看這部電影得到的滿足感也會越大。于是，我們在網上能看到電影公司發起的關于某部電影的討論，很多電影公司也會在自己的網頁上建立了電影論壇。但是，是不是所有文化商品的邊際效用都是遞增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在文化商品中，處于需求層次下端或者知識含量較低的產品的邊際效用仍然是遞減的。對于邊際效用遞增的文化商品來說，其需求曲線向上傾斜，如圖1所示。此外，文化商品的需求還具有隨機性，即消費者對某種文化商品的消費偏好是隨機和無法預測的。二、文化商品供給的特殊性

文化商品的供給更為復雜。對于一般商品來說，供給曲線是向右上方傾斜的，意味著價格與供給量是同方向變化的。而對于文化商品來說，其短期供給曲線也是向上傾斜，長期供給曲線卻可能是平坦的，如圖2所示。對于大部分文化商品來說，其初期投入成本都很大，如電影、電視節目或唱片等，在制作時往往需要投入很大的財力物力，但是一旦被制作出來，再復制的邊際成本卻是固定不變的。另外，文化商品還有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就是其價格是基本上不變的，是非彈性的，而是剛性的。因為文化商品的生產周期很長，但演出周期很短。開始定的價格是策略價格，一旦實行就很難變動。因此，這部分文化商品的長期供給曲線通常來說是平坦的。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對于劇場表演來說，其供給曲線是垂直的。因為對于劇場表演的場地提供商來說，座位數量并不會隨著票價的上升而增加。

此外，文化商品可以根據經濟性質的不同分為以下幾類：私人產品、準私人產品、準公共產品。書籍、雜志、唱片、錄音帶等屬于私人產品，這類文化產品是文化產業中最成熟的商品形式，經大量制作后通過批發、零售渠道銷售到個體消費者手中；而電影、劇場表演、音樂演奏會、現場演奏會等屬于準私人產品，這類產品是在有既定座位數量的表演場所中被消費的，即便是公開的，某人購票入場后仍在效果上排除了另一個可能進入觀賞同一表演的人。廣播電視和電視臺播送的各種節目則屬于準公共產品。文化商品性質的不同決定了其供給方式的不同，而供給方式的不同決定了其產業性質的不同。美國經濟學家皮卡德（RobertG.Picard）將美國的媒介產業劃分為了四種產業。其中，電影、雜志產業介于完全競爭和壟斷競爭之間，錄像帶、唱片、圖書產業大致上屬于壟斷競爭，而無線電視、報紙和有限電視則介于寡頭壟斷和完全壟斷之間。

文化商品在消費過程中也伴隨著對文化商品的再生產，并且這種再生產在信息化時代下被擴大。當一個消費者存在正外部性的消費行為時，會增加其他該產品消費者的消費質量，等同于這個消費者在增加價值。因此，這個消費者也被認為參加了該文化商品的生產。在信息時代，電腦網絡和通信網絡的存在使得消費者參與再生產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赫希（Hirsch）認為文化商品總是被過度地生產出來。

摘要：文化商品，因為其內容與形式的獨特性使其具有了與一般商品不同的經濟特性。本文從經濟學的視角探析了文化商品的特性，并進一步提出了依靠文化產業的發展繁榮文化商品市場的幾點建議。

關鍵詞：文化商品文化產業

一、文化商品及其界定標準。

所謂文化商品,是指用于交換的文化勞動產品或文化勞動服務。我們一般把通過人類精神和物質生產勞動而生產的文化與其載體的結合體,稱為文化勞動產品或文化勞動服務。文化勞動產品一般是以物質作為文化的載體體現的,表現為物態形式,而文化勞動服務則一般是以人的活動作為文化的載體體現的,表現為非物態的活動形式。如電影光盤可認為是一種文化勞動產品,而正在上演的舞臺戲劇對消費者而言,則被認為是一種文化勞動服務。

文化勞動產品和文化勞動服務能否成為文化商品,具有兩條判別標準:第一,精神效用標準。一般物質產品的本質具有物質屬性,主要是滿足人們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的需要。而文化商品的效用主要不是取決于其物質載體的自然屬性,而是決定于其精神或思想內容的屬性;不是取決于對人們物質需求的滿足,而是決定于對人們精神的滿足。雖然有些文化商品具有物質形態,但其物質形態只是人們所需求精神的物質載體,如人們購買光盤,需要的不是光盤本身,而是光盤中所包含的音像內容;人們購買書籍,也不是需要書籍本身的紙張,而是書籍中記錄的內容。總之，作為文化勞動產品的文化商品,可能會有多種效用(包括物用效用),但精神效用卻是文化商品的標志性效用,不具有精神效用或者精神效用不是該商品的最主要效用的商品,決不是文化商品。

第二,交換對象標準。文化勞動產品或文化勞動服務只有在作為人們的交換對象時才能成為文化商品。從勞動價值論來看,文化勞動產品和文化勞動服務本身具有作為等價交換的價值基礎,能夠作為商品進行等價交換。而從現實性來看,當人們以生理與生存為主的物質需求基本得到滿足后,在追求更高水平的物質生活的同時,另一方面也在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生活。正是這種需求領域的發展趨勢,為文化勞動產品和文化勞動服務奠定了現實的市場基礎,從而使文化勞動產品和文化勞動服務成為文化商品由可能變成了現實。

一、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表現特征

從總體情況來看，宋代處于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其主導性的經濟模式仍然是自然經濟，而處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經濟卻獲得長足的發展，呈現空前興旺的態勢，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區域的政治中心，長期實行“坊市制”，將坊與市分隔開來。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區和行政管理單位，市是交易場所。市場管理極為嚴格，周圍有高墻環繞，營業時間以市場大門的關閉為準。一般日落市門就關閉，交易時間受到限制，極不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由于唐末五代戰亂，“坊市制”被破壞，宋初雖有所恢復，但無法重現舊貌。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東京開封的商業活動開始出現“侵街”的觀象①。太平興國五年（980年），臨街擺攤，坊中開鋪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打破了舊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時間和區域的限制。朝廷對這種現象雖然干預過，但屢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兩次試圖恢復坊市制，都終歸失敗。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認可這一事實，干脆將坊墻和市墻統統推倒，宣告舊的坊市制徹底崩潰。商店與作坊臨街而立，坊與市合為一體，標志著近代城市的雛型已出現。當時的東京開封已是“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所謂花陣酒池，香山藥海。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以萬數。”②可想見其商業繁榮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雛型的出現，進一步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當時的東京開封已廢除了傳統的“宵禁”法令，商品貿易已沒有時間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現。據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記載：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種，在潘樓街，“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物、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③東京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必然波及全國各地。當時，南方城鎮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筍紛紛涌現。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年）全國有鎮市近2000個，而南方諸路就有1300多個。這些新興的商業鎮市已改變了舊的州郡規格和性質，由區域的單一政治中心變為政治、經濟雙重中心。這類本設于城鎮之外的草市，隨著“坊市合一”的歷史進程也逐漸融于都市之中。許多市民為交易方便，便遷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為新的商業城市。

坊郭戶籍的出現是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與鄉村在戶籍上沒有多少差別，也沒有“坊郭戶”這一專用名稱。北宋時期，城市商品經濟快速發展，市民階層空前壯大。據周寶珠先生考證，北宋崇寧時（1102—1106年）東京開封約有十三萬多戶（不含屬縣），總人口當在一百五十萬左右。④而吳濤認為當時東京主客戶合計應是二十六萬余戶。⑤可見當時東京開封城市居民的數量之龐大，它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劇增，戶籍管理遇到新的問題。宋太宗幾次下詔整理戶籍，都未解決戶籍混亂的問題。因為當時無不動產的人口（客戶）太多，不容易注冊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員外郎苗稹與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從戶部尚書馮拯之請也。”⑥宋真宗依準戶部尚書馮拯之奏請，委派苗稹為欽差，與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陽進行坊郭戶列籍定等的試點，然后推廣于全國。當時全國大約共有坊郭戶九十八萬戶，人口約五百萬之眾。⑦這些坊郭戶被單獨列籍，按財產多少分為十等。坊郭戶就是今天所謂的城鎮戶口，它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它的出現，不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經濟呈現出繁榮之勢，而且標志著市民階層的正式形成，在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切發展了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與鄉村分裂為基礎。”⑧坊郭戶籍的建立，將城市與鄉村分離開來了，進一步地促進了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商品交換的分工。

同業行會組織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經濟發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會又稱“行團”，簡稱為“行”或“團”。每一個行會都有“行首”或“團首”，一般推舉行會中經濟實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會160多個，南宋行業分工更細，行會更多。有的改稱為“市”、“作分”。后不斷合并，其組織越來越大，在商務活動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行會可以根據市場行情變化來重新規定統一的價格；能夠保護本地區商業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搶占本地市場；能夠調節行會成員與官府的關系，在應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賦稅的問題上，盡可能地保護本行團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國經濟史學家湯普遜所說：“行會控制資本并管理勞動；它們支配生產分配；它們規定價格與工資。但在它們的組織里，也有著一種社會的影響。行會的目的部分是社會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行會是城市商人和手工業者因共同的職業和利益而組合成的一種社會群體。它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又在商品經濟發展中產生影響、發揮作用。

摘要：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呈現出三個重要表現特征：坊市合一、坊郭戶籍的建立和同業行會的形成。商品意識在城市社會中迅速滋長和蔓延，并向社會文化生活領域滲透。文學藝術也開始了商品化的進程，許多文藝作品成為文化消費品，由此導致了社會的價值觀和審美觀的變化。

關鍵詞：宋代；商品經濟；文化藝術；商品化；價值觀；審美觀

一、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表現特征

從總體情況來看，宋代處于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其主導性的經濟模式仍然是自然經濟，而處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經濟卻獲得長足的發展，呈現空前興旺的態勢，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區域的政治中心，長期實行“坊市制”，將坊與市分隔開來。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區和行政管理單位，市是交易場所。市場管理極為嚴格，周圍有高墻環繞，營業時間以市場大門的關閉為準。一般日落市門就關閉，交易時間受到限制，極不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由于唐末五代戰亂，“坊市制”被破壞，宋初雖有所恢復，但無法重現舊貌。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東京開封的商業活動開始出現“侵街”的觀象①。太平興國五年（980年），臨街擺攤，坊中開鋪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打破了舊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時間和區域的限制。朝廷對這種現象雖然干預過，但屢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兩次試圖恢復坊市制，都終歸失敗。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認可這一事實，干脆將坊墻和市墻統統推倒，宣告舊的坊市制徹底崩潰。商店與作坊臨街而立，坊與市合為一體，標志著近代城市的雛型已出現。當時的東京開封已是“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所謂花陣酒池，香山藥海。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以萬數。”②可想見其商業繁榮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雛型的出現，進一步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當時的東京開封已廢除了傳統的“宵禁”法令，商品貿易已沒有時間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現。據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記載：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種，在潘樓街，“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物、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③東京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必然波及全國各地。當時，南方城鎮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筍紛紛涌現。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年）全國有鎮市近2000個，而南方諸路就有1300多個。這些新興的商業鎮市已改變了舊的州郡規格和性質，由區域的單一政治中心變為政治、經濟雙重中心。這類本設于城鎮之外的草市，隨著“坊市合一”的歷史進程也逐漸融于都市之中。許多市民為交易方便，便遷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為新的商業城市。

坊郭戶籍的出現是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與鄉村在戶籍上沒有多少差別，也沒有“坊郭戶”這一專用名稱。北宋時期，城市商品經濟快速發展，市民階層空前壯大。據周寶珠先生考證，北宋崇寧時（1102—1106年）東京開封約有十三萬多戶（不含屬縣），總人口當在一百五十萬左右。④而吳濤認為當時東京主客戶合計應是二十六萬余戶。⑤可見當時東京開封城市居民的數量之龐大，它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劇增，戶籍管理遇到新的問題。宋太宗幾次下詔整理戶籍，都未解決戶籍混亂的問題。因為當時無不動產的人口（客戶）太多，不容易注冊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員外郎苗稹與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從戶部尚書馮拯之請也。”⑥宋真宗依準戶部尚書馮拯之奏請，委派苗稹為欽差，與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陽進行坊郭戶列籍定等的試點，然后推廣于全國。當時全國大約共有坊郭戶九十八萬戶，人口約五百萬之眾。⑦這些坊郭戶被單獨列籍，按財產多少分為十等。坊郭戶就是今天所謂的城鎮戶口，它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它的出現，不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經濟呈現出繁榮之勢，而且標志著市民階層的正式形成，在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切發展了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與鄉村分裂為基礎。”⑧坊郭戶籍的建立，將城市與鄉村分離開來了，進一步地促進了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商品交換的分工。

摘要：文化商品，因為其內容與形式的獨特性使其具有了與一般商品不同的經濟特性。本文從經濟學的視角探析了文化商品的特性，并進一步提出了依靠文化產業的發展繁榮文化商品市場的幾點建議。

關鍵詞：文化商品文化產業

一、文化商品及其界定標準。

所謂文化商品,是指用于交換的文化勞動產品或文化勞動服務。我們一般把通過人類精神和物質生產勞動而生產的文化與其載體的結合體,稱為文化勞動產品或文化勞動服務。文化勞動產品一般是以物質作為文化的載體體現的,表現為物態形式,而文化勞動服務則一般是以人的活動作為文化的載體體現的,表現為非物態的活動形式。如電影光盤可認為是一種文化勞動產品,而正在上演的舞臺戲劇對消費者而言,則被認為是一種文化勞動服務。

文化勞動產品和文化勞動服務能否成為文化商品,具有兩條判別標準:第一,精神效用標準。一般物質產品的本質具有物質屬性,主要是滿足人們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的需要。而文化商品的效用主要不是取決于其物質載體的自然屬性,而是決定于其精神或思想內容的屬性;不是取決于對人們物質需求的滿足,而是決定于對人們精神的滿足。雖然有些文化商品具有物質形態,但其物質形態只是人們所需求精神的物質載體,如人們購買光盤,需要的不是光盤本身,而是光盤中所包含的音像內容;人們購買書籍,也不是需要書籍本身的紙張,而是書籍中記錄的內容。總之，作為文化勞動產品的文化商品,可能會有多種效用(包括物用效用),但精神效用卻是文化商品的標志性效用,不具有精神效用或者精神效用不是該商品的最主要效用的商品,決不是文化商品。

第二,交換對象標準。文化勞動產品或文化勞動服務只有在作為人們的交換對象時才能成為文化商品。從勞動價值論來看,文化勞動產品和文化勞動服務本身具有作為等價交換的價值基礎,能夠作為商品進行等價交換。而從現實性來看,當人們以生理與生存為主的物質需求基本得到滿足后,在追求更高水平的物質生活的同時,另一方面也在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生活。正是這種需求領域的發展趨勢,為文化勞動產品和文化勞動服務奠定了現實的市場基礎,從而使文化勞動產品和文化勞動服務成為文化商品由可能變成了現實。

摘要：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人們生活品質的提升，對商品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不僅要保證商品質量符合相關規定，還要提高商品包裝設計的科學性，這就需要商品包裝設計人員可以全面分析消費者的心理需求，并且積極應用中國傳統文化，提高商品包裝設計質量，增強商品包裝的設計效果，為其后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關鍵詞：商品包裝設計；中國傳統文化；應用措施

在對商品包裝設計的過程中，相關設計人員必須要樹立正確的設計理念，積極應用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提高商品包裝設計質量的同時，可以增強商品包裝的應用價值，保證能夠提高商品包裝設計的經濟效益，使其向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一、商品包裝設計概括

在商品包裝設計過程中，相關設計人員必須要全面遵循商品包裝設計原則，并且掌握商品包裝設計元素的構成技能，以便于提高商品包裝設計質量與效率，達到良好的設計效果。在對商品包裝進行設計的過程中，相關設計人員必須要遵循的原則包括：首先，商品包裝設計要符合我國的國情，從宏觀角度上講，商品包裝設計人員要全面分析我國資源條件、政治情況與居民文化水平等之后開展設計工作，保證可以提高設計質量。其次，商品設計人員要全面考慮到消費者的審美需求，這就需要相關設計人員可以積極了解我國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設計出符合大眾審美需求的商品包裝圖片，同時，還要根據對人們經濟能力的分析，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最后，商品包裝設計人員除了要考慮到美化商品外觀之外，還要重視商品包裝價值，從促銷角度分析設計工作，保證可以獲取一定的經濟回報，提高其經濟效益。只要商品包裝設計人員遵循這幾點設計原則，就可以有效開展設計工作，并且發揮商品包裝在商品銷售中的優勢，使其向著更好的方向發展。在商品銷售過程中，包裝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視覺吸引力與銷售力，在對其進行美化之后，不僅可以提高商品的知名度，還能有效提高商品的經濟效益，達到良好的銷售效果。商品包裝是商品的“推銷員”，在對其進行構造與設計過程中，可以有效向群眾傳達商品的信息。在商品包裝設計人員執行工作期間，必須要保證商品包裝的經濟性，促進其受眾效果得到提升1。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審美水平不斷提升，對商品包裝設計也越來越重視，然而，很多商品包裝設計人員開始應用西方的設計元素開展設計工作，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應用減少，導致商品包裝設計出現西方化現象。這就需要商品包裝設計人員可以在設計中應用中國傳統文化，在提高中國傳統文化應用效率與應用質量的情況下，為人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保證可以發揮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2。

二、商品包裝設計中中國傳統文化的應用措施

一、湘西地區旅游商品設計的現狀分析

隨著旅游開發的逐步深入，經營者已經開始意識到旅游商品開發設計的重要性，并陸續加大了在這方面的人力物力投入。但在湘西地區旅游商品的開發過程中，依然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對旅游商品的價值認識依然局限、不足，缺乏文化元素的融入。旅游商品的設計生產大多來樣加工和粗劣加工，而且市場上更多的是外來產品的待售，缺乏本土特色、文化內涵；政府部門、當地居民和旅游企業決策者們對旅游文化資源的價值認識不全面、不統一；產品開發中忽視地域文化的內涵發掘及賦予，產品設計拓展手法更多的流于表面形式等。這都直接導致旅游商品的開發形式單一、內容單調、生命力不強。其次，在旅游商品的開發過程中，不注重消費者的感受，消費者參與程度和心理認同度不高。當代旅游者的消費心理已日趨成熟，那些傳統的純粹旁觀式旅游商品形式正在失去魅力，旅游者不滿足于被動的觀光游覽、購物，他們渴望在旅游觀光、購物過程中獲得更大程度文化感悟、民俗認知及參與。再次，旅游商品的營銷力度不夠，地方政府和旅游企業缺乏品牌意識。認為旅游商品僅僅是一件有價格產品，而非一種有價值的民族文化資源的實物體現和旅游特色、品牌的推廣媒介。在旅游商品定位、塑造、提升、推廣和保護等各個方面，既沒有較強的工作力度，又沒有統一的戰略，影響了本地區旅游商品的市場形象。最后，宣傳力度較弱，手段單一。地方政府和旅游企業通常在宣傳的過程中追求短期銷售效果，卻忽視了整體形象的塑造，其各自為戰、惡性競爭，缺乏統一的協調和規劃。這種情形下，再好的旅游商品也難以獲得消費者的認可，何談市場上暢銷和高附加值。

二、湘西特色民族文化資源在旅游商品設計中的應用實踐

湘西傳統文化以自然經濟為基礎，在現代化歷史進程中，商品經濟的介入必然導致民族文化的現代轉型。引導民族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有兩個主要途徑：一是擴大文化交流的程度；二是進行民族文化創新。創新是文化發展的源泉和靈魂，傳統民族文化是傳承的主要對象，如何處理好傳承和吸納的關系，創建出嶄新的適應現代化發展的新的文化體系，這是我們當前的主要任務。

1.創意思維——將文化資源變成適合于產品創意設計的元素集群，以點帶面、以“物”顯“文”地域文化是一種個性，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感染力和號召力，特別是當這種文化具備某種符號特征。對地域文化進行規模化利用，為設計注入文化天賦與基因，讓設計不可復制，讓文化演化為實質的競爭力，是文化創意產品設計建立穩固基礎并且走強的法寶。在湘西特色旅游商品設計中，如何去把握這種“文化基因”的引入和應用呢？本人認為，首先，必須完成“文化資源”到“設計元素”的蛻變，要依照產品開發主線確定元素的提取對象，“對象”必須是清晰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其次，圈定可用的設計元素“點”或“群”，通過設計思考對這些“點”“群”進行內涵上的深度挖掘，將它升華為文化元素的典型代表，以確保目標消費群體足夠的心理認同；最后，找準適合元素表現的產品表現形式，以及與設計生產配套的特色材料、工藝、技法等，讓產品設計具體化。

2.創意手法——將文化“先天基因”的獨特融入產品設計，使其具備不可替代性和核心競爭力侗、苗作為湘西最主要的少數名族代表，其文化、歷史悠久，民族文化特色顯著。對其特色旅游商品的設計開發，重點就是要理清侗、苗民族典型特色文化元素的構成體系，提煉和分析出最能反映侗苗、民族文化特征的顯性元素，通過現代設計原理進行設計元素的轉換，然后再用到產品設計實踐中去。案例一：《侗•情——茶具設計》（如圖1）。在湘西侗族地區流傳著這樣幾句俗語：“侗族有三寶——侗歌、鼓樓和花橋”；“有寨必有門，有河必有橋”；“蘆笙歌舞侗家年，風雨橋上合攏宴”；“吃百家飯，聯百家心、驅百種邪、成百樣事！”前兩句反映出“花橋”作為侗民族典型建筑樣式，具備凸顯民族文化特色的顯性特征；后兩句則反映出來“花橋”所蘊含的民族文化內涵及精神實質，即“人性”“和諧”與“分享”！這正與中國傳統的“茶道文化”精髓不謀而合。因此設計的基本路徑為：侗族文化元素——建筑——花橋（風雨橋）——功能作用——合攏宴的內涵及意義——“和諧”“人性”“分享”——通過陶瓷茶具的設計予以表現。

【摘要】本文首先闡述了長白山區域旅游紀念品市場的現狀，然后分析了長白山區域特色文化旅游紀念品市場存在的問題，最后針對上述問題依據市場營銷4P理論從旅游商品、旅游商品定價、旅游商品促銷和旅游商品營銷渠道4個方面提出了相應的解決對策。

【關鍵詞】長白山區域;特色文化;旅游商品營銷

長白山作為國家5A級旅游景區，近年來旅游業獲得了蓬勃發展，但是長白山特色文化旅游商品市場與旅游業的發展極不協調。作為長白山特色資源重要載體的特色文化旅游商品目前存在諸多問題，嚴重阻礙了長白山區域旅游業的發展。

一、長白山區域文化旅游商品市場現狀

通過市場調查發現長白山區域旅游商品除了土特產品外主要是玉石、玻璃、瑪瑙材質的首飾，桃木、杏木雕琢的辟邪小掛件，俄羅斯套娃和韓國的工藝品，根雕、木刻、樹皮樹葉粘貼畫和浮石盆景，旅游紀念章、長白山紀念郵票、名信片、印有長白山圖案的背心、手帕、關于長白山的書籍、音像制品等。這些旅游商品中基本沒有體現長白山特色民俗文化的旅游紀念品，因此有必要研究長白山區域特色文化旅游商品。

二、長白山區域文化旅游商品市場存在的問題

在旅游業蓬勃發展的今天，旅游商品的重要性得到了業內外人們的高度關注，旅游商品作為旅游的伴生物也長盛不衰。但，商品并非只要擺上景點的銷售臺就一定能成為暢銷的旅游商品。因為一種商品能否成為旅游商品，其中有許多的奧妙。作為經營者，無疑是把經濟效益放在了第一位；作為消費者的旅游者，在作出購買決策的時候無疑要經過了審慎的挑選。挑選的標準無非是：特色、內涵、價值、便攜性等。則，旅游商品本身必須符合旅游消費者心理才可以稱得上是真真正正的旅游商品。這里，我們只來探討旅游商品的歷史文化資源內涵。

1、旅游商品與歷史文化

我國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的文明古國，許多工藝品都擁有悠久的歷史，包含了先民豐富的智慧和精神，歷史文化內涵極為豐厚。現今的旅游商品涉及范圍很廣，衣食住用無所不包，幾乎涉及所有商品門類并擁有很廣的外延，充滿了歷史文化內涵。如我國四大名硯——黃河澄泥硯、廣東端硯、安徽的歙硯和甘肅的洮硯，不論器形、圖案還是制作工藝都有美麗的傳說，尤其是端硯更與中國歷史上杰出的文官、鐵面無私的包公拉上了關系，使其身價倍增，盡管當今人們更多使用電腦和鍵盤來書寫，四大名硯依然是不可多得的珍品，旅游商品的典型代表。歷史文化內涵對于旅游商品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再如江蘇宜興紫砂壺，和中國源遠流長的茶文化素有不解之緣，紫砂壺的工藝成就和作為茶具的優越性使其成為旅游商品中的上上之品，馳名中外。還有，素稱中國傳統工藝品三絕的北京景泰藍、福建脫胎漆器、江西景德鎮瓷器又何嘗不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內涵呢？單就景德鎮瓷器而言，從宋至今，聲名遠播，歷時經久、工藝精湛，蘊含了無數能工巧匠的智慧和血汗，是中華民族獻給全人類的一份厚禮。反過來說，假如某種商品缺乏歷史文化內涵，純粹現代科技的產品，流水線上走下來的物什，對于旅游者來說能有多大的吸引力是不成為問題的。可以說，具有生命力的旅游商品必然不能缺少歷史文化內涵。

2、富于歷史文化內涵是河南旅游商品的特色

眾所周知，河南是中國文化的腹心，河南文化當仁不讓的就是中國文化的正根，中國許多的文化事象都與河南有著莫大的關系。河南旅游商品的最大特色無疑就是歷史文化內涵的厚重。河南傳統的旅游商品，如開封汴繡和木版年畫、南陽玉器、鈞瓷等都起源久遠、工藝精湛，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開封汴繡源于北宋宮廷，木板年畫起于號稱中國四大名鎮之一的朱仙鎮，年畫本身又契合了中國的年歲節慶和趨吉避兇的普遍文化心理。南陽獨山以產玉聞名，南陽玉器與中國古代玉文化和中國“君子比德于玉”的尚玉傳統息息相關，自古有“黃金有價玉無價”之說。鈞瓷來自北宋的五大官窯制瓷工藝，“入窯一色，出窯千彩”的窯變控制技術體現了我國先民的超人智慧和不懈的進取精神。河南旅游商品除傳統的陶瓷、刺繡、玉器、剪紙、年畫、澄泥硯、奇石以及山貨土特產以外，麥秸畫、紅色旅游商品、高檔工藝品、青銅仿真器、泥塑等近兩年的新的工藝形式的產品也成為中的“創新大軍”。但這些新興的旅游商品都未能完全離開河南歷史文化，起碼如濮陽麥秸稈畫、固始編織、安陽洛陽的青銅器仿制等工藝制作就有傳統工藝揮之不去的身影。洛陽的旅游商品“洛陽鏟”雖說是古代盜墓賊的發明，卻也是包含了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畢竟洛陽北邙是古代富貴之家擇穴下葬的“風水寶地”。純手工制作的旅游商品如淮陽泥泥狗，五彩斑斕、造型夸張而形象出奇，制作古樸，價格不高但蘊含豐富，已有數千年歷史，據說起源于太昊伏羲與女媧造人的傳說，更是遠古生殖崇拜的遺存，甚至今日太昊陵周邊還有以泥泥狗求子的習俗。即便是土特產品如四大懷藥、新鄭紅棗等，也和我國歷史文化中人們重視機體營養、注重養生保健的民族偏好有關，而且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勤勞質樸和農耕的文化傳統。河南旅游商品許多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文人才子、學者名流的記載或傳說，更增添了其人文底蘊。

3、挖掘河南旅游商品歷史文化內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