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范文10篇

從20世紀70年代起至90年代末，歐美技術哲學研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F.拉普(FriedrichRapp)、C.米切姆(CarlMitcham)、T.杜爾賓(T.Durbin)、F.費雷(FrederickFerre)、C.皮特(JosephC.Pitt)、D.伊戴(DonIhde)、H.林克(HansLenk)等一批技術哲學家的倡導和帶領下，技術哲學的研究工作日益深入到各個學科領域。自1975年美洲成立哲學與技術學會（簡稱SPT）20余年來，歐美技術哲學研究出現一些新的特征，技術哲學在21世紀的發展趨向也初露端倪。這里，我們謹就25年來歐美技術哲學的有關研究概況、存在的問題及未來的研究趨勢做一粗淺探討。

一、1975-2000年歐美技術哲學研究概況

早在20世紀60年代歐洲大陸就成立了現象學與存在哲學學會（SocietyforPhenomenologyandExistentialPhilosophy，1962年；簡稱SPEP），此后不久女權主義者成立了女性哲學學會（SocietyforWomeninPhilosophy，簡稱SWP），幾乎同時，哲學與技術學會的雛型也已形成。1975年SPT在北美正式成立，前任副主席費雷認為，這是美國從事技術哲學研究的確切起點[1]。皮特認為SPT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對技術哲學領域做出了貢獻，使技術哲學的研究工作與以往大不相同”，“它為這個領域的學者們提供了一個合法的講壇”[2]。SPT幾乎每年都發起兩次國際會議，出版有關系列叢書，其論文是從大量的稿件中篩選出來的。SPT還創辦了一個新的電子學期刊(Technē)，這使得來自于世界各地的學者會聚一堂，促進了彼此間的交流，加強了學術研究，并明確了此領域的研究核心及方向。因此皮特認為，“這些都是(SPT)好的方面”，“通過各種各樣的嘗試，使技術哲學的工作得以質的提高”。[3]

米切姆在回顧技術哲學的發展概況時，對技術哲學的工程主義和人文主義之爭進行了評論。他在《技術思考》（1994年）中對此做了詳細的討論[4]，并在《超技術哲學評述》（1995年）中再一次做了分析。他指出，工程技術哲學(EPT)以技術思想和活動作為全人類思想和活動的范式，并試圖以技術術語來闡釋所有的非技術的思想和活動；人文主義技術哲學(HPT)則相反，認為技術思想和活動只是人類思想和活動的一個方面和層面，應該尋求把技術限定在一個更寬泛的框架之內[5]。

的確，在一百多年前，當工程師試圖對他們自身的工作進行哲學思考并賦予工程技術工作以普遍意義的時候，技術哲學作為一種自我意識活動開始出現。一些工程技術哲學專家，諸如卡普(E.Kapp)、莫澤(S.Moser)、邦奇(M.Bunge)、佩特羅斯基(H.Petroski)，不但從普遍意義上對其自身的工作進行思考，把技術看作是不同于科學的存在，從而在認識論、形而上學、倫理上的和政治上對技術進行分析，而且，他們還成功地反擊了由劉易斯·芒福斯、馬丁·海德格爾、雅克·埃呂爾等哲學家提出的人文主義技術批判。因此，米切姆承認，在工程主義的技術哲學精神鼓舞下，工程的應用哲學，尤其是工程的應用倫理學，呈現出一派繁榮。目前，工程技術哲學的這種繁榮景象，在生物倫理學、環境倫理學、工程倫理學、計算機倫理學等相關領域十分明顯[6]。

費雷是較早的一位研究“技術與價值”的技術哲學家。自1975年即SPT成立時起，費雷便與技術哲學結下了不解之緣，而實際上，早在60年代他就已產生了進入技術哲學領域的動機。后來，在普度大學，他開設了“技術與價值”的課程，研究產生環境危機的根源。他提出兩個觀點：第一，“技術必定是由人類價值（喜愛、害怕、希望等等）所促進產生的”；第二，“技術依賴于人類的知識”。于是，“在人類與地球之間最為脆弱的臨界點上——我發現了基本價值與基本知識之間的實際應用——宗教和科學潛在的知識領域——對環境影響產生了極大的沖擊”[7]。

摘要：近年來,我國企業在頻頻遭遇反傾銷調查的同時,反傾銷應訴也連連失利，這與歐美等西方國家的反傾銷規則中帶有的歧視性無不相關。歐美等西方國家對我國歧視性條款主要集中在非市場經濟地位、替代國制度、正常價值計算、統一稅率規定、舉證責任等5個方面。

關鍵詞：西方國家反傾銷規則歧視表現

一、“非市場經濟地位”認定的歧視性

所謂“市場經濟地位”概念，是一個主要針對企業而非國家的反傾銷和補貼條款。在企業面對反傾銷調查時，可以通過證明其公司完全按照市場機制運營，來避免歧視性待遇。中國以“非市場經濟國家”身份加入WTO，是中國入世談判的一個遺留問題。當時中國旨在打破中美入世談判的僵局，在“入世”的時間上做出了相當大的讓步。即中國同意在入世后的15年內，美國可以繼續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從而維持入世前相對不利的反傾銷機制，即第三國的替代制度。

根據2003年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所研究表明，中國市場經濟程度超過了市場經濟臨界水平，當然應被視為市場經濟國家，盡管她正處在轉型和成長期。然而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仍視我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原則上將“替代國”制度適用于我國出口產品；雖然歐盟已明確將我國列為“有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國家”，但我國出口企業必須申請并通過苛刻的審查，才能獲得“市場經濟地位”，所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傾銷幅度易被高估、傾銷判定容易成立，從而使我國企業遭受不公平待遇。

二、“替代國制度”的歧視性

內容摘要：通常認為反規避是反傾銷的重要延伸和發展，然而反規避在一些國家的立法和實踐中也被運用于防止規避反補貼稅。美國采取了淡化防止反傾銷規避和防止反補貼規避差異的立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和方便之處，但也存在不少問題。我國在進行相關立法時必須結合SCM和ADA的要求，汲取美國的經驗和教訓，妥善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反傾銷，反補貼，反規避

一、反規避問題的由來

反規避(anti-circumvention)問題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中后期歐共體針對“改錐案”(screwdriver)的立法。為了給制止規避行為以明確的法律依據，歐共體1761/87號條例中首次直接規定了反規避條款，開創了對反傾銷的規避行為直接以原反傾銷令征收反傾銷稅的先河。隨著出口商規避行為方式的翻新，歐共體反規避立法的內容也隨之不斷完善，不僅在2423/88號條例中制定了專門的、較為全面的反規避條款，其后的2193/92號條例、3283/94、384/96號條例還對此做了進一步發展。目前，歐盟反規避立法的最新發展反映在461/2004號條例之中，新條例對384/96號條例作了很多實質性的修改，使現行歐共體的反傾銷法具有更透明性和可操作性。

按照歐盟461/2004號條例的規定，原來規定的簡單組裝等規避方式擴大到了以下幾種具體的規避方式：在不改變涉案產品基本特征的情況下，使產品歸入不同的海關稅號，從而避免適用反傾銷措施；通過第三國轉運至歐共體；涉案出口商之間或生產商之間改變銷售渠道或銷售模式，從而通過低稅率的出口商來出口高稅率的生產商或出口商的產品。總之，新條例不僅強調了規避行為發生時，無論相關進口產品是被統一征收反傾銷稅，還是享受個別關稅待遇，都必須受反規避條款的約束，而且對發生于共同體之外的規避行為的處理，以及授予豁免的程序規則都進行了發展完善。

美國對出口商規避反傾銷稅的行為也是早有戒意，其反規避立法的前期實踐源自于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ITC)擴大反傾銷稅令適用范圍的空前舉措。此后，隨著出口商規避反傾銷稅令行為方式的變化以及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美國的反規避立法也日趨完善。目前，美國反規避立法的有關規定主要集中在《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OmnibusTradeandCompetitivenessActof1988，以下簡稱OTCA)第1319節、1320節、1321節、1323節、1326節和1327節，1994年《烏拉圭回合協定法》(UruguayRoundAgreementsAct，以下簡稱URAA)230(a)、以及按照OTCA和URAA修訂的美國《1930年關稅法》第780節、第781節等相關條款之中。上述內容集中反映在統一編纂的《美國法典》(UnitedStatesCodeu.s.c)第19章第1677節。

19世紀末，古典芭蕾舞開始走向衰落，一成不變的動作傳統和陳規陋習使舞了鮮活的氣息和崇高的品味。人們也急欲打破中世紀以來對人體的束縛，無論是思想觀念上，還是行為規范，都需要一場革命來應和解放身體與追求自由的呼聲。在工業革命帶來的喧囂中，藝術家們熱衷于回歸自然，田園和古代文化，去尋找一種感性的真實和人性的力量。伊莎多拉．鄧肯的出現，掀起了20世紀一場波瀾壯闊的人體文化的復興。她拋卻了緊身胸衣和芭蕾舞鞋，穿上了圖尼克衫，赤足而舞，從大自然和古希臘文動的靈感。

她提出的“反芭蕾”的口號和靈魂肉體高度結合的宣言，是與當時人們內在需求和時代精神相一致的，鄧肯對自然的憧憬，是自然情感對社會習慣的勝利，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精神。如果說鄧肯是不自覺、本能地反叛了芭蕾傳統，帶來了一場舞蹈革命，那么當德國的瑪麗．魏格曼、美國的瑪莎．格萊姆、多麗絲．韓芙麗出現時，她們就是在自覺地、有意識地創造和建立一種新的秩序。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舞，不僅僅作為一種身體的復興運動，而是一種全新的藝術形式與觀點，它是以產生新的動作體系和動作理論，并逐漸成熟為標志，以人類精神的觀照為初衷，創造一種個性化、時代化的，以身體動作認知世界、表達情感的方式。舞者們穿著日常生活的裝束走出了劇場，在湖面、樓頂、街邊、美術館等熟悉的生活景象中創造出“陌生”的視覺環境和聽覺氛圍,同時也反映了當代舞者放松的心態與人格。后現代舞蹈的冷漠、躁亂，卻越來越真實地貼近了生活。德國現代舞不象美國那樣舞派繁多，隨心所欲，而是保留了內省的特質和思考的習慣。這種表現主義的舞蹈風格汲及到美國，對美國的現代舞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60年代，皮娜．鮑希的“舞蹈劇場”的出現，使德國現代舞內省張力達到一個高峰?！拔璧竸觥辈皇且环N風格，而是一種精神狀態，正如她自己所說“令我感興趣的不是人們的動作，而是動作的內涵。”不受羈絆的動作語匯冷靜地表述了真實的人性，使德國現代舞更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保持了永不落伍的姿態。20世紀是人類身體全面覺醒的世紀?，F代舞從反芭蕾的自由的動作，到情感動機中挖掘動作，到純動作的實踐，到生活化動作的大量參與，歸還給人民，成為生活的舞蹈，扮演著一個喚醒身體的使者，而當工業文明對人的身體、心靈重新構成了抑制的無形桎梏時，現代舞成為了一種人的內在需要，它高度地宏揚了個體生命，人們可以用自己的身體，完成表現的權力、傾述的愿望，感受自我的存在。

從現代舞的欣賞角度來說，適合采取寬容的心態，這也許是針對所有現、當代藝術的一種欣賞姿態。實驗性的離經叛道，嚴肅主題的沉重費解，會象一次過火的行為藝術和沒有標點的小說一樣令人難以接受。寬容，可以會容納一些偽藝術，但是寬容可以讓人們嘗試去接受和理解一個陌生人、一種新的形式。在現代舞中，觀眾可以領略新鮮怪異的動作形式的沖擊、快感，可以在動作與聽覺、視覺環境的關系中發現特殊的意識，可以大聲咳嗽、提前退場、現代舞讓你憤怒、快樂、感動、惡心，就是不能讓你無動于衷。請做出你的反應，你的動作。這里談及的現代舞是以歐美兩大發源地為主要對象，而現代舞的發展一直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日本的“舞踏”、朝鮮、中國的“新舞蹈”、以色列、澳洲、非洲等獨具特色的現代舞在此都無法一一囊括，但有一點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民族和國家的現代舞的存活、發展、壯大最終都是在自己的生活、時代、文化中，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身體語言和表達方式。目前當代舞的概念正在逐漸代替現代舞，當代舞比現代舞在時間上和舞種上有更大的寬容度，更加平易近人。現代舞已成為一種固有風格，新一代舞者需要叛逆、法”，現代舞者地都發現了“易”中蘊藏的現代舞審美標準之真義，“變”即是“常”，變化是生存之道，是保持新鮮的秘訣，不斷地拋棄一些已有的東西，才能實現自我的超越?，F代舞在中國有著寬泛的定義和曲折的發展過程。如前所述，吳曉邦、戴愛蓮、賈作光等新舞蹈藝術的先驅們在自身的舞蹈啟蒙教育中，都曾尊名師學習過地道的西方現代舞。在他（她）們的藝術實踐中，葆有與現代舞相通的自由與創新的理念，同時更強烈的追求舞蹈的民族性與時代精神。其中，吳曉邦“和著時代的脈搏跳舞”的至理名言和以《義勇軍進行曲》《游擊隊員之歌》《饑火》等為代表的“20世紀經典”之作，應視為“中國現代舞”的珍貴精神財富。

50年代末～60年代初，吳曉邦創建了《天馬舞蹈藝術工作室》，系統的推行他所創建的——源于現代舞——的教學體系，為走出一條“中國現代舞”的路子，進行了多方面的創作實踐。這一時期的作品有：從古曲中獲得靈感，追求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十面埋伏》《梅花三弄》《平沙落雁》……；也有取材于現實生活的《牧童識字》《足球舞》《花蝴蝶》……等。他的藝術信念依舊，但上述作品的影響卻不及他抗戰時期的那些舞蹈。后來，隨著“天馬工作室”的中斷，現代舞在中國的探索勢漸衰微。

中國現代舞重新崛起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而日益發展。初期的一批被群眾稱之為現代舞的作品如：《希望》《無聲的歌》《再見吧，媽媽》《刑場上的婚禮》《割不斷的琴弦》等。從構思到語言模式的突破方面，都具有明顯的創新意識和較大的沖擊力。但是除了《希望》之外，大部分作品的表現手法仍未脫離具象化地反映具體事件中的具體人物。顯然，這并非嚴格意義的現代舞。此后，上海胡嘉祿推出自己的系列作品《理想的呼喚》《繩波》《血沉》《對弈隨想曲》《彼岸》《獨白》……從作品的創意到表現形式——語言栽體，似乎可以感覺到編導正向著他心目中的“現代舞”靠近。

在知識膨脹、網絡速遞的今天,各大高校從事外國文學教學的人員遇到的問題越來越繁復、棘手。譬如,學生不愿意花費大量精力閱讀文本,怎么辦?教師簡單地以多媒體教學模式取代傳統教學模式,可取嗎?外國文學作品質高量多,而許多學校的課時不斷縮水,教師們按照時代與國別為序的方式詳細地講解,可行嗎?傳統講授外國文學基本上把重點放在20世紀之前的歐美文學方面,那么20世紀以來的文學,到底怎么取舍?在不斷模糊高校師范生與非師范生的界限時,外國文學教學又應該承擔什么責任?說到底,就是我們該怎么迎接課程變革、時代挑戰的問題。我們認為,面對教學、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的現狀,每位教師都應按照自己學科的特性,結合個人的所長,積極行動起來,不斷優化教學資源,為社會輸送優質人才。本文主要就外國文學的講授內容、閱讀文本的選擇、講授方式諸方面進行論述。

一、強化“兩頭”授課內容,加強彼此內在聯系

就目前的教學現狀來看,各大高校都在根據新要求調整教學內容與授課時間。隨著新的課程的不斷加入,教育部門要求各教學具體實施單位擠壓原有的授課時間,為新課程保駕護航。同時,我們也不應忽視,原先每節課50分鐘,現在減少為40分鐘。這就要求教師們在授課內容上做出相應的取舍。在授課內容方面,教師“教什么”,這是首先必須明確的問題。我們認為,應該重視“兩頭”,一頭是古希臘羅馬文學,另一頭是20世紀西方文學。體系完整,具有神人同形同性、人情美、人性美的古希臘神話不僅是古希臘藝術的寶庫和土壤、歐洲文藝復興的重要源泉,而且也以神話原型的力量影響著后世歐美文學。古希臘神話原型屬于世俗神話原型,包括女性神話原型、男性神話原型、英雄原型、漂流原型、尋找原型、父子沖突原型、母子沖突原型、兩性沖突原型等,形成了西方文學的母題。

施教者惟有讓初涉西方文學的學生領略到她的博大精深與絢麗多姿,才有可能產生濃厚的興趣,也才有可能靜下心來去閱讀、玩味、鑒賞、評論她,并把西方文化中合理、優秀的部分轉化為自己的內在養分。因此,一般學者對重點解讀古希臘羅馬文學部分大致沒有異議。但對于20世紀的西方文學,傳統的中國學界,還存在一些成見。他們認為,從文本生成的角度來看,還沒經過長時間的檢驗,不適宜簡單地下結論。例如,意識形態濃、哲理成分重的某些作品,還有一些遵從官方意志的遵命文學,的確下結論略嫌倉促。這部分作品多半是20世紀冷戰以后東西方陣營對壘的結果,既有某些人對某一利益集團的愚忠,又有某些人的階級或種屬的偏見,原因種種,不一而足,歷史上學術界把這部分作品調子定得太高,這顯然需要重新審視。對于20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學術界的看法相對一致,我們所熟知的英、美、法、德和蘇聯的現實主義文學,精彩紛呈,大家如云,這是人類文學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分歧最大的主要是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作品,諸如意識流小說、表現主義小說與戲劇、超現實主義詩歌、荒誕派戲劇、新小說以及正在產生的新的文學作品等等。對于這些在技巧上刻意求新求變的先鋒實驗性作品,有些老教師還有所保守,不知該如何進行講授,畢竟,20世紀的文本與文論都過于龐雜了。他們的擔心也有道理,因為輕易講授在學術界尚無定論的東西給學生,似乎顯得不夠尊重學術,也對學生不大負責。文學是任何一個時代都不可小覷的“晴雨表”。通過文學,我們可以了解那個時代。作為時代的一面鏡子,文學以獨特的方式記錄時代的變遷和社會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浮塵起落與心路歷程。因此,作為21世紀的研究者,我們更應當以一種自覺的意識來關注社會與每一個個體。更何況,隨著許多中國家庭單位人口的減少,人們的審美需求也發生了變化。此外,我們也不能忽視每一個個體的時間與空間被社會多層級的分割與壓縮,真正屬于我們的自由時空少之又少。事實上,工業化程度越高,社會個體的自由度就越小,這時候人們就只有退守到心靈深處,用自己的方式去守護理想的燈塔、洗滌自己的傷口,進行自我療救。

而這一切,我們可以在西方現代作品中找到,把那里作為我們心靈的棲居地。除了“兩頭”之外,中世紀文學、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古典主義文學、啟蒙文學與19世紀文學都不應偏廢。為了讓學生具有一個文學史的全局觀念,講授者不僅要在時空布局上對文學思潮、作家作品進行整合,更重要的是要樹立“文學是人學”的觀念,以人本、人文、人道、人性為發展主線,挖掘“人的魅力”。我們在梳理文學的整體發展脈絡的同時,要強調文學的審美功效(包括教化功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每個時代、每個個體精神向上的努力就是人類走向至真至善至美過程。當然,對于擁有優質資源的學校,又可以別開生面,或以文明史的不同進程將全球納入自己的視野,進行各國之間的文化對話,或以專題形式(譬如英雄主義、婦女命運、流浪漢小說、戰爭題材作品、愛情作品等)授課,而不是按照國別史的序列進行授課。這樣學生學習后就會有一個更加系統的了解,更能夠從宏觀上把握外國文學,更有充盈感、堅實感和系統性。

一、希臘神話中的遵循自然

希臘神話是歐美文學的源頭，它的好多做法對歐美文學的發展具有開創、引領的作用。所以我們在這里探討回歸自然的思想當然不能不從它的源頭說起。大家知道，在希臘神話里，古希臘人創造了各種各樣的“神”，而在這些形態各異的“神”的身上，既傾注了他們豐富的情感，同時也充分反映出他們渴望了解自然以及對自然現象作出合理解釋的強烈愿望。但是對于當時那些知識和智力都極其有限的原始初民們來說，要對變幻莫測的大自然作出解釋，談何容易，他們甚至對物的興衰和人的生死，都一片茫然，于是他們便不斷地幻想，不斷地沉思，終于在他們的腦海里浮現出了美妙的神話。只是需要指出的是，他們的想象不是一點沒有道理而不著邊際，而是他們也在以“此”推“彼”，企圖以人類自身的經驗尋找出大自然的規律，于是便有了最起碼在他們看來是“合理”的解釋。在他們的想象中，宇宙萬物都與人一樣有著生命，而且都在冥冥之中被一種神秘莫測的力量主宰著，而這種神秘的力量在他們看來那就是“神”。

這就是他們的思路，即“神”盡管神奇，法力無邊，無所不能，但他們必定也與人一樣有來處，有習性，有情感。于是在他們創造的神話中，便有了這樣的描述，即一切皆從混沌開始，然后，混沌生了地神該亞，然后衍生出黑暗和光明、白天和黑夜以及天空、海洋、冥界等等。再之后蒼穹之神烏拉諾斯和大地之神該亞結合，成為世界的主宰。他們一共生下了六男六女，即十二泰坦巨神。這樣一來，世間萬物便各歸其主，各有其屬，而且還各行其責。你看，宙斯掌管天，波塞冬掌管海洋，哈得斯則掌管著冥界，而太陽神阿波羅、智慧女神雅典娜、愛神阿弗洛狄忒以及農神、火神、月神、家神等等，都分別掌管著世間各種各樣的事務，于是便事無大小，不論巨細，都“冤有頭債有主”，顯示出了大自然的一片秩序。在這樣的一種構想中直讓你感到不論世界有多大，有多復雜，總會有一個或幾個“神”在統領著，絕對不會無序。而且特別有意思的是在神話中古希臘人還將這些神完全“人格化”，把他們描述得不僅有計謀，而且有情欲，甚至有小心眼兒，比如天父宙斯就經常下界追逐引誘凡間女子，而他的妻子赫拉則如同一個妒忌心極強的女人不斷迫害她的情敵。當然，既然是“神”，就必定與“人”有區別，這就是長生不老、可隨意變形，而且各具特殊本領和巨大威力，其好惡態度對下界人類的生殺禍福起著決定作用。總之，我們讀希臘神話，可以感到古希臘人處處都在探尋世間萬物的奧秘，他們千方百計地要找到每一種事物的“對應物”，而且極力想找到它們的來龍去脈。這種“前因后果”的推導的思路，是完全照著我們常說的“自然規律”在走，它充分反映出古希臘人遵循自然、描畫自然、展現自然，最終熱愛自然的情感和思維定律。正因為源頭就與自然密不可分，所以這才有了后面的“回歸”自然。

二、中世紀的違反自然

公元5世紀至14世紀，是歐美文學史上被稱作中世紀的一個時期。在這一時期里，它不僅“時間最長，成就最差”，而且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也顯得“暗無天日”，讓人不愿回顧。原因就在于在這段時間里，歐美文學完全被宗教神學所統治，與當時所有的事情一樣，違背了自然規律。在中世紀，基督教是整個歐洲占據絕對統治地位的思想，作為當時歐洲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基督教在當時的作用主要是被統治階級用來麻醉民眾。我們知道基督教文化的本質特征是對上帝的崇拜，在這種崇拜中，它宣揚世間萬物由上帝創造，引導人們對上帝的絕對服從?；浇探塘x認為，人生來就是有罪的，人生在世根本談不到實現所謂的“現世價值”，而是為了贖罪，為了死后靈魂進天堂。這即所謂的“原罪意識”。應該講，在基督教文化里，絕對包含著對人的理性和道德倫理的追求，絕對包含著對人性的執著提升的意義，否則她是絕對不會成為日后西方人普遍信奉的東西的。然而在當時，在統治階級和反動教會的作祟之下，她被完全“反動”了，這就是統治階級利用人們對上帝的服從，利用這種“原罪意識”把他們的意志說成是上帝的意志，讓人們實行禁欲，甘愿接受他們的奴役。

很顯然，正是在統治階級和反動教會的這種作祟之下，基督教被用來實行神權統治，其結果就是禁欲主義盛行，人的天性受到大大的抑制甚至是封殺，長期發展起來的那種張揚人性的希臘羅馬文化被視為異端邪說，科學文化也被當作了神學的奴婢，所以她本身一些積極或正面的東西被掩蓋了起來。作為文學，在整個中世紀都是以教會文學為主流。它一味地宣傳宗教教義，鼓吹禁欲主義和來世思想，完全淪為了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所以說到底，中世紀文學是違反自然的，是反人性的。它為人們迷失自我崇拜神權起了推波助瀾甚至主導的作用。從這一點看，不能不說是文學的一個悲哀。

一、時代的進步

歐美現代文學的文化折射在歷史上，“批判現實主義”曾雄霸文壇，其武器就是所謂的“理性主義”。理性主義對現實的批判并非很成功，首先，現實社會的文明發展并沒有滿足人們的理想，兩次世界大戰摧毀了人類的許多美夢，人們并沒有因此使自己成為世界和自己的主人;其次，隨著科學技術手段的更新，人們發現原來以為自己已經認識了的，其實遠未曾被認識。在哲學方面，本體論傳統格局的突破，理論興趣從傳統的科學實證主義滑向東方式的神秘主義;在高能物理中，主客體界限模糊了，由此產生了薩特的辯證理性的主客體關系新說及其闡解式的文學作品;過去長期處于一種潛科學狀態的心理學也開始有了揭開面紗的機會。而意識流及純心理分析流派的作品正是這種現象在文學上的反映，心理學對人們潛意識的探索發掘，精神分析以及“泛性論”的出現，又引出了對所謂倫理學非道德化傾向的爭論。

二、英雄的無奈

歐美現代文學的文化轉捩“水仙子”，希臘神話中的美少年，沉迷于欣賞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以至落水求之，化身為水仙。人們長期堅信，世上存在更具有價值的東西，直到有一日，突然發現終身追求的只不過是虛幻之物，因而轉顧對自身的愛憐。這時的自戀自憐傾向真正成為一個問題，成為一種文化現象。整個現代主義文學，撇開其他方面，在涉及人和人的命運時，其實不外乎描寫人如何成了“水仙子”，然后再思考是如何墮落到這種地步的。在荷馬筆下，奧德賽英武絕倫。這種英雄性格產生的基礎，乃是那個社會對其男性力量的需求以及對其力量輻射所產生影響的認可。當遠征歸來，見到妻子被人糾纏，他可以面不改色地殺無赦，而不必承擔任何后果。

此后，歷代社會又相繼對人的精神力量產生過需求，哲人、宗教領袖、政治家等各種權威陸續登上英雄的寶座。一直到現代派文學產生之前，這些英雄形象始終占統治地位，成為生命價值的體現物。然而，到了現代派作家詹姆斯·喬埃斯筆下，奧德賽成了布魯姆，成了都柏林街頭的小行商，傳統的英雄形象變形了。最新鮮，最具有象征性意義的是他們對同樣處境的不同處理。布魯姆回家后，明知妻子毛麗對他不忠，當發現妻子和勃倫在家中幽會時，他不僅沒有惡向膽邊生，怒殺什么人，甚至連理論一番的勇氣也沒有。和奧德賽借賽西顯示自己的男子味大相徑庭的是，布魯姆逛窯子，原來只是為了證明自己挺樂意被毛麗所耍弄。布魯姆的“墮落”只是現代社會特有的一種無可奈何。在大工業面前，男人的機體力量無足輕重;在嚴密制度化的社會組織當中，男人的進取精神也變得微不足道。于是，布魯姆對妻子及其情人的任何舉動，首先要考慮承擔的法律后果，其次又考慮諸如婚姻制度、女權運動等等。他不僅沒有可能沖動，甚至連基本的反應都失去了。布魯姆受到的壓力是雙重的，除了角色改變產生的失落感，還存在對舊角色的雙重心理期待。其中既有來自他對象的，也有來自他本身的。在當時，這是整個現代社會的一個文學化了的真實寫照。

三、藝術的世界

摘要：通常認為反規避是反傾銷的重要延伸和發展，然而反規避在一些國家的立法和實踐中也被運用于防止規避反補貼稅。美國采取了淡化防止反傾銷規避和防止反補貼規避差異的立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和方便之處，但也存在不少問題。我國在進行相關立法時必須結合SCM和ADA的要求，汲取美國的經驗和教訓，妥善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反傾銷，反補貼，反規避

一、反規避問題的由來

反規避(anti-circumvention)問題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中后期歐共體針對“改錐案”(screwdriver)的立法。為了給制止規避行為以明確的法律依據，歐共體1761/87號條例中首次直接規定了反規避條款，開創了對反傾銷的規避行為直接以原反傾銷令征收反傾銷稅的先河。隨著出口商規避行為方式的翻新，歐共體反規避立法的內容也隨之不斷完善，不僅在2423/88號條例中制定了專門的、較為全面的反規避條款，其后的2193/92號條例、3283/94、384/96號條例還對此做了進一步發展。目前，歐盟反規避立法的最新發展反映在461/2004號條例之中，新條例對384/96號條例作了很多實質性的修改，使現行歐共體的反傾銷法具有更透明性和可操作性。

按照歐盟461/2004號條例的規定，原來規定的簡單組裝等規避方式擴大到了以下幾種具體的規避方式：在不改變涉案產品基本特征的情況下，使產品歸入不同的海關稅號，從而避免適用反傾銷措施；通過第三國轉運至歐共體；涉案出口商之間或生產商之間改變銷售渠道或銷售模式，從而通過低稅率的出口商來出口高稅率的生產商或出口商的產品?？傊?，新條例不僅強調了規避行為發生時，無論相關進口產品是被統一征收反傾銷稅，還是享受個別關稅待遇，都必須受反規避條款的約束，而且對發生于共同體之外的規避行為的處理，以及授予豁免的程序規則都進行了發展完善。

美國對出口商規避反傾銷稅的行為也是早有戒意，其反規避立法的前期實踐源自于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ITC)擴大反傾銷稅令適用范圍的空前舉措。此后，隨著出口商規避反傾銷稅令行為方式的變化以及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美國的反規避立法也日趨完善。目前，美國反規避立法的有關規定主要集中在《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OmnibusTradeandCompetitivenessActof1988，以下簡稱OTCA)第1319節、1320節、1321節、1323節、1326節和1327節，1994年《烏拉圭回合協定法》(UruguayRoundAgreementsAct，以下簡稱URAA)230(a)、以及按照OTCA和URAA修訂的美國《1930年關稅法》第780節、第781節等相關條款之中。上述內容集中反映在統一編纂的《美國法典》(UnitedStatesCodeu.s.c)第19章第1677節。

一、當下歐美媒介政策演進的動因分析

1.新的傳播技術突破了舊有傳播政策范式的管理邊界

規制往往只能跟隨技術的變遷，而非預測或者影響其運行，這已經在實踐中得以證明。對新媒介的規制，因為很難預料其后果，政策的滯后成為慣例。而且因為新媒體誕生所衍生的復雜爭議也會使得對新傳播技術的管理成為政治、經濟、文化場域斗爭的核心。

在數字電視成為沖擊全球媒介政策的主要技術標準之前，傳播政策范式的轉變就因有線電視、衛星電視等當日的新媒體技術產生巨大的規制難度。特別是有線電視，它的傳播特性已經極大挑戰了電視傳播和通訊傳播早前的壁壘分明。而業務中涉及的信號載波、版權交叉等問題最后讓FCC決定對有線電視進行管理。在這個問題上出現過數次反復，皆很好地體現了新的傳播技術對政策走向的影響。

目前傳播技術數字化突破了媒介的邊界，單純用廣播電視、通訊這樣的分界線已經很難歸類具有交互功能的廣播服務、以廣播形式或具視頻元素的通信服務，這對規制的沖擊更加巨大也更難把握。

2.市場邏輯的入侵以及政府對產業融合的關切導致經濟福利權重上升

摘要：通常認為反規避是反傾銷的重要延伸和發展，然而反規避在一些國家的立法和實踐中也被運用于防止規避反補貼稅。美國采取了淡化防止反傾銷規避和防止反補貼規避差異的立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和方便之處，但也存在不少問題。我國在進行相關立法時必須結合SCM和ADA的要求，汲取美國的經驗和教訓，妥善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反傾銷，反補貼，反規避

一、反規避問題的由來

反規避(anti-circumvention)問題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中后期歐共體針對“改錐案”(screwdriver)的立法。為了給制止規避行為以明確的法律依據，歐共體1761/87號條例中首次直接規定了反規避條款，開創了對反傾銷的規避行為直接以原反傾銷令征收反傾銷稅的先河。隨著出口商規避行為方式的翻新，歐共體反規避立法的內容也隨之不斷完善，不僅在2423/88號條例中制定了專門的、較為全面的反規避條款，其后的2193/92號條例、3283/94、384/96號條例還對此做了進一步發展。目前，歐盟反規避立法的最新發展反映在461/2004號條例之中，新條例對384/96號條例作了很多實質性的修改，使現行歐共體的反傾銷法具有更透明性和可操作性。

按照歐盟461/2004號條例的規定，原來規定的簡單組裝等規避方式擴大到了以下幾種具體的規避方式：在不改變涉案產品基本特征的情況下，使產品歸入不同的海關稅號，從而避免適用反傾銷措施；通過第三國轉運至歐共體；涉案出口商之間或生產商之間改變銷售渠道或銷售模式，從而通過低稅率的出口商來出口高稅率的生產商或出口商的產品。總之，新條例不僅強調了規避行為發生時，無論相關進口產品是被統一征收反傾銷稅，還是享受個別關稅待遇，都必須受反規避條款的約束，而且對發生于共同體之外的規避行為的處理，以及授予豁免的程序規則都進行了發展完善。

美國對出口商規避反傾銷稅的行為也是早有戒意，其反規避立法的前期實踐源自于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ITC)擴大反傾銷稅令適用范圍的空前舉措。此后，隨著出口商規避反傾銷稅令行為方式的變化以及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美國的反規避立法也日趨完善。目前，美國反規避立法的有關規定主要集中在《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OmnibusTradeandCompetitivenessActof1988，以下簡稱OTCA)第1319節、1320節、1321節、1323節、1326節和1327節，1994年《烏拉圭回合協定法》(UruguayRoundAgreementsAct，以下簡稱URAA)230(a)、以及按照OTCA和URAA修訂的美國《1930年關稅法》第780節、第781節等相關條款之中。上述內容集中反映在統一編纂的《美國法典》(UnitedStatesCodeu.s.c)第19章第1677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