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技術哲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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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世紀70年代起至90年代末，歐美技術哲學研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F.拉普(FriedrichRapp)、C.米切姆(CarlMitcham)、T.杜爾賓(T.Durbin)、F.費雷(FrederickFerre)、C.皮特(JosephC.Pitt)、D.伊戴(DonIhde)、H.林克(HansLenk)等一批技術哲學家的倡導和帶領下，技術哲學的研究工作日益深入到各個學科領域。自1975年美洲成立哲學與技術學會（簡稱SPT）20余年來，歐美技術哲學研究出現一些新的特征，技術哲學在21世紀的發展趨向也初露端倪。這里，我們謹就25年來歐美技術哲學的有關研究概況、存在的問題及未來的研究趨勢做一粗淺探討。

一、1975-2000年歐美技術哲學研究概況

早在20世紀60年代歐洲大陸就成立了現象學與存在哲學學會（SocietyforPhenomenologyandExistentialPhilosophy，1962年；簡稱SPEP），此后不久女權主義者成立了女性哲學學會（SocietyforWomeninPhilosophy，簡稱SWP），幾乎同時，哲學與技術學會的雛型也已形成。1975年SPT在北美正式成立，前任副主席費雷認為，這是美國從事技術哲學研究的確切起點[1]。皮特認為SPT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對技術哲學領域做出了貢獻，使技術哲學的研究工作與以往大不相同”，“它為這個領域的學者們提供了一個合法的講壇”[2]。SPT幾乎每年都發起兩次國際會議，出版有關系列叢書，其論文是從大量的稿件中篩選出來的。SPT還創辦了一個新的電子學期刊(Technē)，這使得來自于世界各地的學者會聚一堂，促進了彼此間的交流，加強了學術研究，并明確了此領域的研究核心及方向。因此皮特認為，“這些都是(SPT)好的方面”，“通過各種各樣的嘗試，使技術哲學的工作得以質的提高”。[3]

米切姆在回顧技術哲學的發展概況時，對技術哲學的工程主義和人文主義之爭進行了評論。他在《技術思考》（1994年）中對此做了詳細的討論[4]，并在《超技術哲學評述》（1995年）中再一次做了分析。他指出，工程技術哲學(EPT)以技術思想和活動作為全人類思想和活動的范式，并試圖以技術術語來闡釋所有的非技術的思想和活動；人文主義技術哲學(HPT)則相反，認為技術思想和活動只是人類思想和活動的一個方面和層面，應該尋求把技術限定在一個更寬泛的框架之內[5]。

的確，在一百多年前，當工程師試圖對他們自身的工作進行哲學思考并賦予工程技術工作以普遍意義的時候，技術哲學作為一種自我意識活動開始出現。一些工程技術哲學專家，諸如卡普(E.Kapp)、莫澤(S.Moser)、邦奇(M.Bunge)、佩特羅斯基(H.Petroski)，不但從普遍意義上對其自身的工作進行思考，把技術看作是不同于科學的存在，從而在認識論、形而上學、倫理上的和政治上對技術進行分析，而且，他們還成功地反擊了由劉易斯·芒福斯、馬丁·海德格爾、雅克·埃呂爾等哲學家提出的人文主義技術批判。因此，米切姆承認，在工程主義的技術哲學精神鼓舞下，工程的應用哲學，尤其是工程的應用倫理學，呈現出一派繁榮。目前，工程技術哲學的這種繁榮景象，在生物倫理學、環境倫理學、工程倫理學、計算機倫理學等相關領域十分明顯[6]。

費雷是較早的一位研究“技術與價值”的技術哲學家。自1975年即SPT成立時起，費雷便與技術哲學結下了不解之緣，而實際上，早在60年代他就已產生了進入技術哲學領域的動機。后來，在普度大學，他開設了“技術與價值”的課程，研究產生環境危機的根源。他提出兩個觀點：第一，“技術必定是由人類價值（喜愛、害怕、希望等等）所促進產生的”；第二，“技術依賴于人類的知識”。于是，“在人類與地球之間最為脆弱的臨界點上——我發現了基本價值與基本知識之間的實際應用——宗教和科學潛在的知識領域——對環境影響產生了極大的沖擊”[7]。

唐·伊戴在《1975-1995年間的技術哲學》一文中，回顧了技術哲學的進展與變遷。他認為，與歐洲大陸的SPEP及SWP相比，SPT的發展是相對較緩的。SPEP的規模在90年代已擴大了4倍，擁有1400人；這一學派的理論代表人物已完成更替，現在的領導者大都比最初的創始人年輕。類似的變化，也發生在SWP之中，它聲稱擁有2000人，其中包括持各種觀點的女權主義者。而SPT則無法與之同日而語，它不足300名人員，而大部分領導者仍是80年代初的面孔。總之，伊戴認為，SPT雖歷經20余年的發展，“卻仍然沒有與那些資歷比他老一些的組織進行接軌”；在研究領域方面，歐洲大陸的SPEP和SWP學派有著更寬泛的研究視野，而SPT所關注的范圍則比SPEP和SWP要狹窄得多[8]。

弗里德里奇·拉普在分析歐洲大陸20年來技術哲學發展時，認為德國的技術哲學的討論中心，主要集中在整體哲學上。雖然技術哲學仍然屬于一個邊緣領域，但人們對它的興趣正日漸濃厚，尤其是高等學校和學術團體是在一個漸進的過程中接受并認可了它。拉普認為，20年來，德國的技術哲學在其本質上并沒有發生變化，只是目前它比前20年復雜多了。造成這種多樣性的原因，是因為近年來這一領域的許多出版物并非是有關技術哲學的專著，這也正是德國在這一領域呈現的一種技術哲學研究多元化的傾向。與此同時，與之相關的邊緣領域——諸如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大多是傾向于實踐方向的非理性的、非思辨性的領域——則是開放的。比如，羅普(G.Ropohl)曾運用理論體系方法研究技術，試圖在哲學與社會學的鴻溝之間架起一座橋梁；為此，他提出了能夠引導技術創新的社會——歷史進程的理論體系，以期建立一種成熟的并能加以控制的技術創新發展方法[9]。

也許是由于理性主義傳統的影響，技術哲學在法國沿著與德國完全不同的道路發展。在法國沒有惟一的標準的解釋，有的是一種寬泛的研究方法，從整體上說，一種更為積極的對待技術的態度引導了一種更為樂觀的技術哲學。西蒙頓(Simondon)贊成把現代技術與文化相結合。莫斯科維西(Moscovici)則擴展了馬克思的觀點和思想，認為不是技術體系而是勞動發明，即一種方法論傾向的創造活動，是現代技術的本質。而埃呂爾則仍然持一種悲觀的態度，認為是技術變化中所有蘊含在其中的力量，導致了人類的異化和對自然的破壞[10]。

對于技術哲學在最近的25年中是否取得了進步這一問題，杜爾賓在《技術哲學取得的進步：相對視角的分析》一文中進行了系統地回顧和總結。他認為，“技術哲學的確取得了進步，但它是有限的”[11]。在2000年發表的《世紀末25年的SPT：我們已經做了什么》一文中，他又總結到：“像科學進步一樣，也存在著哲學的進步，并且這是建立在其它學科基礎之上取得的哲學進步”，但同時，他也承認，“衡量這種學術進步的標準受到了質疑”[12]。

但不論怎樣，有一點是明顯的，即歐美技術哲學25年來的發展，無論是在研究方法上還是在研究領域上，各有其不同表現及特點。當然，從不同中也可發現一些共性。比如，在研究方法上，歐美技術哲學呈現出由單一性研究向多元性研究轉向的趨勢；從研究的領域看，歐美技術哲學大都把視野轉向了某些新興的學科領域，也就是說，技術哲學近來形成的某些特定領域，正在向學術團體討論的中心集中，這些新領域包括生態學、技術全球化、信息技術、人工智能、多媒體、醫療技術、基因工程等。歐美技術哲學家堅信，“如果啟開新視野對這些主題進行考察，就一定會產生特定的有待哲學來回答的哲學問題”[13]。

二、歐美技術哲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在分享歐美技術哲學研究成果的同時，我們也不能不發現困擾著歐美技術哲學的一些問題：

1.技術哲學需要統一標準、統一范式

從20世紀70年代起至今，技術哲學依然沒有形成統一的標準和統一范式。與許多技術哲學家一樣，皮特對這一問題有著清醒的認識和強烈的感受。這里統一的標準是指從事學術研究所必需的共同的始點，“比如科學哲學，其統一性可能始于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也可能始于卡爾納普的《科學的統一》，而就現代跨學科領域中的科學研究而言，以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為統一始點。而對于技術哲學來說則沒有這樣的始點”，皮特認為，技術哲學尚沒有我們一致認為可以或能夠必讀的東西，“即使有一些可讀，但我們卻不能同意其提出的基本原則”[14]。

當然也有為滿足這種統一標準的要求而試圖做出嘗試的，或為彌補這一空缺而去創造某一事物。海德格爾的《技術的追問》一書就被認為如此。但皮特認為這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一種時髦、一種崇拜物，而不是一篇重要的哲學文章。他解釋說，“拒絕海德格爾作為合法的統一標準的候選人，原因就在于其不可理解的文章。但是拒絕海德格爾作為統一標準并不是拒絕現象學作為一個合法的哲學方法；如果被睿智而善于表達的實踐者加以運用的話，它可能有助于我們理解圍繞技術而產生一系列的哲學問題，就像在唐·伊戴的作品中所體現的那樣。雖然如此，我仍然為哲學思考中缺乏統一的‘我的’范式而對這些討論困惑不解”。但皮特也注意到，新近有一些作品在技術哲學領域做了嚴肅而認真的探討和嘗試，比如“米切姆的早期作品是一個，杜爾賓的手冊是另一個。但是不得不向兩位作者表示歉意的是，盡管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盡管他們的作品是上乘的，也是有用的，但他們卻仍然沒能取得作為統一標準的地位”。為此，皮特表達了他對技術哲學研究的憂慮：“如果沒有一個令大家意見一致的作品，我們就難以有效地獲得一個合法的研究領域”[15]。顯然，沒有統一范式，技術哲學家們彼此之間就難以避免基本概念理解的錯位、基本觀點的相左，也難以與其他領域的人共同研究問題、討論問題。

2.技術哲學家的“知識完備性(intellectualintegrity)問題”

雖然SPT的研究存在著無可爭辯的成功，但它存在的問題也可能會使技術哲學走向衰微。皮特在《論技術哲學的過去與未來》的文章中，表達了這種憂慮。這一憂慮淵源于他的一次學術交流的設想——他曾試圖組織SPT與其他學會一起舉辦一次學術會議，這樣可以把SPT和其他學會正在進行的討論融合在一起。當他向技術史學會的負責人提出此項建議時，對方驚愕地說：“哦，不！那些哲學技術學會的人憎惡技術，而且他們對技術一無所知，我們有什么好談的呢？”皮特認為，“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關于SPT成員的‘知識完備性問題’。”他發現，在SPT成功的背后，的確存在著技術哲學工作者“知覺的錯誤”。而事實上，這又并非僅僅是一種知覺的問題，皮特把它稱作“知識完備性問題”。他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SPT學者們對技術的一味批判，導致其他領域的學者認為，技術哲學家們僅僅以抱怨技術的態度研究技術，而不是通過開發各種手段，以使我們所擁有的技術知識和對技術的理解與我們對世界是如何彼此聯系在一起的看法結合起來，于是，SPT的研究者們便僅僅成了一群技術的抨擊者。顯然，這一狀況對SPT的發展來講預示著不利和危險，這種研究繼續下去的結果，“意味著我們將不再為其他的哲學學會所正式接納，意味著我們的問題將不再被包含在合法的哲學問題范圍之內，我們將不再是哲學共同體的一部分，我們將滑向無足輕重的邊緣”[16]。

同樣地，作為技術哲學家，費雷也感受到如同皮特所提到的“知識完備性問題”那樣的尷尬與驚慌。因為他在與科學哲學學會聯系時，表示希望他們給予技術以充分的重視，但結果是毫無反應。于是，他“認識到自己所熱衷于研究的技術，并不被認為具有哲學含義這一事實”[17]。

不過，在費雷的“技術與價值”課程教學中，他漸漸明白了其中更深層的原因，他的課程也逐漸受到了歡迎，他的聽眾不但包括文科和理科的學生們，而且還有各專業的工程師。在他20多年關于“技術與價值”這一課程的講授生涯中，他最終認識到，技術哲學必須與那種純粹的、全面概括性的、具有高度的哲學傳統相結合，他認為，“這一點是不可避免要發生的”[18]。尤其是1975年至1985年這10年期間，他在一所文科院校、三所神學學校和一所公共技術協會把“技術與價值”作為不同背景下的技術哲學來講授時，在每一處他都感受到了不同的反響。其中，令他感受最深刻的也是極為令他著迷的老曲新唱，就是關于技術與知識、技術與人類、技術與生活之間的評判與綜論。也就是說，在每一個領域他都發現了基本的傳統哲學問題。這一點超越了聽眾身份的限制，無論是他們作為工程師直接參與技術的形成，還是僅僅從事一種決定他自身的滲透性的技術文化，他們都是人。而正是由于他們并非完美的人，所以才形成了哲學中所說的最廣泛的傳統。而在技術的哲學視野里，學者們僅僅考慮的是技術的影響和如何對技術進行批判，這可能會導致技術哲學組織最終不再被視為是一個哲學組織，不再是一個致力于探討哲學范圍內的技術問題，并把哲學所探討的技藝問題擴展到技術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上的哲學組織，而“被看作是意識形態的組織”，從而就會使技術更難于為哲學所接受。因此，皮特堅持認為，技術哲學研究者們“必須以哲學家而不是意識形態學家的身份把注意力集中于事物是如何聯系在一起的”[19]，技術哲學應正視目前出現的“知識完備性問題”，努力做到技術哲學團體與其他哲學團體的接觸和討論上的融合。

3.工程技術哲學與人文技術哲學的割裂

無論是在歐洲還是美洲，一些技術哲學家已經意識到了工程視野與人文視野的割裂對技術哲學發展的消極影響。為此，米切姆呼吁技術研究既要關注工程主義技術哲學，也要關注人文主義技術哲學。他認為，他的注意力“既在工程技術哲學方面也在人文主義技術哲學方面”。但另一方面，米切姆仍然“對現代工程技術的批判繼續持有一種基本的懷疑”，在他看來，工程技術的應用倫理學并沒有取得像樣的成績。他進一步指出，在工程技術哲學表面強大的背后，技術哲學已展現了一種歷史的蒼白無力，工程技術哲學的強大，只是在現代技術工程的邊緣領域中表現出來[20]。

伊戴試圖彌合工程傳統的和人文傳統的裂痕，他對米切姆把技術哲學分為工程的和人文的兩種傳統進行了分析。伊戴認為，工程傳統的哲學不僅把技術視為一種前沿問題，而且認為在技術與哲學的關系中，擔當著物質的角色，比如，卡普全部把器官功能“物質化”；德韶爾則把人工制品作為實在“物質化”。可見，工程傳統確實使物質性比在傳統哲學中具有更大的作用，但技術也應該被認為是負載著價值的。工程的技術哲學有著對技術的偏愛，主張接受技術，認為發展技術是理所應當的，但后來——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才考慮到需要對技術的破壞性在政治上和倫理道德上進行評論并做出響應，不過，工程傳統認為人們能夠通過倫理和政治對技術的消極應用進行矯正，從而使技術得以正確使用[21]。

皮特則批評工程技術學者的研究方法，說他們“忘記了怎樣才能成為一名哲學家”[22]。費雷也主張，應把技術應用在認識論、形而上學、倫理學、科學哲學、社會科學等學科中，并在這些學科中予以充分闡釋[23]。

與工程傳統相比，人文傳統的技術哲學在結構上有著更大的范圍。它首先體現為技術的整體范圍，即通過在文化及人類歷史中所發生的變化來考察技術，這一寬泛的觀點與工程傳統中的專業性形成鮮明對比。同時，這一主張也暗示著另一層含義，即技術不僅僅是物質的，而且至少還體現一種變化，或是一種對文化形式或文化慣例的挑戰。因此，這就意味著人文方法更為明確地打開了通向文化評論的通道，這一通道常常用來揭示評論家的偏見。這從芒福德獨特的持否定態度的技術評估觀點，奧特加提出的高層文化傳統中潛藏著破壞性和公眾素質的提高與歐洲技術發展過程相關的觀點，海德格爾提出的關于現代技術如何才能成為后期極具形而上學的框架的觀點，以及埃呂爾把技術本質歸入到“技術”自身當中的觀點中，可得到某些體現[24]。（待續）

三、歐美技術哲學研究的未來趨向

歐美技術哲學在過去的25年中，的確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它在21世紀的發展，也必將會有新的突破。根據歐美技術哲學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的研究概況及特點，我們認為其未來發展趨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不可避免的轉變：由單一性向多元性方法論研究的轉變

技術哲學研究由單一性向多元性轉變，既是歐美技術哲學研究已出現的跡象，也是其未來發展的主要趨勢。無論是技術哲學研究的方法、思路還是內容，由單一性向多元性轉變將是一個必然選擇，否則，技術哲學的研究或許真的會像皮特所警告的那樣，走向衰微甚至走向死胡同。目前技術哲學對技術的單一性研究，導致“圈外人的威脅正在到來并將取代我們的地位，這一點已成為不爭的真實”。[25]技術哲學的研究，不應依賴于單一方法論，它應把技術對科學和科學對社會的考慮從總體上聯系起來。皮特認為，技術本身不是單一的事物，“技術的邪惡與危險都包含在它的細節之中，做出可怕的事情的是人，而不是技術”。“贊成或反對技術不是我們所關注的主要問題，如何去談論技術在我們的文化和生活中的角色才是我們所應關注的問題，同樣其發展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技術是我們生活中的現實，我們需要以一種見多識廣和有判斷力的態度，去談論技術如何使我們如此以及我們能夠如何這樣的問題。”[26]

林克在《技術哲學的進步：技術的新結構特征》(1998)一文中論述了技術發展所呈現的30個新結構特征。他認為，“這些新技術所具有的特征，明顯地催促我們要超越任何對傳統技術的描述，要對技術結構特征在更大范圍及意義上進行分析……這是我們未來研究的一項任務。”“因此，這也意味著技術哲學必定是一門多元論學科，或包含多元論方法的學科。”[27]

杜爾賓和費雷也指出，“包括多種學科的及各體系間相交叉的技術問題，需要社會學家和通曉數門知識的學者進行多學科間的合作……技術哲學必須接受這種跨學科研究的挑戰”；[28]“技術哲學中豐富多彩的多元性的研究方法，應該被看作合理正當的哲學研究方法”，“對技術與技術社會來說，一種綜合性批判性的多元論哲學方法，在自我認識能力的提高和社會政策的完善方面，有著確定無疑的重要性。”[29]而拉普則承認，目前德國技術哲學的發展，已經呈現出“一種多元化的趨向”。[30]

2.確有必要的結合：技術哲學與傳統哲學的結合

在過去的20多年里，技術哲學常常處在游離于哲學之外而不為人們所接受的位置上。如上所述，皮特、伊戴、費雷等都強烈地感受到了技術哲學不為其他哲學團體或學者接受的危險與尷尬。他們認識到，技術哲學應該把對技術的哲學思考與西方的主要哲學傳統相結合。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作為工程技術哲學的典型代表人物的拉普，曾從工程技術的視角撰寫了《技術哲學導論》（1978年）一書，但現在他卻頂著來自各方面批判的壓力，毫不掩飾地宣稱，他“已轉移到了一種對技術的更為傳統的哲學闡釋上”。他說：“我強調一種哲學上甚至理論上的思辨，而反對那種經驗主義、實用主義的觀點”。為此，他遭到了他的同事羅普爾(G.Ropohl)的批判，羅普爾批評他背叛了實用主義，認為哲學闡釋應該以技術的“實用特征”為基礎，而不能以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視野來審視。因此，拉普承認，“目前我因為強調技術哲學的思辨方法而正處于一種孤立位置中”。[31]

拉普在《現代世界的動力》(DieDynamikderModernenWelt,1994)一書中，詳細地闡述了自己上述觀點。他認為，目前技術哲學必須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必須解釋技術發生變化的動力，從而找到我們可能對技術決定論進行干預的方法。如果對技術發生變化的起因沒有一個清晰的了解，我們則幾乎不可能期望我們的倫理主張能夠有任何實際的應用。第二個問題是，技術哲學解釋必須依賴并且努力達到與哲學傳統相結合。這種傳統是任何哲學解釋得以生存的沃土，如果不以此為基礎，而試圖重新建構技術哲學動力的根基，則是愚蠢的。他堅持認為，傳統哲學為技術在自然主義、理性主義和文化上的闡釋提供了參考指向。“所以，對于技術的哲學研究應該用一種形而上學的解釋給予補充。”[32]

3.不可忽視的整合：工程主義與人文主義的整合

從人文主義技術哲學觀點看，工程技術哲學的強大，一度使得技術哲學顯得蒼白無力——米切姆在《超技術哲學評述》中辯證地考察了工程傳統與人文傳統的技術哲學之爭。他提出，我們正日益步入一個超技術時期。技術已經完全處于被后現代技術取代的過程中，這是一種極度技術，即超技術。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技術哲學可以被看作特定時代的產物，它即將消失或被取代。也就是說，技術哲學“正處于被取代的過程中——不是被超技術哲學取代，而是被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所取代，這是一種與后現代技術領域有關超技術的思考再次相結合的哲學。”[33]因此，米切姆認為，人文主義技術哲學和工程主義技術哲學的整合與超技術的出現必然相關聯。

伊戴一方面不贊成工程與人文技術哲學的劃分方法，但另一方面也認為，“對于技術來說，文化環境已經完全不同于十年前了”，認為人文方法似乎能夠更為明確地打開通向文化評論的道路。[34]而在歐洲，工程主義代表人物拉普已公開承認，自己關注的焦點已轉向了人文主義。歐美技術哲學研究視角的新變化，無疑將會對技術哲學在新世紀中的走向產生重要影響。可以預見，工程主義與人文主義的整合將成為技術哲學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向。

4.方興未艾的熱點：技術價值、技術倫理研究

在過去的20年技術哲學研究中，學者們對技術倫理、技術風險評估、技術價值的討探一直沒有停止過，技術倫理、技術價值問題一直是歐美技術哲學研究的熱點領域。隨著技術的發展，在未來技術哲學研究中，關于這方面的熱點探討將持續進行。顯然，由于技術與倫理（價值）研究的各種觀點、興趣、思路從來就未曾取得過一致，有的還存在著相當尖銳的矛盾沖突，尤其是在如何實施預定方案等現實問題上，觀點更是相左，所以，這一領域研究熱點的形成，實際上仍處于方興未艾的階段。

費雷在這一領域進行了較早且較深入的探討。1985～1995年間，費雷已經使許多聽眾由對“技術與價值”的不解，走進了同“技術與價值”觀點的融合之中。他為林業人員、心理學家、數學教育學家和從事藝術、比較文學、音樂、風景建筑、語言、法律、微生物學、植物學、生態學、宗教、哲學的人員——甚至更多的人，創造了一個共同的研究領域。最后，他得出結論：“技術哲學能夠是并且本來也應該是使各種獨立學科結合在一起的一門學科，它是不同領域專家間打破隔閡的一座橋梁，它在倫理問題上提出挑戰，并且能夠對社會改革和政治行為產生促動作用”。[35]

皮特也明確指出：“作為哲學家……我們必須研究技術的歷史、技術所體現的認識論假設、技術的社會影響、以及社會因素對認識論假設和我們的價值及價值結構的影響。”他認為，為了做到這些，“我們必須首先研究技術自身。如果我們所支配的技術居于我們的生活方式或我們的未來的中心地位，如果技術反映了我們的價值體系，或者即使它們僅僅影響了我們社會的經濟結構，我們就應該知道這意味著什么以及它是如何發生的。”這樣，便可以“使我們創造世界的方法和我們的美好想像統一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技術體現了我們的期望，也體現出了我們的成就。而無視這點就是無視我們的歷史，將難以理解事物是如何聯系在一起的……在許多情形下，好的哲學包含價值假設，而這種價值假設允許其論證貫穿到與我們的感性發生沖突的結論之中，這種感性自身就體現了價值判斷。價值是我們生活、哲學或其他方面的一部分，但是他們不能以免罪而統治我們”。[36]

米切姆也認為，未來的技術哲學研究，將更注重對技術應用過程意義與價值的考察。人們在技術應用中是基于自身的緣故去應用技術，而從不介意可能產生的最終價值。他用國際互聯網為例解釋說：“人們極易花費數小時的時間在網絡界面上留戀——邊緣效用生產并沒有在這些時間內顯著增加，甚至在許多情況下還減少了。通過在國際互聯網上花費時間，其價值雖沒有增加，但是意義卻增強了，這就是未來的浪潮。”[37]因此，可以看出，人類在技術面前的價值取向選擇，將是技術哲學探討的重要問題之一。

歐洲技術哲學對技術倫理的研究也越來越受關注，拉普認為：“人們對技術中的倫理問題越來越感興趣。但是這些倫理問題通常都是從某一特定的倫理理論及某一具體的應用領域出發的。只有少量幾本書是在其整體的結構框架中明確地研究了技術的最基本倫理問題，而其中技術評估就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在這一領域中，無論從質量還是從數量上都已經有了明顯的進步，到現在為止，其中的基本概念問題或多或少已經變得較為清楚了。”[38]

除了以上討論的技術哲學研究的主要趨勢外，關于技術哲學建立統一的標準、統一的范式的努力，關于技術哲學目前出現了一種應用于實踐的傾向等等，這些研究動向也值得我們關注。另外，伊戴在科學、工業、文化、政治等方面也提出了自己對技術哲學發展的看法，他認為無論技術在這些領域扮演什么角色，“技術哲學家都必須對技術‘持有’、‘技術勝利’和‘勞動異化’進行更為凝煉的特別分析，而不是過高過大的一般性的分析。”[39]（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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