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群體范文10篇

關鍵詞：農民弱勢群體改革

摘要：在“三農”問題中，農民問題的解決是重中之重。多年來，農民在我國一直處于弱勢群體地位，這種弱勢群體地位是我國農業、農村中諸多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改變農民的弱勢群體地位是深化農村改革、實現農村社會經濟良性發展的關鍵。

判斷某一群體是否處于弱勢地位，不應該以該群體人數的多寡作為依據。農民雖然是我國人數最多的群體，但是其弱勢地位在許多方面都有表現。

一、農民弱勢群體地位的表現

面對自然條件和市場的弱勢。農業是自然依存度很高的產業，農民只能在既定的自然條件下開展生產；而在當前條件下，我國對水旱、臺風、蟲害、霜凍等不利自然因素的控制和抗拒能力還很弱。這使農民在自然條件面前處于弱勢。農村信息閉塞，農民缺乏收集、運用市場信息的能力，難以靈活適應市場調整生產；農產品的難保存性、農業市場主體的多而分散等特點，使農民在市場上討價還價的余地較小；農產品市場需求彈性小，農民面臨著更多的需求約束，農民收入增長和農業增產之間不一定存在著正比關系；農業生產往往以“年”為單位，生產周期長，資金周轉、積累速度慢，資金運用效率低；在加入WTO以后，相對發達國家運用現代化、資本化、規?；侄螐氖罗r業生產的農民群體而言，我國農民也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

文化素質方面的弱勢。農民受教育程度低，目前在我國9億多農村人口中，有2億多文盲和半文盲，占整個農村人口的23%。在4.6億農村勞動力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2.61%。這種狀況，使農民科技水平低下，法律法規也知之甚少，難以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在文化心理層面，農民普遍存在著逆來順受的文化取向、消極認命的人生態度、迷信鬼神的封建意識等，折射出農民思維、行為方式的弱者取向。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群體的分化不僅表現為職業上的多元化，而且在農民群體的階層變化中還出現了一些質的分化。當前，由于多方面的條件制約，農民群體的變化與發展仍然存在諸多困難。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群體的變化最為明顯，這一群體已經從職業群體變成一個特殊的身份群體。在不同時期，農民群體的變化過程具有不同的特點，這種變化將隨著我國現代化發展繼續下去。

一、從職業群體向身份群體轉變

農民本來是一個職業概念，是指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收入的主要來源是農業、依靠農業為生的人（我國通常所說的農民還包括從事林、牧、漁業和水利業生產的人）。但是，1958年以后，我國所有的居民被劃分為城市居民和農民兩種不同的身份，農民的流動受到限制。從此，農民既是一種職業又是一種身份，兼具兩種屬性。加之當時全國實行計劃經濟，農村“以糧為綱”，生產力水平較低，農村職業同質性強，人地矛盾沒有顯現出來。因此，絕大多數農民很少有希望轉變職業和身份。以致在改革開放以前的幾十年間，農民群體的職業分化度非常低。1949年，我國鄉村總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高達89．36%，這一比例1978年為82．08%。農業勞動者占社會勞動者總數的比例，1949年為91．5%，1978年為73．8%。30年間，農民基本沒有大的職業分化。

1979年以后，我國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有了生產經營的自主權，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生產力水平大幅度提高，長期困擾我國的吃飯問題很快就基本得到解決，同時也使農村內部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在中央政策的許可下，一部分農民就開始從事非農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例如，到鄉鎮企業做工、搞長途運輸、進入集鎮做一些小生意等，農民群體的職業出現多元化。

農民職業分化引起了學術界和政府管理部門的關注。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劉洪禮、李學廣等人就提出了農民隊伍構成的問題。到80年代中后期，一些學者從職業的角度重新對農民群體進行分析研究。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陸學藝先生提出的8個階層的分析方法和觀點。這8個農民階層包括：農業勞動者階層、農民工階層、雇工階層、農村知識分子階層、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鄉鎮企業管理者階層和農村管理者階層。這里的“農民”主要是指農村戶籍身份的人。各個階層之間所從事的職業差異很大，但是他們卻有著同樣的戶籍身份——農民戶口。這種分析方法和結論受到很多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機構的重視。

摘要：在農民群體中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是促進小康社會建設至關重要的一環，也是農民群眾這個群體的特殊性所要求的。農民群體相對于其他群體來說有著自身的特殊性，表現為思想多元化、利益需求的分層化、職業實踐不同。本文在立足于現實基礎之上總結黨在農民群體中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歷史經驗，再基于這個群體的特殊性的差異化視角下去提出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相關途徑。

關鍵詞：農民群眾；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差異化特殊性

一、黨在農民群體中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歷史經驗

1.新民主主義革命到新中國成立初期

新民主主義革命到新中國成立初期這段歷史也是中國共產黨結合中國實際靈活的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這段歷史包括中國共產黨成立、土地革命、抗戰勝利、新中國的成立這些大事件，它們都體現了黨用馬克思主義去引導、教育農民群眾的經驗。例如，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彭湃等人通過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農民協會、通過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等方式把馬克思主義貼近農民生活實際進行宣傳。土地革命時期，對農民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更加的系統化，創立師范院校、結合農民群眾思想上的特殊性采取標語、口號等形式，充分調動了農民群眾參與的主動性?？谷諔馉帟r期，為了提高農民的思想覺悟，調動廣大農民的抗戰熱情，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學習與農民的生產勞動結合起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到改革開放后

「內容提要」在我國社會不斷現代化的時候，農民更加邊緣化，成為現代化進程中最大的積貧積弱的社會弱勢群體。中國“三農”問題的關鍵問題、核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的實質是人權問題，而人權問題解決的關鍵是憲法問題。從憲法角度研究和實踐對逐步邊緣化的農民弱勢群體的保護，是解決農民問題最根本、最基礎的法源性問題，是法學工作者研究和實踐解決農民問題的邏輯起點。以此為背景，文章從平等權、自由權、選舉權、教育權和財產權等五個方面，對我國憲法在農民弱勢群體保護方面的現狀進行分析，指出了我國憲法對農民弱勢群體保護存在的五大缺失及其影響，再而尋找從憲法法源保護農民弱勢地位的答案。

「關鍵詞」農民弱勢群體憲法保護政治人權農村承包經營權

一、問題的提出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才被歸納在一起的，我們稱之為“三農”問題。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里，我國農業有了很大的發展，農村有了很大的變化，農民社會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21世紀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世紀，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必將使中國農業更加現代化，中國農村更加繁榮，中國農民更加富強。但我們更應該看到21世紀中國的復興、繁榮和強大，不解決十分突出的“三農”問題，特別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農民問題，中國就不可能真正現代化，中國法治化的社會理想也無從談起。正如“十五”計劃報告中所說：“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系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p>

回顧歷史，我們很容易看到，在中國革命和建設時期，“三農”問題均不同程度的被政治家、學者們所高度重視。從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道路”到的“農民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的“農村包圍城市”；從費孝通對“三農”問題的學院派研究到鄧小平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創造的農村承包制、農民自治等制度；從過去的“問題導向”性研究，到“政策導向”性實踐，再到“規范法治化”建設的中國“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關鍵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民的實質問題是人權問題。誰解決好了農民問題，調動好了農民的積極性，利用好了農民這支中國社會最基本的力量作為革命和建設的主體，誰就會取得領導革命和建設的成功。我們應該看到，在我國社會不斷現代化的時候，農民更加邊緣化，成為了現代化進程中的最大的積貧積弱的社會弱勢群體（social-vulnerablegroups）。在社會地位、經濟收入、權益保護、社會競爭力和社會保障等方面處于困難和不利的弱勢地位。黨和政府也非常重視農民問題，把農民問題作為社會建設的基本問題來看待，制定了一系列以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生活條件，提高農民社會地位等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的農村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和成功。但相對其他社會主體而言，農民的社會弱勢群體狀況仍未得到根本好轉，有些方面還更加顯得積貧積弱。一些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法學家和社會實踐工作者也分別對“三農”問題中的農民問題從理論與實踐角度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和實踐，但始終沒有找到解決“農民問題”的良方。法學工作者們在這研究和實踐中，更是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理論研究和實踐探討中，但大多數均未找到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問題的“法律對策”。二十多年來的理論探討和改革制度設計，似乎沒有真正解決問題，根本原因在于，這些理論探討和政策制度設計大都陷入了把農民排除在外的思維定勢，走入了人治的死胡同。[1]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呢？正如筆者前文已述：解決農民問題的實質是人權問題，而人權解決的關鍵是憲法問題。過去的一些法學工作者們之所以沒有真正找到解決農民問題的法律對策，就在于沒有從法律的源頭、國家的根本大法上去尋找答案。近年來，一些法學工作者逐步意識到憲法保護對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性，紛紛投入精力和熱情去進行相應的研究和實踐探討。他們認為：作為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最神圣的憲法，是共和國的立國之綱；他們希望憲法之母，一方面要嚴厲約束易于膨脹的權力，一方面要慈祥地保護易于受害的弱勢群體的權利；他們更期盼在共和國憲法之母的眼中，沒有權貴和賤民、富裕和貧困、工人與農民等區分；在共和國憲法之母的眼中，只有平等的公民概念，任何人都是慈祥的憲法之母的高貴之子，享有做人的基本權利。[2]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群體的分化不僅表現為職業上的多元化，而且在農民群體的階層變化中還出現了一些質的分化。當前，由于多方面的條件制約，農民群體的變化與發展仍然存在諸多困難。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群體的變化最為明顯，這一群體已經從職業群體變成一個特殊的身份群體。在不同時期，農民群體的變化過程具有不同的特點，這種變化將隨著我國現代化發展繼續下去。

一、從職業群體向身份群體轉變

農民本來是一個職業概念，是指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收入的主要來源是農業、依靠農業為生的人（我國通常所說的農民還包括從事林、牧、漁業和水利業生產的人）。但是，1958年以后，我國所有的居民被劃分為城市居民和農民兩種不同的身份，農民的流動受到限制。從此，農民既是一種職業又是一種身份，兼具兩種屬性。加之當時全國實行計劃經濟，農村“以糧為綱”，生產力水平較低，農村職業同質性強，人地矛盾沒有顯現出來。因此，絕大多數農民很少有希望轉變職業和身份。以致在改革開放以前的幾十年間，農民群體的職業分化度非常低。1949年，我國鄉村總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高達89．36%，這一比例1978年為82．08%。農業勞動者占社會勞動者總數的比例，1949年為91．5%，1978年為73．8%。30年間，農民基本沒有大的職業分化。

1979年以后，我國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有了生產經營的自主權，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生產力水平大幅度提高，長期困擾我國的吃飯問題很快就基本得到解決，同時也使農村內部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在中央政策的許可下，一部分農民就開始從事非農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例如，到鄉鎮企業做工、搞長途運輸、進入集鎮做一些小生意等，農民群體的職業出現多元化。

農民職業分化引起了學術界和政府管理部門的關注。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劉洪禮、李學廣等人就提出了農民隊伍構成的問題。到80年代中后期，一些學者從職業的角度重新對農民群體進行分析研究。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陸學藝先生提出的8個階層的分析方法和觀點。這8個農民階層包括：農業勞動者階層、農民工階層、雇工階層、農村知識分子階層、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鄉鎮企業管理者階層和農村管理者階層。這里的“農民”主要是指農村戶籍身份的人。各個階層之間所從事的職業差異很大，但是他們卻有著同樣的戶籍身份——農民戶口。這種分析方法和結論受到很多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機構的重視。

「內容提要」在我國社會不斷現代化的時候，農民更加邊緣化，成為現代化進程中最大的積貧積弱的社會弱勢群體。中國“三農”問題的關鍵問題、核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的實質是人權問題，而人權問題解決的關鍵是憲法問題。從憲法角度研究和實踐對逐步邊緣化的農民弱勢群體的保護，是解決農民問題最根本、最基礎的法源性問題，是法學工作者研究和實踐解決農民問題的邏輯起點。以此為背景，文章從平等權、自由權、選舉權、教育權和財產權等五個方面，對我國憲法在農民弱勢群體保護方面的現狀進行分析，指出了我國憲法對農民弱勢群體保護存在的五大缺失及其影響，再而尋找從憲法法源保護農民弱勢地位的答案。

「關鍵詞」農民弱勢群體憲法保護政治人權農村承包經營權

一、問題的提出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才被歸納在一起的，我們稱之為“三農”問題。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里，我國農業有了很大的發展，農村有了很大的變化，農民社會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21世紀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世紀，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必將使中國農業更加現代化，中國農村更加繁榮，中國農民更加富強。但我們更應該看到21世紀中國的復興、繁榮和強大，不解決十分突出的“三農”問題，特別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農民問題，中國就不可能真正現代化，中國法治化的社會理想也無從談起。正如“十五”計劃報告中所說：“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系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

回顧歷史，我們很容易看到，在中國革命和建設時期，“三農”問題均不同程度的被政治家、學者們所高度重視。從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道路”到的“農民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的“農村包圍城市”；從費孝通對“三農”問題的學院派研究到鄧小平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創造的農村承包制、農民自治等制度；從過去的“問題導向”性研究，到“政策導向”性實踐，再到“規范法治化”建設的中國“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關鍵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民的實質問題是人權問題。誰解決好了農民問題，調動好了農民的積極性，利用好了農民這支中國社會最基本的力量作為革命和建設的主體，誰就會取得領導革命和建設的成功。我們應該看到，在我國社會不斷現代化的時候，農民更加邊緣化，成為了現代化進程中的最大的積貧積弱的社會弱勢群體（social-vulnerablegroups）。在社會地位、經濟收入、權益保護、社會競爭力和社會保障等方面處于困難和不利的弱勢地位。黨和政府也非常重視農民問題，把農民問題作為社會建設的基本問題來看待，制定了一系列以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生活條件，提高農民社會地位等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的農村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和成功。但相對其他社會主體而言，農民的社會弱勢群體狀況仍未得到根本好轉，有些方面還更加顯得積貧積弱。一些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法學家和社會實踐工作者也分別對“三農”問題中的農民問題從理論與實踐角度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和實踐，但始終沒有找到解決“農民問題”的良方。法學工作者們在這研究和實踐中，更是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理論研究和實踐探討中，但大多數均未找到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問題的“法律對策”。二十多年來的理論探討和改革制度設計，似乎沒有真正解決問題，根本原因在于，這些理論探討和政策制度設計大都陷入了把農民排除在外的思維定勢，走入了人治的死胡同。[1]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呢？正如筆者前文已述：解決農民問題的實質是人權問題，而人權解決的關鍵是憲法問題。過去的一些法學工作者們之所以沒有真正找到解決農民問題的法律對策，就在于沒有從法律的源頭、國家的根本大法上去尋找答案。近年來，一些法學工作者逐步意識到憲法保護對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性，紛紛投入精力和熱情去進行相應的研究和實踐探討。他們認為：作為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最神圣的憲法，是共和國的立國之綱；他們希望憲法之母，一方面要嚴厲約束易于膨脹的權力，一方面要慈祥地保護易于受害的弱勢群體的權利；他們更期盼在共和國憲法之母的眼中，沒有權貴和賤民、富裕和貧困、工人與農民等區分；在共和國憲法之母的眼中，只有平等的公民概念，任何人都是慈祥的憲法之母的高貴之子，享有做人的基本權利。[2]

隨著近代中國社會的轉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大批農民走出封閉的鄉村，走向喧囂的城市，打工謀生。他們構成近代城市下層社會群體的主體。本文以城市為視點，從社會史的角度，對這一群體的地域構成、性別構成、年齡構成、家庭結構等略作考察，以就教于學界同仁。

一

眾所周知，城市下層社會群體主要來源于為生活所迫背井離鄉的農民，這些離村農民，由于受到交通、經濟條件、心理成本等因素的制約，通常傾向于到距離最近的城市打工，由此形成了城市農民工群體“地緣”匯聚的特色。無論是大城市，還是中小城市，農民工群體都以本地區為主，就是如政治中心北京、國際性大都會上海，各色人等來自全國各地，但地域構成的這種特色依然不減。陳華寅對勞工的抽樣調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表1所示。[1](P.408)

從表1可以看出，各城市都有本地、外來勞工聚集。勞工出生本地者，部分為城市郊區的農民，而外來者，以地利之便，大多為省內的農民。一份關于武漢勞工的調查，頗能說明問題。武漢“為我國通商大埠，上海、廣州而外，此處最為繁盛。位置居長江上游，地勢當各方沖要，自辟為商埠以來，水陸交通，日見發達，市廛羅列，密若繁星，商業發揚（展），一日千里。且自漢陽、漢冶萍鐵廠，以及武昌之公立紡紗、織布、織麻、繅絲四局開辦以后，中外私家工廠，接踵而起，工業之盛，遠凌各地。因之工人需要，日益增多，勞動者之趨赴市場者，日見其眾?！盵2](P.717)民工來自湖北、江蘇、浙江、湖南、安徽、廣東、河南、江西、河北、山東、福建等省，而湖北一省即占到被調查總人數3621人的61.09％[2](P.726)，地域構成的地緣色彩是顯而易見的。武漢如此，其他城市概莫能外，如上海人口籍貫構成中，鄰近的江蘇籍最多，占上海總人口的48.06％（上海在民國時期劃為特別市之前隸屬于江蘇），其次為相鄰的浙江籍人，占25.78％；在北京，河北人最多，占北京總人口的35.54％；天津，河北人亦最多，占天津總人口的47.11％。[3](PP.1405－1406)在史籍中，我們也可以經?？吹筋愃朴涊d，如河北鹽山，“單身男子，于無業時期，即出外工作。通常咸于秋收之后，赴天津或附近各處，尋覓短期工作”[4](P.644)；廣東惠陽，不少農民“都趁著農閑時赴香港做季工”[5](PP.64－65)；在廣西，“（靠）近城市的農村中男子許多跑到城市去做苦力的，到農忙時有些是轉回農村耕田”[6](P.107)；在湖北，“在農閑的季節，農民家庭里身強體壯的農民及往附近鄉鎮做工”[7](P.11)；在山西，“自從禁種鴉片以后，大多數農民發現他們的農田不能生產足以維持他們日常生活的糧食，都跑到省會太原去尋求仆役之類的工作”[7](P.639)；在四川，“農民的數量，近年已逐漸減退……這些壯丁……跑向都會，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如成、渝兩地人力車夫、山轎夫的年有增加”[8](P.901)；在江蘇宜興，“附城鄉村，頗有入城進工廠作工者，甚有往蘇、滬、錫等埠在紗廠紡織者”[9](P.89)。顯然，作為城市下層社會群體的農民工“大多數是來自企業所在省的各縣農村，少數來自鄰省或比鄰省稍遠的省份，只有極少數的一部分是來自企業中心地區”[10](P.177)，是極普遍的現象，這也是為什么勞工會“在同一工業中心或企業里也易形成地區性或劃分省份的彼此對抗”的原因之所在。這種地域構成的地緣特色，其實不難理解，一則距離近，交通便捷，可節約成本；二則在本區域范圍內，心理上有歸屬感；三相對容易找到親朋好友，有一種依靠，減輕對城市的陌生感和不適應性[2](P.726)，由此形成城市農民工群體地域構成的地緣特色。

二

城市農民工群體的性別構成是一個復雜而難以精確求證的問題。不過，有兩個方面的情況尤其值得關注：一是性別比例的失衡，二是性別分工存在差異性。

摘要：品質城市建設中農民工城市融入問題不可回避。城市既存在先進文明的吸引力，也存在不小的排斥力，相當多的農民工群體候鳥式游離在城市和農村之間，始終無法完成向市民的徹底過渡。這其中影響因素很多，從政府的視角來看主要包括社會轉型的利益糾結與選擇偏差、自利型政府缺乏為農民工服務的動力和意愿、政府有形之手配置資源的低效或無效以及制度安排缺陷等原因，為此在農民工群體城市融入有序實現中政府職能必須準確定位：即發展區域經濟，構筑包容性的城市產業體系，發展均等化公共服務，重構地理空間，實施素質提升工程、完善“輸出機制”以及建構政府主導的多元推動體系等。

關鍵詞：品質城市；農民工城市融入；有序實現；政府職能

一、品質城市建設繞不開農民工群體城市融入問題

1.品質城市既需要“人腦”也需要“人手”。品質構成的要素包括“品位”和“質量”兩方面?！百|量”是滿足人們基本生產生活需求，“品位”則是滿足人們對精神文化需求。品質城市是生態的、活力的、宜居的、個性的、規范的。城市產業升級一方面需要高端優質人才，這些人不僅對經濟產出的貢獻突出，而且能在思想、道德規范、人文文化與素質（精神面貌）、創新、城市品牌等多方面直接或間接影響所在城市和區域的綜合競爭力。另一方面城市中的苦活、累活、臟活、危險活也急需保潔、安保、快遞等各類勞動力支撐。國家“十三.五規劃”提出，到2020年完成1億左右農民工為主體的常住人口在城鎮定居落戶。農民工作為城市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儼然已經成為城市繁榮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生力軍和潛在的未來市民。2.“推拉理論”下農民工群體脫農進城需求剛性。“推拉理論”是研究人口遷移問題最具代表性的理論。該理論認為：之所以會發生人口遷移是遷入地拉力和遷出地推力兩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從遷出地來看，農業競爭力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技術上的差距，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中相比優勢又不明顯，雖然近年來新農村建設使農村面貌發生巨變，對農民產生了一定的粘力，但畢竟農村生活質量還不高，農民“脫農”信念依舊虔誠。與此同時，遷入地城市產業比較發達、比較收益高、工作環境好、發展機會多、設施更優越，人口聚集的“虹吸效應”明顯。農民工基本定位：職業在城市，戶籍在農村；自己在城市，家屬在農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農村，成了我國特殊城鄉關系的產物和雙重體驗者。3.農民工群體城市融入的無序影響城市品質。多年來，農民工通過自主的、理性的方式并按照一定的程序或秩序，長期居住和生活在市管轄區內，從事著非農業生產，接受著城市給予的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知識，努力改變著自己的生活方式、行為模式、思想理念，夢想著成為城市的一分子，期望能爭取到基本的經濟、政治與廣泛的社會權利，但受多種因素制約，始終感覺在受教育機會、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服務及政府公權力救濟等方面有股排斥力，始終無法融入城市，更談不上與城市融合。尤其在比擬其他同等主體擁有地位等級和生活質量時，這種被剝奪感與低歸屬感交織滋生出焦慮感也越會蔓延開來；2于是有些農民工選擇非對抗性、無條件接受；有些“折衷”處理，候鳥式游離在城市和農村之間，始終處于“半城鎮化”狀態；有些認為既然城市的成就、榮譽、光榮與夢想與自己無關，既然自己漂泊到城市只是一個掙錢討生活的“過客”，既然一輩子扎根城市如此困難，他們就會用腳投票，選擇離開城市。農民工群體勞動供給的不確定性以及這種無序的融入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品質城市的建設。

二、農民工無序融入原因分析——基于政府責任的視角

農民工群體城市融入障礙有很多原因，比如農民工人力資本存量低造成的“粘地板效應”，社會資本僵化，交往內卷化傾向。同時受經濟上的貧困和時間上的不寬松影響，缺少參加職業培訓等發展性消費的欲望和能力，不能被城市完全同化，始終處于城市“偽融入”狀態；比如企業因為和政府之間的某種默契，違法成本很低，在農民工權益保障方面不作為；比如城市接納條件不足，“城市病”和“擠出效應”造成的市民對農民工群體的貢獻性接納和參與性排斥；比如近年來務農比較利益上升帶來的外出阻力等等。這里重點分析農民工城市無序融入的政府原因。1.社會轉型的利益糾結與選擇偏差。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實行城鄉二元結構體系和工農剪刀差，即便近年來國家實施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但受制度變遷中路徑依賴的影響，更優的發展路徑很難突破舊制度順從的慣性，依然顯現出犧牲農業和農村為代價保證城市和工業的發展的痕跡。城市勞動密集型產業“抽奪”相對落后的農村大量農民工積聚在低端次級勞動力市場，就業于價值鏈低端產業，勞動強度大、危險系數高、技術含量低、工資不僅低而且不能及時足額發放，存在就業歧視或失業風險，就業短工化、“爬塔吊”討薪等成為普遍現象，難以滿足農民工定居城市的生存需要。隨著經濟發展，國際分工體系中勞動力比較優勢正逐步消失，經濟社會面臨重大轉型，許多城市紛紛上演“搶人”風波，出發點不錯，但是定位有偏差，大都只將目光放在年輕大學生身上，放在“高大上”特殊人才身上，完全忽視了城市產業結構多層次性與勞動力市場多結構性的特征，農民工成了政府規劃和公共政策的人群盲點，“民工荒”引起了政府慌。2.自利型政府的地方保護主義。多年來，受績效考核制度的引導，政府為了在自己的任期內積累成績和好評，必然根據主觀偏好和政績考核指標來選擇控制財政支出的方向和規模。因為農民工滿意程度不是政府業績考核的指標，所以面對城市資源供給稀缺與新增人口大量需求的現狀，一個理性、自利型政府必然把優先發展經濟當作慣性思維信條，缺少社會管理的意識；把大部分產品和資源放在形象工程上，農民工訴求只是盆景式應付；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滿足本地市民的需求上，缺乏真正為農民工服務的動力和意愿。3.政府有形之手配置資源的缺位與錯位。在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等“市場失靈”領域，該政府管理的，恰恰被推給市場，導致各種亂象屢禁不止;而在部分公共產品供給領域，又拋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一味按照行政等級，采用計劃手段調配資源，造成了資源產品配置的低效或無效。土地為例，國土部門嚴格限制500萬以上人口城市的建設用地供給，導致大城市的房價不斷上調，人為地抬高了農民工落戶的門檻。2農民工只能選擇生活成本相對廉價的“城中村”租住。這些“孤島”位于城郊接合部，地理位置零散，不僅與農民工的原有居住環境和文化幾乎割裂，而且與城鎮居民住宅之間存在明顯交往邊界，由于居住空間固化隔離，“碎片化”“原子式”堆積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造成了農民工閉塞信息、排斥外族。近年來盡管政府也力推棚戶區和城中村改造行動，但只是打碎原有地理位置，把農民集中居住區挪得更遠，產生了城市內部新的二元結構。4.制度安排存在缺陷。目前，針對農民工的若干制度安排推行的是城鄉分割的、封閉的、不可攜帶的屬地化管理運行機制，輸出地和輸入地兩地政府各掃門前雪，協調管理意識非常薄弱。在這樣的背景下流入地政府在財力許可的情況下如果再次對流入的農民工提供公共服務，則不僅會造成“洼地效應”風險，農民大量集聚在這個“錢多、人傻”的城市，而且也會造成公共產品的雙重補償；如果流入地政府不提供公共服務，被貼上“外來人員”標簽的農民工甚至在失業時還不能城享受城鎮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既脫離了農村扶貧體系，又不能加入城市社會救助體系，“兩頭落空”，極易產生“富裕社會的轉移性貧困問題”。

作為一名區縣層面的黨務工作者，能夠參加今天的這個座談會，既感到十分榮幸，又感到機會十分難得。借此機會，下面我把某區農村基層黨建工作和農民工群體黨建工作情況向各位領導做一簡要匯報。

某區是某市中心城區之一，轄區面積22平方公里，總人口71萬，共有8個街道辦事處，102個社區，15個行政村。區委直屬黨委（工委）24個，其中，8個街道黨工委，1個直屬機關黨工委，15個系統黨委。全區共有基層黨支部（總支）508個，黨員8810人。

一、農村黨建工作

某區現有15個行政村，12個村民小組，總人口11,238人，總戶數3，890戶。共有15個黨支部，黨員274人，其中“兩委會”班子成員102人，村黨支部成員51人。

近年來，我們緊緊圍繞都市村莊經濟發展、城中村改造和社會穩定三大任務，以創建“五個好”基層組織為目標，以深入開展“三級聯創”活動為依托，以提高農村基層干部和黨員隊伍的整體素質為重點，加強教育培訓，創新工作機制，積極探索加強都市村莊黨建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徑，促進了全區農村兩個文明建設的協調快速發展。

一、加強領導，落實責任，努力形成齊抓共管的工作新局面

__市是一個傳統農業大市，共有農業人口__萬人，農村勞動力_萬人。自上世紀_年代中期以來，__市各級各地搶先抓住農村勞動力不斷解放、國內勞動力市場逐步開放的機遇，積極組織勞務輸出，從__大地走出了一支龐大的農民工群體。近年來，隨著全國性的勞動就業壓力的不斷加大，農民工群體面臨的競爭壓力日益加劇，所處的就業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為了適應新的形勢，切實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農民工群體的利益，__市堅持把勞務經濟作為農村的主導經濟來對待，真心實意為農民工群體服務，有效地激發了農民工群體活力，有力地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注入了不竭的動力源泉。一是加快了農民增收步伐。_年，全市農村勞務經濟從業人員_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_%，實現勞務收入_億元，人均勞務收入占當年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的_%。_年到_年，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加_元，增收份額中的_成來自勞務收入的增長。近_年，全市先后有_萬多個農戶通過務工穩定脫貧，_多人通過務工積累創辦了自己的實體，實現了由“打工者”向“創業者”的轉變。二是促進了產業結構調整。勞務輸出使勞動力資源在城鄉之間流動，改善了勞動力、資金、技術等資源在產業之間的比例關系，促進了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一方面，務工人員返鄉創辦企業逐年增多，“回流型”企業壯大了農村二三產業。另一方面，外出務工人員騰出的耕地較多，促進了土地規?；洜I，帶動了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桃源縣楓樹鄉袁家巷村通過調配務工人員的耕地，形成了一大批特色經濟大戶，全村經營_畝以上耕地的專業大戶有_多戶。三是推動了農村社會轉型。全市已有_萬多個農民工家庭進城定居，實現了身份和職業的轉型。許多農民工通過專業技能的培訓、就業崗位的鍛煉和城市文化的熏陶，文化知識、實用技能、生活習俗、道德修養等內在素質明顯提高，有力推動了社會文明化進程。其主要做法是：

一、注重技能培訓，大力提高農民素質

為了確保農民工“輸得出、扎穩根、收效好”，__市把加強對農民的技能培訓擺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1.強化培訓責任。一是科學制定培訓規劃。根據國內勞務市場的實際，__市不斷調整和完善農村勞動力培訓規劃，從培訓機構、培訓科目、培訓經費、培訓方式到培訓人數，都做出了明確規定，確保了整個培訓工作的有序發展。二是強化部門培訓責任。按照全市每年培訓農民20萬人次的工作目標，每年初把勞動力培訓工作任務分解到勞動和社會保障、農業、教育、財政、科技等相關部門，定期進行調度。三是強化用工單位培訓責任。切實加大危險崗位用工情況的督查力度，督促用工單位抓好用工崗前培訓，強化用工單位的安全責任和農民工的安全意識。近兩年來，漢壽縣先后有20家企業的289名員工被強制實行崗前培訓。2.突出培訓重點。根據用工單位、企業不同的用工技能要求，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科學設置培訓科目，有針對性地開展培訓活動，重點加強中高級技能人才培訓。近年來，各級培訓基地在加強對外出務工人員崗前勞動用工基本常識培訓的同時，重點加強了勞務專業性人才的培養，先后開設了廚師、司機、機動車修理、電器維修、電工、縫紉、賓館服務、家政服務以及外語、計算機等30多個勞務培訓科目，并嚴格落實培訓考核鑒定制度、職業資格評審制度、培訓中心管理制度等，不斷強化培訓效果。澧縣根據市場需求，每年舉辦2期高級技能人才培訓和創業培訓班，每期30人，經過這種培訓的180人中，已有50多人當上了企業老板，40多人成為外地企業的中層骨干。

3.完善培訓機制。切實改變單靠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培訓的局面，大力整合培訓資源，形成了“縣鄉村一起上、公辦民辦一起上、機關企事業單位一起上、辦班培訓與網絡培訓一起上”的多元化培訓格局。一是整合教育資源抓培訓。充分整合縣鄉農廣校、農科教中心、人才交流培訓中心、現代遠程教育網絡和各類職業技術學校等培訓資源，有計劃、分層次地組織農民工培訓，形成了專業互補、訂單互通、資源互享的培訓網絡。二是整合市場資源抓培訓。積極捕捉市場用工信息，與用工單位聯系合作，定向為廠家培訓專業對口人員。2005年，漢壽縣先后與深圳富士康、東莞勵發制衣廠等大型企業達成委托培訓協議，定向培訓農民工1321人。三是整合財力資源抓培訓。采取政府財政擠一點、扶貧資金出一點、用工單位集一點的辦法，積極籌措培訓資金。去年市縣財政共安排培訓經費2000多萬元，先后與市內相關用人單位聯合開辦培訓班1500期，培訓農民工8萬余人。

二、拓寬就業渠道，多方轉移富余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