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就業狀況調查報告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農民工就業狀況調查報告，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基本情況

據調查統計，全縣農村總人口數為469006人，農村勞動力（男16-50，女16-45周歲）總數為254831人，其中男141628人，女113203人。外出務工勞動力數65683人，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5.8%。其中縣外務工人員17101人，占外出務工人數的26%；縣內務工人員48582人，占務工人員數的74%。縣內務工人員中，在本鎮（街道）務工人員28936人，占在縣內務工人員數的59.6%，占外出務工總人數的44.1%。務工人員中，有工作崗位，春節后繼續上崗的43206人，占務工人員數的65.8%。屬季節性務工，農忙時在家，農閑時臨時打工的17873人，占27.2%。有崗位和季節性臨時打工人員合計占打工人員總數93%。春節前，因失崗或自愿離崗而返鄉的農民工總計4604人，占總數的7%，至調查時，此類人員中已經就業上崗人員3116人，占67.7%。

二、農民工返鄉的主要原因

全球金融危機使得我縣部分企業從去年10月份開始出現生產減停和裁員問題。但根據我局對返鄉農民工的動態監控、定期直報、企業裁員報批等情況，我縣沒有出現因金融危機造成的成規模的農民工返鄉現象。本次調查顯示，我縣農民工返鄉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春節期間集中返鄉，回家過節。春節作為中國的傳統節日，絕大多數企業放假。農民工不管是長期務工或季節性打工，都選擇回鄉過春節，這是農民工返鄉的主要原因。所有外出務工的65683人中，因為春節原因返鄉的61079人，占93%。

二是因企業裁員失崗或自動辭職離崗。部分農民工因所在企業生產減停、裁員、長期放假，不得不返鄉。部分對所在崗位不滿意，欲另擇崗位或來年另有從業打算的，一般選擇在年末之時離崗。本次作為重點統計的此類人員4604人。占外出務工人員總數的7%左右，比XX年（XX年統計失崗返鄉人員3594人）增加1010人，增長28%。

三是少數農民工自愿離崗返鄉。主要是回鄉自主創業、回村從事種養業、或因年老不再務工、年輕人回鄉結婚等原因辭職離崗返鄉。統計此類人員648人，占1%，此類人員無求職意愿。

三、目前我縣返鄉農民工就業形勢

我縣農民工就業的特點是務工地點較近，一般在本縣或在xx、xx、xx、xx、xx、xx等周邊縣市，少數遠途務工的大多在xx、xx、xx、xx、xx等地。就近就地實現轉移的占50%以上，由于多數離家較近或就工務工，求職就業選擇相對靈活。異地遠途務工人數少，失崗返鄉農民工無明顯增多。根據我局春節前對全縣企業空崗情況調查統計，全縣大中小企業自報空崗3200個，目前我縣尚未出現無崗就業的狀況，雖然我局在節后組織了為期一周的招聘洽談會和送崗位下鄉活動，但仍有部分崗位無人應聘。因此，我縣農民工就業未凸現壓力。

一是因為失崗而返鄉的農民工無明顯增多，因此對就業崗位的需求沒有顯著的增加。絕大多數農民工雖春節回鄉，但未失崗，節后繼續上崗從業。

二是企業發展迅速，提供的就業崗位顯著增加。全縣新建企業、擴產項目增多，鎮域企業、民營經濟、第三產業迅速發展，增加了一大批新的就業崗位，僅人力資源市場提供的就業崗位，今春就比去年同期多2100多個。

三是房地產業迅速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創業機會。一方面，雖遇經濟危機房地產業相對低迷，但已具規模尚在蘇醒拓展的建筑市場為一大部分農民工提供了就業崗位；另一方面，縣城及各鎮（街道）建成的一大批商業經營房及門店投向社會，吸引了部分求職人員轉向自主創業，并吸納了許多求職人員就業。

四是企業用工行為進一步規范。去年以來，我們認真實施《xx縣失業預警機制》和《關于規范企業裁員行為的意見》，強化監察執法，企業用工進一步規范。同時，隨著企業用人觀念的轉變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部分大中企業積極保障職工利益，雖然出現階段生產減停，但能給職工發放生活費，有的實行“干一休一”等方式輪休，立足長遠，規避困難時期的裁員，為職工保留了就業崗位。

五是就業渠道暢通。春節前后，我局積極籌備，通過電視、報紙等媒體廣告，張貼標語進行宣傳，深入企業調查摸底，于節后召開了大型春季招聘洽談會和送崗位下鄉活動，促進了求職人員與用人單位的對接。同時，勞動力市場堅持全天候、無休日辦公，登記求職人員，推薦聘人崗位。就業辦與各鎮（街道）保障所使用就業網絡平臺實現就業信息互聯，求職人員網上直報。通過全縣村村聘用的勞動保障事務協理員，實現城鄉就業縣、鎮（街道）、村三級聯網互通，方便了農民的就業。去年以來，我局在包村過程中，還積極發揮部門職能，將服務農民工就業作為一項重要任務，深入開展調查摸底，組織實施“送政策、送崗位、送溫暖”等活動，服務農村勞動力就業。

目前，全縣返鄉農民工就業已處尾聲。調查數字顯示的返鄉未就業人員1488人，但其中有求職意愿的840人。近期，經過人力資源市場介紹就業或個人自行到用人單位就業的人員有433人。還有極少數求職人員對現有的聘人崗位或工資待遇不滿意，還有部分農民工，特別是年齡偏大的或家庭婦女，根據家庭及個人特點，不愿從事固定崗位，選擇到勞力自由市場找活打短工。在進行返鄉農民工就業狀況調查的同時，我局還同時在縣電視臺和勞動就業網了公告，對未就業人員，由縣勞動就業辦公室幫助聯系就業，公告在黃金時段循環播出一周，但至今無人員聯系。目前，縣人力資源市場還有企業委托聘任崗位500多個。

四、下步重點解決的問題

雖然面對金融危機就業工作受到了一定的影響，但隨著我縣城市化、工業化步伐的加快和企業規模的拓展，加之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就業環境相對寬松，政府無需刻意制造“飯碗”。但統籌城鄉就業工作顯露出的一些問題，還需在今后的工作中認真加以解決。

一是多渠道多形式加強對求職就業人員的技能培訓。缺乏就業技能或技能素質偏低仍然是制約求職人員就業的主要因素。因此，必須強化對城鄉求職人員的勞動技能培訓，確保人人有技能。對已有一技之長的，開展技能提升培訓，落實對口崗位；對缺少技能的，根據企業需求開展定向培訓，推薦崗位；對有就業意愿外出務工的，培訓后頒發職業資格證書，持證求職。同時，建立境外務工培訓服務體系，培訓輸送境外務工人員。近期，我們將免費對600名培訓合格人員頒發職業資格證書。為做好就業培訓工作，我們建議政府加大投入，進一步加強對統籌城鄉就業培訓基地的設施配套和師資隊伍建設，以發揮好勞動技校和基層企業定點培訓基地的作用，開展好定向培訓、訂單培訓和委托培訓，為企業提供技能型、適用型人才。

二是加強就業服務網絡建設。完善縣、鎮（街道）、社區、村莊四級互聯就業網絡，所有就業崗位歸口匯總，通過網絡互聯直到村莊，利用網絡送崗位下鄉。同時，對求職務工農民工及個人資料，由村協理員、社區、鎮（街道）到縣就業辦，從下到上反饋匯總數據，網絡與企業對接，向企業推薦。我們還將通過建立務工求職農民工管理檔案和全縣企業用工數據檔案，隨時掌握農民工在崗位就業狀態和下崗失業情況、企業用工情況，確保企業用人與求職就業密切有序銜接。為促進農民工就業，我們建議做好與部門包村工作的結合文章，讓各部門包村組摸清所包村農民工就業情況的底子，并落實幫扶就業措施，積極幫助農民工找崗位，促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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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民工；代際差異；社會訴求；成因分析

中圖分類號：F2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04-0129-03

引言

經歷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農民工群體不再是一個同質的群體。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的農民工逐漸成為了農民工群體之中較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文化程度更高，更容易接受新鮮事物，對城市有較強的適應性和特別的感情。他們很多沒有過務農的經歷，他們追求的夢想，他們的人生觀世界觀均與老一代農民工存在差異。近年來卻發生了較大范圍的“民工荒”現象。“民工荒”現象的出現使我們不得不承認，兩代農民工在社會訴求方面是存在較大差異的。本文利用統計方法，對浙江、江蘇303位農民工進行數據調查為基礎，分析兩代農民工社會訴求的差異，并通過因子分析法，簡單分析差異的成因。

一、農民工社會訴求代際差異研究綜述

目前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的這些研究是粗略式的。其中針對農民工代際差異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末、21世紀初。王正中（2006）指出，中國近年所出現的“民工荒”現象實質上是新生代農民工主觀意愿得不到滿足而進行的行為選擇。自此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把注意力轉向針對代際差異的實證研究上。

吳漾、劉傳江、程建林等一批學者主要從第二代農民工市民化的角度討論了第二代農民工的發展道路，他們指出，第二代農民工擁有更為強烈的市民化愿望，并從經濟學角度強調其主觀意愿和相關能力在其社會訴求變化中的共同作用。2010年4月深圳開展了新生代農民專項課題研究，并委托深圳大學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所聯合開展調查。總結了新一代農民工在流動動機和目的、收入、消費、對城市的適應性、就業等方面的個體特征的差異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訴求的差異。劉俊彥在2005—2006年的報告中對農民工的生存狀況、兩代農民工之間存在的問題做了較為系統說明，認為這些問題的差異是社會訴求差異的根源。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得新生代農民工的訴求不能得到很好的滿足。但是這些實證研究大都是對農民工代際差異特征的簡單羅列，研究方法也有待創新。

二、SPSS 測度模型的指標選取和模型分析

1.分析方法。我們主要采用因子分析法。因子分析是指研究從變量群中提取共性因子的統計技術。因子分析可在許多變量中找出隱藏的具有代表性的因子。將相同本質的變量歸入一個因子，可減少變量的數目。利用因子分析法，我們可以科學地找出影響農民工社會訴求代際差異的主要因素。統計的數據來源于問卷調查獲得的數據。2010年4—5月我們在浙江湖州和江蘇南京展開關于農民工社會訴求代際差異的調查問卷。本次問卷調查我們共發放問卷400份，回收問卷333份，有效問卷303份。

2.測度樣本和指標選取。綜合選取了24個能夠影響農民工群體工作生活、培訓、住房、自我意愿等社會訴求代際差異的指標，構建農民工社會訴求代際差異影響因子模型。

3.統計分析結果的描述。只有因子X1 的特征值大于1 ，累計貢獻率達到98.896%，為主因子。說明選取這個因子已能比較充分地解釋并提供原始數據所能表達的信息。主因素與x1、x3、x5、x6、x7、x8、x10、x13、x14、x15、x16、x22、x23、x24正相關，與x2、x4、x9、x11、x12、x17、x18、x19、x20、x21負相關。

三、兩代農民工社會訴求差異

1.工作生活訴求差異。工作難找以及工作權益不受保護成為兩代農民工在工作方面的主要困難。相比較來說老一代農民工有更多比例的人認為工作難找是工作中的主要困難，占老一代農民工的67.54%，而新生代農民工中認為權益不受保護是工作方面主要困難的人占多數，占新生代農民工的54.35%。新生代農民工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并且有上一代農民工的積累性結果，其社會資本也要遠遠的高于第一代農民工，因此找到工作對他們來說已經不是難事。新生代農民工在工作上具有較多的選擇余地，對工作也有更高要求。具體來說，第二代農民工對工作的要求不斷增高，他們往往向往穩定和體面的工作，其就業結構有了較大的改變，開始進入正規的勞動力市場。相比較建筑行業來說，制造業的工作相對輕松體面，也相對較為規范。制造業企業也較愿意選擇那些年輕和技能較高的新生代農民工，所以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到相對較為規范的制造服務行業就業。同時新一代農民工在工資需求、工作時間上較老一代農民工有更多訴求，勞資矛盾日益突出。工作環境的變化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對于維護自己的工作權益具有較高的訴求。老一代農民工技能單一，工作同質性強，工作競爭壓力大，能夠較為容易地尋找到合適的工作仍是他們在工作中的最大訴求。

2.社會保險訴求差異。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日益完善，農民工群體也越來越能享受到社會保險帶來的實惠。新老兩代農民工對于社會保險的訴求存在較大的差異。生活中新生代農民工更加擔心受傷、失業、生活困難等方面問題，老一代農民工在子女教育問題、養老問題、生病問題上更加擔憂。實證表明新生代農民工中有18.51%的人對于養老沒有采取任何措施，遠遠高于老一代。而當問及最迫切需要的社會保險時有51人選擇工傷保險，占總人數16.77%；83人選擇醫療保險；占總人數27.3%；20人選擇商業保險，占總數的6.57%，39人選擇失業保險，占總人數的12.82%；66人選擇養老保險，占總人數的21.71%；33人選擇生育保險，占總人數的10.8%。其中，選擇失業保險的39人有33人屬于新生代農民工，選擇生育保險的33人全部為新生代農民工。兩代農民工所面臨的社會現實決定了兩代農民工對于社會保險訴求的差異。隨著年齡的增加，老一代農民工對于自身養老、醫療的壓力日益增大，對于養老保險以及醫療保險的訴求日益增大。同時老一代農民工對于城市沒有太多的感情，離開了城市的工作，回家種地依然可以滿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對于失業問題并不十分擔心。而自主意識較強的、務農經歷較少的農民工不會滿足于農村的務農生活。一方面他們希望留在城市，另一方面他們的經濟能力有限。失去工作、受傷將會使他們的城市生存條件變得惡劣。同時新生代農民工處于一個特殊的年齡階段，很多新生代農民工面臨著生育子女問題的挑戰。因此，相對于老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對于生育保險、失業保險具有更大的訴求。

3.培訓的訴求差異。新生代農民工比之老一代農民工具有更加強烈的培訓訴求。老一代農民工中有18.6%的農民工不愿意參加培訓，而新生代農民工只有6.87%。有更多比例的新生代農民工愿意參加培訓。新生代農民工愿意花費到培訓上的費用是平均每人每月187.07元，平均愿意花費到培訓上的時間是平均每人每月27.76小時。老一代農民工愿意花費到培訓上的費用是平均每人每月116.29元，平均愿意花費到培訓上的時間是每人每月9.817小時。新生代農民工比老一代農民工更愿意在培訓上投入精力和財力。新生代農民工對于培訓的訴求遠遠超過老一代農民工。究其原因，可做如下分析：從文化程度上來講，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較高，新生代農民工從事的制造需要的文化和技能水平也較高。新生代農民工對于知識和技能的重要性比之老一代農民工有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較高的知識技能水平對于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謀生顯得尤為重要。從年齡上來講，新生代農民工具有年齡上的優勢，對于知識和技能具有較高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培訓為老一代農民工帶來的效益將遠遠不如為新生代農民工帶來的效益。從經濟能力來講，新生代農民工人均要負擔的人口低于老一代農民工。同時老一代農民工需要為自己的養老、醫療做準備，當前面臨的經濟壓力、精神壓力要遠遠超過新一代農民工。

4.自我意愿訴求的差異。第一代農民工的留城意愿低，第二代農民工的留城意愿高。第一代農民工傾向于最終回到農村，落葉歸根，城市只是他們掙錢謀生的地方。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希望能夠留在城市，享受和城市人相同的生活。因此，新生代農民工更加關注城市生活的待遇，如歧視、社會地位。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有不同的生活經歷，較高的知識文化水平使得他們對于城市生活具有更高的適應性，對城市有更加強烈的渴望和感情。他們體會過農村生活的艱苦，也經歷過城市生活的繁華。城市和鄉村教育對于鄉村文化教育的缺失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對于鄉村沒有認同感。對于更獨立、自我意識更強的新生代農民工留在城市，成為市民是他們的奮斗目標。

新生代農民工對于自身素質的提高具有很大的訴求。當問及最關注自身方面時，有38.7%的新生代農民工最關注自身素質提高，而老一代農民工只有6.14%。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程度更高，他們認為他們應該和城市居民享受相對同等的待遇。然而事實上他們的生存狀況不佳，較多新生代農民工將原因歸結到自身素質不高導致的“公平報酬”。因此，對于有較高的留城意愿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較老一代農民工更加關注自身素質的提高。

5.住房訴求的差異。農民工從農村流入到城市，但是他們在城市沒有住房，很多企業并不能為農民工提供相應的住處，住房問題成為了農民工一個較大的問題。新生代農民工更加希望政府能夠提供更多的經濟適用房，而老一代農民工更加希望政府能夠為他們的住房提供住房補貼。廉租房不是農民工十分想要的獲得住房幫助的形式。對于住房的訴求差異與留城意愿存在較大關系。流程意愿更強的新生代農民工希望自己能夠在城市擁有自己的住房，成為城市居民意愿，有限的經濟條件使得他們對于經濟適用房存在較大的訴求。老一代農民工相反，城市的住房只是臨時住所，面對城市較高的住房租賃費用，他們更希望政府能夠提供住房補助。

第二代農民工相較于第一代農民工具有更加多的主觀能動性、多樣性和獨立性。現行制度的設計并沒有能夠體現農民工的代際差異需求。社會環境的惡劣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面臨著困境。“民工荒”現象的出現是農民工社會訴求得不到滿足引發的社會問題的一個。兩代農民工在社會訴求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也決定了我們的政策需要具有靈活性和多樣性，不能搞“一刀切”。解決農民工問題我們更需要從實際出發，一方面我們要關注農民工的異質性區別對待，另一方面我們要在制度上盡量做到公平公正，努力實現農民工的社會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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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青年就業；政策；經濟發展。 

金融危機導致的大規模的失業屬于“周期性失業”，一般情況下，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可以創造一百萬個就業崗位，也就是說2009年我國依靠經濟增長為社會創造了800萬個就業崗位，相對于2400萬勞動供給數量來說，勞動力市場上出現了嚴重的供大于求的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預測2010年全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速度約達到9.9%，經濟增長所創造的就業崗位仍遠不能滿足社會需求。當前，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青年農民工就業不穩和青年白領就業壓力已成為當前青年就業的主要問題，必須引起重視。 

一、當前青年的就業現狀及問題。 

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有一個“滯后期”，由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由外向型企業向各類企業，由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向規模以上企業，由農民工向城鎮勞動力特別是高校畢業生蔓延，勞動供給數量與勞動需求數量上嚴重不平衡將進一步擴大。很多單位都不招人、少招人，就五百強企業高校招聘會而言，崗位減少40%，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凸顯出來。青年人失業（包括待業）占失業總數相當大比率，是我國歷年存在的問題。特別是傳統的就業制度被打破之后，這一問題顯得尤為嚴峻，改革開放后的20多年基本呈上升趨勢。 

1978年失業青年人數為249.1萬人，占城鎮失業人數的47.0%，1988年245.3萬人，占城鎮失業人數的82.8%，與10年前相比幾乎增加了一倍；1997年失業青年人占城鎮失業人數的68.9%，與10年前相比雖有所下降，但仍高于1978年的水平。由于第三次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人口開始逐步進入勞動年齡，中國勞動力資源呈持續上升趨勢。“十五”期間增加5697.23萬人，即每年平均增長千余萬人，2006年為1603萬人。城鎮每年新增的1000萬左右勞動力中，絕大多數是青年。農村有1.5億～2億富余勞動力需要向非農產業轉移，大多數也是青年。教育論文" target="_blank">高等教育連續擴招，大學畢業生人數連續上升，而我國2009年大學畢業生的初次就業率達到74%。［1］1.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派生出新的問題。現在，全球經濟雖然出現了逐漸復蘇的跡象，但是全面復蘇仍是一個緩慢而復雜的過程。國內經濟資源在人為因素影響下，片面流向重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與大學生就業相匹配的知識型服務業則長期低迷。這種產業結構所對應的人才需求狀況，就是低端崗位需求旺盛。我國很多企業處于產業鏈的低端，需要的只是生產工人和技術工人，所以金融危機給大學畢業生就業帶來了很大壓力，而且還要持續幾年。 

在我國，高等教育連續擴招，大學畢業生人數連續上升，2007年和2008年畢業的大學生分別還有100萬人和150萬人沒有找到工作，他們與2009年610萬應屆高校畢業生一起競爭工作，加在一起有860萬人。根據以往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比例，估計有約36%的人能找到工作，還有約500萬人面臨就業的困難。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給我國實體經濟帶來的沖擊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海外市場業務的縮減，二是國內市場需求的低迷。勞動力市場上，勞動供求數量矛盾突出。不少應屆大學畢業生被迫選擇考研，國家也在擴大研究生的招生人數以延緩就業。大學生就業難派生出新的問題：一是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群體已經形成。這是由于高等教育中一個重要的轉變是大學畢業生就業分配制度改革將大學畢業生推向了市場，作為一種資源，大學畢業生也要受價值規律的作用和影響，同樣要通過使用價值和價值來判斷，和供求關系緊密相連。就業狀況的變化對培養大學生的高等學校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對大學生及家庭的一種考驗。目前，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流入就業困難群體。這一群體的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容易沖動，有可能成為社會沖突的制造者。二是加大受教育不平等。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對于貧困家庭絕對是高投資，如果投資沒有產生回報，勢必影響人們對教育的投入，由就業問題引發公眾教育投資的進一步拉大，會加大受教育的不平等，產生一系列社會問題。 

2.青年農民工基數大，就業的穩定性不強國家統計局農村司的監測調查報告指出，2009年內我國外出從業6個月以上的外出農民工為14533萬人，在本鄉鎮以內從業6個月以上的本地農民工為8445萬人。據預測，未來幾年，城鎮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每年都將達到1000萬人以上。 

隨著城鎮化建設的推進，大規模轉移農村勞動力是中國解決“三農”問題、推進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十一五”期間，從農村勞動力供給看，雖然鄉鎮企業和進城務工轉移了2億人，由于土地容納的農業勞動力有限，按1.7億計算，則農村富余勞動力還有1.2億以上。有資料顯示，2010年，中國農民將減少至7億人左右，這就意味著至少有近2億農民要轉移到城鎮；另外，目前中國人均0.3畝以下包括完全失地的農民已接近5000萬人，而且每年以百萬級的數量在增加，這部分人的就業問題也是一個現實的壓力。隨著我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我國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需轉移到非農領域，向城鎮轉移的規模會不斷增加，而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大多為青年人。 

由于找不到工作的農民工是不會長期滯留于城市中，并且農民工對條件較差的工作大多也可以接受，所以，相對于大學畢業生來說，青年農民工的就業率較高，但是就業質量不好，就業的穩定性不高，作為城市的一個邊緣群體，他們屬地位較低的收入階層。農民工作為城市發展中的一支生力軍，承擔著城市中的很大一部分基礎設施建設、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工作，為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已經逐漸成為城市生活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群體。然而，現實表明，由于種種因素，他們始終被排斥在城市社會的邊緣，無法平等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權利和待遇，無法順利融入城市社會，成為真正的“城市人”。這不僅不利于城市社會的發展，而且嚴重地阻礙了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目前，農民工群體的人口特征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農民工群體內部代際分化已經形成，主要表現為青年農民工群體已成為農民工群體的主體，他們占整個農村流動勞動力中的大部分，是農村勞動力中的高素質人員，更是未來城市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后備勞動力資源。 

監測顯示［2］，農民工外出務工目的地仍以東部地區為主，但在中西部地區的比重提高。經調查，進城務工青年年齡大

多在18—28歲之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以初中及以下學歷為多。進城打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多掙點錢，增加家庭收入。據上海市金山區團委對來滬青年農民工的調查，［3］青年農民工就業存在的主要問題在于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青年農民工求職渠道基本依靠熟人介紹。 

74%的青年農民工是通過親戚朋友和老鄉的介紹找到“目前這份工作”的，并且學歷越低越是依靠這種關系（p=0），初中以下學歷占80.6%，沒有文化的農民工更是占到100%。通過分析發現，這一現象同來滬時間的長短沒有關系，而同跳槽的次數、所從事的行業和工種有直接有關（p=0.008、p=0.000、p=0.000）。也就是說，跳槽的次數越多越是依靠熟人，反之，也是因為熟人之間的強關系，促使跳槽增多，工作環境和待遇逐步改善。 

二是青年農民工的工作時間普遍較長。本次調查顯示，外來務工青年平均每天工作時間在8小時及以下占少數，工作8小時以上的占絕大多數。 

延長工作時間在農民工這里是較普遍的，每月的工作日在20以下的僅占13%。 

三是青年農民工最大的煩惱來自于經濟收入少。數據顯示，農民工的收入大多在1000—2000元之間（77.8%），沒有文化的農民工更是100%在2000元以下，1000元以下的占6.4%，雖然長三角地區規定了最低工資標準，可是目前來說全覆蓋還需要一個過程和相關部門的監管。 

四是青年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度還有待提高。 

關于“如果讓您對目前的身份做一下定位，以下那種說法最符合您”的問題，選擇“半個上海人”的比例為16.2%，選擇“新上海人”的比例高達21.8%，選擇“外地人”的比例為51.9%。關于“您離開家鄉外出工作多久了”的問題，選擇“四年以上”的比例高達41.6%，選擇“三年左右”的比例為14.9%，選擇“兩年左右”的比例為18.6%，選擇“一年左右”的比例為16.5%，選擇“半年左右”的比例為8.4%。根據人口學關于居住在一個城市的時間達到半年以上的為常住人口，可以認為務工青年傾向于長期在上海生存的意愿和能力都是非常強的。 

3.青年白領的職業壓力大，對生存與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當前，青年白領（本研究所調查的對象為工作3—5年的大學畢業生）在就業上的困惑與壓力眾所周知，作為擴招后的大學畢業生，在經歷選擇與被選擇的矛盾沖突后，無論滿意與否，最終都要選定某一職業，邁向社會，這無疑是人生的一大轉折。大學畢業生由“自由人”向“職業人”的角色轉換成功與否直接影響著他們的事業成敗和價值定位。 

在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形勢下，大學畢業生在職場能拚得一席之地已屬不易，面對金融危機加劇下格外嚴峻的就業行情，早兩年已就業的大學生更感慶幸。但是，生存壓力普遍較大，不同群體存在較大差距，渴望破解發展瓶頸愿望強烈。作為高知識群體，當前白領青年的壓力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社會上龐大的大學畢業生求職群體的壓力。我國目前估計有約500萬大學畢業生面臨就業的困難。以上海為例，2009年上海高校共有畢業生15.8萬人，而上海高校畢業生就業崗位需要數目的同期降幅超過20%，其中以金融、航運、國內貿易和部分制造業的降幅尤為明顯，部分上海金融財經類、外語外貿類畢業生的需要數目同期降幅甚至超過了30%。社會上存在大量的待就業人員，對已就業的大學生來說會產生很大的壓力，一些人有被后來者取代的危險，所以，不管目前工作如何，必須加倍珍惜，不能失去，而有跳槽打算的人就更會慎重，大多持保守態度。 

二是用人單位工資持續走低的壓力。在高校擴招后，隨著大學生數量的大幅度增加，大學生就業供給大于需求。在供需定律的推動下，必然導致大學生的工資價格降低。上海團市委于2010年1月對畢業3－5年的大學生進行抽樣調查顯示，月工資在1000—2000元的占13.2%，2000—3000元的占21.1%。目前，畢業生工資中位數為2492元/月。據媒體測算，一個無房上海大學生要維持基本的生活水平，每月開銷大概需要2000元左右。而在上海安家置業簡直就是一個“遙不可及” 

的夢想。可想而知，在中國一線城市，一個剛畢業大學生的經濟狀況可謂捉襟見肘。 

三是就業穩定性下降的壓力。大學生就業穩定性主要源于高等院校的培養機制，學校沒有遵照市場為導向的原則培養大學生，致使學校教授的專業與勞動力市場的需求脫節。尤其是2003年以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穩定性呈現了持續下降的態勢。另一方面，當前“先就業后擇業”的就業導向，可能會導致大學生在首份工作選擇上的輕率和盲目，降低了大學畢業生對專業對口的關注和重視。 

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共同導致了就業中的專業不對口問題，從而影響就業的穩定性。 

二、促進青年就業的政策建議。 

今后幾年，城鎮需要就業的人數每年仍將保持在2400萬人以上。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長期存在。而在現有經濟結構條件下，按經濟增長保持8%的速度計算，新增崗位和補充自然減員只有1100萬人，供大于求缺口在1300萬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銳。國際貿易摩擦、人民幣升值壓力等國際和國內宏觀經濟的變數，也將對一些地區和行業的就業產生影響。青年就業應得到格外的重視。政府部門首先要采取措施，緩解社會就業壓力，促進青年成長。

1.加大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力度。 

大學生就業難，技校生職場走俏，九成未畢業就被預訂一空。但技校、職校不可能替代大學教育，當大學畢業生紛紛回潮讀技校尋找就業出路時，拷問的就不止是教育體制，更深層次折射的是當前經濟結構的問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一些重要產業目前仍停留在資本與勞動雙密集階段，接納的勞動力是大批藍領工人，對大學生需求有限。白領崗位需求不足，主要是因為我國的產業結構特別是第三產業不夠發達造成的。第三產業特別是像金融、法律、理財、高級家政、高科技還有中高檔的服務崗位需求不夠，第三產業只占到全部gdp的36%－38%，而一般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達到60%，甚至70%。從長遠來說，只有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才能解決更多大學生就業問題，當我們的產業不再高度依賴于外向型，形成自己完整的產業鏈，大學生的就業壓力或許能緩解很多。 

2.相應提高青年農民工工資水平和工作穩定度。 

外來人口的就業情況直接決定了他們的經濟地位。城市居民的工資與福利一直由政府有關部門做出規定，由用工單位強制執行。而外來人口則沒有這樣的規定，他們的工資完全由企業主說了算。由于中國現存巨大的就業壓力以及企業主的短期行為，很多外來務工青年只能接受低薪。同時他們也沒有城市工人合法的勞動權益，超時間工作、超強度勞動是城市農民工的普遍際遇。 

青年農民工對于增加收入的期望很高，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增加農民工工資的迫切性。數據表明：收入不能完全維持生活的青年農民工比例較高，［

4］因此，有必要適當地提高工資水平。具體的工資提高過程可以依照兩個指標進行，一是農村以及小城鎮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二是國家經濟的發展速度，客觀上也要求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有所增加。 

發展和完善政府部門等正規就業渠道，規范農民工非正規就業渠道，是促進青年農民工工作穩定的重要手段。對上海郊區的調查表明，青年農民工進城務工多是通過“親朋好友介紹”、“偶然找到”、第三才是“職業介紹所”，要依靠法律規范非正規就業渠道，發展正規的農民工就業渠道。要建立全國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網，盡快完善農民工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措施，使他們在國內任何一個地方都能夠享受到公民待遇。其一是暢通就業信息渠道，在各地設立就業咨詢中心，凡有用工必須提前公告，招工信息要透明，并開通全國聯網，以幫助農民工有序流動，減少不必要的“盲流”。其二必須保證每一個公民有個人的社會保障賬戶，并實行全國通聯制度，便于農民工的職業變動。總之，政府有責任采取有效措施規范就業市場，而不能把問題都推給市場。 

3.建立大學畢業生最低工資制度。 

大學生由于對市場缺乏足夠認識，容易“眼高手低”。在職業搜尋的過程中，當意識到工作機會正在一個一個流失而競爭人數卻在不斷增加的時候，又喪失了冷靜和理性，不顧一切地把自己“賣出”，這就天然地為用人單位降低薪水創造了條件。然而，政策空白也是大學畢業生起薪降低的原因之一。現在不少城市針對農民工制定了最低工資標準，對大學畢業生卻沒有相關規定，盡管上海制定了針對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指導價，但并未引起用人單位的重視，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性。因此，建議制定大學畢業生最低工資制度，為大學畢業生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事業發展的基礎，增強大學生的社會認同感和融入度。有人認為工資由市場決定，只要不低于當地最低工資就無可厚非，但為了約束企業的惡意行為，政府應有所作為。 

4.鼓勵靈活就業和異地就業。 

近年來，國內的就業方式呈多樣化發展趨勢，靈活就業的比重不斷上升，出現了非全日制就業、短期就業、季節性就業、家庭就業、派遣就業、遠程就業、自營就業、臨時就業等多種形式。這些相對靈活的就業形式主要吸納的是青年群體。靈活就業方式在歐美得到承認和保護，并享受到多重優惠。而國內，目前的優惠政策偏重于解決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問題，對于諸如大學生自主創業和其他新增勞動力、靈活就業從業者的問題考慮較少。 

應對吸納失業人員或實現新增就業崗位的企業提供優惠政策，對青年非全日制就業、臨時性就業、季節性就業等靈活就業形式，政府給予一定的暫時性補貼，以緩解青年就業問題。比如，上海的父母很不希望孩子出去，但是，如果政府能給他們一個保障，就是如果出去，戶籍還可以保留，可以來去自由，這樣他們就可以放心地出去工作。對于到中小城市、甚至到鄉鎮、農村，到基層去鍛煉的大學生，幾年后再回到上海再就業時有關部門可以提供優惠政策，以促進就業。 

5.大學生創業的扶持工作還要加強。 

大學生創業是緩解就業困難的有效方法，然而，現實的情況是大學生創業成功率非常低。問題在于：一是大學生創業有熱情沒信心，真正創業的大學生少。大學生創業熱情來自于國家的大力支持和高校舉辦各種創業講堂、創業比賽。可是，由于他們缺乏社會經驗，創業高成本、風險又大，所以真正實現創業的大學生并不多。二是，大學生創業有氛圍缺教育，多數大學生是沒有創業經歷的，急需一批創業指導老師，大學生創業有政策，但由于大學生對創業了解不多，申請時困難多。三是，大學生創業注重高科技輕“草根”。這是源于創業資金的申請門檻仍然較高，還得有科技含量等硬性條件，這導致了大學生創業不得不注重高科技而輕“草根”的現狀。所以，加強大學生創業教育是當前急需要做的事情。通過創業教育使學生樹立創業意識，有助于他們在初次就業時保持良好的心態，充分了解市場，尋找創業機會。要建立專門的創業指導機構，有專業的創業講師隊伍。要調整創業政策，更加切實可行，要多扶持立足于社區服務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大學生創業。發揮大學校區科研園區的優勢，降低大學生創業的風險和成本。 

注釋： 

［1］教育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新聞中心－中國網news.china.com.cn，2010－3－2. 

［2］國家統計局報告。新華社北京2010年3月23日電（記者劉錚）。 

篇4

關鍵詞：復合應用型；勞動與社會保障；能力本位

一、勞動與社會保障人才建設的背景

社會保障是與西方國家社會救助事業和福利國家建設密不可分的。從1601年舊濟貧法到1834年新濟貧法，從德國各種社會保險法規到美國1935年《社會保障法》，從貝弗里奇報告到福利國家建設和改革，社會救助理念從過去的特殊人群向全體公民拓展、從傳統的救助體系向新型救助體系發展，社會福利不斷擴張和完善。西方國家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推動了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發展。

我國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建設是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之下開始的。首先，為了發展市場經濟，為了釋放政府沉重的負擔，為了激活企業的積極性、能動性，國有企業實行了減員增效的改革，大量的富余勞動力被迫下崗失業。如何妥善地處理下崗失業人員，這是關系到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大民生問題。這對我國社會保障建設提出了巨大的現實問題。其次，隨著我國戶籍制度的松動，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向城市轉移。近年來我國已經形成了龐大的農民工隊伍。農民工為我國的經濟社會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很多農民工的權益卻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農民工工資被拖欠，農民工沒有相應的社會保險，農民工子女教育遭受忽視和排斥。如何構建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當前我國社會保障建設的重要課題。再次，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失地農民不斷出現。失地農民與地方政府的矛盾沖突時有發生。失地農民因為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而面臨生存危機，雖然地方政府以現金的方式進行了一次性的補償，但是失地農民卻因為失去土地而缺乏其他技能，難以在城市里謀生。如何系統地解決失地農民生存問題，制定和實施相關的配套措施、政策是地方政府需要研究的問題。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面臨著雙軌制的改革、發展企業年金、構建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等任務。這些現實問題對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提出了挑戰，對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人才提出了時代要求。地方實務部門、基層政府、企業等需要大量的實務性、應用型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人才。目前，既懂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知識又懂法律法規的人才、面向企業從事人力資源管理方向的勞動與社會保障人才存在著較大的需求。

目前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在課程體系上卻面臨著如下基本問題：（1）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尚未形成獨立完整的學科體系，課程設置無基準。（2）勞動與社會保障研究成果在課程體系中的反映滯后。（3）學校師資力量參差不齊，很多學校面臨因人設課和無人而不設課狀況。（4）本科和碩士兩個層次課程界限模糊，知識點的銜接混亂甚至重復。（5）各個高校之間開設的課程大同小異，高校之間同質性惡性競爭非常嚴重，許多高校專業建設沒有自己的特色與優勢。（6）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存在著重理論、輕實踐的現象，實踐教學依附于理論教學，基本處于從屬的地位。學生普遍缺乏實踐或實習機會，最終使得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較弱，陷入就業狀況不佳的尷尬境地。

二、四川理工學院深化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復合應用型人才的探索

四川理工學院地處四川西南地區，是一所地區性高校。根據學校的地理位置和教育定位，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人才培養定位是為地方基層的經濟社會建設培養復合型應用型人才。

復合型人才是指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專業（或學科）基本知識和基本能力的高級專業人才，應用型人才是指具有寬厚理論基礎和較強的社會能力，并能創造性地解決實際問題的高級技術人才。[1]復合型人才的培養要求大學生必須涉獵多個學科的知識和理論，應用型人才的培養要求在教育環節的設計、教學方法的使用、實踐性課程設置及實習基地的建設上加大建設力度，要重點突出并與實踐緊密結合。大部分高校或專業往往將學生實習環節放在最后一個學期，但由于學生忙于找工作、職業資格考試、畢業論文的撰寫與答辯等，實習形同虛設，效果可想而知，必須加強實習環節設置的研討，使得實習環節設計合理化、科學化、實效化，防止實習環節流于形式。

四川理工學院法學院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經過近幾年的建設與改革，形成了建設復合應用型人才、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學生能力本位為取向的辦學理念。

第一，構建復合型課程體系。法學院具有社會工作、勞動與社會保障、行政管理、法學四個專業。基于自身的資源與條件，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主要以社會學、法學、行政管理等為基礎進行建設。培養方案在經過幾年的修改和完善的基礎上，在法學院內部融合四個專業的核心課程，確定了社會保障概論、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學、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公共政策學、社會保險學、社會保障基金管理、勞動經濟學8門核心課程。培養方案將法學、行政管理、社會工作專業的課程也納入其中，實行學生自由選課。學生只有具備了法學、行政管理專業的知識背景，才能在未來的工作中同客戶或群眾處理好關系，依法開展工作，依法行政。

第二，以市魴棖笪導向。課程設計緊緊圍繞著市場需求，不斷根據地方經濟社會建設的現實需求，不斷增加社會所急需的課程，刪除過時的無用課程，積極培養應用型人才。隨著“小政府大社會”格局的逐步形成，非營利組織也在迅速發展，公益性部門的就業市場將會逐步擴大，根據該領域的就業市場，相應地開設了社區管理、 勞動關系和社會工作實務等課程作為選修課。隨著社會治理和依法治國的深入，國家需要大量的懂得法律知識的勞動與社會保障人才，培養方案將經濟法學、合同法學、民法等課程作為選修課，而保險法、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學作為必修課。隨著經濟建設的深入，企業需要大量的勞動管理人才。這些勞動管理人才專門負責企業的勞資關系，處理勞資糾紛。培養方案增加了勞動經濟學、勞動社會學、勞動關系學、勞動爭議處理等課程，特別是開設了《勞動協調員》等實踐課程。

第三，以“能力本位”為取向。“能力本位”課程體系，包括一定的理論課程，更體現在實踐教學環節。課程最終著眼于學生實際應用能力的提高。實踐環節的優化設計是打造本科生能力的關鍵。實踐活動是根據實踐制度設計來進行展開和實施的，如果實踐制度不合理、不科學，那么本科生能力的鍛煉和提升會受到極大的阻礙，受影響的學生不是少數幾個而是大多數甚至所有人。學院根據歷年的實踐教學經驗、學生意見建議的反饋等，進行了如下探索和改革。1.在學分總數不變的情況下，大幅度地提高實踐課的比例，壓縮理論課的比例。2.將實踐教學融入到理論教學的過程中，這有利于防止理論與實踐脫節，使得理論教學更加生動有趣，吸引學生，調動學生的參與。特別是大一新生的專業課，任課教師就要踐行好這個理念，讓新生熟悉和適應這個制度。3.將實踐環節分配到大學四年的全過程中，這防止了將實踐壓縮在大四最后一年集中實施，實踐歸于虛無。實踐分為認知實踐、專業實踐、畢業實踐等。在大二，安排學生到人社局、民政

局、保險公司等單位去認知實習。在大三，安排學生到相關部門進行更深層次的專業實習。在大四，采取集中實習和分散實習的方式，安排學生進行畢業實習。根據學院與許多地方部門和單位的交流，地方部門和用人單位希望有學生能長期到它們那里進行實習鍛煉，希望有一定數量的優秀的學生能成為它們的“固定”的人力資源，并且希望學生能經過一兩年的實習鍛煉最終留在單位內。即地方部門和用人單位希望盡量縮減學生的“打雜”期，縮減用人成本。

根據學院的辦學理念，學院在制定培養方案時，堅持復合應用型人才培養的目標，刪除了以往的學年論文，加重實習實踐的比例。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注重培養面向基層的應用型人才，開設社會調查實驗、社會統計學實驗、五險一金實驗、管理信息系統實驗、會計學實驗、人力資源管理模擬實驗等。為了貫徹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學院在畢業論文選題方面進行規定和引導，要求學生進行社會調查，撰寫調查報告，以改變過去學生撰寫理論性學術論文出現的種種問題（學生抓不住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學術前沿，理基礎薄弱，理論與實踐脫節，對學生的鍛煉作用有限等）。這有利于學生去切切實實地進行社會調查，從而真正地得到一次磨練，將自己的專業知識進行應用，對自己進行一次全方位的考核。

篇5

關鍵詞：雙重勞動力市場 非正規就業 社會保障 互制 互促

一、問題的界定

(一)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從整體上看被劃分為二元雙層的結構：一元是城市勞動力市場，另一元是農村勞動力市場；在這個二元市場中，每一元又分為兩層：城市勞動力市場分為正規部門(一級市場)和非正規部門(次級市場)，農村勞動力市場分為傳統部門的勞動力市場(四級市場)和非農產業部門(三級市場)[1]。本文研究的是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存在的一級市場和次級市場對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影響。

(二)勞動力市場中的一級市場和次級市場分別對應著正規就業部門和非正規就業部門，正規部門工資較高、工作條件優越、就業條件穩定、安全性好、生產管理過程規范、升遷機會較多；非正規部門工資低、工作條件差、工作不穩定、安全性低、管理差、升遷機會少。從產業分布來看，這些非正規部門主要分布在第三產業的傳統服務業和建筑業；從所有制結構來看，它們主要分布在個體、私營經濟中；從企業技術水平來看，這些部門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工作。[2]

(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把非正規就業稱作“靈活就業”。所謂“靈活就業”，就是指在勞動時間、收入報酬、工作場地、社會保險、勞動關系等方面，不完全按照建立在工業化和現代化工廠制度基礎上的就業規則的各種就業形式的總稱。[3]從我國靈活就業者的身份看，可以分為四類：一是企業下崗、失業人員，二是進城務工的農民，三是個體從業人員和自由職業者，他們多從事臨時工、季節工等勞務活和建筑、裝修、安裝勞動，或保安、保潔、綠化管理、飲食攤點、家政服務及其他服務性行業;四是部分富有創新性和挑戰性的白領職位，如自由撰稿人、網站管理員等。本文所要研究的是主要由前三類人組成的次級勞動力市場，因為第四類人雖也屬于靈活就業人員，但是具有人數較少、經濟收入較高、有較強的維權意識及能力等特點，使得他們不再是傳統意義上處于劣勢的次級勞動力市場上的低技能就業的成員。

二、我國雙重勞動力市場與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現狀及原因分析

(一)雙重勞動力市場的發展現狀及原因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課題組所作的《關于我國靈活就業情況的統計分析》中指出：截至2003年底我國城鎮靈活就業人員的總量約為4700萬人，約占城鎮就業人員總量的18％左右。有專家預測在未來的發展中，該數量仍有不斷上升的趨勢。另據北京市勞動保障局工資處的《北京市非公有制企業勞動關系的調查報告》顯示：從被調查的349戶非公有制企業的用工狀況看，企業從業人員中屬于企業正式城鎮職工的只占50．46％，非正式職工占49．56％，具有臨時工性質的人員，大致為正式工的95％。[4]

我國次級勞動力市場的發展既有體制上的原因，也有經濟上的原因[5]:

1．體制上的原因。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向城市遷移。但是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農民工始終游離于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各種保障制度以外，農民的身份制約著他們進入正規勞動力市場，只能以準入門檻相對較低、雇傭形式較靈活的非正規就業形式就業。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這種體制性分割是我國城鄉勞動力市場體制性分割的延伸。

2．經濟上的原因。隨著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大量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受雇于個體、私營企業，非正規就業發展迅速；此外，產業結構升級中的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的傾向使正規部門減少了對勞動力的吸納，而我國非正規部門勞動密集的特點正好滿足了技能水平相對低的勞動力的就業。

(二)非正規就業群體的社會保障現狀及原因

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參加社會保險的比例低，大多未納入法定社會保險。根據中國統計公告，2001年城鎮就業者為23940萬人，而年末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只有10630萬人，僅占城鎮就業者的44．4％，由于正規就業參保率高，由此說明在非正規的靈活就業群體中大多數人并未參加養老保險，參加醫療保險的人數就更少[6]。

非正規就業群體社會保障權益缺失的原因：一是由于缺少相關法律法規的制約，我國長期實行的是正規部門就業與社會保障直接相連的就業政策，法律只對從業于國家機關的公務員、從業于企事業單位的合同制勞動者享有相關社會保障權益作出了規定，而忽略了改革開放中形成的非正規部門中的就業者的社會保障權益二是由于我國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就業崗位嚴重不足，靈活就業勞動者在勞動關系雙方中明顯居于弱勢；三是由我國非正規就業的載體所決定的，當前我國的非正規就業大部分是在個體和私營企業中進行的，用工規范并不健全；四是由于非正規就業者本身的維權意識較弱，他們在與雇主建立勞動關系時并不要求享有社會保險權益，同時就業的不穩定性使其對參加社會保障缺乏興趣。此外外，從非正規部門的企業角度來看，社會保險費用的費率對于有些企業來說偏高，使得它們沒有能力參加社會保險。

三、雙重勞動力市場與社會保障制度的互制關系

我國目前雙重勞動力市場的格局與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健全和完善之間產生了一種互制的關系：

(一)雙重勞動力市場的現狀制約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1．大量非正規就業者的存在對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提出了新的要求：現行社會保險制度都是基于正規單位和正規就業形式設計的，費用的征繳、待遇的支付等各個方面都不適合非正規就業者；2．大量的下崗職工對社會保障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隨著國企改革的不斷深入，大批下崗職工離開再就業服務中心后從事靈活就業，面臨著社會保險關系的接續問題。對于這部分參保后又斷保，而自身沒有足夠愿望或能力續保的人，如何對其社會保險權益進行維護，是社會保障的管理部門必須解決的問題；此外，由于靈活就業群體的就業狀態和收入底數難以掌握，加大了家庭經濟狀況和就業狀況調查的難度，為城市低保、失業保險和就業扶持等相關保障工作增加了難度；3．次級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者社會保障權益缺失的現狀給社會保險基金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繳費人數的減少加劇了現行制度尤其是養老保險制度的基金缺口，如果不適時將這些占就業人口相當比例的靈活就業者納入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險基金在日益加劇的人口老齡化浪潮面前將更易陷入危機；4．一級勞動力市場和次級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者享有的社會保障權益的不對等，損害了社會保

障制度的公平性，使社會保障制度消除貧困和維護社會和諧的目標無法實現龐大的靈活就業群體游離于社會保障制度之外，將加劇我國的貧富差距，增加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二)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制約了雙重勞動力市場的發展

雙重勞動力市場的存在有效的緩解了城鄉就業壓力，促進了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創造了有利于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的機會，促進了勞動力市場的多元化需求，有利于就業的市場導向機制的形成，適應了經濟多層次和多形式的發展，起到了平抑失業率、減輕經濟周期的影響、保持就業局勢穩定的作用。然而，由于次級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者社會保障權益缺失的現狀，制約了次級勞動力市場的進一步健康和有序發展。

社會保障制度在一級勞動力市場和次級勞動力市場上的分割性與歧視性有許多不良后果1．加劇了我國雙重勞動力市場之間的分割和對立，使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更加困難，不利于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2．導致勞動力一旦從正規就業轉入非正規就業，就會失去正規就業者享有的社會保障，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加大，大量勞動力滯留在一級勞動力市場，從而出現供給過剩和失業現象，從根本上說，這幾年我國出現的失業高峰就是一級勞動力市場供需矛盾增大的結果；3．非正規就業的勞動者無法享有社會保障權益，造成了雙重勞動力市場上勞動者的不平等的地位，使雙方實際上無法進行公平競爭，阻礙了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的形成。

四、如何實現由“互制”向“互促”的轉化

從市場經濟發展成熟的國家的經驗看來，社會保障制度與雙重勞動力市場之間應是一種良性的互促關系：一方面，雙重勞動力市場的健康有序運行增加了就業人數，在社會保險繳費增加的同時，降低了失業保險金和低保的支出，減輕了社會保險基金的支付危機，有利于社會保障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完善；另一方面，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將雙重勞動力市場上的勞動者都納入了保障系統，保證了他們參與社會競爭機會的公平，通過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解除后顧之憂來維護勞動者競爭過程的公平，并通過對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縮小著社會成員發展結果的不公平，有利于勞動力市場上的公平競爭和自由流動，促進了雙重勞動力市場的健康發展。

在我國當前的情況之下，實現雙重勞動力市場與社會保障制度之間的關系由“互制”向“互促”的轉化，使它們能夠協調一致、共同發展是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采用多管齊下的方針：

(一)轉變觀念：1．政府方面。要清醒地認識到非正規就業不僅是我國在經濟結構調整和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勞動者就業的突出特點，也將是一種長遠發展趨勢，有效解決這部分人員的社會保險問題不僅可以體現社會保險的公平性，而且有利于促進其就業。改變傳統的社會保險必須依托用人單位的觀念，采取靈活多樣的方法解決非正規就業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問題；同時，轉變重生活保障、輕就業扶持的觀念，改變在過去的幾年里，對下崗職工的政策側重于生活保障，而對于通過政府補貼(特別是社會保險繳費補貼)來扶持和促進他們再就業的政策措施不到位的現象，2．用人單位方面。要轉變由于缺乏硬性約束，就可以不為靈活就業人員繳納社會保險費用的觀念，轉變單純將為員工繳費看作是企業負擔的觀念，而應認識到這本是企業的應盡義務，另外，享有社會保險權益的員工免除了后顧之憂，更敢于對自己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了生產率，從更大的范圍來看，廣大靈活就業人員不再以儲蓄作為防范風險的唯一方式，更加愿意當期消費，也促進了企業的生產。從長遠看，對企業的發展是有益的；3．員工個人方面。由于次級勞動力市場上的供給過量，處于劣勢的勞動者只求有一份謀生的工作，而不敢提出或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本應享有的社會保險權益，這使得用人單位更不會主動提出為員工繳納保險費用。靈活就業人員自身要樹立維權意識，在社會保障權益受到侵害時，要積極尋求解決渠道。

(二)國家應盡快出臺規范次級勞動力市場秩序的法律法規，通過法律的硬性約束，保障非正規就業勞動者的社會保障權益，維護用人單位之間的公平競爭，并頒發全國性的政策，保證靈活就業人員社會保險關系管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外，政府應制定對靈活就業群體的優惠扶持政策，對下崗職工和其他生活困難的靈活就業人員采取政府補貼部分社會保險繳費的辦法推動他們參保、續保，促進其就業；同時積極探索有利于農民工參與社會保險的優惠政策。

(三)在制度的制定上，要考慮非正規就業勞動關系不固定、工作崗位和地區不固定等特點，對非正規就業人員參加社會保險的繳費基數、繳費費率、繳費年限、繳費方式及相應的社會保險待遇等方面采取更加靈活的措施，如非正規就業者可以在一定的范圍內自由選擇繳費基數，其繳費年限可以適當縮短一些，繳費費率可比正規就業部門的從業者低一些，在享受保險給付時，需達到規定的連續繳費年限(非全日制勞動者應按累計工作小時數計算并折合)，該繳費年限可以低于正規就業的繳費年限，其享有的統籌部分可以是正規就業者享有的統籌部分的一定比例。[7]另外，應對不同的社會保險險種作出不同的規定。

(四)改進管理方法，加大管理力度，提高管理能力 1．管理的方法要進一步改進完善。要充分考慮到次級勞動力市場上就業者的勞動關系和工資收入不穩定、很多勞動者無用人單位依托的情況，將過去管理服務只面向用人單位的做法改為既面向用人單位、也面向勞動者個人； 2．加快信息網絡建設，為管理工作提供信息技術的支持。靈活就業人員日益增多、工作崗位變換日益頻繁的情況給勞動者社會保險關系的變動、接續和管理的工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要盡快搭建社會保障的信息平臺，建立社會保險關系信息庫，逐步實現參保人員的社會保險關系在地市間、省市間乃至全國范圍內的聯網與信息共享，為促進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提供技術基礎； 3．改進服務手段。在有條件的地區，職業介紹所、人才交流中心等都可作為社會保險的代辦機構，為靈活就業者辦理參保、繳費手續；代辦機構發展緩慢的地方，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應從優化服務的角度著眼，如設立專門的服務窗口，為靈活就業人員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