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淵源范文10篇

【摘要】文章從教育起源的眾多理論入手，以歷史分期為線索，梳理了從學校的起源直至21世紀各個歷史階段具有代表性的重視應用技能培養的人事、思想與制度，分析了應用技能在中國以潛流形式發展的歷史傳承，探尋了應用技能在中國發展史上由后臺走上前臺的歷史軌跡。

【關鍵詞】應用技能；歷史淵源；潛流

關于教育起源問題的研究，在教育史上始終是一個沒有了結的課題，這是因為歷史研究必須確定起點和上限，而由于時代久遠，教育起源的情形現已難于細考，眾多探討教育這條不息河流源頭的途徑的理論，都指向教育與生存的關系，無論是勞動起源說，生物起源說，心理起源說，還是需要起源說，都將勞動技能的培養看作是其應有之義。

從學校起源的角度來考察教育，無論是“庠”、“序”還是“校”，重視技能始終是后世對其闡釋的必然選項。對于“庠”，一為“米廩”，即糧倉；一為敬老、養老之所。喻本伐、熊賢君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中認為，以上兩義或許相通。“倉庫保管員”通常由德高望重的老人擔任，由于其見識和經驗往往較為豐富，教育新生一代的任務歷史地落到了他們的肩頭，技能傳授成為應有之義。“序”為學射之所，射乃人類早期的狩獵活動與戰爭所必不可少，射這門技能的培訓，也就在教育中不可或缺。至于“校”，《周禮．夏官》中有：“六廄成校”的說法，聯系“校者，教也”的追記，校的早期功能，大概與養戰馬的軍營有關，進而推知，軍事知識技能的傳授必不可少。

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大成者孔子有對樊遲問及為圃之事做“焉問稼”之答和“小人哉,樊須也”之評價，但“六藝”教育中的“射”與“御”，仍然彰顯應用技能在儒家教育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與儒家并稱“世之顯學”的墨家學派，極其重視科技知識。墨子實學實用的人生態度，就是以科學知識和技能作為內容或基石。墨家私學主要傳授生產和科學知識，教學內容主要是農業、手工業知識，軍事器械制造、實用知識和技能，自然科學知識等，表現出與生產、科學和社會物質生活緊密聯系的特點。《墨子》一書，除論及哲學方法外，還包容了天文學、數學、物理學和機械制造等方面的豐富知識。在天文學方面，論及太空引力、地球運轉和時空觀。在數學方面，論及幾何學之基本定義、有窮與無窮問題。在物力學方面，論及力學、光學、熱學、物性學方面的問題。在機械制造方面，墨子曾發明木鳶、車轄、車輗和防御工事及工具。雖然在以后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儒學始終占據主流地位，并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阻礙中國進入工業文明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重視科技的思想一直作為中國多元文化發展的潛流頑強而艱難地延續著。

秦置博士，雖無有應用技能博士的史載，但秦始皇焚書，“所不燒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漢朝經學當道，五經博士的設立可以佐證，然兩漢時煮鹽、冶鐵、鑄錢空前發達，科技發明亦不少。東漢時開辦的鴻都門學，“學生皆尺度、詞賦及工書鳥篆者”，為后代專門學校的發展提供了經驗。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受各種思潮的沖擊日漸式微，專門知識價值觀開始確立。從文化的嬗變來看，似乎應該扼腕痛惜，但就人類發展的客觀規律而言，卻又是值得幸運的事。在教育目標方面，倡導經世致用實用人才的培養思想多為后世所繼承。

苗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其歷史悠久，人口眾多，文化燦爛。全世界有苗族人口1200余萬，其中我國有894萬(2000年)，主要分布于貴州、湖南、云南、湖北、海南、廣西等省(區)，國外的主要分布在越南、老撾、泰國、緬甸、美國等國家。苗族先民遠古時期曾在我國的黃河流域的部分地區和長江中下游生息、繁衍，因屢次戰敗而不斷被迫向南遷徙，在遷徙的過程中，其支系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為便于支系的識別，不同地域、不同經濟條件的苗族，有著不同種類的服裝款式。因地理上大雜居小聚居的格局，從而形成了各種苗族服飾交錯分布的特點。苗族服飾縱然有千差萬別，但都一脈相承地共同反映著苗族的歷史和文化。苗族雖然沒有自己的文字以記錄歷史，但卻通過服飾的精湛工藝、絢麗色彩、繁多款式以及不斷豐富和發展的內涵在某種程度上傳承本民族的歷史，使服飾成為苗族文化的重要載體。被譽為“穿在身上的史書”的苗族服飾圖案最能體現民族的文化特征［1］。于是，苗族文化在某種意義上就體現在苗族的服飾藝術之中。文化，包含“思想、意識、觀念等等。思想意識中最重要的有兩個方面:一是價值觀念，一是思維方式。”［2］74“斯大林指出，一個民族一定要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共同的語言及表現共同心理的共同文化，才成其為一個民族。”［2］10那么，表現苗族共同心理的共同文化就是苗族文化。苗族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就體現在苗族文化之中，也就體現在苗族服飾之中。苗族文化為苗族所必需，是因為它有民族認同的巨大價值。苗族服飾體現的就是一種民族認同，洋溢在五彩斑斕的服飾紋樣之中的就是苗族文化。

一、苗族服飾的發展

苗族服飾的形成、分布及其演變，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從遠古到現代，種類款式紛繁復雜，但卻共同反映著民族的心理素質和文化特點。最初，苗族先民利用自然草木或獵獲的獸皮作為服裝的材料來制作服飾，如:草衣、獸皮衣等，少數苗族地區仍在使用。后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苗族服飾逐漸采用棉、絲作為主要材料，并將刺繡、紡織、纈染、銀飾等工藝裝飾于服裝，使苗族服飾愈發精美絕倫。“一山之隔，習俗殊異”，不同款式的苗族服飾源于不同的自然地理居住環境。居住在高山上的苗族村寨、居住在水邊的苗族村寨和居住在深山里的苗族村寨，其服飾衣料質地、款式結構、花飾風格就迥然不同。高原上的草木花果，森林中的鳥獸蟲魚等自然元素均被苗族人民鐫刻在精美的服飾上，體現了不同自然環境和歷史社會環境中苗族人民不同的審美情趣和文化內涵。苗族服飾作為苗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標志，在一定范圍內凝聚了民族的感情，保存了民族的文化，傳承了民族的歷史。在生產實踐過程中，由于對服飾不同的實際需要和苗族傳統習俗規定，苗族服飾不僅各支系存在差異，就是同一支系中的成人、孩童、男裝、女裝、婚前、婚后，其服飾都不盡相同。如今，苗族的服飾款式就多達200多種。

二、什么是“盤瓠”

(一)苗族服飾紋案中的盤瓠形象

在種類繁多且浩如煙海的苗族服飾之中，你會發現有許多“似狗非狗”或以“狗”為主要造型的動物圖案，這就是盤瓠形象圖案，這種圖案被廣泛地運用在苗族服飾藝術之中。如在貴州臺江等地的苗族服飾中有許多“狗”的形象，有的憨態可掬，有的怒目圓睜，有的重點繡一個碩大的狗頭形象，有的繡幾個狗的全身像，還有許多狗的變形形象，如人頭狗身、狗頭蛇身、龍頭狗身等等。這些眾多的盤瓠形象大量出現在苗族的服飾之上，尤其是出現在盛裝之上，其代表的意義就不尋常了。苗族婦女往往將某種崇拜意識轉化為象征意義的紋飾符號描繪在服飾之上，比如，苗族服飾上的龍紋、魚紋、鳥紋、牛紋、蝴蝶紋、楓香樹紋、盤瓠紋等，這些紋飾是否與苗族有著怎樣一種淵源關系?有待我們進一步的分析。

摘要：本文主要從回鶻汗國的興亡和裕固族東遷兩個方面闡述了裕固族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目前的史學家一般都將甘州回鶻做為裕固族正源來看待，筆者對已有歷史資料的研究和判斷，認為過去甘州回鶻大約就是今天西部裕固族的前身。東遷是促使今天裕固族形成以及其民俗文化形成的一個最為重要的環節。

關鍵詞：裕固族傳統文化歷史淵源

一、回鶻汗國的興亡

根據新舊《唐書》的記載，回鶻早就在河西有所活動。唐太宗貞觀六年（公元632）就有回鶻別部契苾部六千余家在契苾何力的率領下來到沙州，被唐朝安置在甘、涼二州。唐高宗初，回鶻首領婆閏曾助唐平定突厥叛亂，立有戰功，唐由此而于總章元年（公元668）遷其有功部落于甘州。武則天時，東突厥復國，進攻漠北回鶻的根據地烏德鞬山，一大批回鶻人遂在其酋長的帶領下南奔甘、涼之間，唐取其精騎充赤水軍。安史之亂爆發后，吐蕃攫有河西，當地回鶻遂成吐蕃部屬。公元840年以后，更有大批的回鶻人自漠北遷往這里。由今張掖（甘州）北出額濟納河（今黑河）、居延海抵蒙古國翁金河流域一線，自古以來就是河西地區與漠北交通的要道。回鶻人沿該道從漠北南來自是情理中事。在河西地區，甘州是回鶻人較為集中的聚居區，此外尚有散布在河西和隴右的諸多部落，見于記載的有賀蘭山回鶻、秦州回鶻、涼州回鶻、合羅川回鶻、肅州回鶻和瓜、沙州回鶻等。

甘州回鶻何時立國，學界則見仁見智，說法不一。有的認為立國時間應在公元884年以前，也有人認為是在公元872年，此外還有將立國時間定在公元884～887年之間、890年、894年、895～900之間及10世紀初等多種意見。概言之，至10世紀初期，甘州回鶻國已經建立，并經過不斷的東征西討，基本上控制了河西地區。甘州回鶻政權是一個由多個民族、部落組成的松散聯合政權，各部族承認甘州回鶻可汗（姓藥邏葛氏）的宗主地位，但內部事務大多還是自主的。統轄的范圍包括整個河西走廊，以及北側的荒原和半沙漠地帶，即今內蒙古的阿拉善旗和額濟納旗等地。甘州回鶻立國之際正是河西地區強勢迭起，民族變遷頻繁，戰亂紛爭的時代。吐蕃之強盛、西夏的崛起、沙州歸義軍政權的存在，都對甘州回鶻的生存構成極大的威脅。于是，甘州回鶻便采取了遠交近攻的策略，積極發展與中原地區的關系，與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及遼、宋等都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經濟往來關系，特別是同中原地區的五代政府和北宋王朝，以甥舅相稱，貢使往來十分頻繁。公元1001年，甘州回鶻遣使曹萬通入宋朝貢，與之建立了反西夏聯盟。此后，甘州回鶻屢屢向西夏發難，給西夏以沉重打擊，并從其手中奪取了河西重鎮涼州，基本上將西夏勢力逐出了河西。

公元1028年西夏發動突然襲擊，攻克甘州，甘州回鶻滅亡。各部落四散，有的依附吐蕃，有的投奔北宋，其中有一支退居沙州（今甘肅敦煌）以南，稱作沙州回鶻。據《金史》記載，沙州回鶻曾於公元1127年向金朝朝貢，以後便從史書上消失了。11世紀末，在《宋史》出現了黃頭回紇的記載，不少史學家認為黃頭回紇就是先前的沙州回鶻。

[摘要]本文主要從回鶻汗國的興亡和裕固族東遷兩個方面闡述了裕固族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目前的史學家一般都將甘州回鶻做為裕固族正源來看待，筆者對已有歷史資料的研究和判斷，認為過去甘州回鶻大約就是今天西部裕固族的前身。東遷是促使今天裕固族形成以及其民俗文化形成的一個最為重要的環節。

[關鍵詞]裕固族傳統文化歷史淵源

一、回鶻汗國的興亡

根據新舊《唐書》的記載，回鶻早就在河西有所活動。唐太宗貞觀六年（公元632）就有回鶻別部契苾部六千余家在契苾何力的率領下來到沙州，被唐朝安置在甘、涼二州。唐高宗初，回鶻首領婆閏曾助唐平定突厥叛亂，立有戰功，唐由此而于總章元年（公元668）遷其有功部落于甘州。武則天時，東突厥復國，進攻漠北回鶻的根據地烏德鞬山，一大批回鶻人遂在其酋長的帶領下南奔甘、涼之間，唐取其精騎充赤水軍。安史之亂爆發后，吐蕃攫有河西，當地回鶻遂成吐蕃部屬。公元840年以后，更有大批的回鶻人自漠北遷往這里。由今張掖（甘州）北出額濟納河（今黑河）、居延海抵蒙古國翁金河流域一線，自古以來就是河西地區與漠北交通的要道。回鶻人沿該道從漠北南來自是情理中事。在河西地區，甘州是回鶻人較為集中的聚居區，此外尚有散布在河西和隴右的諸多部落，見于記載的有賀蘭山回鶻、秦州回鶻、涼州回鶻、合羅川回鶻、肅州回鶻和瓜、沙州回鶻等。

甘州回鶻何時立國，學界則見仁見智，說法不一。有的認為立國時間應在公元884年以前，也有人認為是在公元872年，此外還有將立國時間定在公元884～887年之間、890年、894年、895～900之間及10世紀初等多種意見。概言之，至10世紀初期，甘州回鶻國已經建立，并經過不斷的東征西討，基本上控制了河西地區。甘州回鶻政權是一個由多個民族、部落組成的松散聯合政權，各部族承認甘州回鶻可汗（姓藥邏葛氏）的宗主地位，但內部事務大多還是自主的。統轄的范圍包括整個河西走廊，以及北側的荒原和半沙漠地帶，即今內蒙古的阿拉善旗和額濟納旗等地。甘州回鶻立國之際正是河西地區強勢迭起，民族變遷頻繁，戰亂紛爭的時代。吐蕃之強盛、西夏的崛起、沙州歸義軍政權的存在，都對甘州回鶻的生存構成極大的威脅。于是，甘州回鶻便采取了遠交近攻的策略，積極發展與中原地區的關系，與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及遼、宋等都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經濟往來關系，特別是同中原地區的五代政府和北宋王朝，以甥舅相稱，貢使往來十分頻繁。公元1001年，甘州回鶻遣使曹萬通入宋朝貢，與之建立了反西夏聯盟。此后，甘州回鶻屢屢向西夏發難，給西夏以沉重打擊，并從其手中奪取了河西重鎮涼州，基本上將西夏勢力逐出了河西。

公元1028年西夏發動突然襲擊，攻克甘州，甘州回鶻滅亡。各部落四散，有的依附吐蕃，有的投奔北宋，其中有一支退居沙州（今甘肅敦煌）以南，稱作沙州回鶻。據《金史》記載，沙州回鶻曾於公元1127年向金朝朝貢，以後便從史書上消失了。11世紀末，在《宋史》出現了黃頭回紇的記載，不少史學家認為黃頭回紇就是先前的沙州回鶻。

摘要：我國體育從業者在社會上現今面臨著諸多歧視偏見，這是一個常態現象，且諸多人群認為也是理所應當的現象。鑒于此，通過查找文獻等方法，對我國體育從業者頗受文化偏見的現象進行剖析，針對目前體育從業者在社會中受文化偏見的現象進行溯本還源，探析影響其現象產生的歷史文化根源。研究發現中國體育從業者所受文化偏見與扎根于中國的儒家文化，科舉制度，理性主義，體育項目的傳承亦有分不開的關系，諸多因素結合造成了而今的體育從業者遭受文化偏見的現象。

關鍵詞：體育歧視；重文輕武；歷史淵源：文化偏見

體育承載著其非凡的時代使命和發揮著其特殊的歷史效用。希臘先賢亞里士多德稱：“體育先于智育[1]”；赫伊津哈認為體育是一種游戲，并且游戲是人類的起源之一[2]；潤之先生言其“體育一道，配德育與智育，而德智皆寄于體，無體是無德智也[3]。”然近有羸弱之風，如“你的某某學科是體育老師教的嗎？”和“某主持人就高鐵扒門事件不當言評”等，甚至更有人戲謔體育從業者，認為其為武莽之夫，善用體力，拙于腦力，既往大智慧之人尚未如此，如今為何卻又成此番景象？這樣的萎靡風氣愈演愈烈，對體育人來講，故頗有研究之意。

1歷史文化根源

先秦之時，五霸吞爭，七雄亂世，惟衛國、驅兵之需，盛武之風而起，百家之鳴而至。夫子尚“文武兼之”；墨子拜“俠勇之力”；老子尊“動靜之道”；韓非子崇“氣力之法”。然自秦漢之后，再無尚武之潮，崇勇之風，尊力之趨。始皇知武之利，亦知其弊，故“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4]。”此舉是為彰顯其帝王之尊，更亦為抑武之舉。秦始皇破七國建秦后，通曉“亂世之時，武可安邦；盛世之際，武可擾國”之理，便設法將武力掌控在自己的手里，無法掌控的武力就弱化，甚至消滅，不至以成為亂國之禍，屆時弱化武力之舉初露頭角。

1.1根源之一：融之于獨尊儒術中的文化偏見

一、希臘的政治體制捍衛民主的同時犧牲了法律

希臘的政治體制捍衛了民主。在民主的雅典，人數眾多的公民大會象征著雅典的民主，也保障著雅典的民主。原則上年滿20周歲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參加。但證據顯示，公民大會開會時，柏尼克斯的大會堂經常座無虛席。公民大會每年召開40余次，每次會議都討論一些關系城邦的諸如國防與法律等的重要事宜。每個公民都可以針對當時討論的議題到講壇上發言，這使得雅典公民的參政熱情大為高漲。而今盡管不所有的人都把希臘政治體制看作是現代民主制度的源頭，但雅典的民主制度依然令人向往。但任何一個體制在彰顯特色的同時，也會缺失另一些東西。希臘的民主恰恰是以犧牲法律為代價的。在民主的雅典，幾乎所有的事情都要經過陪審法院的審判。但只要男子年滿20周歲一個條件就可以去做陪審員甚或法官，他們中很多公民不認字，更別說受過什么法律方面的培訓。而他們聽完原告與被告雙方的控訴與申訴后投票決定判決結果時卻是威嚴的法官。由于判決是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進行的，故訴訟者需要感染性極強的語言，甚至是哀求和哭訴或是壯烈和令人同情的淚水。除此之外，贏得訴訟的一方更要有激情的辯論和雄辯的演說。因此，希臘的法律沒能與政治保持恰當的距離，最終被淹沒在造就它的政治體制中。以至一位現代研究者很不客氣地寫道：“雖然希臘人有司法制度，卻很難說他們有法律制度（就這個詞的羅馬和現代意義而言）。他們沒有制定出法典。他們沒有報導推理縝密的判決。他們沒有寫出富有學理的論著。他們產生了建筑師、哲學家、雕刻家和畫家，但卻沒有職業的法官或法學家。他們在司法上的一個貢獻——民主陪審法庭，采取了最易流于任性的形式，而與任何法律科學根本地不相容。他們將巨資耗費于寺廟（如奧林匹克的寺廟），而不是像羅馬人那樣，用在法院建筑上面。”

二、智者學派——古希臘的法學家直接導致了形式邏輯的產生

智者學派一詞源出古希臘文sophists，出現于公元前5世紀，公元前4世紀開始衰弱。有學者認為譯為智者不足以分清是非或不足以還原他們在歷史上的真實面目，所以主張譯為“詭辯學派”。這個學派留下的文獻甚是匱乏，但僅有的資料顯示：他們的理論和行為無疑是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而這種新的思維方式給后人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和方向，而且直接導致了亞里士多德形式邏輯的出現。

（一）智者學派的產生背景

從歷史背景看，智者學派的產生決非偶然，而是有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的。這個學派的全盛時期是公元前五世紀的后半期。在此之前，希臘哲學有兩個中心。一個是愛奧尼亞，另一個是愛菲蘇，它們都是希臘殖民地。到了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哲學逐漸移入希臘大陸本部，并以雅典為中心。當時各城邦的許多著名學者都到過雅典或定居雅典。這時雅典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在不斷發展、進步，實際上成了整個希臘世界的中樞。隨著社會制度的演變，社會生產的發展、社會實踐的需要，各個領域都產生了許多新的矛盾，提出了不少新鮮的問題。自然科學方面如此，社會科學方面如此，人類的認識能力方面也是如此。這許多新問題已不能用傳統的學說加以解釋，傳統的理論也無法適應新時代的要求。這一矛盾似乎是越來越尖銳了。智者學派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敢于發表己見，試圖加以解決的許多學派之一。其次，當時雅典在政治上已發展到民主政治的全盛時代。公民們為了行使他們的民主權利，必須學習一些新的本領，包括論辯術、修辭術、雄辯術、講演術等，以便恰當地抒發己見、駁斥論敵或在法庭中贏得訴訟。智者學派就是應這種新教育的需要而產生的。他們當中有不少人本來就是擅長論辯、講演和修辭的。他們公開招收學徒，收取學費，并教以“本領”。

1戲曲與其它體裁的共性

1.1戲曲和民歌

（1）歷史淵源。戲曲的萌芽可以追溯至原始時代的歌舞，后經漫長的發育成長階段，期間先秦的樂舞、俳優、漢魏時期的百戲，隋唐時期的代面、撥頭、踏搖娘、參軍戲等都是戲曲藝術的萌芽狀態。而民歌也是在原始時期人們狩獵、祭祀、婚戀等活動中萌生逐步發展流傳的。（2）劇種形成基礎。自明末清初至清代中葉之后，在諸多聲腔爭妍的基礎上先后出現了眾多戲曲劇種。它們多數曾經歷過民間業余的“二小戲”（小旦、小丑）“三小戲”（小旦、小丑、小生）表演百姓日常生活故事的階段，后來由農村到城市、業余到專業，并積極吸收其他聲腔劇種的相關特性因素，逐漸成壯大為富有特色的劇種。這些劇種往往形式靈活多變，生活氣息濃郁，即戲曲一些劇種的形成是在各地民歌等的基礎上兼收并蓄發展而來，戲曲流傳到各地之后，必會吸收當地方言、民間小調等等從而形成一種帶有地方特色的唱腔或者劇種。（3）聲腔。戲曲的聲腔和民歌的唱腔有些相似之處。例如，流傳于陜西北部等地的信天游，由當地的民眾在日常生活勞動時即興編唱，曲調高亢奔放、內容深沉質樸。而由清初西秦腔發展形成的“陜西梆子”，其表演同樣粗獷質樸，音調高亢激昂，即由于地域特點和人文特色，使得二者在高亢的音調和唱腔上具有鮮明的共性。

1.2戲曲和民族器樂曲

（1）歷史淵源。戲曲的歷史淵源在和上述民歌對比中已有所陳述，而民族器樂曲的形成同樣可以追溯到原始時期。在原始社會，勞動人民直接利用勞動工具的生活用具充當樂器，他們在創造各類樂器的同時，民族器樂便與之共生。早期的器樂多為歌、舞、樂三位一體的綜合形式，這樣的形式發展至唐代成為歌舞大曲。因此戲曲和民族器樂曲的歷史淵源相近且二者在中國民族音樂的發展歷史中不斷相互滲透相互聯系。（2）與昆曲的聯系。戲曲樂隊包括文場和武場，許多劇種都有專有的器樂曲牌，稱為文場曲牌，如京劇音樂中的《夜深沉》，它是使用昆曲《思凡下山》其中一折的《風吹荷葉煞》，以其中的四句為基礎旋律而作的。而民族器樂中的民族器樂的吹管樂器，其中的品種繁多歷史悠久的笛，傳統的笛有梆笛和曲笛，曲笛就是以伴奏“昆曲”而得名的，音色圓潤柔和，演奏上注重氣息的控制，講究運氣的連綿不斷和聲音的悠揚曲折，力度變化細致，變現的氣質溫婉柔情。（3）音域。戲曲中唱的部分音域寬廣，充滿起伏，這和器樂曲音域寬廣的特征有明顯共性。（4）大跳旋律進行。戲曲音樂旋律之間的音程一般不會有太大跳躍，但有的戲曲音樂中卻能看到大跳式的旋律進行，這可能就是借鑒了器樂曲的表現手法。譜例1是源自戲曲音樂主要聲腔——高腔的著名唱功戲之一《打神》，該故事出自明傳奇《焚香記》，王魁中狀元后，棄妻再娶，其妻接到休書后到海神廟憤怒控訴。由譜例清晰可見大跳的旋律進行。譜例2是源自民族器樂曲——嗩吶曲《百鳥朝鳳》，該曲原是流傳山東、河南、河北等地的民間管樂合奏曲，以嗩吶主奏旋律。由譜例可見，大跳旋律進行明顯。

1.3戲曲和民族宗教音樂（佛教）

【摘要】對培智學校學生進行法制教育，可選取適合學生認知水平、身心特點的教育資源，以圖文結合、實踐操作、法制動畫等學生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支持手段，讓學生積極主動地探究“法”的知識和意義，學會用“法”的知識和途徑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關鍵詞】多方位支持；主題班會；法制教育

《培智學校義務教育生活適應課程標準（2016年版）》對培智學校高年級段學生提出了初步了解一些契約和法律的基本知識，在成人幫助和指導下運用法律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要求。作為一名高年級的培智班主任，如何向學生普法，讓學生知法、懂法呢？下面以一次主題班會活動課“與法同行”為例進行闡述。

一、梳理資源，明確學“法”目標

學習目標的確定必須源于學生的生活實際、貼合學生身心發展的需要。筆者首先組織班級學生就社會上的熱點事件及身邊同學之間的矛盾，從法的角度進行了一次座談。結果發現，一名輕度智障兼腦癱的孩子和一位學習障礙學生平時常通過手機、電視等積極關心社會時事新聞，且能就這些事件發表一些見解，此外，還了解一些基本的法律法規（將這兩名學生分入A組）；有4名學生說不清“法”為何物，但知道不能觸犯法律，否則會坐牢，對社會上發生的重大熱點事件有所耳聞，但人云亦云，沒有自己的見解（將這4名學生分入B組）。還有一名學生為重度智障學生，對社會時事新聞基本不關心，但知道做了壞事，警察會抓做壞事的人（將他分入C組）。鑒于學生認知的實際情況和現實生活的需要，筆者通過網絡搜索，整理出了關于“法”的歷史淵源及其含義；在眾多網絡資源中，選出了由成都市武侯區人民檢察院和成都市武侯區青少年犯罪預防研究中心聯合出品的《校園法制小先鋒》走進刑法系列動畫片作為教學內容。該系列動畫片共有8集，筆者選取其中《同學間的是是非非》《智擒“盲人”》《假幣風波》等三集動畫片作為課堂學習之用。這三集動畫片以同學們身邊的事件為視點，講述了關于故意傷害罪、女生如何進行自我保護、遇到假幣怎么辦等知識，這些與學生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同時也符合該班學生正處于青春期的身心特點和需求。綜上所述，本次主題班會活動的學習目標分別從知法、懂法兩方面入手。其中，要求A組學生了解“法”的歷史淵源，理解“法”的精髓是公平；通過短片學習懂得什么是故意傷害罪，學習如何鑒別假幣以及如何通過法律的途徑保護自己。要求B組學生初步了解“法”的歷史淵源，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通過短片學習使用紫光燈驗鈔筆鑒別假幣，懂得遇事不沖動，能夠向老師或警察尋求幫助。要求C組學生通過實踐操作初步感知“法”的公平，知道老師和警察可以保護自己。

二、圖文引入，帶領學生問尋“法”的淵源

摘要:《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第1款是對國際法形式淵源的權威說明。第38條第1款的排列順序表明了法院適用法律的順序,即法院裁判案件應優先適用條約,然后是習慣,最后才是一般法律原則。法院適用條約、習慣、一般法律原則的先后順序并不意味著三者之間存在著等級關系。

關鍵詞:國際法淵源;國際條約;國際習慣

在中外法學著作中，法的淵源有著不同的含義，有的是指法的歷史淵源，有的是指法的理論淵源，有的是指法的形式淵源，有的是指法的文件淵源，還有的是指法的文獻淵源。在國際法中，法律淵源一詞同樣被學者們賦予了多重含義。國際法淵源是有多種含義的，可以分為實質淵源、形式淵源、歷史淵源等等。盡管學者們對國際法淵源有不同的理解，但一般都認為國際法淵源主要是指形式淵源，而國際法的實質淵源主要由法哲學來進行研究。本文所研究國際法的淵源僅是指國際法的形式淵源。

一、《國際法院規約》

聯合國六大機關中唯一辦公地點不在紐約而位于荷蘭海牙的國際法院是聯合國最主要的司法機關，主要負責審理國家之間的爭端。《國際法院規約》的當事國幾乎囊括了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國際法院規約》構成《聯合國憲章》的一部分。《國際法院規約》涉及國際法淵源的規定主要是第38條第1款：“一．法院對于陳訴各項爭端，應依國際法裁判之，裁判時應適用：（子）不論普通或特別國際協約，確立訴訟當事國明白承認之規條者。（丑）國際習慣，作為通例之證明而經接受為法律者。（寅）一般法律原則為文明各國所承認者。”《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第1款是關于國際法院裁判案件時適用法律的規定，條款中沒有直接提及“淵源”一詞，但是國際法學界一般認為該條款是對國際法淵源的表述。如英國學者阿庫斯特認為：這一條款通常被承認為國際法淵源的一覽表。該條款存在爭議的問題是，第38條第1款列舉的各項淵源是否存在序列優先關系？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是否應當優先引用排序靠前的條約或國際習慣。多數學者認為,第38條第1款的排列順序表明了法院適用法律的順序,即法院裁判案件應優先適用條約,然后是習慣,最后才是一般法律原則。如英國學者斯塔克就認為：在正常情況下，要優先考慮為有關國家明示承認的條約與公約；如無可適用的條約與公約，就要優先考慮已確立的習慣規則；如無此類規則，就得求助于為文明各國所承認的一般法律原則。法院適用的優先順序表明：1．特別法優于一般法適用。只拘束當事國的條約相對于具有一般適用性的國際習慣，處于特別法的地位，應優先適用。2．國際法優于國內法適用。通過比較法的方法而查明和確認的來自于國內法的一般法律原則，一般認為它只是起一種補充條約和習慣不足的作用。法院適用條約、習慣、一般法律原則的先后順序并不意味著三者之間存在著等級關系。但一些學者認為，國際習慣法處于國際條約之上。如凱爾森認為：條約之所以是一個造法事實，條約之所以確立義務和權利或者換句話說，條約之所以有拘束力，都是由于習慣國際法的一項規則，這項規則通常是用約定必須遵守這個公式表示出來的。這項規則是條約的效力理由，因而是條約即所謂約定國際法-以別于習慣國際法的-所創造的全部法律的淵源。在效力理由方面，約定國際法是低于習慣國際法的。后者在國際法秩序的層次結構中代表著高于前者的水平。對于凱爾森的觀點，菲德羅斯并不認同。菲德羅斯認為：即使這個主張是正確的，從此也只得出這一結論：規定條約成立的那些國際習慣法規范處于條約法之上。可是，即使是這些規范也可以通過一個范圍廣泛的集體條約來予以變更，這是不可能有什么疑問的。比利時學者約斯特•鮑威林提出：好像為一般人們接受的看法是，國際法淵源沒有固有的等級。與國內法中的大多數等級不同，從某一國際法淵源衍生的規則不是比像創設某一規則或程序的機構所遵循的淵源形成的另一規則具有更高價值的優先等級。國際法中缺乏正式的等級，這是所有國際規則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源自國家同意這一推定的直接后果。因此，既然所有的規則基本上都來自相同的來源（國家同意），那么，可以推定它們具有相同的約束價值。因此，規則來自條約的事實并不一定意味著，它優先于習慣法和一般法律原則。習慣法也未必優先于一般法律原則。2006年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第58屆會議上，研究“國際法不成體系問題”的專題研究組在向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就國際法的等級問題，明確指出：國際法的規則和原則彼此無高下之分。不同淵源（條約、習慣和法律的一般原則）也不按任何普遍優先順序排列。這是國際法系和國內法系的一個關鍵區別。國內法通常會形成以憲法為核心的效力等級不同法的淵源。以我國為例，憲法效力等級最高，其效力優于其他一切法的淵源。憲法之下是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制定的法律，再之下是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再之下是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等等。國際法中卻沒有類似于國內法中憲法的淵源，而且國家之間也是彼此平等的，因此在國際法律規則之間也不存在普遍的優先順序。不同的國際條約或國際習慣之間沒有效力等級的排序。

二、國際法淵源的種類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表現；產生原因；輿論導向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國內政治力量更加試圖把國民意志轉移到新國家主義軌道上來、三次教科書事件所反映的否認日本近代以來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教科書中宣揚極端民族主義的譽美之詞俯拾皆是、極端荒謬地宣揚大和民族優越論、編纂著們完全不顧歷史事實,處心積慮地為古代日本“添彩”、歷史淵源、極端民族主義思潮起源于日本民族的神國史觀和天皇崇拜思想、比一般的政治學說具有更大的煽動性和迷惑力、現實土壤、教育敕語”的宣傳等戰時意識形態的灌輸、為極端民族主義搖旗吶喊的,既有學術界的極右翼分子,也有日本政界的新保守主義的議員、官僚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經濟的迅猛發展,其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開始滋長,否認日本近代以來發動侵略戰爭,美化侵略戰爭的極右翼觀點和言論層出不窮,既反映了發動侵略戰爭的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對戰敗的耿耿于懷,也有戰后一代極端民族主義的濫斛,本文通過對日本三次教科書事件中的極端民族主義的表現、產生原因、輿論引導和危害所作分析,引導讀者對此有一概括認識。

【關鍵詞】極端民族主義皇國史觀新國家主義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日本經濟的迅猛發展,趕上甚至超過了歐美諸強成為超級經濟強國,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開始滋長,國內政治力量更加試圖把國民意志轉移到新國家主義軌道上來,在國際上重新裝扮日本的國際形象。于是在國內輿論方面,右翼和保守政治勢力開始極盡所能美化日本,否認日本近代以來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急于在歷史問題上翻案。從而出現了自80年代初以來三次對歷史教科書的攻擊和對侵略戰爭進行美化的日本教科書事件,尤其以2001年日本文部科學省通過的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編寫的右翼新歷史教科書為標志,掀起了第三次攻擊歷史教科書的高潮。

三次教科書事件所反映的否認日本近代以來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回避和淡化戰爭責任,美化侵略戰爭的極右翼觀點和言論,既有其軍國主義思想、皇國史觀的歷史淵源也有其賴以滋生的現實國內土壤,尤其是戰后一代極端民族主義的思潮是其肇發的原始動因。現就日本三次教科書事件中的極端民族主義的表現、產生原因、輿論引導及其危害作一邏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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