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投資范文10篇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國際跨國投資的現狀和條件，從宏觀上指出了中國資本應該主動出擊，進行跨國經營，并在對“早半拍”理論和需求相似說等理論的評介的基礎上，在微觀指出了中國資本應該選擇全方位，多元化的跨國經營戰略

正文：

筆者曾經做了一次簡單的調查，就是提起跨國投資，然后觀察人們的反映，大多數人自然而然的想到國際上著名的跨國公司，什么可口可樂，麥當勞的；提到外資，更多的人關心的是如何引進和利用外資，很少有人將這些同中國的企業聯系到一起。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資金缺乏的確是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但殊不知，中國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全球一體化的不斷加強和中國加入WTO，贏得了國際化的資源配置環境，大多的中國企業都應該走出國門，為自己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

國際跨國投資是公司為了獲取預期未來收益而將資本投放到國外的活動，是國際貨幣資本和國際產業資本實現跨國流動的一種形式，以資本增殖，生產力提高為目的的國際跨國投資活動是科學進步，國際分工細化及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結果。跨國公司已成為國際投資活動中最活躍的因素，是國際投資活動的主體。國際跨國投資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大踏步發展，十多年來跨國投資金額超過了10000美元的大觀。在過去的9年中，全球的跨國投資保持了極高的增長速度，投資金額從1995年的3311億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10750億美元，2000年更是超越了12700億美元。統計資料顯示，到1999年底，全世界的跨國公司總數超過了60000家，擁有30萬個海外子公司和附屬企業，這些跨國公司占全世界對外國投資的70%以上，占全世界總產出的1/4。世界上最大的100個經濟體中有51個是跨國公司，其余49個是國家，也就是說，有些跨國公司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中等發展中國家。時隔五年，以跨國公司的發展勢頭，不難想象其規模和力量。大量的事實證明，跨國投資是當今世界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對中國企業而言，盡早地加入國際競爭當中，顯得尤為迫切。

按照國際資本輸出的規律，各國吸收國外投資與對外投資的比例，發達國家是1：1.44，即每吸收1美元外資，對外投資可達到1.44美元。發展中國家的這一比例為1；0.43，而我國目前的比例為1；0.26左右，尚相當于發展中國家的1/2多一點。隨著我過綜合國力的不斷加強，工業門類的齊全和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交流經驗的大量積累，我國對外投資存在著不可估量的潛力。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認為，目前中國應該并且已經達到快速對外輸出資本的階段。他指出，按照國際經驗，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一旦達到2000美元，產業結構就應進行調整，把一些生產能力過剩的企業移至海外，以更低的成本來獲得更多的利潤。目前中國人均收入雖只有1000美元多一點，但是由于地區差異，上海人均收入已經達到5000美元以上了，而江蘇、浙江、廣州等沿海地區人均收入都遠在2000美元以上。因此，到國外投資是萬事俱備，只差行動了。

近幾年來，中國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緊縮，很多領域存在過剩的生產能力，這就很容易讓人想起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的邊際產業理論，即產業升級后處于比較劣勢的產品和技術的轉移，一是沿海到中部、內陸欠發達地區，再就是向國外此產業仍然處于比較優勢的地區，尤其是了解國外市場的企業，向資本缺乏而勞動力密集的地方轉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徐滇慶指出：中國對外投資應該選擇那些市場程度比中國慢半拍的國家和地區。中國企業一方面有著充足的經驗，一方面對這種轉型中的市場有超強的適應能力。他將之成為中國企業跨國投資的“早半拍”準則。早半拍準則可以在國際貿易的需求偏好相似說中找到影子。需求偏好相似理論（Thoeryof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是瑞典經濟學家林德（S.B.Linder）提出的，用國家之間需求結構相似來解釋工業制成品貿易發展的理論，這對跨國投資同樣適用。林德認為，影響一國需求結構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一國的需求結構和人均收入是直接相關的，人均收入越相似的國家，其消費偏好和需求結構越相似，產品的相互適應性就越強，貿易交往也就越密。人均收入較低的國家其選擇消費品的質量要求也就較低，因為他們要讓有限的收入滿足多樣化的需求，同時，為了實現充分就業和掌握生產技術，也只能選擇通用的技術，簡單的資本設備，而人均收入較高的國家剛好相反。這就給人一種感覺，中國過剩的生產能力最好走這條路。徐滇慶教授根據他的早半拍準則得出結論：中國資本輸出最佳的地區是東歐地區，并切舉了豐佳集團的例子加以說明。其依據是這些地區國內市場化程度，參與世界經濟的程度都遠不如中國，而其收入水平和需求結構和中國類似。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一、這種理論只能解釋水平上的跨國投資問題，卻忽視了垂直跨國投資問題。二、這種理論只叢經濟發展程度角度入手，而忽視了政治等其他的條件。以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為例，其投資環境存在以下的問題：1、法律煩瑣，透明度低，且優惠政策沒有明確的法律保障；2、經濟困難，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期望值較高，反過來受其限制也高；3、政局尚未完全穩定；4、處于美俄爭奪激烈，經濟不穩定，麻煩事多的灰色地區；5、腐敗、官僚主義、行賄受賄嚴重，投資風險大，成本高，等等。豐佳在那里的成功不能把這些一下都抹去。三、這種理論引導的資本流向的產業基本上是一些低級產業，不利也企業的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因此我要指出，“早半拍”準則倒不如歸結為一種跨國投資戰略，即打發展程度的時間差，利用這種時間差取得良好的走出去效果。但是并不足以指導資本的主要流向。我國企業跨國投資應樹立多元化的發展觀念，不應該過分依賴一些國家、地區和產業，更不能一哄而上。應該在深入分析和考察的基礎上，對投資市場和產業有所取舍，以發揮資本的最大效用。

一、服務領域國際直接投資快速發展趨勢

當代世界經濟發展中，直接投資越來越成為經濟國際化與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國際直接投資的一般含義是指，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以一定生產要素投入到另一國并相應獲取管理權的一種跨國投資活動。其核心內容體現在：（1）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生產要素，可以是有形要素，也可以是公司品牌、管理技能等無形資產。（2）投資方擁有足夠的經營管理權。關于服務業對外投資的界定比較復雜。一些服務業的跨國投資行為可以使用傳統的股權控制定義進行界定，如跨國銀行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貿易服務公司在國外設立辦事處等。但有許多服務業的跨國投資過程，難以實現或不宜使用股權控制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實踐中區分服務業直接投資與服務貿易的標準主要是：直接投資利潤收入來源于外國股權所帶來的收益（與服務貿易的不同在于，服務貿易僅與接受服務者支付的銷售額、傭金、使用費有關）。（注：盧進勇等：《國際服務貿易與跨國公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頁。）按這一標準，可以將許可證和管理合同等服務業廣泛使用的投資方式包括在直接投資的范圍內。因為這類方式雖然不涉及控股權，也沒有實施交易內部化，但由于其收入是以國外被許可方或管理合同買主利潤收入的百分比計算的，所以應算作服務業直接投資。

服務領域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與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趨勢是相一致的。20世紀70年代初，服務業只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1/4，這之前，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級產品，以及以資源為基礎的制造業領域。80年代以后，服務業的跨國直接投資不斷升溫，跨國投資逐漸成為服務業國際競爭的一種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國投資總額中所占份額日益增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1970年，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第二產業占首要地位，其份額達45.2％，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只占31.4％；1985年，在服務產業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達42.8％，超過第二產業的38.7％；到1990年，服務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了一、二產業的總和，達50.1％。發達國家服務產業所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1970年僅為23.7％，1990年達到了48.4％。相比較來說，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是在第二產業。服務產業領域的投資，從1970年到1990年只從23.5％增加到29.5％。說明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的局限，服務產業的對外開放和國際化過程明顯慢于發達國家。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服務領域的國際直接投資在全球直接投資總額中一直呈占據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中，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跨國并購的大發展，成為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紀如年代以來，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和競爭加劇，也促進著全球服務市場的整合和服務業跨國公司之間的并購和重組，跨國并購浪潮一浪高過一浪。《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已由1998年的6000億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億美元，一年增長三成，跨國并購額由1998年的4800億美元上升到7200億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以收購方計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情況。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收購方）單位：百萬美元

附圖

內容摘要：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零售業的國際投資擴張成為必然。那么零售業國際投資主要受哪些因素影響？本文利用國際零售巨頭家樂福的相關數據，運用OLS回歸模型對其跨國投資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零售公司的國際化經驗、投資東道國的人均GDP等因素與跨國投資關系緊密。此外，本研究結果對我國零售企業“走出去”戰略，有較強啟發意義。

關鍵詞：零售業跨國投資投資擴張

大型零售企業跨國投資擴張現象及文獻回顧

零售業一般是指以向最終消費者提供所需商品和服務為主的行業，具有行業內向性特點，因此，零售業的跨國運作必須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即在當地市場設立商業存在的方式進行。國際零售巨頭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在多個國家的成功投資，使得零售業的國際擴張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家樂福就是這樣的典型案例之一。據家樂福的歷年年度報告，其在國外的投資自2001年以來高達總投資額的65%以上，海外銷售額自1996年以來則一直穩定在總銷售額的40%-55%，呈逐年上升趨勢。家樂福跨國投資擴張為何能取得如此驕人成績？決定他們跨國投資的最主要因素何在？本文試圖通過對這一問題的探討，提出我國零售業發展的對策建議。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零售業國際投資的興起，各國學者對零售業跨國投資進行了大量研究。其中SalmonandTordjman''''s（1989）較早對零售公司全球投資市場的識別、不同階段的投資策略、不同企業的投資風險戰略等進行了研究。隨后不少學者對影響零售企業對外投資的因素或跨國投資的動機進行了研究。如，McGoldrick（1995）把零售業對外投資的影響因素歸結為即將飽和的國內零售市場、公司風險的擴散等國內零售行業的“推力”因素，零售公司的戰略眼光、新市場的進入壁壘的移除等“促進”因素及投資東道國的“引力”因素。ChainStoreAge（1997）則從投資東道國的宏觀經濟、政治穩定性，市場結構、市場競爭狀況、消費者的偏好、技術可行性、零售業規模和成長趨勢、投資政策及稅收等因素對零售業的國際投資擴張進行了理論分析。Sternquist（1997，1998）則用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即包括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的OLI理論）并建立了零售業投資擴張的戰略模型（StrategicInternationalRetailExpansion簡稱SIRE模型）對零售業跨國投資進行了解釋。

零售業國際投資的影響因素

一、服務領域國際直接投資快速發展趨勢

當代世界經濟發展中，直接投資越來越成為經濟國際化與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國際直接投資的一般含義是指，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以一定生產要素投入到另一國并相應獲取管理權的一種跨國投資活動。其核心內容體現在：（1）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生產要素，可以是有形要素，也可以是公司品牌、管理技能等無形資產。（2）投資方擁有足夠的經營管理權。關于服務業對外投資的界定比較復雜。一些服務業的跨國投資行為可以使用傳統的股權控制定義進行界定，如跨國銀行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貿易服務公司在國外設立辦事處等。但有許多服務業的跨國投資過程，難以實現或不宜使用股權控制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實踐中區分服務業直接投資與服務貿易的標準主要是：直接投資利潤收入來源于外國股權所帶來的收益（與服務貿易的不同在于，服務貿易僅與接受服務者支付的銷售額、傭金、使用費有關）。（注：盧進勇等：《國際服務貿易與跨國公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頁。）按這一標準，可以將許可證和管理合同等服務業廣泛使用的投資方式包括在直接投資的范圍內。因為這類方式雖然不涉及控股權，也沒有實施交易內部化，但由于其收入是以國外被許可方或管理合同買主利潤收入的百分比計算的，所以應算作服務業直接投資。

服務領域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與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趨勢是相一致的。20世紀70年代初，服務業只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1/4，這之前，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級產品，以及以資源為基礎的制造業領域。80年代以后，服務業的跨國直接投資不斷升溫，跨國投資逐漸成為服務業國際競爭的一種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國投資總額中所占份額日益增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1970年，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第二產業占首要地位，其份額達45.2％，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只占31.4％；1985年，在服務產業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達42.8％，超過第二產業的38.7％；到1990年，服務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了一、二產業的總和，達50.1％。發達國家服務產業所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1970年僅為23.7％，1990年達到了48.4％。相比較來說，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是在第二產業。服務產業領域的投資，從1970年到1990年只從23.5％增加到29.5％。說明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的局限，服務產業的對外開放和國際化過程明顯慢于發達國家。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服務領域的國際直接投資在全球直接投資總額中一直呈占據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中，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跨國并購的大發展，成為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紀如年代以來，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和競爭加劇，也促進著全球服務市場的整合和服務業跨國公司之間的并購和重組，跨國并購浪潮一浪高過一浪。《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已由1998年的6000億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億美元，一年增長三成，跨國并購額由1998年的4800億美元上升到7200億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以收購方計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情況。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收購方）單位：百萬美元

附圖

一、跨國投資對服務貿易的影響：理論分析

貿易與資本流動之間的關系最早由Mundell1957年提出，他建立了一個標準的2X2X2的貿易模型，該模型假定其中一國具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該國對進口資本密集型產品設置貿易障礙，從而使該國資本的邊際產量上升，引起外國資本流入。根據Rybczynski定理，在商品價格不變的條件下，資本要素的增加將增加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生產，減少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該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量減少，從而資本流入替代了貿易出口。此后20世紀80年代Markuson和Svenson在標準的2X2X2模型中假設兩國存在技術差異，導致要素價格不同，引起要素的國際流動，每個國家都將獲得其出口產品中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根據Rybczynski定理，兩國要素稟賦的變化會促使其出口部門的擴張，從而要素流動與商品貿易之間的關系是互補的。

傳統的國際貿易純理論是建立在商品貿易基礎上的，而服務貿易存在某些與商品貿易不同的特征，第一，國際服務貿易是勞動與貨幣的交換，而不是物與貨幣的交換；第二，服務的生產與消費大多同時同地發生，服務不可儲藏；第三，統計方式不同，國際服務貿易在各國國際收支表中統計，而貨物貿易由各國海關統計。盡管服務貿易存在這些與眾不同的特征，目前主流的經濟學觀點仍然堅持認為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應用于國際服務貿易是有效的。論文百事通Sapir在1981年進行了一系列服務貿易的實證研究，其主要結論是：“傳統貿易理論適用于服務貿易，要素稟賦在服務貿易模式的決定上具有重要作用。”Deardorf1985年在標準的H-O模型框架下，通過改變個別的約束條件成功地解釋了國際服務貿易如何遵循比較優勢原則。目前國際經濟學界比較一致的觀點是：“服務貿易領域同樣存在比較優勢的合理內核”。因此在分析跨國投資對服務貿易的影響時，我們仍然沿用傳統的國際貿易純理論方法。

我們分析的起點是假設經濟是完全競爭的，在國際市場上每個國家都是小國，每個國家產品產量的變化不會引起國際市場產品價格的變化，而且假設一國由兩個經濟部門組成，M是制造業或農業部門，S是服務業部門，兩部門都以資本K和勞動L作為要素投入，體現消費者效用的社會無差異曲線是位似的。

外資的流入增加了一國的資本要素稟賦，通常情況下都假定外國直接投資（以下簡稱FDI）流入后可以在各生產部門間自由配置，但是本文中我們認為跨國投資是與具體的行業相關聯的，也就是說，FDI不會在本國的各行業間自由流動，資本流入之后就鎖定在特定的行業中，這樣的假定對各國生產函數的影響與通常的情況不同。當FDI可以在部門間自由流動時，對兩部門的生產能力都造成了影響，而當FDI與具體行業相關聯時，只改變該行業的生產能力。

在對跨國投資的特性作出規定之后，我們首先分析外國資本流入發達國家的情形，發達國家一般都具有在服務業方面的比較優勢，可以用圖1的產品空間來表示該國的生產、消費和貿易的情況。在圖1中，坐標橫軸和縱軸分別表示該國服務業和制造業的產品產量，M[,1]S[,1]是其生產可能性曲線，P[,1]P[,1]′是相對價格曲線，在不存在要素變化的情況下，可知該國在A[,1]點生產，在C[,1]點消費，該國的凈出口量是B[,1]A[,1]。考慮FDI流入該國，由于其具有服務業的比較優勢，所以流入的FDI中相當大比例的部分投資于服務業，于是該國的生產可能性曲線向外移到M[,2]S[,2]，其中，服務業增產的比例高于制造業。因為國際市場產品價格不變，價格曲線的斜率也保持不變，平行外移到P[,2]P[,2]′，此時，該國將在A[,2]點生產，社會無差異曲線是位似的，所以在C[,2]點消費，服務凈出口是B[,2]A[,2]，可以看出，該國服務業的生產和消費都增加了，但是可以證明在此服務生產的增加大于服務消費的增加，所以，服務凈出口增加了。也就是說FDI的流入增加了該國的凈服務出口，增加了該國服務業的競爭力和比較優勢。

一、跨國投資對服務貿易的影響：理論分析

貿易與資本流動之間的關系最早由Mundell1957年提出，他建立了一個標準的2X2X2的貿易模型，該模型假定其中一國具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該國對進口資本密集型產品設置貿易障礙，從而使該國資本的邊際產量上升，引起外國資本流入。根據Rybczynski定理，在商品價格不變的條件下，資本要素的增加將增加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生產，減少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該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量減少，從而資本流入替代了貿易出口。此后20世紀80年代Markuson和Svenson在標準的2X2X2模型中假設兩國存在技術差異，導致要素價格不同，引起要素的國際流動，每個國家都將獲得其出口產品中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根據Rybczynski定理，兩國要素稟賦的變化會促使其出口部門的擴張，從而要素流動與商品貿易之間的關系是互補的。

傳統的國際貿易純理論是建立在商品貿易基礎上的，而服務貿易存在某些與商品貿易不同的特征，第一，國際服務貿易是勞動與貨幣的交換，而不是物與貨幣的交換；第二，服務的生產與消費大多同時同地發生，服務不可儲藏；第三，統計方式不同，國際服務貿易在各國國際收支表中統計，而貨物貿易由各國海關統計。盡管服務貿易存在這些與眾不同的特征，目前主流的經濟學觀點仍然堅持認為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應用于國際服務貿易是有效的。Sapir在1981年進行了一系列服務貿易的實證研究，其主要結論是：“傳統貿易理論適用于服務貿易，要素稟賦在服務貿易模式的決定上具有重要作用。”Deardorf1985年在標準的H-O模型框架下，通過改變個別的約束條件成功地解釋了國際服務貿易如何遵循比較優勢原則。目前國際經濟學界比較一致的觀點是：“服務貿易領域同樣存在比較優勢的合理內核”。因此在分析跨國投資對服務貿易的影響時，我們仍然沿用傳統的國際貿易純理論方法。

我們分析的起點是假設經濟是完全競爭的，在國際市場上每個國家都是小國，每個國家產品產量的變化不會引起國際市場產品價格的變化，而且假設一國由兩個經濟部門組成，M是制造業或農業部門，S是服務業部門，兩部門都以資本K和勞動L作為要素投入，體現消費者效用的社會無差異曲線是位似的。

外資的流入增加了一國的資本要素稟賦，通常情況下都假定外國直接投資（以下簡稱FDI）流入后可以在各生產部門間自由配置，但是本文中我們認為跨國投資是與具體的行業相關聯的，也就是說，FDI不會在本國的各行業間自由流動，資本流入之后就鎖定在特定的行業中，這樣的假定對各國生產函數的影響與通常的情況不同。當FDI可以在部門間自由流動時，對兩部門的生產能力都造成了影響，而當FDI與具體行業相關聯時，只改變該行業的生產能力。

在對跨國投資的特性作出規定之后，我們首先分析外國資本流入發達國家的情形，發達國家一般都具有在服務業方面的比較優勢，可以用圖1的產品空間來表示該國的生產、消費和貿易的情況。在圖1中，坐標橫軸和縱軸分別表示該國服務業和制造業的產品產量，M[,1]S[,1]是其生產可能性曲線，P[,1]P[,1]′是相對價格曲線，在不存在要素變化的情況下，可知該國在A[,1]點生產，在C[,1]點消費，該國的凈出口量是B[,1]A[,1]。考慮FDI流入該國，由于其具有服務業的比較優勢，所以流入的FDI中相當大比例的部分投資于服務業，于是該國的生產可能性曲線向外移到M[,2]S[,2]，其中，服務業增產的比例高于制造業。因為國際市場產品價格不變，價格曲線的斜率也保持不變，平行外移到P[,2]P[,2]′，此時，該國將在A[,2]點生產，社會無差異曲線是位似的，所以在C[,2]點消費，服務凈出口是B[,2]A[,2]，可以看出，該國服務業的生產和消費都增加了，但是可以證明在此服務生產的增加大于服務消費的增加，所以，服務凈出口增加了。也就是說FDI的流入增加了該國的凈服務出口，增加了該國服務業的競爭力和比較優勢。

一、FDI方式選擇的研究維度

FDI方式的選擇作為企業國際化經營的重要戰略決策，理論界的研究主要從兩個維度展開（Barkema&Vermeulen，1998）：一是跨國公司選擇何種途徑建立海外子公司，即采用跨國收購（Acquisition）的方式還是綠地投資（Green-fieldInvestment）的方式（Herrmann&Data，2006）；二是在海外子公司中選擇何種股權比例，即采用全資還是合資的方式（Anderson&Gatignon，1986）。

大多數研究者都是將以上兩個維度割裂開來進行研究，即使有學者將跨國收購、綠地投資以及合資方式選擇作為一個議題（Woodcocketal，1994；Anand&Kogut，1997），也是基本上將收購、綠地投資視為全資方式。這種研究現狀一方面引起了理論視角的混淆，另一方面也與現實情況不符合，因為企業在國外開展跨國收購或者綠地投資時，很多公司只是收購目標企業部分股權或者同本土企業合作共同出資新建企業。實際上這兩個維度是統一決策的兩個方面，兩者在程序上存在遞進關系：先決定采用何種途徑在海外建立子公司，再選擇在子公司的股權。各階段FDI方式之間的關系如圖1所示。

二、FDI方式的內涵

FDI作為一種重要的國際市場進入方式（EntryModel），一直以來都沒有一個比較全面的定義，其主要原因是企業國際化進入方式的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才起步。美國沃頓商學院教授Root在研究出口、技術轉讓、FDI三種國際化進入方式選擇時，正式提出了國際化進入方式的概念，認為進入方式是指跨國公司的產品、技術、人力資源、管理以及其他資源進入國外的制度安排（Root，1984）。在該研究中，以在國外建立企業制度為目的的FDI方式只是作為國際化進入方式中的一種，后來的研究者對FDI的具體方式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Anderson從海外子公司股權選擇的角度出發，認為FDI方式是一種便于企業控制海外企業經營的治理模式（Anderson&Gatignon，1986），依據對海外子公司控制程度的大小，跨國公司可以選擇全資、合資以及契約方式開展跨國經營。而Hill基于海外子公司建立途徑選擇的視角，認為FDI方式是跨國公司在國外組織企業經營的形式（Hilletal，1990），跨國公司可以采用收購本土企業的方式組織經營，也可以在東道國新建企業開拓市場。

無論是海外子公司的建立途徑選擇，還是股權比例選擇，研究的對象都屬于FDI方式的選擇，但以上各方的定義均難以包容其他人的研究。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認為FDI方式是指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資本以及其他資源進入國外的一種投資安排。通過該定義，第一，排除了產成品出口的方式，因為跨國移動的生產要素僅限于跨國公司的人力、技術、管理、資本以及其他資源。第二，研究對象針對的是投資行為，不包括跨國特可經營、技術轉讓等契約方式。第三，FDI方式是一種投資安排，這種投資安排包括選擇收購還是綠地投資的方式建立海外子公司，以及選擇采用合資還是全資的方式開展經營。

一、服務領域國際直接投資快速發展趨勢

當代世界經濟發展中，直接投資越來越成為經濟國際化與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國際直接投資的一般含義是指，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以一定生產要素投入到另一國并相應獲取管理權的一種跨國投資活動。其核心內容體現在：（1）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生產要素，可以是有形要素，也可以是公司品牌、管理技能等無形資產。（2）投資方擁有足夠的經營管理權。關于服務業對外投資的界定比較復雜。一些服務業的跨國投資行為可以使用傳統的股權控制定義進行界定，如跨國銀行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貿易服務公司在國外設立辦事處等。但有許多服務業的跨國投資過程，難以實現或不宜使用股權控制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實踐中區分服務業直接投資與服務貿易的標準主要是：直接投資利潤收入來源于外國股權所帶來的收益（與服務貿易的不同在于，服務貿易僅與接受服務者支付的銷售額、傭金、使用費有關）。（注：盧進勇等：《國際服務貿易與跨國公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頁。）按這一標準，可以將許可證和管理合同等服務業廣泛使用的投資方式包括在直接投資的范圍內。因為這類方式雖然不涉及控股權，也沒有實施交易內部化，但由于其收入是以國外被許可方或管理合同買主利潤收入的百分比計算的，所以應算作服務業直接投資。

服務領域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與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趨勢是相一致的。20世紀70年代初，服務業只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1/4，這之前，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級產品，以及以資源為基礎的制造業領域。80年代以后，服務業的跨國直接投資不斷升溫，跨國投資逐漸成為服務業國際競爭的一種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國投資總額中所占份額日益增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1970年，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第二產業占首要地位，其份額達45.2％，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只占31.4％；1985年，在服務產業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達42.8％，超過第二產業的38.7％；到1990年，服務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了一、二產業的總和，達50.1％。發達國家服務產業所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1970年僅為23.7％，1990年達到了48.4％。相比較來說，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是在第二產業。服務產業領域的投資，從1970年到1990年只從23.5％增加到29.5％。說明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的局限，服務產業的對外開放和國際化過程明顯慢于發達國家。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服務領域的國際直接投資在全球直接投資總額中一直呈占據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中，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跨國并購的大發展，成為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紀如年代以來，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和競爭加劇，也促進著全球服務市場的整合和服務業跨國公司之間的并購和重組，跨國并購浪潮一浪高過一浪。《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已由1998年的6000億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億美元，一年增長三成，跨國并購額由1998年的4800億美元上升到7200億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以收購方計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情況。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收購方）單位：百萬美元

附圖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國際跨國投資的現狀和條件，從宏觀上指出了中國資本應該主動出擊，進行跨國經營，并在對“早半拍”理論和需求相似說等理論的評介的基礎上，在微觀指出了中國資本應該選擇全方位，多元化的跨國經營戰略

關鍵詞：跨國投資“慢半拍”原則“需求相似說”“走出去”戰略

正文：

筆者曾經做了一次簡單的調查，就是提起跨國投資，然后觀察人們的反映，大多數人自然而然的想到國際上著名的跨國公司，什么可口可樂，麥當勞的；提到外資，更多的人關心的是如何引進和利用外資，很少有人將這些同中國的企業聯系到一起。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資金缺乏的確是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但殊不知，中國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全球一體化的不斷加強和中國加入WTO，贏得了國際化的資源配置環境，大多的中國企業都應該走出國門，為自己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

國際跨國投資是公司為了獲取預期未來收益而將資本投放到國外的活動，是國際貨幣資本和國際產業資本實現跨國流動的一種形式，以資本增殖，生產力提高為目的的國際跨國投資活動是科學進步，國際分工細化及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結果。跨國公司已成為國際投資活動中最活躍的因素，是國際投資活動的主體。國際跨國投資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大踏步發展，十多年來跨國投資金額超過了10000美元的大觀。在過去的9年中，全球的跨國投資保持了極高的增長速度，投資金額從1995年的3311億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10750億美元，2000年更是超越了12700億美元。統計資料顯示，到1999年底，全世界的跨國公司總數超過了60000家，擁有30萬個海外子公司和附屬企業，這些跨國公司占全世界對外國投資的70%以上，占全世界總產出的1/4。世界上最大的100個經濟體中有51個是跨國公司，其余49個是國家，也就是說，有些跨國公司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中等發展中國家。時隔五年，以跨國公司的發展勢頭，不難想象其規模和力量。大量的事實證明，跨國投資是當今世界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對中國企業而言，盡早地加入國際競爭當中，顯得尤為迫切。

按照國際資本輸出的規律，各國吸收國外投資與對外投資的比例，發達國家是1：1.44，即每吸收1美元外資，對外投資可達到1.44美元。發展中國家的這一比例為1；0.43，而我國目前的比例為1；0.26左右，尚相當于發展中國家的1/2多一點。隨著我過綜合國力的不斷加強，工業門類的齊全和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交流經驗的大量積累，我國對外投資存在著不可估量的潛力。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認為，目前中國應該并且已經達到快速對外輸出資本的階段。他指出，按照國際經驗，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一旦達到2000美元，產業結構就應進行調整，把一些生產能力過剩的企業移至海外，以更低的成本來獲得更多的利潤。目前中國人均收入雖只有1000美元多一點，但是由于地區差異，上海人均收入已經達到5000美元以上了，而江蘇、浙江、廣州等沿海地區人均收入都遠在2000美元以上。因此，到國外投資是萬事俱備，只差行動了。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企業跨國經營的傳統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困境與演變；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現實模式與理論困惑；三種目的、三種類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新邏輯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任何新鮮事物，總會有爭議和歧見、企業走出去到海外投資設廠進行跨國經營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對于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經典理論解釋從美國經濟學家海默開始、在海默壟斷優勢理論后面的另一種重要的跨國經營理論是內部化理論、以壟斷優勢為核心的各種傳統跨國經營理論、企業走出去跨國投資的基礎和邏輯尚不十分清楚、以獲取國際資源、原料等為目的的投資、以獲取壟斷優勢與核心競爭力為目的的投資與并購、以利用壟斷優勢為目的的投資等，具體請詳見。

據說，許多發達國家的經濟中心，越來越多地見到中國老板的身影，他們手握巨資，盯著那些在危機下艱難度日的外國企業準備出手。據權威部門的初步統計，在全球直接投資銳減的2009年，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卻達到創紀錄高度，僅非金融直接投資就達420億美元，其中約45%是海外并購。歲末年初，回望2009，在全球經濟都處于金融危機之中的灰暗底色下，中國經濟可說是少有的亮色之一；而在中國經濟總體復雜困難的大格局下，企業走出去進行跨國投資、收購兼并，又可說是特別突出的亮點之一。

然而，略去表面的浮華和熱鬧，冷靜地看待中國企業走出去進行海外并購與投資，我們發現，事情并不像表面所看到的那么簡單,那么清晰，那么樂觀，那么眾口一詞。事實上，僅僅兩年前,“中國企業是否應該走出去”都還是理論界、學術界、政府部門以及企業家們爭議不斷的話題。許多研究者質疑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以及海外投資的能力和基礎：現有海外投資理論不支持中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的行為；實踐中也確有不少企業在海外投資上碰得頭破血流，賺錢者不多，虧損的不少。雖然這兩年發生的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格局發生很大變化，中國地位不斷上升，但是，是不是這兩年的變化就已經使中國企業發生根本改變，從不具備跨國經營能力到擁有跨國經營能力，從弱勢國際競爭地位變為強勢競爭地位呢？發達國家資產確實比前些年前便宜了，但是不是便宜到只要買下就賺錢，可以大舉收購呢？

誠然，任何新鮮事物，總會有爭議和歧見，不能因為有爭議、有歧見就裹足不前，無限期等待，以致坐失良機。很多問題，特別是現實問題，僅僅坐而論道地爭來爭去不可能有什么結果，只有實踐，才能給出正確的結論。如果要等到完全清楚了再行動，恐怕今天也不會有一家中國企業走出海外。在這個問題上，“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改革思想恐怕也是必要的原則。然而，另一方面，也應當看到，縱然不可能將所有問題弄清之后再行動，但將基本的原則搞清，將已有定論、可能弄清的問題弄清，對行動做出規劃，謀定而后動，也是必要的行為準則。否則，不顧任何既有的理論和原則，盲目妄動，輕率行事，必定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有可能撞大運似地僥幸成功，也可能落水斃命，輸得血本無歸。中國企業走出去問題，我覺得正應當這樣看待。

1企業跨國經營的傳統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困境與演變

企業走出去到海外投資設廠進行跨國經營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最晚在19世紀中葉就有了資本主義國家大公司、大企業到海外投資經營的情況。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大公司已系統性地展開國際投資與跨國經營活動，諸如聯合利華、雀巢、西門子、福特、通用等大企業以及花旗、匯豐等大銀行，都是跨國經營的先行者。除了發達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投資也不少見。我們都熟悉，上世紀的二三十年代，花旗、匯豐等大銀行就占據著上海外灘最顯赫的位置，美孚石油、通用電氣等業早早就進入中國市場。不過，二戰前雖然大公司的海外投資已廣泛存在，但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真正發展成為一種全球現象，還是二次大戰以后的事。對企業海外投資的理論解釋——跨國經營理論——也是二次大戰以后才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