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性范文10篇

近幾年，我國實施了以擴大國債投資為重點的積極財政政策。實踐證明：積極財政政策實施遏制了通貨緊縮趨勢，拉動了內需，促進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它是我國在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方面進行的又一次成功實踐。但短期政策長期化，積極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穩定、快速增長同時，也暴露了其固有的弊病，赤字與國債規模的擴大產生了經濟風險，造成了經濟負擔。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其進行全面分析，以探討其可持續性，并針對積極財政政策實施中存在的問題和對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提出完善積極財政政策的措施，以保持我國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一、國債政策的經濟效應分析

經濟學中，擠出效應一般是指政府通過向公眾（企業、居民）和商業銀行借款來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和借貸資金需求上的競爭，導致民間部門（或非政府部門）投資減少，從而使財政支出擴張部分或全部抵消。

擠出效應是國債的副產品，若擠出效應存在且過大，則國債政策的可持續性將受到質疑，考查擠出效應，重點要分析政府債務對利率的影響。在IS——LM模型中分析擠出效應的產生，我們可知其產生有嚴格的假設條件，擠出效應只有在貨幣供給不增加并且經濟活動達到充分就業水平的情況下才可能產生。在我國現階段，經濟未達到充分就業，民間儲蓄居高不下，投資萎縮，消費低迷的情況下，政府支出擴張不會引起利率上升，且考察起來，我國近年來實際利率的上升與政府支出無相關關系，實際利率上升和它對非政府投資的某些抑制作用也不能說明政府支出擴張有擠出效應，因為我國貨幣供給量一直在變化。利率上升一方面是因為價格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因為商業銀行名義利率下調幅度不夠，是利率政策限制了財政政策擴張發揮充分的乘數效應，而不是財政擴張自身產生了“擠出效應”。另外，政府供款也不一定引起資金需求競爭。我國資金需求主要是對銀行資金的需求。我國商業銀行超額準備金率一直超過7%（或總準備金率超過15%），表明我國商業銀行資金是充足乃至過剩的。這種資金過剩是民間資金需求不足、銀行資金供應謹慎雙重作用下的結果，政府向銀行借的是閑量資金，它只是減少銀行閑量資金，并非消除銀行的閑量資金，所以對企業的資金供應并未產生擠出效應。我國近年來政府擴張支出的同時，也配合適度的貨幣政策，增加了貨幣供給，財政擴張產生的利率上漲壓力被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所抵消，不會產生利率的上升。但是，隨著經濟持續發展，資源得到較充分利用，勞動力、資金、土地資源等逐漸變得稀缺，擠出效應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況且，據估計，目前在政府投資的項目中，有20%投資完全可以由民間投資來取代。現在政府投資的項目可能就是今后高效率的民間資本發揮作用的領域。所以政府現在的投資可能已經對未來民間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因此，擠出效應的存在已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通貨膨脹問題也是國債政策實施中必須認真對待，加以避免的重要問題。90年代中期后，規定財政不能從銀行透支，財政赤字須通過發行國債來彌補，央行不能從國債一級市場上直接購買國債，這些措施基本上從制度方面阻斷了財政赤字擴大直接引發央行增發貨幣并導致通貨膨脹的渠道。但是由于赤字債務化后。財政赤字與超量貨幣發行之間的間接聯系依然存在，對通脹的影響并未完全消除，間接影響的大小與央行公開市場業務關系密切。這就需要我們繼續實行穩健貨幣政策，規范公開市場操作行為，避免產生通脹的誘因。目前，我國居民儲蓄率依然較高，銀行資金和其他各種生產要素比較充裕，利率和價格水平較低，適當增發國債，不僅成本低，也有物資保證，不會引起通貨膨脹。

二、國債的規模風險分析

消費需求是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

政府要圍繞居民住、行消費提供相應的政策服務。n年均增長率=［(本期/前n年)/(1/(n－1))－1］×100%(1)(1)消費需求與GDP增長。根據公式1的年均增長率計算公式，從表1可以得出，2001-2010年間，支出法GDP年均增長13．7%，最終消費總量年均增長12．1%，比GDP慢1．6個百分點，資本形成額年均增長19．7%，比GDP增長快6個百分點。2001年以后，消費需求連續多年慢于GDP的增長。消費需求增長慢于GDP增長，導致消費需求占GDP的比重即最終消費率不斷下降［4］。盡管近些年來我國GDP出現了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圖1)，但是與最終消費和資本形成額相比之間仍有差距，最終消費增速落后于GDP增速。內需不足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障礙。目前，強化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已刻不容緩。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今后幾年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這一決策的背景是投資和消費在GDP中所占比例不協調，也就是投資所占比例過高，消費所占比例過低。總體來看，我國是一個經濟大國，調整經濟結構、拉動消費、擴大內需是保持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長久之策和立足之本。尤其是在全球經濟不確定因素增多的大背景下，堅持擴大內需的戰略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盡管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非一日之功，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但這是確保經濟健康快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之路，必須想方設法使消費這駕馬車跑起來，與投資、出口一起跑得更快更好。(2)消費需求與投資。相對于投資需求而言，我國消費需求的增長還有巨大的上升空間，城鄉居民的消費潛力仍然十分可觀;相對于政府消費而言，居民消費有很大的增長潛力;相對于城市而言，農村消費市場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與投資相比，消費的增速一直滯后于投資的增長。2000-2010年(表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年均增長23．8%，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4．9%，兩者的增幅差距相差8．9個百分點。2006-2010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年均增長25．6%，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8．5%，兩者的年均增速仍相差7．2個百分點。從長遠來看，消費的增長速度應該接近于投資的速度，但與投資相比仍會有一定差距。從消費占經濟總量的比重來看，與投資率相比，我國的消費率則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并呈現下降趨勢(圖2)。從2000年的62．3%下降為2010年的47．7%，年均消費率為53．7%，有4年的消費率低于50%。從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來看，2000-2010年消費貢獻率為43．6%，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仍高于投資(表3)。但是，隨著投資占經濟總量比重的提高，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正在增強。近年來，投資貢獻率已超過消費貢獻率。與各國比較，我國目前的投資率明顯偏高，消費率明顯偏低。2000-2010年，我國的年均投資率為40．0%，不論與發達國家比，還是與發展中國家比，都明顯偏高。從消費率來看，我國的年均消費率為53．7%，與其他國家相比，明顯偏低。目前世界各國的投資率一般都在20%左右，這說明各國的投資水平與其經濟發展水平關系不大。我國經濟不能長期依靠投資拉動增長。消費跟不上，社會再生產就不能順利進行。投資增長會造成新的供給，而新的供給要靠新的消費消化掉。如果沒有消費提供支撐，投資就可能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帶來產能閑置、產品積壓、效益下降，最終肯定會造成經濟的大起大落。因此，一方面要降投資過熱，另一方面要擴大消費，而擴大消費的著力點是要培育和鞏固消費熱點。

可持續消費仍需調整政策，支持改變消費觀念

提高消費意識，使大多數消費者意識到自己消費的產品，對環境對社會有一定的益處［3］。比如，以個人為例，在用水這件事情上，原來的觀念中，認為反正水費還是能交得起的，就沒注意到節約用水，自從知道低碳消費，并有所了解可持續消費后，在用水方面，就比較注重循環利用。通過對三地區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主要消費品年末擁有量(交通工具)比較分析(表4)，不同層次不同地域的人對待消費的理解和認識不相同，在重慶自行車擁有量較少，且近年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家庭擁有私家車不多，說明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較多。同樣可以看出其他兩地區結果恰恰相反，用自行車作為交通工具的人更多。2011年，在對重慶的一個社區對一百戶家庭進行調查，其中70%的家庭擁有私家車，平時上班用的不到50%，有自行車的2%，一家用于上班，一家用于鍛煉。所以對于不同地域的居民，應進行不同消費理念的培養。通過政策、措施來給居民一個循環再利用的平臺，大家都知道，并且十分熟悉，但是真正做到的很少。例如城市居民的衣服，有很多都可以進行充分利用。社區應多提供有關的活動，定期舉行活動幫助居民制作背包、購物袋、小裝飾等。用多種形式，進行廢物改造，增強人們的興趣，既充實了大家的業余生活，又得到實惠。首先，在政府消費中，少自身消費，多向百姓轉移消費。通過加大對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民生領域的支出，可以促進居民的消費。其次，要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優先考慮低收入群體。由于低收入群體的數量龐大，消除他們消費的后顧之憂，將有利于刺激和擴大我國的消費增長。應考慮建立對低收入階層補貼的長效保障機制，把補貼制度長期化、規范化，讓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低收入者能及時得到政府的補貼資助。這是在擴大消費，創建和諧社會時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第三，要增加農民收入、加大擴大農村消費力度。不僅要進一步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而且還要拓展農村的消費力度。尤其是要將適合于農村消費的產品送到農村，擴大農村消費市場，以此來有效地刺激和擴大農民的潛在消費欲望，并提升農民的即時消費水平。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物質消費的快速和不斷增長對環境造成的破壞和巨大的壓力，消費越多對環境的影響就越大。在整個消費中特別強調可持續消費在消費中的地位，強調不斷提高可持續性消費在整個消費中的比重。所以，可持續消費性對于人類的全面發展，對于促進人類社會進步具有十分重要意義。

本文作者：康秋紅工作單位：重慶工商大學

隨著化肥、農藥、農膜和農業機械等廣泛深入地應用于農業生產后，我國農業生產力大幅度提高，農業專業化生產迅速發展，農產品商品化程度不斷提高，農業生產由傳統農業發展到現代農業[1]。但由于大量消耗資源和粗放經營，隨之而來的是土壤退化，環境污染，資源緊缺，農業生產成本提高，危及人類健康與安全等問題的出現。面對農業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事實，人們開始反思和重新審視現代化農業的發展模式，嘗試進行了農業可持續性的實踐探索[2]。

1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含義

由于各國國情不同，農業發展要求不同，因此也就產生了對可持續農業理解上的差異。由于發達國家農業生產力水平相對較高，因此更加注重農業產業的綜合功能和重視食品安全與營養，并且更多地強調資源環境的保護，這是一種現代化農業觀念。而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農業投入水平低，經營粗放，農業發展更多地集中于數量的增長。也就是說，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由于起點不同，對農業發展的要求各有側重，但共同點都是要求保護資源和環境，使農業可持續發展。因而《丹波宣言》中的“可持續農業”定義已為世界各國普遍接受，即可持續農業是“采取某種使用和維護自然資源的基礎方式，以及實行技術變革和機制性改革，以確保當代人類及其后代對農產品的需求得到滿足，這種可持久的發展（包括農業、林業和漁業）維護土地、水、動植物遺傳資源，是一種環境不退化、技術上應用適當、經濟上能生存下去以及社會能夠接受的的農業”[3]。

2農業可持續性的特征

農業可持續性是農業可持續發展中一個關鍵性概念。由于不同學者所從事研究的學科背景不同，其對農業可持續性的認識角度也有所不同。但總體上農業可持續性的內容基本都包括生態、經濟與社會3個方面，并具有以下特征。

2.1公平性

摘要：根據可持續生態建筑設計理念，從生態建筑設計影響因素、規劃轉型、文化理念、結構空間布局、預制式構建設計、環保節能材料選用等方面對國內外關于可持續性生態建筑在低層生態住宅結構中的應用展開研究，研究內容有助于開拓當前國內可持續生態建筑設計思路，對相關建筑建設結構具有一定借鑒意義。

關鍵詞：可持續生態建筑；建筑設計；低層生態住宅；節能；環保

我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用量偏低，隨經濟建設的飛速發展，資源與經濟發展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國家推出了可持續性發展戰略，節能、環保、改善生態環境、減少環境污染、延長建筑物壽命的生態建筑將在可持續發展戰略中發揮重要作用[1~2]。節能建筑的設計和施工是重要和必不可少的部分，現代建筑師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實現生態建筑的科學規劃和設計，這涉及到氣候、經濟、建筑和功能空間等因素。低層住宅建設通常考慮使用更高效，低成本的設計解決方案，以可持續性為作為設計理念[3]；本文主要開展可持續性生態建筑設計方法在低層住宅結構中的應用研究，探究低層住宅結構中生態建筑設計的生態、科學和經濟的設計方法。

1可持續性生態建筑設計考慮因素

郊區低層住宅可持續性生態設計方法所考慮因素主要包括：①規劃轉型的方法；將住宅融入自然、社會和工業環境，逐步發展空間，達到最佳平衡封閉式、開放式和半開放式空間；②融入當地住宅設計的文化傳統；③環保、節能的建筑材料的使用；④建筑設計的效率；⑤考慮在建筑物和結構運行期間使用替代能源，設計能量攝入和積聚系統。

2規劃轉型的方法

摘要：新基建PPP項目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長，不確定性高，項目復雜性、動態性強使項目可持續性發展存在諸多不確定性。識別在宏觀環境、公私雙方和項目本身三個方面對新基建PPP項目可持續性發展影響因素，為新基建項目合規、合理應用PPP模式提供參考。

關鍵詞：PPP項目；新基建；可持續性

目前，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是推進我國經濟向快車道發展的重要助力之一。新基建項目數字化技術要求高，建設實施主體為科技創新等新興領域行業，建設周期長，資金需求大，項目收益低，單靠政府建設實施難以為繼，只有少數新基建項目可以單獨由地方政府或其平臺公司投資實施，更多地將由具備技術能力的市場主體通過市場化模式自行商業化實施。2020年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曾提出要求，加快新基建項目發展并注重調動民間社會資本參與投資積極性。不同于以往傳統基礎設施項目，新基建項目以“數字化”為核心，主要涉及三大領域包括信息、創新、融合基礎設施，這給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模式帶來了新的內涵和應用空間。此時采用PPP模式，通過調動社會資本方的積極性，發揮公私雙方優勢，不僅有效緩解地方政府壓力，而且有助于促進新基建項目建設提質增效。相關學者已經開展新基建PPP可持續性發展研究：李明等探討了“十四五”時期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路徑。吳亞平等認為新基建應采用基金市場化的運作方式，原則上主要采取企業自主投資方式，同時政府給予適當的資金和政策支持。賈康通過分析金融危機投資經驗，提出新基建應注重“制度基建”，地方政府也應在供給側積極探索實施定制化方案。伍先福研究新基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機制，認為新基建在短期影響經濟社會成效不顯著，長遠來看新基建能夠帶動消費市場升級，促進國際國內“雙循環”。呂途等從非正式溝通和內部風險控制方面分析代建制新基建項目治理成效。對于新基建項目存在的資金需求大且來源難以保證、工程技術質量和工作效率要求高等問題，王瑋認為通過應用PPP模式，使公私雙方發揮各自優勢，將實施風險合理分配，不僅可以緩解地方政府財政壓力，而且有效提升新基建項目的建設效率，加快新基建項目建設落地。鐘韻將新基建PPP項目社會資本方激勵的形式設計為資源稟賦激勵、風險感知和經濟社會效益等，認為在不同的情景下政府方合理設計激勵模式能夠得到最佳的激勵效果，實現社會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服務最佳形式。已有研究顯示新基建采用PPP模式能最大程度放大政府投資作用，同時發揮社會資本方融資建設管理優勢，但目前而言，雖然政府和社會資本對新基建PPP項目熱情高漲，卻由于項目利益合作方關系眾多復雜，導致簽約率低，項目落地率不高，制約新基建PPP項目可持續性發展。本文基于新基建PPP項目特點，從宏觀環境、公司雙方實力及項目本身情況三個維度識別新基建PPP項目可持續性發展影響因素，為政府設計合規、合理的新基建PPP項目，增強項目可持續性發展提供參考。關于新基建PPP項目可持續性發展影響因素，大致包括：

一、宏觀環境影響因素

（一）市場前景狀況

穩定的市場需求是估算新基建PPP項目特許經營期內現金流量的基礎，也是項目在建設實施過程中獲得投資收益、吸引社會資本方的基本保證。市場需求作為項目收益來源是政府和社會資本方設計合作周期的主要依據。因此，穩定廣闊市場需求是社會資本方和金融機構參與項目的主要考慮方面之一。市場需求廣闊、項目收益來源穩定的新基建PPP項目更容易受到社會資本方的青睞，獲得優質社會資本方的支持，亦可以使金融機構提高項目資金回收預期，市場需求穩定能夠有效增強項目可持續性健康發展。

摘要：可持續性建筑廣泛涉及建筑設計、暖通、建筑材料、自動化等許多專業的技術的不斷改進與良好配合的結果。我們必須把可持續性建筑作為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對待，著眼于綜合效益的可持續性。本文分別從外圍護結構熱工性能的改善、建筑設備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等多個方面介紹了具有可持續性的建筑技術。

關鍵詞：可持續建筑建筑節能系統優化

1前言

我們向界索要資源滿足城市化的需要,再將廢物排放給自然，終于面臨著資源枯竭，同時環境污染威脅生存的難堪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可持續的觀念逐步為越來越多的人認同。可持續發展呼吁人們放棄現在高能耗、高增長、高污染的粗放型生產方式和高消費高浪費的生活方式，以保持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性。建筑產業就是典型的立足于資源和能源大量消耗的產業，人們也早已開始實現可持續性建筑的途徑。1994年11月，第一屆可持續建筑國際會議在美國舉行，會議對可持續建筑做了全面探討，指出可持續性建筑的主要是資源、環境、設計和環境及它們之間的相互協調關系。［2］各國都有做可持續性的建筑的嘗試，如美國有“資源保護屋”，英國MiltonKeynes有能源公園，丹麥有可再生住房等。縱觀這些建筑，可持續建筑的技術應具有以下4R屬性：

RESOURCE—資源的保護和合理利用，有節制的開發自然資源；

REDUCE—降低能耗、減小能源消費對環境的有害影響，減小污染物排放量；

摘要：綠色發展與可持續發展體現了社會生態系統結構和演化的復雜性與可持續性。社會生態系統是一種復雜適應系統，其復雜性主要體現為：具有非線性層級結構、具有適應性演化機制和表現出共同進化過程。社會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則主要表現為自穩定性、自組織性和自適應性等特征。社會生態系統在演化過程中，在一定條件下，能夠維持自己的整體有序結構；能夠根據規則調整系統的內部結構，甚至改變規則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外界環境，從而使系統突現出新的結構和功能，表現出一種適應性的有序演化過程。社會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分析為綠色發展的理論建構提供了新的視角和研究進路。

關鍵詞：綠色發展;社會生態系統;可持續性;復雜適應系統

一、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的中國理念

可持續發展概念自1987年在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正式提出以來，經由聯合國以及各國政府、非政府組織的響應和推動，“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而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的這一理念迅速得到了世界范圍的認可。[1]可持續發展日益成為全人類的共同價值追求和實踐選擇，也成為各國政府力圖協調人類需求與資源供給，以實現社會、經濟、自然系統均衡、永續發展，從而達到全球范圍的公平和正義的重要發展戰略。綠色發展可以說是我國響應全球可持續發展，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發展理念和中國特色的實踐探索。綠色發展傳承并發展了人與自然和諧的東方智慧，是一種具有系統整體思想的綠色價值觀和生態文明理念。但在實踐中，綠色發展也遇到一些巨大的困惑和挑戰。例如，“放眼當今中國，既有經濟發展的亮眼成績，也有‘會呼吸的痛’帶來的焦慮、‘母親河的呼喊’引發的擔憂。……現實中，少數人還存在把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割裂開來的片面認識，視之為非此即彼的單項選擇，則難免會畸輕畸重、顧此失彼”。[2]馬克思曾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3]綠色發展作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理念，雖然可追溯至中國古代“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的思想，但這在理論上是不夠的。對綠色發展的理論把握需要在中國古代智慧的基礎上，運用現代復雜系統的理論和方法，分析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困境、以及由社會、經濟、自然要素組成的社會生態系統的復雜性，這樣才能為綠色發展的實踐提供一種新的理論視野和方法論。

二、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追求與方法論新進路

“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概念和思想可以說是學界對現代以來人類發展困境進行理論反思的結果。人類對自然資源無節制的需求與渴望最大限度實現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世界范圍貧富差距的不斷增加，新一輪的全球化問題等迫使人們對主流的發展模式進行反思。早在西歐發達國家產生的綠色運動以及綠黨，其影響力延續到現在。特別是，綠黨將生態學觀點融入其執政理念，充分吸收了當時剛剛興起的系統論中的整體論（holism）思想，將人類社會與自然系統視為一個休戚相關的共同發展整體，強調維護自然系統的完整性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綠色運動開啟了人類關注“可持續性”的一種社會運動，那么羅馬俱樂部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在1972年的《增長的極限》則從學術研究的層面推動了人類社會和經濟發展對“可持續性”的價值追求。[4]系統科學家梅多斯（D.H.Meadows）等人在《增長的極限》中，運用系統動力學構建了世界模型，并運用World3模型給出了12種模擬場景，描繪了在各種限制情況下，人口增長和自然資源之間如何相互作用，試圖為解決全球性的人類發展困境提出可選擇的方案，并極力呼吁通過技術、文化和制度上重大的、具有前瞻性和社會性的創新來避免人類生態足跡的增加超出地球的承載能力，否則世界系統將以上述場景模擬的各種原因發生崩潰，而出現增長的終結。[5]雖然這一研究結果和提出的主張被一些學者打上了悲觀主義的烙印，并遭到各種質疑，但是系統整體論和系統動力學的研究方法則為學者們分析人類可持續的發展問題提供了一種嶄新的理論視野和方法。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和實踐研究呈現出階段性和多元化特點。瑞典隆德大學國際工業環境經濟研究所的梅布拉圖（D.Mebratu）從歷史發展維度對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演變進行了梳理，并將其分為三個歷史時期：（1）前斯德哥爾摩時期，包括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之前的時期（1972年）。這一階段的可持續發展概念主要是來源于宗教信仰和傳統的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經濟學和馬爾薩斯的“環境極限”理論等。（2）從斯德哥爾摩會議到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WCED）（1972-1987年）。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之后，環境與發展之間的關系逐漸受到人們重視，這其中就包括了我們熟悉的羅馬俱樂部所做出的努力，而可持續發展概念則是由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在1987年正式提出。（3）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之后（1987-1997年）。在1987年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后，最為重要的國際會議當屬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UNCED），這次會議產生了一些主要的國際文件，如“里約宣言”、“21世紀議程”以及關于荒漠化、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的公約。[6]2000年9月，147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其他領導人會聚在聯合國總部，通過了《聯合國千年宣言》，[7]并提出“消滅極端貧窮和饑餓，實現普及初等教育，促進兩性平等并賦予婦女權利，降低兒童死亡率，改善產婦保健，與抗艾滋病、瘧疾和其他疾病作斗爭，確保環境的可持續能力，制訂促進發展的全球伙伴關系”八項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8]成為近十五年全球國際合作的重要指導框架。在2015年9月25-27日，聯合國成立七十周年之際了《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了未來15年可持續發展的17個具體目標，成為一個新的里程碑。一些學者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觀點和方法進行了概括。例如，西班牙巴塞羅那自治大學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教授貝格（Bergh）和杰倫（Jeroen）認為當前的可持續發展理論大致可分為以人類為中心的、保持自然和經濟資本的總存量為特征的均衡-新古典主義理論（Equilibrium-Neoclassical）；以保持自然系統的恢復力，促進遺傳/生物/生態系統多樣性等為特征的生態-進化理論（Ecological-Evolutionary）；基于材料的工業代謝-產品鏈政策以及綜合廢物處理、減少、再循環和產品開發等特征的物理-經濟理論（Physico-Economic）；維持物理和生物種群及生物多樣性，向污染影響最小的能源系統過渡的生物物理-能源理論（Biophysical-Energy）；控制人類對生態系統的直接和間接影響，維持人類系統的物質投入和產出之間平衡的系統-生態理論（Systems-Ecological）；通過操縱生態系統將人類利益與環境質量和功能結合起來的生態工程（EcologicalEngineering）；保持有限的經濟和人口規模，在生態系統食物網和生物圈中占有適當的位置，始終考慮人類行動在空間和時間上的乘數效應的人類生態學（HumanEcology）等理論觀點。[9]英國赫爾大學商學院的埃斯皮諾薩（A.Espinosa）和獨立研究者沃克（J.Walker）認為上述這些理論觀點可謂主流的可持續發展理論觀點，其研究進路大致可分為“傳統方法”和“系統（或整體的）方法”。他們根據這些主流觀點是否充分考慮了系統整體因素，將其分為程度不同的五種等級，以判斷這些理論屬于傳統方法還是系統方法。[10]他們認為這些主流方法更多的是考慮社會對生態壓力和沖擊的應激反應和適應的能力，或者諸如國內生產總值等經濟變量在經濟發展進程中是否能得到維持和改善。也有些管理者認為，可持續發展理念正迫使全球經理人批判性地評估他們的商業實踐，以確保其不會為了短期的公司利潤而犧牲今世后代的福利。[11]然而，目前關于可持續發展思想的主流觀點都具有一些局限。例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勒樂（S.M.Lélé）認為，對貧窮和環境退化問題的不完整認識，以及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以及可持續性和參與概念的混淆。[12]而一些為了促進經濟指標的持續增長而采取的一系列貿易措施，并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最終目標。因為這些發展模式大多建立在以人類為中心的、線性的、簡單性的世界模型基礎上，它假設現實世界的不確定性可以通過人類的完全理性得到控制和預測，并據此設計可持續發展方案和評價標準。然而，現實世界的混亂性、不確定性、非線性、動態性等特征是人類設計可持續發展戰略時無法回避的問題。正是社會生態系統的這種復雜性，使得目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和實踐面臨困惑和挑戰。復雜性科學的發展使人類認識到，復雜性問題的解決需要一種系統整體的理論視角，需要一種超越還原論的思維方式——復雜系統思維，因而更加關注復雜系統中要素之間的非線性關系和演化的動力學過程。因此，以復雜性科學的視角分析社會生態系統及其可持續性成為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的一個新趨勢。

摘要:近年來，農村城鎮化發展趨勢明顯，不僅帶動了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同時也對農村地區各種設施有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飲水工程建設已經成為各地區政府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農村地區水資源匱乏、污水排放量大已經成為影響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的關鍵制約因素，所以必須要通過建設飲水安全工程等方式來保證農業可持續發展。文章以目前農村地區飲水安全工程管理工作開展的情況為基礎，討論日常管理存在的問題以及飲水安全工程可持續性評估模式，為日后工作奠定基礎。

關鍵詞:飲水工程;安全工程管理;存在問題;可持續評估

1農村地區飲水安全工程管理存在的問題及解決方式

1.1存在的問題。經過多年來的不斷發展，我區農村地區飲水安全工程管理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但是從日常工作開展的情況來看，依然存在許多影響工程管理質量的問題。不論是工程項目法人管理、鄉鎮水利站管理或者是農戶自行管理，都存在欠缺。1.2提升農村地區飲水安全工程管理質量的方式。必須要先認識到飲水安全管理工程的基本性質，因為飲水質量直接影響當地人們日常生活質量以及身體健康，所以從政府的角度來看，農村地區的飲水安全工程，屬于準公益性質的工程，具有顯著的公共性特征，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政府必須要從財政等方面加以扶持。從政府的角度，為工程項目建設提供必要條件。因為農村地區的飲水安全工程屬于準公共性產品，具有行業壟斷性質，所以政府必須加以監管。政府的監管目標較多，其中最關鍵的是要保證供水工程日后運營的正常進行，保證項目的可持續性。還要從多個角度出發來提升工作效率，利用相同的成本，獲取最大的利益。目前常見的政府監督管理工作內容集中在市場準入、項目建設價格監督、水質監管等方面。農村地區供水市場化模式建設的選擇，離不開不同地區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以及資源背景等。所以各地區的政府可以通過私營機構運營的方式來減少失業部門的工作壓力，提升事業部門日常生產效率。作為發展中國家，因為經濟發展速度不如發達國家，所以要引入競爭機制，通過競爭的方式來優化供水系統經營權，這也是目前國家改革的重心之一。工程項目產權，是目前飲水安全工程管理體制改革的要點之一，以為與改革相關的法律條款正在不斷的完善當中，各種政策以及配套政策也更適合農村地區，所以更要看緊產權，放開經營權。

2農村地區飲水安全工程建設可持續評估

2.1構建可持續性評估體系指標。以當前農村地區飲水安全工程可持續性評估指標發展情況為基礎，針對工程項目存在的基本意義(提升經濟效益、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帶動社會發展、保護生態環境)，分別提出不同的構建目標以及構建環節;首先要先選定目標層的代表項目可持續性，分別從經濟、社會、環境三個大方面提出可持續性評估模式，并構建專業化的評估體系準則層。其次要選擇一些經濟性比較強、社會性、環境性良好的細性指標，利用這些細性指標來構建專業化的評估體系指標層，并且還要從項目的綜合評估等角度出發，提升持續性效益收入。所以從整體上來看，農村地區飲水安全工程長效建設持續性評估指標體系細節較多，且所有的環節都集中在環境、社會以及經濟這3個方面［1］。2.2農村地區飲水安全工程項目建設可持續性評估模型構件方式。以PPP模式為基礎，融入環境因素、經濟因素以及社會因素3種必要因素，提出如何構件可持續效益模型。工程可持續性效益影響要素較多，投資回收期、投資就業系數、項目環境影響、工程建設資金保障率、脫貧人口變化、污染物排放量、供水增長率、科教文衛效益、對周邊生態影響、經濟內部收益率、收入分配效益、可持續發展效益、經濟凈現值、群眾滿意度、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化建設都是常見的要素。因為PPP模式當中，所有的項目投資主體的日常投資期望是不同的，所以工作人員可以自行對私人投資方在工程項目總投資中占到的份額進行設定。假定公共政府部門在項目投資中所占的比例，結合私人投資期望經濟以及社會、環境效益所占權重，明確公共政府期望經濟、社會以及環境效益值權重，從根本上反映出不同工程項目建設，不同角度的期望值。以上文提出的可持續性農村飲水安全工程項目建設以及可持續性評估指標體系為研究基礎，通過層次分析的方式，將其分成目標層、標準層、指標層等。首先要將可持續性評估模型的總目標分解成不同的目標層、準則層以及項目指標層。之后使用標度法計算模式，對不同層之間的因子指標進行評價，計算出相應的判斷矩陣。對矩陣特征以及矩陣的向量特征等進行計算，得出對應的本層指標針，并計算相應元素權重。除此之外，還要計算矩陣一致性標準模式，對矩陣的可靠性以及矩陣一致性等進行驗證，一致性檢驗指標數值越低，代表結果越理想。針對目前農村地域飲水安全工程指標評估發展的情況，通過專家打分法等模式，對指標進行分級處理。還可以將專家賦分和不同項目日常建設細分指標的權重融合，求二者的乘積。匯總不同隸屬曾指標，將不同隸屬曾指標的分數進行求和處理，并匯總，得出最終的經濟效益值、社會效益值以及環境效益值［2］。

近年來，威海市經濟得到迅速發展，隨之而來的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問題卻深深困擾著這座環境極佳的城市。十八大報告指出:“改革和完善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險制度，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逐步做實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建立兼顧各類人員的社會保障待遇確定機制和正常調整機制。”根據統計學上的人口類型劃分標準，世界上的某個國家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1/10以上，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7%以上，是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志。根據威海市2016年1%人口變動和勞動力抽樣調查推算數據，全市65歲老年人口占全市總人口比重的16.8%，老齡化程度遠高于國際標準，與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提高了4.7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形勢十分嚴峻，由此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養老保險壓力。威海作為國內著名的旅游養老城市，每年吸引著大量的游客以及中老年人來此，所以，研究威海市社會養老保險可持續性發展問題具有典范作用。本文從研究威海養老保險現狀及其問題入手，就威海市社會養老保險可持續性發展做出分析并提出一系列建議。

1威海市社會養老保險現狀

威海市養老保險體系分為3個層次:基本養老保險，補充養老保險，儲蓄性養老保險。A.基本養老保險是國家社保部門執行國家政策，為了保證人民老有所養而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分為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靈活就業養老保險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都屬于基本養老保險。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是國家強制性的、必須繳納的保險，靈活就業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屬于自愿性的，不做硬性規定。B.補充養老保險。由國家政策支持主導、企業自主建立的，為職工而辦理的保險，這個保險旨在提高工人退休后的基本生活水平。C.儲蓄性養老保險。這個層次屬于個人投保行為，屬于商業保險的范疇，個人根據自身情況決定是否投保或者投保多少，國家對此不做硬性規定。

2威海市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存在的問題

2.1法律約束體系不完善。目前，威海市關于社會養老保險的法律體系還存在不完善的地方，部分法律法規過于陳舊，已不適用于當今時代。還有一些法規政策性太強，缺乏執行的一貫性，往往隨政府的政策變動而改變，不能彰顯法律的6權威性。也正是由于這些宿病的存在，導致執法部門的相關工作并不能完全明了地依法執行，造成了一些人民對養老保險體系的不信任。2.2制度碎片化。我國養老保險體系本身存在的碎片化特征在威海市也有所體現，為了滿足不同需求而建立的養老保險有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等等，這是宏觀角度上的一些大的政策。而在微觀政策上，又有適應各自不同情形的小政策相補充，如:城鎮內部待遇存在不同，農民群體之間也存在差異，這就導致整個養老保險制度內部銜接不完善，交流不暢通。往往是政策之中再有政策，這對于架構一個統一的養老保險體系有很大的困擾。2.3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基金支出負擔猛增。由于特殊的國情，我國的人口老齡化不同于別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快而時間短，老齡人口的絕對數量大。根據威海市2016年1%人口變動和勞動力抽樣調查推算數據，全市65歲老年人口占全市總人口的16.8%，老齡化程度遠高于國際標準，比2013年該調查提高了3.6個百分點，比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時提高了4.7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形勢十分嚴峻。加上社會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國民對環境的關注程度也大幅增高，尤其是老年人口，對于自己居住地環境十分注重。因此，威海市每年有大量老年人口遷入，老年人口比重增加速度也是格外引人注目。大量的老齡人口使得威海市養老保險支出壓力驟增，加之計劃生育政策以來我國當前青年一代大多為獨生子女，這就造成了期望收入不足而支付壓力過大的問題。重要的是，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與經濟發展水平并未同步。2.4空賬問題。受到歷史因素的影響，就那些在養老保險制度實施前就已經或即將退休的職工而言，他們并未積累個人賬戶的養老金，即使有，也十分少。但是，老職工的養老金權益必須兌現，于是養老金債務在此形成了。這兩年來，全國社保的空賬增加速度驚人，威海社會養老保險規模自然也不會小。人口老齡化趨勢會使養老金的支出壓力持續增長。我國自1997年開始就一直實行統籌賬戶與個人賬戶“混賬管理”的財務管理制度，這就給個人賬戶資金向社會統籌賬戶轉移提供了機會和可能。由于養老保障體制的轉換，所導致的這些“歷史債務”仍需支付。實行新養老保險制度以來，不斷挪用個人賬戶資金，使個人賬戶基金不足，只能以“空賬”形式存在。然而我們知道，一項制度的可持續性，不僅取決于它的實際表現，也取決于公眾信心，甚至很多時候后者比前者更重要。雖然威海養老金的實際缺口并不大，但我國制度設計存在缺陷，加之一些不良媒體的不實報道，導致許多公眾對養老制度缺少信心。這必然會限制威海市養老保險的擴面發展，從而對社保的可持續性造成影響。當然，空賬不能簡單等同于養老金虧空，但如果不能及時給出明確解決方案，比空賬更可怕的是青年對養老保險失去信心，從而減少青年的養老金繳費意愿而供養負擔不斷加重。

3威海市社會養老保險可持續發展目標

摘要：森林可持續經營是森林資源與林地應當可持續地管理以滿足當代和后代對社會、經濟、生態、文化和精神的需求。林業可持續發展是我國現代林業的核心和基礎。林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產業，同時也是關系生態環境建設的公益事業，林業的可持續發展在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森林資源和林業發展的重要性和目前的嚴峻狀況，要求我們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深入到林業的建設中來。

關鍵詞：永續利用；林業可持續發展林業歷史性轉變；林業建設方針

林業可持續發展是對森林生態系統在確保其生產力和可更新能力，以及森林生態系統的物種和生態多樣性不受到損害前提下的林業實踐活動，它是通過綜合開發培育和利用森林，以發揮其多種功能，并且保護土壤、空氣和水的質量，以及森林動植物的生存環境，既滿足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又不損害未來滿足其需求能力的林業。可持續林業不僅從健康、完整的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良好的環境及主要林產品持續生產等諸多方面，反映了現代森林的多重價值觀，而且對區域乃至整個國家、全球的社會經濟發展和生存環境的改善，都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這種作用幾乎滲透到人類生存時空的每一個領域。

一、森林可持續經營的現狀

森林可持續經營是林業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沒有可持續經營的森林就不可能有可持續發展的林業。自1992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后的5年里，森林可持續經營進入了實質性階段，世界林業發達國家都開始調整和改造傳統森林資源管理系統的理論與技術，并組織研究和實踐森林資源可持續標準和指標體系。各國根據各自的國情和林情提出了不同的實現途徑。加拿大側重于林地生產力的保護，提出了以模式森林計劃為依托的林地綜合管理系統；美國注重人們對森林的整體需求，提出了生態系統經營；德國由于幾乎沒有原生林，大多為人工次生林，因而著重于回歸自然的人工林經營，即近自然的林業。許多發展中國家也采用森林可持續經營理論來調整各自的林業發展戰略著手研究和制定適合發展中國家的森林可持續經營標準和指標，促進林業的可持續發展。可以說，森林可持續經營的總目標是林業可持續發展，而對于實現森林可持續經營的途徑，以美國1995年《森林和林地資源的長期戰略規劃》為典型，它明確了“管理生態系統------通向可持續性的工具”的模式。

二、林業在可持續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