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發展理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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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內容摘要:本文首先介紹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產生、發展及其明確定義,然后從四個理論方面介紹中國學者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理解和創新,希望對中國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研究提供借鑒和參考。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 傳統 評價指標體系 發展模式
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作為一個明確的概念,是1980年由國際自然資源保護聯合會,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和世界自然基金會共同出版的文件《世界自然保護策略:為了可持續發展的生存資源保護》中第一次出現的。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明確指出,環境問題只有在經濟和社會持續發展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決。該報告首次給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可持續發展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由西方學者首先提出的,到90年代初成為全球范圍的共識,中國學者也在這一時期引進和接受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和理論從西方國家傳入中國,中國學者對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和理論的認識是一個不斷地引進吸收、創新與本土化、再引進吸收、再創新與本土化的過程。
中國傳統可持續發展理論
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在中國自古有之。志文、史文山(2002)提出始于春秋戰國時期的“天人之辯”就是一場關于如何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之爭。孫文學(2001)提出先哲老子主張順應、尊重自然規律,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道法自然”思想,對當代可持續發展思想來說,包含著深刻和豐富的營養。高中華、李穎(2003)提出中和思想,作為中國古人調節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他人及自身內部各種矛盾關系的高級哲理,與可持續發展有共同的哲學根據,與可持續發展所揭示的動態平衡與協調發展不謀而合。王圣云、張瑞芳(2005)分析了《周易》中蘊含著樸素的可持續發展思想,包括《周易》的環境觀、以“生生不息變易觀”為基礎的可持續發展思想內核、可持續發展模式等思想精華。馮華(2002)論述了中國古代社會從采集和狩獵的生產方式向農耕和畜牧轉化的先秦時期,人類第一次遇到了人口、資源和生產、消費的矛盾沖突,因此,產生了保護生物資源以便持續利用的思想,人口與土地等資源相協調、與生產相適應的思想,以及生財和節用并重的生產和消費思想,雖然還不是可持續發展的系統理論,但它可以說是較系統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思想。王芳(2006)在深刻理解科學發展觀中可持續發展的含義和要求的基礎上,通過對傳統文化中有關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重要思想的闡釋分析,挖掘出中華傳統文化與可持續發展具有繼承性的相關內容,從而在傳統文化的角度為科學發展觀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可貴的原則和精神。占毅(2004)認為我國古代先哲們提出的樸素系統思想,與現代系統論有許多相似之處。可持續發展觀是基于現代系統論解決環境問題而提出來的,二者的契合點就是系統的整體觀、協同觀。陳秋南等(2003)認為“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和核心所在,是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基礎之一。人類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處理好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合理開發資源,掌握適度發展的原則,使得人類與整個自然和諧相處,相互依存。彭飛(2001)從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動力、方式、調控四個方面,分析“天人合一”觀巨大的道德指導價值,并從儒家的“天人合一”觀出發,對可持續發展的四個方面進行新的思考和定位。馬志生(2000)分析和批判繼承中國古代天人價值觀,對于推動我國社會全面進步,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葉文虎等(1999)認為中國古代的天人關系論能夠為可持續發展提供一種必要的倫理學基礎,并在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觀念的基礎上提出了自然的價值、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人對自然的權利和義務的理論觀點,這對可持續發展的倫理建設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中國學者對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研究
劉培哲(1994)定義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是能動地調控“自然―經濟―社會”復合系統,使人類在不超越資源與環境承載能力的條件下,促進經濟發展、保持資源永續和提高生活質量。國家計委、國家科委1994年關于進一步實施《中國21世紀議程》的意見中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可持續發展是指既要考慮當前發展的需要,又要考慮未來發展的需要,不以犧牲后代人的利益為代價來滿足當代人利益的發展,可持續發展就是人口、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的協調發展,既要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又要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和環境,使子孫后代能夠永續發展和安居樂業。路子愚(1995)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的含義是指“伴隨著人類需求的增加,人類資源利用持續圈要不斷擴大,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人類持續圈總能維持在比資源利用持續圈小的程度。同時,在當今需求圈增長的過程中,要為未來的持續圈的增長留出余地。比如保護生物物種,以便使未來持續圈能夠擴大。”葉文虎和欒勝基(1996)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不斷提高人群生活質量和環境承載能力的,滿足當代人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后代滿足其需求能力的,滿足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人群需求又不損害別的地區或國家的人群滿足其需求能力的發展。賈華強(1996)提出的可持續發展定義為:“在人類社會的運行中,無論現今還是未來,都能夠保持社會進步、體制優化、人與自然相互交融的這種經濟、社會發展道路”。王軍(1997)在博士論文中明確指出:“可持續發展包括生態持續、經濟持續和社會持續,它們之間互相關聯而不可分割。……生態持續是基礎,經濟持續是手段,社會持續是目的。人類共同追求的應該是“自然――經濟――社會”復合系統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劉思華(1997)從經濟學角度作了分析,指出可持續發展經濟必須以生態可持續發展為基礎,以社會可持續發展為根本目的,實現三者的有機統一。鄭易生和錢薏紅(1998)提出:可持續發展是從環境和自然資源角度提出的關于人類長期發展的戰略和模式,它關注長期承載力。尹繼佐(1998)指出,可持續發展起源于環境保護問題,但作為指導人類走向21世紀的發展理論,它已超越了單純的環境保護,將環境問題與發展問題有機結合起來。可持續發展涉及可持續經濟、可持續生態和可持續社會三方面的協調統一,要求人類在發展中講求經濟效率、關注生態和諧和追求社會公平,最終達到人的全面發展。黃順基、呂永龍(1999)認為,可持續發展包括兩個方面:系統內部的持續能力和環境的持續能力。系統內部的持續能力,是指建構一個既有利于經濟有效增長,又有利于整個社會公平的分享經濟增長好處的體制;環境的持續發展,是指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的能力,要求在開發利用環境資源時,不僅要從當代人和未來人的需要出發,更要從環境資源的供給能力出發,在環境資源承載能力容許的范圍內合理利用。滕藤(2001)定義總結如下:“可持續發展是為使全人類能夠在地球上永久生存和發展下去,而自覺形成的以人為主體,以生態、環境、資源為基礎,以經濟發展為核心,以全體參與和科技進步為保證,以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為目標,實現代際之間和同代人之間相公平、人與自然相協調的一種發展道路”。馮華(2004)給出的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是:“可持續發展是為使全人類能夠在地球上永久生存和發展下去,而自覺形成的以人為主體,以人口、資源、生態、環境為基礎,以經濟發展為核心,以制度創新和科技進步為保證,以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為目標,實現代際之間和同代人之間相公平、人與自然相協調的人類發展道路和模式。”
中國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
建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評價依據和測度的標準。葉文虎、唐劍武(1995)認為,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由兩大部分組成:描述性指標與評估性指標。描述性指標是分別 表示資源、經濟、社會與環境四大系統的發展狀況的指標;評估性指標是評估資源、經濟、社會與環境四大系統相互聯系與協調度的指標。“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課題組”(1997)建立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分為兩部分:第一描述性菜單式指標體系,以基礎性指標為主,按照一定的體系匯集了以往各項統計指標中能為之所用的各項指標。第二評價性指標,以相對指標為主,主要是對可持續發展狀況進行評價。姜曉秋、馬廷玉(1997)采用3個層次、6個系統、70個左右指標構成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陳迎(1997)建立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分為經濟、社會、資源三大子系統。目前在國內影響最大的是中國科學院的指標體系。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2003)按照可持續發展的系統學方向,在世界上獨立地設計了一套“五級疊加,逐層收斂,規范權重,統一排序”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依照人口、資源、環境、經濟、技術、管理相協調的基本原理,對有關要素進行了外部關聯及內部自治的邏輯分析,并針對中國的發展特點和評判需要,把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分為總體層、系統層、狀態層、變量層和要素層五個等級。
中國特色可持續發展模式研究
可持續發展的具體實現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圍繞發展模式。梁言順(1999)提出了低代價的經濟增長模式。他具體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兩循環標準和三增長模式,可持續發展的兩循環標準:一是實現自然資源的循環使用和循環替代,二是實現生態環境的循環凈化。可持續發展的三增長模式即經濟低代價增長;人口適度零增長;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擴大增長。張孝德、錢書法等(2001)主張建立成本內化的中國可持續發展模式。在中國建立“成本內化”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就是將資源、環境要素納入整個經濟系統要素前提下,按照可持續發展的本質要求,在人與自然制衡統一生態觀的指導之下,以技術和知識創新為動力,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以產業結構、居住方式、生活方式、經濟形態等為內容,將原工業經濟系統運行中形成的外部成本予以“內化”,使生產力在一個更加經濟的模式中持續發展。楮大建(2000)、王金南(2002)、解振華(2003)等人主張循環經濟模式。循環經濟是對物質閉路流動型經濟的簡稱,是以物質、能量梯次和閉路循環使用為特征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在環境方面表現為污染低排放,甚至零污染零排放。循環經濟把清潔生產、資源綜合利用、生態設計和可持續消費融為一體,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復旦大學焦必方(2001)主張環保型經濟增長模式。在中國可持續發展實施中要選擇環保型經濟增長模式,實現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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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可持續發展戰略影響了社會形態的方方面面。經濟法的理論創新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本文首先講述了可持續發展的定義,然后詳細介紹了可持續發展對經濟法的理論創新影響,最后講述了新的經濟法的法律關系重塑。
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自20世紀80年代被提出后迅速風靡全球。到底什么是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又給社會和經濟法帶來了怎樣的改變?我們將在下面的篇幅中做出詳述。
1.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在20世紀80年代被提出。在1987年聯合國的報告中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即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影響后代人對滿足他們自身需求的能力構成威脅的發展”從這個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
(1)可持續發展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模式不再簡單地以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總量的提升為根本目的,而是考慮到整個人類的長遠發展。可持續發展以人為根本出發點考慮問題,這也是可持續發展對經濟法影響的最根本條件。
(2)跨時展。可持續發展要求人們不僅僅要照顧當代人的利益,更應將眼光放在未來,放在后代對資源的需求利用上。這是一種典型的跨時展思維。它強調當代與后代的相互銜接,而不是彼此割裂。
(3)整體發展與綜合發展。從地域上來講,可持續發展較之以往更加強調全球化的整體發展戰略,講究合理利用全球資源。綜合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又一個重要特點,即生態、經濟、社會三個方面的協調發展。這又是可持續發展對經濟法影響的佐證。
(4)協調發展。協調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宗旨。協調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證,只要各種發展形勢相互協調,既相互促進又有一定的制約,不會因為某一方面的突出發展而過度影響其余方面的發展,這樣才是真正的可持續發展。
(5)反周期發展。可持續發展會盡量避免短時間內的大幅震蕩。可持續發展應當盡量延長發展周期,保持周期發展過程中的增長和下跌穩定。穩步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體現。
2.可持續發展影響經濟法理論創新
可持續發展與經濟法的固有理論存在著一定的沖突。經濟法的固有概念強調對當代的經濟發展進行協調和正當利益保護。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經濟法也強調公平正義,但這種公平正義是一國一地的公平正義,是短期內的公平正義,這與可持續發展的理論相違背。具體而言,可持續發展對經濟法的理論創新有以下三個方面:
(1)從注重結果公平到注重生態公平。經濟法以法律的手段強制的完成對市場的干預,實現一定范圍內的市場公平。經濟法更多注重的是實質公平,是機會的公平,分配的公平,外在形式的公平。而可持續發展為這種公平增加了一個時空的概念。經濟法的公平應當建立全球公平和對后代公平的理念。
(2)從注重社會效益到考慮生態效益。傳統的經濟法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完成市場運作,保證經濟發展。這種傳統的經濟考量多以社會效益為根本標尺,對于生態效益的考量并不重視。可持續發展的提出對要求經濟法在衡量效益和利益的過程中,更多地考慮到生態效益和長效發展機制。
(3)從注重經濟秩序到考慮生態秩序。經濟秩序是傳統經濟法建立的根本目的。維護良好的經濟秩序對保障國家經濟平穩快速發展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然而,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生態秩序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人們不得不重新定義經濟法的約束范圍。經濟法也應重新定義生態秩序對經濟秩序的影響。
3.經濟法的法律關系重塑
可持續發展對經濟法的理論創新有了重大的影響。在這種影響已經成為歷史潮流不可阻擋的時候,經濟法中的法律關系也必將被重塑。本節中,我們將詳細闡述在可持續發展影響下,經濟法主體的變遷,主體的權利與義務以及新的經濟法責任。
(1)主體的變遷。傳統的經濟法主體廣義上講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宏觀調控;一是市場規制主體。這是一種基于特定地域的、當代的、受經濟法約束的主體。
而可持續發展影響下的經濟法的主體最重要的是加入了后代人的理念。后代人概念的提出是區別于當代人。這從根本上體現了可持續發展對于經濟法的時間廣度上的影響。經濟法約束的不再只是當代人的行為,更要保障后代人的利益。
(2)主體的權利和義務。當代人享有利用現有資源的權利,但同樣要保證現有資源能夠被后世利用的義務。隨著生態環境的不斷消耗,陽光、空氣、水等自然資源都不再是“公共產品”,而變成了稀缺資源。
當代人特別要理清這種對公共資源對后世的共有權。當代人對公共資源過分消耗或破壞的行為或許不會危害當世,但必將受到懲罰,因為會危害到后代人的權利。
(3)新的經濟法責任。可持續發展影響下的經濟法責任必須要在原有經濟法責任的基礎上進行修正。對于經濟法責任可以劃分為以下三類:
一是經濟上的賠償,對產生的損失進行補償;
二是經濟上的懲罰,對造成嚴重后果的進行相應的經濟懲罰;
三是行為或者資格的限制,對嚴重危害可持續發展的經濟行為進行取消資格的嚴厲懲罰。經濟法應當立足于以上三點實施新的責任和懲罰制度。
總結
可持續發展是一種新的經濟法發展模式,主要作用于當前的經濟環境中,隸屬于經濟發展的范疇。因此,可持續發展必將在方方面面對經濟發展產生要求。
經濟法的理論創新也必須要充分考慮可持續發展帶來的影響。可持續發展不但對經濟法的理論產生了重大影響,同時改變了經濟法的責任主體。可持續發展對經濟法理論的影響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定會更加完善。
篇3
1.調整金融發展結構,穩定金融發展速度根據中美兩國的金融發展數據比較,根據中美兩國的銀行存款/GDP對比,中國的存款貨幣量在GDP中所占比重(約達到181.4%)不斷呈上升趨勢,并持續高于美國,中國的存款貨幣量在國民經濟的發展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從比較中得出,美國的銀行存款/GDP比值(約達到83.1%)要相對穩定,并在國民經濟中占據比例較低。從上面的數據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國金融機構的中心是商業銀行,商業銀行的金融管理對金融管理的發展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強化對銀行等金融機構結構的調整,提高金融管理的水平,能夠更加利于發揮金融對國民經濟的推動作用。金融管理作為金融行業發展的重要環節,其能夠為金融行業的發展提供更加有效、更加規范的秩序,也能夠更加有效的解決金融行業發展所面臨的問題。研究金融管理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就能夠為金融管理提供更加有效的制衡方式,能夠實現金融機構內部的有效管理,能夠實現金融資金的良性循環,推動金融行業的穩定發展。
2.實現資金失控預警,調整管理模式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經濟的開放程度不斷提高。經濟開放雖然帶來了更多的發展機遇,但是也使得經濟危機肆意擴張。在這樣的經濟條件下,各國的企業更加容易進行投機,市場監管的漏洞也更加容易暴露出來,投資者會更加狂熱的追求自身利益。市場的擴張使得金融行業面臨著更多的不穩定因素,金融業更容易受到經濟的沖擊。因此,金融管理的重要性也就更加突出。近年來,各國的金融機構都在采取多種監管措施,以實現對金融行業的控制,提升金融管理的水平。不同的國家和機構采用了不同的措施,美國推出了金融監管方案,歐盟則制定了銀行業的風險管理措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強調要加強金融監管的合作。在當前的經濟發展環境下,很多國家的金融管理并不能很好的緩解經濟危機帶來的沖擊。各國的金融管理也急需要進行改革和控制,傳統的金融管理模式顯現出了諸多漏洞,管理理念的落后和金融管理人才的缺乏使得金融管理很難應對和預防金融危機的沖擊。為了更好的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需求,我們需要從金融管理角度對金融業進行調整,以更加合理的方式進行發展,推動金融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金融管理可持續發展的策略研究
1.調整金融結構,優化管理系統金融管理的改革和發展需要金融環境的改變。要實現金融管理的可持續發展就需要在在金融結構上做出調整,以創造金融發展環境。首先,要為金融管理提供法制化環境。我國的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要合理的制定金融管理規范,使金融管理能夠按照制度化的管理流程進行操作。其次,要為金融管理提供更加穩定的金融市場。要提高金融的開放性,要使金融行業的各種許可性規范更加靈活,為使資金流入金融市場提供更多的機會。最后要建立金融管理體系,要以中國人民銀行為中心,確定以各商業銀行為中心,其他金融機構相互補充的體系,完善管理規章和制度建設,為金融管理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環境,促進金融溝通的便捷性。
2.適用公司法人制度,促使金融機構政策有效性在對金融機構的改革中,要適用先進的公司法人制度,要利用法人治理機構的有效性和制衡性對金融機構進行現代化的管理。法人治理機構能夠使企業發揮更強的凝聚力和更大的影響力,能夠實現管理的協調。金融機構建立法人治理機構,就能推動金融管理的該笑醒,能夠確保金融機構利潤目標的實現。我國的金融機構要建立法人治理機構,實行現代化的企業管理制度,推動企業內部的協調運轉,實現企業內部的有效決策,為企業各項政策的落實提供可靠的制度和機構保障,提高企業管理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促進金融管理的可持續發展。
三、總結
篇4
(一)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提出及定義
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提出,起源于人們對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中資源是否可以永續性取得,財富是否可無限地增長等問題的討論以及人們對日益嚴重的環境破壞問題的憂慮。其在20世紀50至70年代得到重大關注。
1962年,美國女生物學家萊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發表了一部引起世界轟動的環境科普著作《寂靜的春天》,作者描繪了一幅由于農藥污染所導致的可怕景象,驚呼人們將會失去"春光明媚的春天",從而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人類對發展觀念的爭論。10年后,兩位著名學者者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和雷內·杜博斯(rene dubos)的《只有一個地球》問世,把人類生存與環境的認識推向一個新的境界,即可持續發展的境地。同年,一個非正式國際著名學術團體--羅馬俱樂部發表了有名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明確提出"持續增長"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發展"概念。1987年,以前挪威首相布倫特蘭為主席的聯合國世界與環境發展委員會發表了《我們共同的未來》,正式提出可持續發展概念,并以此為主題對人類共同關心的環境與發展問題進行了全面論述,受到世界各國政府組織和輿論的極大重視,在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可持續發展概念得到與會者的共識與承認。
1987年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在她任主席的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中,把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 ,并在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取得共識。我國有的學者對這一定義作了如下補充:可持續發展是"不斷提高人群生活質量和環境承載能力的、滿足當代人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后代滿足其需求能力的、滿足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的人群需求又不損害別的地區或國家人群滿足其需求能力的發展"
(二)可持續發展的內涵和特點
1、可持續發展的內涵
國際社會將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內涵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人類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權利,可持續發展要求滿足全體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給全體人民以機會去追求較好生活;第二,當代人在創造與追求自己的發展時,應承認并努力做到使自己機會和后代人的機會平等;第三,為了今世和后代的利益,環境必須成為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可持續的發展不應危害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統,環境與發展同樣重要。
我國國務院也在1994年3月25日通過的《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中,確立了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并將其核心內容概括如下:一是以經濟發展為核心,通過完善市場機制,發展科學技術,加強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建設,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二是通過控制人口數量和提高人口質量,發展教育,改善衛生和健康狀況,改善社會福利制度,消除貧困等,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三是通過對自然生態環境的有效保護和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實現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從以上的相關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可持續發展具有以下幾種內涵:
(1)公平性
"人類需求和欲望的滿足是發展的主要目標",但在現實中,人類需求方面還存在許多不公平因素,這種公平廣義上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當代人的公平,可持續發展要求滿足全體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給全體人民以機會去追求較好生活,要給世界以公平的分配和公平的發展權,首先要把消除貧困作為可持續發展進程重要的問題來考慮。二是代際間的公平。當代人在創造與追求自己的發展時,應承認并努力做到使自己機會和后代人的機會平等,在滿足自身需要時,不應該損害下代人的利益。
(2)持續性
這里所謂的持續性因素是指在發展時不應該損害支持全球生命的自然系統:大氣、水、土能超越自然與環境的承載能力。
(3)共同性
可持續發展作為全球世界發展的總目標,所體現的公平性原則、持續性原則都是共同的,同時,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采取全球共同的聯合行動。
(4)系統性
從我國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解中,強調經濟與社會﹑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另一方面要求維護代際公平,實現永續發展。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一種發展戰略,其必然要具備系統性的要求,從而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2、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1)可持續發展鼓勵經濟增長,只有經濟增長才能體現出國家實力和社會財富。可持續發展強調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其不但重視增長數量,還要求提高質量、提高效益、節約能源、減少廢物、改變傳統的生產和消費模式實施清潔生產和文明消費。
(2)可持續發展要以保護自然為基礎,使發展與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相協調。從而,發展時必須要保護環境,主要有以下幾種: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保護生命支持系統、保護生物多樣性、保持地球生態的完整性、保證以持續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資源,使人類的發展保持在地球承載能力之內。
(3)可持續發展要以改善和提高生活質量為目的,與社會進步相適應。正如可持續發展內涵所揭示的,其要包括改善人類生活質量、提高人類生活水平、并創造出一個保障人們享有平等、自由、教育、人權和免受暴力的社會環境。
3、可持續發展的特征
簡言之,可持續具備以下3個特征:生態持續、經濟持續和社會持續,三者之間不可分離。孤立追求經濟持續必然導致經濟崩潰;孤立追求生態持續達不到實現全球環境的美化。生態持續是持續、經濟持續是條件、社會持續是目的,人類共同追求的是自然系統和社會符合系統的持續、穩定以及健康的發展。
可持續發展的模式與傳統的發展模式的根本區別在于:可持續發展的模式不是簡單的開發自然資源以滿足當代人類發展的需要,而是在開發資源的同時保持自然資源的潛在能力,以滿足未來人類發展的需要;可持續發展的模式不是只顧發展不顧環境,而是盡力使發展與環境協調,防止、減少并治理人類活動對環境的破壞,使維持生命所必需的自然生態系統處于良好的狀態。因此,可持續發展是可以持續不斷的,不是會在有朝一日被限制或中斷的發展,它既能滿足當今的需要,又不致危及人類未來的發展。
二、經濟法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
經濟法與可持續發展之間具有內在的、天然的聯系。經濟法是調整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法律保障,可持續發展對經濟法的價值也具有指導作用。此外,經濟法產生的目的也決定了它與可持續發展的天然密切聯系。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的戰略,是國家總體戰略的調整,它是以國家為主導推行的,經濟法是國家管理和協調國民經濟活動的基本法制形式,國家發展戰略及其發展模式的調整必然必須借助經濟法功能和調整機制。從而,二者結合是發展的必然。
(一)產生背景和目的的相同性②
經濟法是20世紀出現的一個新興法律部門,是20世紀中外法制史上最突出的成就之一。當日趨激烈的競爭導致自由競爭的秩序被扭曲,需要對競爭秩序進行規制;生產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需要高度的社會協調;市場自發調節的缺陷逐漸暴露,需要國家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時,國家因素介入經濟活動,經濟法即應運而生。它是基于社會公共利益介入經濟活動的產物,經濟法是現代法,它和現代社會發展的各種危機聯系在一起,體現了危機應對法。現代社會的各種危機,如當前的金融危機、人口危機、就業危機、貧困危機、環境危機等,有共同的社會、政治、經濟根源,正是這些根源造成發展的障礙和不可持續,在面對此種危機時,人們就需要選擇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可持續發展是對傳統模式反思后的產物,是對傳統模式的變革。
關于經濟法的概念和定性雖然一直存在爭論,但就其使命而言,中外早已形成共識,即國家(政府)依法管理和協調國民經濟運行,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消除由市場經濟自發性所帶來的負效應,引導整體經濟持續、穩定和健康運行。③這和可持續發展的使命是一致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目標是公平地滿足今世后代在發展與環境方面的需要和權利,從而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兼顧和包容了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和穩定發展的幾種不同目標取向。經濟法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產生的時代背景和歷史使命的一致性,使它們可以天然地融合在一起。
(二)價值理念和價值取相向的相融性
經濟法的價值理念與可持續發展理念存在共通性。經濟法以社會為本位,追求社會公平與正義,維護社會整體的利益和效益。可持續發展也要求維護和實現全人類的社會整體利益的協調發展,雖然具有更高的層次,但在理念本質和價值取向上仍與經濟法具有相融性。經濟法中體現了公平的價值理念,利用市場規制法排除市場中的壟斷﹑限制競爭或不正當競爭現象,在壟斷者與弱小企業間實現了機會公平,同時憑借社會保障法﹑利用稅收杠桿,通過國家的干預,實現結果的公平。可持續發展同樣追求公平的理念,所不同的是更強調代際公平,要求當代人在進行滿足自己需求的消費和活動時,也對后代人的需求承擔起歷史的和道義上的責任,維護代際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實現經濟﹑社會和資源的永續發展。經濟法與可持續發展的融合也是歷史的必然。④
(三)范圍內容的一致性
可持續發展涉及社會生產、資源開發利用、生態發展等社會生活領域的許多方面。經濟法的內容范圍,如宏觀調控法的制定與實施、市場秩序及規則、資源開發利用的合理配置等都與社會經濟整體發展密切相關,既有宏觀的社會整體要求,又注重保護微觀個體利益,并求得整體均衡與和諧發展,從而為可持續發展構建相對穩定的秩序環境。⑤
三、經濟法學界對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
可持續發展戰略確定之后,法學界就預測到其對法學研究和建設將帶來重大的影響和沖擊,從立法到司法,從理論到實踐等都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其研究成果大多見于環境資源法、法理學等領域,經濟法學界對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區域:⑥
1、關于可持續發展與經濟法價值的探究
顧功耘主編的《經濟法教程》(2002年)認為,效益是一切經濟生產活動的最高價值目標,所以,經濟法基于其固有的目的與使命,把效益作為自己最高的價值目標也就變得合乎邏輯了。但是僅以效益定義經濟法的價值顯然過于籠統,無法與其他法律部門所追求的效益區分開來。經濟法關注的效益是更高層次的宏觀上的效益,即"社會整體效益"。但是這還不夠,我們可需要發展,從而將其表述為 "社會整體效益最大化",其更體現出現代經濟法的動態化效應,也更能體現和適應現代經濟發展。因為它不僅追求效益的簡單循環實現,而且追求效益的不斷復合增生。"社會整體效益最大化"提法的引入的主要意義在于順理成章地導出"可持續發展",其內涵實際上涵蓋了"發展"與"效益"的提法。可持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兼顧和平衡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幾種不同目標取向,因此,經濟法的價值可以最終表述為"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整體效益",這一提法至少包含以下三層含義:體現了市場個體之間的協調;體現了人與環境資源之間的協調;體現部門、地區經濟結構與資源宏觀配置的合理化。
2、關于可持續發展與經濟法基本原則的探究
楊紫煊在《建立和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法律體系與《經濟法綱要》的制定》一文提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有遵循客觀規律協調本國經濟運行的原則;堅持經濟效率優先、兼公平的原則;堅持國家整體經濟利益、兼顧各方經濟利益的原則;堅持經濟可持續發展、兼顧當前發展的原則。提出了將堅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確立在經濟法之中的觀點。
陳乃新在《經濟法可持續發展原則芻議》一文中也主張這一觀點,并認為是指人們在生態系統良性循環和動態平衡的基礎上追求經濟、社會、人口、環境、科技相互協調永續發展,追求當展公平與代際發展公平相統一時所應遵循的基本準則。
3、關于可持續發展與經濟法的體系的探究
李昌麒和魯籬的《中國經濟法現代化的若干思考》一文提出,中國現代化的經濟法體系主要應當由以下幾部分構建:市場主體規制法;市場秩序規制法;宏觀經濟調控和可持續發展戰略保障法律制度;社會分配法律制度。之所以將宏觀調控法與可持續發展法合并構成二級法,理由有二:一是基于生態失衡已成為社會的一個嚴重問題,聯合國已將之納入《21世紀議程》的重要事項,因而國家必須對此予以關注和干預;二是考慮到文明不斷進步與生態惡化構成了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矛盾,必須依賴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及其法律措施才能予以解決,因此,將宏觀經濟調控與可持續發展合并構成二級經濟法,其主旨在于樹立宏觀經濟調控與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聯系機制。
應該來說,經濟法學界對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是極其有限的,還需對其進一步完善,是經濟法能與可持續發展戰略進行融合,從而促進我國發展。
注釋:
①齊建輝:《可持續發展理論與經濟法的基本理念考辨析》,載《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第87-88頁。
②李摯萍:《論經濟法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融合》,載《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第101-102頁。
③程信和、李摯萍:《可持續發展--經濟法的理念和制度創新》,載《學術研究》2001年第2期,第68頁。
④胡寧、董世華:《可持續發展--經濟法的變革與創新》,載《財經界》(下半月刊)2006年3月,第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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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管理戰略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性表現在:一是企業財務戰略管理能夠促進為企業的發展提供非財務信息,在掌握該公司運營狀態基礎上,更加科學地掌握市場占有率、促進該企業產品、銷售以及網絡服務等相關信息的確認,有助于企業的進一步發展。二是能夠為企業的經營決策提供科學的經濟參考。企業在正常運營過程中,只有建立在財務戰略管理系統上才能對經濟起到促進作用,有助于做出科學的規劃。三是財務管理戰略能夠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企業現存的企業制度。當前企業的競爭地位越來越激烈,這就要求企業在戰略管理中要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因此健全、合理的企業財務管理體系制度十分關鍵。四是在運行中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資金效能,為投資者帶來最大的收獲,實現資本成本化以及權益最大化的理財思想,對企業優化資金運營環境有很大的幫助,同時能夠讓企業資金在競爭環境中得到更有效的發揮。
二、傳統財務管理與財務戰略管理的區別
一是視角與層面不同。事務型管理是傳統財務管理的主要類型,即運用實際經驗對財務進行管理。財務戰略管理屬規劃型,放眼于未來,從多方面入手,對企業未來長期的財務管理制定理性戰略方針。二是邏輯起點差異。傳統財務管理的邏輯起點是歷史數據,并結合簡單趨勢規劃財務計劃,而財務戰略管理的邏輯起點則是對財務大環境的分析,結合企業自身條件來規劃財務。三是職能范圍不一樣。相比較財務戰略管理,傳統財務管理的范圍要小得多,因為財務戰略管理除了履行傳統財務管理各方面的職能外,還對企業戰略的制定與實施等出謀劃策,是牽涉面非常廣的重要職能。
三、發展成熟型企業的財務管理戰略
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能夠將有限的資金轉化為投資方向,促進資金來源以及資金結構進一步融資,這才是財務管理戰略的成熟標志。通常當企業在運營中投資機會下降時,資金的需求量就會減少,造成融資的方向變少,相反則融資機會多,企業的經濟效益更高,這就為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本文針對成熟的中小型企業進行了財務戰略分析,為企業發展提供了重要依據,其中具體的融資財務戰略管理措施是:
(一)擴張投資的規模,加大對市場和經營的投入。
擴大投資規模、加大投入,能夠促進企業以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實現對市場的徹底了解,促進產品的開發和使用。其中運用的市場滲透戰略思想是中小企業的經營,需要加大現有產品的生產量和投放市場的產品數量,為提高市場占有率以及銷售量做保障。這就需要在內部資源中進一步開發,著重于市場供應的原材料以及配件的生產經營方向擴大投資,另外還需要對市場人才進行投資,在人力和物力充沛的情況下,保證企業運行的穩定性,有助于資金的回轉,進一步開發市場。但是在運行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風險。這就需要加強財務管理人員的素質以及技術保障,在管理層次上不斷強化。盡可能規避風險,做到穩定投資。
(二)實施穩定的投資戰略。
企業在進入成熟階段之后,思想上有所放松,缺乏了內部條件以及部分能力,但是外界的環境仍然處于激烈的競爭過程中,在這種狀態下,企業才更應該穩定財務思想,以穩定的態度正確對待。在該階段戰略使用中,要注意的是,不能將大量運營資金作為固定資產,否則就使得企業的資金不能運轉。造成經濟長時間處于癱瘓階段,長時間造成運營資金周轉不良,只是片面追求眼前的經濟效益,急于增加固定資產,其實這種財務戰略思想很容易造成企業運營資金的極度緊張,影響企業正常、穩定的發展。另外還需要注意的是,不能采用分散投資的戰略思想。目前中小企業在發展中為了避免產品單一過大的經營風險,就想方設法增加投資渠道和利用多角化的經營分散風險,其實這種戰略思想會造成企業的營業利潤下降。在受到企業規模影響下,采用分散投資的方式會導致資金原有運轉基礎上的困難加劇,一些新的投資項目不能正常使用。這種缺乏管理能力以及經營方式的財務戰略管理,大大降低了企業的管理和投資效益,影響了正常生產效果,加劇了競爭因素。
(三)融資結構方面。
目前中小型企業的融資結構需要根據企業財務指標分析來具體實施,另外還需要結合定性方法綜合考慮企業的整體戰略、金融結構以及企業的發展狀況和償還資金的能力等因素具體進行,為企業的發展制定可持續發展的方針資本結構目標。
四、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財務戰略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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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新的科學的發展觀,已經深入到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森林資源和林業發展的重要性和目前的嚴峻狀況,要求我們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深入到林業建設的制度、政策等各個層面,構建一套全新的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法律體系,從而實現對森林資源的保護和林業的可持續發展。
一、林業的定義及目前我國林業的發展狀況
所謂林業,是為進行森林經營組織起來的,以進行木材、林產品生產和保護性資源經營并以后者為基礎的基礎產業和公益事業。我國的林業發展經歷了三個發展時期,第一個階段是林業的初期發展階段,即傳統林業發展階段。這是為國家工業化提供積累,大量采伐原始林的過程。第二階段是林業發展的探索階段,這一時期的核心活動是在集體林區和其它非國有林區進行“林業三定”:穩定山權、林權,劃定自留山,確定林業生產責任制。但由于對改革的目標認識不足,林業改革的進展,遠遠落后于其它部門,迄今未走出一條可行之路。第三階段始于1992年,受世界環發大會和國際林業轉軌的發展態勢以及我國環境惡化的現狀的影響,我國的林業邁向新的發展之路,但這一過程很漫長。特別是我國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一般說林區多在山區,而這些地區也是經濟上最貧困的地區。因此,基于經濟的誘惑,各地破壞性掠奪式采伐利用仍時常發生。這一時期的林業的發展必須落實到林業的科學經營上。否則,再像過去幾十年只知道造林、采伐而不知道森林經營,最終將葬送林業的發展。這也就提出了兼顧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結合的可持續發展的林業經營模式。
二、林業可持續發展
林業的可持續發展是在1992年的世界環境發展大會上提出的,我國也已把此定為國策之一。當前世界各國都在研究和判定林業可持續經營的標準和指標體系,我國的林業工作者也參與了這一活動,有關方面也提出了標準和66項指標,對這方面的研究也正在深化。林業可持續發展的涵義,實質表現在三個方面:⑴經濟能力,即能源、資源、資金和信息使用的效率、效益和增長率,人均收入、資源儲量、資本可替代性等;⑵社會合力,即人口容量、人口素質、公共意識、文化道德、生活方式、社會公平性、社會穩定性、體制合理性等;⑶生態支持力,即生態自我調節力、生態還原力、資源承載力、環境資源等。
三、實現林業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首先,依靠科技發展林業。我認為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根本的策略是科技的發展,因為可持續發展的內涵包括經濟的發展和對資源與環境的再發展能力的保護。那么既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證資源與環境的發展力,最有效的解決辦法就是依靠科技來發展經濟,改變傳統的以環境和自然資源為代價的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因此,在林業發展上,實施科技興林,不斷提高林業建設的科技含量是林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1)建立林業科技創新體制,建立起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以科技為核心、以效益為目的的林業科技創新體系,以促進林業生產力提高;有人提出了“數字林業”的概念,即利用現代信息科技手段,推動林業經營和管理的精確化、科學化,加快實現林業的現代化。(2)深化林業科技體制改革,堅持科研成果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指導林業的發展,從根本上解決科研與生產建設脫節的問題。要鼓勵科技人員通過技術承包、技術轉讓、技術服務、聯合開發、創辦經濟實體等形式,加快科技成果的轉化。(3)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研究。一要加強森林生態系統的研究,開展森林生態系統的監測;二要抓好良種壯苗和樹種結構調整,充分利用先進的技術,提高良種苗培育水平;三要研究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的木材加工、制造、利用技術,盡快提升木材工業總體技術水平,增加木材和林產品的經濟價值,增強市場競爭力。
其次,優化林業經濟結構,促進林業的可持續發展。這是實現林業可持續發展物質保證。在第一產業方面,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大力推進短周期工業原料林和其他原料林、速生豐產林、竹林和名特優新經濟林建設;在第二產業方面,加大新產品開發力度,促進以低層次原料加工向高層次綜合精深加工轉變的步伐;在第三產業方面,要加大森林旅游業、花卉業的發展。要采取“以二促一帶三”的策略,調整生產力布局,淘汰落后產業,改造傳統產業,培育新興產業,推動產業重組,解決林業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調整林產工業產品結構,大力發展精深加工、發展優勢產品,努力開拓木材林產品的新用途,延伸產業鏈,增加附加值,解決林產品結構不合理和產品缺乏競爭力的問題。調整企業布局和資產結構,實施大集團、大公司發展戰略,共同開發新產品、新技術和新市場,提高企業專業化程度和產品技術含量,提高市場的競爭力。
再次,注重林業生態、經濟效益綜合評價。二者之間具有互相依存、互相矛盾、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的關系。在忽視生態環境而過度追求經濟增長時期,盡管當期的經濟增長速度相當快,但后期的經濟發展卻受到了生態環境被嚴重破壞而增長環境惡化的巨大報復,使得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或萎縮。在既重視經濟效益又注重生態效益的時期,不僅當期的經濟快速發展,而且后期的經濟增長也能保持著良好的增長勢頭。當然,我們應注意,對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注重,并非消極的注重,而是積極的注重。如果采取消極的注重,即單純注重生態環境而放棄必要的經濟增長,那么,終究會因沒有必要的經濟增長而導致經濟效益滑坡,缺乏強有力的經濟實力支撐會使得生態環境保護失去現實意義或物質基礎。有學者提出“生態效益經濟”的概念,它充分反映了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生態效益經濟是在以生態環境系統良性循環約束條件下的追求經濟效益總量較大化的社會再生產活動。從以上的生態效益經濟的定義和涵義我們可以看出,首先,生態效益經濟的落腳點在“經濟”上,它追求的是一種經濟效益,它“講求社會生產力發展速度和總量”,它“追求經濟效益總量較大化”;其次它又是一種“再生產活動”,它“以保持環境系統良性循環為約束條件”、“以綠色產業為重要支柱”。
最后,注重林業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在實踐中的對策。這些年來,林業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受到了極大的關注,各地在實踐中采取了各種對策,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措施:①林農結合式。應用和推廣國內外先進技術和成果,采用科學的生產、管理方法,以林為主,林農結合,多種經營,逐步建成具有經濟、生態和社會效益的林業發展模式。大力推廣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兼備的生態經濟兼作。如實行林草間作、林藥間作、喬灌混交等種植模式,最終使退耕還林成為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增加收入的良機,同時實現了生態和經濟效益的綜合效果。②造林規模化。從提高生態效應、景觀效果、經濟效益出發,成片造林力度明顯加大,片林建設以發展苗木基地、經濟果林、速生豐產林等經濟型林地為主。③造林多樣化。采用多樣化的以林養林方式,有的以發展苗木養林,有的以發展林木加工養林,有的以發展經濟果林養林。農民還采取林苗結合、林禽結合、林菜結合、林果結合等方式,提高林地產出和經濟收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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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葉謙吉,《可持續生態林業補償問題分析》,《林業經濟問題》,2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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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可持續發展戰略 會計理論 研究方法選擇
在傳統的發展觀當中,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是等同的,以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社會福利,導致了微觀層面企業只顧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生產當中忽視了環境成本和社會效益,出現了大量的高污染、高消耗發展模式,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這種發展模式下的會計管理一直在企業中扮演的是單純的盈利組織模式,將企業的利益最大化作為工作的宗旨,這種思維模式是閉塞的,會計管理必須尋求突破。
一、可持續發展給會計理論帶來的沖擊
(一)思維和觀念的轉變。
在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發展模式下,人類開始關注后工業革命時代的經濟發展負效應,開始急切地尋求“治愈的良方”,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開始衍生出了全新的發展觀,也就是在滿足當代人發展需求的前提下,盡量不損害后代的利益,并滿足后代的發展需求,這種發展模式的核心,就是要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的和諧相處和共同發展,形成一個動態的三維復合模式,使經濟發展成為其中的子系統,與生態系統和社會提供相互約束又相互作用。隨著發展觀的轉變,會計管理理論也必須要做出適當的改革,采取一種開放式的思維模式。
(二)會計使用信息者的拓展。
以往的管理報表和財務報表,其使用者的范圍是十分有限的,僅僅包括了投資者、股東、債權人或者是當地的企業管理局,但是,伴隨可持續發展觀念的推行,會計管理信息的使用者范圍開始日漸擴張,已經在發展當中逐漸擴張到了企業的職員、社會大眾和政府機構等各類相關的范疇。出現這樣的模式是因為職員要了解企業的發展狀況和企業的環境效益影響,明確自己所在的企業發展形式,對自己提供合理的保障。社會大眾在文明程度逐漸提高的今天,越來越關注環境質量,必須要了解到企業對于其生活環境造成的影響和破壞程度。而政府機構則是要掌握企業在經營活動中占用的社會資源,為社會提供的保障等情況,以便于制定出更多有效的管理策略來對企業進行合理約束。
(三)會計管理對象和目標的轉變。
在傳統的經營模式當中,會計的主要研究對象就是企業在經營過程匯總財富和資金的運作,主要的工作目標就是為企業信息使用者提供各類經濟信息和決策所需的材料信息,保證整個企業的經濟效益。但是,在牟求可持續發展的今天,會計管理的對象開始擴展到社會生產消費循環和環境資源循環當中,主要的工作目標轉變為了為信息使用者提供更為廣泛的會計信息,促進整個企業在實現經濟效益的同時,實現社會和諧和生態平衡,提高企業的社會效益,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可持續發展與會計理論的研究方法選擇
當今的會計管理理論研究方法種類十分繁多,主要包括了歸納法、規范法、演繹法、實證法、倫理法、經濟學法和社會學法。經過仔細研究,這些方法還可以劃分成不同的層次,比如,歸納和演繹法是屬于比較基礎的方法,對于任何一種會計理論的構建都具備相對普遍的意義。規范法和實證法是屬于具體的方法,通常只在比較特定的條件下予以實施。經濟學法、社會學法和倫理法,它們的實質其實是管理者看待問題的角度,它們的存在意義就是為了為企業的會計管理研究提供前進的方向。下面我們將重點分析這三種方法:
經濟學法,它主要側重于會計技術對宏觀經濟的指標變動造成的影響,講求的是宏觀的經濟效益。這種方法認為,會計的政策和程序應該靜秋經濟現實的反應,會計理論研究方法的選擇應該要考慮到經濟后果,體現出政府在宏觀經濟角度的預期目標。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將經濟效益擴大到了宏觀的范圍,缺點是仍談沒有突破企業的經濟活動,造成了片面的經濟效益追求。
倫理法,我們也稱之為道德法。它的主要特點就是以社會的道德標準來衡量會計的信息質量,并且,要從會計的信息儲量出發,構建符合道德標準的會計管理模式。倫理法和經濟學法相比較的情況下,是站在了社會大眾的角度在更高層次上研究會計理論。比如說,倫理法認為會計的程序應該公平公正地對待任何一個相關的利益集團。
社會學法,它重點強調了會計信息對于企業的經營活動影響社會效益的反應程度,或者是明確出企業應該承擔的一系列社會性責任。這種方法近似倫理學法,同時又在倫理學的基礎上,將公允性的概念擴大到了社會福利的角度,這種會計理論研究方法真正實現了對于經濟發展以及社會福利的共同促進。
從這三種方法的分析得來,社會學方法更加契合可持續發展的總體要求,一方面實現了企業的發展和形象的推廣。一方面揭示了企業發展對于社會效益的歷史責任,同時,社會學法更加注重各類學科之間的滲透和交流,兼收并蓄,實現了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三、社會學方法應用前景
伴隨全球環境的惡化,國際資源都在日益匱乏,人口過度膨脹對自然系統也帶來了猛烈的沖擊,同時又受到了工業發展的影響。當人類的發展需求同社會和諧和環境穩定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關于環境保護、節能降耗、控制人口等呼聲越來越高,實現可持續發展,是企業改革的必經之路。
從微觀角度看,企業是社會的有機組成,它的經營活動勢必對社會各界造成影響,社會學法著重強調了企業的社會責任,所以,自六十年代以來,就開始在西方政府和民間組織當中得到了廣泛的輿論支持,并且在實際的會計管理當中得到了良好的反饋。
近年來的會計理論出現的分支,其實都是在社會學法的指導之下發展壯大的,比如說環境會計、增值會計、養老金會計等等。
四、結束語
社會中各個利益階層相互沖突,會計管理不可能完全滿足所有系統對信息的需求,但是改革管理的觀念,選擇合適的方法,遵循可持續發展的戰略,使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環境發展實現真正的和諧統一,是我們在會計理論方法選擇及應用過程中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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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 生態市場經濟;生態與經濟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 F1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8)06-0018-05
黨的“十七大”科學地總結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寶貴經驗,指出“我國成功地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歷史轉折;同時指出“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必須“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各方面體制改革創新”。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要“加快形成可持續發展體制機制”,尤其是首次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發展理念,深化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為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創新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因此,“要完善有利于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續發展體制機制”,這就是形成與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可持續發展體制。
1 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呈現逆向運動
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制定了經濟體制與經濟增長方式兩個根本性轉變的戰略方針,強調了實現2010年遠景奮斗目標,“關鍵是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十七大又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2003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步建立起來了,并作出了《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近幾年,我們按照《決定》規定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設和體制創新,又取得了新進展。這些表明,自黨的以來,我國經濟體制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轉變已經初步實現。它極大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集中表現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使我國已成為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的全球第四大經濟體,是近20年來對全球經濟增長與發展貢獻最大的國家之一。
但是,我國經濟迅速崛起的正面與負面效應卻是同時發生的。這是因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增長與發展實際表明,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根本轉變基本上沒有實現,“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傳統經濟發展模式還處于主導地位。從總體上看,這些年來,我國經濟保持持續快速高速增長,一直未能擺脫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未能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低質量、低效益的痼疾。不僅如此,進入21世紀以來,它的弊端日益強化,其粗放程度不斷加深。這種“高開采、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利用、低產出、低質量”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在實踐中造成了一系列嚴重的生態問題、社會問題和人的問題,使我國經濟在高速增長的同時付出了極高的自然生態代價和人與社會代價,導致今日我國“人―社會―自然”有機整體發展面臨著不少突出矛盾和積重難返的嚴重問題。其體制根源就在于我國初步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沒有改變傳統經濟體制的反生態性與不可持續性的根本缺陷,尚未形成自然、人、社會有機整體和諧協調的可持續體制機制。有幾點值得我們重視: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是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是完全符合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屬性的。由此決定了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的根本一致性。因而,從理想狀態來說,這兩個根本性轉變應當是同步運動中協調發展。然而,國際國內的實踐已經證明,經濟增長和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要比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轉變艱難得多,時間要長得多,是難以達到同步運動的。即使是這樣,兩者也不應發生逆向運動,至少也應當是同向運動。但是,在我國卻出現了逆向運動:一方面,經過近30年的努力,我國初步建立并正在逐步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上完成了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的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獲得迅速發展,主要表現為物質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確實是“物”的世界大大發展并增值了。
另一方面,我們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未能推進我國經濟增長與發展方式轉變,而且使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數量擴張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功能與弊端獲得了充分表現,導致自然生態、人身生態、社會生態的全面惡化,以人的生產力和自然生產力的重大犧牲為代價來換取物質生產力增長,確實是“人”的世界貶值和自然的世界的衰敗。尤其是我國經濟快速高速增長過程中過度的資源消耗,過大的環境污染,過重的生態傷害,使生態資本存量下降與生態赤字擴大同快速積累的經濟增長之間嚴重失衡,經濟持續快速高速增長與資源環境生態約束的矛盾加深,極大阻礙著我國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2)撇開社會制度而言,無論是資本主義的傳統市場經濟體制還是社會主義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都屬于傳統經濟體制,它們都是在傳統發展觀指導下,基本上都是以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長和物質財富無限增加為目的和動力,并且把實現這一目的視為傳統經濟體制運行的最高原則。因此,傳統市場經濟體制和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基本上都是把經濟增長建立在貪婪地索取自然資源,大量地消耗資源環境與掠奪生態的基礎之上。因而,與傳統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必然也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所以,傳統經濟體制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制度安排與體制保障。10多年來,兩個根本性轉變逆向運動的事實表明,目前我國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未能擺脫傳統經濟體制的窠臼,也就是說未能克服傳統經濟體制的局限性:一是不僅未能克服傳統經濟體制對經濟高速以至超高速增長目標的盲目追求,而且還為其提供了某些制度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年均經濟增長為9.6%,從2002年至2007年GDP增長都超過10%;為盲目追求經濟高速以至超高速增長的“極端發展主義”盛行提供了實踐基礎,并與傳統經濟體制的擴張機制相結合,使我國經濟發展沒有改變在傳統經濟體制下,那種數量速度型、外延擴張式的老路。對此,現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缺乏抑制這種盲目數量擴張的制度和機制,顯得勉為其難與無能為力。二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第二輪工業化與現代化建設,付出了高昂的沉重的代價,目前我國生態環境惡化相當嚴重,國民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現象日益嚴重,以犧牲生態環境和大多數民眾利益為代價換取經濟的高增長,經濟總量、物質財富的不斷增加與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擴大的矛盾加深,使我們探索的新型工業道路并沒有改變我國在傳統工業化老路上前行的步伐。對此,現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缺乏克服傳統工業化那種犧牲生態環境和大多數人利益的制度和機制,顯得無能為力。
(3) 在當今世界,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從總體來看,多數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模式、經濟體制及運行機制,都是以生態與經濟相脫離為基本特征的,使現代經濟運行與發展往往不能反映生態學的真理。因此,傳統經濟體制的一個根本缺陷,就是以生態與經濟的脫離和對立為特征。它不僅沒有保障當代人生存與發展的生態環境的制度與機制;更沒有為后代人生存與發展留下充分的資源與環境的制度與機制保障,由于在它的運行過程中不能反映生態學的真理,必然引起自然資源的耗竭和環境質量的惡化,在創造經濟生產力的同時,削弱生態生產力,使生態資本存量下降,從而導致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可持續性。我國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的一個根本方面,就是沒有消除傳統經濟體制的這個根本缺陷。沒有解決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與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的尖銳矛盾問題。在創造經濟生產力使我國經濟日益富裕的同時,削弱了生態生產力,使我國生態貧困越來越嚴重。如果說我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是一種資源環境掠奪型的經濟體制,那么,我們初步建立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仍然帶有這種傳統體制的痕跡,還保留著生態與經濟相脫離和對立的特征,實際上是資源環境消耗型的經濟體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它仍然是一種非持續發展的經濟體制。美國著名學者R•布朗在《生態經濟》一書中批評了主流經濟學只是相信市場力量,尊重市場原理而不尊重生態原理,尤其是無視生態可持續性原理,使當今自由市場經濟往往不能反映生態學的真理,將會導致現代市場經濟崩潰。于是,他引用開發挪威和北海油田的埃索公司前副總裁厄于斯泰因•達勒的看法來表達自己的觀點:“中央計劃經濟崩潰于不讓價格表達經濟學的真理,自由市場經濟則可能崩潰于不讓價格表達生態學的真理。”當今人類正在進入生態時代,現代市場經濟發展,應當反映生態學的真理,實現環境掠奪型經濟體制向環境保護型經濟體制的轉換,建立起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2 社會主義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的理論與實踐基礎
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本身,應當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一是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根本轉變;二是從市場經濟體制向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制的根本轉變。這種體制的要義應是基于生態和人文關懷的生態可持續性,從而以生態可持續性原則為基礎構建全新的市場經濟體制及其現代經濟發展模式。這是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客觀要求。因此,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實質上是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生態市場經濟是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現代市場經濟,反映了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優化生態與經濟發展的內在統一。它既是一種全新的經濟體制,又是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形態。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從發展趨勢上講,生態市場經濟將成為21世紀的主流經濟形態”。如果說,現存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未顯著表現出超越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那么,建立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有可能是提供這一超越的機會。因此,建立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是對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現實超越與理論超越。是我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正確方向與戰略任務。
(1)從理論上看,生態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理論是社會主義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石。
首先,在馬克思學說中,自然、人、社會有機整體發展理論,不僅為當今生態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理論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而且為生態內生經濟發展模式及其經濟體制提供了科學依據。這是因為,自然、人、社會有機整體理論,其根本精神在于不是把人類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各個領域視為分散的和封閉孤立的存在,而是視為自然、人、社會有機整體中的各個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馬克思恩格斯不僅闡明人與自然的不可分割性,而且闡明自然與社會的不可分割性;揭示了客觀世界是由天然自然、人工自然、人類社會的各種要素組成的復合系統,這就是自然、人、社會的有機整體。人類文明發展就是自然、人、社會有機整體發展。資本主義文明發展是如此,社會主義文明發展更是如此。科學發展觀繼承和發展了關于發展的理論,深刻地回答了“發展”與“人”的關系這一核心命題,把人、社會與自然看作一個有機整體,來界定發展的內涵,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視為經濟、政治、文化和生態四個基本要素發展構成的整體發展、和諧發展、文明發展。傳統經濟學的經濟體制與經濟發展模式理論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把經濟系統看成為不依賴外部環境,其交換及運動發展只是在經濟這個封閉系統的內部進行,因而可以不受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制約而無限增長。這就使得傳統經濟體制既忽視了自然環境因素又忽視了社會環境因素,并使其本身具有“反生態”和“”的性質,導致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因此,只有把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理論牢固地建立在自然、人、社會有機整體發展理論的基礎之上,才能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生態可持續性和社會可持續性,真正成為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社會主義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
其次,生態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理論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生態環境內因論”,這是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的一塊基石。生態環境內生化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核心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是人的生命的組成部分,是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態安全的內在因素;另一方面是當今世界系統中生態環境是可持續經濟運行與發展的內在要素,對現代經濟良性運行與可持續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已成為現代經濟增長與發展最重要的、最關鍵的源泉。因此,生態環境已從現代經濟運行與發展的外生變量轉化為內生變量,這是生態環境內生可持續發展經濟理論的基本結論。這就要求建立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內在地具有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機制,使生態環境真正成為現代經濟運行與可持續發展的內生要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建立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建立生態內生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形成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
再次,黨的十七大首次把“建設生態文明”的發展理念寫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上,使我們黨最終確立了生態文明是一種獨立的嶄新的現代文明形態,并要求形成與建設生態文明相適應的“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 要“加快形成可持續發展體制機制”,因此,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其根本點就是要把生態文明發展“模式化”、 “體制化”,形成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和與它相適應的可持續經濟體制,它們不僅反映經濟學的真理,而且反映生態學的真理。
(2)從實踐上看,構建社會主義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不僅是我國國情和發展現實的客觀要求,而且具有堅實的實踐基礎。
首先,當今人類文明發展正在進入生態時代,使當今現代經濟發展具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經濟活動的生態化,二是經濟目標的人性化,三是經濟形態的知識化(包括信息化)。這三大歷史潮流的有機統一,是21世紀現代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希望所在。事實表明,能夠適應三大發展趨勢有機統一的經濟體制,就是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它是一種既符合生態文明發展要求,又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嶄新的經濟體制。它能夠克服傳統經濟體制的根本缺陷和主要弊端,突出強調經濟發展的人文向度和生態向度及其統一性,突顯的是人與自然協調和諧和人與人協調和諧的根本精神。因此,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社會主義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這才是最根本的經濟生態化、人性化、知識化的真諦。
其次,無論在當今世界還是當代中國,良好的生態環境作為現代經濟運行與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素,已經成為一種高度稀缺的生活要素和生產要素,嚴重地制約著現代人類生存和經濟社會發展。這種嚴峻的客觀現實決定著構建我國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美國著名生態經濟學家戴利、布朗都強調當今世界系統已經完成了“空的世界”向“滿的世界”的轉變,使現代經濟系統的運行與演變已經從物質資本是經濟發展制約因素的時代,進入生態資本是經濟發展制約因素的時代,因而,世界各國生態系統提供的優良的生態產品越來越稀缺,日益稀缺的生態資本存量日益成為經濟發展的基本制約因素。在我國,必要的、良好的生態環境的稀缺程度不僅超過發達國家,而且超過某些發展中國家。可以這樣說,我國目前已經完全改變了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的短缺經濟局面,物質資本日益雄厚,經濟正在走向富裕。當今中國發展由經濟貧困走向經濟富裕,既付出了高昂的生態環境代價;又付出了物質財富分配與占有的不公平的代價,從而形成了現代社會主義經濟的生態短缺局面。因而,當今中國的發展正在由生態脆弱走向生態貧困。正如一位青年學者所說的:“我國的生態貧困狀況相當嚴重,甚至可以說已成為我國目前乃至今后相當長的時期發展的基本特征。”這就迫切要求我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要保障我國不斷走向經濟富裕,而且要保障逐步消除生態貧困,努力改變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生態短缺局面。
再次,近幾年來,我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尤其是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我們推進由非持續發展經濟體制向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轉變,構建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有利條件。在科學發展觀統領下,我國正在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生態安全型經濟社會,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生態化;與此同時,加大了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力度,大力開展生態省建設試點,海南、福建、浙江、江蘇、黑龍江、山東、安徽、陜西等開展生態省建設的試點工作,正在進入大規模生態建設和大規模經濟建設同步進行與協調發展的新時期;尤其是發展綠色產業,生態農業、生態工業、使生態工業園建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據報道,目前在廣西、遼寧、江蘇、山東、天津、新疆、內蒙古、浙江、廣東等省市自治區展開了生態工業園區建設的試點,覆蓋各種傳統行業和高科技行業,推動著現有工業園區發展向生態化方向轉型,提升工業園區發展的生態化水平,從而加速了我國新型工業化朝著生態化方向發展的進程,展示出生態發展、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有機統一的科學發展的廣闊前景。現在,建設生態文明已成為我們黨的治國理政的新觀念,標志著我們黨開啟了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新航程,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新時代正在到來。所有這些表明,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態內生可持續發展經濟模式,是有堅實的、豐富的實踐基礎的。
3 小 結
如果說,“從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一個新的歷史跨越、新的偉大實踐,也是一項更加艱巨、更加宏偉的系統工程。”那么創建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作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攻方向與戰略任務,就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一個新的歷史跨越,新的偉大實踐。德國學者指出:“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擁有一個圍繞關注環境而組織的市場經濟,德國也不例外。”這就告訴我們,建立生態市場經濟體制,在世界上還沒有經驗可以借鑒。實現由非持續發展經濟體制向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的轉變,不僅要比實現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更加艱巨、更加復雜,而且要比實現粗放型向集約型增長方式的轉變更加艱巨、更加復雜,是非常宏偉的系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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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Though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nomic System of Socialism
FANG Shijiao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change from the traditional planning economic system to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has been primely actualized. But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in China from extensive to intensive has not yet been realized. There seem to be opposite movements between the former and the latter both of which impact the overall situations. The opposite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economic system of modern market primely built in China has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system, belonging to a kind of antiecology without basic capacit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 the market system now in China must be reconstructed into an economic market system of socialism that 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econstruction is not lack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ing bedrock for the nonce, but it is still a longrange and formidable systematic project to be done.
篇9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財務管理目標;綜合效益最大化
可持續發展是指不斷提高人群生活質量和環境承載力的、滿足當代人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后代滿足其需求能力的、滿足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的人群需求又不損害別的地區或別的國家的人群滿足其需求能力的發展。它是一種特別從環境和自然資源角度提出的關于人類長期發展的戰略和模式。它要求在發展的同時實現資源的永續利用、環境的有效保護,它從理論上結束了把環境保護和資源永續利用同經濟發展對立的錯誤觀點,揭示了其間相互聯系、互為因果的關系,為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奠定了戰略基礎,其核心思想已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制定社會和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依據。企業財務管理目標是指企業在一定期間內,通過組織財務活動、處理財務關系所要達到的目的。從根本上說,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取決于企業目標,取決于特定的社會經濟模式。本文擬就在可持續發展理論指導下,建立切合客觀實際、促進社會—環境—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的企業財務管理目標進行討論。
一、 現存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的局限性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財務管理理論也在不斷豐富和發展,其中對于企業財務管理目標,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為利潤最大化、股東財富最大化和企業價值最大化等三種,它們雖然分別從一定層面上揭示了企業財務管理的本質,反映了企業經營管理的特征和要求,每一觀點都有其合理之處,并在實踐中有一定的運用,但筆者認為這些單純以追求經濟效益為目的的財務管理目標,有悖于可持續發展戰略。
(一) 關于“利潤最大化”的觀點
利潤最大化觀點是西方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也是我國流行甚廣的一種觀點,尤其對實務界影響最大。一般來講,無論是何種類型的企業,都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生產經營活動的組織,追求最大利益是每一個在市場經濟中角逐的企業的現實目標,它被許多企業作為理財目標有其可取之處。首先,它與企業管理的目標之一——獲利掛鉤,直接切入企業經營的主題;其次,利潤的計算有確定的方法,直觀性強,它不僅可以直接評價企業經營者的業績,而且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業經濟效益的高低和對社會貢獻的大小;最后,利潤還是企業補充資本,擴大經營規模的源泉。但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發展,現代企業投資主體呈現多元化,企業規模處在不斷變化之中,如果單純以利潤最大化作為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就會出現以下一些偏差:(1)利潤最大化中的利潤是一定時期內實現的利潤,沒有考慮企業規模、資金時間價值和現金流量,而且也沒有有效地反映風險問題,可能導致企業不顧風險大小而一味地追求最大的利潤;(2)片面追求利潤最大化,往往導致企業只關心當前利潤,忽視在環境保護、產品開發、人力開發、生產安全、履行社會責任等方面下功夫,導致企業短期行為,不利于企業的長期健康發展;(3)片面追求利潤最大化,有時還會惡化企業的財務關系,如惟利是圖,侵犯員工、債權人、消費者和國家的利益等等。
(二) 關于“股東財富最大化”的觀點
股東財富最大化是指企業通過合理經營,采取科學的財務管理策略,在考慮資金時間價值和風險價值的前提下,為股東帶來最多的財富。在股份制為主體的經濟中,股東財富由其所擁有的股票數量和股票市價共同決定,當股票數量一定,股票市價越大,其股東財富就越大,從而股東財富最大化又演變為股票價格最大化。在股份制企業把股東財富最大化作為財務管理目標,有利于克服企業在追求利潤上的短期行為,但是以此為目標也存在一些實際障礙:(1)我國目前的資本市場尤其是證券市場剛處于起步階段,證券交易不很規范,股票價格難以反映企業的真實價值;(2)上市公司的比例偏低。對于非上市公司,如何衡量股東財富,缺乏統一標準;(3)股東財富最大化目標只考慮了股東的利益,而沒有考慮其他產權主體對于企業的作用,特別是破壞了自然環境引起的環保負債,淡化了企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三) 關于“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觀點
企業價值最大化是指企業全部資產的市場價值最大化。市場在對企業評價時,看重的不是企業已經獲得的利潤水平,而是企業潛在的獲利能力。因此企業價值不是賬面資產的總價值,而是企業全部資產的市場價值,它反映了企業潛在或預期的獲利能力。投資者在評價企業價值時,是以投資者預期投資時間為起點,并將未來收入按預期投資時間的同一口徑進行折現,未來收入的多少按可能實現的概率進行計算。企業所得的收益越多,實現收益的時間越短,應得的報酬越穩定,則企業的價值越大。與股東財富最大化相比,此觀點同樣考慮了不確定性風險和資金的時間價值,強調了風險和報酬的均衡,并且避免了我國證券市場發育不完善時期,股票價格受外界和人為因素大于企業內部經營情況的影響,是一種相對比較客觀的評價方法。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企業價值最大化是一個非常抽象而很難具體確定的目標。對于非上市企業而言,其未來價值只能通過資產評估來確定,這種評估要受到評估標準或方法的影響,因而很難準確確定;對于上市公司而言,其價值雖然可以通過股票價格的變動來反映,但由于股票價格的變動不是公司業績的唯一反映,而是諸多因素影響的綜合結果,因而股票價格的高低不可能反映上市公司價值的大小;(2)企業價值最大化在實踐中可能導致企業所有者與其他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企業是所有制的企業,其價值最終歸所有者所有,所以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是企業所有者的利益目標,它不能滿足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意愿,比如不能滿足經營者的利潤觀,不能滿足債權人的風險觀,不能滿足企業的社會責任觀等等。
二、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的轉變——綜合效益最大化目標的提出
上述各項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的提出,包括(1)利潤最大化,(2)股東財富最大化,(3)企業價值最大化,無一不是以考慮經濟利益為中心的,它們都忽視了可能導致的企業可持續能力的喪失。然而,在現代社會,企業的任何一個行為都不再是個體行為,各項經營活動都可能對社會、對整體經濟產生影響。環境與一切個體的利益相關。一切個體的活動受環境的制約,也同時對環境產生影響。環境的日益惡化使人們對企業與環境的關系有了新的認識。在20世紀70年代,人們將企業與環境看成是對立的,政府采用命令和控制的手段強制企業進行排污處理。90年代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提出則使人們認識到解決環境問題離不開企業的合作。當社會不再把單純追求經濟增長作為社會進步的目標,而是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時,對企業進行可持續經營的要求也就大大提高了。企業的存在在于滿足社會的需求,并以獲得利潤作為回報。如果企業的目標違背了社會的需求,從長遠看將無法獲得回報。故而,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必須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老路上解放出來,轉而在追求經濟利益、為利益相關者創造財富的同時,承擔社會責任,確保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根據可持續發展理論,筆者認為從企業長遠發展來看,以“綜合效益最大化”替代現存的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具有現實戰略意義。
所謂“綜合效益最大化”是指企業在承擔環境保護等社會責任的前提下,通過合理經營,采用最優的財務策略和政策,謀求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其宗旨是把保護環境放在首位,著重強調必須正確處理各種財務關系,最大限度地兼顧企業各相關利益主體的利益,以謀求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豐收。
把“綜合效益最大化”作為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其實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深化。什么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承擔法律責任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消費者、社區和環境的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企業必須超越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再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強調對消費者、對環境、對社會的貢獻。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企業與社會的聯系更為廣泛和深入,社會目標在企業中逐漸得到重視和提高,社會要求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也越來越多,如:保護生態平衡、防止公害污染等等。這就對企業的財務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企業通過財務管理活動致力于履行社會責任,從而樹立企業良好的社會形象,這樣不僅有利于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而且可以改善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外部環境,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篇10
高層建筑設計中尺度的確難以把握,因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用品,日常生活用品很容易根據經驗做出正確的判斷,其主要原因有:一是高層建筑物的體量巨大,遠遠超出人的尺度。二是高層建筑物不同于日常用品,在建筑中有許多要素不是單純根據功能這一方面的因素來決定它們的大小和尺寸的,例如門,本來可以略高于人的尺度就可以了,但有的門出于別的考慮設計得很高,這些都會給辨認尺度帶來困難。
高層建筑設計時,不能只單單重視建筑本身的立面造型的創造,而應以人的尺度為參考系數,充分考慮人觀察視點、視距、視角,和高層建筑使用親近度,從宏觀的城市環境到微觀的材料質感的設計都要創造良好的尺度感,把高層建筑的外部尺度分為五種主要尺度:城市尺度、整體尺度、街道尺度、近人尺度、細部尺度。
首先定義一下尺度,所謂的尺度就是在不同空間范圍內,建筑的整體及各構成要素使人產生的感覺,是建筑物的整體或局部給人的大小印象與其真實大小之間的關系問題。它包括建筑形體的長度、寬度、整體與城市、整體與整體、整體與部分、部分與部分之間的比例關系,及對行為主體人產生的心理影響。講到尺度時應注意它與尺寸之間的區別,尺度一般不是指建筑物或要素的真實尺寸,而是表達一種關系及其給人的感覺,尺寸是用度量單位,如:公里、米、尺、厘米等對建筑物或要素的度量,是在量上反映建筑及各構成要素的大小。不同的尺度帶來的感覺是不一樣的,有的尺度使高層建筑顯得挺拔或厚重,有的則使高層建筑顯得龐大或輕飄,它直接影響人的心理感受,由此可見,尺度在高層建筑設計中處于一個至關重要的位置。
1、高層建筑設計中的外部尺度
當前,我國的高層建筑外部造型設計多以追求建筑形象的新、奇、特為目標,每棟高層都想表現自己,突出自我,而這樣做的結果只能使整個城市顯得紛繁無序、生硬,建筑個體外部體量失衡,缺乏親近感,拒人于千里之外。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對高層建筑的外部尺度的認真仔細推敲,因此,對高層建筑的外部尺度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1.1城市尺度
高層建筑對城市各構成要素也產生重大的影響,高層建筑的位置、高度的確定,也應充分地考慮該城市尺度、傳統文化,不當的尺度會對城市產生不良的影響,改變了城市傳統的歷史文化,也改變了原來城市各構成要素之間有機協調的比例關系,如:上海市,黃浦江可謂是城市一條重要水系,原先具有寬大、雄壯的氣勢。但由于東方明珠塔的建成,又過于*近黃浦江,其他高層建筑也跟著*近黃浦江建設,使黃浦江的尺度感變小了,失去了原有的雄壯,而改變了老上海的歷史與文化,從這一角度講,東方明珠塔的建成又是一件憾事。
1.2整體尺度
整體尺度是指高層建筑各構成部分,如:裙房、主體和頂部等主要體塊之間的相互關系及給人的感覺。整體尺度是設計師十分注重的,關于建筑的整體尺度的均衡理論有許多種,但都強調整體尺度均衡的重要性。面對一棟建筑物時,人的本能渴望是能把握該棟建筑物的秩序或規律,如果得到這一點,就會認為這一建筑物容易理解和掌握,若不能得到這一點,人對該建筑物的感知就會是一些毫無意義的混亂和不安。因此,建筑物的整體尺度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在設計時要注意下面的兩點:
1.2.1各部分尺度比例的協調
高層建筑一般由三個部分組成的——裙房、主體和頂部,也有些建筑在設計中加入了活躍元,以使整棟建筑造型生動活躍起來。一個造型美的高層建筑是建立在很好地處理了這幾個部分之間的尺度關系,而這三個部分尺度的確定,應有一個統一的尺度參考系(如把建筑的一層或幾層的高度作為參考系),不能每一部分的尺度參考系都不同,這樣易使整個建筑含糊、難以把握。
1.2.2高層建筑中各部分細部尺度應有層次性
高層建筑各部分細部尺度的劃分是建立在整體尺度的基礎上的,各個主要部分應有更細的劃分,尺度具有等級性,才能使各個部分造型構成豐富。尺度等級最高部分為高層建筑的某一整個部分(裙房、主體和頂部),最低部分通常采用層高、開間的尺寸、窗戶、陽臺等這些為人們所熟知的尺寸,使人們觀察該建筑時很容易把握該部分的尺度大小。一般在最高和最低等級之間還有1~2個尺度等級,也不易過多,太多易使建筑造型復雜而難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