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思想范文10篇

一、引進外資，筑路開礦

1904年4月，在《讀新譯甄克思〈社會通詮〉》一文中，嚴復指出中西政治的根本差異在于體制不同，貧富弱強都是由體制決定的。如果不從根本上下手，對于國事毫無補益。但是嚴復并不主張馬上改變政治體制，因為眼前有個“大患”要優先解決：“為今日吾中國之大患者，其惟貧乎！”[1]（P148）

嚴復認為清末的一切弊病，如民智未開、民力不奮、污穢不蠲、作偽售欺、瘟疫流行、盜賊泛濫、官吏貪婪、兵卒怯弱、人民沒有愛國心等等，都是由貧窮引起的。因此，“居今而言救國，在首祛此貧。惟能療貧，而后有強之可議也！”[1]（P149）

平心而論，嚴復把一切弊病歸因于貧窮，顯然夸大其辭。例如上述弊病的最后四項，雖與貧窮有一定關系，卻無論如何不能把貧窮說成根本原因，因而也決不是“療貧”所能解決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考慮到庚子戰爭給中國造成的災難和破壞，考慮到《辛丑條約》強加給中國人民的沉重的賠款負擔，那么嚴復把“療貧”作為當務之急，應當說不無道理。問題在于，“救貧之方”在哪里呢？嚴復認為，農、工、商三業見效甚緩，不如從路礦下手：“今日救貧之大經……其要在路礦。吾之為路礦，將以富用路礦之吾民也，非徒以富治路礦者也。”[1]（P149）

實際上，早在1902年的《路礦議》中，嚴復已經提出了開路礦的主張。他舉出外國為例，說明鐵路能夠帶動一國經濟全面發展。至于中國，正因為鐵路少得可憐，影響到商業不發達，冶鐵業不興旺：“蓋鐵路如人身之脈絡。……無鐵路，則邦國之利源不廣，而貧弱之患興。……必求富強，其要著發端，在開鐵路。鐵路開，則諸礦業至于一切制造樹藝之事，將相隨以自生。”[2]（P105）

就在這篇文章中，嚴復提出了興辦路礦的許多注意事項，還為路礦總局籌擬了機構設置和庶務章程。要點如下：

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鄧小平兩代領導人共同的宏偉愿望，兩位領導人都在認真分析中國國情的基礎上提出了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思想。然而由于他們各自所處的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不同，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也不同，所以兩位偉人對現代化的內涵、實現現代化的途徑和動力，及實現現代化的過程的分析論述都存在很大的差異。如果說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的話，那么鄧小平就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繼承人和突破者，鄧小平在繼承思想精髓的基礎上，提出并健全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戰略是實現兩位偉人終身奮斗目標的關鍵，不同的經濟發展目標和不同的時代背景決定了兩位偉人不同的經濟發展戰略，鄧小平在借鑒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三步走”戰略、科教興國戰略、先富帶后富戰略以及對外開放戰略，這些戰略都是在幾十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的經驗總結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且也是已經被20年改革開放證明了的科學真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模式是鄧對毛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突破最大、創新最多的部分，在經濟體制模式上，鄧小平徹底地擺脫了市場姓“社”姓“資”的困惑，突破了毛一貫堅持的單一計劃經濟體制，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所有制模式上，鄧小平也打破了毛固守的單一公有制模式，提出在當前我國生產力水平落后的條件下，應該鼓勵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以“三個有利于”為判斷所有制模式的標準；在分配模式上，鄧小平徹底否定了毛主張的平均主義的供給制，提出按勞分配為主，其他分配方式為輔的模式：在經濟發展的產業模式上，鄧小平繼承了毛產業發展思想中科學合理的部分，同時發展了自己的產業發展思想，他更加重視了農業、基礎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正文】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盡管戎馬倥傯，日理萬機，但他仍然十分重視經濟工作，他多次號召黨政軍各級干部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并提出了一系列至今熠熠生輝的經濟思想。認真學習和研究這些思想，有助于當前進一步端正各級黨政干部的指導思想，強化各級干部的市場經濟意識，從而準確地理解鄧小平理論的繼承性和科學性，有效地加快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步伐。

一、關于“凡不注重研究生產的人，不算好的領導者”的思想。在革命戰爭年代，一切工作必須服從于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但是從來就反對單純的軍事觀點，他要求領導干部要熟悉和研究經濟工作，并把能否學會領導群眾做好經濟工作作為衡量領導優劣的重要標準之一。他強調：“各級黨政軍機關學校一切領導人員都須學會領導群眾生產的一全套本領。凡不注重研究生產的人，不算好的領導者。”（注：《選集》，第3卷，9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如何衡量黨政軍干部學會了做經濟工作，他還提出了具體的標準：“如果哪一個地方的軍民生活沒有改善，為著反攻而準備的物質基礎還不穩固，農業、工業、貿易不是一年一年地上漲，而是停止不進，甚至下降，便證明哪個地方的黨政軍工作人員還是沒有學會經濟工作，哪個地方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注：《選集》，第3卷，101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戰爭年代，對于干部的要求尚且如此，那么，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今天，能否學會做經濟工作，能否樹立起正確的市場經濟觀念，能否領導群眾走上富裕之路，更應該作為衡量領導者優劣的重要標準。如果說戰爭年代“不注重研究生產的人，不算好的領導者”，那末，完全可以說在今天不懂也不學經濟工作，不懂得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不能領導群眾致富的人，則更談不上是好的領導者。因為，今天的各級各類黨政干部，他們的職責都是直接或間接地為經濟建設這一中心服務，特別是領導一個地方或一個經濟職能部門的黨政主要領導干部，衡量他們工作好壞的標準，歸根到底是看那里經濟發展狀況如何，如果丟掉了這個客觀的可量化的標準，那么必然會出現企業無效益甚至虧損、倒閉或經濟長期上不去，挪個窩照樣做官的現象；也必然會出現不學經濟學去學“關系學”，不搞經濟搞關系的怪現象。如果這種現象滋長下去，必然會誤國誤民。

二、關于“縣區黨政工作人員在財政經濟問題上，應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幫助農民增加生產，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從農民取得稅收”（注：《選集》，第3卷，9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的思想。在抗戰時期就科學地闡明了生產與財政稅收的關系，指出了財政收入的根本來源是幫助群眾發展經濟，“對前者用了苦功，對后者便輕而易舉”。（注：《選集》，第3卷，9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他把生產第一還是稅收第一的問題，提高到共產黨與國民黨本質區別之一的高度上來認識。他指出：“只片面地注意少數政府人員忙于收糧收稅弄錢弄飯的觀點，是錯誤的。不知用全力幫助群眾發展生產，只知向群眾要糧要款的觀點（國民黨觀點），是錯誤的。”（注：《選集》，第3卷，9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學習這些論述，至今倍感親切，實在是一語中的。在今天，如何增加財政收入，特別是在經濟落后地區，成了每個黨政干部十分關注和頭痛的問題。許多基層干部成天忙于收糧催款，成了全部工作的中心任務，費力不討好，且干群關系惡化。出現這個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這些地方的干部，沒有真正學會怎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學問，舍本而求末，“他們不知道財政政策的好壞固然足以影響經濟，但是決定財政的卻是經濟。”（注：《選集》，第3卷，89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一方面是一些干部沒學會或沒有把主要精力和心思放在幫助群眾發展經濟上，許多干部也認為“包產到了戶，何必要干部”。事實上，凡是干部在幫助和指導農民發展經濟上下了苦功，提供了產前產中產后服務，農民收入增加了的地方，收糧收款的問題的確是輕而易舉的。相反，凡是干部對群眾生產漠然置之，缺乏服務的地方，收糧收款就困難得多。另一方面是一些地方亂收費現象嚴重，群眾負擔沉重，嚴重影響了生產的投入。個體經營戶辦一套執照下來要花數百元或上千元，企業一開辦就有各種收費攤派接踵而來，這無異于是剛栽樹苗就向人家要果子吃，這與批評的“不顧人民困難，只顧政府和軍隊的需要，竭澤而漁，誅求無已”（注：《選集》，第3卷，89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有何區別。古人就知道：“將欲取之，必先與之”、“讓利于民”、“與民休息”、“不擾民則富”的道理。深圳特區的重要經驗就在于實行經濟上的特殊的優惠政策，即減免稅收，放手發展，而一旦經濟發展起來，財政稅收自然增加。這是鄧小平科學地繼承和發展了經濟思想的成功經驗。因此，不難看出，生產與財政稅收是“源”和“流”的關系，是“樹”與“果”的關系。“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注：《選集》，第3卷，89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要想解決財政困難，各級黨政干部應當認真學習這一思想，才能真正學會經濟工作。

三、關于“一方面要反對陳舊的保守的觀點，另一方面又要反對空洞的不切實際的大計劃”（注：《選集》，第3卷，8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的思想。針對當時抗日根據地“終日只在單純的財政收支問題上打圈子”的保守觀點的“不顧此時此地的具體條件，空嚷發展，例如要求建設重工業，提出大鹽業計劃、大軍工計劃等”（注：《選集》，第3卷，8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不切實際的大計劃觀點，尖銳地指出“這就是黨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的兩條戰線上的斗爭”。（注：《選集》，第3卷，8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這些思想對于我們今天的經濟建設仍有重大現實指導作用。我們的個別干部由于不努力學習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理論，缺乏商品經濟觀念，不懂得市場經濟的基本知識和規律，也存在兩種錯誤觀點：一方面是苦于無出路的保守觀念，他們老是埋怨經濟落后地方缺資金、缺人才、缺技術、缺信息，不去思考發展，不求開拓進取，觀望等待，傳統的任務迫使他們殫精竭慮地去收糧收款，以完成財政任務，結果適得其反，財政收不抵支，干部教師工資連續數月付不出，自己吃飯也成問題。另一方面是不切實際的冒險觀，他們不是發揮本地優勢、利用本地資源，不是根據本地實際和市場需求，不是搞短、平、快戰略，而是貪大求洋，急于求成。言必上項目，動輒投巨資，致使許多企業負債累累，有名無實。這兩種現象正是當年所反對的。從宏觀上看，一些地方經濟建設的大起大落，忽冷忽熱，也正是這兩種錯誤觀念在作祟。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摘要：的終極價值追求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始終高擎公正這一社會理想，以其獨有的理論視野對社會分配兩極化現象進行剖析，無論是內在屬性、基本邏輯還是當代價值都有其特異性。的這些思想對于實現“十三五”規劃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構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仍具指導意義。

關鍵詞：兩極分化；分配制度；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國民收入兩極分化現象作為一個嚴峻問題已經引起高度重視。人民收入分配差距問題并不是直到現在才為黨的領導人所關注，無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直致力于探索社會分配兩極化問題的思考，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理論，既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分配理論，也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實踐產生了重大影響。

一經濟正義思想的內在屬性

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是人類在長期追求理想社會的歷程中形成的共同的價值渴求，是人類改造社會不可或缺的存在維度。經濟正義思想具備歷史性、人民性、實踐性三重內在屬性。（一）歷史性。中國傳統文化蘊藏著豐富的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思想。《辭源》認為“公正”即“不偏私，正直。”在我國古代，“正義”與“公正”被視為是一種美德或者道德修養，并沒有被提升至社會價值取向的高度。我們從中不難窺探公正這一概念內含著不偏不倚、公正無私等價值取向。中國傳統社會公正思想的理論淵源通常歸之于儒家所謂“大同”理想。一度服膺思想家所描繪的“大同社會”藍圖，并由衷地高呼“大同者，吾人之鵠也。”公平正義思想是對我國傳統文化中公正基本認知的揚棄。孔子認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舉能，講信修睦……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1］大同社會內在要求社會成員共享發展果實。孔子的公正思想源自于其直觀的社會審視，“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2］在孔子的話語構建中，“寡”與“不均”成為社會不公正的主要表征。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知識群體對于公正理念有著深切的認識。傳統社會“大同”理念為早期探索實現社會公正的具體路徑提供了價值定位和思想坐標。近代以降，特殊的社會環境促使中國社會知識群體在更高層次和多方位進一步審視社會的經濟正義。追求公正反對分配兩極化成為近代以來中國公知群體描繪和追求理想社會的內在邏輯。洪秀全以農民的視角提出，建設“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錢同使，有衣同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將數千年農民追求公正的社會夢想幻化成神州大地上的“人間天國”。維新變法領袖康有為追求公正的邏輯在于，要解脫人民疾苦“惟行大同太平之道”，所以難以超越調和君臣關系的歷史藩籬。在他看來，“遍觀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樂，殆無由也。”［3］譚嗣同的公正理想依然以維護儒家“大同”思想為根基，但卻閃爍著更為強烈的批判主義火花。他說：“人人能自由，是必為無國之民……君主廢，則貴賤平；公理明，則貧富均。”［4］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將社會的不公首先歸于經濟上的不公，“蓋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5］120他從自身的政治抱負出發，尋求解決分配兩極化的社會方案，所以他提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及“耕者有其田”解決路徑。以其視角觀之，必須在發揮資本功效的同時，合理有序規定資本的有效范疇和邊界。（二）人民性。西方思想中也有很多關于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的論述。西方公平與正義理論建諸現實世界特別是對資本主義世界批判基礎之上，是廣大人民群眾對生產資料或資本所有者剝奪的回應與反擊。從萊庫古改革到畢達哥拉斯主張通過相互饋贈而平衡富余與不足的嘗試，從柏拉圖的分工正義理論、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理論、邊沁和穆勒的功利主義公正理論到羅爾斯的分配正義理論，每一流派都從自身的理論和實踐出發規劃著公平正義的范疇，為人類實現公正而又美好的世界藍圖添色加彩。盧梭的思想不僅是法國大革命的哲學基礎，也是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直接源頭，從而也是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間接來源。盧梭將實現人類平等與公正訴諸于財產的公有制，并要求中央政府對生產勞動實行管制。［6］19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們對于如何實現社會公平與公正，進而為完成其改造現實社會的理想與追求而不懈努力。巴貝夫和卡貝提出絕對平等的原則，但圣西門和傅立葉則承認人的能力不平等，他們將按能力取得報酬看作是實現社會公正的希望。路易•勃朗綜合上述觀點認為，實現未來社會公平與正義應是依照按需分配的原則來進行。歐文將其實現社會公正的理想付諸實踐，并為此傾盡其家財嘗試創立共產主義公社。馬克思主義認為，財富占有不公的根源在于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立基于此，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完成“對剝奪者的剝奪”，就是消滅無產階級自身，使自身擺脫“被剝奪者”的悲慘命運。［6］12由此可知，社會主義本質上與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和資本主義相對立，內含防止兩極分化的天然意蘊。（三）實踐性。的認知與思維結構萌生于近代中國。特殊的歷史背景使得包括在內的近代中國思想巨匠們大多傾向于張揚主體意志能動性，因而有學者認為思維結構中有著突出的意志維度。的價值關切點和核心主題是如何超越利己主義、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等非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尊重規律的旨趣在于改造世界和社會，完成其構建新型社會的價值追求。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明確指出：“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7］1471馬克思的表述則為，“代替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8］294從歷史的視野來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過程始終強調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旨趣就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對共產主義社會生活有過生動而具體的描述，彰顯其社會理想的價值維度。在他看來，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可以“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8］85同馬克思有相類似的描述：每個社會成員都逐步做到“亦工亦農，亦文亦武”，都要把自己培養成“拿起鐵錘能做工，拿起鋤頭犁耙能種田，拿起槍桿子能打擊敵人，拿起筆桿子就能寫文章”。［9］53－54的終極價值追求即是要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社會主義，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在的話語中，防止社會分配的兩極化主要是為了克服勞動和人自身發展的異化。說到底，人的意義和價值問題是追求經濟正義的內核。

二經濟正義思想的基本邏輯

普京主政后，俄羅斯內政開始步入有序運作軌道，外交在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下日顯靈活和主動，經濟通過不斷深化改革保持相對穩定的增長勢頭。普京的戰略是營造良好的政治氛圍，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在加速俄經濟轉軌的同時，以較高的增速盡快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繼而達到全面興俄之目的，在未來10-20年內，實現“強國富民”的戰略目標。這一目標能否實現，無疑是人們關心的一個焦點問題。

一、普京經濟思想的基本特色

普京在出任代總統前夕，就在《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中闡明了他對俄經濟現狀的看法和對未來發展的基本構想。此后，他以該文的思想為基礎，不斷對俄經濟發展做出更加深刻而全面的思考，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系統經濟思想。概括來看，普京的經濟思想具有鮮明的“趕超”特色，具體則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以國際經濟發展狀況為參照，強調速度的至關重要性。普京充分認識到，俄經濟已“落伍”，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有愈拉愈大的趨勢；為縮小差距，跟上世界步伐，跨入“文明”和“發達”國家行列，俄必須以高速甚至超高速發展經濟；因此在俄改革和發展戰略中，居于首要位置的是速度問題。按他的估計，俄經濟在6-7%的增長速度下，還需要5年才能使生產規模恢復到1990年的水平，而要達到今日英國、法國的水平，未來15年要保持10%以上的增長率，要趕上今日西班牙和葡萄牙，未來同期也必需保持8%的增速。（注：ПутинВ.В.“Россиянапорогеновоготысячилет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30/12/1999.c.1.）因此，他把增速問題上升到“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同時也是政治問題”，甚至是“思想”、“精神”和“道德問題”，是檢驗俄政府經濟工作是否“稱職”的重要標準。（注：Тамже．）在2002年《國情咨文》中，他就對政府預測今后幾年俄經濟增長僅為3.5%至4.6%提出嚴厲批評，認為這是政府“不指望更高增長速度”的表現，“低估了俄羅斯的能力”，并進而指出，為了使俄羅斯人過上“富裕生活”，使俄保持國際社會“舉足輕重和名副其實的成員資格”，以及作為“強有力的競爭者”，俄“經濟應當更快速地發展”，否則“永遠都贏不了”，“在世界經濟中的能力將大大縮水”。（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га”．Известня．19,04,2002.c.1.）

其次，充分發揮能源和軍工兩大優勢，壯大新型產業。能源和軍工是俄國民經濟兩大支柱，也是政府預算和國家外匯的主要來源。2001年，能源和軍工分別創匯500億和44億美元。近年來俄一些人主張減少資源出口，避免成為發達國家“資源附屬國”；減少武器出口，以避免得罪西方和將來對俄自身安全構成威脅。但普京力主繼續“發揮兩大優勢”，找到符合俄“資源、當前市場分布和聯系形式的方式”，使“俄巨大潛力為己所用”。（注：Тамже．）普京的策略是用能源拉住歐、美等發達國家市場，用軍售保住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市場，以增強俄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保障財政預算，換回發展知識和信息等新型產業所需的投資，力爭使高新技術產品的市場占有率由目前不到世界市場的1%，提高到2015年左右的5%以上。

再次，建立健全國家調控體系。針對上世紀90年代俄經濟自由派忽視甚至回避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普京強調，俄不僅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權力體系，而且還要建立對經濟“完整的國家調控體系”，但這“并不是說要重新實行命令式的計劃和管理體系”，也不是僅限于“制定游戲規則并監督規則執行”，而是要比一般意義上的國家調控“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要讓國家政權體系成為國家經濟和社會力量的有效“協調員”，使它們的利益保持平衡。當然，普京也并非輕視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特殊作用，在他看來，沒有發育成熟的各類市場，俄經濟就永遠不可能邁入先進國家行列。（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та”．Известия．19,04,2002.c.1.）

一、奧爾森的生平、著述與研究方法

曼瑟爾·奧爾森，1932年1月22日生于美國北達科他州，1998年2月19日逝世。1954年獲北達科他州立大學學士學位，1960年獲牛津大學碩士學位，1963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在馬里蘭大學(MarylandUniversity)從事教學研究，也在美國空軍服過役，曾在約翰遜當政的美國健康與福利部任職。他的主要論著有：《集體行動的邏輯》(1965)、《國家興衰探源》（1982年）、《權利與繁榮》（2000年）、《戰時短缺經濟學》（1963年）、《一份準備中的報告》（1969年）、《沒有增長的社會》（1974年）和《健康護理經濟學新方法》等。其中：《集體行動的邏輯》影響最大，曾被翻譯成德、法、意、日、葡、中等國文字；《國家興衰探源》則被翻譯成法、日、意、德、中、瑞典文等多國文字。

奧爾森經濟研究的方法論是明顯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個體研究方法。奧爾森所研究的雖然是集體行動的問題，但是他所使用的方法卻是個體的分析方法。他的理論都是建立在微觀個體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基礎之上的。集體行動、特別是大集團的行動難以達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集團中的個體成員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在分利集團理論中，對分利集團成員的研究也是以此為基礎的，特別是用分利集團理論來研究宏觀經濟學的相關問題的時候，更是強調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并強調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沒有微觀基礎、沒有從個體行為出發研究問題。奧爾森從個體的理性假定出發，利用分利集團理論解釋了這些問題。即使分利集團達成以后，分利集團追求集團利益的分析也是以此為基礎的，集團成員追求集團利益的根本目的在于通過集團能夠獲得更大的利益。獲得集團利益僅是一個手段，個體利益才是最根本的。

2.實證研究方法。奧爾森著作的大部分都是采用實證研究、案例研究來驗證他所提出的理論。在集體行動的邏輯研究中，他采用工會形成和發展的案例，一方面驗證了他的大集團形成是通過強制或經濟性激勵而達成的理論，另一方面證明了大集團在沒有強制或經濟激勵的情況下是難以達成的。在分利集團理論提出后，則更是大部分都在驗證他的這一理論，利用世界上各個不同類型的國家興衰變遷的歷史驗證其理論的正確性。他還提出，理論的正確與否是通過對經濟現象的解釋來驗證的，能夠解釋越多的經濟現象，越具有普遍性，理論的準確程度就越高。從一定意義上說，他強調經濟學的致用性，強調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功能。因為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之下通過數學推導得出優美的結論，但是由于嚴格的假設條件而難以對現實經濟問題進行解釋。

3.經濟理論的規范。奧爾森實際上認為有一套規范的方法作為理論正確或優秀與否的標準。他提出：(1)如果有一種理論能夠適用于許多歷史現象——即這種解釋具有“權威性”——而且簡明扼要，則可以認為此種理論比較可信；(2)一種理論不在于它能夠解釋多少事件，而在于它能夠說明差別多大的不同類型的事實；(3)還必須保證這種理論不能僅僅由于找到少數幾個與之相符的例子就認為是正確的，因為也可能有另外一些例子與這種理論是矛盾的。在《國家興衰探源》中，在批判了現有的宏觀經濟學的缺陷之后，則明確提出了宏觀經濟學的八條標準問題。這些都說明，在奧爾森看來，經濟學有一套規范作為評價理論正確或優秀與否的標準。

以同志為代表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了中國近現代的兩次經濟轉型，并為第三次經濟轉型創造了寶貴經驗、制度基礎、物質條件和理論準備。①經濟思想是中國建立計劃經濟體制的指導思想，是分析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不可或缺的部分。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拓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新境界，不能忽視經濟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經濟思想，既一脈相承，又有所創新。研究青年(1893年12月至1921年7月)的政治經濟思想，②有助于拓展經濟思想的研究范圍，全面理解經濟思想，宏觀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一、青年政治經濟思想研究

遞變的三個維度青年時期的交際、閱讀與實踐三個維度，是中國近代各種社會思潮作用于青年政治經濟思想的體現，解釋了其青年時期政治經濟思想遞變的客觀原因。(一)交際維度青年在與生活上的朋友、學業上的摯友、事業上的戰友交往中，實現了思想的遞變。其中，“海歸”師友楊昌濟、同學蕭子升、蔡和森對青年的思想遞變起了決定性作用。“湖湘人才群”培養了他的本土化傾向，而“北大學者群”開闊了他的近代化視野。1918年與1919年兩次進京，除與黎錦熙、楊昌濟等故人交往外，還結識了胡適、、陳獨秀、蔡元培、魯迅等知名學者，認識了羅章龍、劉仁靜、、陳公博等青年翹楚。［1］相互交鋒的思想論戰及形形色色的人物，將西方近代思想與中國當時最先進的觀念傳輸給青年，解放了這個“講南方土話”人的思想。(二)閱讀維度青年在東山小學閱讀了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和《列強瓜分之危險》。1912年，閱讀了嚴復翻譯的《原富》，這本譯著將西方近代經濟思想中的自由競爭觀念帶給了他。1913年在湖南第一師范學習修身課時，記錄了“耗財損息之事，莫如營屋置衣履，故母金不可不中也。日人重毋金，篋無余帛，囷無宿糧”等來自西方經濟思想的觀點。［2］(P4)閱讀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時，從倫理學的角度分析了人性中的利己利他。［3］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代表作中，他閱讀了《管子》。由其閱讀內容，能夠看出青年的經濟思想既受市場自由思想的影響，也有國家管制思想的滲透。1919年7月在健學會成立時，提出“國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財產應私有應公有”等問題，在《健學會會則》中第一次體現了對經濟思想的重視，主張“經濟學”“有必要分□一門研究”。［4］1919年10月在問題研究會的討論中，第一次系統地羅列了中國問題，其中細分了中國經濟問題;［5］在“經濟問題”中，又細分了五個金融方面的問題。③而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對他的影響，可以直接從文化書社的書目中看出，他將《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社會主義史》《科學的社會主義》《中國人口論》《近世經濟思想史論》等五本經濟學著作列為“書之重要者”。［6］(三)實踐維度1893年出生于農民家庭，1907年－1909年輟學在家參加農業勞動。1912年，國家處于經濟戰爭中，當時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夠建設國家經濟的經濟學家，最好是商業專家，因此報考了省公立高級商業學校，后因純英文授課而輟學。1917年，利用暑假與蕭子升進行社會考察，沿途靠給人家送對聯、寫家信維持生計。1918年，管理學校學友會的活動經費、到京籌集赴法費用。1920年3月，在上海發起工讀互助團，解除種種經濟上意志上的束縛。1921年1月，請彭璜備辦新民學會通信集印刷費，8月通過船山學社津貼、公私捐助成立湖南自修大學，［2］(P1－23)并把經濟學納入自修大學的課程，“法科里面的科目為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等”。［7］最具經濟意義的社會實踐，是1920年組織社會企業———文化書社。該書社以傳播先進思想為宗旨，不以營利為根本目的，書社股本以公有形式屬于全體投資者，不返還股本不分紅。青年以最大股東的身份成為企業創始人，聘請易容禮出任經理。馬日事變后，遭國民黨當局查封。［8］

二、青年政治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

中國近代經濟轉型是青年政治經濟思想遞變的外在動力，而遞變的發生則是他尋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科學道路的思想成果。(一)中國傳統經濟思想。青年對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有著強烈的認同感，認可“惟圣人不喜軀殼之樂利(即世俗之樂利)而喜精神之樂利”［2］(P4)的利益觀;沿襲“四民分業定居論”與“孟子分工觀”的傳統經濟思想，提出“多余之農工商業，終日經常忙碌，非為君子設也，為小人設也”的分工觀;在“家薄必不能住”的短缺環境下，恪守黜奢崇儉的經濟教條，“擬學顏子之簞瓢，與范公之畫粥爨”，只求達到“翼可勉強支持也”的生活標準;［9］當判斷出“中國二十年內無望民治之總建設”時，幻想通過小國寡民的原始經濟形態來實現社會轉型，認為“最好保境自治，劃湖南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處如一百年前北美諸州中之一州”，“并非部落主義，又非割據主義”。［10］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主流地位的時代，設想照搬中國傳統經濟思想，能帶給中國自給自足的經濟基礎，這說明他最初并未找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方向與科學道路，這是由當時中國自然經濟力量及其經濟思想的主體地位決定的。(二)西方近代經濟思想。西方近代經濟思想東漸，中國知識分子嘗試運用西方經濟理論為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尋求答案。［11］在尋求民族復興的道路上，青年在接觸西方近代思想時，豐富了自己的經濟思想。1．以物價作為分析市場的切入點他在考察經濟問題時，以物價變化為切入點，敏銳地捕捉到“日本米價頂貴的時候，每石超四十元”，［12］“言及生活代價奇昂，(記者按，近有從巴黎回者，舉一物貴實例，一個舊牙刷，價二佛朗。一雙皮鞋，價六十佛郎。)謂非洲各口岸，堆積麥糧千百噸，任其腐朽。各埠存貨如山，輪船火車寧閑置不運載”等國際經濟信息。［13］簡單的價格分析，僅能揭示市場秩序混亂的直接根源，無法揭露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但是，通過價格分析的基本方法，客觀描述了轉型期的經濟狀況，為深入分析準備了材料。2．股份合資與工廠性質在地方軍閥的配合下，外資公司一旦控制中國的礦產資源，便會威脅中國的經濟安全與經濟主權。清晰地預料到礦業所有權“一旦斷送外人之手，不惟湘省人民永無救濟之望，即湖南財政亦永無整理之資”。［14］站在捍衛經濟安全與經濟主權的立場上，發起驅張運動，要求遵守“凡本國人與外國人合資辦理之礦業，其資金必須均等，以護主權”的礦業條例。［14］他不是盲目地排斥外來資本要素，而是主張在維護經濟安全與經濟主權的前提下，中國資本應平等地與外資共同開發中國經濟資源。而對工廠性質的理解，他認識到“一個工廠的政治組織(工廠生產分配管理等)，與一個國的政治組織，與世界的政治組織，只有大小的不同，沒有性質的不同”，因而判斷無政府主義是無法證實的，因而得出工團主義認為“國的政治組織與工廠的政治組織異性”的思想是“愚陋不明”的結論。［15］在社會化大生產的趨勢下，國家政治組織與工廠的生產和分配管理，都是權威式層級計劃管理，配置資源以行政命令為導向，不以市場價格為依據。工廠(或稱為企業)與市場的邊界，劃定于二者邊際量相等處，此時交易成本最低。當一個企業無限制地擴大到包括一個社會的全部行業時，便進入了計劃經濟模式，價格的作用完全由政府指令代替。3．反對資本壟斷與軍閥管制中國近代經濟轉型中，阻礙實現中國夢的是外來資本、軍閥政府與封建地主。青年很早便認識到這三者的特權勢力是抑制中國近代經濟要素流動根源，是造成人民生活貧困的直接原因。資本壟斷是“幾個人享福，千萬人要哭。實業愈發達，要哭的人愈多”，因此他認為要解放人類，“只有不許實業專制，破除私人壟斷”。［16］非自然壟斷行業中，壟斷資本家通過將價格提高到邊際成本以上，掠奪消費者剩余，或通過依靠軍閥政府特權，設置行業準入壁壘，抑制自由競爭。尋求短期租金最大化的地方軍閥勾結外來資本勢力，隨意管制市場，任意扭曲產業結構。地方軍閥為了增加財源，開放鴉片生產，“自張督到湘，湘省煙禁大開”，“勸民種煙，召各縣團總發子令種”，［17］地方軍閥強制生產鴉片，改變農業生產結構，誘導人民進行成癮性消費，造成巨大的負外部性，通過苛捐雜稅掠奪人民財富，“加米捐，加鹽稅，加紙捐，加田稅，人民之膏腴全干”。［18］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后，深刻地理解了“厘金和關稅是商人的兩個生死關”，“假使把外貨的關稅特別加增，或竟廢掉協定關稅由中國自己定出保護關稅來，把中國商人身上的鐐銬撤去，一轉瞬間國內工商業加速度發展起來，外貨在中國就立刻沒有立足之地”。［19］中國近代經濟轉型的推進，要破除三大既得利益集團對市場的壟斷管制，創造寬松市場環境。4．首次經濟斗爭是保護國有資產青年深刻地意識到國有資產流失帶來的經濟惡果，發動了首次經濟斗爭，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軍閥政府變賣國有資產，是毫無節制地用國有資產向帝國主義購買軍備，完全不顧喪失經濟主權帶來的災難性后果，只圖短期內維護特權地位。“賣公地，賣湖田，賣礦山，賣紗廠，公家之財產已罄”，［18］公共資源變賣給外資，人民群眾便失去賴以生存的廉價生產生活資料。“鐵道賣盡，礦山賣盡，森林賣盡，商埠賣盡，乞得日本父的槍械、餉款、訓練教官”，［20］外資直接控制著中國的交通運輸業、礦業、林業等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導致“洎乎今日，富者貧，貧者死”［18］的分配效應，社會貧困日益集中到人民群眾一方，社會財富日益集中到外資及軍閥政府一方，懸殊的貧富差距潛伏著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機誘因，并惡化了中國近代經濟轉型中的社會矛盾。在充分認識國有資產流失的基礎上，青年提出建設湖南應該將生產資料經營權賦予人民，由人民創辦銀行、紡紗廠，明確主張“自營食，自營衣，自營住，斥其羨余之茶米礦，換得大洋及生活必須品”，［10］這是一種以商品經濟為輔的自然經濟思想，不是中國近代經濟轉型的正確方向。實現民族復興，必須完成推翻外來資本與軍閥政府的歷史任務，無法完成這個歷史任務的西方近代經濟思想，便淡出青年的經濟思想;能夠完成這個歷史任務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思想，便進入青年視野。(三)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思想傳入中國后，幫助中國知識分子找到了實現民族復興的具體方式與轉型方向。青年的政治經濟思想離異于西方近代經濟思想，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思想為落腳點，結束了青年時期的遞變過程。1．政治經濟思想中的“計劃”在思索如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時，首次表現出對計劃思想的認同，“共同的準備，共同的破壞和共同的建設，要這樣才有具體的效果可睹。‘浪戰’是招致失敗的，是最沒效果的”，“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經濟’”。［21］“浪戰”是指資源分散利用，無法達到顯著效果，特別是在完成歷史任務方面;而“共同的”，就是有計劃的集體行動，能克服分散運用資源的弊端，取得明顯的效果。所以，“不是隨便無意的放任的去準備，實在要有意的有組織的去準備，如此才算經濟，才能于較短的時間(人生百年)發生較大的變化”，只有這樣才能“在很經濟的可能的范圍內成立為他日所必要的基礎事業”。［22］這種觀點，只是帶有濃重的計劃思想色彩，且難以考證其政治經濟思想中的計劃思想是否直接受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思想的影響，但是由“共同的破壞”和“共同的建設”可以看出，他開始認同計劃手段。在接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思想前，青年客觀地評價過這種思想的發展前景，他清楚“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幾年來風馳雨驟，成長得好，與成長得不好，還依然在未知之數”。［23］十月革命已經勝利三年了，依舊觀察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思想在俄國的生命力，思考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思想在中國運用的可能性，他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思想，并確信，“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但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24］2．首次在政治經濟問題上運用階級分析法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思想的指導下，深入分析了中國近代經濟轉型期內各階層的政治經濟地位及政治經濟思想，深切體會到中國近代經濟轉型的力量源泉是被壓迫的人民群眾。在私有制社會，“那些有知識的貴族和資本家，想出什么‘資本集中’的種種法子，金錢就漸漸流入田主和工廠老板的手中。他們既將土地和機器，房屋，收歸他們自己，叫做什么‘不動的財產’，又將叫做‘動的財產’的金錢，收入他們的府庫(銀行)。于是替他們作工的千萬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給與”。［25］青年首次認清了私有的經濟資源在自由市場上的運動規律，認清了資本的本質是人與人之間的剝削關系，認清了人民群眾生活貧困的經濟根源，意識到只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重新分配生產要素所有權，破除市場上既得利益者的經濟特權地位，才能實現公平競爭與共同富裕，才能使人民群眾共享中國近代經濟轉型創造的成果。

三、青年政治經濟思想的歷史意義與時代啟示

一、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對現代農業生產的影響

農業是我國的立國之本,經濟管理思想始終將農業生產作為社會生活的基本。首先,中國農業社會結構的穩定要有有個能進行有效管理的經濟思想來指導,自古以來我國就有這種經濟管理制度的存在了,并且長期以來沒有發生過什么較大的改變,至今如此；其次,農業生產與小農經濟緊密結合就形成了中庸精神,在管理上就體現為：在經濟管理行為上,始終不過分偏離,穩步前行,以平衡的思想來發展農業經濟,這就不斷地促進了農業的生產方面的發展和進步；再次,在經濟管理的方法上,農業生產始終堅持不懈的對實際、經驗加以重視,把管理活動擺在實實在在的農業管理上來。我們從整體的角度出發,縱觀整個事態的發展,只有這樣才能對農業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進行管理。

二、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對供求活動的影響

經濟活動的主要特征是供求。供求活動管理依據經濟活動應當涉及生產管理、流通管理、分配管理和消費管理四個部分。社會分工對社會經濟發展尤為重要,不能長期片面地強化某些行業而抑制其他行業,這樣會影響經濟的整體運行,造成產業結構嚴重失衡。以往的經濟政策顯示出,在流通領域采用均輸和平均兩項措施,可使“民齊勞逸”,“民不失職”,平萬物而便百姓。對生產和流通的管理不能簡單的得出結論,經濟干涉和經濟放任要在不同的條件下使用,一般來說,經濟放任常出于對富民的考慮,而經濟干涉則多出于對富國的考慮。但富國并非必然需要政府干預,富民并非一定需要放任自由。兩者恰到好處的使用才能使生產和流通更加順暢。

三、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對貨幣金融管理的影響

把貨幣和金融放在一起,是從供給、需求、管理方面來考慮的。對于貨幣金融的管理,它是和供求關系以及管理相互深入,又相互獨立存在的。在中國傳統的貨幣金融管理中,價格問題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以官方的價格為例,人們始終以傳統觀念“谷米是基礎”來進行定價,這就使得長期以來農業和商業哪個更重要的爭論依據糧食價格來判斷；貨幣管理在中國古代經濟管理思想中有豐富的內容。早在春秋時期,單旗主張廢輕而作重,也就是百姓的貨幣貶值,以官為中心,這種做法不可取。后來秦始皇統一貨幣,取消私鑄,在這之后,同意私鑄和禁止私鑄不斷反復,到元朝時主要流通紙幣,而明清時通貨是銀鈔。我們從中國古代的貨幣管理思想中完全可以歸納出正確的理論體系；當代社會,借貸和利息是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貨幣的存在即決定了借貸的存在,高利貸源于中國古代社會,一般主管高利貸的機構是官府,這也是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鑒于這樣的問題,還需要國家制定相關的法律和政策才能得以解決。

一、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基本脈絡

馬克思認為，經濟落后國家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必須利用、吸收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成果。馬克思的這一說法，是針對資本主義以前階段的、資本主義不發展的、生產力不發達的經濟文化落后國家提出來的。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從中國實際出發，從理論上全面、深刻地闡述利用資本主義的問題，成為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內容并指導實踐。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資本主義經濟思想

早在1934年1月，在闡述根據地經濟建設的方針和政策時就指出，根據地的國民經濟是由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和私人經濟三方面組成的，尤其是對于“私人經濟，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到1938年召開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上，將這一提法具體化，他說：“保護私人工商業的自由營業”是實行新的戰時財政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他告誡全黨必須從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否則，任何損害私人工商業利益的言論和行為都會給革命事業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

從1939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資本主義經濟思想全面發展，提出的路線方針政策更加具體，有著更加鮮明的實踐指導特色。一方面，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外延擴展了。他認為，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而言存在三種資本形態，即外國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本國的買辦資本和民族資本；就根據地的國民經濟而言，也有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區分。這是不能忽視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觀事實。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私人資本主義不但不能消滅相反要保護要發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后的緣故”。“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后，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它們存在；并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它們中一切有益于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內涵也更加豐富。除了對黨內仍然有不少同志沒有從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束縛解放出來，對黨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產生疑慮、困惑甚至抵觸情緒，以及農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壞工商業傾向進行批評外，還著重對在分配土地問題上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尖銳地指出這種思想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認為那種跨越新民主主義階段，“奢談立即進入社會主義是‘反革命的思想’，因為它不現實，而想實行它總會自招失敗”，這是由于這種社會主義缺乏社會化生產的堅實物質基礎，而要不要這個基礎則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

摘要：本文從經濟活動中的道德價值、經濟活動中的道德規范、經濟活動中的道德原則幾個方面對經濟倫理思想進行析。在倫理學成為顯學的今天。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經濟倫理

經濟活動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在經濟活動中始終伴隨著倫理道德準則的調節和制約。經濟倫理指的就是在經濟活動中產生并用以約束和調節人們經濟行為及其相互關系的價值觀念、道德準則和道德規范的總和；可以認為是調節人們之間經濟利益關系的一種行為規范。也是經濟主體把握社會經濟生活的一種“實踐精神”。

從青年時代起，就對倫理學很感興趣。他的倫理思想，除了受到諸子百家學派的思想影響之外，還批判地吸收了近代西方倫理思想，例如他通讀和鉆研了德國學者包爾生的《倫理學原理》一書，寫下了2萬多字的“批注”。在的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倫理思想體系中，蘊涵著豐富的經濟倫理思想。研究的經濟倫理思想，對于建設適應全面小康社會以及和諧社會的經濟倫理觀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對經濟倫理思想的探析，立足于以下三個方面：

一、經濟活動中的道德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