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經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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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進外資，筑路開礦

1904年4月，在《讀新譯甄克思〈社會通詮〉》一文中，嚴復指出中西政治的根本差異在于體制不同，貧富弱強都是由體制決定的。如果不從根本上下手，對于國事毫無補益。但是嚴復并不主張馬上改變政治體制，因為眼前有個“大患”要優先解決：“為今日吾中國之大患者，其惟貧乎！”[1]（P148）

嚴復認為清末的一切弊病，如民智未開、民力不奮、污穢不蠲、作偽售欺、瘟疫流行、盜賊泛濫、官吏貪婪、兵卒怯弱、人民沒有愛國心等等，都是由貧窮引起的。因此，“居今而言救國，在首祛此貧。惟能療貧，而后有強之可議也！”[1]（P149）

平心而論，嚴復把一切弊病歸因于貧窮，顯然夸大其辭。例如上述弊病的最后四項，雖與貧窮有一定關系，卻無論如何不能把貧窮說成根本原因，因而也決不是“療貧”所能解決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考慮到庚子戰爭給中國造成的災難和破壞，考慮到《辛丑條約》強加給中國人民的沉重的賠款負擔，那么嚴復把“療貧”作為當務之急，應當說不無道理。問題在于，“救貧之方”在哪里呢？嚴復認為，農、工、商三業見效甚緩，不如從路礦下手：“今日救貧之大經……其要在路礦。吾之為路礦，將以富用路礦之吾民也，非徒以富治路礦者也。”[1]（P149）

實際上，早在1902年的《路礦議》中，嚴復已經提出了開路礦的主張。他舉出外國為例，說明鐵路能夠帶動一國經濟全面發展。至于中國，正因為鐵路少得可憐，影響到商業不發達，冶鐵業不興旺：“蓋鐵路如人身之脈絡。……無鐵路，則邦國之利源不廣，而貧弱之患興。……必求富強，其要著發端，在開鐵路。鐵路開，則諸礦業至于一切制造樹藝之事，將相隨以自生。”[2]（P105）

就在這篇文章中，嚴復提出了興辦路礦的許多注意事項，還為路礦總局籌擬了機構設置和庶務章程。要點如下：

（1）提倡商辦：“此事必以商辦為正宗”，“而股份則雜華洋而兼收之”[2]（P105）。

（2）外資先行。中國殷實商民對于投資鐵路建設心存疑慮，“必不肯出莫大之母財（資本）”。“故其集股也，法必以洋商之成本倡其先，而后國中商民信之，其股份乃可以踵至”[2]（P106）。

（3）官方政策“宜以寬大而無詐虞為宗，于中外開瀹利源、張皇商業之人，必不可以歧視”。[2]（P106）

（4）“路礦之機器材料，不可不力求其自供”[2]（P106）。

（5）路礦總局應當早定規章。但是各路各礦情況不同，制定規章時不可一刀切。

（6）路礦總局人員設置要精簡。建議設洋參議一員，由外國著名工程師擔任，利用他的專業知識為路礦大臣當好參謀。這樣，中國僚屬就無須很多。

（7）中外商民探路探礦時，“聽其自請于其地之州縣官”。州縣官負責保護，但“不準索費”，并應將踩勘處所報明總局[2]（P112、P107）。

（8）當商民公司請辦路礦時，各省藩司應秉公審批。“惟于一種商民，聲稱公司而力量聲名均無足道”，企圖“冒得利權，以之轉售他主，從中要利”，則應小心提防[2]（P107）。

（9）干路國有，公司承包。嚴復指出，鐵路可分兩種，一種叫干路，一種叫支路。干路“為全國交通之經首”，“乃國家公產，其營造不宜稽延”。經費難籌，可以發行公債；工程浩大，可以承包給公司。具體辦法是：造路成本由公司招集，國家擔保，并由總局派人監理，因而相當于公債。公債長年計息，但是利息不得超過五分。干路通車10年后開始還本，分40年還清。所還本利從該路當年收入中開支。每年的純利潤原則上歸國家所有，但抽出一定比例作為公司的酬勞。50年期滿時，干路無條件收歸國有[2]（P108）。

（10）支路“當任商民之自為，畀以自由，而予之以保護之實益”。公司自籌資本，國家不為它擔保。通車一年后，從每年的贏利中先扣除養路費，余利的十分之一上交給路礦總局。還本之法模仿干路。50年期滿時，國家具價收購支路的鐵軌、車輛等[2]（P108、P109、P113）。

（11）“總局設天下鐵軌會議處于京師”，每年集會兩次，制訂章程法令[2]（P109）。

（12）礦政從寬。當商民還在籌本探礦階段時，國家不必過問；當商民申請開礦時，路礦總局酌情準駁。關于征稅，腴礦征收每年出產的十分之一，同時免去各關卡的稅厘。次一等的礦免交厘捐，但要完納海關正稅。承包礦山以50年為期，“期滿則其礦為國家之公產”[2]（P109、P110、P114）。

（13）國家應當保護公司，尊重外國工程師。

（14）中國土地遼闊，各省路礦不宜同時并舉，可在一省先行試驗。

（15）直隸省有利條件比較多，“路礦總局之所經營，自應即近畿為基礎。已成之路，急宜推廣”[2]（P110）。

由上可見，嚴復關于路礦的思考相當全面。問題在于，清末中國究竟可不可以引進外資？嚴復在《讀新譯甄克思〈社會通詮〉》中作出了回答。他說，有些人過份強調自力更生，認為“路礦之事，必吾（中國）自為之，而無令利源外溢”。這種主張固然很好，實際上卻做不到。其原因有如下幾點：（1）自辦路礦需時太久，50年內不會有多大進展。“而此五十年中，或強權用事，而是可為路礦之地，已不知其誰屬？”如南非的特蘭斯哇爾、南洋的菲律賓、中國的遼沈地區，即使想要自辦路礦也已經來不及了。（2）中國商民缺乏足夠的資本。（3）中國路礦實行官督商辦，官督者不懂業務，人民不愿意“出至重之母財”，供他們揮霍。（4）即使民間有人能把路礦辦起來，各級官員乃至朝廷，“皆可以一旦之覬覦，一紙之文書，而奪其所有”[1]（P149-150）。

這樣看來，嚴復并不反對路礦自辦，只是考慮到清末中國困難重重，這才把“借助于外力”作為最佳方案。針對國人有關“利源外溢”的擔憂，嚴復又根據亞當·斯密的理論進行勸導：“國之殖財，常資三物：地也，人也，母本也。三者亡一則不行。而亦各有應得之分利：主地者收其租賦（地租），人工稟其庸錢（工資），而出母本者則享其贏利（利潤）。是三者，中國于前二（指地租和工資）則得其全，于后一（指利潤）則分其半。使既不能自為者不樂與人共利，是謂靳其一而亡其三，則以為理財長算可乎？”[1]（P105）

嚴復認為，在引進外資以后，外國人得到的僅僅是路礦贏利的一部分。至于地租和工資，以及利潤的另一部分，均歸中國人所有。可見引進外資不等于“利源外溢”，而是所得多于所失。更何況在鐵路建成后，還會有往來方便、百貨流通、地產增值、人民開化等等間接之利，那么中國又何樂而不為呢？

當然，嚴復并不認為引進外資毫無弊病。在《為張燕謀草奏》中，他說弊病有兩條：“契約不明，任其侵欺，委棄利權，喧賓奪主，一也；見好外人，官為所用，強稱官產，欺壓股東，二也。”[3]（P141）至于解決辦法，此文說得很容易：“然使朝廷懸洞照于上，而任使得人；辦事者持毅力于下，而無滋以隙，則二者之弊，固亦易祛。”[3]（P141）

但在《讀新譯甄克思〈社會通詮〉》中，其所謂弊病比較含糊。大意說，由于中國是個宗法社會，外國人找到了借口，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故交涉之荊棘，常起于不可知，而為吾患”[1]（P150-151）。解決辦法有兩條：（1）依照拿破侖法典的精神，“生于華土者為土人”，亦即規定出生在中國的外國嬰兒必須加入中國籍。（2）取消治外法權：“既居華之國中，斯為華法權之所治，則向者之患，又何有乎？”[1]（P151）

由上可見，兩篇文章中所言的弊病和解決辦法，都是結合具體問題提出來的，因而都不全面。當他為張翼（燕謀）起草奏稿時，可能對開平礦案已經有所了解，所述兩條弊病就比較中肯。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正因為這是為張翼起草的奏稿，所以就把解決辦法說得十分輕巧。似乎只要有了明君和清官，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但在實際上，有能力防治這些弊病的明君和清官根本不存在。因此可以說，這篇文章中的解決辦法只不過虛晃了一槍。

在后一篇文章中，嚴復把引進外資的弊病說得比較含糊，這是因為他要服從通篇文章的主題。該文旨在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因此嚴復不愿意把弊病說得太具體。他強調中國社會的宗法性質才是造成弊病的真正原因，這就與全文的主題保持了一致。至于解決辦法，允許外國人加入中國籍的想法顯然充滿書生氣；而取消治外法權的主張則完全正確。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某些外國人之所以愿到中國投資，就因為能在中國享受種種特權。如果取消治外法權，恐怕外資只會減少而不會增加，更何況愚昧落后的大清王朝根本就沒有能力取消治外法權呢！

綜上所述，嚴復在兩篇文章中指出的三點弊病都值得重視，但并不全面。例如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外國資本家可能會把工業污染很嚴重的項目轉移到中國來，也可能把落后的工藝和淘汰下來的舊設備轉移到中國來……如此等等，嚴復還沒有考慮到。此外在三點解決辦法中，則僅有“取消治外法權”這一條值得重視，而這又是長遠的奮斗目標，不是清王朝所能解決得了的。

值得一提的是，舉借外債的問題與引進外資的問題性質類似。嚴復既對外資問題持論開明，那么對于外債，也就不會深閉固拒。1908年代楊士驤草擬海軍奏稿時，就發表了這方面的見解。

他指出，作為一個家庭來說，一定要“量入為出”，如果“因浪費而舉債貸貲，則其家道苦矣”！但是作為一個國家，只要考慮借債以后能否“生利養民”？能否“御侮而禁人之侵奪”？“茍為生利御侮計者，雖舉債不必病也”。他舉例說，土耳其和埃及“有債而弱”，英、俄等國卻“有債而強”，“可知興廢之際別有理由，而不得專以債為歸咎矣”[4]（P265）。

此處見解與《原富》按語中的論述基本一致，即借債如果用來發展生產，或用來加強國防，不會有什么弊病。但若為戰敗賠款而去借外債，那前途就令人擔憂了[5]（P920）。另一方面，由于這篇文字畢竟是為他人代擬的海軍奏稿，而不是討論國債問題的專題論文，因此不曾論及舉借外債的注意事項，如借債時不能附帶政治條件，如利息不能超過國際慣例等等，這是不應苛求于嚴復的。

最后應當強調的是，嚴復認為十全十美的救貧之術根本找不到。與其拖延，不如行動：“當前之厄，實莫亟于救貧。救貧無無弊之術，擇禍取輕，徐圖補苴之術可耳。”[1]（P151）這種態度是非常實事求是的，因而也是值得后人認真記取的。

二、停鑄銅元，整頓幣制

1900年李鴻章總督兩廣，看到香港盛行仙士錢，從中受到啟發，奏請自鑄銅元。次年冬，朝廷命令沿江沿海各省仿造，數年后充斥市場。嚴復預見到清政府濫發銅元的種種危害，就在1906年3月發表專題論文《論銅元充斥病國病民不可不急籌挽救之術》，呼吁整頓，設法補救。

該文首先回顧中國古代圜法（貨幣制度）的特點，是以銅錢為本位。其次揭示晚清市場上出現的兩個新現象：一是銀價下跌；二是銀元流通。前者由世界上白銀總量增加而引起，后者則是因為使用方便。接著指出中國幣制發展的兩大必然趨勢：（1）銀元將取代銅錢和紋銀，成為最主要的流通貨幣。“雖國不自造，民猶將假他人之所造而流通之，即有禁令，終無益耳。”（2）銀本位制將改成金本位制：“自通商以來，吾國交易中已成銀為本位之局……更使吾國他日商務盛于今者數倍，則用銀又為不便，而其勢必趨于用金。”[6]（P179）清朝滅亡以后的歷史事實證明，上述預見完全正確。

在以上理論準備的基礎上，嚴復這才切入正題，詳細論述自鑄銅元的時代背景、存在問題、社會弊病和挽救辦法。

（一）時代背景

1.國際市場銀賤銅貴

嚴復指出，清朝前期的銀銅比價為1∶80，而現在國際市場上的銀銅比價為1∶42，一百多年的變化竟有這么大！這是因為在世界范圍內，白銀產量的增長比較快，而銅產量的增長卻比較慢。這樣就造成了銀價越來越賤，而銅價卻越來越貴的總趨勢。這種情況不能不影響中國市場。中國的圜法即使想要死守舊制度，也已經做不到了[6]（P179）。

2.國內出現錢荒

由于錢荒，大量劣質銅錢被鑄造出來，進入市場流通，長期禁而不止。光緒初年1兩白銀大約可換銅錢1400至1500文，但是到了1898年至1899年間，1兩白銀卻至多只能兌換銅錢800文。可見國內市場上銀銅比價的變化，同國際市場上的變化大體相仿，都是銀賤銅貴[6]（P180）。

（二）存在問題

自鑄銅元的要害問題，主要是“名實相去已多”。嚴復指出，以白銀38兩2錢購買的原材料可制造8000枚銅元，而8000枚銅元在市場上卻可兌換白銀57兩6錢。由此可見，在銅元的成本和市價之間出現了較大的差額，而這個差額就是各省銅元局得到的利潤。“是前之三十八兩二錢，一經銅元局點化，忽增一十八兩三錢二分。然則每費銀百兩，獲利四十七兩八錢五分也”[6]（P180-181）。由此可見，銅元局所得利潤非常高，難怪它們對于自鑄銅元會有那么高的積極性。

有人認為“銅元特民捐最便之法”。那意思說，銅元局所得利潤好比人民交給清政府的捐稅，可以用來練新兵，辦新政。嚴復針鋒相對地指出：自鑄銅元政策是“名造國幣，而陰行胺民之政”，“以為興舉新政之資，此何異摧斫本根，以求枝葉之茂？”[6]（P181-182）

還有人認為，“銅元之政，乃仿仙士錢為之”。意即西方人實行在先，我國為什么不能仿效呢？嚴復指出，外國有“法償之限”。例如英國便士在單獨使用時，不能超過24便士。又如香港的仙士錢，“百枚以上即不得強人受之”。但是中國卻沒有“法償之限”，因此有空子可鉆。倘若甲欠乙100銀元，他可以用1萬個銅元去還債。但在實際上，100銀元折合庫平銀72兩，而1萬銅元折合庫平銀卻連42兩還不到。當甲方以銅元還債時，已經占了極大的便宜，而乙方損失則相當于30兩白銀。于是嚴復感慨道：“嗚呼！國有圜法，以便民也。乃今銅元轉為民困，是亦足為流涕長太息者矣！”[6]（P182-183）

（三）社會弊病

全文兩次論及自鑄銅元的社會弊病，合并而言，共計五點。

1.銅元驅逐銀元

嚴復首先介紹了西方人發現的“劣幣驅逐良幣法則”：“凡國有兩本位并行（指貨幣復本位制），同為法償（法定貨幣）者，其善幣必日少，其劣幣必日多。久之，雖善者不見可也。”[6]（P183）

那么在清末，哪個是相對的良幣？哪個是相對的劣幣呢？嚴復指出，一個自鑄銅元的實際含銅量只有2錢，但在使用時，因有官方規定，可抵制錢10文。由于面值大大超過實際價值，因此它就是劣幣，相對而言，銀元就是良幣。按照劣幣驅逐良幣法則，那么銅元將留在市場上繼續流通，而銀元則退出流通，被人收藏，甚至流出國外。至于制錢，將被人私自銷毀，熔化成銅塊，按重量出售。

“然則法償之限不立，他日銅元必流于市，而銀元、制錢必爭藏棄而漸少……且不獨藏＠①之而已，銀元將用之以償國外之債焉，制錢將私毀之而計重售焉。”[6]（P183）

2.銅元貶值

文章指出，清末國內已經出現銅元貶值。這種現象是由銅元自身的缺陷引起的。“一曰其所當之十文，純以欺民而無其實；一曰廣造無垠，其供者大過于所求”[6]（P185）。也就是說，原因之一是每個銅元的實際含銅量和它的名義價值相差太大，人民對它不信任。原因之二是銅元鑄造沒有限制，發行量超過了流通必要量。到了文章末尾，嚴復又補充了第三個原因，那就是銅元不能用來交賦稅：“若令在民者不得交官，則抑勒折扣之事必起。極其終效，今之銅元將無異昔日京師所行之當十（指咸豐朝發行的當十大錢），名雖當十，實當二耳。”[6]（P187）

這意思是說，由于官府在向人民征收賦稅時，只收白銀不收銅元，因此銅元在人民心目中沒有地位。銅元最終只能按它的實際價值在市場上流通，官方命令是沒有用的。

3.百物騰貴

銅元貶值直接威脅到小本經營者的生計。如果他們仍按原價出售商品，那么他們的實際收入就會下降。為了維持原有生活水平，他們就會變著法兒加價出售。例如在上海市場上，商人擅自改變長度標準，把從前的9寸當作1尺，就是變相漲價、百物騰貴的典型事例。

嚴復又指出，物價漲跌固然司空見慣，但要區分兩種類型。如果是穩步的漸變，那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如果是暴漲暴跌，那么社會就會發生危機：“物價之騰跌貴賤，社會常有之象也。顧其象可漸而不可頓。使今日而頓貴，他日以同此因，且必有其頓賤者。頓貴頓賤，民將不堪，而社會乃岌岌矣。”[6]（P185）

4.州縣官為難

按道理說，銅元既然是官府發行的，那么官府也應該樂意接受。但在實際上，督撫們卻不愿意接受。因為官府自鑄銅元的目的，就是為了牟取成本和市價之間的巨大差額，倘若人民把這些名實嚴重不符的銅元交回官府，那么督撫們自鑄銅元的目的就達不到了。“顧銅元者，官所以法強為之，偽物也。偽物以施于民，則為損下以益上，使民施之于官，則屈伸相報，而無大利之可圖。是故選發銅元之督撫藩臬，必不樂自受其銅元者也。”[6]（P186）

倘若在朝廷干預下，征收賦稅時允許人民把銅元交給州縣官，而州縣官卻仍然不能把銅元上交給各省藩庫，那么大量名不符實的銅元就將積壓在州縣衙門里。到那時，州縣官的日子就更加難過了。為了個人利益不受損失，州縣官就會想出種種舞弊手段，“自為補苴”，“而吏治乃愈不可問”。“輾轉之害，終歸于民”[6]（P186）。

5.私鑄銅元

“大利所存，巨盜將起，購機器，置爐鞴。昔之民或以為難，而今之民則甚易也。雖有重法，又將何施？”[6]（P187）

（四）挽救之術

怎樣挽救銅元充斥必將引發的社會危機？嚴復主張雙管齊下：一方面停鑄銅元；一方面制訂“法償之限”。“總之，吾國今日之銅元……必宜停鑄，更不宜晝夜兼工趕鑄。而所流轉民間者，宜照各國所為，急立法償之限，半元而外，法必用銀。”[6]（P186）

此處所謂“法償之限”，實即模仿英國便士（銅幣）的使用規定。當任何人需要支付半銀元以上的貨幣時，支付方必須使用銀元或銀兩，由收銀方找零。所找零錢當然是銅元或銅錢，且其幣值不會超過半銀元。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有人鉆空子，即如上文所述用1萬個銅元去償還100銀元的債務的那種情況，同時還可限制銅元的流通數量，從而間接限制銅元的鑄造量和發行量。不過這樣一來，督撫們所能撈到的油水也就不多了：“此雖于民稍蘇，而于選發銅元者，其利隘矣。”[6]（P186）這說明嚴復已經預見到，督撫們將成為這種挽救之術的反對者。

嚴復還探討了自鑄銅元政策失誤的原因。他指出：“為政者本無愛國救時之實心，所營營者，不過己之名位與利祿耳。再則就令用意出于公忠，而不學無術、慮事褊淺之材，必不足以膺今日之艱鉅，遂令吾國如陷淖之駟，每動愈深。”[6]（P187）

由此可見，在嚴復心目中，官員們素質太差，正是清末一系列新政策連連失誤的根本原因。

三、結語

綜上所述，20世紀初嚴復的思想狀況確與孫中山、康有為等人大不相同。他明明知道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卻認為“救貧”是當時的頭等大事。究其原因，大概有四：

（1）慘遭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的殘酷鎮壓，國人記憶猶新。康、梁逃亡海外，可以暢所欲言，但是嚴復留在國內，不免有所顧忌。因此他在變法失敗后的數年內，不愿在公開發表的論著中直接議論現實政治。反之，談論經濟問題一般不會有政治風險，所以嚴復非常熱心。

（2）嚴復撰文時上距《辛丑條約》的簽訂為時不遠，戰敗的創傷尚未治療，巨額的賠款又強加到了中國人民的頭上。客觀形勢迫使每一位有識之士認真思考戰后的經濟復蘇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嚴復主張引進外資，筑路開礦，療貧救貧，正好比提交了一份切實可行的優秀答案。

（3）嚴復在翻譯《原富》的過程中，已經深刻領會并且全面掌握了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當他運用這種理論去考察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時，便產生了許多精辟見解。所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這也是嚴復當時對于經濟問題特別感興趣的原因之一。

（4）嚴復曾于1901年接受張翼的邀請，短期擔任開平礦務有限公司中國董事部的華總辦之一。1905年又陪同張翼到倫敦打官司，對于路礦建設具有感性認識。尤其是對路礦的主權問題，治外法權的危害等等，均有切身體會。這也是嚴復特別重視路礦建設的原因之一。

從1905年夏季開始，應他人邀請，嚴復不斷以演講或論文的方式，大量宣傳憲政知識，積極配合了國內的立憲運動。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高度關心經濟問題，并在1906年對清政府的自鑄銅元政策提出了中肯的批評。實際上，嚴復的《論銅元充斥病國病民不可不急籌挽救之術》一文仍然是運用西方經濟理論考察清末貨幣問題的產物，對于國人富有啟迪作用。不夸張地說，在中國近代貨幣思想史上，這篇文章應當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參考文獻】

[1]嚴復.讀新譯甄克思《社會通詮》[A].嚴復集：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

[2]嚴復.路礦議[A].嚴復集：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

[3]嚴復.為張燕謀草奏[A].嚴復集：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

[4]嚴復.代北洋大臣楊擬籌辦海軍奏稿[A].嚴復集：第二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

[5]嚴復.《原富》按語[A].嚴復集：第四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

[6]嚴復.論銅元充斥病國病民不可不急籌挽救之術[A].嚴復集：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上去下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