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文化范文10篇

【論文關鍵詞】政治文化會民文化公民社會

【論文摘要】公民文化是成熟的政治文化。美國公民文化比較成熟，其形成是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結合的產物。我國的公民文化有其自身的精位與缺失。在我國當前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重要時期，我們有必要比較自己呼國等公民文化較成熟國家的差距，從而汲取有益卞中國特色公民文化建設的寶貴經驗。

政治文化是從一定思想文化環境和社會制度環境中生長出來的，經過長期形成并相對穩定積淀于人們心理層面上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價值取向。公民文化就其實質是一種較為成熟的政治文化，其蘊涵著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和精神，其社會化又推動政治現代化進程。因此，在我國政治民主化進程中，我們認真研究公民文化的特質及公民文化成熟國家的經驗，以此來指導我國公民文化的培育，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公民文化及其特質

公民文化最早由阿爾蒙德提出。他和維巴在政治文化研究基礎上提出:“公民文化是適合于保持一種穩定的和有效的民主政治過程，能有效地平衡政府的權力與政府責任之間的張力。”公民文化特質如下:

第一、公民文化是權利本位文化。權利本位文化有兩層含義:其一，在個人與政府的關系上，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則保障公民享有當家作主地位的絕對實現；其二，政府權力的設定和運行是為了公民權利更好地行使和實現，權力必須始終滿足權利的要求和主張，并接受權利的平衡和監督。

摘要：公民文化是成熟的政治文化。美國公民文化比較成熟，其形成是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結合的產物。我國的公民文化有其自身的精位與缺失。在我國當前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重要時期，我們有必要比較自己呼國等公民文化較成熟國家的差距，從而汲取有益卞中國特色公民文化建設的寶貴經驗。

關鍵詞：政治文化會民文化公民社會

政治文化是從一定思想文化環境和社會制度環境中生長出來的，經過長期形成并相對穩定積淀于人們心理層面上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價值取向。公民文化就其實質是一種較為成熟的政治文化，其蘊涵著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和精神，其社會化又推動政治現代化進程。因此，在我國政治民主化進程中，我們認真研究公民文化的特質及公民文化成熟國家的經驗，以此來指導我國公民文化的培育，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公民文化及其特質

公民文化最早由阿爾蒙德提出。他和維巴在政治文化研究基礎上提出:“公民文化是適合于保持一種穩定的和有效的民主政治過程，能有效地平衡政府的權力與政府責任之間的張力。”公民文化特質如下:

第一、公民文化是權利本位文化。權利本位文化有兩層含義:其一，在個人與政府的關系上，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則保障公民享有當家作主地位的絕對實現;其二，政府權力的設定和運行是為了公民權利更好地行使和實現，權力必須始終滿足權利的要求和主張，并接受權利的平衡和監督。

摘要：自俄羅斯啟動民主化改革以來，其政治發展進程受到了學界的普遍關注。公民文化的構建對于俄羅斯政治制度的完善及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化都將發揮重要作用。但是，俄羅斯目前帶有權威主義色彩的政治現狀，無疑對其構建公民文化提出了挑戰。

關鍵詞：俄羅斯；公民文化；政治

俄羅斯的政治發展自建立“超級總統制”以來一直受困于一些制度設計等結構性難題，導致其政治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權威主義”的轉向。這一轉向盡管在破解俄羅斯目前的改革困局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也使俄羅斯的政治發展陷人了困境。而公民文化在為現有的政治制度提供必要的和良性的民意認同的同時，又天然地包含了一種繼續推進俄羅斯政治體制發展的要求。因此，構建公民文化是俄羅斯走出其政治發展困境的可行之路。

一、公民文化與俄羅斯政治制度的創建和運行

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首先體現在政治制度的創建與運行，然而新的政治制度在創建與運行過程中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新的政治文化或者說公民文化的構建。作為政治發展的核心內容，二者是既有區別又相輔相成的。區別在于:政治制度的變遷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剛性的，是政治發展過程中最直接、最具體的判斷因素;而公民文化的變遷是內在的、本質的、柔性的，是政治發展過程中相對隱性的判斷因素，但卻是決定政治發展成功與否的關鍵性要素;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政治發展過程中最直接的成果，可以為參與型公民文化的構建提供推動力;而參與型公民文化的構建，同樣有利于民主政治制度運行機制的完善，有利于臣民向公民的轉變，對民主成果的鞏固將起到最重要的保障作用。

以俄羅斯的民主化改革為例。首先，摧毀一個政治制度是從政治文化的變遷，即公民對于現有政治制度認知的轉變開始的。蘇聯時期，由于國家秩序一直是處于一種低層次的有序狀態，集權、僵化、低效一直是描述蘇聯體制的修飾語，這一方面導致了俄羅斯人對蘇聯時期的政治制度產生疏離感，甚至相當一部分俄羅斯人認為國內一切危機都是蘇聯制度造成的，盡快打碎這一制度成為俄羅斯人的普遍愿望;另一方面，俄羅斯人非常向往西方的民主制度，普遍認為只要在俄羅斯實行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切問題便可迎刃而解。這種政治認知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及俄羅斯民主化進程的開啟。其次，一個新的政治制度的創建與運行不能逾越其所根植的政治文化土壤。新的政治制度從建立到運行，同樣需要一個過程，至少需要有一個適宜的運行環境。由于俄羅斯人只是把民主當做解決俄羅斯面臨的各種危機的靈丹妙藥，一旦這種渴望落空后，人們對民主的態度就會心灰意冷，其政治發展就會出現向權威主義回歸的跡象。例如在葉利欽執政時期，由于“休克療法”的失敗，俄羅斯人對民主的熱情急轉直下。1994年，詹姆斯·亞歷山大在對俄羅斯兩個城市的調查中發現，盡管大部分被調查者希望議會能夠更加規范化，但是由于對議會的失望，人們已經更加傾向于對強勢領導、總統權威、個人權威的支持，議會中的反對黨也不可能有大的作為。因此，在目前的俄羅斯還不可能建立像美國那樣的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所以說，“超級總統制”是俄羅斯深厚的傳統政治文化底蘊與西方民主思想融合的時代產兒。

一、當前社會職業道德失范的特點。

1、社會對其有較高期望值的一些人群的職業道德素質普遍下降。人們對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道德期望值。通常認為，社會的管理者、教育工作者、衛生工作者、金融工作者等應該表現出較高道德層次，但是當前的問題恰恰是這些人群頻頻出現職業道德淪喪的現象。最近有網民評選出“中國十大荒唐禁令”，諸如“嚴禁官員用公款打麻將”、“海關官員不得庇護走私”、“中小學教師嚴禁奸污猥褻女生”等都鄭重其事地出現在一些行業守則或要求之內。這些禁令初看“荒唐”，但若回到現實中，又會發現它們并不荒謬，因為破壞這些底線的事情頻頻發生，社會生存的基礎不斷面臨威脅。

2、有相當部分人群喪失了對職業道德的敬畏感。道德的約束力來自于兩個方面，一個是來自內在的良心信念，還有一個是來自外在的輿論。現在內心自律已經是很成問題，而他律不足也非常嚴重。很多人心目中早就假定周圍人群和他一樣，知道不會有人譴責他，所以肆無忌憚，敢于和別人商量著一起做壞事，敢于教唆別人做壞事，敢于展現自己做壞事。問題是真的沒有人以其為恥，會站出來對他們假以辭色，甚至我們更多看到的是在利益的驅使下同流合污。這是職業道德嚴重失范的新特點。

3、不是職業道德的文本準則而是潛規則在起支配作用。社會學研究發現，任何國家的軍隊都沒有條例規定新兵要給班長倒洗腳水，但各國新兵偏偏都在這樣做。如果當了新兵不給班長倒洗腳水，在道德上是正義的，但在這個班組卻是無法生存的。這個研究提醒我們要更加關注職業道德的潛規則而不僅僅是關注文本準則。實際上很多組織內部都有獨特的基層文化或者潛在規則，對一些不良行為起著“激勵”或“贊許”作用。

這幾個新特點告訴我們：職業道德水準的高低絕不止是個人素質的問題，組織的價值觀、商業倫理底線、內部文化、工作規則等等決定了其員工職業道德水準的高與低。我認為這是今后進行職業道德建設時要重點關注和把握的。

二、“企業公民”運動——世界范圍的新興潮流

論文關鍵詞:公民文化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制度法制公民意識

論文摘要:公民文化作為一種政治文化，是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而逐步形成的，公民文化的成長需要與之相適應的，諸如市場經濟的完善、民主政治制度的成熟、法制的健全、會民意識的增強等一系列環境條件。

公民文化是一國公民在長期的政治實踐過程中形成的對政治生活及政治現象的總體認識。對任何一個國家而言，政治合法性不僅指國家制度上的合理性，在更深層的意義上，更是指一國公民對其所在的政治制度的內在認同和信仰。公民文化作為一種政治文化，是隨著政治文明的發展而逐步形成的。公民文化的形成不僅需要公民這一主體性因素的確立，更需要與之相適應的一系列經濟、政治、法制、公民意識等外部條件的成就。

一、市場經濟的完善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作為政治上層建筑，公民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最終要受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觀念的東西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之上的。馬克思、恩格斯曾經說過:“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公民文化的產生也必須要有與其產生和發展相適應的經濟條件，從西方發達國家公民文化的發展歷史可知，市場經濟的出現和發達是公民文化得以產生的根源所在。

所謂市場經濟是指以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經濟運行形式和方法。市場經濟對公民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首先，市場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形成平等的政治意識。市場經濟是自由競爭的經濟，它本身就包含著對人際關系的平等性要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形成的意識、情感、欲求和態度升華后投射到政治領域就表現為公民的平等政治意識。“把他人當作平等的一員予以尊重，相信他具有和自己一樣的理性、一樣的價值追求、一樣的選擇權利，這是公民性的各種內涵的核心價值。“小英格爾斯指出:“一個國家只有當它的人民是現代人，它的國民從心理和行為轉變為現代公民的人格，它的現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管理機構的工作人員都獲得某種與現代化發展相適應的現代性，這樣的國家才可真正稱為現代化國家。”

行政文化是行政體系的深層結構，是行政管理之魂。任何一個行政體系的組織結構、運轉程序、決策過程以及行政人員的行為、態度、價值等，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行政文化的影響和制約。轉軌變型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民社會的壯大，社會結構發生了以國家和社會、政府和公民兩元分化為特征的新變化。雖然國家和政府仍在社會生活中處于主導地位，但社會和公民越來越顯示其相對獨立的性質，對國家和政府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制約、支配和監督作用，從社會和公民的角度來審視、評判和指導行政文化的價值、意義和塑造，有利于在更高層次促進行政文化的有機融合和全面升華，從而引導和凝聚整個行政體系作出適應市場經濟和民主社會本質要求的系統變革和全面創新。一、領域分離：尊重公民期待的可能性公民期待是公民對政府地位、性質和作用的主觀要求，也是對自己利益要求、權利資格和權力地位的心理預期。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是公共權力的最終來源。從實質上講，公共權力是一種委托權，體現一種委托關系：公民把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一部分權力委托給政府，后者按委托依法實施公共行政。所以，充分尊重公民的權利，盡可能滿足公民的價值期待，無差別地為公民提供服務，是社會主義公共行政的題中應有之義。塑造和培育以公民期待為評判標準和價值依歸的行政文化，是當代中國行政發展的本質要求。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和發展，私人領域逐步從公共領域中分離出來，塑造充分尊重公民期待的行政文化，才有了現實的可能性。在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為何難以產生充分尊重公民期待的行政文化呢？首先，這是由計劃經濟條件下特定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所決定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以“一大二公”的公有制作為經濟基礎，以國家計劃作為配置資源的主要手段，強調經濟的大一統，以及國家對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的直接控制。與這種特定的經濟結構和經濟運行狀況相聯系，整個社會呈現出以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公民的一元從屬關系為核心的領域合一的結構形式。在這種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形式下，公民個人、社會集團、政府自身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整個過程，都由政府部門來加以安排統籌，公民和社會失去自身獨立行為的領域。一方面，社會無法依靠自身的組織結構而獨立存在，社會和公民失去在社會資源分配中應有的一份積極參與的權利，只剩下消極接受分配的義務；另一方面，政府不得不發展從中央到地方一套組織結構以管理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領域。行政文化作為行政思想和行政心理的復雜綜合體，深刻根源于現實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系中。社會從屬于國家，公民依附于政府，政府直接管理廣泛滲透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必然集中表現為行政文化領域中的公民權、民主、獨立和自由觀念的缺失以及政府全能主義的盛行。全能型行政文化認為，政府是全能的，社會是散漫無度的，政府有能力包攬所有的社會事務，政府中的個別精英也是道德高尚、能力超人，能夠管理一切行政事務，公民只能消極被動地等待和接受政府部門管理和服務。獨立人格的缺失使得公民難以從自身的根本利益、權力資格和權力地位出發來對政府性質、地位作出合理的價值評判和要求。其次是傳統行政文化的綜合滯留。我國傳統行政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官本位”，為官高人一等，“官”往往被看作道德和智慧的化身。家長制、長官意志、“官念”為本、官級為準、官貴民賤等思想盛行。與“官本位”相應的是臣民文化，多強調依附和服從，忽視和輕視人的獨立人格、自由、尊嚴和利益。這些消極落后的文化現象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中找到滋生的土壤，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殘存公共行政的管理體制中，表現為相反相成的兩個方面：一方面在政府體系中官僚主義、特權思想、老爺作風、長官大量存在，一些政府機構或政府工作人員仍主張或默認權大于法，居高臨下地治民、“牧民”，忽視和輕視人的權利和利益。另一方面是公民的權力、權利和利益觀念，自主、民主觀念缺乏。在這種情況下，公民既無可能產生對政府地位及自身權利的正當期待；政府亦無可能充分地理解和尊重公民的價值期待。雖然黨和政府積極倡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走群眾路線等行政文化，但人民究竟要求政府提供何種服務？如何提供服務？要使諸如此類積極的行為行政文化落到實處，恐怕還得以公民期待得到政府的理解和尊重作為前提條件。中國經過幾十年社會主義道路的艱辛探索，最終確立了以市場為價值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隨著市場經濟的完善和發展，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逐漸由領域合一轉向領域分離，從而深刻影響著當代中國公共行政的職能模式、管理體制和權力結構，以及更深層次的行政思想和行政心理。塑造充分理解和尊重公民期待的行政文化，開始具備了現實的可能性。首先，領域分離的結果是市民社會的壯大，形成對政府的相對獨立的制約力量，公民期待的滿足和尊重有了堅強的后盾。政府為了培育市場，順利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逐步從直接的經濟和社會生活領域中退出，騰出力量來對經濟和社會生活進行宏觀調控。國家和政府的收縮，為具有相對獨立性質的市民社會的成長創造了條件。在市場機制的作用和政府的行政推動下，社會經濟組織和公民的力量不斷壯大，雖然由于市場經濟尚未完全成熟，市民社會的力量仍然有限，其組織結構和競爭規則仍不夠完善，但畢竟成為一股具有相對獨立自治地位的力量，制約著政府行為。雖然政府相對于公民而言仍具有相當強大的權威性和支配性，但在強大的市民社會力量制約下，不能不開始對公民的價值期待給予應有的尊重和理解。其次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觀念，為以尊重公民期待為核心的新行政文化的塑造提供了新的思想源泉。市場經濟不僅是一種經濟運行模式，同時也是一種文化運行模式，它孕育出自由、平等、競爭等社會所普通認同的現代價值觀念，必然對傳統的“官本位”文化、臣民文化、依附人格形成強勁的沖擊。其結果是行政文化得到全面的刷新，“官”念日益淡化，神圣的權威的和全能政府形象，在大眾心目中日益世俗化。市民社會的生成過程，同時也是廣大民眾由臣民心態向以獨立人格為基礎的公民心態的轉化過程，隨著公民獨立自主意識的增強，政府如何滿足公民的需求，如何為社會服務等問題就會提上日程。二、信任危機：尊重公民期待的緊迫任何政府要生存和發展，必須有牢固的合法性基礎。雖然合法性包括法治、效率、擇優、專業分工等衡量標準，但測量合法性最重要的尺度是獲得和保持公民的信任。在現代公民社會，處理政府與公民的關系應當遵循體現市場經濟本質特征的自由平等契約關系原則，公民對政府的認同、支持與信任，是以政府充分理解、尊重公民的利益要求、權力資格和權力地位為交換條件的。80年代開始的國際公共行政改革是由于公民對公共行政的信任危機引起的。根據一次民意調查，1978年美國公民對其政府不信任的人數比例為58％，信任人數比例僅為34％。（注：左然：《當代國際公共行政的發展與改革（下）》，載《中國行政管理》1997年第10期。）在改革過程中，西方各國除了限制政府職能規模、調整政府權力結構、優化公職人員隊伍等硬件上大刀闊斧以外，還特別注意在行政文化的軟件建設上塑造企業家精神，倡導“讓顧客坐在駕駛座位上來”選擇服務方式和服務人員，為社會提供無差別服務來滿足公民期待，以達到增強公民以政府的信任度，重新確立公共行政在人們心中的“合法地位”的目的。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在發展社會生產力、優化經濟結構、加強民主政治建設、整合社會利益矛盾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體制性驅動、管理、平衡和服務作用。與計劃經濟時代相比，政府的綜合治理能力、運行效率和決策水平均有較大的提高。但我國目前正處于轉軌變型的特定歷史時期，由于新舊體制的摩擦沖突、社會利益分化、價值取向多元、外來文化沖擊等諸多社會因素的影響，政府的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的水平、質量和意識，跟社會和公民的價值期待還有一定的差距。一是政府權力越界。個人和社會的存在和發展需要政府的干預。然而政府的權力并不是無限的，政府的權力必須限定在某個界限內：不損害個人和社會的權利和利益。在現階段，由于舊的權力框架已被打破，新權力框架還沒有完善，法律、公民權利還不能有效發揮其對公共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作用，公共權力由于本能擴張的沖動時時有著越界侵權的危險傾向；有些政府部門利用業務和職能的方便依靠公共權力控制商品價格，左右需求行為，謀取高額利潤，大搞權錢交易，對市場進行非理性的干預和分割。還有一些地方部門把其為社會提供服務的基本職能和經濟利益掛鉤，彈奏服務變奏曲，在服務的前奏下收取高額費用。二是決策隨意沖動，政策是最大的政府行為，所以制定政策應是一個科學、有序的動態過程。政府應當對社會和歷史負責，必須從全局和長遠的角度考慮問題。三是組織機構臃腫。由于現代化的艱巨任務和繁重的社會事務需要政府有龐大職能規模；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舊有行政管理體制還會發生慣性作用；許多國家公務人員迷戀于制度內的既得利益、缺乏自我犧牲精神等原因的存在，我國雖然進行了若干次行政機構改革，便都難跳出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龐大的機構，眾多的人員，不僅需要巨大的運行成本，使社會及公民不堪重負，而且由于機構重疊、人浮于事造成嚴重的內部運行損耗、官僚主義，極大地降低了行政效率和服務質量。上述種種非理性行政行為的存在，很大程度削弱了行政能力，損害了政府權威，影響了政府形象，降低了行政效益，使得政府的社會統治、管理、平衡和服務的能力和公民不斷增長和豐富的行政需求之間形成了較為嚴重的矛盾，公民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和不信任感有了一定的增長，表現為政治參與過度（如集體上訪等大量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和政治參與冷漠兩種極端形式。政府的合法性基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挑戰。當前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市場經濟尚未成熟到內生出主要動力的程度。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主導動力是政府的體制和政策驅動。政府權威的削弱、合法性基礎的動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政府這一驅動作用的發揮，進而影響到現代化建設的質量和速度。消除政府的非理性行為，提升政府的管理、平衡和服務能力，重建公民和社會對政府的忠誠和高度信任，不僅對于政府的存在和發展，而且對于整個社會的穩定與進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三、基本走向：行政文化和公民期待的吻合我國正在進行革命性的第七次機構改革。這次機構改革的宏觀背景，和以往歷次機構改革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經濟體制改革取得很大成效，市場經濟有初步發展，公民社會開始成長壯大。根據九屆人大關于行政改革目標模式的設定，一個充分尊重市場經濟客觀規律和公民期待的系統的、動態平衡的社會調控體積系可望建立起來，不僅為以后很長一個時期內行政行為提供制度化的依據，而且會成為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公共行政管理與變革的坐標。（注：張康之：《“公正”行政是公共行政的新觀點》，載《南京社會科學》1998年第9期。）當一種優良的行政體制建立起來后，要使它充分有效地發揮主導、調控規范和驅動功能，就必須確立改革的整體思路，有意識地塑造與新體制相應的行政文化。（注：劉歌寧、彭國甫、顏佳華：《行政文化學》，湖南地圖出版社，1992年第9期。）否則，新體制就會徒有其表，而無其實，所蘊含的能量難以發揮作用，甚至由于舊文化的慣性作用而引發種種矛盾。前一個時期的行政文化建設，多著眼于行政系統的內部管理，重視“以人為本”的思想，通過塑造共同的價值觀，關心人的需要的滿足和價值的實現來調動廣大公務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種內向性的行政文化建設，曾經很大程度上沖擊了傳統行政文化中的“官本位”、等級觀念和官僚主義，提高了行政效益，增強了行政機關的活力。在新的歷史時期，行政系統內“以人為本”的行政文化還要繼續發揚光大，并且要根據實踐的需要不斷賦予新的內涵。但不能僅止于此。行政文化必須在行政系統之外開辟新的領域。與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的本質要求相適應，行政文化應當從社會和公民的全新視角來審視政府的地位、性質和作用，公民的需要、利益和權利以及政府和公民的權力關系、權利關系和利益關系。簡而言之，新行政文化必須充分體現對公民期待的理解、尊重和滿足。唯有如此，所蘊含的“公意”才能轉化為公務人員的自覺行動而落到實處。那么塑造何種行政文化才能符合和滿足公民期待呢？1.效益取向。行政效益是價值的投入和價值的產出之間的比率。它的基本內涵在于：①政府投入與政府產出之間的比例。這顯示了政府的效率。②政府的管理和服務比較充分地體現低成本原則，即政府是廉價政府。③政府行為充分體現公民需求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行政效益反映和體現政府滿足公民期待的能力和基礎，是評價行政體制和行政管理活動好壞優劣的科學標準。傳統公共行政學甚至把效率和經濟視為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則、出發點和終極目標。在現代社會，效益應當成為行政文化的價值核心之一。各級政府應努力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服務質量建設廉價政府，甚至可考慮把利潤動機引進為公眾服務的活動中，“使管理人轉變為企業家”，使花錢政府變為賺錢政府，盡可能使公民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滿足。2.民主取向。在公共行政中，民主的基本含義是多數人的統治管理，實際運行中的行政民主是在多數人同意、委托、監督和制約之下進行的少數人的管理。行政民主是公民表達利益、行使權力和保護權利的最有效的途徑。大哲學家羅素曾經指出，民主政府真正賴以存在的基礎是民主成為人們日常行為中的無意識習慣。在行政文化建設中必須培育民主觀念，推動行政民主化。一是體現民意觀念。體現民意是民主的基本內涵，也是尊重公民期待的同義語。它要求一切行政活動都必須反映尊重公民利益、需求和意志。二是參與行政觀念。行政參與意味著普通公民可以通過各種合法的方式參與行政生活，并影響行政體系的構成、運行規則和決策過程。改革開放以來，行政文化逐漸呈現出大眾參與的特征。參與式管理也日益成為行政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1989年《行政訴訟法》的頒布，使公民參與行政活動，保護自身合法權利、監督行政機關的法律依據正式得以確立。只有當公民確實有了自己的權益意識，自由發言和合法參與的機會時，公民期待的滿足和實現才有了可靠的保證。三是公開行政觀念。公開行政是民主的本質特征，是公民參與行政的前提條件。通過公開行政，公民可以了解國家和政府的機構設置、權力結構、職能規模、運行機制和決策過程，公民可以根據自身的利益、權利對政府運行進行價值評判和效果檢測，進行推動公共行政趨向公民期待。為此，要鼓勵對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方針、政策、法律、法規以及國家政治生活的重大問題進行廣泛公開的全民辯論；政府自身要勇于針對行政過程中存在的缺點和失誤，進行公開檢討。3.公正取向。社會公正是公共行政的終極目標，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公共權力經由人民代表大會，由公民委托給政府。受這種權力契約關系的支配和制約，政府必須著力于擴大社會公共利益、維護公民公正的生活秩序。在行政文化中，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在于社會公正，在于促進公民社會所擁有的以社會公正為核心的基本價值，如自由、秩序、正義、民主等。行政的公正性取決于權力的公共性程度。當行政權力不僅為受委托者所掌握而且為受委托者所占有時，這種權力可能用來為特定的利益集團服務，甚至可能被用來謀取私利。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有真正的行政公正。所以，權力的受委托者—各級政府及其公務人員，必須自覺定位在服務行政體系之中，無差別地為社會提供服務，不允許有個人私利滲在其中。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指出，“社會公平強調政府提供服務的公平性，社會公平強調公共管理者在決策和組織推行過程中的責任與義務；社會公平強調對公眾要求做出積極回應而不是以追求行政組織自身需要滿足為目的。……總之，倡導公共行政的社會公平是要推動政治權力以及經濟福利轉向社會中那些缺乏政治、經濟資源支持，處于劣勢境地的人們。”（注：H.GoogeFrederkson:《NewPublicAdministration》,TheuniversityofAlabamaPress1980,P6—P7。）以上行政文化三個方面的價值取向，是一種層層遞進的關系。效益是基礎手段，民主是制度保障，公正是最終目的。在行政文化建設過程之中，三種價值觀念的塑造必須同時進行，為政府滿足公民不同層次、但同時存在的需要創造良好文化氛圍。

【內容提要】黨的十六大，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確定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重要目標。本文認為幾千年的臣民社會、臣民文化至今對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產生消極影響，是建設政治文明的障礙，公民社會、公民文化才是建設政治文明的基礎，最后本文就如何培育公民文化作了探討。

【關鍵詞】政治文明臣民文化公民文化培育公民文化

黨的十六大，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確定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重要目標。這是我們黨在全國代表大會上，第一次明確地對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作出部署，并將它與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一起，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三大基本目標。這表明我們黨對共產黨的執政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的認識在不斷深化。所謂政治文明，簡單地說，就是人類政治生活的進步狀態。從靜態的角度看，它是人類社會政治進程中取得的全部進步成果；從動態的角度看，它是人類社會政治進化發展的具體過程。因此，政治文明是指人們改造社會所獲得政治成果的總和，是人們在一定社會形態中關于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人的解放的實現程度的體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個社會、國家的文明水平，是衡量人類社會文明程度的主要標志之一。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識(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體制文明、政治行為文明四個組成部分，是由這四個部分構成的有機整體。

政治文明是人類政治實踐活動的經驗總結，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體制，政治行為彼此聯系，互相溝通，協調發展，構成了政治文明的統一體。就四者的關系而言，政治意識文明是政治文明之“魂”，是政治制度、政治體制和政治行為的精神指導；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之“本”，不同的政治文明形態的本質屬性要由它來體現；政治體制文明是政治文明之“繩”，是政治意識的規則化和政治行為的具體規范。政治行為文明是政治文明之“形”，是政治意識和政治制度、政治體制作用于環境的活動，也是政治意識、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具體體現。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實質是發展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如同建造一座宏偉的大廈需要牢固的地基一樣，否則“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建設政治文明也需要一個堅實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公民文化。公民文化能為建設現代政治文明提供合法性解釋和合理性證明，加強政治角色對政治系統的認同感，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有深刻指向和濃厚文化底蘊的政治變革過程，政治改革中先進政治文化含量高低直接影響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度和質量，所以說文化乃制度之母，有了公民社會這個基石，培育出公民政治文化，并使之成為社會的主流政治文化，才能最終樹立絕大多數國人的民主信心，才能使絕大多數國人養成民主習慣，形成民主的公民的政治文化心理，積淀于民族的精神之中，使民主的理念深深植根于千萬普通民眾的骨髓，才能真正建設現代政治文明。中國近一百年來的艱難轉型，實質就是從臣民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型。而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完成這一轉變。改革的目標即民主與法治實現之時，就是公民社會、公民文化在中國確立之日。

一、長期存在的臣民文化是建設政治文明的障礙

幾千年來，中國是一個封建君主專制的臣民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它以國家最高所有權支配下的小農經濟為基礎，外靠以專制王權為核心的行政力量，內靠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關系，維護著整個封建社會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穩定，構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社會結構的基本特點。政治制度上的封建專制制度，經濟制度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制度哺育了中國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近代以來它在理論層面已經基本被拋棄，文化上也曾經遭到激烈的批判（例如“五四”新運動）,但是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且以改頭換面的形式或者更加貌似革命的形式（例如“”十年在革命的旗號下封建主義復活）頑固地存留和體現在現存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中，還如同影子一般伴隨著國人的生活：

本文作者：周葉中李炳輝工作單位：武漢大學法學院

從近現代國家政治發展來看,一個國家要推進憲法政治〔1〕,就必須考慮兩個十分重要的因素:一是其公民文化是否足以支撐憲政的要求;二是其憲政制度是否足以滿足憲政的要求。而且這兩者是同等重要的問題。然而在我國,學者們卻往往主要從制度方面出發,而較少深入討論公民文化對憲法政治的影響。因此,本文試圖借助阿爾蒙德和維巴的研究,對此問題進行一些分析。

一、政治文化與公民文化:阿爾蒙德和維巴的研究

簡單地說,政治文化亦即政治領域的文化。阿爾蒙德和鮑威爾認為,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這個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實社會、經濟、政治活動進程所形成。0〔2〕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5公民文化6一書中,阿爾蒙德和維巴做了如下闡述:當我們說到一個社會的政治文化時,我們所指的是:作為被內化于該系統居民的認知、情感和評價之中的政治系統。0〔3〕換言之,政治文化即是人們對于政治系統的認知、情感和評價。有別于廣義的文化定義,政治文化中的文化顯然主要局限于精神層面。當然,與其他概念一樣,對于政治文化亦有不同的界說方式。在此,我們借用阿爾蒙德和維巴的定義,以說明政治生活中的主觀意識與政治制度之間的關系。根據阿爾蒙德和維巴的說法,在對政治文化做進一步闡釋之前,有必要將政治系統進行分解,將其分為作為一般對象的系統、輸入對象、輸出對象以及對象自身四個部分。針對這四個部分,可提出如下四個方面的問題:11他對他的國家和他的政治系統,一般地說,它的歷史、規模、地域、權力、-憲法上的.特征等都有哪些知識?他對這些系統的特征的感覺是什么?他對這些特征的、多少經過考慮的意見和判斷是什么?21他對結構和角色,各類政治精英和進入向上的政策流的政策建議,都有哪些知識,他的關于這些結構、領導人和政策建議的感覺和意見是什么?31他對進入這些過程的向下的政策實施流、結構、個人和決定都有那些知識?他對它們的感覺和意見是什么?41他怎樣覺察自己成為他的政治系統的成員,他對他的權利、權力、責任和進入影響的策略,有哪些知識?他怎樣覺察他的能力?他在表達政治判斷或得出意見時是否認識到并運用了哪些參與或行動的規范?0〔4〕如果人們對上述問題大多有清晰的認識,不妨將其評價為1,反之則評價為0。這樣,政治文化即可劃分出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與參與者政治文化三種類型〔5〕:雖然這三種政治文化具有時間上的先后關系,但并不存在所謂的優劣。只有當政治文化與政治結構相互協調時,政治文化才能對政治結構起到支撐作用,以維持其穩定;反之,則不利于其穩定。而在分辨政治文化與政治結構的協調性時,阿爾蒙德和維巴則以認知取向、感情取向以及評價取向作為衡量標準。如果某一社會中的人們在某一取向上的感覺或評價大多是積極的,則記為+,反之記為-,若態度多為中立的,則記為0。依照這一方法,政治文化與政治結構之間的關系可如下所示〔6〕:任何一種政治文化都可能與政治結構不相協調,進而導致政治結構的不穩定。毫無疑問,忠誠最能夠維持穩定,而離異則會妨礙穩定。因此,探索能夠穩定支撐政治結構的政治文化,即成為阿爾蒙德和維巴的主要目標。那么,標的物何在?依阿爾蒙德和維巴所言,上文所述三種政治文化只是純粹的形式,在現實生活中必然會出現三種系統性混合型政治文化,即村民)臣民文化,臣民)參與者文化與村民)參與者文化〔7〕。自然,也可能出現三種文化相互混合的情況。而真正能夠支撐民主政治之穩定性的政治文化形式,恰恰是這種混合的政治文化,阿爾蒙德和維巴將其稱之為公民文化。公民文化的特征在于:其一,它是一種忠誠的參與者文化;其二,在公民文化中,參與者的政治取向與臣民和村民的政治取向是結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前者取代后者〔8〕。據此,阿爾蒙德和維巴通過大量的實證研究,試圖證明公民文化是穩定民主的文化基礎。由于公民文化是三種文化的混合體,它體現了一種所謂平衡的差異0,而這種差異性恰好符合民主制下各種矛盾紛呈的狀況。公民意味著對政治事務的廣泛參與,因而公民文化的主體必然是參與者文化。而在政治過程中,村民文化和臣民文化也在消解政治強度、緩解政治壓力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此而言,公民文化對于維護民主制的穩定性確有其獨特功能。因此,阿爾蒙德和維巴得出結論認為,一個穩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結構和政治結構: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對政治過程的取向)))即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夠支持民主系統,否則,這種系統獲得成功的機會將是渺茫的。0〔9〕而公民文化看來特別適合于民主政治系統。它不是民主政治文化僅有的形式,但它似乎是與穩定的、民主的系統最協調的形式。0〔10〕實際上,政治文化對于政治系統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既可表現為積極推動某一政治系統的進化或維持既定政治系統的穩定性,也可表現為變革政治系統。文化是變革的先聲。這句話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具有相當大的正確性。因此,在當代中國,公民文化與中國的憲法政治之間存有何種關系,的確是一個頗為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

二、政治社會化與憲法社會化:解說與反思

既然公民文化如此重要,那么,應該如何將既有的公民文化傳承下去?又如何進一步發展公民文化呢?在阿爾蒙德和維巴的闡述中,他們一并提出的方案是政治社會化。關于政治社會化的定義林林總總,但其大致意思則有相同之處,即政治社會化是既存政治文化得以傳播的過程,也是社會塑造個體政治意識的過程。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看法,人在本性上應該是一個政治動物〔11〕。雖然這一論斷說明了一些問題,但并不全面。因為人的政治才能并非生而具有,而是在人社會化的過程中形成的。尤其是當社會已經形成某種特定政治文化時,脫離社會即意味著人無法融入政治過程之中。因此,政治社會化對于傳播政治文化、型塑特定社會的政治性格至關重要。在面對公民文化問題時尤其如此。在一個業已形成公民文化的社會,公民文化可通過政治社會化的過程進入人們的視野和思想之中,為人們將來參與民主政治奠定基礎。那么,對并沒有自發形成公民文化的社會又將如何呢?讓我們設想,我們需要在某一特定國家構建民主政治,而該國并無民主政治傳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措施呢?第一步,由于民主政治并無內生動力,因而只能借助外來政治資源,借鑒他國民主政治制度。假如一些人在外來政治思想影響下,通過各種途徑建立起了民主制度,那么,民主政治的任務是否完成?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為對民主的承諾,是單純的制度無從兌現的。事實證明,盲目的制度崇拜是錯誤的。為此,第二步,我們需要為新生的民主政治尋找一種支撐力。這種支撐力既可來自于外力的強制,也可來自于內在的認同。盡管外力可在一定時期內構成民主政治的依托,但從長遠來看,外力畢竟不能持久。相反,只有基于內心確信所產生的認同,才能將一種政治系統予以內化,從而如傳統一般扎根于現實世界之中。因此,政治認同對于一種制度的穩固而言相當重要。而維系這種政治認同的因素包括三個方面,即較為全面的認識,較為正面的評價和較為深厚的感情。這三個方面構成對一種政治系統的忠誠0。因此,民主政治的良性運作,不僅有賴于民主制度的建構,更有賴于公民文化的培育。如果我們希望在中國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民主制度,那么公民文化的發達勢在必行。這也就是說,公民文化對于民主制度的建構與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問題在于:既然不存在民主制度的前提,那么公民文化又如何培育?如果我們將政治社會化理解為既有政治文化的傳播和承繼,顯然,在一個沒有民主傳統的國度,民主政治的社會化也無從達成。在此,可以對阿爾蒙德和維巴的觀點略作修正。阿爾蒙德和維巴在研究政治文化時,往往偏重既存公民文化對政治系統的影響,而對政治文化的變化則有所忽略。因而有人借此對其進行批判。實際上,阿爾蒙德和維巴并不認為政治文化是一成不變的,但他們未能對動態公民文化進行研究亦是事實。在現實生活中,政治文化的變動性與政治過程息息相關。在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和發展這一動態過程是最值得關注的現實問題之一。如果認為政治文化難以改變,那么只能不幸地認為,中國的民主政治事實上是不可能穩固地建立的。事實當然并非如此。但在一個缺乏憲法政治意識和公民文化的國度,通過政治社會化培育公民文化,顯然是頗為艱巨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下,政治社會化不僅要普及和傳播既有政治文化,而且承擔著另一份責任,即在潛移默化中改變既有政治文化,使之向公民文化靠攏。因此,民主轉型國家政治社會化的目標,乃是社會無法獨立完成的。在此情境之中,思想啟蒙和權力推進,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都扮演著各自無可替代的角色。同時,由于強調政治和知識精英的引導,因而政治參與者的數量并不多,大部分人的主體意識和參與意識難以培育。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政治社會化往往會在一定程度上偏離參與者文化,且帶有臣民文化的明顯烙印。因此,很有必要反思政治文化與政治社會化的關系,乃至反思政治社會化在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意義。曾有學者對阿爾蒙德和維巴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將文化看做自變量,而將政治行為和政治結構視為因變量,將人的心理傾向模式與民主政治的穩定掛鉤,顯得有些草率。因為公民文化更可能是民主制度的結果,而非其原因〔12〕。應該說,政治文化的確不能決定政治結構,但政治結構也同樣不能在短期內改變政治文化,因而二者的關系十分復雜。在民主政治尚未最終建成的當代中國,若要使源于他種文化的民主觀念成為政治文化中的核心要素,那么民主觀念的宣揚自然不可或缺。然而,具體民主制度的推行,則是使民主觀念和公民文化得以發揚的必要條件之一。因為傳統意義上的政治社會化偏重于傳統政治文化的再生產,難以促進政治文化的進化。因此,我們不妨將政治社會化做一個小小的曲解,即不將其看做傳統意義上的傳承政治文化和塑造政治人的過程,而將其看成社會上大部分人可以正常參與政治這一理想狀態的過程。這也就意味著政治過程不再由少數精英操縱,而應由社會大眾普遍參與。這種意義上的政治社會化,實際上就是民主政治的真正推行。也唯有在這一前提下,公民文化才能得以全面實現。任劍濤在論及公共精神空間問題時認為:首先,公共精神空間的出現,依賴于公共政治空間的奠基0〔13〕;其次,只有在公共精神空間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下,社會的統治或治理才是可能的0〔14〕;最后,正是在寬容與法治的基礎上,公共精神空間才具有生長、發育與拓展的前景。這既是指公共精神所寄托的市民社會可以迅速地成長,也是指公共精神所必須的公共輿論才可能形成。0〔15〕公共精神空間與公共政治空間的關系大體如是。盡管公民文化與民主政治的問題與此頗不相同,但二者的關系則與此具有較大的相似性。同樣的問題可以推及憲法領域。實際上,憲法與政治很難截然分開。公民文化的塑造,同樣是憲法孜孜以求的目標之一。憲法文化包含在政治文化之中,而憲法社會化是政治社會化的一部分。因此,憲法社會化和政治社會化之間有著大致相同的命運。一方面,憲法社會化乃憲法文化得以塑造、維續和傳承的過程,是社會個體與政府接受憲政理念、內化憲法規范、形成憲政品質的過程,是憲政體系的自我延續即再生產的過程0〔16〕;另一方面,也是憲法及其相關制度之功能得以實現的過程。0〔17〕因此,憲法社會化既包含傳承憲法文化的意思,也包含憲法得以實現的意思。前者與政治社會化的正統解釋相符,后者嚴格說來則是憲法及憲政精神的實現,與政治過程受到憲法制約這一含義相類似。而在這兩者之間,也存在著緊密的聯系。與政治和哲學上的眾多命題一樣,在我國,憲法的普及也往往以一種整齊劃一的方式展開。無論是小學時的思想品德課,還是高中時的政治課,甚至是大學時的思想政治修養與法律基礎課,都主要側重于闡述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以及國家機構的基本知識等內容,而對公民權利意識、公民控制國家和約束國家的可能性及必要性等問題,則著墨不夠。而且,相對于學校教育而言,憲法精神在普通民眾中的普及力度更顯薄弱。相形之下,憲法學界對憲法的眾多理論和實踐問題則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但無論這種探討達到怎樣的深度和廣度,都難以夯實憲政的社會基礎。如伯爾曼所言,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形同虛設。0〔18〕憲法作為法律的一種,無疑應當得到廣大人民的信仰。而信仰的基礎在于對憲法的認知。若這種認知發生偏差,則信仰很難真正建立。由于長期以來,我國對憲法性質的認識存在誤區,憲法表現出較強的政治綱領屬性,而未能表現出法的屬性。這種認識誤區導致的結果是,要么民眾對憲法視而不見,要么認為憲法只是一種政治宣言,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近年來,我國也出現不少重大的憲法事例,引起舉國關注。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普通民眾在這些事例中只能進行有限度的討論,難以發揮實質性影響。除上述憲法意識薄弱之外,在我國尚缺乏實現憲法政治必要的主體要素,即具有健全公民人格的社會成員。我國市民階層發育遲緩,難以出現西方式的公民社會。而誠如馬克思所言,公民社會恰恰是西方世界全部歷史的真正舞臺〔19〕。契約精神的缺失,法治意識的淡薄,作為國家和社會主人榮譽感和責任感的匱乏,無一不制約著合格公民的形成。與此同時,因憲法缺乏制度化保障,導致眾多憲法權利形同虛設,從而阻止了公民通過行使言論、結社等基本權利實現其政治主張并張揚其個性的渠道。制度的欠缺,反過來削弱了公民對憲法的信仰。這種惡性循環,導致憲法缺乏足夠深厚的社會基礎。因而在我國,憲法社會化與憲法文化、公民文化等主觀內容也存在密切的關聯。簡單說來,若沒有憲法文化的支撐,憲法權威得不到保障,憲法信仰無從樹立,憲法的功用必然難以發揮。因此,將憲法與政治二者相整合,可以認為,憲法政治是憲法在實際政治過程中發揮其應有作用的政治形態,憲法文化則屬于政治文化的一種,其目標在于培育憲法權威、憲法信仰,塑造公民文化。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沒有憲法政治之推行,就沒有公民文化之培育;而沒有深厚的公民文化,憲法政治亦不可能實現。而且這二者之間不存在簡單的雞與蛋的關系,也很難分清先與后。

【內容提要】黨的十六大，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確定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重要目標。本文認為幾千年的臣民社會、臣民文化至今對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產生消極影響，是建設政治文明的障礙，公民社會、公民文化才是建設政治文明的基礎，最后本文就如何培育公民文化作了探討。

【關鍵詞】政治文明臣民文化公民文化培育公民文化

黨的十六大，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確定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重要目標。這是我們黨在全國代表大會上，第一次明確地對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作出部署，并將它與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一起，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三大基本目標。這表明我們黨對共產黨的執政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的認識在不斷深化。所謂政治文明，簡單地說，就是人類政治生活的進步狀態。從靜態的角度看，它是人類社會政治進程中取得的全部進步成果；從動態的角度看，它是人類社會政治進化發展的具體過程。因此，政治文明是指人們改造社會所獲得政治成果的總和，是人們在一定社會形態中關于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人的解放的實現程度的體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個社會、國家的文明水平，是衡量人類社會文明程度的主要標志之一。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識(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體制文明、政治行為文明四個組成部分，是由這四個部分構成的有機整體。

政治文明是人類政治實踐活動的經驗總結，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體制，政治行為彼此聯系，互相溝通，協調發展，構成了政治文明的統一體。就四者的關系而言，政治意識文明是政治文明之“魂”，是政治制度、政治體制和政治行為的精神指導；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之“本”，不同的政治文明形態的本質屬性要由它來體現；政治體制文明是政治文明之“繩”，是政治意識的規則化和政治行為的具體規范。政治行為文明是政治文明之“形”，是政治意識和政治制度、政治體制作用于環境的活動，也是政治意識、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具體體現。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實質是發展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如同建造一座宏偉的大廈需要牢固的地基一樣，否則“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建設政治文明也需要一個堅實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公民文化。公民文化能為建設現代政治文明提供合法性解釋和合理性證明，加強政治角色對政治系統的認同感，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有深刻指向和濃厚文化底蘊的政治變革過程，政治改革中先進政治文化含量高低直接影響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度和質量，所以說文化乃制度之母，有了公民社會這個基石，培育出公民政治文化，并使之成為社會的主流政治文化，才能最終樹立絕大多數國人的民主信心，才能使絕大多數國人養成民主習慣，形成民主的公民的政治文化心理，積淀于民族的精神之中，使民主的理念深深植根于千萬普通民眾的骨髓，才能真正建設現代政治文明。中國近一百年來的艱難轉型，實質就是從臣民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型。而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完成這一轉變。改革的目標即民主與法治實現之時，就是公民社會、公民文化在中國確立之日。

一、長期存在的臣民文化是建設政治文明的障礙

幾千年來，中國是一個封建君主專制的臣民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它以國家最高所有權支配下的小農經濟為基礎，外靠以專制王權為核心的行政力量，內靠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關系，維護著整個封建社會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穩定，構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社會結構的基本特點。政治制度上的封建專制制度，經濟制度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制度哺育了中國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近代以來它在理論層面已經基本被拋棄，文化上也曾經遭到激烈的批判（例如“五四”新運動）,但是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且以改頭換面的形式或者更加貌似革命的形式（例如“”十年在革命的旗號下封建主義復活）頑固地存留和體現在現存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中，還如同影子一般伴隨著國人的生活：

論文摘要：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目標已經成為黨的意志。如何培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公民文化(政治文化)是這一歷史進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主要論述了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有關的幾個問題：政治文明的含義、政治文明與公民文化的關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障礙等，并且提出了筆者對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途徑的見解。

論文關鍵詞：政治文明；政治文化；公民文化；建設

一、政治文明的含義

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首次將“政治文明”建設提到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上。這說明經過二十幾年的改革開放建設．中國共產黨人越來越認識到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看到政治體制改革嚴重落后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局面越來越不適應新形勢的發展了。

我們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這兩個概念已經耳熟能詳了，而對“政治文明”則比較生疏。何謂政治文明?按照黨的有關文件，我們大略地知道今天所講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實際上就是“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會議制度，增強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意識和民主法制意識”等等。但是似乎這樣一說，現在就沒有必要提“政治文明”這個名詞了。因為以往的社會主義建設已經涵蓋了今日的政治文明建設。事實上不是這樣。黨之所以將政治文明建設作為未來國家的一個重要目標，自有它的深義。首先，這說明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不完善的，它有待于進一步完善和提高；其次，這說明以往的社會主義建設是不全面的，即忽視或輕視了政治文明建設，現在則要重視它了；最后，這說明今日所提的政治文明有其時代的涵義，并不是可以籠統地被包含在“精神文明”建設之中的。

從根本上講，政治文明建設就是政治文化建設，其目的就是建立一種適應于一定的經濟基礎的、完善而科學的公民政治心理和行為體系。這種體系形式上是客觀的，如表現為一定的規章制度以及設施等，但是內容上是主觀的，它表現為廣大人民的一種符合要求的意識和習慣。政治文明不同于精神文明。精神文明相對于物質文明而言，側重于國民的思想道德文化修養層面；而政治文明則側重于國民的政治修養層面以及相關的制度和文化建設。西方學者阿爾蒙德將政治文化解釋為政治系統成員的行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內化。他認為政治文化可以概括為政治認知、情感與評價，也可以表述為政治態度、信仰、感情、價值觀與技能。我認為這是對的。這就解釋了為什么說政治文明建設本質上是政治文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