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管制范文10篇

摘要戰略成本管理包括從成本角度分析、選擇和優化企業戰略和對成本實施控制的戰略兩個層面的內容。戰略成本管理存在一個目標體系：第一，降低成本；第二，以成本為杠桿，利用成本與相關因素之間的關系，配合企業盡可能增加利潤；第三，通過獲取成本優勢幫助企業取得競爭優勢。戰略成本管理的基本思想包括成本的源流管理思想、與企業戰略相匹配思想、成本管理方法措施的融入思想和培養職工的成本意識。戰略成本管理的方法措施體系包括戰略成本分析體系、成本管理的戰略方法措施體系以及成本管理保障措施體系和績效評價體系。

關鍵詞戰略；成本；成本管理；成本控制

戰略成本管理的理論和方法正在發展探討過程之中，其基本理論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文試圖從企業競爭戰略角度對企業戰略成本管理的基本涵義、基本目標、基本思想和方法措施體系作些探討。

一、戰略成本管理的涵義

戰略是對全局的發展目標和發展趨向所作的謀劃，是指導全局的計劃和策略。戰略一經確定，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未來整體格局的發展演變起指導作用。在管理理論中，由于對戰略解釋的側重點不同，企業戰略理論可以歸納為競爭戰略學派、資源配置戰略學派和目標戰略學派。競爭戰略學派的基本觀點是，企業戰略的重點是確定企業的競爭優勢，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學的邁克爾。波特（michaele.porter），其所著《競爭戰略》（1980年）和《競爭優勢》（1985年）兩書已成為戰略研究的經典著作。書中所提出的通用競爭戰略——成本領先戰略、差異化戰略和目標聚集戰略已經成為競爭戰略的經典理論。資源配置戰略學派的基本觀點是，企業戰略是現有資源和計劃資源的配置，以及外部環境相互作用的基本模式，這一觀點的核心是資源配置。目標戰略學派的基本觀點是，企業戰略的主題是確定和實施企業的長期目的和目標，認為戰略是由目標、意志或目的以及為達到這些目的而制定的方針、計劃所構成的一種模式。按照戰略的本義來判斷，關于企業戰略的上述三類觀點只是這些觀點分別強調了企業在不同環境、不同條件下企業戰略的不同側重點，相互之間并無本質的差別。在激烈競爭環境條件下，能否取得競爭優勢關系到企業的生死存亡，取得競爭優勢是影響企業全局發展的最核心的問題，企業戰略的重點自然是確定企業的競爭優勢。當競爭的強度不足以影響到企業的生存發展，或者競爭均勢已經形成，競爭者相互都無法擊敗競爭對手時，勵精圖治，積蓄力量，發展壯大自己便成為企業發展的重點。在此之時，企業戰略的重點理所當然地轉向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合理配置企業資源，謀求企業資源的有效利用方面。確定和實施企業的長期目的和目標離不開對競爭發展態勢的判斷和對企業資源配置的考慮，目標戰略理論只是抽象掉競爭重點或資源利用重點等具體情形而對企業戰略所作的抽象。它們的共同特質是都沒有脫離戰略的一般涵義。正因如此，在管理領域，一般將戰略理解為實現長期目標的方法，一個單位所應用的戰略是為使該單位的技能和資源與在外部環境中發現的機會相適應所作的謀劃。

戰略成本管理包括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從成本角度分析、選擇和優化企業戰略；二是對成本實施控制的戰略。前者是企業戰略中的成本側面，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礎上為了提高成本管理的有效性而對成本管理制度、方法和措施等所進行的謀劃。

一、成本及其本質

（一）成本本質的一般理解

在會計研究領域，成本是一個發展變化最大的概念之一。財務會計學認為成本是取得資產的代價，或是生產產品和提供勞務所發生的支出。這一認識目前普遍為人們所接受。管理會計學則認為，成本是實現一定目標未來要付出或承擔的價值犧牲，甚至包括在決策過程中可能要放棄相應收益的代價。美國會計學會在《成本概念與標準》的報告中給出如下定義：成本是為了實現一定的目的而付出（或可能要付出的）、用貨幣測定的價值犧牲。這一概念充分考慮了成本的內涵與外延，概括內容相當廣泛，且十分抽象，因為它不僅僅局限在某個具體的成本計算對象上，而是擴展到企業生產經營目的上。它強調成本是在特定目標下將要付出的價值犧牲，并以此認識為基礎，重整企業的成本規程，為企業的成本控制服務。同時，提醒我們在設計成本計算程序或為成本管理提供服務時，必須緊緊圍繞著企業生產經營管理目的來展開。

我們注意到，這一定義給出的成本本質內涵是“價值犧牲”，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筆者覺得這一說法過于抽象。價值是貨幣計量的結果和表現，此處的價值是貨幣計量什么事物的結果和表現呢？我們認為不管這一事物是什么，它才是成本的本質。我們在企業成本管理中必須認清這一事物，才能使成本管理變得具體，其方法的運用才會可靠有效。

馬克思指出：“商品W的價值，用公式來表示是W=c+v+m.如果我們從這個價值中減少剩余價值m，那么在商品中剩下的只是一個在生產要素上耗費的資本價值C+V的等價物或補償價值——商品價值的這個部分，即補償所消耗的生產資料價值和所使用的勞動力價格的部分，只是補償商品及資本家自身耗費用的東西，所以對資本家來說，這就是商品成本價格”。這是我們一直信奉的關于成本本質內涵的經典論述。馬克思從補償角度論述了“資本耗費”這一成本范圍。資本耗費即成本，只包括C、V兩個部分。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生產成本即生產費用，是生產過程中耗費的資本，是指商品生產中實際消耗的不變資本（C）和可變資本（V）所構成的價值，不包括剩余價值（m）部分。而西方微觀經濟學認為，商品的生產成本是指生產活動中使用的生產成本，如果活勞動社會必要勞動耗費價值補償不足，就會從（m）中加以補償。這一觀點其實也是從補償角度來認識成本，是馬克思資本耗費的延伸和擴展，具有明顯的實用性（實用主義）。在會計中，資本家的資本表現為一種權益，投入企業后，總是對應著一定的占用形態，而表現為資產，因此從占用形態來說，權益以資產而存在，然而，在企業生產經營中資本家的權益不會被耗費，被耗費的實際是資產。因此資本耗費從會計觀點來看，就是資產的消耗，或者說，資本耗費是以資產消耗加以確認和計量的。而資產是一種企業擁有或可控制的經濟資源。

（二）資源及其企業觀

【摘要】戰略是理論中一個較新的課題，在全球化的今天，的成本管理越來越成為企業經營和發展的重中之重。本文是從企業成本管理的角度出發，由戰略成本管理的概念及內涵入手，初步探討了戰略成本管理的基本思想及成本管理的特點，并簡要分析了構成戰略成本管理的基本框架為價值鏈分折、戰略定位分析、成本動因分析。特別是這其中成本動因分析對目前的企業經營最為重要。本文著重從結構性成本動因及執行性成本動因兩個方面做了深入闡述并提出了相應的成本決策。期望可以給企業的經營者和決策者以一些啟迪。

【關鍵詞】戰略成本管理成本成本動因分析成本決策

一、戰略成本管理概述

（一）戰略成本管理的概念及內涵

“戰略”一詞原屬軍事術語。將“戰略”觀念運用于企業管理形成了企業戰略管理，其定義為：企業的高層領導為了保證企業持續經營和不斷發展。根據對企業內部條件和外部的分析，對企業的全部生產經營活動所進行的根本性和長遠性的謀劃和指導。戰略管理思想對成本會計系統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戰略成本管理（StrategicCostManagement）的提出。

成本管理是企業管理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成本管理中導入戰略管理思想，實現戰略意義上的功能擴展，便形成了戰略成本管理。戰略成本管理就是運用成本數據和信息，來發展及確認能促進競爭優勢的最優戰略。

摘要餐飲是人們日常生活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餐飲業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隨著人類對餐飲的不斷追求而發展起來的。近年來，我國餐飲業發展迅速。各色各樣的餐館得到很好的發展，要想在餐飲業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立于不敗之地，關鍵就是要在經營中努力創造出自己的特色。產品和服務的創新，新的管理理念，更重要的是餐飲業的成本控制。餐飲企業的運作與經營除了有其特殊性之外，也有與其他服務企業相同的方面，同樣要進入經營市場，同樣要參與經營競爭。而面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餐飲企業要提高效益、要健康發展，就必須立足經營管理實際，建立成本管理體系，加強財務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服務質量，最大限度提高市場占有率。餐飲企業的日常經營消耗絕大部份都是菜品的原材料上，如何有效地降低原材料的成本和損耗，成為餐飲成本控制的關鍵。

關鍵字：【內容】【發展】【成本控制】【管理】

一.餐飲業成本控制的內容和特點

餐飲產品成本控制是餐飲市場激烈競爭和有效持續經營的客觀要求，是企業財務管理的核心。餐飲企業要生存、求發展，就必須降低成本、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增強企業競爭力。餐飲成本是指餐飲企業一個生產和銷售周期的各種耗費或支出的總和。它包括采購、保管、加工和出售各環節產生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兩部分。餐飲成本控制是指以目標成本為基礎，對日常管理中發生的各項成本所進行的計量、檢查、監督和指導，使其成本開支在滿足業務活動需要的前提下，不超過事先規定的標準或預算。搞好餐飲業成本控制是提高其競爭力的關鍵。

餐飲成本的特點決定了餐飲成本的控制具有一定的難度。餐飲成本的特點一是變動成本是餐飲產品價格結構的基礎。餐飲產品與其他企業產品有某種相似的地方即都要購進原材料進行生產，產品的價格結構中，占較大比例的是原材料成本。除營業費用中的折舊、大修理、維修費等是餐飲管理人員不可控制的費用外，其它大部分費用及食品飲料成本都是餐飲管理人員能夠控制的費用。這些成本和費用的多少與管理人員對成本控制的好壞直接相關，而且這些成本和費用占營業收入的比例很大。二是人工成本在餐飲產品價格結構中所占比率大。由于餐飲產品不能大批量地進行機械化生產，而是根據顧客的需要進行小批量加工生產，大部產品不能夠儲藏，須由服務員直接向顧客提供服務，因而人工成本大大增加。在定價時人工成本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三是成本泄漏點多，餐飲成本和費用的大小受經營管理的影響很大。食品飲料的成本控制、餐飲的推銷和銷售控制的過程中涉及許多環節：采購——驗收——貯存——發料——加工切配和烹調——餐飲服務——餐飲推銷——銷售控制。某個環節控制不嚴都可能導致成本的增加。

二.成本控制在餐飲業中的重要性

環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計量新問題，是一個非凡有爭議的領域，主要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管制的收益和成本牽涉到現成市場計量辦法無能為力的要素，如健康收益和景觀美感改善的價值等；第二，政策制定者不愿使用如“人類生命價值”這類的貨幣計量手段，來評估環境管制的得和失。當然第二點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環境經濟學家在評估“非市場化”（non-rnarket）的環境服務方面已取得了重要的進展。自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的“環境革命”至今，環境經濟學在收益和成本計量方面，主要取得了以下兩點進展：首先，環境以及其他領域的經濟學家發展出了利用環境質量和各種市場化產品之間關系的技術，即間接市場法（indirectmarketmethods）。這些方法答應我們從市場化產品，以及以各種方式和其相關的物品的價格，來推測環境質量改善的價值。其次，環境經濟學家還借助于在經濟學領域一直存在爭議的個人直接調查法（directquestioningofindividuals），即直接問詢個人對環境服務的估價。如個人直接調查法中“或有評估”法，能被用來引出明確而可靠的環境質量改善的個人評價。在轉入評述之前，需簡略說明我們是如何界定這個文獻評述的。為了這一目的，我們嘗試對“環境經濟學”和“自然資源經濟學”作一劃分。自然資源經濟學的突出特征是，它專注于可再生的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的跨期（inter-temporal）配置。自然資源經濟學理論是運用動態控制方法來分析跨期資源利用新問題的典型，它起始于Hotelling。的一篇開創性文章。此后，關注漁業、森林業、礦產業、自然能源、瀕危物種的管理以及可持續發展的文獻大量涌出。我們評述的對象不包括這類文獻。此外，必須指出的是，環境經濟學和自然資源經濟學的劃分界線是相當模糊的。然而，為了使文獻評述易于處理，我們將集中于環境管制的兩個重要方面：環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評估和分配，來展開評述。一、環境質量變化價值的評估環境經濟學文獻的標準方法，是將生產過程中的廢物排放導致的污染，作為“公害”（public“bad”）來處理。cornes和Sandler以及Baumol和Oates，將代表性個人的效用函數、產品生產函數及環境質量水平函數，表述為如下基本關系：（1）代表性個人的效用被表示為消費品向量和環境質量水平的函數，并隨著消費品數量的增加而提高，隨著環境質量水平的下降而降低。（2）環境質量水平被表示為廢物排放量的函數，隨著廢物排放量的下降而提高。（3）產量被表示為傳統投入品（如勞動和資本）向量、廢物排放量以及環境質量水平的函數，并隨著傳統投入品、廢物排放量以及環境質量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這個函數關系中，廢物排放被簡單視作為一種生產要素。降低廢物排放量將意味著，部分其他的投人品將被用于廢物削減活動，從而減少了用于產品生產的其他生產要素的數量。假如從這個角度看，是不難理解的。簡言之，降低廢物排放量將導致產量的下降。產品生產函數將環境質量水平作為一個自變量，是因為污染對產品生產（如對四周的洗衣店或農業生產）產生負面效應。在最簡化的情況下，環境質量的提高可視為所有生產者的廢物排放量減少的總和。這里有兩種情形值得關注。第一種是，假如消費者（或廠商）將環境質量視為非個人所能控制的，我們能定義居民對環境質量變化的評價值，然后，根據污染水平的變化，來推測居民對環境質量變化的評價。第二種情形更為復雜。有時通過使用一些投入品，能削弱污染的影響。例如，藥品可用來減輕由空氣污染引發的呼吸道疾病癥狀。這樣，就必須改寫環境質量水平函數，在改寫后的函數中，自變量有污染水平和用來減輕損害的投入品。這樣，必須評價的是污染水平而不是居民的評價，因為居民的評價不再是外生的了。對廠商而言，環境質量變化的價值，是當環境質量變化時廠商利潤的變化量。不論所討論的是廠商對環境質量改善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還是廠商對環境質量下降的賠償接受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WTP），這個數量是相同的。對消費者而言，污染水平變化的價值依靠于初始的產權配置。假如消費者被視為必須為環境質量的改善而付費，他們應該愿意為這個變化而支付的最大額是，當環境改善時，為達到他們原先的效用水平必須的支出的下降。另一方面，假如消費者被視為擁有更高水平的環境質量的權和，因為環境質量的下降，必須要對其進行賠償，那么大多數人愿意接受的最小數額是，為達到原先的效用水平，他們必須花費的額外數量。一般而言，和環境質量下降相對應的賠償接受意愿，將高于為相同數量級環境質量改善的支付意愿。正如Hanemann所表明的，接受意愿超出支付意愿的數量，直接隨著對環境質量需求的收入彈性的變化而變化，同環境質量和私人物品之間的替代彈性成反向關系。假如對環境質量需求的收入彈性為零，或環境質量是對一私人物品的完美替代，支付意愿應該等于接受意愿。然而，假如環境質量和私人物品之間的替代彈性是零，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之間的差額可能是無窮大。因此，采用哪個評估概念，是支付意愿還是接受意愿更為合適，取決于所探究的新問題。環境質量變化價值的定義，并不是依靠自己來單獨地描述環境政策福利效應的所有方面。環境質量的改善除了改變空氣和水的質量外，可能還會改變價格。因此，除了評估質量變化之外，還必須評估這些價格變化。相比于評估質量變化，評估價格變化是相當直觀的。對價格下降的支付意愿，恰好是在價格下降時消費者為達到原先的效用水平而必須支付的下降。對價格上升的補償接受意愿，是當價格上升時為達到低價格水平時的效用而必須的支付增加。不像環境質量變化的情形，對一個價格上升的補償接受意愿超過對一個價格下降的支付意愿的數量，僅是收入效應的規模。只要對所討論物品的支付是總支出中的一小部分，這兩個福利指標之間的差額將是非常小的。而且，以消費者剩余，即馬歇爾需求曲線左邊的面積，作為支付意愿或接受意愿，在大多數情形下，所產生的誤差不超過5。環境質量變化價值的定義，存在的一個新問題是，并不是所有的環境收益都是確定的。Jones－Lee利用事前方法和事后方法，給出了結果不確定情形下的環境質量變化價值的定義。至此，我們到了需討論評估環境質量變化價值的主要方法的時候了。二、評估環境質量收益的間接方法經濟學家在評估環境質量變化的價值時，常使用以下三種方法：預防行為法、弱互補法以及享樂市場法。（一）預防行為法預防行為法（theavertingbehaviorapproach）依靠于這樣一個事實，通過一些預防或避免辦法來減輕污染造成的損害。因為，一般來說，人們不會花過多的錢來避免出現某一新問題，而寧愿花更多的錢來解決由某種新問題造成的后果，預防支出可提供由污染造成的損害的下限估計。只要其他投入品能用來補償污染的效應，污染水平小幅度變化的價值，可通過用于補償污染變化的投入的價值來估量。評估污染的非邊際變化，必須知道受污染影響的物品的成本函數和這種物品的邊際價值函數。當所討論的這種物品是非市場產品時，邊際價值函數的估計將變得非常困難。預防行為法的適用范圍，明顯受到污染效應能被其他投入品削弱情形的約束。受污染損害的廠商，大多分布在農業、森林業、以及漁業等領域。在農業的情形下，澆灌能補償全球變暖對農產品產出的影響。同樣地，資本（漁船和索具）和勞動能補償因水污染而導致的存魚量下降的影響。對于受污染損害的居民而言，預防行為法能被用來評價健康損害和由空氣污染導致的受污損害。一方面，居民能夠通過避免和污染的接觸，或者，一旦接觸，通過削弱接觸的影響，來避免健康損害。例如，安裝室內清潔器過濾污染空氣，或靠瓶裝水來解決當地飲水供給新問題。（二）弱互補法預防行為法利用污染和其他投入品之間的替代，而弱互補法（theweakcompleme－ntaritiesapproach）則是利用環境質量和購買的商品之間的互補性，來評估環境質量變化的價值（Moler；BockstaelandMcConnell）。在實踐中，弱互補法最常用于評估休閑娛樂場地的貢獻。盡管場地訪問沒有市場價格，但是它們的成本可通過加總到場地的旅行成本（包括時間成本和所有的門票費）來估算。在測度以場地質量作為自變量的場地訪問次數函數時，存在的一個新問題是，在訪問場地的人們之間，對場地質量的評價沒有差別。對這個新問題的一個通常解決方法是使用變化的參數模型，它使場地質量以和旅行成本或收入相乘的方式進人休閑娛樂需求函數，旅行成本或收入，在家庭之間是有差異的。這種方法的一個缺陷是，它答應對一特定場地的訪問次數，僅依靠于訪問場地的成本，訪問替代場地的成本不在考慮范圍之內。這等價于假定所有的場地之間都是完美的替代品。假如希望評估幾個場地的環境質量變化，這種變化參數模型可能會給出一個具有誤導性的結論。評估環境質量變化的第二種方法是離散的選擇模型。這個方法考察在特定的某一天，把對某一場地的選擇作為一個訪問其他場地的成本和其他場地質量的函數。假如在休閑娛樂的第一天，對某一地的訪問可視作獨立于在另一天對該地的訪問，一個簡單的離散選擇模型，如多元logit回歸分析，能被用于對場地選擇的條件回歸（BinkleyandHanemann；FeenbergandMills）。離散選擇模型的優點是，訪問一地的概率依靠于訪問其他場地的成本和其他場地的質量水平。這個模型的缺點是，在某一天，是否旅行的決策以及所要訪問的場地，獨立于季節。以前的旅行數量既不影響個人在某一天對旅行場地的選擇，也不影響他是否旅行的決策。這樣，這些模型必須和猜測總的旅行數量的模型相結合，才可有效使用。（三）享樂市場法享樂市場法（hedonicmarketmethods）又可分為享樂財產法和享樂工資法。它們具有的特征是，使用多元回歸分析統計方法，在相關的市場中分離出環境成分的價值。享樂財產價值探究，試圖將財產價值按其構成特征分解開來。例如，可能會發現在所有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財產在污染區域比在潔凈區域的價值低。多元回歸分析將財產價值和污染分離開來，這樣便可確定減少污染的支付意愿（Epple；Ohsfeldt）。享樂工資法和享樂財產法基本相同，試圖把用于補償工人在工作中，承受危險的部分和其他工資部分分離開來，這可用來確定工人的補償接受意愿（Dickens）。享樂市場法主要用于評價在市區，由空氣污染、接觸有毒廢棄物等引起的不舒適，它反映在房屋價格和工資上。它也被用于通過考察使工人自愿接受工作風險的補償，來評估死亡率風險的價值。三、評估環境質量收益的或有估價方法盡管上文所描述的間接市場方法，能用來評價許多污染削減的情形，但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卻不適用。在適當的預防行為不存在時，間接方法不能用來估算因污染削減引致的發病率下降的收益。另外，有一類收益－－非使用價值（nonusevalues），甚至在原則上也是不能用間接市場方法來估算的。非使用價值反映的是，人們普遍擁有為改進和保護那些即使從不使用的資源的支付意愿。如保護瀕危物種，或提高某一名勝古跡所在地區的能見度。就名勝古跡而言，這一獨特資源的價值損失將是巨大的，即便對那些從未參觀過，并且也可能永遠不會去參觀的人來說。因為這一價值不是產生于直接使用或潛在使用，它代表一種非常不同的價值類型。這表明直接調查在估算污染控制收益中能起到一定的功能。典型地，直接調查或或有估價探究，問詢受訪者對某一產品的評價，如對釣魚或打獵一天愿支付多少等，而不是就污染濃度削減本身做出評價。用或有估價方法（the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評價的物品例子有：某地水質改善使得捕魚和游泳活動變得可行（carsonandMitchell）、削減空氣污染改善空氣能見度（DecisionFocusIncorporated）、保護瀕危物種的價值（BowkerandStoll）、以及遠離呼吸道疾病的天數（Dickieetal）。任何或有估價探究必然包括：（1）對所要估價商品的描述；（2）支付方式；以及（3）引出受訪者的估價的方法。在對和娛樂相關的物品估價探究中，假設的支付可能采用使用者費（userfee）或增加稅收的形式；在改善能見度的情形下，可能采用公用事業費的形式，因為空氣質量惡化可能是由發電廠的污染引起的。為決定個人愿為環境改善支付的最大數額，訪問者可簡單地問詢這一數額是多少（末端開口的），或訪問者要求受訪者在幾個給定的數額選項中選擇一個（末端封口的）。末端封口的新問題對于受訪者輕易回答，因而比末端開口的新問題能得到更為可靠的信息，非凡是當被評價的物品是非傳統市場物品時。這一點似乎得到了普遍的認同。對于一個受訪者從未評價過的物品，例如能見度的改善，末端開口的新問題經常使得受訪者的回答，分布在最低端和非常大的數字這兩個極端。這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受訪者在回答時沒有一個參照標準，不愿經過必要的推理來發現要他們評估的物品的價值。相比而言，回答給出選項的新問題較為簡單，類似在傳統的市場上購買商品。必須承認，盡管或有估價方法自出現以來，經過了不斷完善，但是許多人對這一方法仍心存疑慮。也許最有力的批評是對或有估價新問題的回答是假設性的，它們代表聲稱的而不是實際的支付意愿。已有一些文獻將或有估價新問題的回答，和對同一商品的實際支付進行對比探究。聲稱的支付意愿和實際支付意愿的差異，取決于商品是共用物品還是私人物品、新問題設計的技術、以及是支付意愿還是補償接受意愿。對私人物品的聲稱支付意愿和實際支付意愿的對比實驗，發現兩者的均值之間并沒有顯著的統計性差異（Dickie，FisherandGerking）。當所比較的是聲稱的補償接受意愿和實際的接受意愿時，結果并不是這樣。在三個涉及到對捕獵許可的補償接受意愿的實驗中，Bishop、Heberlein和Kealy發現有二次實際接受意愿，顯著地統計性低于聲稱的接受意愿。當所評估的商品是共用物品時，聲稱的支付意愿不同于實際的支付意愿（Kealy，DovidioandRockel）。對或有估價方法的其他批評集中于以下三點：（1）個人在回答新問題時可能會策略性地行事，即，假如虛報支付意愿能提高改善的可能性，個人便會虛報支付意愿；或假如低報支付意愿能減少個人的成本份額，個人便會低報支付意愿；（2）對所要評估的物品不熟悉的事實；（3）對一種物品的支付意愿通常遠遠低于對失去這種物品的補償接受意愿。在驗證對共用物品的聲稱的支付意愿，是否隨著所使用的融資方法不同而變化的實驗室試驗，檢測到了回答者存在著策略性行為。VetnonSmith表明策略行為并不構成新問題，因為有效的策略行為需要付出努力。假如所要評估的物品并不為受訪者所充分了解，或有估價的回答可能是不可靠的：回答的數額差異過大且分布過散，甚至回答者對一項正常物品，可能表現出“少”比“多”好的傾向!這是一個嚴厲的批評：人們對所要評估的地下水污染或生物多樣性真的充分了解嗎?幸運的是，通過觀察回答是如何隨所提供的有關所要評價物品的信息量而變化的，對這一批評做出回應是可能的。假如價值被很好地定義，平均起來，它們不應隨信息量微小的變化而變化。這項工作中的一個驚人發現是，對環境質量改善的支付意愿，通常比對同等程度的環境惡化的補償接受意愿小許多倍（KnetschandSinden）。這有時被解釋為調查方法不理想所造成的。一些經濟學家提出的另一個解釋是，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不一致，是由個人對同一項交易買和賣的了解程度不同所導致的（BrookshireandCoursey）。他們在實驗中發現，經過幾個回合的交易以后，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趨于一致。Kahneman、Knetsch和Thaler發現，對交易雙方都很熟悉的商品，經幾輪交易后，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的不一致性并未消失，他們認為兩者的不一致性，來自于財產權的初始配置（即“稟賦效應”）。四、環境管制成本的度量環境管制的成本，可用和度量環境管制收益相同的概念來度量，即，利用和管制、價格或收入變化相關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剩余的變化來度量。當環境管制影響像電力這類重要的中間品生產者時，度量環境管制對整個經濟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可能需要利用可計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去準確地度量環境管制的社會成本。Hazilla和Kopp利用一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計算1981－1990年間，美國實施《清潔空氣法案》和《清潔水法案》的社會成本。在模型中，廠商能通過改變它們的收入和產出的選擇來適應這些管制，這些管制對企業的影響被模型化為向上傾斜的廠商成本函數。用這個方法得出的社會成本的估計量，和美國環境保護局的企業執行成本（compliancecosts）估計量相比是非常有意義的。美國環境保護局估計1981－1990年間企業的《清潔空氣法案》和《清潔水法案》的執行成本是425億美元（1981年美元）。Hazilla和Kopp估計的成本是283億美元。較低的數字反映了環境保護局所使用的支出法忽視了替代的可能性。然而，在長期，《清潔空氣法案》和《清潔水法案》的社會成本超過了簡單支出法的估計量，這是因為收入下降對儲蓄和投資產生了影響。。Jorgenson和Wilcoxen。在對環境管制對美國經濟增長影響的分析中，度量了這一效應。利用美國經濟的一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Jorgenson和Wileoxen估計出在1973－1985年間，實施污染控制使美國每年GNP增長率下降了O.191個百分點。張友國和鄭玉歆利用一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對2003年7月1日中國開始施行的排污費改革進行了模擬。模擬的結果表明，在獲得環境效益的同時，排污費改革對經濟增長以及就業率的不利影響十分有限。單一的排污費改革只不過使經濟增長率降低了0.06個百分點；即使將排污費收入專款專用，經濟增長率也只降低了0.11個百分點，在這種情景下總就業增長率也只降低了0.2個百分點。五、環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分配除了考察環境管制的收益和成本之外，知道誰為污染控制活動付費和誰從污染控制活動中受益，也是一個令人非常感喜好的新問題。典型地，環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效應探究，主要是從貨幣收入方面進行的。為了確定環境管制的收益是如何在不同收入階層分配的，必須度量管制是如何改變不同收入群體的物理環境的。在一項針對整個美國空氣質量改善的管制收益分配探究中，Gianessi、Peskin和Wolff發現，在收益分配方面存在著顯著的地區性差異，空氣質量改善的收益大部分集中在更為工業化的城市區域，非凡是重工業地區，而農村居民受益很少。甚至在同一個大城市里，空氣質量差異也可能很大。因為窮人通常居住在污染最為嚴重的城區，他們被認為是削減空氣污染不成比例的大的受益者，有證據表明事實的確如此（AsehandSeneca）。然而，這也可能是真實的，隨后某些間接效應可能會抵消這類收益。例如，在原來空氣污染相當嚴重的地區，污染削減可能會增加對該地住房的需求，從而使房租上升，使低收入的租房者被替代。總而言之，這是一個復雜的新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在環境管制成本分配方面的結論更為確定（ChristainsenandTietenherg）。利用產業的污染控制成本數據，能夠估算出成本是如何影響各類商品價格的，依次地，估算出價格升高是如何降低不同收入階層的真實收入的。這類探究（Gianessiand：Peskin）通過考察《清潔空氣法案》的成本分配模式，發現低收入群體承擔的成本占他們收入的比例要高于高收入群體。Robison利用投入－產出模型，來估計產業污染控制成本的分配，也得出了這個結論。然而，環境管制的分配效應并不總是有益的，不應夸大它的重要性。應強調的是，環境管制的主要目標是經濟意義上的資源有效配置。正如Freeman所強調的，環境管制并不能很好地適用于實現再分配的目標。六、環境管制成本－收益分析在環境標準設置中的應用在這部分，我們以美國為例，對成本－收益分析在環境標準設置中的應用進行述評。這自然地把我們引向了成本－收益度量領域探究重點的討論。盡管1989年以來，成本－收益分析在美國環境管制中還未得到廣泛應用，但在美國總統行政命令和立法過程中，這種方法的應用還是得到了一定的發展。1936年《洪水防治法案》包含了一項首次要求應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法律條文。從那以后，有一些法律被認為是限制了政策制定者考慮成本－收益新問題，當然也有另外的法規，明確要求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對成本－收益新問題進行權衡（Arrow，etal.）。自卡特直至克林頓任總統期間，均要求以正式的程序對重大的環境、健康和平安管制條例進行經濟影響評價。1993年，總統行政令12866號和12875號取代了12991號和12498號行政命令。新行政令強調，管制辦法只有通過合理的成本－收益分析后，才能被認可，并規定所有重要的管制行動均要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國會僅對在特定的情況下應用成本－收益分析表示支持。1990年，《清潔空氣法案》修正案第7章812款，要求環保局對《清潔空氣法案》自1970年到1990年期間所產生的收益和成本進行綜合分析。1996年《飲用水平安法案》的修正案，授權環保局在制定標準時考慮整體的風險降低，并要求環保局對新的管制辦法進行成本－收益分析。而且，這些修正案還答應環保局依據成本－收益分析的結果，來調整最高污染物水平標準。更進一步，1995年國會頒布了《非資助性命令改革法案》（unfunded。Mandates：ReformAct），該法案要求對所有擬議中的和最終的管制條例，進行收益和成本的數量比較，其中包括年度費用在l億美元以上的環境管制辦法。此外，這項法案要求環保部門選擇成本最低的管制辦法，或者對不能選擇成本最低的辦法做出解釋；然而據資料顯示，這些有關成本－收益權衡的政策，對規則制定機構只具有有限的約束力（Hahnetal.）。上面的評論表明，成本－收益分析在設置環境標準中并沒有被完全忽略，而是被有選擇地使用。由此，人們可能會認為，既然分析的結果在管制污染的活動中得不到應用，政府不應該再花費資源進行成本－收益分析了。但是，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即使在不要求進行成本－收益分析的領域，這類探究也是有用的。它們可能會影響立法者和管制者的觀點。非凡是在調整環境標準時，成本－收益信息對調整決策還是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環境管制收益與成本的計量問題，是一個特別有爭議的領域，主要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管制的收益與成本牽涉到現成市場計量措施無能為力的要素，如健康收益和景觀美感改善的價值等；第二，政策制定者不愿使用如“人類生命價值”這類的貨幣計量手段，來評估環境管制的得與失。當然第二點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環境經濟學家在評估“非市場化”（non-rnarket）的環境服務方面已取得了重要的進展。自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的“環境革命”至今，環境經濟學在收益與成本計量方面，主要取得了以下兩點進展：首先，環境以及其他領域的經濟學家發展出了利用環境質量與各種市場化產品之間關系的技術，即間接市場法（indirectmarketmethods）。這些方法允許我們從市場化產品，以及以各種方式與其相關的物品的價格，來推測環境質量改善的價值。其次，環境經濟學家還借助于在經濟學領域一直存在爭議的個人直接調查法（directquestioningofindividuals），即直接問詢個人對環境服務的估價。如個人直接調查法中“或有評估”法，能被用來引出明確而可靠的環境質量改善的個人評價。

在轉入評述之前，需簡略說明我們是如何界定這個文獻評述的。為了這一目的，我們嘗試對“環境經濟學”和“自然資源經濟學”作一劃分。自然資源經濟學的突出特征是，它專注于可再生的與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的跨期（inter-temporal）配置。自然資源經濟學理論是運用動態控制方法來分析跨期資源利用問題的典型，它起始于Hotelling。的一篇開創性文章。此后，關注漁業、森林業、礦產業、自然能源、瀕危物種的管理以及可持續發展的文獻大量涌出。我們評述的對象不包括這類文獻。此外，必須指出的是，環境經濟學與自然資源經濟學的劃分界線是相當模糊的。然而，為了使文獻評述易于處理，我們將集中于環境管制的兩個重要方面：環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評估與分配，來展開評述。

一、環境質量變化價值的評估

環境經濟學文獻的標準方法，是將生產過程中的廢物排放導致的污染，作為“公害”（public“bad”）來處理。cornes和Sandler以及Baumol和Oates，將代表性個人的效用函數、產品生產函數及環境質量水平函數，表述為如下基本關系：（1）代表性個人的效用被表示為消費品向量和環境質量水平的函數，并隨著消費品數量的增加而提高，隨著環境質量水平的下降而降低。（2）環境質量水平被表示為廢物排放量的函數，隨著廢物排放量的下降而提高。（3）產量被表示為傳統投入品（如勞動和資本）向量、廢物排放量以及環境質量水平的函數，并隨著傳統投入品、廢物排放量以及環境質量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這個函數關系中，廢物排放被簡單視作為一種生產要素。降低廢物排放量將意味著，部分其他的投人品將被用于廢物削減活動，從而減少了用于產品生產的其他生產要素的數量。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是不難理解的。簡言之，降低廢物排放量將導致產量的下降。產品生產函數將環境質量水平作為一個自變量，是因為污染對產品生產（如對周圍的洗衣店或農業生產）產生負面效應。在最簡化的情況下，環境質量的提高可視為所有生產者的廢物排放量減少的總和。

這里有兩種情形值得關注。第一種是，如果消費者（或廠商）將環境質量視為非個人所能控制的，我們能定義居民對環境質量變化的評價值，然后，根據污染水平的變化，來推測居民對環境質量變化的評價。第二種情形更為復雜。有時通過使用一些投入品，能削弱污染的影響。例如，藥品可用來減輕由空氣污染引發的呼吸道疾病癥狀。這樣，就必須改寫環境質量水平函數，在改寫后的函數中，自變量有污染水平和用來減輕損害的投入品。這樣，必須評價的是污染水平而不是居民的評價，因為居民的評價不再是外生的了。

對廠商而言，環境質量變化的價值，是當環境質量變化時廠商利潤的變化量。不論所討論的是廠商對環境質量改善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還是廠商對環境質量下降的賠償接受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WTP），這個數量是相同的。對消費者而言，污染水平變化的價值依賴于初始的產權配置。如果消費者被視為必須為環境質量的改善而付費，他們應該愿意為這個變化而支付的最大額是，當環境改善時，為達到他們原先的效用水平必須的支出的下降。另一方面，如果消費者被視為擁有更高水平的環境質量的權和，因為環境質量的下降，必須要對其進行賠償，那么大多數人愿意接受的最小數額是，為達到原先的效用水平，他們必須花費的額外數量。一般而言，與環境質量下降相對應的賠償接受意愿，將高于為相同數量級環境質量改善的支付意愿。正如Hanemann所表明的，接受意愿超出支付意愿的數量，直接隨著對環境質量需求的收入彈性的變化而變化，同環境質量與私人物品之間的替代彈性成反向關系。如果對環境質量需求的收入彈性為零，或環境質量是對一私人物品的完美替代，支付意愿應該等于接受意愿。然而，如果環境質量與私人物品之間的替代彈性是零，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之間的差額可能是無窮大。因此，采用哪個評估概念，是支付意愿還是接受意愿更為合適，取決于所研究的問題。

［關鍵詞］電力企業制度成本管理

［摘要］所謂成本管理就是企業利用各部門提供的各種信息資料，預定成本限額，按限額開支成本和費用，與實際成本和成本限額相比較，衡量經營活動的成績和效果，找出產生差異的原因，并采取措施，消除不利差異，以達到實際中的經濟運行。如何降低燃料采購成本、降低設備能耗、提高機組運行參數、降低財務費用以及降低物資采購成本等等都需要建立新型的企業組織制度和管理制度，成本管理是最基礎的工作。

一、引言

隨著電力體制改革穩步推進，發電企業面臨的外部經營環境壓力愈來愈大。煤炭價格上漲、環保排污收費標準提高等等導致發電成本的攀升；怎么樣面對這些變化的環境造成成本加大，我們該怎么辦？對此，筆者認為公司應該很狠抓內部管理：強化核算，挖潛增效，努力降低企業發電成本，提高市場競爭能力，挑戰外部經營壓力！

二、成本控制的主要思路

1．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求電力企業突破計劃經濟傳統管理模式，轉向以滿足市場需求為目標、創造經濟效益上來。成本管理是企業管理的核心，它貫穿于企業管理的方方面面。同時企業成本在生產經營活動中所發生的各項支出都會受到企業各種管理因素的影響，因此，成本控制要從企業的經營活動、管理措施以及戰略抉擇等方面來進行。現代企業管理不能忽視成本管理。如果一個企業缺少科學的成本管理，或者不規范成本管理行為，則不能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

摘要由于我國公司治理結構與市場結構不匹配，公司治理與所有權成本最小化背離嚴重，我國公司治理失效較為突出。我國公司立法對于公司內部關系的規定應當審慎和靈活，應當具有針對性和可塑性。一方面，立法在選擇和構建我國的公司治理結構時，既要適度超前，以起到引導規范作用，又必須考慮到我國市場經濟結構的不完善和立法體系混亂的情況，不能脫離實際。由于我國所有權的實……

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是近來美國公司法學界所慣用的一個名詞。我國學者有的將之譯為“法人治理”①其所指的含義一般是，公司所有者與經營者分離之后，經營者掌握公司經營大權，但凡人有權必濫，經營者怠忽職守、不負責任及浪費、奢侈甚至與關聯者利益輸送的事情，亦必所在多有。為改善或避免此種情形，之制衡監控設計便十分的重要。這種防止經營者執行公司經營業務時濫權行為的也早已成為晚近公司法學者討論的重心。在我國企業法人的形態較為復雜，治理結構難有統一認同，本文為力求能與國外學者研究企業中監督、防弊范圍相一致，故選擇“公司治理”一詞加以適用。企業法人所有權在我國有學者將其界定為“企業法人依法對自己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企業法人所有權的權屬范圍是企業法人的全部財產，包括：由股東出資形成的財產和企業經營過程中所增值的財產；從權能上說，企業法人對其全部財產享有完全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從抽象屬性上說，企業法人對其財產享有完全獨立的支配權”。②這一定義顯然是在強調法人所有權和其上位民法中所有權概念的一致性，而本文為強調企業所有權與治理結構的內在邏輯聯系，將企業所有權使用經濟學中的定義即對企業的剩余控制權

（residualrightsofcontrol）和對企業利潤或剩余收益（residualearnings）的索取權。由于進入企業的契約不可能是完備的，未來世界是不確定的，要是所有的企業成員都得到固定的合同收入是不可能的，因此產生了企業剩余索取權問題。企業剩余索取權，指的是企業收入在扣除所有固定的合同支付（如原材料成本、固定工資、利息等）之后的余額（利潤）的要求權，由于余額的風險性，剩余所有權的享有者也即企業的風險承擔者。又由于進入企業的契約不完備性和未來世界的不確定性，必須有人決定如何解決契約中的漏洞或解散契約，由此產生了企業剩余控制權問題。剩余控制權指的是在契約中沒有特別規定的活動的決策權。在治理結構層次上，剩余索取權主要表現為在收益分配優先順序列上“最后的索取者”，控制權主要表現為“投票權”。③明確了上述概念界定，那么任何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所有權都必須回答這一問題：是什么樣的因素決定了企業把所有權配置給某一特定種類的利益者？無論這些人是作為出資人的股東還是公司的雇員甚至是公司的債權人。要明了這些因素，則我們有必要再把公司合同集束理論（thenexusofcontractstheory）④加以確立——把公司看作是一個由合同集成的網。更確切的說，公司在本質上是一系列合同的共同簽署人，這些合同中包括同原材料或服務的賣方簽訂的供應合同，同向公司提供勞動力服務的個人簽訂的雇傭合同，同債券持有人、銀行及其他資本供應方簽訂的借貸合同，以及同公司產品的買方簽訂的銷售合同。實際上，企業組織法的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授權建立一個法人——一個單獨的法律上的實體——來充當合同簽署人的角色。需要再一次強調的是，對我們定義的企業來說，是不是擁有自有財產并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強調的目的是為了闡明這樣一個法理：企業所有權與財產權并不象有些人認為的那樣一定與資本的擁有和投入相聯系。因為從廣義上說，企業進行的每一筆交易都建立在他與交易對方之間的非此即彼的兩種關系上。我們把第一種交易關系稱為是“市場合約關系”，即交易的對象不是企業的所有人，只是通過合同與企業有商業往來；而另一種關系，我簡單的稱之為“所有權關系”，也就是說，交易的對方同時也是企業的所有人。如果企業所有權關系完美無瑕，永遠有效，可以完全消除市場合約交易的所有成本，而他自己又不制造任何新的成本，那么所有權成本就無必要。但事實上，所有權關系本身也有成本，其中部分成本就是我們就要討論的公司“治理”成本，它包括企業所有權人集體決策的成本，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以及因集體決策失誤或管理監督不力造成判斷錯誤和管理人員權力膨脹而導致的其他成本。還有一類是與剩余索取權相聯系的風險承擔成本。因此要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問題，就是在成本最低的所有權配置狀態下，企業交易成本的總和應實現最小化，也就是以下兩種成本之和達到最小：（1）企業與非所有人在市場上的交易成本；（2）企業與企業所有人交易的成本。因此如何使所有權成本最低轉化為公司治理層面上的問題就是何種治理模式更有效率。我們前面已經提到所有權的兩項核心權能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為便于分析，把兩項權能的固有成本大致化為三種：管理人員的監控成本，集體決策的成本和風險承擔的成本。

1.管理人員的監控成本與“股東至上”治理模式

在股權分散的商事公司，所有人通常必須把相當大的管理權委托給企業聘用的管理人員。其中大部分決策權委托給董事會行使，董事會再把最具操作性的決策權委托給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這種委托就導致了我們經常提到的“人成本”，為便于討論，我們在這里把人成本劃分為兩個類別：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和因對管理人員監督不力而導致的管理人員機會主義行為的成本。作為企業的所有人要對管理曾進行有效的監督，就必須支付以下這些成本：（1）獲取有關企業運營信息的成本；（2）所有人之間為交換意見和做出決策而溝通信息的成本；敦促管理層執行決策的成本。在這里我把這些成本結合起來稱作“監督成本”。當企業的所有人對管理層監督不力時，管理人員就會有機會偷懶或從事利己交易。但無論管理人員實施了什么性質的機會主義行為，只要它所造成的損失小于監督和阻止這種行為所要付出的成本，從效率角度出發，所有人就應當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所以，人成本就是監督成本與監督不力或有效監督不可能時由管理人員的機會主義行為導致的成本之和。傳統的公司法采取了“股東至上”的治理模式，在立法上的體現就是“股東大會中心主義”，即股東大會享有公司的各種權利，包括公司的經營權利，董事會只享有立法和公司章程規定的有限權力，是股東大會的決議的執行者和股東大會的附庸。⑤伴隨著公司的高速，信息的到來，公司社會責任的提出，使得股份分散化問題、信息不對稱問題、搭便車問題等日益突出，使股東實際上難以行使對公司的直接控制權，如果一定要的話，那么對人數眾多股東來說，要使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能獲取決策所需要的信息，相關的決策成本就不可避免的會成倍的增加，所以對股東提出的任何其他略高的要求都會招致難以想象的高成本。因此，由于所有人追求最大剩余的偏好，必然要求其首先想到從最易降低的監控成本下手——怠于直接監控，轉而依靠榮譽、道德、合同、侵權和刑事的制裁機制。由此傳統的“股東大會中心主義”的治理模式出現了失效問題，出現了股東大會“空殼化”問題。公司立法從“股東大會中心主義”向“董事會中心主義”發展。

2.集體決策成本與“股東至上”公司治理模式。

現代企業制度的特點是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成本管理是企業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通過對成本管理模式的研究，一方面促進了成本管理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企業各項改革措施協調配合，齊步前進，推動企業各項專業管理朝著科技化方向發展。

一、現代企業制度下成本管理模式的設想

長期以來，我國企業實行的是一種以計劃價格為基礎，以事后核算為重點，以完全成本法為內容的算帳報帳型的成本管理模式。這種模式可以說是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相適應。主要表現在：一是盈虧同企業無關，企業成本意識淡薄，損失浪費驚人，甚至不少企業虛盈實虧；二是成本管理方法和手段落后，沒有真正形成科學的成本管理體系，缺乏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的管理方法和現代化的管理手段；三是成本管理的現狀不利于企業轉換經營機制，不利于企業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也不利于企業成本的宏觀調控。這就要求對現行成本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進行改革，并建立新的成本管理模式。

建立新的成本管理模式，首先，要弄清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企業制度的特征和具體要求。只有對此有了深刻了解，才能很好地把握市場經濟規律，自覺擺脫舊的觀念，適應新的形勢。其次，要學習西方國家應用市場經濟規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成功經驗，借鑒其關于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成本管理方法和經驗，為我所用。第三，要保持鮮明的中國特色，要認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異同，要從我國國情出發，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成本管理模式。

筆者認為，新的成本管理模式可以概括為：在微觀管理上，要建立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價格為基礎，以制造成本法為內容，以低成本、高效益為目標，以全面成本管理為核心的現代成本管理體系；在宏觀管理上，要建立以財務成本法規為引導，以合理利用和配置資源為目標，行政、法律和經濟手段并用的宏觀間接調控管理體系。

二、成本微觀管理要建立現代成本管理體系

策略性成本管理（STRATEGICCOSTMANAGEMENT）是于90年代興起的一種最新潮的，具有全面性與前瞻性的現代化管理方法，倍受西歐、美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管理界、企業界的高度重視和極大關注，在現代企業求生存謀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地位越來越重要，是現代企業發展步入良性循環的關鍵一招。其特點是當企業在面對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下，逐漸重視整體的策略規劃已成為現代管理的一大趨勢，成本管理與企業策略的相結合，勢必使企業跨出內部控制的單一角色，迎接外部分析的新領域，以鞏固和贏得企業長期競爭的優勢。

隨著全球經濟競爭的日趨白熾化，企業經營的策略規劃與管理（STRATEGYPLANNING&MANAGEMENT）也愈來愈受到重視，如何制定企業未來發展最佳策略并付諸實施，無疑是企業決策者必須面對的最重要問題，尤其是我們這種外向型企業（注本公司的產品100%外銷）受到外界的干擾和沖擊更大。正因如此，我們針對企業的現狀和特點，以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為出發點，在經營管理的實踐中積極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性成本管理”方法。實行這種現代化的科學管理方法，經過3年多的實踐檢驗，有力地證明了當初的決策是非常明智而理性的，選擇是正確而有效的。它使公司走上了一條質量效益型之路，較好地實現了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形成了良性發展的局面，連續多年進入全國電子元器件百強行列（2002年排名20位，2003年躍居第15位）。

一、項目選擇的理由

由于連續多年受到全球電子行業蕭條及印制電路板行業競爭加劇的影響，致使公司的產品──雙面板及多層板成本偏高，消耗過大，交貨期較長（與國際同行業先進水平相比），缺乏有效的競爭，增加了我們參與國際競爭的難度，其負面效應表現為客戶投訴多、抱怨大，公司訂單劇減，生產任務不飽滿，生產效率低下，最終導致企業生產不景氣、大量裁員，士氣低落的惡性循環（未達到公司的設計能力和投資的預期效果）。面對這一嚴峻現實，我們深知企業內外環境是會快速變遷，未來將面臨高科技、高競爭的動態環境和強大壓力，為有效地評估企業經營績效，預測企業所處的優勢與劣勢，以求在危機發生之前加以消除，從而推動企業蓬勃發展，策略性績效評估制度之發展則有其必要性和現實性；而成本管理正為策略性績效評估的重要一環，不容忽視；基此，二者之結合應用，相輔相成，將有助于企業競爭能力的提高，因此，為了擺脫困境，扭轉局面，我們緊緊圍繞確保交貨期、降低成本、改善品質和服務這個中心主題，從確立策略性成本管理法（SCM）入手，展開一系列的大膽改革和管理創新活動，使之富有成效。

二、策略性成本管理的基本原理

何謂策略性成本管理呢？策略性成本管理是根據市場需求狀況，對企業的實際經營情況，以市場競爭價格為導向，一定的目標利潤為中心，運用量、本、利分析原理，反算企業各項目標成本或控制指標，通過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管理，最終將各項指標控制在目標范圍內，將市場競爭的外部壓力轉化為企業的內在動力，從而贏得企業長期競爭優勢和發展良策的一種管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