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管制收益和成本評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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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計量新問題，是一個非凡有爭議的領域，主要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管制的收益和成本牽涉到現成市場計量辦法無能為力的要素，如健康收益和景觀美感改善的價值等；第二，政策制定者不愿使用如“人類生命價值”這類的貨幣計量手段，來評估環境管制的得和失。當然第二點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環境經濟學家在評估“非市場化”（non-rnarket）的環境服務方面已取得了重要的進展。自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的“環境革命”至今，環境經濟學在收益和成本計量方面，主要取得了以下兩點進展：首先，環境以及其他領域的經濟學家發展出了利用環境質量和各種市場化產品之間關系的技術，即間接市場法（indirectmarketmethods）。這些方法答應我們從市場化產品，以及以各種方式和其相關的物品的價格，來推測環境質量改善的價值。其次，環境經濟學家還借助于在經濟學領域一直存在爭議的個人直接調查法（directquestioningofindividuals），即直接問詢個人對環境服務的估價。如個人直接調查法中“或有評估”法，能被用來引出明確而可靠的環境質量改善的個人評價。在轉入評述之前，需簡略說明我們是如何界定這個文獻評述的。為了這一目的，我們嘗試對“環境經濟學”和“自然資源經濟學”作一劃分。自然資源經濟學的突出特征是，它專注于可再生的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的跨期（inter-temporal）配置。自然資源經濟學理論是運用動態控制方法來分析跨期資源利用新問題的典型，它起始于Hotelling。的一篇開創性文章。此后，關注漁業、森林業、礦產業、自然能源、瀕危物種的管理以及可持續發展的文獻大量涌出。我們評述的對象不包括這類文獻。此外，必須指出的是，環境經濟學和自然資源經濟學的劃分界線是相當模糊的。然而，為了使文獻評述易于處理，我們將集中于環境管制的兩個重要方面：環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評估和分配，來展開評述。一、環境質量變化價值的評估環境經濟學文獻的標準方法，是將生產過程中的廢物排放導致的污染，作為“公害”（public“bad”）來處理。cornes和Sandler以及Baumol和Oates，將代表性個人的效用函數、產品生產函數及環境質量水平函數，表述為如下基本關系：（1）代表性個人的效用被表示為消費品向量和環境質量水平的函數，并隨著消費品數量的增加而提高，隨著環境質量水平的下降而降低。（2）環境質量水平被表示為廢物排放量的函數，隨著廢物排放量的下降而提高。（3）產量被表示為傳統投入品（如勞動和資本）向量、廢物排放量以及環境質量水平的函數，并隨著傳統投入品、廢物排放量以及環境質量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這個函數關系中，廢物排放被簡單視作為一種生產要素。降低廢物排放量將意味著，部分其他的投人品將被用于廢物削減活動，從而減少了用于產品生產的其他生產要素的數量。假如從這個角度看，是不難理解的。簡言之，降低廢物排放量將導致產量的下降。產品生產函數將環境質量水平作為一個自變量，是因為污染對產品生產（如對四周的洗衣店或農業生產）產生負面效應。在最簡化的情況下，環境質量的提高可視為所有生產者的廢物排放量減少的總和。這里有兩種情形值得關注。第一種是，假如消費者（或廠商）將環境質量視為非個人所能控制的，我們能定義居民對環境質量變化的評價值，然后，根據污染水平的變化，來推測居民對環境質量變化的評價。第二種情形更為復雜。有時通過使用一些投入品，能削弱污染的影響。例如，藥品可用來減輕由空氣污染引發的呼吸道疾病癥狀。這樣，就必須改寫環境質量水平函數，在改寫后的函數中，自變量有污染水平和用來減輕損害的投入品。這樣，必須評價的是污染水平而不是居民的評價，因為居民的評價不再是外生的了。對廠商而言，環境質量變化的價值，是當環境質量變化時廠商利潤的變化量。不論所討論的是廠商對環境質量改善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還是廠商對環境質量下降的賠償接受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WTP），這個數量是相同的。對消費者而言，污染水平變化的價值依靠于初始的產權配置。假如消費者被視為必須為環境質量的改善而付費，他們應該愿意為這個變化而支付的最大額是，當環境改善時，為達到他們原先的效用水平必須的支出的下降。另一方面，假如消費者被視為擁有更高水平的環境質量的權和，因為環境質量的下降，必須要對其進行賠償，那么大多數人愿意接受的最小數額是，為達到原先的效用水平，他們必須花費的額外數量。一般而言，和環境質量下降相對應的賠償接受意愿，將高于為相同數量級環境質量改善的支付意愿。正如Hanemann所表明的，接受意愿超出支付意愿的數量，直接隨著對環境質量需求的收入彈性的變化而變化，同環境質量和私人物品之間的替代彈性成反向關系。假如對環境質量需求的收入彈性為零，或環境質量是對一私人物品的完美替代，支付意愿應該等于接受意愿。然而，假如環境質量和私人物品之間的替代彈性是零，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之間的差額可能是無窮大。因此，采用哪個評估概念，是支付意愿還是接受意愿更為合適，取決于所探究的新問題。環境質量變化價值的定義，并不是依靠自己來單獨地描述環境政策福利效應的所有方面。環境質量的改善除了改變空氣和水的質量外，可能還會改變價格。因此，除了評估質量變化之外，還必須評估這些價格變化。相比于評估質量變化，評估價格變化是相當直觀的。對價格下降的支付意愿，恰好是在價格下降時消費者為達到原先的效用水平而必須支付的下降。對價格上升的補償接受意愿，是當價格上升時為達到低價格水平時的效用而必須的支付增加。不像環境質量變化的情形，對一個價格上升的補償接受意愿超過對一個價格下降的支付意愿的數量，僅是收入效應的規模。只要對所討論物品的支付是總支出中的一小部分，這兩個福利指標之間的差額將是非常小的。而且，以消費者剩余，即馬歇爾需求曲線左邊的面積，作為支付意愿或接受意愿，在大多數情形下，所產生的誤差不超過5。環境質量變化價值的定義，存在的一個新問題是，并不是所有的環境收益都是確定的。Jones－Lee利用事前方法和事后方法，給出了結果不確定情形下的環境質量變化價值的定義。至此，我們到了需討論評估環境質量變化價值的主要方法的時候了。二、評估環境質量收益的間接方法經濟學家在評估環境質量變化的價值時，常使用以下三種方法：預防行為法、弱互補法以及享樂市場法。（一）預防行為法預防行為法（theavertingbehaviorapproach）依靠于這樣一個事實，通過一些預防或避免辦法來減輕污染造成的損害。因為，一般來說，人們不會花過多的錢來避免出現某一新問題，而寧愿花更多的錢來解決由某種新問題造成的后果，預防支出可提供由污染造成的損害的下限估計。只要其他投入品能用來補償污染的效應，污染水平小幅度變化的價值，可通過用于補償污染變化的投入的價值來估量。評估污染的非邊際變化，必須知道受污染影響的物品的成本函數和這種物品的邊際價值函數。當所討論的這種物品是非市場產品時，邊際價值函數的估計將變得非常困難。預防行為法的適用范圍，明顯受到污染效應能被其他投入品削弱情形的約束。受污染損害的廠商，大多分布在農業、森林業、以及漁業等領域。在農業的情形下，澆灌能補償全球變暖對農產品產出的影響。同樣地，資本（漁船和索具）和勞動能補償因水污染而導致的存魚量下降的影響。對于受污染損害的居民而言，預防行為法能被用來評價健康損害和由空氣污染導致的受污損害。一方面，居民能夠通過避免和污染的接觸，或者，一旦接觸，通過削弱接觸的影響，來避免健康損害。例如，安裝室內清潔器過濾污染空氣，或靠瓶裝水來解決當地飲水供給新問題。（二）弱互補法預防行為法利用污染和其他投入品之間的替代，而弱互補法（theweakcompleme－ntaritiesapproach）則是利用環境質量和購買的商品之間的互補性，來評估環境質量變化的價值（Moler；BockstaelandMcConnell）。在實踐中，弱互補法最常用于評估休閑娛樂場地的貢獻。盡管場地訪問沒有市場價格，但是它們的成本可通過加總到場地的旅行成本（包括時間成本和所有的門票費）來估算。在測度以場地質量作為自變量的場地訪問次數函數時，存在的一個新問題是，在訪問場地的人們之間，對場地質量的評價沒有差別。對這個新問題的一個通常解決方法是使用變化的參數模型，它使場地質量以和旅行成本或收入相乘的方式進人休閑娛樂需求函數，旅行成本或收入，在家庭之間是有差異的。這種方法的一個缺陷是，它答應對一特定場地的訪問次數，僅依靠于訪問場地的成本，訪問替代場地的成本不在考慮范圍之內。這等價于假定所有的場地之間都是完美的替代品。假如希望評估幾個場地的環境質量變化，這種變化參數模型可能會給出一個具有誤導性的結論。評估環境質量變化的第二種方法是離散的選擇模型。這個方法考察在特定的某一天，把對某一場地的選擇作為一個訪問其他場地的成本和其他場地質量的函數。假如在休閑娛樂的第一天，對某一地的訪問可視作獨立于在另一天對該地的訪問，一個簡單的離散選擇模型，如多元logit回歸分析，能被用于對場地選擇的條件回歸（BinkleyandHanemann；FeenbergandMills）。離散選擇模型的優點是，訪問一地的概率依靠于訪問其他場地的成本和其他場地的質量水平。這個模型的缺點是，在某一天，是否旅行的決策以及所要訪問的場地，獨立于季節。以前的旅行數量既不影響個人在某一天對旅行場地的選擇，也不影響他是否旅行的決策。這樣，這些模型必須和猜測總的旅行數量的模型相結合，才可有效使用。（三）享樂市場法享樂市場法（hedonicmarketmethods）又可分為享樂財產法和享樂工資法。它們具有的特征是，使用多元回歸分析統計方法，在相關的市場中分離出環境成分的價值。享樂財產價值探究，試圖將財產價值按其構成特征分解開來。例如，可能會發現在所有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財產在污染區域比在潔凈區域的價值低。多元回歸分析將財產價值和污染分離開來，這樣便可確定減少污染的支付意愿（Epple；Ohsfeldt）。享樂工資法和享樂財產法基本相同，試圖把用于補償工人在工作中，承受危險的部分和其他工資部分分離開來，這可用來確定工人的補償接受意愿（Dickens）。享樂市場法主要用于評價在市區，由空氣污染、接觸有毒廢棄物等引起的不舒適，它反映在房屋價格和工資上。它也被用于通過考察使工人自愿接受工作風險的補償，來評估死亡率風險的價值。三、評估環境質量收益的或有估價方法盡管上文所描述的間接市場方法，能用來評價許多污染削減的情形，但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卻不適用。在適當的預防行為不存在時，間接方法不能用來估算因污染削減引致的發病率下降的收益。另外，有一類收益－－非使用價值（nonusevalues），甚至在原則上也是不能用間接市場方法來估算的。非使用價值反映的是，人們普遍擁有為改進和保護那些即使從不使用的資源的支付意愿。如保護瀕危物種，或提高某一名勝古跡所在地區的能見度。就名勝古跡而言，這一獨特資源的價值損失將是巨大的，即便對那些從未參觀過，并且也可能永遠不會去參觀的人來說。因為這一價值不是產生于直接使用或潛在使用，它代表一種非常不同的價值類型。這表明直接調查在估算污染控制收益中能起到一定的功能。典型地，直接調查或或有估價探究，問詢受訪者對某一產品的評價，如對釣魚或打獵一天愿支付多少等，而不是就污染濃度削減本身做出評價。用或有估價方法（the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評價的物品例子有：某地水質改善使得捕魚和游泳活動變得可行（carsonandMitchell）、削減空氣污染改善空氣能見度（DecisionFocusIncorporated）、保護瀕危物種的價值（BowkerandStoll）、以及遠離呼吸道疾病的天數（Dickieetal）。任何或有估價探究必然包括：（1）對所要估價商品的描述；（2）支付方式；以及（3）引出受訪者的估價的方法。在對和娛樂相關的物品估價探究中，假設的支付可能采用使用者費（userfee）或增加稅收的形式；在改善能見度的情形下，可能采用公用事業費的形式，因為空氣質量惡化可能是由發電廠的污染引起的。為決定個人愿為環境改善支付的最大數額，訪問者可簡單地問詢這一數額是多少（末端開口的），或訪問者要求受訪者在幾個給定的數額選項中選擇一個（末端封口的）。末端封口的新問題對于受訪者輕易回答，因而比末端開口的新問題能得到更為可靠的信息，非凡是當被評價的物品是非傳統市場物品時。這一點似乎得到了普遍的認同。對于一個受訪者從未評價過的物品，例如能見度的改善，末端開口的新問題經常使得受訪者的回答，分布在最低端和非常大的數字這兩個極端。這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受訪者在回答時沒有一個參照標準，不愿經過必要的推理來發現要他們評估的物品的價值。相比而言，回答給出選項的新問題較為簡單，類似在傳統的市場上購買商品。必須承認，盡管或有估價方法自出現以來，經過了不斷完善，但是許多人對這一方法仍心存疑慮。也許最有力的批評是對或有估價新問題的回答是假設性的，它們代表聲稱的而不是實際的支付意愿。已有一些文獻將或有估價新問題的回答，和對同一商品的實際支付進行對比探究。聲稱的支付意愿和實際支付意愿的差異，取決于商品是共用物品還是私人物品、新問題設計的技術、以及是支付意愿還是補償接受意愿。對私人物品的聲稱支付意愿和實際支付意愿的對比實驗，發現兩者的均值之間并沒有顯著的統計性差異（Dickie，FisherandGerking）。當所比較的是聲稱的補償接受意愿和實際的接受意愿時，結果并不是這樣。在三個涉及到對捕獵許可的補償接受意愿的實驗中，Bishop、Heberlein和Kealy發現有二次實際接受意愿，顯著地統計性低于聲稱的接受意愿。當所評估的商品是共用物品時，聲稱的支付意愿不同于實際的支付意愿（Kealy，DovidioandRockel）。對或有估價方法的其他批評集中于以下三點：（1）個人在回答新問題時可能會策略性地行事，即，假如虛報支付意愿能提高改善的可能性，個人便會虛報支付意愿；或假如低報支付意愿能減少個人的成本份額，個人便會低報支付意愿；（2）對所要評估的物品不熟悉的事實；（3）對一種物品的支付意愿通常遠遠低于對失去這種物品的補償接受意愿。在驗證對共用物品的聲稱的支付意愿，是否隨著所使用的融資方法不同而變化的實驗室試驗，檢測到了回答者存在著策略性行為。VetnonSmith表明策略行為并不構成新問題，因為有效的策略行為需要付出努力。假如所要評估的物品并不為受訪者所充分了解，或有估價的回答可能是不可靠的：回答的數額差異過大且分布過散，甚至回答者對一項正常物品，可能表現出“少”比“多”好的傾向!這是一個嚴厲的批評：人們對所要評估的地下水污染或生物多樣性真的充分了解嗎?幸運的是，通過觀察回答是如何隨所提供的有關所要評價物品的信息量而變化的，對這一批評做出回應是可能的。假如價值被很好地定義，平均起來，它們不應隨信息量微小的變化而變化。這項工作中的一個驚人發現是，對環境質量改善的支付意愿，通常比對同等程度的環境惡化的補償接受意愿小許多倍（KnetschandSinden）。這有時被解釋為調查方法不理想所造成的。一些經濟學家提出的另一個解釋是，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不一致，是由個人對同一項交易買和賣的了解程度不同所導致的（BrookshireandCoursey）。他們在實驗中發現，經過幾個回合的交易以后，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趨于一致。Kahneman、Knetsch和Thaler發現，對交易雙方都很熟悉的商品，經幾輪交易后，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的不一致性并未消失，他們認為兩者的不一致性，來自于財產權的初始配置（即“稟賦效應”）。四、環境管制成本的度量環境管制的成本，可用和度量環境管制收益相同的概念來度量，即，利用和管制、價格或收入變化相關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剩余的變化來度量。當環境管制影響像電力這類重要的中間品生產者時，度量環境管制對整個經濟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可能需要利用可計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去準確地度量環境管制的社會成本。Hazilla和Kopp利用一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計算1981－1990年間，美國實施《清潔空氣法案》和《清潔水法案》的社會成本。在模型中，廠商能通過改變它們的收入和產出的選擇來適應這些管制，這些管制對企業的影響被模型化為向上傾斜的廠商成本函數。用這個方法得出的社會成本的估計量，和美國環境保護局的企業執行成本（compliancecosts）估計量相比是非常有意義的。美國環境保護局估計1981－1990年間企業的《清潔空氣法案》和《清潔水法案》的執行成本是425億美元（1981年美元）。Hazilla和Kopp估計的成本是283億美元。較低的數字反映了環境保護局所使用的支出法忽視了替代的可能性。然而，在長期，《清潔空氣法案》和《清潔水法案》的社會成本超過了簡單支出法的估計量，這是因為收入下降對儲蓄和投資產生了影響。。Jorgenson和Wilcoxen。在對環境管制對美國經濟增長影響的分析中，度量了這一效應。利用美國經濟的一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Jorgenson和Wileoxen估計出在1973－1985年間，實施污染控制使美國每年GNP增長率下降了O.191個百分點。張友國和鄭玉歆利用一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對2003年7月1日中國開始施行的排污費改革進行了模擬。模擬的結果表明，在獲得環境效益的同時，排污費改革對經濟增長以及就業率的不利影響十分有限。單一的排污費改革只不過使經濟增長率降低了0.06個百分點；即使將排污費收入專款專用，經濟增長率也只降低了0.11個百分點，在這種情景下總就業增長率也只降低了0.2個百分點。五、環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分配除了考察環境管制的收益和成本之外，知道誰為污染控制活動付費和誰從污染控制活動中受益，也是一個令人非常感喜好的新問題。典型地，環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效應探究，主要是從貨幣收入方面進行的。為了確定環境管制的收益是如何在不同收入階層分配的，必須度量管制是如何改變不同收入群體的物理環境的。在一項針對整個美國空氣質量改善的管制收益分配探究中，Gianessi、Peskin和Wolff發現，在收益分配方面存在著顯著的地區性差異，空氣質量改善的收益大部分集中在更為工業化的城市區域，非凡是重工業地區，而農村居民受益很少。甚至在同一個大城市里，空氣質量差異也可能很大。因為窮人通常居住在污染最為嚴重的城區，他們被認為是削減空氣污染不成比例的大的受益者，有證據表明事實的確如此（AsehandSeneca）。然而，這也可能是真實的，隨后某些間接效應可能會抵消這類收益。例如，在原來空氣污染相當嚴重的地區，污染削減可能會增加對該地住房的需求，從而使房租上升，使低收入的租房者被替代。總而言之，這是一個復雜的新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在環境管制成本分配方面的結論更為確定（ChristainsenandTietenherg）。利用產業的污染控制成本數據，能夠估算出成本是如何影響各類商品價格的，依次地，估算出價格升高是如何降低不同收入階層的真實收入的。這類探究（Gianessiand：Peskin）通過考察《清潔空氣法案》的成本分配模式，發現低收入群體承擔的成本占他們收入的比例要高于高收入群體。Robison利用投入－產出模型，來估計產業污染控制成本的分配，也得出了這個結論。然而，環境管制的分配效應并不總是有益的，不應夸大它的重要性。應強調的是，環境管制的主要目標是經濟意義上的資源有效配置。正如Freeman所強調的，環境管制并不能很好地適用于實現再分配的目標。六、環境管制成本－收益分析在環境標準設置中的應用在這部分，我們以美國為例，對成本－收益分析在環境標準設置中的應用進行述評。這自然地把我們引向了成本－收益度量領域探究重點的討論。盡管1989年以來，成本－收益分析在美國環境管制中還未得到廣泛應用，但在美國總統行政命令和立法過程中，這種方法的應用還是得到了一定的發展。1936年《洪水防治法案》包含了一項首次要求應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法律條文。從那以后，有一些法律被認為是限制了政策制定者考慮成本－收益新問題，當然也有另外的法規，明確要求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對成本－收益新問題進行權衡（Arrow，etal.）。自卡特直至克林頓任總統期間，均要求以正式的程序對重大的環境、健康和平安管制條例進行經濟影響評價。1993年，總統行政令12866號和12875號取代了12991號和12498號行政命令。新行政令強調，管制辦法只有通過合理的成本－收益分析后，才能被認可，并規定所有重要的管制行動均要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國會僅對在特定的情況下應用成本－收益分析表示支持。1990年，《清潔空氣法案》修正案第7章812款，要求環保局對《清潔空氣法案》自1970年到1990年期間所產生的收益和成本進行綜合分析。1996年《飲用水平安法案》的修正案，授權環保局在制定標準時考慮整體的風險降低，并要求環保局對新的管制辦法進行成本－收益分析。而且，這些修正案還答應環保局依據成本－收益分析的結果，來調整最高污染物水平標準。更進一步，1995年國會頒布了《非資助性命令改革法案》（unfunded。Mandates：ReformAct），該法案要求對所有擬議中的和最終的管制條例，進行收益和成本的數量比較，其中包括年度費用在l億美元以上的環境管制辦法。此外，這項法案要求環保部門選擇成本最低的管制辦法，或者對不能選擇成本最低的辦法做出解釋；然而據資料顯示，這些有關成本－收益權衡的政策，對規則制定機構只具有有限的約束力（Hahnetal.）。上面的評論表明，成本－收益分析在設置環境標準中并沒有被完全忽略，而是被有選擇地使用。由此，人們可能會認為，既然分析的結果在管制污染的活動中得不到應用，政府不應該再花費資源進行成本－收益分析了。但是，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即使在不要求進行成本－收益分析的領域，這類探究也是有用的。它們可能會影響立法者和管制者的觀點。非凡是在調整環境標準時，成本－收益信息對調整決策還是會產生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