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儲備投資范文
時間：2023-04-03 07:53:47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外匯儲備投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在發展中國家里，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速度更加迅猛。根據外管局網站的數據，1999年底，中國外匯儲備約為0.16萬億美元（占全球規模的9％），截至2007年底上升至1.53萬億美元（占全球規模的24％），增長了8.6倍，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全球外匯儲備的最大持有國。
中國外匯儲備的飆升主要歸因于持續的經常項目順差與資本項目順差。自1994年至今，中國經濟連續14年出現了國際收支雙順差。尤其是自2005年7月人民幣匯改以來，由于中國政府選擇了“小幅、穩健、可控”的升值策略，吸引了大量國際短期資本流入中國套利，這加速了中國外匯儲備的累積。僅2007年一年，中國外匯儲備就增長了4619億美元，與2006年底相比增長了43％。如果考慮到央行向中司注入外匯資產，央行要求全國性商業銀行用美元繳納人民幣法定存款準備金等因素，則2007年中國外匯儲備實際增加額超過了6300億美元。
幣種結構
由于中國外管局并未披露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我們只能利用其他國家披露的相關數據來推測中國外匯儲備的幣種構成。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IMF）的“官方外匯儲備幣種構成”（CurrencyCompositionofOfficialForeignExchangeReserves，“COFER”）數據庫提供了138個國家（包括27個工業化國家與106個發展中國家）匯總后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雖然COFER數據庫中未包括中國這一全球外匯儲備最大持有國是一種遺憾，但COFER中包含的外匯儲備規模畢竟占到全球外匯儲備規模的64％（2007年）。同時，中國央行的外匯儲備投資并未表現出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央行迥然相異的特征。因此，我們不妨用COFER披露的幣種結構來推測中國外匯儲備的潛在幣種結構。
進入21世紀后，IMFCOFER數據庫中全球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發生的主要變化包括：第一，美元資產占外匯儲備的比重逐漸下降，從1999年的71％降至2007年的64％；第二，歐元資產占外匯儲備的比重逐漸上升，從1999年的18％升至2007年的26％；第三，英鎊取代日元成為全球外匯儲備中第三重要的幣種，2007年英鎊資產占外匯儲備的比重為5％，而日元資產比重為3％。上述結構性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該時期內，歐元和英鎊處于相對強勢地位，而美元和日元處于相對弱勢地位，導致各國央行主動或被動地實施了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調整。
與工業化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調整更加積極。從1999年底至2007年底，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比重由69％降至61％，歐元資產比重由19％升值28％。俄羅斯、伊朗等國更是將石油交易計價貨幣由美元轉換為歐元，從而進一步提升了歐元在全球儲備與交易貨幣中的地位。相比之下，同期內工業化國家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由73％降至69％，歐元資產比重由23％升至33％。近年來，隨著美元有效匯率的下跌，中國外管局主要是在外匯儲備增量上降低了美元資產比重，在外匯儲備存量上的減持是有限的。這意味著中國央行的幣種多元化行為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央行相比是類似的，因此，我們可以用COFER數據庫中發展中國家的數據來推測中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截至2007年底，我們估計在中國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約占65％，歐元資產約占25％，其他10％包括英鎊、日元及其他幣種資產。
資產結構
由于中國外管局并未披露外匯儲備的資產結構，我們只能從投資東道國披露的相關數據來推測中國外匯儲備的資產構成。
作為中國外匯儲備最重要的投資東道國，美國財政部國際資本系統（TreasuryInternationalCapitalSystem，“TIC”）定期公布外國投資者持有美國證券的明細資料。最近一期公布的外國投資者持有美國證券的資產組合如表1所示。
盡管美國財政部公布的資產組合數據中并未區分外國官方投資者和外國私人投資者，但是由于中國尚未完全開放資本項目，中國居民對美國證券的投資只能通過QDII，規模相當有限。因此，中國國內的美國證券持有者主要包括外管局、商業銀行以及保險公司等機構投資者。假定中國官方投資者與機構投資者的外匯資產組合是相似的，同時假定外管局在其他國家投資的資產結構與在美國的投資類似，那么，可以從上述資料中推測中國外匯儲備的資產結構。從相關數據推斷，截至2007年底，在中國外匯儲備中，最重要的資產是長期國債（約占儲備規模的50％）和長期機構債（約占儲備規模的40％），股權、長期企業債和短期債券的比重非常有限（僅占儲備規模的10％左右）。中國外匯投資的資產結構與發達國家以及石油輸出國相比存在重大差異。第一，在其他國家的外匯投資中，股權投資占有相當比重。例如，日本占18％，英國占46％，加拿大占73％，中東石油輸出國占45％。第二，在其他國家（除日本與中東石油輸出國外）的外匯投資中，長期企業債的比重顯著高于長期國債與長期機構債的比重。例如，英國的長期企業債占外匯投資的規模為44％，而長期國債與機構債占外匯投資的規模為8％；加拿大的相關數據分別為18％與5％。
評價
在上述對中國外匯儲備幣種結構與資產結構進行粗略估計的基礎上，我們對中國外匯儲備投資現狀的評價如下：
首先，當前中國外匯儲備的經營管理依然以安全性和流動性為首要目標。這主要表現為在外匯儲備的資產構成中，傳統上低風險、低收益、高流動性的國債和機構債占90％左右；
其次，美元資產在中國外匯儲備中所占比例過高。無論是從對美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2007年為19.1％）還是從對美進口占總進口的比重來看（2007年為7.3%），美元資產在外匯儲備中65%的比例都過高了。這一方面反映出美元在全球貿易結算貨幣中依然占統治地位，另一方面也凸現了中國政府進行外匯儲備幣種多元化的困境：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在外匯市場上大量減持美元資產必然會造成美元匯率下跌，從而影響到外匯儲備中存量美元資產的價值。
再次，近年來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的大幅貶值，造成中國外匯儲備的國際購買力遭受嚴重損失。由于中國外匯儲備資產的65％以美元計價，那么美元相對于其他貨幣的貶值必然造成以貿易加權的一籃子貨幣計算的中國外匯儲備的國際購買力顯著下降。例如，目前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突破了1.8萬億美元，假定其中美元資產占65％，那么一旦美元對人民幣貶值10％，以人民幣計算的中國外匯儲備價值將縮水1170億美元，相當于抹殺了3.9個百分點的GDP增長。
第四，美國次貸危機的深化意味著中國外匯儲備資產除了面臨匯率風險外，還面臨美國國債、機構債信用等級調降、市場價值縮水的風險。2008年7月，美國兩家房地產巨頭房利美、房地美陷入危機，需要募集750億美元資本金以避免資不抵債風險。如果美國政府不對其進行救援，則兩房發行的機構債的信用等級可能被調降；如果美國政府為兩家機構買單，則信用風險最終為美國政府所承擔，美國國債的信用等級可能被調降。無論出現哪種局面，對大量持有美國國債和機構債的中國央行而言都不是好消息。
最后，隨著外匯儲備規模的進一步增長，持有儲備的機會成本日益凸現，中國政府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提高外匯儲備投資收益率的壓力。中國外匯儲備的90％投資于美國國債與機構債，收益率不超過5％，而根據世界銀行對中國120個城市1.24萬家外商投資企業的調查，外國在華FDI企業的平均收益率超過22％。持有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越來越高，如何積極管理外匯儲備，提高外匯儲備資產的收益率成為當務之急。
前景
如何進一步通過幣種多元化與資產多元化來分散投資風險，以及通過更多地投資于高風險高收益率資產來提高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率，是中國外匯管理當局面臨的嚴峻挑戰。
從幣種多元化角度出發，如何在不對美元市場匯率造成顯著沖擊的前提下，逐漸降低美元資產比重，提高歐元及其他貨幣資產比重，將成為中國外匯管理當局的中長期目標。這意味著，對美元資產的減持必然是漸進的，更多地依然通過增量減持的方式進行。在美元匯率走強的背景下減持美元資產對外匯市場造成的沖擊較小，但是這可能會造成短期虧損。
從資產多元化角度出發，中國外匯管理當局應逐漸提高股權、企業債在資產組合中的比重，適度降低國債、機構債在資產組合中的比重，這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外匯儲備的整體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進一步分散風險。
考慮到中國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金融體系市場化改革尚未完成，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和金融脆弱性,因此，保證外匯儲備資產的流動性和安全性依然非常重要。這意味著，外匯管理當局應該將外匯資產分為兩類進行管理，一類依然投資于低風險低收益金融產品，另一類則實施更加激進的多元化投資策略。中司（CIC）的設立是中國政府在積極管理外匯儲備方面邁出的重要一步。中司的首要目標就是通過實施比外管局更加激進的投資策略，提高外匯儲備資產的收益率。自2007年9月成立以來，中司已經進行了多筆金融股權投資。目前，中司的投資組合偏重于美國金融股權，受次貸危機爆發與深化的影響，當前中司股權投資的市場價值不容樂觀，例如對黑石的股權投資迄今為止賬面價值縮水了40％左右。
在中司的競爭壓力下，外管局從2007年年底開始，也明顯加大了對發達國家資源型企業及金融股權的投資力度。2007年12月，外管局通過自己在香港的子公司華安投資，投資了三家澳大利亞商業銀行不到1％的少數股權，總投資金額為1.76億美元。2008年4月，外管局購買了法國道達爾公司（歐洲第三大石油公司）1.6%的股權，投資金額為28億美元。同月，外管局以10億英鎊購買了英國石油公司（BP，英國最大的公司）接近1％的股權。據媒體披露，外管局正在與美國私募股權基金TPG商談合作投資事宜。
篇2
外匯儲備仍將持續增長
截至2006年底，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到10663億美元，居全球第一。
我國外匯儲備增長主要源于三方面，即對外貿易順差、FDI凈額、扣除順差和FDI后的儲備增量（金融資本流入）。從2006年全年新增2474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看，貿易順差帶來的儲備增量占71.7%，FDI凈額占25.5%，金融資本流入約占2.8%。
從新增外匯儲備的構成看，1995～2004年，年度貿易順差和FDI凈額相對穩定，新增外匯儲備波動主要與扣除順差和FDI后的儲備增量保持較高的相關性。2005年以來，FDI凈額保持穩定增長，扣除順差和FDI后的儲備增量則在2004年達到歷史高點后開始下降，新增外匯儲備隨著貿易順差持續擴大而快速上升（見圖1）。
從后續趨勢看，貿易順差和跨國金融資本流動依然是決定我國外匯儲備變化的主要因素。首先，盡管人民幣持續升值，但是貿易順差依然將在較長時間內存在，這主要是因為以加工貿易為主的貿易結構及制造業勞動力成本優勢短期內都不會根本改變。在人民幣保持穩健升值的情況下，預計對外貿易的特點和優勢將至少在2015年前不會根本改變，這將使中國的貿易順差持續。
其次，中國經濟持續較快增長的良好預期以及人民幣持續升值，將不斷推動跨國資本流入。以2006年為例，盡管QDII新獲批額度（136億美元）遠大于QFII新獲批額度（43億美元），但全年金融投資資本（扣除順差和FDI后的儲備增量）依然實現凈流入69.7億美元。
綜合考慮貿易順差、資本流入以及當局主動調整國際收支失衡政策等因素，按照目前的外匯管理模式，筆者預計2010年中國外匯儲備余額有望超過2萬億美元。
日韓外匯儲備管理經驗
在日元國際化背景下，日本外匯儲備劇增并沒有直接導致流動性泛濫。
在2006年之前的12年里，日本的外匯儲備一直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日本和中國的外匯儲備快速增長背景以及帶來的影響并不完全相同。
日本外匯儲備是從1993年開始真正快速增長的，并不是出現在經濟快速增長、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和本幣快速升值階段?！皬V場協議”后日本持續降息，并保持較高的貨幣供應，其結果是沒有真正刺激內需，反而導致股市和地產泡沫。1989年以后，日本不得不采取緊縮貨幣政策，導致資產泡沫破裂，經濟也開始進入滑坡階段。這時日本政府擔心貿易順差導致的本幣持續升值會進一步打擊本國經濟，同時也擔心出現過度通貨緊縮，于是（1993年開始）在外匯市場大量買入美元，拋出日元，日本外匯儲備快速上升，當年外匯儲備達到956億美元（不含黃金），成為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大國。由此可見，日本外匯儲備持續快速上升的直接原因在于為抑制匯率升值而實施的干預外匯市場的政策。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日本大量買入美元吐出本幣而導致外匯儲備劇增的同時，并沒有導致日本貨幣供應明顯快速擴張和流動性明顯過剩，其原因主要有二：1990年后日本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貨緊縮，貨幣增長低于GDP名義增長，實體經濟吸吶貨幣的能力較高；當時日本早已實現資本賬戶開放，日元已經成為國際市場的主要儲備貨幣，海外的日元儲備需求稀釋了部分國內日元的流動性。從這個角度看，日本外匯儲備劇增，日元大量供給不但沒有形成流動性明顯過剩，一定程度上還增強了經濟實力及日元對外輸出，促進了日元的國際化進程。
日本的外匯儲備由財務省管理和運用，存放于日本銀行的外匯資產特別賬戶。儲備資產管理的特點有二：主要目標是維持日元匯率穩定，在保持外匯資產安全性和流動性的基礎上，追求盈利；日本外匯儲備資產并不多元化。從目前的外匯儲備投資構成上看，日本外匯儲備資產有流動性強的外國國債，外國政府機關債券，國際金融機構債券以及在各國中央銀行的存款，國內外信用等級高、償還能力強的金融機構的存款等，其中各類債券占比高達85%，大部分為美國國債，其余為各類存款。顯然，儲備資產以國債為主主要是基于流動性管理考慮，而一直以美元資產為主除了因為干預外匯市場需要外，還因為1993年以來日元對美元沒有明顯的單向升值。
韓國成立國家投資公司管理過剩外匯儲備。
韓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是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開始的。金融危機導致韓國大量資本外逃，產生巨額外債，韓元大幅貶值并迫于外部壓力提高利率，使得韓國從1998年開始進口下降，出口快速上升，貿易順差持續增大，同時還伴隨較高的金融資本項目順差，導致外匯儲備持續快速上升，同時韓元對美元開始升值。
與日本不同的是，韓國在1998年外匯儲備快速增長時期并沒有完全實現資本金融賬戶開放，韓元更沒能成為國際市場主要儲備貨幣，因此，國際收支順差導致韓國外匯儲備快速上升的同時，貨幣供應量持續快速上升，國內自然呈現流動性過剩。2006年底，韓國外匯儲備高達2384億元美元，廣義貨幣（M3）供應余額高達1538萬億韓元，M3與GDP值之比也由1997年的1.42提高到1.72。韓國政府除了運用存款準備金率工具控制流動性外，主要依靠發行央行票據（MSBs）來回收流動性。為控制持續多增的流動性，韓國政府不斷修改《韓國銀行貨幣穩定債券法案》，以提高MSBs的發行量上限。MSBs的發行量擴大使韓國央行減弱了對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依賴。
韓國政府認為，其適度的外匯儲備規模大致在1700億～2000億美元。為著手對富余的外匯儲備進行積極管理，韓國于2005年3月成立了國家投資公司（KIC）負責管理超額外匯儲備。2006年6月28日，KIC和韓國央行簽署協議，韓國央行分撥170億美元外匯儲備給KIC管理。
積極管理外匯儲備迫在眉睫
目前中國合理的自有外匯儲備規模應為7700億美元左右。
國際儲備包括自有儲備和借入儲備。前者包括一國擁有的黃金儲備、外匯儲備和SDR等，后者包括備用信貸、支付協議和本國商業銀行對外短期可兌換貨幣資產等。從儲備需求的數量管理角度看，外匯儲備的規模最為重要。外匯儲備合理規模與一國外債規模、年進口量以及FDI規模有關。考慮我國目前仍然實施外匯管制、資本項目管制以及貨幣當局跨國合作等情況，筆者認為中國謹慎的常規外匯儲備余額應為“外債余額+50%年進口量+10%FDI余額”。以2006年底中國外債規模、年進口量以及FDI規模數據為基準，經過測算，中國比較謹慎合理的外匯儲備余額約為7671億美元。照此標準，中國目前擁有約3000億美元左右的超額外匯儲備，即這部分外匯儲備適合用于積極管理。假設這部分外匯儲備全部用于積極管理用途，則中國運用外匯儲備進行多元化投資的規模將居世界首位。
在目前的外匯體制下，超額外匯儲備還將持續擴大，過剩流動性還將繼續多增。
目前中國仍然實施比較嚴格的外匯管理制度，央行為維護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不斷買入市場上多余的外匯，從而形成外匯儲備資產。與此同時，央行投放了相應規模的基礎貨幣。在外匯管理體制以及匯率制度有根本性突破之前（實現真正的藏匯于民），我國國際收支順差必然導致外匯儲備增加，而外匯儲備持續擴大必然又進一步導致過剩流動性繼續多增。根據上文合理外匯儲備的測算方法，預計到2010年中國超額外匯儲備有望達到6500億美元（見圖2）。因此，中國管理超額外匯儲備的壓力持續增大，積極管理外匯儲備迫在眉睫。
國家投資公司運行的影響
從外匯儲備管理的角度看，超額外匯儲備按照常規保有的外匯儲備進行管理，其盈利的機會成本是十分高的。同時，超額外匯儲備快增也導致基礎貨幣投放增加，流動性過剩壓力加大。
在超額外匯儲備持續快增的背景下，國務院總理已經確認了將成立國家（外匯）投資公司，對超額外匯儲備進行積極管理。從目前市場諸多猜測來看，中國國家投資公司運用外匯儲備資產的范圍將盡可能多元化，包括進行實業投資、能源戰略投資、海外并購、股票債券投資以及金融衍生品投資等。
然而，筆者認為，國家投資公司要有效實現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目標，還是需要諸多條件的，比如要求政府具備較好的投資管理能力；海外投資有效，包括巨額對外投資不會使外國政府感到不安；克服政府過度集中投資帶來的風險，實現良好的投資激勵和約束。顯然，這至少需要一個過程，因此，國家投資公司能否有效管理外匯儲備還待觀察，鑒于此，預計國家投資公司初始運作的外匯資金規模不會太大，投資范圍自然也不會太大。
從市場的角度出發，國家投資公司管理外匯儲備能否改變貨幣流動性持續過剩格局將會被各方所關注。從較長一段時間看，國家投資公司只有將外匯資產用于海外投資形成資本流出，才會真正減少國內過剩的流動性。若外匯資產僅僅用于國內股權或關鍵領域投資，則最終外匯資金通過二次結匯還是回到央行，不會對國內流動性發生影響。從較短時間看，國家投資公司管理外匯儲備對國內貨幣流動性沖擊的影響則主要取決于其如何獲得外匯儲備。
筆者認為國家投資公司獲得外匯儲備的方法可以有三種。一是央行直接“劃撥”外匯儲備給國家投資公司。這種“劃撥”不如說是央行形成直接投資或者貸款資產，正如2003年央行通過匯金公司注資國有商業銀行一樣，形成了央行對匯金的資產或者直接擁有股權資產。二是國家投資公司通過對央行發行外匯債券而獲得外匯儲備資產，其中發債的主體可以是國家投資公司，也可以是政府財政部門。這對于央行來說，等于運用債券資產替代原來的外匯儲備資產。三是國家投資公司通過對商業銀行等市場主體發行外匯基金債券，再運用獲得的資金去購買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資產。
三種方式對外匯管理的成本收益分配以及帶來的流動性影響不盡相同?！皠潛堋狈绞饺秉c在于可能導致央行和投資公司之間債權債務關系不明確，而且并沒有實質上減輕央行對外匯儲備管理的壓力，同時也不能達到回收流動性目的；外匯債券方式優點在于外匯債權債務能夠較好地確定，央行依然保持回收貨幣流動性的主動性，缺點是發行債券收益率難以確定，不利于約束投資公司的投資收益，且央行也可能因此存在資產壞賬風險；外匯基金債券方式優點在于市場化程度高，央行實現外匯管理以及風險的全部轉移，缺點是若發行基金債券量過大可能會沖擊貨幣市場穩定。
考慮到國家投資公司要實現有效管理外匯儲備的條件需要一個過程，其初始經營的外匯規模應該不會很大，當局也會考慮盡量降低對市場貨幣流動性的沖擊，筆者預計有關部門將采取分期發債、分批購買、緩步推進方式進行。按照初次獲得250億美元外匯資產計算，國家只要發行約1900億元人民幣債券即可，大致相當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凍結的資金，不會對市場流動性產生一次性明顯沖擊。
然而，從長期來看，國家投資公司管理外匯儲備能否根本改變中國流動性持續過剩的格局？
實際上，國家投資公司管理外匯儲備對流動性的影響主要取決于其能否良好有效地經營，具體包括：能否將購買的外匯資產順利持續地對海外進行投資；投資公司經營吸收的外匯儲備能否持續擴大。前者姑且樂觀估計能夠實現，后者則比較難于實現。因為國家投資公司有效經營的條件完全實現十分困難，尤其是政府集中風險以及實現良好的激勵約束；同時，即使國家投資公司對外匯儲備能夠有效管理，受管理的精力和效率約束，其管理外匯儲備的規模也難以無限擴大。因此，在管理的外匯儲備規模有限的情況下，認為國家投資公司管理外匯儲備只能部分緩和中國流動性過剩問題比較理智。
鼓勵資本流出、推動人民幣亞洲化
不同國家對超額外匯儲備管理的方式可以歸納為四種：使用儲備來彌補財政預算的不足；放寬資本管制，推動資本流出，減輕外儲持續快增壓力，如日本、韓國早期；成立外匯投資公司進行海外投資等積極管理，如新加坡、挪威和韓國等；建立封閉式海外投資共同基金購買管理外匯儲備（見表）。
綜合日本和韓國的發展經驗，通過比較分析，基于中國目前國內外經濟環境考慮，筆者認為中國管理超額外匯儲備除了采用第三方式（成立國家投資公司）外，還可以逐步推進第二種方式實施：逐步放寬資本管制，推動資本流出。首先，推動資本流出有利于根本改變國際收支順差持續擴大的局面；其次，這樣可以借機逐步實現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第三，在人民幣持續穩步升值的背景下，資本不斷流出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化；第四，有利于緩解國家投資公司集中對外投資帶來的風險。
篇3
關鍵詞：外匯儲備 投資組合 匯率風險 收益
外匯儲備（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是一國貨幣當局持有的國際儲備貨幣。目前，能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而被其他國家持有的主要是發達國家各自的本國貨幣，比如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等。
我國外匯儲備匯率風險現狀
截止2005年底，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8189億美元，如果再加上香港的1243億美元，實際上我國已經以9432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位居世界榜首。
在我國8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所占比重大約在60%-80%。在這樣一種“美元獨大”的幣種結構下，美元匯率的變動成為我國外匯儲備面臨的最主要匯率風險。從2002年到2004年，美元相對于其他主要貨幣的名義有效匯率已下跌了25%左右。由于美國嚴重的財政與貿易雙赤字局面短期內無法改善，很多國際專家認為美元貶值的局面目前仍難以扭轉。美國經濟學家羅高夫和奧伯斯特菲爾德認為，美國要消除巨大的經常項目逆差，至少需要貶值20%-30%，對我國外匯儲備造成的損失可能高達1000億-1500億美元，這大約相當于我國GDP的10%，如此之高的損失對于我國是很難承受的。如何有效地防范與管理我國外匯儲備的匯率風險已經成為我國外匯儲備管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本文嘗試通過在外匯儲備管理中運用現資組合理論來化解我國外匯儲備的匯率風險，以1999年-2005年我國外匯市場的實際匯率為依據，進行均值-方差分析，實證檢驗了進行不同儲備貨幣的投資組合，可以大大降低我國外匯儲備面臨的匯率風險。
防范匯率風險的投資組合實證研究
樣本幣種和樣本指標選擇
本文主要選取了美元、日元、歐元、英鎊、澳元、瑞士法郎和加拿大元這七種主要的世界貨幣，研究的指標是美元與其他六種貨幣之間的實際外匯匯率。本文選擇這七種貨幣主要是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第一，根據投資組合理論，一個投資組合中選取的風險資產越多，投資組合的風險則越小。因此，在這里選擇了七種世界主要貨幣進行投資組合，可以在提高投資收益的情況下，降低投資組合的匯率風險。第二，本文選擇的七種貨幣是在國際貿易中占有重要比重的主要發達國家貨幣，具有很強的代表性，這七種貨幣之間的相互變動基本上能夠反映世界經濟的實際情況和變動趨勢。第三，所選擇的貨幣也主要是我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國家的貨幣，選擇這些國家貨幣進行適當的投資組合，有利于提高我國國際貿易的效率和質量，完善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提高我國外匯管理水平。
本文選擇的樣本是七種貨幣在外匯交易市場實際的季度收盤價，選擇的期間從1999年12月31日至2005年6月30日，數據來源是中國工商銀行外匯交易系統。選取季度數據作為研究對象，主要是基于以下認識：
第一，我國的外匯儲備管理不是以追求和賺取短期價格波動收益為目的，而是強調外匯儲備的安全性和穩定性，以便更好的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因此不宜參與外匯市場的投機炒作，以季度數據為研究對象，可以更好地反映匯率變化的長期趨勢，為國家進行外匯儲備的管理提供依據。第二，在選擇數據時，更強調外匯匯率的最新變化，即歐元的啟動。因此選擇的起點是從1999年年底為起點，如果選擇的數據時間過早，雖然可以反映匯率之間的長期變化特征，但不能很好地描述外匯市場的最新變化。同時，選擇的時期過早也會降低投資組合對現實情況的指導作用，因為按照投資組合理論，投資組合的有效邊界是對投資組合起點的反映，而不是對投資組合終點的反映。第三，本文選擇季度數據而不是年度數據，一方面是因為年度數據量過小，不能反映出外匯匯率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是因為目前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加劇，外匯市場的波動增大，年度數據不能很好地反映外匯匯率變動的真正趨勢。此外，年度數據時效性較差，國家根據年度數據進行外匯儲備的階段性調整，容易跟不上外匯市場變化的趨勢而增加調險。
匯率風險防范的投資組合分析
計算平均收益 本文在計算外匯收益率時，采用的是連續收益率的計算公式，即：ri=ln(Pt/Pt-1)，存款投資風險我們用標準差來表示。通過對1999年12月31日至2005年6月30日的季度數據進行計算，可得以下結果（見表1）。從表1中可以看出：
第一，在計算不同貨幣的收益時加入了不同貨幣的存款收益，存款收益是中國工商銀行的外匯存款利率表中三個月的存款利率。這主要是因為不同幣種的存款收益對不同幣種的總收益影響較大，同時也基于投資組合可以進行季度調整的考慮，如果進行調整可以獲得適當的存款收益，如果不進行調整則可以進行自動轉存而收益不變。
第二，外匯收益風險情況基本上反映了最近幾年世界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美國經濟長期低迷，經濟增長緩慢，投資者對美元的信心開始下降，美元出現了大幅度的貶值現象，美元的平均收益率降低，僅為-0.3809%，歐洲經濟出現全面復蘇，經濟實力不斷提高。投資者對歐元、英鎊和瑞郎的信心逐漸增強，導致這三種貨幣的匯率出現了大幅度的上升，平均收益均比較高。此外，澳元和加元也表現良好，平均收益較高，其中澳元的收益是所有幣種中最高的，達到了1.2681%。
第三，外匯市場匯率波動幅度增大，市場風險增加。雖然澳元的平均收益最高，但其匯率風險也最大，其平均收益的標準差最高為6.4472%。同時，近段時間，美國經濟出現了復蘇的趨勢，美元的匯率也出現了一定幅度的上漲，導致美元收益一定程度的上漲，這也說明外匯市場匯率波動更加頻繁，需要及時關注和防范，通過對投資組合進行適當的調整來規避風險。
第四，從整體上看，英鎊和加元成為良好的避險貨幣。英鎊和加元的平均收益都比較高，而其風險水平相對較低，季均標準差分別為3.6795%和3.6913%，是所有七種貨幣中最低的兩種貨幣，這也反映出這兩國的經濟比較平穩受市場波動的影響較少，其風險與收益的匹配比較好。
第五，單一投資美元匯率風險巨大，需要進行投資組合化解匯率風險。通過投資組合可以防范非系統風險而不能化解系統風險，因為外匯市場不存在系統風險，所以通過不同幣種的投資組合可以分散資產的非系統風險，從理論上講只要組合中包括所有的幣種就可以完全化解非系統風險，但在實際操作中因為非系統風險只存在于少數幾種主要儲備貨幣上，因此通過適當的投資組合是可以化解單一幣種的匯率風險。
計算協方差矩陣 協方差是度量兩種資產收益之間線性關聯程度的統計指標，正協方差表示資產收益同向變動；負協方差表示資產收益反向變動。本文根據1999年12月31日至2005年6月30日的季度數據進行計算，得出四種貨幣的協方差矩陣（見表2、表3）。
從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
第一，美元與其他六種貨幣存在負相關。這是由計算公式所決定的，因為美元的升值（貶值）則意味著其他貨幣的貶值（升值），美元與歐元的相關程度最高，相關系數為-0.99，與加元的相關程度最低，相關系數為-0.58。美元與歐洲區的三種貨幣相關程度高于其他地區，與瑞郎和英鎊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94和-0.87。
第二，其他六種貨幣之間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關。歐元與瑞郎和英鎊的相關程度較高，相關系數分別為0.95和0.82，這也反映了三種歐洲貨幣的一致性，也反映出歐洲經濟發展相當程度的一致性。
第三，按照投資組合理論，在風險資產中加入與資產負相關的資產可以降低組合的風險，其中負相關越大，降低風險的程度越高。因此，在美元資產中加入上述六種貨幣的資產都會降低資產組合的風險，而其中應該加大歐元在組合中的投資比例。
計算有賣空限制下的投資組合有效前沿 根據投資組合理論的均值-方差模型計算出七種貨幣進行組合的有效前沿（見圖1），從圖1中可以得出：
第一，通過進行不同貨幣的投資組合，可以大大降低外匯市場中存在的匯率風險。如果不進行投資組合而單一的持有美元，則平均收益將為-0.3809%，投資風險為4.7046%，通過進行投資組合后，在相同投資風險4.7046%的情況下，平均收益將達到1.1737%，遠遠高于單一持有美元的投資收益。
第二，從投資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發現日元在組合中的比例極低，在風險為0.2044%和收益為0.3983%前，日元的投資比例一直為0。這說明日元在投資組合中，在降低風險和提高收益的作用有限。這與日元投資收益低風險有一定的關系，日元的平均收益為-0.3618%，投資風險為4.9854%。
第三，從投資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發現歐元在組合中的比例很低，在風險為0.3067%和收益為0.4409%前，歐元的投資比例一直為0。歐元與美元的負相關系數最高幾乎是完全負相關，應該能夠充分的分散風險和提高收益，原因主要是歐元的風險程度比較高，其風險為5.6370%，僅次于澳元，導致了歐元在投資組合中的比例較低，而與其風險和收益相近的瑞郎在投資組合比例中則較高。
第四，從投資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發現要想獲得較高的投資收益并能承受較高的投資風險時，組合中所需的澳元投資比重則較高，而當要求的投資收益和風險較低時，則組合中的澳元的投資比重為0，即當投資收益和風險低于1.0754%和3.2378%時，投資比重為0，這與澳元投資收益高和風險高相關，澳元的投資收益和風險分別為1.2681%和6.4472%，是組合中投資收益和風險最高的一種貨幣。
第五，從投資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發現英鎊和加元在組合中的比例一直較高，成為投資組合中主要的貨幣。這主要是因為這兩種貨幣的風險與收益的匹配比較合理，在降低投資組合風險的同時，提高了投資組合的收益。
外匯儲備資產屬于風險資產，可以針對各種儲備資產的不同風險收益情況進行投資組合，這樣在降低風險的同時獲得穩定的投資收益。這種做法符合我國外匯儲備結構管理中堅持流動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的原則。我國是一個擁有巨額外匯儲備的國家，在外匯儲備資金運用管理上應該有長期的戰略性的規劃和創新。
本文實證證明，單一幣種的外匯儲備風險相當大。因此，多幣種的外匯儲備組合將是外匯儲備結構管理的一個創新選擇。
在運用投資組合理論時，本文認為不僅需要對不同貨幣的匯率變化的歷史數據給予充分重視，更重要的是要對外匯市場變化作出合理的市場預期，只有這樣才能有效的使用投資組合理論，為我國的外匯儲備管理服務。
參考文獻：
篇4
關鍵詞：勞動力成本；外匯儲備；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
中圖分類號：F83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28（2016）09-69 -02
一、對已有研究的回顧
（一）勞動力成本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
從母國角度來看，一國勞動力成本對對外直接投資有著重要影響。勞動力成本以平均工資水平來表示。一國平均工資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更直觀地反映了該國的勞動力成本，因此平均工資水平對對外直接投資是有影響的，首先，如果一國的平均工資水平上漲，表明該國內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會導致此前主要看重該國勞動力成本優勢的海外企業流失。因為這些企業進入該國，主要是希望借助該國的廉價勞動力優勢來降低成本，提高產品的競爭力，但是勞動力成本上升會導致這些企業流走，尋求勞動力更加廉價的其他國家。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平均工資水平的提高會抑制該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入。如果一國的平均工資收入水平提高，那么該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會流出，造成吸引的外資減少。如果該國的平均工資水平下降，也就意味著勞動力成本下降，會吸引很多勞動密集型企業進行海外投資，利用本國的勞動力優勢，提高企業競爭力，當前，我國工資水平在逐步提高，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成本逐漸上升，擠壓了盈利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企業進行海外直接投資，尋求更加廉價的勞動力市場，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新古典貿易理論運用于國際投資時， 表明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動會因要素投資回報率的不同而受到影響。雖然勞動在國家之間是不能自由流動的， 但是生產者可以選擇在勞動成本低的地方進行生產， 尤其是加工業這種低附加值的行業，選擇在勞動力成本低的地方可以提高競爭力。因此，本文認為我國勞動力成本是影響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變量。
（二）外匯儲備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
我國的外匯儲備量截止2015年，已經達到3.3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有著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平衡一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同時也能夠用來償還外債，但是過多的外匯儲備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具有匯率風險，可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增加外匯儲備的收益。
有了充足的外匯儲備，會增加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敢于面對世界市場的各種風險。對于外匯儲備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不少學者做過研究，例如，許松、吳洪濤（2006）主要考察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宏觀因素，他在江小涓的研究基礎上，量化了幾個宏觀因素“GNIP、固定資產投資、出口以及外匯儲備”，采用多元回歸模型，來研究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人均GDP、固定資產投資、出口以及外匯儲備都會促進該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綜合眾多學者的研究以及現階段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狀況，本文認為外匯儲備是影響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變量。
二、我國勞動力成本、外匯儲備對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的選取與數據來源
綜合以往的研究，本文的理論分析和研究目的、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取我國勞動力成本、外匯儲備作為解釋變量來研究其對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我國勞動力成本以我國平均工資水平表示，選取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以wage表示，并假設我國平均工資水平對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作用。外匯儲備選取我國外匯儲備存量，主要因為存量的變化較流量變化較小，時間數據系列比較穩定，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以reserve表示，并假設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與我國外匯儲備呈正相關。
（二）研究方法的選取
已有的對FDI宏觀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使用不同的模型設定，包含不同的變量，但是在方法的選擇上，多選用OLS回歸分析。參照以往的研究方法，結合我國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取經典的OLS方法進行回歸。
另外，宏觀經濟變量一般存在異方差，取對數后可去除宏觀經濟變量異方差并使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呈線性關系。因此，本模型對所有變量均取對數形式，因此相關系數分別測量的是被解釋變量對各相關解釋變量的彈性。
（三）模型的建立
建立回歸模型如下：
括號內為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影響的預期符號。
（四）回歸結果分析
依據前文所述，我們使用OLS方法，并借助R軟件進行回歸，得出下表，從表中可以看出，兩個解釋變量的t統計量顯著，均通過檢驗，模型調整后的可決系數 R2= 99.18% ，擬合度較好，回歸結果中報告的F統計量的p值為： 2.045e-08，小于0.05，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模型總體是顯著的。因此，從回歸結果來看，基本可以說明和解釋現階段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決定因素。
ln（wage）代表的我國平均工資水平回歸系數為0.56，表明我國平均工資水平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呈正方向變化， 工資水平的提高，表明我國勞動力成本表上升，企業盈利壓力加大，促進了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 計量結果表明，我國平均工資水平每提高1%， 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增加 0.56%，結論與本文所選擇的變量有關。主要考慮到城鎮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更具有代表性， 實證的結論證明了前面的假設。這也說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效率尋求型的特點。
ln（reserve）所代表的外匯儲備回歸系數為0.9468，表明外匯儲備對對外直接投資是正向的促進作用，外匯儲備每增加1%，對外直接投資增加0.9468%。中國鼓勵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依托于外匯儲備的堅實基礎，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為其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有力的資金保障，保證“走出去”戰略的穩定開展。
三、評價與啟示
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是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因素，這說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效率尋求的動機。長期來看，平均工資的提高不僅可以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而且直接提高職工的物質福利。所以政府應該積極鼓勵企業合理提升國內的勞動力工資水平，即降低了東道國的相對工資水平，從而推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首先，提高我國的勞動力工資能夠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助于中國的經濟轉型，對于我國擴大內需、促進消費增長也有著重要的意義，更好地發揮新常態下，消費對經濟的穩定拉動作用。其次，國內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會導致一部分對勞動力成本比較敏感的企業將生產經營轉移到其他國家或地區去，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我國擁有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存量，很大程度上是我國貿易順差的結果。根據前文實證分析可知外匯儲備與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是正相關的，因此我國政府從國家長遠的經濟利益來看，應適度鼓勵企業進行海外直接投資，合理利用外匯儲備，使外匯儲備進行增值，減緩或者避免因匯率變動等因素對外匯儲備造成的貶值。外匯儲備用來購買外債可能會面臨較高的風險，利用我國強大的外匯儲備作支撐，鼓勵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不僅可以學習到國外的先進技術、知識，增強對外經濟交往能力，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外債的風險。因此，我國不僅要重視鼓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也需要制定完善的法律和相應規則，保障我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健康有序進行。同時，也應簡政放權，降低門檻，鼓勵有資質的中小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有效利用外匯儲備，使外匯儲備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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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匯儲備；積極管理；外匯投資公司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07)04-0017-03
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激增，如何管理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目前已引起國內外許多學者的關注。本文通過對世界主要國家外匯儲備管理體系的簡要介紹和比較， 借鑒他國經驗，據此提出我國改善外匯儲備管理的相關政策建議。
一、問題的提出：我國外匯儲備激增
中國人民銀行統計顯示，2006年2月，中國外匯儲備達到8536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外匯儲備第一大國，2006年末中國外匯儲備達到10 663億美元。
我國外匯儲備自1996年末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以來，就一直處于迅速增長的趨勢（見表1）。一定規模的外匯儲備有助于保持匯率的穩定，保證正常的進口和償債支出，并能有效應對外部沖擊導致的金融風險。但是，中國當前的外匯儲備規模已經遠遠超過了最優規模，巨額的外匯儲備對資源的合理配置與資金的使用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構建更為市場化的外匯儲備管理體制。
二、歐元區、日本：雙層次的外匯儲備管理體系
（一）歐元區的外匯儲備管理體系
根據ECB的統計， 歐洲中央銀行外匯儲備在2001年達到2354億歐元的峰值， 此后急劇下降為2004年的1363億歐元，新近的統計顯示，截至2005年，歐洲中央銀行掌握的歐元區外匯儲備為1357億歐元，其中外國證券為1003億歐元，外匯存款為354億歐元。此外，由歐元區成員國中央銀行自行持有的外匯儲備規模大致有3220億歐元。
歐元區的外匯儲備管理體系由歐洲中央銀行(ESCB)負責，ESCB成立于1998年， 它由歐洲中央銀行ECB和歐盟各成員國中央銀行組成， 其中歐洲中央銀行扮演著決策者的角色。歐洲中央銀行和歐元區各成員國的中央銀行都持有并管理外匯儲備。
歐洲中央銀行主要通過制定戰略性投資決策來進行外匯儲備管理。歐洲中央銀行管理外匯儲備的目標是保持外匯儲備的流動性和安全性，以滿足干預外匯市場的需要，在此基礎上追求外匯儲備資產價值最大化的目標。其管理過程如下：（1）根據《歐洲中央銀行系統法》的規定，各成員國中央銀行向ECB轉移的國際儲備資產是由他們各自在歐洲中央銀行的資本所占份額決定的，其中15%以黃金的形式轉移，85%以由美元和日元組成的外匯形式轉移。（2） 歐洲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管理體系主要分為兩個層面：一是由歐洲中央銀行的決策機構制定戰略性的投資決策，投資決策主要涉及外匯儲備的貨幣結構、利率風險與回報之間的平衡、信用風險、流動性要求等。二是各成員國中央銀行依此采取一致行動，對歐洲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進行管理。（3）ECB為外匯儲備管理定義了四個關鍵的參數。一是對每種儲備貨幣定義了兩個級別的投資基準，即戰略性的基準與策略性的基準；二是風險收益相對于投資基準的允許偏離程度，以及相關的糾正措施；三是外匯儲備交易的操作機構與可投資的證券；四是對信用風險暴露的限制。ECB并不公布上述四方面的參數細節，以避免對金融市場產生不必要的影響。
歐元區各成員國中央銀行主要通過實施和ECB儲備戰略一致的策略性投資，以及對自有儲備獨立決策來實施外匯儲備管理。其管理過程如下：（1）根據《歐洲中央銀行系統法》第31條的規定，如果成員國中央銀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投資操作對于其匯率或國內流動性狀況的影響， 有可能超過ECB指導原則所規定的范圍時， 這種交易要得到歐洲中央銀行的許可，以保證ECB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夠保持連續性。除此以外，各成員國中央銀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外匯投資操作或者為了履行其在BIS、IMF等國際組織中的義務所進行的操作，都不需要先得到ECB的許可。（2）各成員國中央銀行持有并自主管理它們沒有轉移給歐洲中央銀行的國際儲備。自從歐洲中央銀行開始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以來，各成員國的中央銀行不必再制定有關外匯干預的目標，而只是制定執行策略。
(二)日本的外匯儲備管理體系
根據日本財務省的統計，從1996年至2002年間，其外匯儲備從2179億美元逐漸上升至4514億美元， 截至2004年底，外匯儲備已達8242億美元。
日本財務省在外匯儲備管理體系中扮演戰略決策者的角色。日本的外匯儲備管理體系由財務省負責，根據日本《外匯及對外貿易法》的規定，財務相為維持日元匯率的穩定，可以對外匯市場采取各種必要的干預措施。 而日本銀行根據《日本銀行法》的規定，作為政府的銀行，在財務相認為有必要采取行動干預外匯市場時，按照財務省的指示，進行實際的外匯干預操作。
日本銀行主要通過金融市場局的外匯平衡操作擔當，以及國際局的后援擔當來實施外匯市場干預。其中外匯平衡擔當負責外匯市場分析及決策建議，并經財務省批準；而后援擔當則負責在財務省做出決定后，進行實際的外匯交易。
日本財務省主要通過存放于日本銀行的外匯資產特別賬戶進行外匯儲備管理。 一旦開始進行外匯市場的干預，所需資金都從外匯資產特別賬戶劃撥。日本銀行的外匯市場介入操作通常在東京外匯市場上進行。 但東京外匯市場收市后，外匯交易在歐洲市場、美國紐約市場上仍可連續進行。當需要賣出外匯時，日本銀行主要通過在外匯市場上出售外匯資產特別賬戶中的外匯資產來實現； 當需要買進外匯時，所需要的日元資金主要通過發行政府短期證券來籌集。如有必要，日本銀行也可向國外的貨幣局提出委托介入請求，介入資金、手段等仍由財務省決定。
三、新加坡：多層次的外匯儲備管理體系
新加坡的外匯儲備管理體系，是由財政部主導或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共同主導，由政府所屬的投資管理公司進行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的多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所謂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就是在滿足儲備資產必要流動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 多余儲備則單獨成立專門的投資機構， 拓展儲備投資渠道，延長儲備資產投資期限，以提高外匯儲備投資收益水平。
新加坡的外匯儲備管理采用的是財政部主導下的GIC+Temasek+MAS體制。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于新加坡經濟增長強勁、儲蓄率高以及鼓勵節儉的財政政策，新加坡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新加坡政府在對經濟前景進行評估之后，確認國際收支平衡將保持長期盈余。為了提高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新加坡從1981年開始對外匯儲備實行積極管理，政府決定改變投資政策，減少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投資的低回報的流動性資產，允許外匯儲備和財政儲備投資于長期、高回報的資產。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即新加坡的中央銀行，是根據1970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于1971年1月1日成立的。MAS持有外匯儲備中的貨幣資產，主要用于干預外匯市場和作為發行貨幣的保證。新加坡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部分，由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和淡馬錫控股負責。1981年5月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成立。GIC主要負責固定收入證券、房地產和私人股票投資。它的投資是多元化的資產組合，主要追求所管理的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和長期回報。其投資領域除了美、歐政府債券之外，也投資于股票、房地產以及直接投資，目前管理的外匯儲備資金超過1000億美元，規模位居世界最大基金管理公司之列。
淡馬錫控股(Temasek，以下簡稱淡馬錫)是另外一家介入新加坡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企業。淡馬錫原本負責對新加坡國有企業進行控股管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淡馬錫利用外匯儲備投資于國際金融和高科技產業，至今公司資產市值達到1003億新元。淡馬錫的主要職能是對本國戰略性產業進行控股管理的同時，提升新加坡企業的盈利水平和長期競爭力。淡馬錫的投資原本主要在新加坡，但由于新加坡地理和市場空間狹小，因此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淡馬錫已經開始調整投資結構，大規模投資國外金融、高新技術行業。
就對外匯儲備積極管理而言，發揮主導作用的為新加坡財政部。GIC與淡馬錫所管理的不僅僅是新加坡的外匯儲備，也包括了新加坡歷年累積的財政儲備(主要由GIC管理)。GIC和淡馬錫都為新加坡財政部全資擁有。GIC幾乎所有的投資都在海外，這主要基于以下考慮：（1）投資國內會造成國內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導致通貨膨脹；（2）投資國內需兌換成本幣，從而導致本幣的升值，而本幣的升值不僅將削弱本國的出口競爭力，還會產生不利的收入分配效應；（3）外國資本市場具有更強的流動性和市場投資空間，有利于大規模外匯儲備投資獲得較高回報；（4）海外投資不僅能夠適當降低外匯儲備水平，更有助于獲取難以在國內逐步積累的關鍵性市場、資源和技術，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除新加坡外， 韓國也借鑒GIC的運作模式對外匯儲備進行積極管理。韓國國會2005年3月2日通過立法成立韓國投資公司(簡稱“KIC”)，來管理部分外匯儲備。根據這項法案，韓國投資公司的注冊資本金定為1.89億美元，將替韓國央行管理將近2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資產(約占韓國現有外匯儲備的十分之一)。該機構預計將模仿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的形式，主要投資于外國資產包括國債、地產等，以追求更高的投資收益。
四、對我國的啟示
（一）采取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戰略
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基本目標是要獲取較高的投資回報，以保證外匯儲備資產購買力的穩定。中國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應該考慮以下幾個方向：第一，由短期投資轉變為長期投資，主要考慮資產的長期投資價值；第二，采取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戰略，減少持有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第三，改革投資機制，積極研究外匯儲備資產的增值投資方式，增加盈利能力；第四，外匯儲備投資應該著眼于提升本國企業國際競爭力，優化產業結構，支持具有競爭力的大型企業擴大海外投資，并購國外戰略性資產；第五，作為全球制造業大國，中國在重要資源市場缺乏定價能力，中國應該憑借相對充足的外匯儲備，建立與本國龐大制造業相稱的戰略物資儲備，擴大對全球大宗商品交易的參與。
（二）建立專業化的儲備經營操作機構
目前通過國家外匯管理局來進行操作，保持了一定的高流動性。但我們仍然建議，應該建立中國的政府投資公司(GIC)，負責外匯儲備在國際金融、外匯、房地產市場的積極管理。在2007年的“兩會”期間，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胡曉煉透露暫定名為“聯匯公司”的國家外匯投資管理公司將于年內成立。聯匯公司目前已經確定首批將發行相當于2000億－2500億美元的人民幣債券，然后向央行購買相應額度的外匯進行投資，購匯額度相當于目前1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20％-25％，此后的外匯管理額度將逐步擴大。聯匯公司首批投資對象為類似于中海油等的能源型企業，投資方式為長期戰略投資。成立外匯投資公司的原本目的在于分流超額部分的外匯儲備，進行專業化的投資管理，以提高外匯資金運用的效率和效益。
（三）進一步調整優化外匯儲備的資產結構
對中國而言，外匯儲備的結構調整尤為重要。在今后一個較長時期內，關注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對國際儲備進行管理和運營，調整和優化國際儲備結構：
1.增加黃金儲備。中國是世界產金大國，位居世界第5位。但是即使中國的黃金儲備以最新的600噸(1929萬盎司)計算，占國際儲備的比例與主要發達國家也大相徑庭(美國和歐元區國家儲備的黃金約2.2萬噸， 占世界黃金總儲備的60%以上)。中國作為開放的發展中大國，在復雜多變的國際金融環境中，應該逐步擴大黃金儲備規模，使其作為有效應對各種不確定因素、維護人民幣幣值和人們心理預期穩定的重要手段。
2.外匯儲備增加是今后一段時期的客觀趨勢。為化解中國巨額外匯儲備在美元資產上的集中性風險，增強外匯儲備幣種的多樣化是必然選擇。在美元走弱的國際環境下，應調整外匯儲備資產的幣種構成，擴大歐元、英鎊和日元等的外匯儲備份額， 還可關注亞洲債券市場等國際新興投資領域，充分保障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性和較高的投資收益，分散美元貶值帶來的匯率風險。
（四）配套政策措施的綜合運用
為充分發揮中國國際儲備的功能和作用，實現儲備規模的適度和儲備結構的優化，除了增加黃金儲備數量和提高非美元貨幣儲備份額，還可采取一些相關的配套措施，以取得綜合效應：第一是利用現有外匯儲備推行國家寬口徑的儲備戰略，如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儲備，鐵礦石等原材料儲備等；第二是改革結匯政策，放寬國內出口企業持有外匯額度，擴大企業支配外匯的自，向限額結匯或意愿結匯轉變；第三是制定更積極的對外投資戰略，拓寬資本流出渠道，將外匯儲備與國有企業的跨國經營戰略、銀行的國際化經營戰略相結合；第四是加強外匯儲備風險管理，建立風險管理框架，運用先進的風險管理技術，完善內部風險披露制度；第五是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為實現低儲備創造條件，如加快人民幣可自由兌換步伐，放松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發展金融衍生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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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外匯儲備并非多多益善。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急劇擴大。至2006年2月底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據理論界估計，關于我國外匯儲備的適度規模估計大致為3000～7000億美元，可見當前我國外匯儲備有較大過剩。外匯儲備規模的急劇擴大對經濟發展也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因此，如何控制外匯儲備的超常增長，加強外匯儲備的管理，提高儲備資產的運用效率成為當務之急。目前，國際上外匯儲備管理有兩種比較成熟的管理體系：以新加坡、挪威為代表的多層管理體系和以日本、美國為代表的雙層管理體系。在外匯儲備管理方面，它們為我國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鑒的經驗。
一、外匯儲備管理的兩種模式
(一)以新加坡和挪威為代表的多層次儲備管理體系
新加坡和挪威的儲備管理體系，是由財政部主導或財政部中央銀行共同主導，由政府所屬的投資管理公司進行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的多層次儲備管理體系，
新加坡的外匯儲備管理采用的是財政部主導下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淡馬錫控股(Temasek)＋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體制。新加坡實行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戰略。所謂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就是在滿足儲備資產必要流動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以多余儲備單獨成立專門的投資機構，拓展儲備投資渠道，延長儲備資產投資期限，以提高外匯儲備投資收益水平。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于新加坡經濟增長強勁、儲蓄率高以及鼓勵節儉的財政政策。新加坡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新加坡政府在對經濟前景進行評估之后，確認國際收支平衡將保持長期盈余。為了提高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政府決定改變投資政策，減少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投資的低回報的流動性資產，允許外匯儲備和財政儲備投資于長期、高回報的資產。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即新加坡的中央銀行，是根據1970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于1971年1月1日成立的。MAS持有外匯儲備中的貨幣資產，主要用于干預外匯市場和作為發行貨幣的保證。新加坡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部分，由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和淡馬錫控股負責。1981年5月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成立，GIC主要負責固定收入證券、房地產和私人股票投資。它的投資是多元化的資產組合，主要追求所管理的外匯儲備保值增值和長期回報。淡馬錫控股是另外一家介入新加坡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企業，原本負責對新加坡國有企業進行控股管理，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其利用外匯儲備投資于國際金融和高科技產業，至今公司資產市值達到1000多億新元。
就對外匯儲備積極管理而言，發揮主導作用的是新加坡財政部。GIC與淡馬錫所管理的不僅僅是新加坡的外匯儲備，也包括了新加坡歷年累積的財政儲備(主要由GIC管理)。GIC和淡馬錫都為新加坡財政部全資擁有，
與新加坡類似，挪威也實施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挪威外匯儲備的管理采取的是財政部和挪威央行(Norges Bank，以下簡稱NB)聯合主導下的挪威銀行投資管理公司(NBIM)加挪威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市場操作部(NBMP/MOD)體制。其中NBIM是挪威央行下屬的資本管理公司，它不介入一般的銀行業務，其主要任務是履行其作為投資管理者的職能，發揮其作為機構投資者的優勢，對外匯儲備進行積極管理。挪威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市場操作部主要負責外匯儲備的流動性管理，其職能類似于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儲備管理司。除上述兩國外。韓國也建立了財政部＋韓國銀行＋韓國投資集團(Korea Investment Corp.)這種多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二)以日本和美國為代表的雙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美國和日本采取由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共同管理外匯儲備的管理體系。日本財務省在外匯管理體系中扮演戰略決策者的角色。日本的儲備管理體系由財務省負責，可以對外匯市場采取各種必要的干預措施。而日本銀行作為政府的銀行，在財務當認為有必要采取行動干預外匯市場時。按照財務省的指示。進行實際的外匯干預操作。
日本銀行在外匯管理體系中居于執行者的角色。一旦開始進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所需資金都從外匯資產特別賬戶劃撥。當需要賣出外匯時，日本銀行主要通過在外匯市場上出售外匯資產特別賬戶中的外匯資產來實現：當需要買進外匯時，所需要的日元資金主要通過發行政府短期證券來籌集。通過大量賣出日元買進外匯的操作所積累起來的外匯資產又構成了日本的外匯儲備。日本銀行的外匯市場介入操作通常在東京外匯市場上進行。日本銀行主要通過金融市場局的外匯平衡操作擔當，以及國際局的后援擔當兩個部門來實施外匯市場干預。其中外匯平衡擔當負責外匯市場分析及決策建議。并經財務省批準，而后援擔當則負責在財務省做出決定后，進行實際的外匯交易。
美國的儲備管理體系由財政部和美聯儲共同進行，美國的國際金融政策實際上是由美國財政部負責制定的。美聯儲則負責國內貨幣政策的決策及執行。在外匯儲備管理上，兩者共同協作，以保持美國國際貨幣和金融政策的連續性。事實上。從1962年開始，財政部和美聯儲就開始相互協調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具體的干預操作由紐約聯儲銀行實施，它既是美聯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美國財政部的人。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財政部擁有美國一半左右的外匯儲備，而美聯儲掌握著另一半。美國財政部主要通過外匯平準基金來管理外匯儲備。美聯儲主要通過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來管理外匯儲備，并與美國財政部保持密切的合作。
除了美國和日本采取雙層次外匯儲備的管理體系以外。世界上還有許多其它國家和地區也采取同樣的管理體系，如英國、中國香港等。
二、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途徑的探討
與上述兩種模式不同，我國的外匯儲備管理體系是由央行依據《中央銀行法》，通過國家外匯管理局進行儲備管理，實際上是由央行獨立進行戰略和操作層面的決策。在儲備管理體系中財政部沒有發揮主導作用，也沒有成立專門的政府投資公司進行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因此是一種單一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這種單一的管理體系下央行貨幣政策日益嚴重地受到匯率政策的牽制，往往難以取舍。而且，由于我國巨額儲備必須用于實現國家戰略目標，而單純從央行角度進行相關決策，缺乏達到和實施上述戰略的基礎。因此。我們應該借鑒國外儲備管理的經驗，不
斷完善我國的儲備管理體系。
在當前條件下，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的管理應從兩方面著手：即一方面要采取措施解決外匯儲備的超常增長，另一方面要提高現有儲備資產的運用效率，兩者不可偏廢。
在控制外匯儲備增長方面，日本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針對日本外匯儲備增加的主要途徑，日本銀行把迄今為止大量買入美元改為大量賣出美元，這無疑是控制外匯儲備規模、削減過剩外匯儲備的一個現實思路。為了避免大量美元被拋進外匯市場導致美元暴跌，日本采取既控制外匯儲備規模、減少過剩外匯儲備，又避免沖擊美國經濟引起美元暴跌的措施。為此，日本銀行利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和“四小龍”迅速增加外匯儲備的有利時機，在2004年第一季度大規模買入美元的市場干預急剎車之后，已快有兩年未進行買入美元的市場干預了。2004年，中國和“四小龍”第一季度外匯儲備增加了2603億美元。約相當于日本銀行第一季度美元買人額的2.3倍多；2005年，中國外匯儲備又增加2089億美元。由于中國和“四小龍”迅速增加的外匯儲備足以抬高美元匯率、遏制日元升值的勢頭，日本銀行就見機行事，及時停止了大規模買入美元的市場操作。今后，只要中國和“四小龍”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繼續迅速地增加外匯儲備，那么在美元匯率因此穩定乃至出現升值的趨勢時。日本銀行很可能將逐步采取從小規模到大規模賣出美元的反向市場干預。
在提高現有儲備資產的運用效率方面，可以借鑒新加坡的積極管理模式，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基本目標是要獲取較高的投資回報，以保證儲備資產購買力的穩定，這與傳統外匯儲備管理的流動性、安全性目標存在本質的不同。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主要考慮資產的長期投資價值，對短期波動并不過分關注，但對投資組合的資產配置、貨幣構成、風險控制等都有很高要求。尤其在中國外匯儲備數量不斷增加，外匯儲備相對過剩的情況下，更應該學習新加坡和挪威，采取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戰略，以減少持有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在世界發達國家。外匯儲備的一般金融資產性質越來越明顯，增值已成為了一項義務，我國目前經營的原則應當迅速由“零風險、低收益”向“低風險、中收益”轉移。拓寬投資領域，改革投資機制。外匯儲備具有同一般金融資產性質相同的一面，在增值投資方面，我國應當積極研究儲備資產的增值盈利方式，在投資領域中，不止局限于存款、債券，還可以選取一部分資產，運用國際通行的投資基準、資產組合管理、風險管理模式進入房地產、股票市場，增加儲備資產的盈利能力。
同時，針對外匯儲備管理的多目標、多層次問題，除了需要統一的戰略設計，也要處理好體制上的分權與集權問題。國外的儲備資產雖然歸屬于多個部門，如新加坡的外匯儲備分散于GIC、淡馬錫和MAS，但是由于新加坡政府特殊的權力結構?？梢杂行ПＷC外匯儲備管理分權基礎上的有效集中。特別是參與積極管理的GIC和淡馬錫，在新加坡政府首腦的直接掌控之下，既有明確的功能分工又有相互的密切合作，非常有利于貫徹政府的經濟政策和戰略意圖。中國政府的結構和權力配置與新加坡不同，特別是與未來外匯儲備積極管理有關的政府職能分散于若干不同的部門手中。因此，有必要對現有體制進行重新的規劃整合，否則體制內部的矛盾將極大阻礙管理目標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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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匯儲備 結構優化 幣種組合 資產配置 一、引言
1952年美國經濟學家馬柯維茨提出資產組合理論，不同資產具有不同的期望收益和風險來建立資產組合選擇模型。20世紀4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特里芬提出用外匯來替代黃金，由此產生外匯儲備多元化理論解決儲備充足性與儲備貨幣幣值穩定性之間的矛盾。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對外貿易總量也在不斷的擴大，國際收支的持續順差導致我國外匯儲備余額迅速增加。據外管局，截至2012年一季度，我國國際儲備資產增加746億美元，且仍繼續增長。依據來自于國際清算銀行和路透社的報道估計，中國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占70%左右，日元約為10%，歐元和英鎊約為20%。過于集中的幣種結構在美元匯率持續走跌的背景下蘊藏著巨大的匯率風險，單一的儲備資產結構增加了我國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因此，優化外匯儲備的結構，提高我國外匯儲備的整體運行效率已經成為國內經濟學者探討的重要課題之一。
二、中國外匯儲備的現狀及問題分析
（一）中國外匯儲備的現狀
（1）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為順應國際貨幣體系發展要求，我國建立了多元化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依據來自于國際清算銀行的報告、路透社的報道，以及外匯儲備余額的變動與主要貨幣對美元匯率變動的相關關系推算，目前在中國的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占70%左右，日元約為10%，歐元和英鎊約為20%。
（2）外匯儲備的資產結構。以美元為主，根據美國財政部網站的年度報告顯示，近5年來，我國投資于美國證券的資產約占當期外匯儲備總額的60%-70%。其中購買債券的資產占到總投資的95%以上，且以長期債券為主，短期債券投資不足8%；用于投資股權的外匯很少，只占投資總額的1%-3%，盡管該比例在上升，但與世界30%的平均水平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二）中國外匯儲備的結構問題及原因分析
（1）美元比例過高帶來匯率風險。目前我國的外匯儲備在幣種結構方面美元比例較高，儲備資產的價值受美元價值變動的影響較大。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在2006年6月15日跌破1：8整數大關后再于2008年4月10日跌破1：7。可見，我國外匯儲備若不進行調整，一旦美元發生大幅貶值，我國必然會面臨巨大的賬面損失。
（2）期限錯配帶來流動性風險。如果僅以滿足進口需求與短期償債能力來衡量，我國外匯儲備已經滿足了流動性需求。但慮到較大的資本順差，我國外匯儲備結構仍然存在著期限錯配問題。近幾年來，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引入了大量國外短期資本投資。而我國投資于美國短期債券總額大大低于外國對我國間接投資，在這種錯配的期限結構下，一旦出現資本外逃，將對我國金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甚至引發金融危機。
（3）資產配置單一帶來收益偏低。長期以來，我國半數以上的外匯儲備是美元資產，并主要以長期債券形式持有。根據美國財政部網站公布的數據，我國投資于美國長期債券的金額為11290億美元，占全部證券投資的94.76%。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外匯儲備偏重于安全性高而收益率低的政府債券，對機構債和企業債投資不足。同時，我國投資于美國股權的年增長率不僅遠遠低于外匯儲備總額的增長率，而且低于世界其他國家股權投資的平均水平，這種資產結構進一步降低了我國外匯儲備的收益率。
三、中國外匯儲備結構優化分析及對策
（一）幣種選擇的參考因素
各國在確定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時通常遵循三個原則：經濟實力原則、幣值穩定原則、交易匹配原則。還要及時了解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總體狀況，包括該國的金融實力、貨幣供應量、經濟發展趨勢以及政治穩定程度等，并且要選擇硬通貨作為儲備貨幣，以避免儲備貨幣貶值的損失。
（二）幣種結構優化方法
外匯儲備金融資產結構的優化配置，應首先考慮世界經濟形勢，尤其是金融危機發生后，高風險的金融資產投資收益偏低。可對同一幣種資產進行內部調整，加大對機構、企業債券和股票的投資，減少政府債券的持有比重，進而提高收益率降低儲備資產損失。增加通貨膨脹保值債券比重，避免通貨膨脹損失。同時，外匯儲備問題涉及政治智慧。
（三）我國外匯儲備優化配置對策
（1）增加海外股權投資。通過海外股權投資我們可以優化外匯儲備的資產組合，獲得較高的回報率，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外匯儲備縮水，達到保值增值的目的。此外也可以通過海外股權投資，向在海外即將上市的中國優質企業投資獲得收益。
（2）提高黃金儲備比例。從市場風險和避免外匯儲備損失的角度看，黃金的保值功能可以提高國家的金融安全性。根據IMF Annual Report 2008統計結果顯示，黃金儲備在全球國際儲備中的份額僅為8%左右，其中82%的黃金儲備由發達國家持有。受美元貶值，美元儲備整體縮水以及美元債券收益率連續下降的影響，我國開始減少對美國政府債券的持有，黃金儲備近2年增長明顯。
（3）外匯儲備非金融資產優化。非金融資產是發展性儲備的主要形式。首先，考慮設立專項外匯資金，滿足中國經濟建設的資金需求，將外匯儲備轉化為實現生產力。例如，設立進口外匯資金、公共建設資金、投資外匯資金等。其次，設立能源儲備基金，保障國家經濟持續發展。最后，加強中國對外國的直接投資，包括適當投資國外房地產市場和各種實業產業等。加強對外國的直接投資不僅能夠提高外匯儲備的收益，降低儲備持有成本，而且還可以提高中國企業的海外競爭力。
四、結論
本文通過分析我國外匯儲備結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從規避匯率風險的角度，根據投資組合理論和外匯儲備資產配置的原則，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論述了優化我國外匯儲備資產配置的思路和方法。得出結論：我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和比例需要進行調整；適當改變外匯儲備資產持有形式；拓寬外匯儲備用途；增持黃金儲備，以完善我國國際儲備結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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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匯儲備管理;戰略投資;藏匯于民;擴大內需
傳統的外匯管理理論認為,一國國際儲備的合理數量,約為該國年進口總額的20%~50%。實施外匯管制的國家,因政府能有效地控制進口,故儲備可以少一些,但是底線在20%。不實施外匯管制的國家,儲備應該多一點,但一般不可超過50%。根據這個理論可以得出中國的外匯儲備嚴重超標,同時也加劇了我國外匯儲備的管理風險。
一、中國外匯儲備的現狀
我國自1994年實施人民幣匯率改革將內外匯率并軌后,在外匯管理體制上實施強制結售匯制度及“寬進嚴出”的政策,外匯儲備高速增長。1994年中國外匯儲備只有516億美元,截至2008年4月末,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增加到1.76萬億美元,比東北亞其他國家和地區外匯儲備的總和還多,并且這個數字實際上已經超過了世界主要七大工業國(包括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意大利,簡稱G7)的總和。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因素:有利于維護國家和企業的信譽,增強海外對人民幣的信心;有利于拓展國際貿易,吸引外商投資,降低國有企業的融資成本;有利于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提高應對突發事件、平衡國際收支的能力。但中國外匯儲備明顯超過適度規模,過度的外匯儲備也帶來很大風險:外匯貶值造成的匯率風險;外匯儲備成本的提高加劇了財政風險;外匯占款的大量增加引起基礎貨幣的投放量增加,進而導致了中國國內的通脹風險;巨額外匯儲備加大了西方國家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造成我國同西方國家關系緊張,加劇了我國的政治風險。
二、當前中國外匯儲備管理存在的風險分析
1.匯率風險
中國在官方從未明確公布我國外匯儲備的結構,但據估計,我國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約占70%左右,雖然近幾年有所減少,但是中國外匯儲備結構以美元為主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為建立和完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2007年7月中國進行了第二次匯率改革,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新的匯率政策放寬了對人民幣匯率的管制,人民幣對美元開始穩步升值,2008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已先后41次創出新高,年內累計升值幅度已接近5.5%,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造成了我國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的縮水。此外,次級房貸危機和世界能源危機的爆發嚴重的打擊了美國經濟,導致美元疲軟?？傊?美元的持續貶值加劇了我國外匯儲備的匯率風險。
2.財政風險
由于中國沒有完全開放資本與金融項目,外匯儲備管理實行“藏匯于國”的寬進嚴出政策,央行承擔國際收支中的外匯結算業務是外匯市場上的唯一買家,而央行買入大量外匯使外匯占款增加的同時確也增加了基礎貨幣的投放量,為了抵消人民幣投放過多而引起的通貨膨脹,央行就會用發行央行票據、國債和上調存款準備金利率等形式對沖換匯時所投放的基礎貨幣,外匯流入越多對沖壓力越大,當央行票據和國債到期時,巨額的還本付息成本造成中國對內債務的增加,再加上管理外匯儲備所需的費用,使中國的財政負擔逐步加重,進而加劇了中國外匯儲備管理的財政風險。
3.通脹風險
外匯占款過多,基礎貨幣投放量過大,加劇了我國國內的通貨膨脹危機。雖然,央行采取各種措施來對沖外匯占款,但是迫于對沖金額過大的壓力使得央行的對沖力度十分有限,粗略計算,央行對于外匯占款的對沖率大致可達到70%左右。剩余30%的外匯占款的投放將使我國廣義貨幣(M2)供應量加大,進而對中國國內輸入通貨膨脹。此外,由于近期美元疲軟,為了維護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穩定,央行不得不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買進美元,增加了人民幣的投放量,從而又引起外匯占款的增加,同時也增加了基礎貨幣的投放量,進而也增加了廣義貨幣的供應量,使我國的通貨膨脹風險進一步加劇。
4.政治風險
由于中國外匯儲備規模龐大,使得外匯市場上的外匯供應量十分充足,導致人民幣存在升值趨勢。為了緩解這種趨勢,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人民銀行不得不在外匯市場上購買多余的外匯,這樣就更加劇了外匯儲備規模的擴張。外匯儲備規模的不斷增加,必然會引發更大的人民幣升值壓力。這種系統內的惡性循環,使得外匯儲備規模和人民幣幣值的矛盾更加突出[6]。90年代日本迫于美國的壓力與其簽訂了“廣場協議”,使資本與金融項目完全開放,并實行日元的可自由兌換政策,日元大幅度升值導致日本產業國際競爭力下降,泡沫經濟的破滅嚴重地打擊了日本的國內經濟。有了日本的前車之鑒,我們認識到穩定的匯率政策是保證經濟健康的發展的重要前提。
三、規避外匯管理風險的對策措施
1.主權財富基金的戰略投資
主權財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簡稱SWFs)又稱主權基金,主要指掌握在一國政府手中用于對外進行市場化投資的資金,是近十年來國際金融市場上最重要和活躍的機構投資者。2007年9月29日中國投資責任有限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簡稱CIC)在北京成立, CIC是我國尋求外匯儲備管理新模式的一種有益嘗試。首先,CIC可以適當分流過多的外匯儲備,使外匯儲備保持在一個合理的規模。從適度儲備規模確定的因素看,目前我國保有7 000億~8 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即可,CIC成立時分流了2 000億美元,減輕了人民幣發行的壓力;其次,CIC可提高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率。我國外匯儲備主要以美元為主,其中70%用于購買美國國債。美國長期以來經常賬戶赤字和財政赤字導致了美元的貶值, 2006年中國外部資產收益率僅為3.6%,其中外匯儲備的比重高達69%,考慮美國國內通貨膨脹和美元匯率下跌因素,過去五年外匯儲備的年均實際收益為-1%左右。
2.藏匯于民
“藏匯于民”指在“意愿結售匯”制度下,放寬出口收匯企業的留匯額度,從而增加企業和個人的外匯儲備、減少國家外匯儲備的機制。通過“藏匯于民”來提高居民和企業合法持有外匯的數額和資產種類,逐步開放對外投資,實現資本流入、流出大致同等監管力度。首先,“藏匯于民”有利于調整“寬進嚴出”的外匯政策取向,解決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的政策源頭。在“藏匯于民”的政策導向下,國家外匯儲備中的部分外匯儲備由企業和居民個人持有,可大大緩解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的勢頭,同時也有利于讓市場和民眾分擔匯率風險;第二,“藏匯于民”有利于穩妥推進對外投資,進一步擴展外匯資金運用方式,構建完整的“走出去”外匯管理促進體系。就“藏匯于民”而言,外匯儲備證券化是一種相對穩妥的方法;第三,“藏匯于民”有利于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從而減少貿易摩擦。實施“藏匯于民”來分流部分外匯儲備,增加外匯需求渠道,對人民幣的需求相對減少,從而可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最后,“藏匯于民”有利于完善我國的貨幣調控機制,增強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藏匯于民”改變了國家是唯一的最終買家的狀況,必然減弱外匯占款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如果能實施比例結匯,央行還可以根據比例調節貨幣供給,從而成為可利用的新的貨幣政策。
3.外匯儲備多元化
外匯儲備多元化的思想源于國際儲備多元化理論中關于多種貨幣儲備體系問題和儲備資產多元化的探討。其主要內容包括:外匯儲備幣種多元化和外匯儲備資產投資多元化。外匯儲備多元化可以實現我國外匯管理的三個目標:第一,實現幣種優化,分散匯率風險。從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看,美元資產占比重過高,近年來美元持續走低,再加上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的壓力,過多的美元資產導致我國的儲備收益有所縮水。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國際資產配置來改善我國外匯儲備幣種結構,能夠起到分散匯率風險、實現穩定外匯儲備價值的作用;第二,優化投資結構,提高儲備收益。我國應在蓬勃發展的全球金融和資本市場中積極尋找和拓寬我國外匯儲備的投資渠道,進一步加快我國外匯儲備投資多元化的步伐,發揮多元化投資組合的優勢,達到減少投資風險和提高投資回報的目的,以保證其資產質量及較高的投資回報;第三,削減外匯儲備的貨幣存量,減少外匯儲備過度的消極影響。在外匯儲備的資產配置過程中,通過擴大資本設備、戰略資源的進口以及海外直接投資等方式,把外匯儲備轉化為實物儲備、發展儲備,使得外匯儲備資產的貨幣存量得以控制或削減,從而達到減少或控制超額外匯儲備規模的目的,減少對我國經濟產生的消極影響。
4.擴大內需,增加進口
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速度十分驚人,2008年前四個月增加了745億美元,相當于每小時增加約1 000萬美元。解決問題要抓住問題的根源,而我外匯儲備積壓的根源在于中國的國內消費疲軟也就是內需不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和外資的大量介入使中國的生產能力大大的提高,而由于內需不足使得生產出來的產品無法完全在國內消費,生產和消費的嚴重脫節使得國內產品不得不在國際市場上尋求買家,大量出口直接造成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積累。所以從長遠來看,減緩外匯增長速度規避中國外匯儲備管理風險的一個有效措施就是擴大內需,增加進口。這就要求我們積極推動國內消費,增強社會服務。中國的國內消費增加了,儲蓄就會減少,出口的動力也會放緩,從而使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勢頭放慢下來。此外,內需的擴大還可以增加進口,進口的增加有助于縮減我國長期的巨額的經常項目順差,進而有效控制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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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外匯儲備幣種結構投資決策債務管理
截止2005年底,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8189億美元,如果再加上香港的1243億美元,實際上我國已經以9432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位居世界榜首。隨著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地不斷擴大,對其適度規模的研究也越來越多,相比較而言對我國外匯儲備結構是否合理的研究則乏善可陳。
外匯儲備的結構研究可以分為四個方面:外匯儲備在全部儲備中所占比例的控制;外匯儲備的結構安排;儲備資產的投資決策;債務管理。本文擬從這四個方面分析我國外匯儲備的結構特征。
外匯儲備在全部儲備中所占的比例
國際儲備由黃金儲備、外匯儲備、在基金組織的儲備頭寸和特別提款權四個部分構成。國際儲備這四個組成部分各自的流動性、安全性和盈利性都是不同的,它們各自在國際儲備總額中所占的比重不同,會導致整個國際儲備總體呈現出不同的流動性、安全性和盈利性。
我國國際儲備四個組成部分各自所占的比重是很不平衡的,大部分是外匯儲備。我國的黃金儲備占國際儲備的百分比是1.6%,2001年,我國擁有的特別提款權配額為63.692億特別提款權(約合83億美元),只占當年國際儲備的3.9%。儲備頭寸占國際儲備的比例也很低。
我國的黃金儲備、特別提款權和在基金組織的儲備頭寸偏低受到了整個國際儲備體系的影響。1976年“黃金非貨幣化”后,黃金的儲備貨幣職能在繼續退化,只是作為一種最后支付手段保留在國家中央銀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與IMF有關的儲備資產即儲備頭寸和特別提款權所占的比重在最高時也不過5%左右,并呈不斷下降的趨勢。而按市場價格計算,黃金儲備所占的比重雖然稍高,但也呈下跌走勢。至于外匯儲備則不僅所占比重一直最高,且表現為不可逆轉的上升勢頭。在國際儲備體系中外匯儲備成為了最主要的儲備資產。
我國的國際儲備格局與世界的國際儲備格局變換是相一致的。這種相一致性并不能說明我國的國際儲備格局就是合理的,它恰恰說明我國的經濟實力還不強大,我國的人民幣還不是世界可自由兌換的貨幣,我國的金融地位在世界金融領域中還處于劣勢。
外匯儲備的結構安排
外匯儲備的結構安排主要是外匯儲備幣種結構的選擇。在我國的外匯儲備中以美元居多,這種以美元為主的外匯儲備幣種格局主要受到了國際儲備體系、我國的貿易結構、資本流動等因素的影響。
(一)國際儲備體系的影響
目前,國際儲備體系中外匯儲備是最主要的儲備資產,而在外匯儲備的結構中美元在所有的儲備貨幣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一半以上,在近些年來又有不斷上升的趨勢,從1998年以來一直保持在60%以上。國際儲備體系的這種格局說明了:盡管世界可自由兌換的貨幣有十幾種,特別是歐元的啟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世界貨幣的格局。但是,從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所使用的結算貨幣來看,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支付和計價貨幣。這樣就使得一國(除美國外)的外匯儲備中持有一定數量的美元可以減少因為要把其他貨幣轉換成美元時發生的匯兌損失和手續費用的支出。
(二)對外貿易結構的影響
貿易結構大體上確定了在對外貿易中所使用的幣種及其比例。因此,通過考察進出口的來源、去向、數量及交易雙方的支付慣例等可以獲得貿易結構對幣種組合影響的初步結論。
我國尚未實行意愿結售匯,國際收支順差是外匯儲備可靠而直接的來源。其中,經常項目的收支狀況對于整個國際收支狀況的影響尤為顯著。我國的貿易支付主要是哪一種或者幾種貨幣也就決定了外匯儲備的幣種構成。在進出口貿易中某種貨幣的供給和需求會發生對沖,這樣,實際對外匯儲備構成產生直接影響的是貿易逆差來源地和貿易順差來源地所使用的貨幣。
以2005年我國與排序前十位的貿易順差來源地和貿易逆差來源地國家(或地區)為例(見表1)。假定:如果貿易伙伴國的貨幣是可自由兌換的貨幣,在與我國的交易中使用該國或地區的貨幣作為計價貨幣。
從表1中可見,出現貿易逆差產生對外匯儲備的需求所需要的貨幣可能是新臺幣、韓元、日元、馬元、沙特里亞爾、菲律賓比索、安哥拉寬扎、泰銖、巴西雷亞爾、澳元。其中,不是自由兌換的貨幣也不是國際儲備貨幣的交易貨幣可能需要轉換為其他貨幣比如,美元。這樣,所需要的外匯儲備的幣種是美元、日元、澳元等。貿易順差帶來外匯收入,這部分外匯收入可能是美元、港幣、歐元、英鎊、阿聯酋迪爾汗、加元等。同理外匯儲備幣種的來源結構是美元、歐元、英鎊、加元等。
以上只是分析了2005年一年的情況,還不能完全說明外匯儲備的幣種的具體構成。但從我國現階段的國情看,美國、歐元區、日本、韓國等目前是我國最主要的貿易伙伴,相應地,美元、歐元、日元等也自然會在我國外匯儲備幣種構成中占重要的地位。此外,新加坡、英國、馬來西亞、俄羅斯、澳大利亞、泰國、加拿大等國家與我國的貿易比重也較大,這些國家的貨幣也會影響我國外匯儲備的構成。從支付結算的角度看,盡管目前仍有一些國家或地區在與我國的貿易中較多、較習慣采用美元結算,但這種情況正逐漸發生變化,選用其本幣進行結算的會漸漸多起來,所以,我國外匯儲備幣種構成中雖然以“美元獨大”,但是這種局面也正在發生改變。(三)直接投資的影響
資本與金融帳戶的順差也是我國外匯儲備重要的來源渠道。由于我國對外投資仍然屬于起步階段,目前在金融帳戶中影響較大的依然是外商直接投資。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已有相當規模,目前,累計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達5600多億美元。2005年1-11月,外商投資新設立企業39679家,同比增長1.17%;合同外資金額1672.12億美元,同比增長23.99%;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31.27億美元,同比下降1.90%。這些投資中有很多是采用投資來源國自身的貨幣,而且將來通過分紅取得投資收益時也要兌換為相應的外幣匯出。因此,直接投資的來源國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也會影響到我國外匯儲備幣種結構。
2005年1-11月對華投資前十位國家/地區依次為:中國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日本、韓國、美國、新加坡、中國臺灣、開曼群島、德國、薩摩亞,前十位國家/地區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占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的84.37%。在這些直接投資的計價貨幣的選擇中美元依然占有一定優勢。
儲備資產的投資決策
截至2006年9月底,我國外匯儲備達9879億美元,距1萬億美元呎尺之遙,業內人士稱,我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但我國外匯儲備的四分之三都投資在美元和美元所表示的資產上,如美國債券和不動產。
對于我國來說,盈利性應是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結構管理中要引起充分考慮的目標,如何實現盈利性,就要考慮各種儲備貨幣的風險收益組合問題。我國學者易江、李楚霖(1997)將資產組合風險最小化的理論應用于外匯儲備安全增值問題的研究,在允許賣空和不允許賣空兩種情景下導出實現外匯儲備最優組合的方法,并利用實際數據計算出了不允許賣空條件下儲備的最優投資組合,分別是日本(57.7%)、瑞典(19.7%)、比利時(15.63%)、丹麥(4.02%)、中國香港(2.88%)。朱淑珍(2002)利用馬克維茨的組合投資理論,以美元為基準,考察幾種具有代表性的國際貨幣的風險收益情況,分析了我國的外匯儲備的風險有效邊界曲線,同時給出了理論上最優的外匯儲備結構的調整建議。宋鐵波、陳建國(2001)結合我國貿易結構、外債結構、儲備貨幣的風險收益和我國的匯率制度得出如下外匯儲備的幣種組合:美元(58%～63%)、日元(13%～18%)、歐元(13%～18%)、英鎊等其他貨幣(5%～10%)。
由于美元實行的是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美元幣值因為其國內存在巨大的“雙赤字”等不穩定因素近一段時期以來表現疲軟,這無疑增大了我國外匯儲備的匯率風險。外匯儲備資產屬于風險資產,針對各種儲備資產的不同收益情況和風險程度,進行多樣化的組合搭配,得到一個風險程度低、收益率高的投資組合對我國外匯儲備的管理是很必要的。自2003年起,我國政府就開始了外匯儲備政策的調整與創新。從外匯儲備穩定的儲備政策,向穩健與充分利用并重的儲備政策調整。
債務管理
由于在多數情況下,外債需用人民幣兌換為具體的計價貨幣進行還本付息,具體的計價貨幣會在外匯市場上產生明顯的需求,因而成為影響外匯儲備幣種結構的一個因素。從表面經濟利益看,外債和外匯儲備是一個矛盾的組合體:一方面是以較高的成本借入外債,另一方面又以收益較低的外匯儲備形式占用了龐大的外匯資源。但是因為兩者各自有其自身的特點及作用,因而兩者可以共存,當然這要付出相應的代價(持有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研究外債結構對外匯儲備幣種組合的影響就是要使得這種代價盡可能地降低,這對提高外匯儲備的流動性、安全性和收益性都是有幫助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集聚起巨額的外匯儲備的同時也積累了較大規模外債。因此,從確保外債的及時還本付息及盡量降低因幣種轉換帶來的交易成本考慮,外債的幣種結構和期限結構會影響到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
目前,我國外債幣種構成中以美元債務為主。2005年6月末,美元債務占登記外債余額的66.8%,比2004年末上升1.8個百分點;其次是日元債務和歐元債務,分別占14.1%和8.1%。這樣,我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中美元居多也就可以滿足我國到期對外支付的需求。
從外匯儲備的職能出發,充足的外匯儲備可以充當一國對外舉借外債的保證,在外債到期時不會發生債務危機。這一因素的影響還反映在外債的期限結構上,如果持有外匯儲備主要是滿足短期外債的償付需要,那么外匯儲備的貨幣結構就需要最大限度地與短期外債的貨幣結構保持一致,避免貨幣錯配可能造成的損失。而我國的外債期限結構中以中長期外債居多,2002年、2003年和2004年中長期外債所占比例分別為:67.4%、60.2%和54.37%。所以,在選擇我國的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中應把中長期外債的幣種結構考慮在內。
參考文獻:
1.易江,李楚霖.外匯儲備最優組合的方法.預測,1997
篇10
[關鍵詞]外匯儲備結構；風險；對策
外匯儲備是一國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之一。外匯儲備能夠調解國際收支，維持本國貨幣匯率穩定。有利于增強國家信用，提高對外融資能力。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資本流動對一國國際收支的影響增大，在為各國帶來創造盈利，增加各國貿易往來便利的同時，也給各國帶來了更多的不穩定因素。因此，各國政府為了保證本國經濟健康發展。對外匯儲備的管理更加重視。
一、我國外匯儲備結構存在的風險
(一)我國外匯儲備結構的現狀
1.幣種結構的現狀。從布雷頓森里體系解體后。一些國家開始實行了多元化的外匯儲備體系。從全球的角度觀察，主要的儲備貨幣為美元、日元、英鎊、歐元和瑞士法郎等。根據國際機構及其他國家官方公布的相關數據分析。1997年我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是美元占59％。日元占12％，馬克與歐洲貨幣單位分別占16％與12％。1999年1月歐元成功啟動后，我國將德國馬克、法國法郎轉換為歐元，使我國具有了一定的歐元儲備，幣種構成是美元占55％，日元占27％，歐洲貨幣占6％。李振勤等根據美國財政部的數據推測，2003年6月我國外匯儲備的近似組合大體為美元70％、歐元15％、日元10％、英鎊5％，到2004年9月底，美元比例降低至60％。翁雪琴根據2005年10月美國財政部統計以及外匯儲備余額的變動與主要貨幣對美元匯率變動的相關關系推算。中國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比重約為60％，日元與歐元的比重分別約為15％和25％。美國財政部國際資本系統(TIC)定期公布的外國投資者持有美國證券的資料顯示：截止到2010年6月。我國持有的美元資產總額為16110億美元，約占我國外匯儲備總量的65.56％。由上述資料及最新數據顯示，我國外匯儲備幣種構成中美元仍是主要幣種。占我國外匯儲備絕大部分。
2.資產結構的現狀。由于我國半數以上外匯儲備以美元資產形式持有。加上我國在資本項下實行外匯管制。投資于美國的外匯主要來自于我國的外匯儲備，因此，我國外匯儲備資產結構的分析主要以投資美國證券為代表。
根據美國財政部網站的年度報告顯示(表1)，近5年來，我國投資于美國證券約占當期外匯儲備總額的60％～70％。其中以購買債券資產為主。占到總投資的95％以上，其中以長期債券為主，短期債券投資不足8％：投資于股權的部分也較小，只占投資總額的1％～8％，雖然這一比例有所提高，但是與世界平均水平30％這一標準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同時這些數據體現我國資產結構主要持有的是美國長期債券，資產結構形式過于單一。
(二)我國外匯儲備結構存在的風險分析
1.持有的美元儲備資產過高帶來的匯率風險。從上面的數據分析可以了解到，我國外匯儲備資產結構中，持有的美元儲備資產占到50％以上，這也意味著我國的外匯儲備受美元的牽制較大。美元匯率的波動對我國外匯資產的余額產生一定的影響，這也表明我國外匯儲備隱含了一定的匯率風險。2007年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加速了美元貶值的步伐，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在2008年4月10日跌破1:7，再于2011年4月29日跌破1:6.5大關。由此可見，美元很可能將會在未來較長時期內持續貶值，而如果我國外匯儲備不進行結構調整。則會面臨巨大的損失。因此，減持美元外匯儲備的呼聲持續增高。但是相關專家也表明調整我國的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并不容易，如果減持美元增加歐元等資產，則會導致全球中美元供大于求的狀況致使美元暴跌，進而美國長期利率會上升，美國經濟衰退。當美國利率上升的時候。會導致我國外匯儲備中美元債券市值損失。因此。我國不能盲目的減持美元，一切需要從長計議。
2.外匯期限錯配帶來的流動性風險。外匯儲備的期限結構，是指外匯儲備的不同投資對象的到期期限之間的關系。合理搭配投資期限，就是要使持有資產的時期既能滿足較小的代價和隨時支付的要求，又能防止因利率變化而使重要經濟參數發生變化對資產價值的影響。由表1可知，我國的外匯儲備的美元部分長期債券所占比例較大，短期投資比例較小，這表示我國外匯儲備的期限結構以中長期為主。但鑒于我國存在比較大的資本順差，我國的外匯儲備結構就存在了期限錯配的問題。近幾年，人民幣升值預期引發了大量的國際資金流入國內。這些資金主要投資于國內的債券，股票等流動性大的金融工具。這也表明，我國將大量資金注入到國外的長期投資，而吸引的僅僅是短期投資，這使我國面臨巨大的流動性風險。萬一出現資本外逃，則出現經濟動蕩甚至引發金融危機的幾率很大。
3.資產配置單一帶來的低收益。長期以來，我國外匯儲備結構中半數以上是美元資產。這其中大部分為長期債券。由表2可以得出，我國投資于美國長期債券的金額為14790億美元，為我國同期的中長期外債余額8倍多，我們還可以看出我國投資于美國股權的比例較小，遠遠低于我國外匯儲備總額的增長速度和其他國家的水平。這樣的資產結構降低了我國的外匯儲備的收益水平。
通過上述分析。我國目前的外匯儲備結構十分不合理，這也表明了對我國外匯儲備結構優化的必要性。而主要是從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和資產結構兩個方面進行優化。這也是外匯儲備優化的核心。在保證外匯安全性的條件下，提高我國外匯儲備的管理效率，增加收益率。降低持有成本。
二、降低我國外匯儲備結構風險的途徑
(一)增加海外的股權投資
股權投資是指企業或者個人購買其他企業的股票或者以貨幣資金、無形資產和其他實物資產直接投資于其他企業。和可變現的存款、債券等金融資產相比，它是一種適合于長期投資的金融工具。尤其是它高收益高風險的特點更適合投機性的儲備需求，也是優化外匯儲備資產結構的理想投資工具。而且將外匯儲備資產投資于海外股權，目前也是許多國家儲備資產結構優化的一個方向，例如，新加坡的淡馬錫公司曾經在我國投資于中國國際金融公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金山軟件等，并且獲得了較高的收益率。就我國目前的外匯儲備資產結構來看，我國的海外股權投資占整個投資的比例很低。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從表3可知。截至2010年6月30日，我國對美國證券的投資中，股權投資的比例僅為7.88％，而發達國家中英國、瑞士和加拿大分別占了40.20％、40.81％和70.28％。新興市場的國家和地區中。新加
坡和香港地區股權的投資比例分別為51.70％和11.26％，發展中國家墨西哥的股權投資比例也達到了20.24％，都遠遠高于我國的股權投資比例。因此，增加海外股權投資是我國目前可以考慮優化外匯儲備資產結構的有效方式之一。通過投資海外股權，我國可以優化外匯儲備的資產組合。進而獲得較高的收益率。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避免外匯儲備縮水，達到保值增值的目的。除此之外，進行海外股權投資也能夠幫助在海外即將上市的我國企業投資獲得收益。
(二)增加黃金儲備比例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0年年報的數據顯示，在2009年底，黃金儲備占全球外匯儲備的20.1％。其中80.5％為發達國家持有。美國的黃金儲備在世界排名第一，它擁有8133.5噸黃金。占其外匯儲備比例的73.9％。歐元區各國央行的黃金儲備總量超過10000噸，俄羅斯和印度的黃金儲備也分別達到其國際儲備的2.4％和3.8％。只有中國的黃金儲備長期不變，僅占外匯儲備的1.7％。遠低于其他國家采用的3％～5％的標準，由此可見中國的黃金儲備從絕對量和相對量上都顯不足。
雖然黃金非貨幣化之后，在國際儲備體系中的地位也隨之下降，但是事實上，黃金儲備對于優化外匯儲備的資產組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黃金可以抵御美元貶值的沖擊，作為物商品具有很強的保值功能。此外，黃金是防范通貨膨脹的重要手段。長期的歷史證明。黃金的價格隨通貨膨脹指數同步上漲。并且上漲幅度領先于通貨膨脹指數。盡管目前黃金的價位較高，但從長期戰略角度出發，準確預測黃金市場的價格。適時合理地購買黃金，既能夠達到保值的目的，又能使我國的外匯儲備金融資產結構更為合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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