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史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區域經濟史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區域營銷就是區域從滿足投資者的需求出發來塑造投資環境，并把整個投資環境像產品一樣對外推銷，來吸引投資者的投資、滿足投資者需求的一系列與投資市場有關的活動的總和。所謂區域營銷實際上是指兩個過程：一是指區域營銷者在經營區域時，將區域看做市場導向型的企業，向企業家一樣將區域作為一個產品，根據自身的特點，確定特定的目標市場，并針對目標市場進行創造包裝和行銷過程；二是區域政府或區域聯盟以及各種區域利益相關者在市場營銷理論的指導下，創造并提供有價值的“區域產品”，利用市場營銷理念和方法將整個區域進行企業化，產品化經營，整合區域內的各種資源，滿足“區域消費者”的需要和欲望，從而最大限的地實現區域增值的一種社會活動和管理過程。這一概念包含了五個方面的內容：（1）區域營銷既有企業的特點，也具備有一些政府管理的特征；（2）指出了區域營銷者是區域政府或政府聯盟以及各種區域利益相關者；（3）指出了區域營銷實際上是市場營銷理論和方法在區域發展中的應用，區域完全可以利用企業市場營銷理論和方法，結合區域特點并整合區域內的各種資源來開展各種營銷活動；（4）指出了區域營銷的實質是將整個區域進行企業化、品牌化經營，從而吸引和滿足各類目標客戶的需求和愿望；（5）區域營銷的目的是為了樹立區域獨特的形象，提高區域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實現區域增值，從而提升區域競爭力。

二、關于區域營銷策略的研究

目前，關于區域營銷策略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種研究認識：

1、認為區域營銷策略必須實施品牌化工程，而區域營銷中實施品牌工程的基本目標是“取得各個相關要素的最大優化與最佳整合”。品牌特性的確定是品牌成敗的關鍵，樹立城市品牌獨特性的方法為：“即按照唯一性、排他性和權威性的原則，找到城市的個性、資源理念，根據地理環境、現實條件、功能性質、歷史文化以及區域的經濟聯系等特點進行規劃，并注意保護文化傳統、地方特色，提煉獨特的、真正有價值的品牌。”

2、認為根據不同類型和性質的城市在國際、國內所發揮的政治、經濟或文化的作用，以及城市自身的個性特點，可將城市的品牌氛圍以下主要類型：政治型城市品牌、旅游型城市品牌。并指出了我國當前城市品牌建設存在的問題和品牌建設存在的問題和品牌塑造的途徑。

3、強調區域營銷品牌化策略會到來長期的外溢效應、良好的品牌效應為他們通向成功提供了捷徑。認為由政府實施的品牌化策略能夠“提升眾多中小企業基于特殊能力和專業性的區域形象，拓寬他們的產品銷路，增強他們的行動信心，使他們積極有效地去參與市場競爭”。從這一角度看，由政府來實施品牌化策略對于產業群的健康成長也是十分必要的。

4、提出了城市營銷戰略的制定、實施及調整思路。認為區域營銷戰略包括“明確城市產品、城市營銷策劃以及制定系統的營銷組合策略”。區域營銷策略的實施不但要從規劃入手，還要成立一個專門負責區域營銷的機構。營銷策略要做好營銷市場目標化、城市建設市場化、投資環境最優化、核心產業集聚化、城市形象品牌五個方面的工作。綜合目前的研究狀況，我們可以看出：區域營銷策略是指一個區域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用營銷的方式來運作管理區域的總體設想和規則。在實施區域營銷策略戰略時，應注意對營銷活動進行控制，定期進行績效評估，動態地調整營銷策略，以保證區域營銷策略的有效性和目的性。

三、區域營銷的策略

（一）區域產品策略

美國經濟學家威廉•極•尼克爾斯指出：“產品可以是一個人、一個地方、一種思想、一種是在的物品、一種服務、一項政府的規劃、一個慈善機構、一種福利事業、或者任何其他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他人的事物”。一般來說，區域營銷產品分為兩大類：公共產品和營銷產品。公共產品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土地及水、礦藏等資源的開發權、城市基礎設施及交通設施的開發經營權、城市公共事業的經營權、特殊行業的特許經營權。由于自然資源秉賦、人力資源、歷史淵源以及經濟發展狀況等方面的限制，同一區域內不同具體“產品”以及不同區域內同一具體“產品”的素質以及未來發展前景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決定著，區域營銷的產品定位。在進行營銷定位時，有些區域借助區域的整體產品進行定位。例如，過去幾年，中國有多個城市提出了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發展目標。按照城市學者馬陽的觀點，“國際大都市”應該是區域中心、移民之城、會展之城、組織之城、服務之城、創業與人居之城、傳媒之城與文明之城”。可以說，“國際化大都市的營銷定位為城市營銷的“整體產品”提出了要求和發展目標。而有些區域則可以借助本區域內有明顯競爭優勢的某類具體產進行營銷定位。例如，洛陽借助其“九朝古都”的歷史地位主推歷史產品吸引旅游訪客。當然，確定區域營銷的助推產品必須是建立在全方位的營銷調研和分析的基礎之上的。區域營銷者要充分考慮區域產品的實際現狀、競爭狀況、目標顧客狀況以及營銷環境等因素，分析自身的優勢與劣勢，找出面臨的威脅和機會，從實際出發，用戰略眼光對區域“產品”進行合理定位。

（二）區域品牌策略

區域品牌策略包括兩層意思：其一：產品品牌區域化，即實施區域產品品牌策略。該策略的含義是扶持和促進區域內品牌的創立和發展，通過提高區內品牌的競爭力來提高區域的競爭力，進而借助區域產品形象的提升達到提升區域整體形象的目的。其二，區域形象品牌化，即實施區域整體品牌策略。該策略的含義是為區域的整體形象樹立一個品牌，把區域作為一個品牌來經營，以品牌的來參與市場競爭，在樹立區域整體品牌的同時，為區域的產品創造區域品牌形象，即將區域的產品品牌與區域的形象品牌結合，達到相互促進的作用。

1、區域產品品牌策略

實施區域產品品牌策略是被實踐證明了的促進區域營銷的一大助力。一個產品一旦成功地創立了自己的品牌，那么這個品牌所代表的就不單單是產品本身，它同時代表了一個企業、一個行業，最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個區域，成為區域經濟水平和形象的一部分。這樣的例子有很多，人們常說的“云煙川酒”，“云”就是指云南，之所以有這么一說，就是因為云南擁有著名的香煙品牌紅塔山、云煙；而“川”則是指四川，也是因為四川出產名酒五糧液、瀘州老窖的緣故。可見，區域內知名的產品品牌不僅是支持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還是區域傳遞給外界的一張名片，代表著區域的臉面。

2、區域整體品牌策略

品牌被消費者視為產品的一個中要做組成部分，有魅力的品牌可以使消費者產生心理偏好，因此品牌能夠增加產品的價值。實際上，當我們將區域當做一個整體來營銷時，區域的名稱就成為了區域的品牌，被看做區域這個產品的組成部分。如果區域產品的品牌策略是為區域產品創造知名品牌，該策略的關鍵是區域產品，那么將區域作為一個品牌來營銷，區域的整體形象就成了品牌的載體。區域的整體形象包括很多方面的內容，單區域的品牌卻有一定的屬性。這個屬性也就是區域最具優勢的資源。這個資源可能是區域的優勢產業，也可能是區域的自然或人文化境。可見該策略的關鍵是要給區域打造一個良好的區域整體形象，整合區域資源，突出區域優勢，揚長避短，增強區域的市場競爭力，并以此作為區域品牌營銷的立足點區域某些方面的優勢一旦變成市場競爭力，區域的品牌就有了支點。區域形象是區域品牌的載體，隨著區域整體形象的提升，區域也會逐漸成為一個名牌區域，從而又反過來促進本區域的發展。

（三）區域促銷策略

區域通過各種方式和目標市場之間雙向傳遞信息，以啟發、推動和創造對企業產品的需求，并引起購買欲望和購買行為的綜合活動。通過促銷，提供信息，使顧客了解區域產品有哪些特點，倒什么地方購買，購買的條件是什么等，從而引起顧客注意激發其購買欲望，為實現和擴大銷售做好輿論準備；強化區域形象，尤其是通過對名、優特產品的宣傳，更能促使顧客對區域產品及區域本身產生好感，從而培養和提高“品牌忠誠度”，鞏固和擴大市場占有率，一般的促銷策略分為人員推銷、公共關系、營業推廣及廣告等，區域應對促銷策略進行適當選擇，綜合使用以求達到最好的促銷效果。在促銷過程中可以采取推式策略、拉式策略、推拉結合策略。推式策略是指利用推銷人員與中間商促銷，將區域產品推入渠道的策略。推式策略風險小，推銷周期短，資金回收快，但其前提條件是須有中間商的公式和配合，拉式策略是區域針對最終消費者展開廣告攻勢，把產品信息介紹給目標市場的消費者，使人產生強烈的購買欲望，形成急切的市場需求，然后拉引中間商紛紛要求經銷這種產品；推拉結合策略是把上述兩種策略配合起來運用，在向中間商進行大力促銷的同時，通過廣告刺激市場需求。

（四）區域定價策略

產品價格的杠桿作用，一方面表現在其對一個區域市場消費品類的宏觀調控，影響區域市場中的產品結構構成以及品類消費潮流；另一方面表現在對市場消費的拉動和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欲望，從而促成階段的消費高峰和消費低谷，也就是說，當我們需要為一個新產品定價的時候，既要考慮產品的成本，又要考慮綜合的市場因素，利用好價格的杠桿作用，營造良好的消費氣氛，促進消費，刺激消費，培養潛在消費群。并借此提高銷量，擴大市場份額，從而達到利潤最大化的目的。菲利普•科特勒說：“從最狹隘的角度來說，價格是對產品和服務所收取的金錢。較廣義地說價格是指消費者用來交換擁有和使用產品或服務利益的全部價值量。”所以，為產品妥善定價，既能體現企業決策與市場實際的契合程度，又能體現一個企業或者產品對一個區域的掌控程度，不僅關乎企業的利潤目標能否實現，同時也決定產品在市場上的表現。

1、高價策略也叫撇脂定價法

新產品上市之初，將價格定得較高，短期內獲取厚利，盡快回收投資。這種方法適合需求彈性較小的細分市場，其優點：（1）新產品上市，顧客對其無理性認識，利用較高價格可以提高身價，適合顧客求新心理，有助于開拓市場；（2）主動性大，產品進入成熟期后，價格可分階段逐步下降，有利于吸引新的購買者；（3）價格高，限制需求量過于迅速增加，使其與生產能力相適應。缺點是：獲利大，不利于擴大市場，并很快招來競爭者，會迫使價格下降，好景不長。

篇2

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萌芽或準備階段。19世紀中葉，即在1834年由北德、中德與南德等三個關稅同盟聯合起來建立的德意志關稅同盟，它可以說是經濟史上最早開始的集團化的雛形。第二、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開始形成的階段。二戰后區域集團化進入其形成階段，還在1944年9月，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就簽訂了建立關稅聯盟的協定，1946年三國又將關稅聯盟擴大為經濟聯盟。1949年1月前蘇聯、東歐等國家建立了經濟互助委員會，實現生產協作與專業化。1952年西歐六國建立歐洲煤鋼聯營，1958年建立西歐共同市場。20世紀60年代、20世紀70年展中國家也建立了一系列地區一體化組織。第三、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的蓬勃興起階段。1960年以后的20多年間，國家、地區間的大多數經濟聯合發展較慢。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推動下，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進程明顯加快,原先建立的區域經濟集團有的進行了調整或改組,范圍上有所擴大，新的區域經濟組織不斷涌現,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的浪潮席卷世界各個地區各種類型的國家。目前影響比較大、成果比較突出的三大區域經濟組織有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亞太經合組織。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三大經濟區域集團有可能形成鼎足對峙之勢；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結成了區域經濟集團；在廣度與深度、外延與內涵方面有了新發展，突破了洲的限制，開始跨洲發展；自由貿易區成為建立經濟區域集團比較流行的主要模式；區域經濟集團相互之間、其內部各參加國及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其結構也是多層次的。

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的發展有著廣闊前景，它是全球一體化大趨勢在當今的表現形態之一，是通向全球一體化的一個歷史階段。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加強國際資本的擴張與滲透，推動生產與資本的國際化，促進整個世界經濟的國際化、全球化；促進區內各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資本的跨國兼并引進了新的競爭機制，將給國際金融與世界經濟帶來新的活力。建立區域集團不妨礙各國對外開放與世界市場的擴大，可以促進市場容量擴大，總體上是有利于促經濟貿易與世界經濟的增長。

區域集團化對世界經濟乃至各國經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既有積極的一面，又有消極的一面。從積極的方面來看：第一、經濟區域集團的形成，為各國進行平等對話和協商解決問題提供了組織和制度保障，有利于減少和解決成員國之間的矛盾和摩擦，有利于地區和國際形勢的穩定，為各國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第二、有利于整個世界經濟的增長。區域經濟集團將促進內部貿易增加，生產要素得到不同程度的自由流通，資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和配置，促進科技發展，增強競爭能力，提高經濟增長率。區域性集團經濟貿易的增長將使世界經濟貿易總量增長，這將為世界經濟發展提供機遇。第三、區域經濟集團化將對國際資本、技術、商品和人才的流向產生重大的影響。集團化將促進生產要素在集團內部流動，并促進產業結構在地區內部跨國界流動。區域性經濟集團化也促進了資本的跨國界流動。區域性經濟集團內部加強聯合科研，與此相適應，科技人才的流動在加快。第四、今后的區域性經濟集團將以發達國家為主，由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混合組成，發達國家將作為資本、技術的主要提供者和產品的主要吸納者，促進經濟集團的發展。集團內的發展中國家如政策得當，將可通過區域合作，加強產業結構調整，取得較快的經濟發展。

從消極的方面來看：第一,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嚴重影響了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的發展，使發展中國家貿易收益減少。第二,由于各個區域經濟集團內各國利益分配的不均衡，發達國家取得的利益要大于發展中國家，區域經濟集團化可能使南北經濟差距從總體上拉大。區域經濟集團還會使發展中國家受到地區上的分割，削弱了發展中國家原來的統一和合作關系，將使全球南南合作，難以取得進展。第三,任何一國加入區域經濟集團組織，都是以民族的部分讓渡為代價的，在這方面發展中國家面臨更大風險。

區域集團化的影響是一種客觀存在，既不能夸大也不能忽視和回避。這就需要我們對這種影響進行全面的分析，既要認識到它的積極一面，又要認識到它的消極一面，只有這樣才能抓住機遇迎接挑戰。

我國應順勢而動，抓住機遇，制定相應對策。第一、積極倡導建立區域經濟集團、次區域經濟集團。我國應采取主動出擊的策略，在國際上尤其是周邊地區，尋找同自己在政治上、經濟上有共同利益的國家、地區組成區域性、次區域性經濟集團，創造有利于自己發展的國際環境。第二、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應在更廣泛的空間進行分工與合作，我國海外企業也應注重專業化分工與合作，以求得經營效率的提高和競爭能力的增強。第三、積極參加APEC，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亞太經合組織中有一多半的成員是發展中國家，我國應更多地代表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堅持自主自愿的原則。我國應利用同APEC中發展中國家的良好關系，充分發揮適用技術優勢，在這些地區進行投資及輸出技術。發達國家擁有先進的技術和大容量的市場，中間技術領域有許多空隙，我們可以利用適當的中間技術和傳統技術打入發達國家市場。第四、發展跨國公司，提高國際競爭力。在世界經濟舞臺上，跨國公司在國與國之間架起了聯系的紐帶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發展跨國公司不僅是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發展趨勢所迫，更是我國經濟發展和走向經濟強國之列的必然。我國大企業的成長必須要有國家的宏觀指導和政策扶持，健全和完善市場體系，形成有序有效的市場競爭制度。

參考文獻：

[1]王曰癢等: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4

[2]劉家驥:世界經濟區域化浪潮.立信會計出版社,1996

[3]佟家棟:國際經濟學.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

[4]吳永林:締造強者—中國跨國公司成長的現實選擇.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

篇3

1.1優秀的市場營銷人才流失嚴重

黑龍江省重點高校培養出的市場營銷人才幾乎全部選擇其他地區進行發展。這對于亟待發展第三產業的黑龍江省經濟而言并非一個利好消息。同時，留下的市場營銷人才在與整個區域經濟的匹配銜接上也存在巨大問題。由于省內相關產業發展的相對落后，致使具有吸引力的崗位數量較少。專業的市場營銷人才并不能在省內找到合適的崗位。這就給全省的區域經濟改革在各行業的推進帶來較大的沖擊。在買方市場環境下，生產的壁壘逐漸降低，而市場的開發與維系則成為各行業面臨的核心問題。市場營銷人才外流及不足，會造成無論是生產型企業還是服務型企業的發展相對滯后。營銷人才流失歸根結底在于市場未能提供良好的就業環境，這就帶來一種惡性循環，一方面企業缺人，另一方面人才外流。在發展起步已經較為落后的前提下，對行業的健康構建和整個區域經濟發展都將帶來不利的影響。

1.2市場營銷專業人才在整個就業環境中面對巨大的競爭壓力

相比高端市場營銷人才的較少需求，基層的市場人員需求在黑龍江省內卻存在巨大缺口。各大企業對基層營銷人員的巨大需求主要由于：一方面黑龍江省經濟正在朝以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過渡；另一方面，營銷人員的離職率一直居高不下。雖然在基礎崗位，整個社會對市場營銷人員有著較大的需求，但由于技術和學歷門檻較低，使得市場營銷專業人才面對眾多激烈的競爭。而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在工作經驗方面處于絕對的劣勢，巨大的需求卻對應著難以就業的尷尬。另外，由于高校畢業的市場營銷人才在從事基礎銷售行業時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礙，因此，基礎營銷崗位在市場營銷人才吸引力方面處于相對的劣勢。這也與整體就業市場對市場營銷人才需求的結構性問題有著相同趨勢。在整個區域經濟轉型發展的過程中，對于市場營銷人才的需求逐漸增加。而求職者難覓合適崗位與招聘企業難覓合適員工同時存在。改變當前區域經濟與市場營銷人才需求間存在的不協調關系，使此類人才能夠為黑龍江省區域經濟發展注入力量需要該區域內的各大高校、企業以及政府的共同努力。

2協調區域經濟發展與市場營銷人才需求的措施與建議

2.1黑龍江省高校對整個區域經濟轉型升級的推動作用不可小覷

在市場營銷人才培養方面，黑龍江省高校應在思路和課堂上進行雙向的改革，在保證人才數量的同時努力提升市場營銷人才的專業質量。首先，高等院校應該改變現有的市場營銷人才培養思路，以適應當前的區域經濟發展。從實用的角度出發，推動整個專業向理論結合實際、技術與能力共同發展的方向轉變。其次，在課堂教育方面，當前的理論教學模式亟待改變。學生缺乏實踐能力，理論學習成果難以運用到實踐活動中去，造成了整個專業培養出的人才難以在市場競爭中取得優勢。因此，高等院校應考慮將部分職業培訓課程納入教學活動中。比如，通過加強教學投入，購置軟件設備，可以進行市場營銷仿真模擬訓練，在改變實踐機會匱乏問題的同時也能夠提升學生學習興趣的積極性、學習方法的有效性以及學習效率的可見性。此外，對于市場營銷專業學生就業心理的輔導應繼續加強。營銷專業學生入學后對未來擇業就開始茫然與擔憂，這種狀態在設置市場營銷專業的工科院校時更加突出。因為工科院校都有優勢和主打專業，營銷專業是這類學校的邊緣專業，因此學生的被歧視被忽視心理更嚴重。突破與相關就業的心理障礙，使營銷專業的學生樂于面對挑戰，愿意從基層做起，使得高就業意愿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從而實現二者的相互適應、相互協調。

2.2不協調狀況的改善需要整個區域內企業的支持和幫助

企業對于人才能力的過高期望不但不利于整個企業的健康有序發展，對于區域經濟的升級也存在一定的影響。學校在培養市場營銷人才的過程中急需企業提供足夠的機會，但由于黑龍江省國有企業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與東南沿海各省民營經濟的發展相比相對落后。因此當前能夠為黑龍江省內高校營銷專業的學生提供實習條件的企業相對較少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依靠人才提升競爭力，但對人才的培養卻投入不足。同時，新入職的營銷人員較高的離職率也成為企業發展的一大隱憂。向其提供更高水平的就業培訓和心理疏導，至關重要。對此，企業應建立完善的人才培養計劃，改善基礎營銷人員的工作環境和工作待遇，通過協調、溝通解決雙方共同關注的問題，保證市場營銷人才能夠得到能力上的提升，給予基層營銷人員不斷晉升的機會，以此降低市場營銷人員的離職率。在企業內部，可以通過組建學習型組織，使營銷經驗得到充分的交流和傳播。由于市場營銷工作本身對營銷人員的素質要求很高，營銷人員不僅需要熟知生產流程，還要了解產品結構；不僅需要了解自身企業，還要諳熟競爭對手；不僅需要了解市場環境，還要揣摩服務對象，因此營銷工作的這種綜合性復合性特點，要求企業能夠為其提供了解企業了解產品、了解工藝、了解市場、了解顧客、了解對手的機會與平臺。營銷人員工作能力的提升不僅能夠增強自身工作信心，更能提高工作歸屬感，從而降低離職率。企業也可以通過組織安排營銷人員與企業內其他各部門的人才相互學習，進行更加有效的溝通，提升從屬意愿，以幫助企業營銷新員工盡快消除新環境陌生與不適帶來的心理障礙，從而降低離職率，保障企業運營順暢。

2.3政府對于眾多市場營銷人才培養機構應給予指導和幫助

推動黑龍江省區域經濟的發展，需要各種類型的人才資源，依靠省內培養和省外吸引來的人才仍需要繼續進行更高層次的教育和培養，這不但符合終身學習的要求，更能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更多支持。因此，政府應該鼓勵和支持成人教育培訓機構，幫助成人教育機構設置符合市場需要的、與區域經濟密切相關的培訓項目。就市場營銷人才而言，一方面要規范市場營銷人員的上崗認證制度，這是提升營銷人員就業認知率，控制營銷人員就業良莠不均現象的保障。另一方面，政府要借助第三方力量即市場營銷人才培養機構，要向市場傳遞需求信號，解決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當然，市場營銷人才自身也應該樹立正確的職業觀和終身學習的理念。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明確職業發展目標，把握職業晉升方向，適時調整職業心態，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為區域經濟發展貢獻力量。

3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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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獄警察“監獄化”成因分析

就像教師、醫生、公務員這些職業一樣，任何職業都有它的特殊性，每個不同的職業也會潛移默化地給從業者打上不可磨滅的職業烙印。但相對而言，監獄警察這個職業的工作環境、工作內容、工作對象和承受的工作壓力，是其他職業無法比擬的。監獄警察“監獄化”現象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監獄工作的特殊性

首先，從工作環境來說，多數監獄警察遠離繁華都市，長年累月工作在相對偏僻的高墻電網內，有的還需要定期進入監管一線。工作環境的相對封閉，接受外界事物相對滯后，繁重的工作壓力得不到釋放，這些都是監獄警察“監獄化”的不可避免的客觀成因。

其次，與其他職業最大的一個區別，監獄警察的工作對象是那些曾經犯罪的人，例如盜竊、販毒、殺人、搶劫、等犯罪，有的甚至是再犯罪者。監獄警察必須運用自己的法律知識、專業技能對這些人進行監管改造、集體教育、個別教育和必要的心理疏導。長期反復接受負面的、消極的因子，很容易使監獄警察自身產生心理問題，身心疲憊。

第三，監獄工作的自身要求，監獄警察必須高度密切防范獄內犯罪、罪犯脫逃、自殺、安全生產等惡性事件的發生，這些使監獄警察承受著太高的工作壓力，很容易產生焦慮的情緒。

（二）監獄警察自身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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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栽培技術

唐代稻作的栽培技術是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圍繞著稻麥復種、育秧移栽問題，學者們各抒己見，討論熱烈。

關于稻麥復種技術。李伯重在《我國稻麥復種制產生于唐代長江流域考》一文中，主要借助對史料的梳理，通過《蠻書》中關于南詔境內稻麥復種制的記述、《吳郡圖經續記》中有關北宋蘇州實行稻麥復種的明確記載、唐詩中的有關詩句、唐代關于官員替代時職田收獲的處理辦法的變化和兩稅法的實行等五個方面的分析，得出結論為：我國稻麥復種大約在高宗武后時期的長江流域最發達的地方已出現；作為一種較為普遍實行的種植制度大約形成于盛唐中唐時代，實行的區域主要在長江三角洲、成都平原和長江沿岸地帶。到晚唐以后，更加進一步擴大。(1)林立平則從技術層面分析了唐代稻麥復種制產生的原因。他指出，在水稻栽培移栽以及耕作技術和養地程度都有顯著提高的基礎上，稻麥復種制產生和發展起來。(2)而藍勇和韓茂莉則從氣候的變化和差異入手，分析唐代稻麥兩熟制出現和推廣的原因，并認為江南實行稻麥兩熟耕作方式可能要比云南滯后些。(3)(4)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農作物卷編輯委員會編輯的《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農作物卷》的觀點則是稻麥兩熟制初現于唐代，盛于宋代(5)。持唐代已出現稻麥復種制觀點的論著和論文還有：吳存浩《中國農業史》(6)、周立三《中國農業地理》(7)、孫聲如《試論我國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發展》(8)、周尚兵《唐代長江流域土地利用形式及自然災害原因》(9)。李根蟠則不同意唐代已出現了稻麥復種制的觀點。他通過對李伯重所提出的五點論據（見上文）的逐一分析，認為稻麥復種制產生于唐代的根據尚不充分；長江下游稻麥復種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才有一個較大的發展，形成一種有相當廣泛性的比較穩定的耕作制度，而長江三角洲在這一發展中處于領先地位(10)。魯西奇在《唐宋時期漢水流域糧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一文中更進一步指出，稻麥復種制在長江中下游地區，不僅唐代甚至宋代均未得到全面推廣；唐中期到宋元時期，漢水流域已開始出現稻麥輪作復種制度，但不普遍，只是在少數地方實施，絕大數地區還是實行稻或者麥（或者其它雜糧）一熟連作制(11)。鄭學檬也在《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一書中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唐五代太湖地區實行稻麥連作兩熟制或早晚稻連續栽種，而閩、贛地區稻麥輪作或早晚稻輪作制亦有可能五代宋初存在(12)。

關于育秧移栽技術。林立平《唐代主糧生產的輪作復種制》中認為，至遲在唐中期南方已采用育秧移栽技術(2)。日本學者西山鳥定生亦持此觀點(13)。另一日本學者大澤正昭從農具和耕地、整地技術的提高說明唐代中葉插秧法已經普及(14)。齊濤在其主編的《中國古代經濟史》中闡明唐代南方水稻移植已漸普遍(15)。夏如冰《中國古代稻作節水栽培技術》一文中認為：育秧移栽技術至遲出現在漢代，隋唐時期，育秧技術在南方已很普遍(16)。曾雄生認為，江南地區的水稻移栽是在唐宋以后發展起來的(17)。韓茂莉也贊同水稻育秧移栽技術最早出現在唐代的觀點(4)。桂慕文援引已故北京農大王毓瑚教授的觀點，從唐代詩人提到了插秧可以推知移栽法已在唐代許多地方實行，一年兩熟的做法一定也在逐漸推廣(18)。綜合起來，唐代已經出現了育秧移栽技術這一觀點學界基本上取得了共識。

二.種植區域

唐代稻作的種植區域是學者們聚焦的另一個問題。涉及這一問題的文章相對較多。張澤咸將漢唐間的水稻種植分為華北地區和江淮地區。在華北地區，又具體為長期種植和某些種植的地區。前者如長安、關中地區、洛陽地區、黃河以北的河南北部地區、黃河以南的河南地區。（南陽盆地除外），后者如山東、河北、山西、西北地區。江淮以南地區，著名的稻作區有漢中、巴蜀地區、南陽盆地、湘鄂贛地區、淮南地區(19)。游修齡認為，漢唐時期北方水稻分布區主要有關中地區、伊洛河流域、河北地區（即河南省黃河以北部分及河北省南部）、黃淮平原、幽薊地區（即今北京地區及河北涿縣、新城一帶），另有零星種植，如河套平原、寧夏平原、河西走廊等地，并且特別指出，黃河流域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嶺、淮河，東至于海，普遍開發了稻田。該區域水稻種植特點是：沒有連續性，時廢時興。同時西北地區的水稻分布處于微不足道的狀態，東北地區水稻的開拓同不同時期的朝鮮人有關，該區稻作最初是渤海國時代（公元698-926年）由高句麗人所開拓的(20)。華林甫在《唐代水稻生產的地理布局及其變遷初探》一文中，依據文獻記載，探討了唐一代水稻生產的地理布局狀況、布局變遷形成的原因，認為：水稻生產大致分布在幽州-并州-絳州-同州-京兆府-隴州-渭州-蘭州一線以南地區，主要分布區則在長江流域，尤其集中在太湖、鄱陽湖、洞庭湖地區、漢水流域和成都平原，具有多而集中的特點；黃河流域則只有稀疏種植，集中在關中平原、伊洛河流域、相衛懷和汴陳許地區，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點。此外，嶺南、福建某些地方也有零星分布。而在安史之亂后，南方水稻生產則得到了迅猛的發展，種植區域日趨擴大(21)。周立三從分析初唐水利發展入手，論述了由于唐展了引黃、引汾灌溉，促進了關中、伊洛河內、河套和薊州等地的水稻生產，并引相關古代著述，認為伊州和渤海都有水稻生產，從而推論出水稻生產已向北推移并發展到了新疆、東北地區(7)。王雙懷在對開元時期農業發展狀況分析后指出：江淮嶺南的水稻經營十分普遍，北方地區也有水稻生產，河北、河東、隴右亦有少量栽培，只是不占比重而已。開元時期稻作主要分布在秦淮以南包括漢中、四川在內的南方地區(22)。齊濤則認為，隋唐時代，北方水稻的種植面積有了擴展，如長安、河南道、洛陽等地。而水稻栽培仍以南方為最主要區域(15)。綜合學者們對稻作種植區域的認識，長江流域，尤其是太湖、洞庭湖、鄱陽湖、巴蜀地區、漢水流域及江淮地區，水稻種植區域面積廣大；北方之關中地區、伊洛河流域、黃淮平原等均有相當面積水稻的栽種，而西北、東北地區幾乎沒有水稻種植或種植區域相對狹小。在這一點上，學者們的觀點是大致是一致的。

三.品種類型

研究唐代稻作品種的專著、專論并不多見,可謂鳳毛麟角，僅能從一些論著、論文的某一章節獲取點滴信息。游修齡的《中國稻作史》通過對唐詩中有關描寫水稻的詩句的分析，認定唐代的水稻品種有白稻、香稻（或香粳）、紅蓮、黃稻、獐牙稻、長槍、珠稻、霜稻、罷亞。游氏在文中注釋中還說：“趙豐翻檢了全唐詩，又摘得海稻、五月稻、青粳稻、青龍稻、水上稻、節米（烏節米）、黃陸米、三破糯、高公米、御田谷米、折粳米等十幾余個品種，合計約二十余個品種。”(20)這是所見及的論述唐代稻作品種最詳細的內容。梁家勉主編的《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23)和范楚玉、董愷忱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均采納了游修齡的研究成果(24)。趙滕芳的《香稻的考察和開發》則針對香稻的歷史淵源、品種的調查，做了具體的闡述，在此基礎上，預見了香稻未來的開發(25)。中國農業科學院主編的《中國稻作學》列舉了一些水稻的品種，但未明確標明哪些是唐代的稻作品種(26)。日本學者西山鳥定生的觀點獨樹一幟。他認為，在江南稻作農業中，南北朝以前水稻品種的名稱從唐代以后就幾乎消失了，在宋代又出現了兩百種以上的新品種(13)。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丁穎的《丁穎稻作論文集》。在這本論文集中，丁穎從理論上闡述了我國稻作品種多樣性的原因，雖未涉及唐代具體的稻作品種，但對探究唐代稻作品種多樣性提供了理論依據(27)。另外，《農業考古》開設有“稻作起源研究”專欄，雖然主要討論的是中國稻作起源時間、地點等問題，但為研究唐代稻作品種提供了信息淵源。與唐代稻作研究的其他內容相比，該部分顯然相對薄弱。而對唐代稻作品種研究的進一步深化，會對今天有關地區的稻業生產及優良品種的開發提供歷史資料上的支持，或啟發一種思路，因而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基于此，對唐代稻作品種的研究有必要加強。

四.區域稻作

區域稻作是指以一個具體地區或相對獨立的地理單位為研究范圍，以稻作為研究對象的研究課題，它的研究和區域經濟開發密切相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由于國家重視區域經濟開發，全國出現許多經濟開發區，因而區域經濟研究勃興。在區域經濟研究中，農業經濟往往是學者們著重談論的問題之一。正是在談論區域農業經濟發展的同時，唐代區域稻作研究逐漸深入。唐啟淮的《唐五代時期湖南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討論了唐五代時期插秧技術和稻麥復種輪作制度對湖南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28)。杜文玉的《唐五代時期江西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將水稻生產中普遍采用移栽技術、稻麥復種制和早、晚稻兩熟制的推廣作為江西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標志(29)。方亞光則通過揭示江東犁和唐代江蘇地區稻作農業的關系，認為江東犁的誕生和運用，是江蘇乃至江南地區稻作農業發展的產物(30)。張劍光、鄒國慰的《略論唐代環太湖地區經濟的發展》一文認為，環太湖地區是唐代最重要的產稻區，該區稻田成片，水稻大規模推廣，成為農民主糧，并特別提到了“紅稻”和“紅蓮”這兩個稻作品種(31)。李伯重通過分析唐代江南稻種、稻麥復種制、稻桑苧麻畝產量等問題，考察了該區農業的發展及其特點，從而總體評價了唐代江南地區的農業(32)。李敬洵在《唐代四川經濟》一書中，以成都平原的自然條件為據，認為該平原是四川最適宜種植水稻的地區，入唐以后，范圍擴大到綿州、眉州及沱江、嘉陵江、長江等河流所形成的沖積平原上。另外，四川水稻栽培以育秧移栽技術普及最為重要，水旱輪作制已在四川水田稻作區有不同程度的普及，兩熟制成為較完善的耕作制度(33)。盧華語《從杜甫的夔州詩看唐代夔州經濟》一文分析杜甫在夔州生活時留下的詩句后指出，唐代夔州雖有水稻種植，但規模不大，且有高質量的水稻品種(34)。馬雪芹對中原地區稻作做了專門研究。她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種植》對包括唐代在內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種植做了細致考證，認為豫北、豫東、豫西、南陽、豫南都有水稻種植(35)。而寧志新則推究了河北的水稻生產。他通過對河北地區水稻種植分布的三個中心即以鄴縣為中心的漳水流域（河北南部）、以定州為中心的河北中部、以幽州、涿州為中心的河北北部的考察，結論出河北地區的水稻種植沿著由南向北的方向傳播且始終含有用水改造低洼鹽堿地的主觀意圖，同時直至隋唐時期，河北地區的水稻種植基本上還是政府行為的觀點(36)。鄒逸麟從環境因素入手，考察了唐代黃河流域的水稻地域分布，得出和游修齡類似的觀點：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嶺、淮河，東至于海(37)。于德源以農業人口為據，推考唐代幽、檀、媯三州農田開發水平，結論出在三州水源充足的地帶也有比較集中的稻作區(38)。魯西奇引用唐詩中的詩句分析了漢水流域水稻種植概況，得出唐代漢水流域的水稻種植非常普遍的觀點(11)。

除上述所列論著、論文外，魏晉南北朝學會《古代長江上游經濟開發》(39)、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和江蘇省社科院《古代長江下游的經濟開發》(40)、農業遺產研究室《太湖地區農業史搞》(41)、洪煥椿、羅侖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42)、黃惠賢、李文瀾主編《古代長江中游的經濟開發》(43)、史念海《論唐代揚州和長江下游的經濟地區》(44)、李伯重《唐代長江流域地區農業副業生產的發展》(45)、鄭學檬《唐五代太湖地區經濟試探》(46)、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區的開發》(47)、顏亞玉《唐中后期淮南農業經濟的發展》(48)、牟松友《唐代長江中下游的經濟和社會》(49)、張學恕《中國長江下游經濟發展史》(50)、秦明君《試論唐代江南糧食生產發展的原因》(51)、游修齡《稻作史論集》(52)、田靜茹《試論唐代長江下游地區農田水利和農業生產發展的特點》(53)、魯西奇《歷史時期漢江流域農業經濟區的形成和演變》(54)、陳紅《四川水稻發展小史》(55)等論著和論文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均涉及唐代稻作的有關內容。縱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的唐代區域稻作研究，可謂星羅棋布、星光燦爛。這既豐富了唐代稻作研究的內容，又給唐代稻作研究開辟了新的拓展空間。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的重要朝代。在農業為最重要的生產部門的封建社會，水稻又是農作物的一個極其主要的組成部分，因而研究唐代稻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在當今國家開發區域農業經濟如火如荼的情況下，作物的種植技術、品種類型和區域栽培概況等的研究有助于對今天的農業開發提供豐富的可資借鑒的經驗，因此研究唐代稻作又有相當的現實意義。基于此認識，不少學者關注唐代稻作研究，無疑是極其有益的。這也是唐代稻作研究取得豐碩成果的主要原因。在肯定研究成績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首先，研究的依據主要是歷史文獻資料，對文獻以外的其他資料如考古資料重視不夠。其次，區域稻作的研究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區，其他地區的研究相對不夠充分。再次，區域稻作研究相對獨立，其間之相互關系和影響的探討有待深入。另外，唐代稻作研究屬于農史研究的范圍，而農史屬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交叉學科，因而要注意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最后還要注意區域稻作特色品種的研究和探索。

注釋：

(1)李伯重. 我國稻麥復種制產生于唐代長江流域考［J］.農業考古,1982(2)。

(2)林立平.唐代主糧生產輪作復種制［J］.暨南學報,1984(1)。

(3)藍勇.唐代氣候變化與唐代歷史興衰［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1(1)。

(4)韓茂莉.中國古代農作物種植制度略論［J］.中國農史,2000(3)。

(5)中國農業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中國農業百科全書［M］農作物卷.北京：農業出版社, 1991。

(6)吳存浩.中國農業史［M］.北京：警官學校出版社,1996。

(7)周立三.中國農業地理［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8)孫聲如.試論我國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發展［J］中國農史,1984(1)。

(9)周尚兵.唐代長江流域土地利用形成及自然災害原因［J］中南民族學院學報,2001(5)。

(10)李根蟠.長江下游稻麥復種制的形成和發展［J］.歷史研究,2002(5)。

(11)魯西奇.唐宋時期漢水流域糧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J］.中國農史,2001(3)。

(12)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M］.長沙：岳麓書社,1996。

(13)(日本)西定生.中國經濟研究［M］.北京：農業出版社,1984。

(14)(日本)大澤正昭.唐宋變革時期農業社會史研究［M］.東京：汲古書院,1996。

(15)齊濤.中國古代經濟史［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

(16)夏如冰.中國古代稻作節水栽培技術［J］.中國農史, 2001(2)。

(17)曾雄生.江南稻作文化中的若干問題略論［J］.農業考古,1998(3)。

(18)桂慕文.中國水稻育秧發展史［J］.農業考古,1988(2)。

(19)張澤咸.試論漢唐間的水稻生產［J］.文史,第18輯。

(20)游修齡.中國稻作史［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

(21)華林甫.唐代水稻生產的地理布局及其變遷初探［J］.中國農史,1992(2)。

(22)王雙懷.試論開元時期農業的發展［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4)。

(23)梁家勉.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M］.北京：農業出版社,1989。

(24)范楚玉,董愷忱.中國科學技術史［M］農學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25)趙滕芳.香稻的考察和開發［J］.農業考古,1985(2)。

(26)中國農業科學院.中國稻作學［M］.北京：農業出版社,1986。

(27)丁穎.丁穎稻作論文集［M］.北京農業出版社,1983。

(28)唐啟淮.唐五代時期湖南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J］.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5(4)。

(29)杜文玉.唐五代時期江西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J］.江西社會科學,1989(4)。

(30)方亞光.論唐代江蘇地區的經濟實力［J］.中國史研究,1993(1)。

(31)張劍光,鄒國慰.略論唐代環太湖地區經濟的發展［J］.蘇州大學學報,1999(3)。

(32)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M］.北京：農業出版社,1990。

(33)李敬洵.唐代四川經濟［M］.成都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

(34)盧華語.從杜甫的夔州詩看唐代夔州經濟［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2003(6)。

(35)馬雪芹.古代河南的水稻種植［J］.農業考古,1998(3)。

(36)寧志新.漢唐時期河北地區的水稻生產［J］.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4)。

(37)鄒逸麟.歷史時期黃河流域水稻生產的地域分布和環境制約［J］復旦大學學報,1985(3)。

(38)于德源.唐代幽、媯、檀州農田與作物分布蠡測［J］.中國農史,1992(2)。

(39)魏晉南北朝學會.古代長江上游經濟開發［C］.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

(40)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江蘇省社科院.古代長江下游的經濟開發［C］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41)農業遺產研究室.太湖地區農業史稿［M］.北京：農業出版社,1990年版。

(42)洪煥椿,羅侖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1985。

(43)黃惠賢,李文瀾.古代長江中游的經濟開發［M］.武漢：武漢出版社,1988年版。

(44))史念海.論唐代揚州和長江下游的經濟地區［J］.揚州師院學報,1982(2)

(45)李伯重.唐代長江流域地區農業副業生產的發展［J］.廈門大學學報,1982(4)。

(46)鄭學檬.唐五代太湖地區經濟試探［J］.學術月刊,1983(2)。

(47)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區的開發［J］.史學集刊,1984(2)。

(48)顏亞玉.唐中后期淮南農業經濟的發展［J］.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4)。

(49)牟松友.唐代長江中下游的經濟和社會［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

(50)張學恕.中國長江下游經濟發展史［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0。

(51)秦明君.試論唐代江南糧食生產發展的原因［J］.湖北大學學報,1993(5)。

(52)游修齡.稻作史論集［C］.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

(53)田靜茹.試論唐代長江下游地區農田水利和農業生產發展的特點［J］.武漢交通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7(3)。

篇6

【關 鍵 詞】城鄉市場網絡體系/流通樞紐城市/中等商業城鎮/農村集市網

【 正 文】

關于中國傳統市場的研究，日本學者致力較早。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學者施堅雅教授將中心地理論引入區域市場研究，使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注：施堅雅（G.W.Skinner ）教授的中國集市體系理論和宏觀區域理論可以說是80年代以來對中國經濟史研究影響最大的理論之一，其主要論著有：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China，3 paper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4，1—3 （中譯本《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The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中譯本《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Marketing Systems and Regionnal Economy:Their Structure　andDevelopment”，1980年北京中美學術討論會論文等。）。80 年代迄今，海內外已有很多學者對明清時期各省區的市場發展狀況分別進行了考察，研究地區至少涉及江浙、安徽、四川、湖廣、江西、閩廣、陜西、河北、山東等省區。這些先行的研究從理論上、方法上以及區域的發展特色等方面，給我們諸多教益與啟迪。目前已有可能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對明清時期的全國市場做一些整體性的綜合研究。本文僅對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過程及其歷史意義做一初步的探討。

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是明清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內容。商業城鎮的發展和農村集市網的形成，是這一市場網絡中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兩大部分。比較而言，近年的明清經濟史研究中對農村集市的關注較多，對商業城鎮的研究相對較少。施堅雅教授提出的1843年區域城市等級分布模式（注：施堅雅：《19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見《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中譯本。），包含有較多的理論推衍，與清代中葉中國城鎮的實際布局有較大的出入。然而，對宏觀區域做實證性的研究是一項十分巨大的工程，個人的力量實在極為有限，筆者花費十余年的時間陸續對七八個省區的40余個城鎮做了個案研究，但距離這一課題的最終完成仍有相當的距離。不過，目前已有可能對明清時期商業城鎮的發展及其整體布局的變化描述出一個大致的輪廓。

就市場層次而言，明清時期形成的城、鄉市場網絡體系可區分為流通樞紐城市、中等商業城鎮和農村集市三大層級（注：施堅雅教授將城市和市場等級劃分為全國性大城市、區域性大城市、區域性城市、中等城市、地方級城市、中心集鎮、中等集鎮、一般性集鎮8 個等級（前引書第158頁），這在理論上并無不妥。 不過筆者感覺在做實證分析時，等級劃分過細實際上很難操作，特別是在對較大的區域做宏觀分析時尤為困難。筆者的劃分主要是從市場的實際運行考慮，對其功能和作用做最簡單的區分，以便于城、鄉市場網絡的宏觀分析。若作微觀考察，對這三大層級亦可再做細分。筆者對流通樞紐城市、中等商業城鎮的取舍，注重的主要是它在市場運行中的實際地位，而不考慮該城的行政建制等級，這是與施氏劃分的又一區別。）。其中，流通樞紐城市主要是指作為全國性或大區域的流通樞紐的城市，其貿易范圍一般多覆蓋數省或十數省，并多為中央一級的稅關所在地；所謂中等商業城鎮，這里主要指作為地區性商業中心在商品流通中發揮著承上啟下作用的城鎮，其貿易范圍至少應能覆蓋一兩個府、十來個縣，或者更大些；而作為基層市場遍布全國各州縣的農村集市，則與小農的關系最為密切，正是由于農村集市網的形成，才使得城、鄉市場聯結成為一個整體。下面我們對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的考察即按這三個層次分別進行。

一、流通樞紐城市的分布與變化

流通樞紐城市的貿易范圍一般多覆蓋數省或十數省，并多為中央一級的稅關所在地。在交通工具落后的傳統時代，水路運輸是最便捷、低廉的運輸方式，故流通樞紐城市多分布在主要水道沿線。從明代到清代，全國商品流通宏觀布局最重要的變化，即從運河流通為主轉向以沿海、長江流通為主。明代禁海，南北物資交流主要依賴京杭大運河，流通樞紐城市也多集中在運河沿線；清代，隨著海禁的開放和長江中上游諸省的經濟發展，沿海、長江航運漸取代運河成為全國最主要的流通干線，沿海、沿江一批重要的流通樞紐城市迅速崛起。到清代中葉，長江、沿海、運河三條水道在全國性的商品流通中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經確立，而長江、沿海航運的后來居上之勢正方興未艾。流通格局的上述變化，既是全國性經濟布局變化的一個重要表征和組成部分，也代表著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注：詳見許檀《明清時期區域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2期）、 《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變化》（《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二文。）

流通格局的上述變化，在榷關設置和稅收方面均有所反映。在明代，京杭大運河是全國商品流通的主干，全國鈔關有七個設在運河沿線，從北至南依次為：崇文門（北京）、河西務（清代移往天津）、臨清、淮安、揚州、滸墅（蘇州城北）、北新（杭州）。萬歷年間運河七關商稅共計31萬余兩，天啟年間為42萬余兩，約占鈔關稅收總額的90％（注：參見許檀《明清時期運河的商品流通》，載《歷史檔案》1992年第1期。）。清初運河七關全部保留下來，并大體沿襲了明代的稅額。其后隨著沿海、沿江貿易的發展，清政府又在沿海和長江沿岸新設立了一批稅關，清代中葉全國性稅關已達20余個。

表1是清代前期運河、 沿海及長江諸關關稅在全國關稅總額中所占比例。其中，運河諸關包括崇文門、天津、臨清、淮安、揚州、滸墅、北新等；沿海諸關包括江海、浙海、閩海、粵海四關；不過天津既是運河稅關，也是沿海貿易的重要港口，故這里將該關稅收以各1／2的比例分別計入運河和沿海。長江諸關包括夔關、武昌廠、九江關、蕪湖關、龍江西新關（南京）等。這三條水道合計，稅額占全國關稅總額的80％—90％，是全國最主要的流通干線。從康熙至嘉慶的一百數十年間，運河諸關稅收總額雖有增長，但它在全國關稅總額中所占比重已從清初的50％降至30％左右；而沿海諸關所占比重則從15％上升到37％，稅收額更是大幅度增長，為清初的9.2倍；長江各關稅收額增長了2.6倍，所占比重則變化不大，基本保持在30％上下； 沿海與長江合計， 稅收額達310余萬兩，約占全國關稅總額的65％。

表1.清代前期運河、沿海、長江諸關關稅及其在全國關稅總額中所占比例

分類

康熙25年　 雍正2年

乾隆18年

嘉慶17年

全國關稅總額

122.0萬兩　151.5萬兩　459.6萬兩

481.0萬兩

運河諸關稅額

61.6萬兩　 61.4萬兩　 150.5萬兩

140.0萬兩

占全國關稅總額%　50.5%

40.6%

32.8%

29.1%

沿海諸關稅額

18.2萬兩　 20.3萬兩　 103.2萬兩

177.5萬兩

占全國關稅總額%　14.9%

13.4%

22.5%

36.9%

長江諸關稅額

37.3萬兩　 48.7萬兩　 114.6萬兩

134.7萬兩

占全國關稅總額%　30.6%

32.1%

24.9%

28.0%

三者合計

117.1萬兩　130.4萬兩　368.3萬兩

452.2萬兩

占全國關稅總額%　96.0%

86.1%

80.2%

94.0%

資料來源：據康熙《大清會典》、雍正《大清會典》、乾隆《戶部則例》、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及《史料旬刊》第27—30期所載各關稅額統計。

下面，我們對這三條水道沿線的流通樞紐城市在全國性市場網絡中的地位做些具體考察。

先看運河沿線。從明代到清代，運河在全國商品流通中的地位雖有下降，但運河的商品流通量實際上仍在不斷擴大，商稅收入也在不斷增加。這是運河七關的總體態勢。不過具體到每一個城市，從明代到清代的發展則不盡相同。

北京是明清兩代的國都，是全國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這里聚集了大量皇室貴族、滿漢官員以及為之服務的各類人等，是最大的政治統治中心和消費城市。不過，清代北京城的經濟功能也大大加強了。明代崇文門稅關稅額僅2萬兩，清代乾隆年間該關關稅定額為10萬兩， 每年實征則為20—30余萬兩，在全國20余個戶關中居第五或第六位（注：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關稅檔案（以下簡稱檔案）統計。）。北京市場上的商品絕大部分都是從外地輸入的，其中較大宗的主要有糧食、綢緞、布匹、紙張、茶葉、糖、瓷器、洋廣雜貨以及毛皮、牲畜等等。這些輸入的商品除滿足本城居民的消費之外，也有相當一部分轉銷華北和西北，特別是西北的新疆、內外蒙古與俄國。清代中葉，北京實際上已成為華北地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成為對西北諸省及俄國貿易的中心。

臨清和淮安是位于運河中部的兩大商城，清代由于沿海貿易的發展而漸趨衰落。臨清地處山東西北部，北界直隸，西近河南，又扼據運河與衛河交匯之處，明代中葉借運河流通之便成為華北最大的商業城市。萬歷年間臨清鈔關每年所征商稅達83 000余兩，居全國鈔關之首。明代臨清是華北最大的紡織品貿易中心，清代轉為糧食貿易中心，糧食的年交易量在五六百萬石以上，是冀魯豫三省的糧食調劑中心。清代前期臨清的地位已遠不如明代，該關稅收大體保持在5—6萬兩，在全國20余個稅關中居于中等地位。乾隆中葉以降，該關稅收開始出現征不足額的現象（注：參見許檀《明清時期山東商品經濟的發展》第四章第一節對臨清的考察。）。淮安位于江蘇北部，北枕黃河，西瀕洪澤湖，運河繞城而過，明清兩代均為重要的漕運碼頭。該城位居江南、華北兩大經濟區交界之處，故南北商貨中轉貿易十分繁盛。萬歷年間淮安關每年征收稅銀2萬余兩，是全國鈔關之一。清代前期淮安商業進一步發展，乾隆年間淮安關每年征收關稅在30—40萬兩，僅次于滸墅關，在運河七關中位居第二。經由淮安關流通的商品以糧食為最大宗，每年連檣而下販往江南“不下數百萬石”，其中又以大豆為最。其他較大宗的商品還有北方的棗梨、棉花、煙草，南方的棉布綢緞、紙、糖等等。淮安作為運河商城的衰落晚于臨清，主要是在清末運河淤塞以后。

位于運河南部的蘇州、杭州兩城當屬工商業并重的城市。明代蘇、杭絲織業即已十分發達，清代更有進一步的發展，為全國的絲織生產、銷售中心，其產品不僅銷往華北、華中、西南、西北各省，且遠銷東南亞、歐美和俄國。蘇州又是棉布加工業的中心。各地客商云集蘇州采買絲、棉紡織品，同時也帶來了各地物產，集中在蘇之閶門、胥門一帶貿易。蘇州城外的滸墅關“地當南北通衢，為十四省貨物輻輳之所，商船往來日以千計”，乾隆年間該關每年征收商稅高達五六十萬兩，位居運河七關之首（注：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關稅檔案（以下簡稱檔案）統計。）。杭州位于京杭運河的最南端，北上可抵蘇松、江淮、山東、京津，南下由錢塘水系及海路可連接江西、閩廣。明代杭州北新關即為運河七關之一；清代杭州設有北新、南新二關，北新關征收雜貨稅，其稅課來源“上賴江西、閩廣，下賴蘇、杭、常、鎮等商貨”（注：雍正《北新關志》卷三《禁令》。）；南新關征收竹木稅，竹木主要產自浙西山區的金華、嚴州、衢州等府，順錢塘江上游各支流抵杭，轉運江南各地。

沿海港口城市是在清代隨著沿海貿易的發展逐漸發展起來的。清代自康熙二十三年開放海禁，二十四年清政府在東南沿海設立江、浙、閩、粵四海關作為沿海貿易的主要口岸，關署分別設在上海、寧波、廈門和廣州。其中，以上海、廣州發展最為迅速。此外，位于渤海灣內的天津，也由明代的漕運碼頭發展成為一個沿海港口城市。

上海，元代置縣，明清兩代均屬松江府所轄。上海東臨黃海，北依長江，又位居南北洋航線之中，這一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位置使之在清代海禁開放之后很快成為南北洋貿易的重要樞紐。上海從東北、山東輸入大豆、雜糧，從閩粵輸入蔗糖、南果及進口洋貨；輸出則以江南所產棉花、棉布、絲綢為主；江西、湖廣等省的稻米、紙張、茶葉、瓷器等商品也大量運抵上海，在此轉口，北上京津、關東，南下閩廣。嘉道年間每年進出上海港的南北海船合計在4 000艘左右，總噸位約為50— 70萬噸，貨物年吞吐量約計為170余萬噸， 是東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注：許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貿易與上海的崛起》，載《城市史研究》第15—16輯。）。

廣州是南部沿海最大的港口，明代即為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的“獨口通商”政策將與西方各國的貿易集中于粵海關，更賦予其特殊優越地位。清代前期中國出口貨物以茶葉、湖絲、綢緞等為大宗，僅茶葉、生絲及絲織品兩項每年即達一千數百萬元，占出口商品總值的60％—80％。茶葉來自福建、安徽、浙江，絲及絲織品則主要產自江浙，每年經由大庾嶺商道運往廣州出口；洋船進口貨物則以嗶嘰、羽毛、紗緞、棉花、檀香、胡椒、黑鉛等項為大宗，其中絕大部分也是從廣州經陸路、海路轉銷全國各地。進出口貨物的云集使粵海關稅收額大幅度增大。雍正初年粵海關關稅定額僅為4萬余兩， 乾隆初增至20余萬兩，嘉道年間再增至89萬余兩，而實征稅額則遠超過這一定額，往往高達一百數十萬兩。“獨口通商”政策使廣州一躍成為全國最重要的口岸城市，并得以獨占鰲頭幾達百年之久（注：許檀：《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變化》，載《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廈門，明代屬泉州府同安縣，清初置廈門廳。明末廈門已取代月港成為福建與日本、東南亞及荷蘭東印度公司貿易的重要港口（注：參見林仁川《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貿易》第四章第二節、第六章第一節。）。清代康熙年間在廈門設閩海關，額定關稅73 000余兩， 乾隆初年增至20萬兩。廈門港的貿易范圍，北至寧波、上海、山東、天津、關東， 南至臺灣、廣東，“一歲往來數次”；對外則與東南亞的呂宋、蘇祿、葛喇巴等國貿易，“冬去夏回，一年一次”。“獨口通商”之后，閩海關仍準許“呂宋等夷船入易，故貨物聚集，關稅充盈”；嘉慶元年廈門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余家，洋船商船千余號”（注：道光《廈門志》卷一五《風俗記》、卷五《船政略》。）。

位于渤海灣內的天津，原為運河漕運碼頭。清代隨著海運的發展，天津與東南沿海諸省以及東北地區的經濟聯系均得到長足的發展，在經濟上迅速崛起，成為北方地區最大的沿海港口。天津從東北輸入的主要是糧食，從南方江浙、閩廣輸入的商品有糖、茶、紙張、瓷器、藥材、蘇木、胡椒、果品、洋廣雜貨等。這些商品除供天津本地消費外，絕大部分轉運北京，也有一部分沿運河南下銷往直隸各府。道光年間天津已發展為一個有20萬人口的港口城市，在城市人口中經商人口所占比例高達50％以上（注：許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貿易與天津城市的崛起》，載《城市史研究》第13—14輯。）。

長江沿線的流通樞紐。明代長江沿線的商品流通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地區，清代隨著兩湖、四川等省開發的不斷深化，整個長江流域各省間的經濟往來日益頻繁，流通規模大大增長，長江成為全國最重要的商品流通渠道和貫通東西的經濟大動脈，長江沿線也形成了一批重要的流通樞紐城市，如重慶、漢口、九江、蕪湖、南京等。

重慶位于四川盆地東部，嘉陵江在此與長江交匯，歷史上向為軍事重鎮，經濟開發相對較晚。清代隨著四川盆地的開發和長江航運的發展，該城迅速崛起，成為長江上游和西南地區最大的流通樞紐城市，其流通所及不僅可達四川本省各府以及相鄰的湘鄂陜豫、云貴、西藏等省，而且遠及江浙閩廣。匯集于重慶市場上的商品主要有山貨、廣貨、糧食、藥材、染料、竹木、棉花布匹、瓷器、鐵鍋、煙草、糖、酒、絲、麻、綢緞等等。其中，糧食、藥材、染料、木竹及“山貨”等項是從四川輸出的主要商品，而瓷器、棉花、鐵鍋以及“廣貨”則為輸入商品之大宗（注：許檀：《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間的重慶商業》，載《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漢口，位于長江中游漢水入江口，通過長江可溝通洞庭水系的湘、沅等水，沿江而下可直達江西、安徽、江蘇諸省，溯江而上可入四川盆地；溯漢水則可抵河南、陜西。明代中葉漢水改道為漢口的興起提供了契機，而其大規模的發展則是在清代。康熙年間劉獻庭記言：“漢口不特為楚省咽喉，而云貴、四川、湖南、廣西、陜西、河南、江西之貨皆于焉轉輸”，大體反映出漢口在長江航運中所處的重要地位。到乾隆年間，漢口已是“人煙數十里，賈戶數千家，鹺商典庫咸數十處，千檣萬舶之所歸，寶貨珍奇之所聚”（注：劉獻庭：《廣陽雜記》卷四；范鍇：《漢口叢談》卷三。），成為長江中游最大的商業城市。糧食、木材、食鹽、綢緞、布匹、藥材、銅鉛等都是漢口轉輸的大宗商品。

九江地處長江中下游之交，上通川楚下至蘇杭，又是贛江水系與長江的交匯點，是長江中游又一重要的流通樞紐城市。九江在明代即已設關，是鈔關中惟一設在長江上的。 萬歷年間其稅額為25 000 兩，天啟時為57 500兩。至清代，隨著長江沿線流通規模的迅速擴大，九江關稅額也大幅度增加，康熙年間額定為153 000余兩， 乾隆時增至350000余兩，嘉道間再增至539 000兩，是清代前期長江各關中稅收最高的榷關。糧食和木材是經由九江關東下的最大宗的商品，主要銷往江南。此外，淮鹽、江浙綢緞布匹溯長江至中上游地區，洋廣雜貨由大庾嶺商道入鄱陽湖轉中原各省，以及江西本省所產瓷器、紙張、夏布、藥材等輸往漢口、重慶等地均需經由九江轉輸（注：許檀：《清代前期的九江關及其商品流通》，載《歷史檔案》1999年第1期。）。

南京在明初曾是明王朝的國都，永樂遷都之后降為陪都，其城市經濟主要是為皇室和政權機構的需要服務的。在清代，南京的政治地位進一步下降，城市功能發生了很大變化，成為一個工商并重的城市。南京的民營絲織業在清代迅速發展，絲織品銷行全國，成為堪與蘇、杭并稱的三大絲織城市之一。憑借長江水運之便，南京也成為南北、東西商品轉運的樞紐。清代戶、工二部均在此設關，西新關征百貨稅，龍江關征收竹木稅。各地商人云集于此，安徽、江西、山陜、江蘇、崇明、洞庭、浙江、湖州、福建、廣東、山東、河南、兩湖商人都在南京建有會館，總計達30余所（注：范金民：《明代南京經濟略論》、《清代前期南京經濟略論》，均見《南京經濟史論文選》，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

總之，從明代到清代，全國商品流通的總體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運河作為一條以漕運為主要目的的人工水道，其航運價值自然無法與海洋相比，因而清代海禁開放之后，逐漸為海運所取代即成必然之勢；另一方面，隨著長江沿線經濟的發展，長江這條全國最長、水量最豐的天然水道，其航運價值日益被開發利用，成為貫通東西的經濟大動脈和重要流通渠道。隨著流通格局的變化，一批新的流通樞紐城市迅速興起。實際上，近代重要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廣州、廈門、天津、漢口、重慶等都是在清代前期崛起的。

二、中等商業城鎮的發展

除上述較大的商業城市和流通樞紐之外，明清時期因商業、手工業發展而興起的中小城鎮數量更多。它們或作為地區性商業中心，或為某種商品的加工、集散中心。對此類商業城鎮的考察，除江南地區已有較多的成果外，其他地區的研究還較薄弱。地區一級的商業中心到底發展到一個什么樣的程度？其商業規模如何？這些商業城鎮的分布狀況如何？還幾乎是一個無人問津的課題。筆者在近十年的時間內，陸續對山東、河南、河北、江西等省的30多個城鎮進行了一些實地調查，結合文獻資料進行個案考察。本節僅以山東、江西兩省為例對其內部中等商業城鎮的規模及其分布做些具體考察，目的是通過中觀層面的考察，對地區內部的市場分布及其特點有更進一步的了解。這里所謂中等商業城鎮，主要是指作為地區性商業中心在商品流通中發揮著承上啟下作用的城鎮，其貿易范圍至少應能覆蓋一兩個府、十來個縣，或者更大些。

明清時期山東商業城鎮的發展與山東的地理環境以及政府政策密切相關。京杭大運河循山東西境穿魯西平原而過，是西部商品流通的干線；東部山東半島有綿延三千多公里的海岸線，貿易往來也十分方便；而中部的沂蒙山區則因群山環抱，交通阻隔，流通不暢。這一地理條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山東商業城鎮的分布特點：西、東兩端繁盛而中部較差。在明代，運河是山東最主要的流通干線，故而山東商業城鎮最早興起于運河沿線；清代海禁開放之后，沿海貿易發展迅速，乾隆以降原由運河北上的商品漸轉而利用更為便利、低廉的運輸手段由海路北上，運河商稅開始出現征不足額的現象。而東部的膠州、黃縣以及煙臺等后起的商業城鎮則日漸繁榮，貿易量不斷增長；隨著東部沿海貿易的發展，山東經濟重心逐漸東移，東西兩部之間的聯系增強，內陸商業城鎮也逐漸崛起。山東商業城鎮布局的變化又是與山東經濟發展軌跡與特點密切相關的（注：關于明清時期山東商業城鎮的發展，詳見許檀《明清時期山東商品經濟的發展》第四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明清時期山東較具規模的商業城鎮除前述作為全國性流通樞紐的臨清之外，作為地區性商業中心的城鎮計有：濟寧、聊城、張秋、德州、膠州、萊陽、黃縣、益都、濰縣、周村、泰安、博山等；此外，煙臺是清中葉前后興起的港口城鎮。其中，聊城、益都、泰安為府城，濟寧、德州、膠州為州城，萊陽、黃縣、濰縣、博山為縣城，而張秋、周村、煙臺三者在建制上不過是一個村或鎮。下面擇要述之。

位于運河沿線的濟寧是魯西南地區的商業中心，明代中葉已十分繁榮，清代進一步發展。乾隆年間，該城有大小布店25家，綢緞店21家，雜貨店35家，竹木店14家等等，每年征收商稅7 900余兩。 主要從江南輸入綢緞布匹、竹木、雜貨分銷兗州、曹州二府各州縣，又匯集二府所產糧食、大豆、棉花、煙草、干鮮果品等輸往江南、直隸和北部的東昌府。

聊城是魯西北地區的商業中心，或許是因離臨清較近的緣故，其發展似略晚于其他運河商城，主要是在清代。嘉道年間該城僅山陜商人開設的店鋪即有三四百家之多，主要從外地販運鐵貨、板材、茶葉等商品赴山東售賣，同時大規模收購本地所產棉布、皮毛、氈貨等運銷西北、口外，其中年經營額在萬兩以上的大商號就有四五十家。聊城還是山東熏棗最主要的加工集散中心，東昌府所產果品很大一部分系在此裝船南下。嘉道年間，聊城的商業店鋪作坊總計至少在500—600家，年經營額在300萬兩以上。

位于山東半島南岸的膠州，是東部沿海興起較早的港口城鎮，明代隆、萬年間已是山東大豆、海產輸往江南的重要碼頭。清代康熙年間海禁開放之后，其貿易范圍很快擴大到閩廣臺灣，貿易量也迅速增長。雍正年間重定船稅，膠州每年征銀7 540兩， 這一數字相當于清初山東沿海18州縣、衛所船稅總額786兩的9.6倍，膠州海貿發展之速由此可見一斑。

乾隆以降隨著北洋貿易的發展和東北的開發，位于山東半島北岸的煙臺開始興起，它雖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道光年間漸取代膠州成為山東半島最重要的港口城鎮。民國《福山縣志稿》卷五《商埠志》記載：

（煙臺）明為海防，設奇山所駐防軍。東通寧海衛，西由福山中前所以達登州衛，設墩臺狼煙以資警備。其始不過一漁寮耳。漸而帆船有停泊者，其入口不過糧石，出口不過鹽魚而已，時商號僅三二十家。繼而帆船漸多，逮道光之末，則商號已千余家矣。維時帆船有廣幫、潮幫、建幫、寧波幫、關里幫、錦幫之目……

短短的幾行文字實際上概括了煙臺從明初至清代“道光之末”數百年的發展脈絡，也充分顯示了煙臺作為港口城鎮是隨著沿海貿易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明初，煙臺為登州衛所屬地，為軍事目的在此設立墩臺，“以資警備”，煙臺即以此得名。此時的煙臺不過是一個漁村。乾隆以降隨著北洋貿易的大規模發展，位居渤海灣口的煙臺遂成為商船往來出入的必經之地，各幫商人多來此貿易，帆船停泊漸多，成為山東半島重要的港口城鎮。

表2所列是咸豐九年（1859年）山東沿海14州縣征收的稅銀。 這是山東巡撫文煜為協助郭嵩燾籌辦山東厘局從各州縣匯總的數字，這些稅銀絕大部分是從各州縣的海口征收的。此時煙臺尚未開埠，故稅額反映的狀況應是百余年來山東沿海帆船貿易自然發展形成的分布格局。

表2.咸豐九年山東沿海福山等州縣稅收一覽

州　縣

稅額(兩)

占總額%

福山縣

12123.596

28.67%

即墨縣

8736.552

20.66%

膠　州

6071.469

14.36%

掖　縣

3602.23

8.52%

海豐縣

2025.3735

4.79%

利津縣

2018.04

4.77%

黃　縣

2011.405

4.76%

榮成縣

2004.219

4.74%

蓬萊縣

1503.108

3.56%

文登縣

904.23

2.14%

諸城縣

502.69

1.19%

海陽縣

402.44

0.95%

寧海州

304.31

0.72%

日照縣

71.028

0.17%

總　計

42280.69

100.0%

資料來源：據交通部煙臺港務管理局編《近代山東沿海通商口岸貿易統計資料》附錄二［附表1］改制。

表2可見，在山東沿海諸縣中福山、膠州、即墨三者稅額較高， 而以福山為最。此時的福山已取代清代前期的膠州成為山東半島最重要的口岸，這顯然與其地理位置密切相關。咸豐九年郭嵩燾的報告稱，“煙臺為南北之沖，海船經過收泊較多于他處，故以此一口（收稅）為較盛”（注：檔案，轉見丁抒明主編《煙臺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頁。）。英國駐煙臺領事館在《1865年煙臺貿易報告》中也寫道：“在《》簽定之前，煙臺的貿易已表明它是一個重要之地”，“將近三十年來，它和渤海灣的其他幾個港口一起成為歐洲與中國商品的巨大貿易中心”（注：檔案，轉見丁抒明主編《煙臺港史》，第22頁。）。也就是說，最遲在道光中葉，煙臺已成為西方商品輸入華北的重要轉運碼頭。第二次后，煙臺在山東諸口中首先被外國侵略者看中選為通商口岸，顯然是由于當時它在山東沿海貿易中的地位，而絕非侵略者的拓荒之舉。

明清時期江西商業城鎮的發展多與大庾嶺商道密切相關。位于江西南部贛粵邊界的大庾嶺，又稱梅嶺。自江西越大庾嶺而南，至廣東南雄入湞水，沿北江可直抵廣州；江西一側，在大庾嶺腳下的大庾縣即可入贛江水系，順流而下抵鄱陽湖經長江轉大運河，可達京師。故大庾嶺是溝通珠江水系與長江、運河等主要水道的重要樞紐，自古即為嶺南與中原的交通要道。明代禁海，清代乾隆年間的“獨口通商”政策限定江浙閩諸省所產絲、茶等貨必須由內陸經大庾嶺商道運往廣州出口，不許繞走海路，特殊的歷史條件使大庾嶺商道在長達數百年的時間內成為南北貿易的重要干線，江西也因此成為全國商品流通的必經之地，并從而形成了一批繁榮的商業城鎮，除前述位于長江沿線的九江為全國性流通樞紐之外，省內重要的商業城鎮則有贛州、大庾、樟樹、吳城、河口、玉山、景德鎮等。其中，贛州、大庾為府城，玉山為縣城，樟樹、吳城、河口、景德鎮為鎮城。除景德鎮以瓷器燒造著稱于世外，其余六個商鎮主要都是因大庾嶺商道而興盛的，近代以降隨著社會環境和交通條件的變遷，這些商鎮也都不同程度地衰落了，但仍是地方性的商業中心（注：詳見許檀《明清時期江西的商業城鎮》，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3期。）。

贛州是江西南部最重要的商城，章、貢二水在此合流為贛江，自南而北縱貫全省，直下鄱陽湖，是江西最重要的通航河道。戶部在贛州設有榷關，乾隆二十二年實行“獨口通商”至道光二十年被迫開放五口，其間的80余年是大庾嶺商道貿易最盛的時期，贛關每年征收稅銀8 —10萬兩，最高曾達12萬兩。經由贛州流通的商品種類繁多，而以茶葉、生絲綢緞、洋廣雜貨為大宗。由贛關輸往廣東的商品以茶葉、生絲為最大宗，茶葉來自福建、安徽、浙江，絲及絲織品主要產自江浙。由廣東輸往江西的商貨主要有廣東所產蔗糖、果品及進口洋貨，江西本地產品輸出者則有桐油、茶油、瓷器、木材、煙草、紙張、夏布、糧食等。

大庾縣（亦即南安府城）位于江西最南端，隔大庾嶺與廣東南雄州接壤。從縣城至大庾嶺僅25里，北來之貨由贛州溯章水至此起旱，陸路挑運過嶺；南來貨物過嶺至縣，入章水可直下贛江。這里是大庾嶺商道江西境內的第一站，是贛粵兩省商貨的過載碼頭。

清江縣樟樹鎮、新建縣吳城鎮是贛江中游最重要的商業城鎮和集散中心。五口通商之初洋貨輸入，但江輪未興，河南襄陽、湖北漢口、荊州等地需用洋貨仍仰給廣東，其輸出輸入仍取道江西。“樟樹、吳城帆檣蔽江，人貨輻輳，幾于日夜不絕。故咸豐以前江西商務可謂極盛時代。惟彼時省會，轉視兩埠弗若焉。”（注：傅春官：《江西商務說略》。）此外，樟樹鎮又以藥材加工集散享譽全國，有“藥碼頭之號”；吳城則以木材轉運貿易為最盛。

贛東北鉛山縣河口鎮是一個以轉運貿易為主的商業城鎮，在河口鎮集散的商品主要有茶葉、絲及絲織品、紙張、棉布、雜貨、糧食等等，而尤以茶葉為最。武夷茶從福建至江西在河口鎮入信江轉銷南北，其輸出路線分為南北東三條：南路即運往廣州交十三行出口的茶葉；北路主要銷往俄國，其轉運路程達萬里之遙；東路則由信江上溯至玉山縣，翻越懷玉山脈入浙江至上海。19世紀上半葉中國出口東印度公司和俄國的茶葉主要就是在河口加工集散的。

其他各省此類中等商業城鎮的發展與山東、江西大體相同，少則數個，多者可達十數個。如河南的開封、洛陽、朱仙鎮、北午渡、周口等，湖南的湘潭、衡陽、郴州等等。

三、農村集市網的形成

農村集市，是中國傳統市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集市的發展，也是明清時期中國經濟發展中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現象。

中國農村集市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秦漢時代。不過，農村集市的大規模發展是在明中葉以后。明末清初的戰亂天災在相當大范圍內造成人口流失，經濟衰退，農村集市也遭到很大破壞，康熙、雍正年間逐漸恢復，乾隆—道光年間農村集市的發展進入一個全面穩定的增長階段，全國大多數省區集市數量均較清初有顯著增長，其中直隸、 山東增長在20％以上，廣東、湖北超過50％，四川、 江西的數字更是翻了一番還多。清中葉以后，絕大多數省區仍保持著繼續增長的趨勢。此外，新開發地區如東北等地的集市也在發展。筆者曾依據國內外學者對各省區的研究，對全國集市數量進行過總體估算：明代嘉靖—萬歷年間全國主要省區集市數量約在一萬上下，清代中葉全國集市總數至少有22 000— 25000個，清末可能超過30 000個（注：關于集市的各項數據， 詳見許檀《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展》，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2期。）。

隨著集市數量的大幅度增大，集市分布密度也大大提高了。統計數字顯示，清代中葉各省區的集市密度大體在每100平方公里1—2集， 平均每集交易面積在60—9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多在40—60平方公里，山區則在100平方公里以上；至于每集交易半徑，平原多為3—5公里， 山區多為5—7公里，平均約在4—6公里之間。也就是說，小農赴集貿易一般只需1—2小時的路程，步行半日即可往返；山區距離稍遠，一日也可從容往返；河網區由于水路交通之便，實際耗時則要少得多。

集市開市頻率是反映其發展水平的又一指標。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開市頻率越高，市場的實際效率也就越大。與集市密度相比，集市開市頻率的多寡更明顯地反映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特別是商品化程度的差異。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發展水平居全國之首，市場發育早于其他諸省，明代中葉基本上已是每日開市，每旬開市數次的定期市已十分罕見。廣東的墟市“大率三日一市”，以每旬三次最為常見，但在沿海地區也有相當一部分州縣因“商賈輻輳無虛日”改為“逐日市”。如乾隆《潮州府志》所列該府九縣109個墟市中“逐日市”者即有60個， 占總數的55％；每旬三市者39個，占35.8％；每旬兩市者8個，占7.3％；而海陽、澄海兩縣的墟市已全部為“逐日市”了。江西的墟市一般以每旬三次較為普遍，但在贛東北、贛東南山區也有不少每旬開市兩次者；贛江中游的吉安、臨江等府則出現了每旬四次、五次的墟期；至于“四時貿易如一”的常日市只有在南昌府、九江府才能見到。華北平原的集市以每旬開市兩次最為普遍，清代每旬開市三次、四次的集市有增長趨勢，在運河沿線還可見到“日日集”的集鎮，但不多見；大多數州縣系以每旬開市兩次的集市為主，其中間有一二個或三五個集市每旬開市三次、四次等等。

最遲在乾隆—道光年間，全國大多數省區已陸續形成一個涵蓋廣闊、運作自如的農村集市網；這一基層集市網與處于流通干線上的商業城、鎮相聯系，溝通城鄉市場，形成全國性的商品流通網絡體系。通過這一流通網，幾乎每一州縣，甚至每一村落，都可與其他省區進行經濟聯系。

農村集市的功能和作用，最基本的就是滿足小農的生產和生活需求。農村集市雖然歷史久遠，但它的大規模發展是在明清，這無疑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從每一個單獨的集市來看，它不過是小生產者之間進行有無調劑、余缺調劑，以滿足各自的需求。然而，作為一個網絡體系的集市，其作用遠遠不只于此，而是具有更深層的意義，并至少在以下幾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1.農村集市網是大規模、長距離商品流通的基礎。中國歷史上長距離販運由來已久。不過，販運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消費對象多是王公貴族、豪門巨富；販運路線是從城市—城市，小農、鄉村是被排除在外的。明清時期這種貿易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民生日用品取代奢侈品成為大規模、長距離貿易的主體；小農既是這些商品的生產者，也是消費者；農村與城市、小農與市場——與全國性的商品流通乃至世界市場——聯系在一起。

2.農村集市網是保障小農經濟生產與再生產正常運轉的重要環節。農村集市網的形成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同時也已成為地區整體經濟結構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小農的農產品、手工業品的出售，其生產資料、手工業原料乃至口糧的購買都離不開集市；小農經濟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對市場的依賴也就越大。

3.農村集市網的形成使地區之間通過商品流通實現經濟布局調整，資源優化配置成為可能。大規模的、經常性的商品流通，使原本互不相關的一個個自然條件、發展程度各異的地區相互聯系，成為一個整體，從而可以在大范圍、高層面上形成地區分工，有利于發揮各自的優勢，取長補短。換言之，商品流通使地區之間重新分工，調整經濟布局，優化資源配置成為可能；在這一點上，作為流通基礎的農村集市網的形成和正常運轉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事實上，明清時期這一商品流通網已在相當程度上開始發揮其調整經濟布局、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一個最具典型性的例子：江南地區以輸入糧食、棉花、肥料，輸出棉布、綢緞為主而形成的高收益型經濟格局，即是建立在全國規模的糧、棉、布、綢的流通基礎上的。再如，珠江三角洲正在形成中的以外貿為導向，以轉口貿易為中心的經濟格局，雖然是由政策因素所促成，但也是建立在全國規模的流通基礎上的。如果沒有一個龐大的商品流通網作為基礎，這一切都將無法實現（注：關于明清時期江南和珠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特色，參見許檀《明清時期區域經濟的發展——江南、華北等若干區域的比較》，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2期。）。

筆者特別強調農村集市網形成的重要意義。農村集市網是明清時期全國規模的商品流通網中一個極為重要、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農村集市網的形成，乃是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形成中十分關鍵的一環。正是由于這一集市網的形成，才使得城、鄉市場聯結成為一個整體。

四、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形成的歷史意義

明清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到底達到一個什么水平？中國的傳統經濟還有沒有內在的發展動力？這是近年來學術界著力探討的重要問題，也是論爭的焦點之一。其中較為重要的如：80年代初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為什么長期延續的討論，近年來關于黃宗智“過密化”理論的討論，關于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論爭，關于傳統經濟近代化和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心線索的討論，等等。這些理論探討從不同的角度開拓了人們的眼界，啟發我們進一步思考。不過以往的研究較多地集中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領域，重生產、重分配，卻在相當程度上忽視了流通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今天，當我們親身經歷了改革開放20年的歷史進程，重新審視明清以來數百年的歷史發展過程，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市場機制的建立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正是基于這一認識，筆者主要是從市場發育、商品流通和地區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角度探討中國傳統經濟在明清時期的發展水平、發展軌跡和發展動力問題。

筆者以為，明清時期中國經濟中最具時代意義和歷史意義的發展，應是向市場經濟的轉化。具體而言，就是政府對經濟直接干預的逐漸減弱，和市場機制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不斷加強。這與希克斯在《經濟史理論》一書中所闡述的，從習俗經濟、命令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這一世界經濟發展的總體趨勢是一致的（注：J.希克斯：《經濟史理論》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

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

（1 ）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是明清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內容。這一市場網絡的形成過程，實際上也就是市場機制的逐漸形成過程。

因地制宜的地區發展和大規模的商品流通，可以說是明清時期中國經濟發展中兩個十分顯著的特征。這二者之間是相互促進的。一方面，各區域自身的發展使之對市場的依賴不斷增加，區域間的交流日益頻繁，市場網絡逐漸形成；另一方面，區域之間經濟聯系的加強，商品流通的擴大，又使各區域可以揚長避短，從而形成各自的經濟特色，并獲得較高的收益。換言之，因地制宜的地區發展有賴于區域之間的商品流通和優勢互補；而商品流通的發展，又有賴于一個暢通的、有相當規模的市場網絡；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過程，既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大規模的商品流通的產物。

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曲折的漸進過程。其中，從禁海到開海的政策變化，對商品流通的宏觀布局影響最著；農村集市網的形成也是歷經曲折反復，乾隆以降才進入一個持續穩定的發展階段。從明代到清代，政府對市場的管理也經歷了一個禁止放任清理整頓，逐漸走上制度化、規范化的軌道，這一變化過程從另一個方面對市場網絡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特別是雍正、乾隆年間對牙行、稅收制度以及吏治的一系列治理、整頓，對市場網絡的正常運轉至關重要。到清代中葉，在全國范圍內已經形成一個涵蓋廣闊、運作自如的城、鄉市場網絡體系。沿海、沿江貿易的發展逐漸取代運河成為最重要的流通干線，在沿海和長江沿線一批重要的流通樞紐城市相繼崛起，這些港口城鎮大多成為后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而在廣大農村，最遲在乾隆—道光年間，一個具有相當密度的集市網已經形成，這一基層集市網與處于流通干線上的商業城、鎮相聯系，溝通城、鄉市場，使商品流通幾乎可以覆蓋全國的每一州縣，甚至每一村落，從而將自然條件、發展程度各異的各經濟區域聯結成為一個整體，使地區之間分工互補，調整經濟布局，優化資源配置成為可能。明清時期中國傳統經濟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沒有重大突破的條件下，仍然保持著內在的動力與活力，主要就是市場機制在起作用。

（2）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和發展， 是中國近代化過程的一項重要內容。

中國近代市場體系的形成并非始于開埠之后，至少從明代中葉已經起步，到清代中葉已具有相當的規模。19世紀中葉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并非創建了一個新的市場體系，不過是利用和部分地改造了中國原有的市場體系來為之服務。后，帝國主義列強選擇的通商口岸都是原來重要的流通樞紐；侵略者的洋貨傾銷和原料掠奪也都是利用了中國原有的市場網絡——從城市直至農村集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