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識論文范文
時間:2023-03-14 10:18:09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文化意識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文化意識是一個民族文化歷史長河中積淀的精神底蘊以及由這種精神帶來的促進民族進步的創新意識。我們之所以將文化意識放在重要位置,是因為它確實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意識,那么它就失去了其獨立存在的價值。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意識盡管具有強烈的民族文化特征,但是它又明顯地受到世界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受到先進民族文化意識的沖擊。對于一個開放性民族而言,文化意識不僅是民族性的,而且是世界性的,它是整個世界的精神財富。因此,我們正確地理解“語文”的內涵,就有必要在新世紀到來之際將民族文化意識放在重要的位置進行思考。
一個民族的文化意識進步與否其實有它的顯著標志,標志是什么呢?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看它有沒有創造力。如果我們承認漢民族在經歷了古代燦爛的文明之后,現在離世界民族之林的先進行列還有一定距離,那么我們就應該有勇氣面對先進民族,向他們學習,學習他們驚人的創造力。學是從模仿開始,但是我們又不能僅僅停留在模仿上,因為模仿容易陷入對“他創力”的崇拜。從模仿開始,我們需要走向對“自創力”的培養。我們之所以稱贊趙武靈王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是因為他能夠勇敢地頒布“胡服騎射”的命令,向北方民族學習。但是我覺得趙武靈王要學的不僅是“胡服騎射”的形式,他是要向世人表示他的革新自身民族文化意識的決心。因此他對匈奴民族的學習不僅僅是體現在他的模仿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他的民族進取精神上。現在我們的文化考察團經常到歐洲去,或者到北美去,我們不能只是去看他們的繁華的建筑,先進的科技,回來后便學著洋人的方式呼吸;或者干脆垂頭喪氣地指責我們這個民族的落后,嘆息無法“師夷之長”。我們需要問,你有沒有看到他們的創新意識,創造精神;就像讀一部書,我們需要問,你有沒有讀懂文章的精神。只有領悟了一個民族的精神結晶,我們才算真正地將先進民族的文化精華學到了手。
我們的文化有著燦爛的歷史,我們需要繼承歷史,但是,承襲不能代替創造,只有不斷地學習,不斷地創新,我們才能不斷地進步。然而,打破傳統常常會給我們帶來許多眼淚,許多辛酸,許多依依不舍。這里我們可以從漢語言的形式革新角度做一個歷史回顧,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創造性文化意識在各種力量的拉扯中表現出的沉重。
有著數千年歷史的古代漢語在本世紀初停止了它的繁衍,從它的母體內裂變出的現代漢語開始蓬勃地生長。縱觀漢文明歷史長河,漢語言一直處于一種流動、變化的狀態之中,但是現在我們可以說古代漢語已經靜止了,它失去了生命力。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之間形成的語言斷層。對于已經失去的東西我們所能做的便是頻頻回顧,因懷念而生發眷念,因眷念而生發熱愛。如今我們凝視著漢文化的蹤跡,讀著漢民族幾千年的滄桑,我們似乎頓生漢文化依舊生機勃勃的意識。但是我們其實是站在斷層這邊遙望已逝的美好,不斷地回顧給我們帶來的是歷史文化的厚重感。我們沒有理由拋棄數千年的文化積淀,但是,我們又明顯地感覺到古文化與今文化的隔膜。這種矛盾的文化心理導致我們在民族文化傳統面前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
我們的祖先所遺留下來的文化確實存在著不利于現代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因素,五四提倡拋棄舊有的語言形式,那是為了用新的語言形式去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去適應與各民族進行文化交流的需要,這無疑是民族文化的進步。葉圣陶先生的語文教育思想中有兩個重要觀點:其一,語文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教語文是幫助學生養成使用語文的良好習慣。假如語文的功用確實以這兩點最為重要,那么作為一種日常生活的工具,我們當以其實際應用價值為追求目標。既然古代漢語已經失去了它的使用價值,而掌握古代漢語知識也不是為了幫助學生養成使用古漢語的良好習慣,那么我們還有什么理由去教學文言文呢?
但是,舊有的語言形式里面蘊涵著豐富的民族文化精神,而這種精神是中華民族經過數千年的艱辛才得以形成的歷史積淀,它閃爍著一個文明古國的光輝和智慧。我們擔心一旦拋棄了文言文教學,我們不僅會失去舊有的語言形式,我們還會失去比這更為重要的可貴的民族文化精神。因此我們采用了現代文教學與文言文教學共同發展的策略。現代文教學如葉圣陶先生所說的培養學生的語文使用的良好習慣,讓語文成為學生認識生活,改造社會的基礎工具;而文言文教學則幫助學生了解漢民族文化,提高文化素養,陶冶思想情操,弘揚民族文化精神。這樣做其實用價值在于:其一,利用語文的工具性,認識社會,推動民族的進步,關鍵是重視創造;其二,了解民族文化,增強民族意識,提高民族自信力,關鍵是重視民族精神蘊藉。
有了這種明確的意識,我們就應當將語文這種工具轉化為激發學生創造的能力。也許我們可以把理解為一種有意識的文化逆轉意識,它是為了將幾千年的封建意識進行一次徹底的洗滌,以換取民族文化意識的覺悟。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語言的形式更新只不過是一種外在的變化而已,要徹底地改變一個民族的落后意識,并非僅僅能依靠這種方法去實現。更新語言的舊有形式最多不過表明了文化主將們對改變中國落后面貌的決心,而至關重要的我覺得還是改變我們這個民族滯后的思維意識。可惜的是我們看到的現代語文仍然以承襲型思維為主體向前緩慢推進,新意識、新思想在各種力量的拉扯中顯得步履維艱。已經意識到應當擁有的東西卻無法擁有,已經意識到應當拋棄的東西卻無法拋棄,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民族的悲哀。
語文教學改革至今,許多有識之士都將培養學生的主體意識和創造意識作為自己的教育思想。但是就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的很多語文教師的意識仍然處在一種非自覺的狀態,固有的傳統教學思想以一定的歷史磁性對他們形成巨大的引力。他們除了偶爾抬頭對新思想表示一點羨慕或幾份唾棄而外,便只顧低頭拉車,他們對自己已走的道路已經習以為常。這種思維意識的代代承襲,必然的結果是帶給我們這個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巨大歷史負擔。
談到這里,我想從文化意識的角度對語文高考說兩句。可以這么說,語文高考試卷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向世人展示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意識趨向。
改革開放以來,語文高考盡管在艱難的道路上摸索著前進,但是向各民族先進的文化意識學習的決心已經一次次顯露在我們面前。閱讀和寫作可以說是語文高考的主體。如果我們撇開試卷的命題形式從內容上來窺視漢文化意識的趨向,我們不難發現語文高考命題顯示的文化意識是進步的。
從近年來的試卷分析,閱讀基本已經定格為三種形態,那就是文言文、科技說明文以及社科類論文(或文學性散文)。從文言文到現代文閱讀,我們盡管感覺到漢文化的語言斷層,但是我們欣喜地發現,對文言文閱讀的考查,正說明了我們的民族文化的根仍然扎在自己的土壤中,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意識在這里仍然能生生不息,代代相傳。從現代文閱讀的兩個部分——社科類論文(或文學性散文)和科技說明文那里,我們又可以感受到我們這個民族的自主精神、追求創造的精神,以及“師夷之長,補己之短”的決心。在這里文化意識的趨內和趨外,繼承和創新得到了有機的統一。
寫作命題更顯示了一個進步民族所應具備的文化意識特征,那就是主體的精神意識和創造意識。從《嘗試》到《戰勝脆弱》,從《近墨者未必黑》到《鳥的評說》,從兩幅漫畫的比較評判,到三則材料的綜合提煉,無不滲透著命題者對考生主體精神和創造意識的挖掘。
但是應該指出的是語文高考在追求創造的主體文化意識背后,似乎還隱藏著許多非創造性的模仿,這種模仿會使我們對各民族文化意識的學習步入形式主義的泥潭,而阻礙民族文化意識中主體精神和創造意識的發揮。也許作為一種學習,模仿是最初的手段,我們不能一味地批評,但是從今后語文高考發展的方向考慮,我們有必要將這個問題提出來思考、探討,這有利于我們對創造性民族文化意識的追求。
1998年2月4日,給中科院《迎接知識經濟時代,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報告批示時指出:“知識經濟、創新意識對于我們21世紀的發展至關重要。”
新的意識已經在21世紀到來之時萌芽,我們如何將先進的民族文化意識轉化為推動民族進步的動力,作為語文教育工作者,我們有責任在新世紀到來之時對這個問題做出反應。在強有力的改革大潮沖擊之下,我們的民族文化意識已由承襲轉向創造。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電腦網絡的擴大,知識經濟時代悄然到來。當我們的目光接觸到歐美各民族的文化意識時,我們開始表現出我們應有的謙虛,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有人給我們敲響了謹防西方文化霸權的警鐘。警鐘固然敲得好,敲得及時,但是千萬不能敲掉我們這個民族要求進步的訣心,不能敲掉中學語文教學對創造性民族文化意識的追求。
篇2
盡管跨文化意識的培養非常重要,但是在實際教學過程中仍然有很多英語教師對找學生的跨文化意識不重視,甚至有所忽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英語教師不重視學生跨文化意識的培養。
當前一些英語教師在英語教學過程中不重視學生跨文化意識培養的情況十分普遍。尤其是升學壓力較大的一些學校,中學學校教育學生的主要目標仍然是以學生考試獲得高分為主,其他方面的能力培養次之,有的甚至忽略其他能力和相關意識的培養。英語教師課堂教學的主要目標還是培養學生的聽力能力和閱讀能力,因為聽力和閱讀在高考中所占的比例相對比較重,也是提高學生考試分數的重要方面,所以英語教師比較注重。
(二)不充分的文化教學現象一直存在。
文化教學與其他單純的知識教學相比較有著自身的特殊性,但當前一些英語教師在文化教學中一直存在著不充分的文化教學,讓學生不能充分的接收到文化教學,對學生跨文化意識的培養起到很大的阻礙作用。文化因素的內容可以滲透到中學英語教學中的各個角落,從詞匯到句子,從小的句子到一個大的篇章,甚至是中學英語教師的教態、語態和儀態等無處不在。但是,教師在英語文化教學中只對中西文化的差異進行重點介紹,卻不對中西文化進行鑒別和比較,這種教學方法只看現象卻不解釋本質。再加上高中英語課堂中實踐性文化交際活動的缺乏,學生的交際能力無法提高,導致“啞巴英語”的形成,這也是為什么當前許多學生英語筆試能力較強而口語能力非常弱的原因之所在。因此,不充分的文化教學現象有待進一步改善,以提高學生的綜合英語能力。
二、提高學生跨文化意識的有效對策
(一)學校采取措施提高英語教師的跨文化意識。
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語言與文化密不可分。只有具備了較高的文化素養,學習者才能成功地理解和掌握語言,從而更有效地運用語言進行交際。加強對學生跨文化意識的培養,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是高中教學過程中的重要任務。因此高中英語教師應該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提高學生的跨文化意識,注重學生跨文化意識的培養。學校應該從宏觀角度出發,注重對英語教師自身的跨文化意識的培養,只有英語教師自身跨文化意識得到提高才能更好地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英語教師只有自身具備跨文化意識才能在英語教學中主動地挖掘和傳授英語教材中的文化內容。英語教師自身應該在教學過程中積極提高自身跨文化素養,學校也應該采取各種培訓來提高英語教師的跨文化意識。
(二)英語教師注重跨文化意識培養的相關技能和技巧。
1.建立在提高學生發散思維能力基礎上的文化意識培養。
跨文化意識的培養貫穿于英語教材的講授和課堂活動的設計中;在課堂上英語教師可以通過圖片導入、口語訓練、反復操練復習等方式,讓學生對英美文化中的重要節日的讀音和名稱有較好的掌握,但掌握只是停留在初級階段。學生在初中教學階段,初中英語教師往往會讓學生單純記住。但高中階段,為了更好地培養學生的發散思維能力,高中英語教師應該要讓學生更清晰和深刻的了解相關節日和某些詞匯后面的引申意義和其來源所在,這才是提高學生跨文化意識的重要途徑,也是提高學生發散思維能力的重要途徑。
2.注重學生對英語文化的體驗。
對英美文化的體驗是學生在深入了解中西方文化之后的步驟。這時英語教師可以通過各種真實或虛擬環境中來讓學生運用語言體驗文化,并設置相應的獎勵措施,調動學生的學習參與積極性。
3.引導學生形成中西文化的反思。
篇3
1.1跨文化意識符合現代社會的發展趨勢
英語的學習不僅僅是一門語言工具的學習,這還要求人們在學習語言的同時了解語言背后蘊藏的文化背景。當今社會的發展需要語言的全方位交流,不僅包括英語口語、英語寫作、翻譯等,還包括對英語國家文化背景和風俗習慣的認知,這對從事英語學習的人們來說是對其綜合素質的考驗。學生們只有具備較強的綜合素養,才能在現代社會中不斷實現自身的價值。
1.2跨文化意識都有益于教育者和被教育者
跨文化意識可以提高英語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效率。英語學習在每一個受教育者的學習經歷中都具有重要地位,英語教育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人們普遍關注的語言學科。跨文化意識能夠讓英語教育工作者們發揮自己的特點,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從而減輕工作負擔。跨文化意識同樣益于學生們的英語學習。學生們在英語學習過程中總是抱有好奇心和求知欲,這種好奇心和求知欲往往是對陌生國家風俗習慣和文化背景的好奇,如果注重培養學生們的跨文化意識,那么不僅可以讓學生們學習英語的熱情更加高漲,同時還可以讓學生們學到更專業扎實的英語基礎,培養學生們較強的英語交際能力。在英語教學過程中,融入跨文化意識,可以提高英語的實用性,讓同學們積累更多的英語交流技巧。
1.3跨文化意識有助于東西方文化的交流
任何一門語言都不僅僅是簡單的交流工,每一種語言的背后都蘊藏著其民族的文化和歷史。而語言的最主要功能就是交流,交流不是簡單的文字語言交流,不同語言之間流利的交流代表了雙方對彼此文化的認知和理解。因此,學生們在英語的學習的過程中,跨文化意識的培養就顯得尤為重要。對學生進行跨文化意識教育,能夠讓學生吸收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優秀文化,同時還能夠將本國的優秀文化傳播到其他國家和地區,不僅實現了語言上的溝通,而且實現文化上的互相交流,有助于本民族文化的傳播和發展。
2.如何培養英語學習的跨文化意識
根據當前我國英語教育存在的問題,結合跨文化意識在英語學習中的重要性,本文認為,在今后的英語學習過程中應該加強培養學生們的跨文化意識。具體來說應該從以下方面著手。首先,應該改變教師們的教學觀念。英語教師們應該摒除傳統的單一方式的教學方法,利用現代先進的教學方法,如多媒體教室、語音室等,激發學生們的學習熱情。英語教師還應該逐步適應跨文化意識在教課中的重要性,注重培養學生們的英語交際能力,提高學生們學習的主動性,傳授英語基礎知識的同時還應該注重文化知識的傳授。其次,應該逐步構建良好的英語交流環境。生活中我們一般使用國語進行交流,而課堂上也不能保證百分百用英語交流,語言的學習是日積月累的過程,因此需要構建一個良好的英語口語環境,讓學生們主動適應英語環境,結合英語國家的風土人情、人文地理、文化風俗等,讓學生們獨立思考,提高學生們的口語表達能力并完成英語口語的表達和交流。最后,應當培養學生們主動學習英語的熱情。英語的學習不能局限在課本上,任何形式的英語都可以作為英語學習的素材。而正是這種形式的英語蘊含著背后的文化。例如電影中的英語口語化、街頭上的英語廣告、歌詞中的英語以及英語諺語等,這些特殊形式的英語更能體現英語所承載的文化和歷史。因此英語的學習是隨時隨地的。
3.結語
篇4
論文摘要:裝飾繪畫汲取了優秀的中國及世界傳統文化營養,使得其具有特殊的藝術價值和生命力。"下文化藝術處于多元化格局的大文化語境之下,把握時代的脈搏,以現代的全球化、多元化文化觀念,以及后現代主義、和合的審美視角來審視裝飾繪畫的認識觀,具有現實的社會價值。
一、裝飾繪畫本體語言的內涵
沈柔堅先生說得好:“任何一個畫種都有自己的特點,我們強調特點為的是能更好地認識和掌握它的規律性,求得更充分地發揮它的特殊效果。”的確,任何一個畫種都有自己的特點,裝飾繪畫是一種既現代又傳統的藝術形式。我國裝飾繪畫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歷代的新陳代謝,新舊交替,從遠古時代的彩陶,商周的青銅器,春秋戰國的漆器,到漢代的像磚,魏晉至唐宋的敦煌壁畫,明清的民間木版年畫……上下幾千年,形成了我國裝飾畫獨具風格的藝術傳統。裝飾繪畫脫胎于裝飾藝術,它之所以能越來越受到關注,在于其獨特的審美價值和審美意趣,即裝飾畫的本體語言。裝飾畫的語言包括“求變”的語匯,即尋求“變化”的構成元素;求美的“語法”,即追求形式美的法則;求合的“句式”,即綜合多變的表現方法,三者的有機結合,煥發了裝飾繪畫的獨特魅力。
二、裝飾繪畫的語態認識觀
裝飾繪畫靈魂是求美,形式美感高于一切,即形式高于內容。這正是裝飾繪畫區別于其他畫種的重要特征,同時也是“裝飾繪畫藝術功能在各種繪畫中比較起來更長于歌頌、象征、啟發、誘導”…的原因。正因如此,裝飾繪畫被有些人認為是膚淺的,缺乏崇高的審美理想,而難登大雅之堂。藝術就像一個大舞臺,各種藝術形式就像不同的演員,它們在藝術的舞臺上極盡能事表現自己,目的是在愉悅中教育觀者。在這里,只有小演員,沒有小角色。任何一種客觀存在的藝術形式,都有他們賴以生存的環境和條件,當然這是以社會發展的需要為前提。
現代科技的發展,網絡技術的應用,使得“全球化”的生存趨勢也影響著藝術領域,藝術語言、藝術風格趨向國際化、多元化,而多元化、民族化的文化特征,使得裝飾繪畫在現代社會顯示出特有的生命力和特殊的藝術價值。裝飾繪畫有它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語言形式,審視裝飾繪畫的語態認識觀,具有現實的社會價值。
1.裝飾繪畫的“現代”時態認識觀
“現代”時態的語態認識觀,是將裝飾繪畫的語言,放置于當下的時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使裝飾繪畫的本體語言保持著鮮明的時代特征。裝飾的風格是以特定的時代背景和中心思想為基礎一~諸如宗教、哲學、王權、風俗、實用和唯美等意識形態所產生出的裝飾藝術,往往會形成一種不同于前一歷史時期的藝術風格。已故工藝美術家陳之佛先生曾說:“裝飾藝術即是思想的表性,故裝飾亦與其他美術同樣有其時代的背景。埃及時代的裝飾,希臘時代的裝飾,羅馬時代的裝飾,文藝復興時期的裝飾,王權中心的裝飾,自然各自由時代思想為背景而表現出來的。”由此可見,任何藝術形式、美術樣式都不能脫離當下的時代文化背景。要堅持裝飾繪畫的本體語言,就必須將其置于當下文化的時代大背景之下,只有堅持“現代”時態的認識觀,才能更準確、更有效地反映時代的精神。
(1)全球性、多元化的時代背景
當我們穿著牛仔褲,吃著肯德基,喝著可口可樂,看著世界足球賽,掛在互聯網上聊天、購物,欣賞著高清好萊塢大片,談論著次貸危機、金融風暴的時候,所有的這一切都在提醒著我們,在人們的13常生活中,正在發生著全球化的過程。“全球化”是一個涵蓋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多維、復合的概念。全球化不僅帶來了全球經濟的相互依賴,也帶來了文化的多樣性發展。當代中國文化正處在全球范圍的國際性文化交流的大環境中,中國藝術也在這樣的語境中轉型。一個民族的藝術想要得到振興發展,必須吸收他種文化先進的、科學的、有益成份,經過異質同構,使民族民間的藝術獲得新生。“當一項藝術開始拒絕向另一項藝術吸收營養時,它就開始僵化了。”丁韶光先生的重彩裝飾繪畫,就是傳統中國重彩畫與西方現代觀念的完美結合。丁韶光先生的畫作融中國線條、中國風格的重彩、敦煌主題,以及西方畫家畢加索和馬蒂斯創作中的平面變形人物于一體,形成了一種風格獨特的現代裝飾重彩畫。由于有中國古代工筆重彩的傳統技法、又有西方裝飾繪畫的韻昧以及世紀末分離派藝術的情趣,丁先生的現代裝飾重彩畫作品能為東西方普遍接受。
(2)后現代主義的文化特征
后現代主義也是當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后現代主義是20世紀60年代在西方出現的哲學思想潮流,它深受尼采、弗洛依德的影響,表現出深刻的懷疑主義和反本質主義。在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后現代主義藝術家試圖突破傳統審美法則的約束,淡化和消解藝術與生活的界限,主張藝術貼近民眾,大量采用大眾傳播媒介。在多數作品中帶有某種戲謔的調侃的意味,帶有強烈的娛樂性。后現代主義的藝術探索,實際上都是要求改變以往西方文化藝術“人”的“主體”和“物”的客體相分離、相對立的狀況,以人們需要為本,進入“人”和“物”、“主體”和“客體”相聯系,相融合的更高的境界。它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強調同傳統文化的聯系,在其創作中,傳統被引用、被改造和重構,使之生成新的意義。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的裝飾藝術吸收歷史上各種裝飾風格,匯集了各種文化、歷史、美學和視覺語言的材料,表達出了從未有過的多種多樣的方式;鮮亮色彩的不調和,在自然中看似矛盾的材料組合,奇異造型的堆砌,讓材料自身說話,以表達個人情愫,使藝術呈現出紛繁復雜的局面。美國藝術家麥克·j·阿信布萊納的作品常以玻璃、金屬、麻繩以及樹皮等材料制作,以表現“骨骼”為主,以此來象征戰爭之恐怖。他的作品通過綜合材料和奇特的造型構成關系,給人的視覺和精神上帶來強有力的刺激,風格獨特、制作精細,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和合的審美趨勢
自從“國家問世界”轉變成了“全球世界”,許多知名學者提出了關于全球文明的見解,其中先生與張立文先生的學說最有代表性。先生認為經濟全球化大環境下,我國文化應在“天人合一”、’中和位育”、“和而不同”的傳統哲學思想基礎上,加上新人文精神的追求,促進世界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多元和諧共生狀態;張立文先生指出,中國文化目前面臨著人類共同的五大沖突: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心靈、不同文明間。他根據和合生存世界(地)、和合意義世界(人)、和合可能世界(天)的原理,提出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用和合觀來化解沖突、構建新文化。“和”即和諧,和睦,和平;“合”即融合,結合,合作;“和合”即是兩種以上不同要素的協調、結合、融合與和諧。和合包括了沖突和融合,沖突是融合的原因,融合是沖突的結果。這些不同的要素處于共同存在、共同生長的狀態。
滕守堯先生在《審美文化與藝術生存》一文中指出了文化與藝術的關系,“一種健康的文化最終必然發展成一種審美文化,而審美文化就是以文學和藝術為核心的文化,就是物質生活不斷向審美和藝術的層面提升的文化,也是真、善、美融為一體的文化。”張先生的“和合”的文化觀建構了“融突”、和和愉悅、審美意象,以及審美體驗的主客體、情與景、心與物、善與美的融突和合。這些和合美學要素的構成方式,是最具生命力的方式,是藝術創造和心靈境界的生命活動。但它們只有在融突和合中才能獲得生命的存在、延續以及發展,“全球化”、“多元化”、“后現代主義”、以及“和合”的審美趨勢,是裝飾繪畫本體語言的大語境,裝飾繪畫的本體語言要保持鮮活的生命力,就要堅持“現代”的語法時態。
裝飾繪畫的“主動”態認識觀
裝飾繪畫本體語言的演進和豐富是一個主動的過程,它在不斷地自我增益、完善中成為了語匯豐富、句式多樣的語言形式,它不斷以主動的姿態完善自我,作為主體的創作者也應以主動的姿態堅持裝飾繪畫的本體語言。
自然界的物種多種多樣,才使得整個生物世界的生態保持著平衡;人類的藝術世界也因為不同藝術門類,不同畫種各自獨立的面目,才使整個文化藝術世界生機勃勃。縱觀人類藝術歷史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每一個藝術門類都具有其它藝術門類不能替代的本體語言。同樣是戲劇,話劇不能代替歌劇;同樣是曲藝,相聲不能代替小品;同樣是繪畫藝術,油畫不能代替版畫,水粉不能代替水彩,裝飾不能代替裝飾繪畫。不同藝術門類的本體語言構成了藝術種類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的根源,就在于客觀社會生活的豐富多彩和人們審美感覺能力的豐富多樣。裝飾繪畫以其獨特的面目和形式,記載和表達了人類的情感,擴大了人類的審美感受,豐富了人類的精神世界。如果裝飾繪畫不堅持自己的本體語言,而向某一大畫種看齊,那它就沒有繼續存在下去的理由,因為裝飾繪畫原本就是借助于別的畫種的表現方式,由于具備了自己獨特的風格而得以脫離依附,具有任何畫種不可替代的審美價值。裝飾繪畫如果放棄自身的本體語言,就等于放棄了裝飾繪畫本身。
裝飾繪畫在裝飾藝術的母胎中經過了漫長的孕育,并且逐漸成形、不斷完善起來的,正是由于充分發揮了裝飾繪畫在材料、技法、風格等方面的特性,才使得裝飾繪畫能從裝飾藝術的母胎中脫離出來,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的繪畫表現形式。當代社會競爭十分激烈,現代人普遍承受著較大的心理壓力,裝飾繪畫所特有的輕松、樂觀、唯美,正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人們的壓力,釋放不良的情緒。試想,一幅冷色調畫面、圖形簡潔明快新、線條圓潤優美、微微流動而有韻律感的長形現代裝飾繪畫作品,置于工作節奏快、嚴謹、高效的現代高科技企業的辦公室、會客室、休息室內,人們會產生愜意、舒暢、平和的心情,起到了緩解現代工業環境下的人們的緊張和不適感。再如,將質地粗礦的大型纖維藝術品,綴以自然屬性的竹材、木塊、或粗陶、石塊,搭配色彩不同的織物,作成裝飾壁飾作品放置于某人工智能齊全的現代化辦公環境中,就會打破單調、冷漠的人工化的空間氛圍,激發出人們對自然的追憶,產生返樸歸真的親切感。這說明裝飾繪畫的本體語言以及由本體語言而產生的獨特審美魅力,在當代社會具有十分強大的生命力。裝飾繪畫的本體語言蘊涵著巨大的審美價值和旺盛的生命力,因此,每一位從事裝飾繪畫創作的工作者,都應充分發揮裝飾繪畫的特點,在當代“全球文化”的大環境下,堅持裝飾繪畫的語態認識觀,并將它運用于創作中。
篇5
論文摘要:翻譯是不同語碼之間的轉換,也是實現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對話的重要途徑。以文化因素為突破口來研究翻譯活動為翻譯研究打開了新局面。本文從文化以及文化研究的內涵,翻譯理論研究與文化研究的互動關系,文化研究對翻譯策略選擇的影響等方面,著重探討了翻譯理論視角下,如何確立文化研究的學科走向以及文化研究對翻譯理論研究的深遠影響。
翻譯理論指的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主要包括歐洲,美國,加拿大)翻譯理論(王鵬,2010)。傳統意義上的翻譯活動被看作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過程,因而,翻譯研究一直以語言分析和文本的對照為主要任務。長期以來,翻譯理論往往依靠文學(尤其是比較文學),語言學(尤其是應用語言學)和美學這樣的學科。而事實上,翻譯活動不僅僅是單純的文字轉換過程。它還涉及到源語及譯入語所負載的文化(孫會軍鄭慶珠,2000)。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開始,隨著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學術理論界的逐步崛起,大批學者開始從不同的文化研究角度切入翻譯研究。1976年,勒菲弗爾(Lefevere)提出,翻譯研究不僅僅是比較文學的一個分支或語言學的一個特定區域,而應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存在。1980年,英國比較文學家蘇珊·巴斯奈特(sHsan Bassnett)出版了《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指出翻譯研究應該專注于從文化層面對翻譯進行整體性思考。為了在新的生活情境中,在與其他文化形式的關系中有效地解釋翻譯現象,翻譯理論研究出現了“文化轉向”(Lefevere,1992)。翻譯理論的“文化轉向”就是主要以文化的視野來取代原先占據翻譯理論中心位置的美學或語言學的考查方式。當下翻譯理論領域流行的“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就正是翻譯理論文化轉向的具體表征(張柏然,辛紅娟,2009)。
1、“文化”及“文化研究”的內涵
人類學家指出,各個社會具有各自獨特的文化,不同民族擁有不同的文化。1871年,英國人文學家泰勒(Edward Tvler)把文化定義為“一種復雜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其余社會上習得的能力與習慣”。文化表現為一定的語言模式和行為方式。同時也涉及并受限于在共同生活中起實質性作用的物質存在。在文化的表現形式上,語言有最具意義的重要性。翻譯理論中的原語和譯入語文化的差異通常表現在審美、倫理、政治、思維模式以及譯者的文化定位等方面。
文化研究初期著力于文學的文化批評,有的文化研究者致力于弘揚經典文學作品,并以此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隨著文化研究理論的逐步深入,后期的文化研究逐步走出初期的經典文學領域,引入了對社區文化生活、大眾傳播媒介、當代文化、強勢(精英)文化以及邊緣文化的研究。戴錦華(2003)認為,“對文化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某種獨有的理論脈絡與知識譜系,而是某種社會立場與社會批判的精神,是某種(反)表意實踐與社會實踐的可能”。文化研究,自誕生之日,就是一種實踐的理論,而不是對文化一精英文化抑或大眾文化一的學院式研究(張柏然,辛紅娟,2009)。對于文化研究,歐洲多采用文化結構范式,而美國則采用多元政治范式。相較于文化結構范式,多元政治范式更注重研究非精英文化現象(如廣告、藝術建筑、市井故事、電影、時裝、大眾文學等普通文化現象),有意疏遠那些被認為是精英文學的經典文學作品。現在,這兩種研究范式逐步吸取對方的一些主要理論和特點,以期構成文化研究新的范式。
2、翻譯理論研究與文化研究
翻譯研究包括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狹義的翻譯研究致力于研究如何以一種語言為載體的內容轉換為另一種語言形式;廣義的翻譯則著重研究以一種語言為載體的文化內涵如何轉換為另一種文化形式。翻譯理論研究在歷史上曾經一度依附于語言學和文學研究,作為語言學或者是文學的一個分支而寄人籬下。文化研究的勃興打破了語言學和文學之間的天然界限,改變了原來把翻譯研究置于語言學科或文藝學科之下的地位。擴大了譯學研究領域,開創了譯學研究新的局面。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有這樣一個清醒的認識:文化研究只是翻譯研究的一個新途徑,一個重要方面,它并不是翻譯研究的全部。的確,很多文本中蘊含著為某個特定文化所特有的一些因素,但并非所有的文本都是如此(Wilss,1996)。呂俊(2004)認為,我們在進行翻譯研究的同時必須防止文化研究對翻譯研究的剝奪,進而導致翻譯研究的終結,使翻譯研究消彌在歷史研究、文化研究、人類學研究之中,從而使其喪失作為獨立學科的本體地位。皮姆(Pvm,2010)認為,20世紀后半葉,西方翻譯理論界圍繞著“等值”建立了一系列有共同核心的理論范式:等值、目的(purposes)、描述(descfiption)、不確定性(uncertainty)、本地化(localization)以及文化翻譯(cultural translation)。因此,文化研究并不是翻譯研究的全部方向,它只是多元視角中的一個視角。
3、文化研究向度下翻譯策略的選擇
影響和制約譯者的翻譯策略的文化因素可大致歸為以下五個方面:(1)譯者所處的時代;(2)譯者與目標讀者的意識形態(思維方式、價值態度、翻譯一部作品的目的)與審美取向;(3)詩學(譯入語文化中的文學傳統);(4)譯入語文化與原語文化之間的相對地位;(5)翻譯活動與譯入語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等。其中,意識形態最為重要。因此,本文著重分析了意識形態對翻譯策略選擇的影響。意識形態決定譯者個人和譯入語社會的思想架構(conceptual grid),并通過思想觀念和世界觀決定讀者和譯者闡釋文本的基本方式。因此,意識形態決定譯者所采取的基本翻譯策略,并影響其對原文的改寫。如果譯者因既有的思想意識而對原文進行無意識的改寫,或者故意對原文進行改寫以便譯文符合譯入語文化所特有的意識形態。譯者會傾向于采用歸化策略。對漢文化經典《論語》的英譯版本中。不乏采用歸化翻譯策略的例子。
例1: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目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論語·學而第一》
威利(Arthur Waley)的英譯如下:
Tzu-hsia said,“A man who treats his betters as betters,wears an air of respect,who into serving father and motherknows to put his whoIe strength,…”(徐瑁,2010)。
作為漢文化經典論作,例1中“賢賢易色”指的是用尊貴優秀品德的心來交換(或者改變)愛好美色的心。對妻子而言,重要 的是品德,而非容顏,正如中國傳統文化中“丑妻家中寶”一說(同上)。威利將“賢賢易色”譯為“A man who treats his betteras betters。wears an air of respect”,采用了英語固有的語言表達來傳達漢語經典詞語“賢賢易色”的含義。根據《新牛津英漢雙解大詞典》,one’s betters(主舊或幽默)指的是“上司們,比自己能力強的人”。顯然威利沒有讀懂和領會原作的文化的內涵,而此處所采用的歸化翻譯策略明顯是受到了譯者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
如果譯者為刻意展示“他者”(others)文化中某些思想價值,而故意對原文進行改寫。譯者多會采用“異化翻譯策略”。
例2: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子曰:“茍志于仁矣,無惡也。”(《論語·里仁第四》)
威譯如下:
Of the adage“Only a Good man knows how to like people, knows how to dislike them,” the Master said, “He whoseheart is in the smallest degree set upon Goodness will dislikeno more.”
轉貼于
雷蒙·道森對“仁”的英譯為“humaneness”。
威利將“仁”譯為“Good”或“Goodness”與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哲學觀念“善的理念”(the Form of the Good)不無關系,因為希臘哲學思想是西方傳教士和西方漢學家詮釋中國儒家思想的基本立場(徐珺,2010)。威利對“仁”的英譯是其異化翻譯策略的又一具體表征。孔子乃以仁為其理論之基。作為《論語》的關鍵詞,“仁”并非簡單地指做個好人,亦隱含著為人之道(同上)。雷蒙·道森保守地將“仁”翻譯為“humaneness”,而沒有做太多的創新,盡可能地傳達了原作的意義,是一個成功采用異化翻譯策略的案例。
除了文化研究中備受關注的“歸化”與“異化”,目前翻譯界逐漸出現了另一個較新的理論范式——“本地化”。本地化指為了使產品適應新的文化、市場、環境而作的準備(或專門制作、改寫)過程。隨著翻譯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本地化也將可能成為與“歸化”、“異化”并行的另一種可行的翻譯策略。
4、結語
翻譯是跨文化交流活動的重要傳播媒介。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使翻譯研究得以從純語言層面走向探討文化層面的相互影響上。文化研究逐步開始并將繼續占據著翻譯理論研究的重要地位具有其歷史必然性。但是,從文化的角度來切入翻譯問題并不是進行翻譯理論研究的唯一途徑:文化研究只是翻譯理論研究多元視角之一。我們如果能正確看待翻譯理論研究與文化研究的互動關系,以文化研究為突破口,從歷時和共識的角度把握影響譯者選擇翻譯策略的各種因素,我們就一定能為更深入地進行翻譯理論研究,并建立系統的、全面的翻譯理論研究體系,揭示翻譯活動的本質規律做出我們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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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ym,A.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 and NewYork:Roufledge,2010.
[3]Wilss,Wolfram,1996,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Behavior,John Benjamings Publishing Co.
[4]戴錦華,文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代前言)[A],大眾文化的神話[M],阿蘭斯威伍德著,馮建三譯,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03.
[5]呂俊,論翻譯研究的本體回歸-對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反思[J],外國語,2004(4).
[6]孫會軍,鄭慶珠,譯論研究中的文化轉向[J],中國翻譯,2000(5).
篇6
論文摘要:語言體現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文化內容,語言足一種社會交際的工具。語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不了解外語的文化背景,就無法正確理解和運用外語。本文有兩個方面論述了高職英語教學中不僅要讓學生掌握基砍知識,而且還應當加強文化意識的培養。
1、高職英語教學中培養文化意識的必要性
現代社會中,科學技術、尤其是微電子技術通訊網絡迅速發展,以“交叉”或“綜合”為特點的世界性的“大科學”相繼誕生。一個全球性的交往和溝通正在形成,人們開始意識到,他們正面對一種新的國際生活,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和合作已經是回避不了的現實。而語言作為最重要的一種交流工具,體現著民族的文化。學習語言不僅僅是學習詞語,而是學會把詞和客觀的事物聯系起來。詞語體現了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態度,記載了使用語言民族的歷史發展過程,要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除了可以觀察它的實際行為外,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通過學習、研究他們的語言,尤其是語言中的詞匯部分來了解他們的文化傳統和文化內容。
語言是一種社會交際的工具。語言的功能很多,但其最本質的和最主要的是它的交際功能。高職高專教育英語教學的目的是通過聽、說、讀、寫的訓練,使學生獲得英語基礎知識和初步的語言交際能力。要想達到這一目的,教師必須教會學生兩種實際知識,一是英語的基礎知識,二是運用英語的交際知識和交際規則。只有讓學生們同時掌握以上兩種知識,英語的社會交際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我認為這正是母語教學與外語教學的根本區別。只重視前者,忽視后者,往往會造就出”高分低能”的學生,因為只掌握了書本知識的學生,他們的英語是在不具備社會和文化環境的情況下學習的,一旦面向社會,進人一種陌生的文化環境,他們在實際運用語言的時候,就會遇到許多困難,甚至無法進行正常的交際。
由于文化的差異,用母語互譯的方式錯誤地理解和翻譯某些句子和詞匯,往往會鬧出許多笑語。如:"You are thesaltoftheearth.”正確的理解是“你是位社會精英。”卻被按照字面意思誤譯為“你是地球上的鹽。”“狼吞虎咽”,英語是“Eatlikeahorse,”卻被錯誤地翻譯成“EatLikeawolfandatiger".由此可見,語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不了解外語的文化背景,就無法正確理解和運用外語。東西方的社會是在不同文化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所以人們的思想、信仰、習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因此,在高職英語教學中不僅要讓學生掌握基礎知識,而且還應當加強文化意識的培養,這樣不僅能使學生養成良好的思維習慣,把英語學“活”,達到高職英語教學之目的,而且有助于學生提高文化修養。
2、加強高職英語教學中文化意識的培養
由于文化的差異,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和習慣。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寒暄,稱謂、道歉、致謝等用語,就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傳統外語教學只是培養“純語言能力”,亦即“造出一些意義正確,合乎語法規則的句子的技能”。通常只注重語言形式,忽視語言運用。然而大量事實證明,僅有這樣能力遠不足以保證我們在實際情景中進行有效的交際。因為在所有可能被造出的句子一一語法和意義都正確的句子中,有一部分由于不合乎(社會)運用規則一定會被摒棄。成功的英語學習應該是我們掌握語言的社會運用規則方面的知識并能夠運用他們,即應有意識的培養英語學習者的文化意識。語言文化學習及其能力的培養應貫穿于我們英語教學的整個過程中。為此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去努力。
2.1從教材中學習,課堂中了解
我們的英語教材是根據不同的教學目的精心挑選的,教材的選擇盡量涉及到了社會生活的側面,采用了不少體現英語民族文化特點,原汁原味的語言,同時還兼顧了所選內容的趣味性。這不但大大降低了課文的難度,而且抓住了語言學習中最重要的因素,即使我們學習者保持持續的興趣和對學習活動的參與。有些課文還采用了不少涉及英美文化背景、風俗習慣的材料,特別適宜于揭示文化的各個方面,因為說話人都遵守規定的文化行為。其中有許多部分涉及場合、身份、相互關系等,都是從實踐活動中選取的。有了教材,加上老師在課堂中有目的地進行文化因素的講解,我們就會獲得相關的知識。
2 .2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課堂活動中,語言形式運用的正確、恰當是教與學成功的保障而教師會通過各種渠道提高課堂藝術,增強英語課本身的吸引力。如通過對話、表演、競賽、唱歌、看錄像、做游戲,背誦小詩歌,學習成語、諺語等多種形式提高學生對英語的興趣,鼓勵學生結合特定的語境大量地進行雙邊交際。利用各種直觀手段組織模擬訓練,使學生把自己置身于英語語言中,置身英語文化之中,反復操練,爭取達到運用自如,脫口而出的熟練程度。
2 .3開辟第二課堂
交際能力并不是語言能力和文化能力的簡單相加,而是大量實踐的結果。適當、合理、有序的課外活動是課堂學習的重要補充,是幫助學生發展交際能力的輔助手段。不論教師在課堂上對社會文化知識的境界多么詳盡,如果不能有意識地反復使用英語進行交際,并在較集中內化所熟記的社會文化知識,那么我們的文化能力和整個交際能力肯定是滯后的。因此在搞好課堂學習的同時,還應多讀一些英語報刊、多聽一些英語廣播、多看一些原版影視資料來逐步豐富文化背景知識。還應盡可能多的組織和參加英語沙龍和英語角等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課外實踐活動,力求在多學英語、多用英語的交際實踐中學好英語、用好英語。
2 .4加強課外閱讀
篇7
來自加拿大和美國、意大利的四位學者的演講構成為一個較完整的單元,具有一定的體系性。國際藝術與文化管理協會(AIMAC)主席弗朗索瓦·科爾伯特先生通過六個維度。即市場營銷導向、顧客服務理念、體驗型營銷、藝術體驗者的動機分析和顧客再次消費的意圖情感、參與度和滿意度等后消費行為的分析,以及文化體驗與消費者共同創作的互動性,闡述了藝術市場營銷與消費體驗的關系。他特別把目前國際學者的代表性的觀點進行了綜合評述,提出了三個概念,即美學體驗、服務體驗與消費體驗,并提出了市場驅動與驅動市場的理念。
意大利米蘭BOCCONI大學公共與非盈利管理教授阿里克斯。圖里尼以BOCCONI經驗為視角產出公共政策制訂的三種理念,其一,第一手資料公共決策是多層次性,不僅僅是政府決策的層面,而且也是文化組織的決策層面,特別是有可能是項目決策的層次;其二,基于第一手資料公共決策,他提出了三個類型,一是創新性的決策,二是互動性決策,三是情感吸引的決策;其三,他使用實驗的方法,為提取第一手資料提供了很重要的基礎。
來自耶魯大學戲劇學院的維多利亞·諾蘭教授和紐約戲劇發展基金發展總監安·特萊茨是美國著名的藝術管理專家,她們圍繞美國當代戲劇藝術能力狀況進行研究,通過問題假設和調研,既設置了六個能力的一般性的關照,同時叉涉及如何論證和確認這六個能力的狀況,并且探索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國外藝術管理的專家的研究,首先表現出視野的開闊,既有宏觀的國家層面的政策研究,也有微觀的實際運行與操作的研究,既有縱向研究,也有橫向研究;其次是研究方法具有多樣性。把藝術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大眾心理學等有機結合為一體;又次,能夠超越單一的研究角度,上升到一個綜合的、全面把握的角度。
來自國內40余所院校及出版社、文化企業的學者環繞跨文化語境下的藝術管理這一核心命題展開演講和深入的研討,其中又分為四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跨文化語境下中國藝術管理的宏觀審視。涉及這一命題演講的學者從國內外藝術管理的發展現狀與趨勢出發,高屋建瓴地分析藝術管理理論研究與社會實踐的種種現象和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上海戲劇學院黃昌勇教授從對我國藝術管理專業學科建設梳理開始,基于中西比較的視角、藝術管理體系的構建、方法論的自覺以及實踐與理論相結合等。提出了“一個基本判斷”、“三個發展維度”、“三大問題”的總體觀察。上海交通大學胡惠林教授認為,跨文化本身是流動的。虛擬空間的形成加快了藝術流動的速度,形成藝術的多元化和多樣性;藝術管理具有現代性與社會性,其制度創新值得研究;藝術具有意識形態性,并非專指政治意識形態,而是一種價值體系。北京師范大學周星教授指出,應當科學辨析宏觀藝術管理和微觀藝術管理的關系,重視對藝術活動客觀規律的掌控。不能把藝術管理者等同于行政管理,應當從行政管理的模式和理念里面超越出來;要確立藝術管理的基本理念,科學設置藝術管理學科;要充分認識藝術管理人才的特有品質,重視該類人才培養的特殊規律。濟南大學江奔東教授強調,藝術與文化管理,需要重視文化規制的問題,要有制衡效果的標準,各機構職責劃分是否清楚,規制出臺的政策是否合理;內容規制應當體現全人類共同價值,即先進文化的標準;文化產業規制需要有立法實施和統一的完整性;面對文化規制,需要科學地掌控政府、文化企業和文化消費者三者之間的博弈。山東藝術學院田川流教授深入論述了宏觀藝術管理與圍觀藝術管理的關系。二者在管理的特征、管理主體與客體、管理使命和方式等方面有較大的不同;二者是制導被制導的關系,又是相互協同的關系:二者會出現一些沖突與摩擦,應在文化建設實踐中不斷磨合與化解,使之產生更大的活力。上海師范大學方華從社會學與文化研究領域切入研究藝術管理的狀況,這一過程所體現的社會文化現象早已引起社會學家和文化研究者的關注。上海師范大學劉素華作了中美國家藝術基金的比較研究,指出美國國家藝術基金五十年興衰表明多元文化與共同價值的協調是國家文化治理中的棘手問題,而中國國家藝術基金如何在價值認同的框架中激發文化活力,既是其直面的挑戰,也是其肩負的使命。
第二,跨文化語境下的藝術管理的發展趨向。較多學者針對藝術管理某個方面的現狀與問題,予以深入的剖析,許多觀點具有深刻的創見。天津音樂學院張蓓荔教授認為跨文化傳播要確立科學的理念和標準,尋找相同的精神內涵與情感共鳴;要凝聚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多方力量構成全方位、多層次的傳播格局,用好交流貿易等多種方式;要科學設計項目、制定合理的指標、突出重點、分階段、分批次推進,突出品牌戰略,市場戰略,合作戰略和媒體戰略。山東藝術學院李丕字教授針對我國政府大力推行的“一帶一路”戰略,指出要跳出舊有的“內向型研究”的局限,以開放的心態開拓“外向型研究”,充分發揮雙向視域研究的互補優勢,同時積極開展中外合作研究,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互學互鑒,互利共贏。中國文聯出版社朱慶社長講述了基于互聯網的藝術資源管理。中國文聯出版社建立的“中國文學藝術+互聯網”這一平臺要為每一位藝術家或藝術學家免費做唯一個人的官網,精準和廣泛地傳播交流學術成果。他認為互聯網時代應當拓展藝術管理的視野,建立宏大的藝術資源庫和藝術交流的巨大平臺,這正是科學管理的體現。湖北大學藝術學院張建軍教授切人中國外流文物的回歸這一命題,認為具有跨文化交流的意義,其間既有不同文化碰撞,也有相互的認同。為了實現更多文物的回歸,應當審時度勢,調動政府、民間各方面的力量,加大科學管理與運籌的力度,實施行之有效的舉措。四川音樂學院廖勇教授探討了員工與組織、組織內各部門和組織與外部環境的相互依存關系,提出構建一個有利于組織高效運作的內外管理生態是現代管理的關鍵,而遵照相應的組織制度設計和管理生態模式進行秩序井然的有效管理,則為管理的生態法則。
第三,跨文化語境下的藝術創意、生產與營銷。該課題涉及到藝術管理具體運作的諸多問題,從創意與策劃、生產與運營到傳播與營銷,引發了眾多學者的關注。
南京藝術學院夏燕靖教授提出了“時尚何以先覺、先行和先倡”的命題,認為三個“先”字在市場有一種先導的作用。用這種辦法,把時尚的前沿和信息傳遞給大家,由此從內心對時尚取得一種共鳴。對時尚開發可歸納為四個特點,即時尚和經濟一體化;消費的符號也就是炫耀性的消費;時尚產業全球同步進行中,其周期大大縮小;有高附加值,也有高風險。廣西藝術學院何清新教授運用民族志研究方法,認為基于族流的對歌文化,隱含著藝術傳播的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想象力。云南藝術學院藝術文化學院侯云峰教授以該院創作體驗話劇《問心》的經驗,闡釋了作為藝術管理類專業在管理實踐中的探索和經驗,是一種基于微觀的和實證性的研究。濟南大學王玉副教授楊楊分析了中國演藝產業在建設中遇到的收益不確定性較強和資產的可抵押性較弱兩方面存在的風險。為使風險在可控范圍之內:一要從風險的來源角度準確識別風險;二要采取模糊綜合評判法,通過選取因素集、因素加權、備擇評語、確定評判矩陣四個步驟科學評估風險,為風險處理措施的選擇提供依據。上海戲劇學院黃海認為,藝術家個人品牌具有重要的意義和特點,具有共性的藝術家個人品牌經營策略,包括確立個人品牌核心價值、滿足藝術消費受眾需要、原創性策略、達成溝通、事件營銷、建立個人品牌形象、建立共同品牌。山東藝術學院李冬梅副教授指出,在電視真人秀節目制作中應把媒體融合作為目標原則,通過目標管理和任務分解,實現攝像、舞美和后期制作的創新,提升節目的影響力。遼寧科技大學藝術學院李囝副教授指出,管理團隊的素質將決定藝術表演團體的整體水平。靈活高效的內部管理機制、多樣化的融資渠道、符合市場要求的營銷策略以及與時代同步的創新手段都是藝術表演團體生存和發展的保證。
多位青年教師結合藝術活動的具體實踐,考察和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樹的意見。河南大學楊宏鵬對數字媒介背景下大型攝影畫冊在策劃出版時要揚長避短,選準時機和切入點,在發行營銷上要多方借力、激發需求、拓寬發行渠道;上海政法學院謝彩探析了四川法王寺石刻文化博物館建構,認為極有必要建設西南佛教石刻文化博物館暨法王寺石刻文化博物館;關津音樂學院肖明霞解析了BBC逍遙音樂節營銷策略,認為靈活多樣的票務營銷策略和BBC公司強有力的媒體傳播,BBC強大的媒體資源和整合力是逍遙音樂節的成功重要因素之一。
篇8
論文關鍵詞:禮貌原則,文化差異
一、引言
語言與文化關系密切, 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 也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任何生活在兩種不同文化中的人, 都會感到不同文化的人說話方式會有很大差別, 其中人文歷史論文,語用方面的差別就很大。語用差別的制約因素也很多, 但何自然曾經指出:“英漢兩種語言在語用方面所受到的制約有諸多不同, 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因素的制約。”因此, 文化的差異, 可以直接體現在語言的運用和理解上。
作為人類文明的標志, 禮貌是人類社會活動中的一條重要準繩, “是對交際行為的規范,是一種為進行得體交際的策略”。中西兩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禮貌的理解有所不同, 所遵循的禮貌準則也不一樣。從語用角度講,禮貌現象是語言運用的普遍現象, 禮貌研究是語用研究的重要內容。
二、文化差異
文化差異, 這里主要指跨語言、跨文化交際中出現的中英文化差異。這種差異的產生, 是由講中英兩種語言的人的民族心理、思辨和推理模式的不同而導致的。跨文化交際中出現的語言障礙常常會造成誤解或沖突, 主要原因是交際雙方受各自文化背景的影響而缺少一個共有的語用前提。例如, 我們漢語中的謙詞, 是一些并無實際意義的客套話。當發言結束時,人們常說:“不妥之處, 請大家指正 ”,“歡迎在座諸位批評指正 ”,“拋磚引玉 ”等等。而講英語的本族人在同樣的場合不說這樣的話, 也許他們會說一聲 “I hope you all enjoy my talk”, 但最常用的結束語還是 “Thank you”。再如人文歷史論文,在英國文化中, 男性在公眾面前贊譽女性的美貌和服飾被認為是一種禮貌, 被恭維者會欣然接受,但在中國這種恭維被認為是輕佻無理。類似以上的中西文化差異會給講中英不同語言的人傳達錯誤的信息人文歷史論文,影響到他們之間的交流。故要做到交際雙方的正確、合理的交流, 了解各自的文化背景知識是至關重要的。
三、中英禮貌原則對比
Leech根據英語文化和語言的特點列舉了六條禮貌原則:
1. 策略準則, 又稱得體準則 (Tact maxim)“盡量減少他人付出的代價, 盡量增大對他人的益處。”
2. 慷慨準則, 又稱寬宏準則 (Generosity maxim)“盡量減少對自己的益處, 盡量增大自己付出的代價。”
3. 贊揚準則 (Approbation maxim)“盡量縮小對他人的批評, 盡量增強對他人的贊揚。”
4. 謙虛準則 (Modesty maxim)“盡量縮小對自己的標榜, 盡量夸大對自己的批評。”
5. 贊同準則, 又稱一致準則 (Agreement maxim)“盡量縮小與他人的不同意見, 盡量夸大與他人的相同意見。”
6. 同情準則(Sympathy maxim)“盡量縮小對他人的厭惡, 盡量擴大對他人的同情。”
顧曰國先生根據漢語言文化中的禮貌特征, 在 Leech 的理論框架的基礎上研究漢語中的禮貌現象, 總結了漢語言文化有關的禮貌準則, 于1992年提出漢語禮貌五準則:
1. 貶己尊人準則: 指謂自己或與自己相關的事物時要“貶”、要“謙”, 指謂聽者或與聽者相關聯的事物時要“抬”、要“尊”。
2. 稱呼準則: 指人們出自禮貌, 在互相稱呼時仍按“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的傳統來體現人際交往中的社會關系。稱呼語的改變意味著人際關系的改變; 而出自禮貌, 人們不同的語言行為和所處的不同環境又會影響稱呼語的改變。
3. 文雅準則: 出言高雅、文質彬彬往往被人認為是懂禮貌、有教養, 文雅準則的重要內容仍然是“先用雅語、禁用穢語; 多用委婉語, 少用直言”。
4. 求同準則: 這與“臉”、“面子”有關, 所謂求同, 就是注意人的身份和社會地位要保持相稱, 說話雙方力求和諧一致。
5. 德、言、行準則: 指在行為動機上盡量減少他人付出的代價, 盡量增大他人的益處; 在言辭上盡量夸大別人給自己的好處, 盡量說小自己付出的代價。
四、禮貌原則所體現的文化差異
1. 稱呼語之不同
受社會結構、傳統倫理及血緣、宗教社會因素的影響, 漢語的稱呼系統遠比英語國家復雜得多。在中國, 小孩一般不能直呼父母和長輩的名字, 學生不能直呼老師的名字,下屬不能直呼上司的名字, 否則就會被認為沒有禮貌。中國人不僅喜歡用表示血緣關系的名字去稱呼家人和親屬, 還喜歡用這種稱謂來稱呼非家人和親屬朋友。比如, 稱與自己祖輩年齡相仿的男性為爺爺、女性為奶奶; 稱與自己父母年齡相仿的男性為叔叔或伯伯、女性為阿姨。這在英語國家是非常少見的。中國人的稱呼語體現出尊老的傳統習慣。人們一般稱呼年老的人為 “老某”, 像 “老王”、“老李”等, 表示對對方的尊敬; 稱呼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前輩為 “某老”或 “某老先生”, 像稱周樹人為周老先生等。這里的 “老”, 沒有絲毫貶義, 只有尊敬或推崇。但如果將此稱呼用在英語國家則極不得體, 有冒犯之意。由此看來, 漢語稱呼語可以用 “上下長幼尊卑”來概括。在英語國家, 由于其社會格局、文化取向、人際關系與中國截然不同, 所以對稱呼語的使用和對其意義的解釋也相差甚遠, 具體表現在稱呼時到底是直呼其名還是使用“頭銜 + 姓”的方式。一般來說, 英國人同自己的上司說話也許需要用比較尊敬的語言, 但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稱呼, 不論對方年齡多大, 地位多高, 人們更愿意直呼其名, 這充分表示出平等的文化取向。
2. 貶己尊人與平等交往
“貶己尊人”是顧曰國效法Leech所提出的漢語言文化的一條禮貌準則。中國人喜歡貶低自己而抬高對方的身份。這從表面看和Leech的贊譽準則相似, 但在中國文化中, 這條準則對人們的影響卻更加深遠。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受到別人的夸獎, 我們中國人總會謙虛的說“哪里, 哪里, 您過獎了”。精心為別人挑選好了禮品, 在贈送時還不忘說“沒來得急挑選,隨便買了一份。”而在西方國家, 人們追求交往中的平等, 在日常生活中喜歡將自己的情感、優點外露, 而不喜歡過分的謙虛, 對別人的夸獎也欣然接受, 并視這種贊譽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在西方人的眼中, 中國式的自謙將被認為是一種虛偽的表現。因此我們進行涉外交往時要清醒的認識到這種禮貌用語的差異,在西方人面前要大方地接受他們的贊賞, 善于充分的表現自己, 并學會展現自己的才華和優秀的一面, 而不要隨意的貶低自己和過分自謙。
3. 熱情關心與個人隱私
漢英民族對隱私的理解存在著差異。中國人在日常交往中不太注意維護自己的隱私, 也不注意尊重他人的隱私。在中國文化中, 關心他人, 對別人熱情一直被視為是對對方重視和顯示誠心的一種表現。例如, 我們在宴請客人時, 要不斷給客人加菜以顯示熱情; 兩個人第一次見面就會熱情詢問對方年齡、收入、婚姻狀況; 朋友見了面更是問長問短, 把家里和工作的事情都詢問、關心一遍; 在西方, 人們的隱私意識較強。英語民族對 privacy 這個詞的含義理解較廣, 諸如家庭、財產、婚姻、朋友、經歷、收入、年齡、住址、身體狀況、獨處或單獨生活等等。當在英語民族面前談到有關隱私問題時, 會被人認為你讓他人丟面子, 你不懂禮貌。
總之, 禮貌原則是每個群體或社會所廣泛使用的文明的手段, 但必須承認, 不同文化對禮貌行為有不同的要求, 不同文化賦予禮貌不同的內涵。若對這一點認識不足,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相互交往時,很容易因此而產生誤會。總之, 人們只有充分認識了禮貌原則在以上諸多方面的差異, 才能盡量減少跨文化交際中可能出現的語用失誤, 以達到更自然和諧的交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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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自奈達的等效翻譯理論提出以來,國內外翻譯界對其的評價各異。本文對“等效論”的歷史發展進行簡單的疏理,從跨文化交際和接受美學的角度探討了“等效論”在實踐操作中的語用可能性,指出等效翻譯會導致大量的文化和語言信息的流失。
一、等效翻譯理論的提出18世紀末,美國翻譯理論家泰特勒(A·F·腸tier)在他的《論翻譯的原則》(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里曾對翻譯作過這樣的描述:“在好的翻譯中,原著的優點已經完全移注人另一種語言,從而使這另一種語言所屬國家的人能夠獲得清楚的理解和強烈的感受,其程度和使用原著語言的人相等。由于他的理論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才被譯介到我國,所以,人們雖然對他的“三原則”比較熟悉,但對于未被他列人“三原則”之中的等效觀并沒有引起更多的重視。1862年,麥休·阿諾德(Mathew Arnold )在其文藝批評作品中也有過類似的闡述:“翻譯作品對我們的影響應該與原作對其最初讀者的影響一致” 1957年,諾克斯(R. A. Knox)在其On English Trans-lation(《論英語翻譯》)一書中也主張譯作應該“讀起來與原作一樣能給讀者產生相同的興趣和快樂”。毫無疑問,這些對理想翻譯的設想都是建立在一種對穿行于不同語言文化中的、作為橋梁與媒介的翻譯活動本身最好的期待上,它們都有著共同的哲學基礎,那就是語言的可譯性與共同性。事實上,在泰特勒、阿諾德等人看來,不同語言之間具有某些相同的或相似的因素或特點,因此,不同語言之間的交際是可行的。在語言的形上層面,這些因素或特點具有某種程度的“等效性”,而翻譯的任務即是以不同的語言將這種“等效性”表達出來。
將“等效論”作為一個完整理論提出的是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Eugene A. Ni-da ) 0 1964年他在《翻譯學初探》(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一書中更是第一次明確指出:“譯文接受者和譯文信息之間的關系,應該是與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間的關系基本上相同,從而確立了“等效論”的基本內涵。1969年,奈達在《翻譯的理論與實踐》(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一書中提出了“動態理論(Dynamic equivalence )” (mss),使“等效論”進一步地明確化。到了90年代,奈達對于“動態理論”又有了新的闡述:“在這種翻譯(動態翻譯)中,不必擔心接受者語言信息是否與原語語言一致,它們之間是動態關系,即接受者與信息之間的關系應與原語接受者與信息之間的關系保持一致”。在奈達的“等效論”看來,譯作對譯語讀者產生的效果必須與原作對原語讀者產生的效果一致。而這個相同或相似的效果最終是以譯語讀者對譯作的反應作為檢驗的主要標準。這樣,翻譯活動就從傳統單純的線性語言轉換活動轉變成具有交際功能和負載了等效信息的語言編 碼、傳遞、解碼和接受的復雜過程。因此,翻譯須隨時顧及讀者可能有的反應,翻譯活動的服務中心應該從過去的作者轉移到譯作的讀者。這里,奈達已經將翻譯形態的“動態對等”(D一ETheory :1964)發展成為“功能對等”(F一E Theo-ry:1993),從而將“等效論”進一步完整化和系統化。而翻譯界至今對他的“等效翻譯理論”評價各異、褒貶不一。
二、等效翻譯在跨文化交際傳遞中的信息流失 在翻譯等效論看來,翻譯其實是一種信息傳遞的方式,把一個原來用甲語言表達的信息改用乙語言表達出來,使不懂甲語言的人也獲得同樣的信息。因此,翻譯既然是以不同的語言或形式再現原文所承載的文化或語言信息,這個信息應該可以是意義上的,也可以是關于某種文體的。譯文要做到與原文功能等效,就必須充分考慮到原文的語境和文化指涉,甚至它最終的語用效果。在跨文化交際中,“等效論”視域下的翻譯就必須充當語用交際的工具,翻譯的過程其實就是一種交際和語用的過程。按照Nida的“翻譯即是交際”、“翻譯即譯意”的理論原則,翻譯活動中的譯者既扮演著接受者的角色,又身臨其境地充當著交際者。這樣,譯語的文化內涵和譯語的產生語境就成為他首先要考察的重要因素。這時候他的翻譯其實就成為了一種語用翻譯,不僅要注重對原文意義的等效傳達,還要注意挖掘原文某些話語在特定語境下的隱含意義。
但是,當一個譯者將上文所提及的原語文化內涵、會話情景和隱含意義等因素一起考慮進翻譯活動中時,在更多的時候,他無法全部做到。根據會話原則,在交際中對會話含義的推導是會話順利進行的基礎。但這個推導過程是很復雜的,尤其在文學作品中,話語往往承載了太多的語言信息或文化信息。那么,當他力圖進人這種跨文化交際的會話情景中時,他既要表達出作者所要表達的意圖,又要不露痕跡地揭示作者的隱含意義,而且這一切是建立在他將原語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基礎之上,大量的語用翻譯實踐證明,這只不過是一種理想的狀態。在真正的翻譯活動中,無論是功能等效,還是語言等效,都很難成功。
正如金堤先生在《等效翻譯探索》中所指出的:“對等從來就是一個相對概念。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是恒在的,文化因素本身是無法等效轉換的。例如,客觀地說,屬于某種同一文明的語系內部,即存在著諸多的異質因素,如英國人與美國人在行為方式和語言表達上就有著很大的不 同。東西方人在思維習慣、美感和文化緯度上更是存在著很多迥異的地方。中國人表達的情感或處理問題的方式與歐洲人也就大相徑庭。相對來說,中國人“喜具體,長歸納”,而西方人“喜抽象,長推理”。
文化與語言是互為一體的。正如Juri Lotman和Uspenskij所說,沒有一種語言不是植根于某種具體的文化之中的,也沒有一種文化不是以某種自然語言的結構為其中心的。中西文化的差異體現在兩種語言上,從形式上來說,英語重邏輯、重組織,句子結構長,句子間的關聯詞豐富顯明,且層次之間過渡清晰、有條理,句子呈“樹型結構”;而漢語則注重整體結構,首尾呼應,并一般以動詞為中心,構成層遞式疊加,句式則呈“線型結構”。那么在翻譯活動中,由于等效論鼓勵的是譯者譯“意”,在內容和形式之間,在二者無法兼顧的時候,形式總是成為首先被拋棄的對象。而事實上,有時候話語的文化特色往往就附著在它的形式上。一種文化的語言一般都是具有別種文化的語言所無法替代的某種獨特的形式,詞匯本身意義的繁復、話語結構的靈活性與多樣性等都是獨一無二的。例如,當我們用等效論翻譯愛·倫波的結構繁復、曲折幽晦的恐怖小說時,如果我們只將小說的內容或句段的意義傳達出來,而將那些用以襯托恐怖氣氛、制造神秘氣息的漫長的句式和復雜的句法等形式因素舍棄的話(因為我們是無法在漢語中找到和它們具有完全一致的句式或表達),那么譯文的讀者就不可能像原文讀者那樣體會或享受到小說帶來的巨大沖擊和樂趣,而那些伴隨著特殊形式的原語文化因素就會損失了不少。
因此,從文化轉移的層面上來看,在跨文化交際中,等效論翻譯具有極大的語用難度。在很多時候,它必然會損失部分甚至大部分的文化因素,因為它進行的前提是一種“功能”等效、交際等效,它重視的是交際的順利進行和語義的準確傳達。
三、等效翻譯在譯語文化的接受過程中的信息流失 正如上文所討論的,在等效翻譯活動的第一個階段,當譯者既作為原文的接受者又作為譯文的傳達者時,由于原語與譯語的文化差異、譯者本人對原語文化和語言的掌握程度、譯者為了功能等效而有意識地對原語文化信息的選擇、比附與傳達等因素的影響,譯文文本的面貌與原文文本的面貌就形成了一個較大的改變。這是任何翻譯中都不可避免的現象,但由于等效翻譯重在譯意,這種損失就顯得更加明顯。但是,這還只是等效翻譯活動中第一次信息的流失。等效翻譯中造成信息流失的還有諸多的因素,如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對譯語接受者,即譯文讀者的接受因素的考慮、譯者對原語文化的“歸化”等。
正如接受美學所倡導的,接受者是任何進人交流或交際活動中的文本所必須顧及到的重要因素。當一個文本缺乏接受者的欣賞或解讀,它就根本無法傳播或流通。接受者是重要的媒介。而等效翻譯理論同樣對譯語讀者傾注了太多的注意力。如果依據等效論,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就必然會為了譯語接受者接受的需要而調整自己的翻譯策略,有時甚至是舍棄了很重要的原文特色。在更多的時候,譯語讀者并非是等效論所描述的那種理想狀態,而是層次不一、千差萬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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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種語言都是特殊文化背景下的產物,反映著特定的文化內容。文化差異,是指人們在不同的生態和社會環境下形成的語言、知識、人生觀、價值觀、思維方式、風俗習慣等方面的不同。中西方文化差異導致人們對同一事物或理性概念存在著不同的理解和解釋。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交流形式,標識語的翻譯也要充分考慮到不同文化的內涵。例如公共汽車上“老弱病殘孕專座”被譯為“fortheold,sick,disabled,andpregnant”,表面看意思表達清晰,亦無語法錯誤。然而尊老敬老是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人們認為年老代表著智慧和慈善,是經驗和閱歷的表現。然而在西方文化中,老卻被認為是虛弱、無力的象征。如果單按照字面翻譯成“fortheold…”,沒有考慮中西文化差異,可能在西方人眼中會有歧視之嫌,適得其反。我們不妨用一句簡單的“courtesyseat”來表示,既能達意,又避免了可能出現的不敬之感。
2翻譯對策
在翻譯標識語時,應根據標識語言簡意賅、通俗易懂的特點,本著準確傳達標識語提示、警示、限制、強制功能的原則,充分考慮中英兩種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將原語的語言和文化信息傳遞給目的語的接受者。
2.1程式化翻譯
有些標識語可以在中英文中找到完全對應的結構,形成了程式化的翻譯。此時可以套用現成的英語結構。如中文的“禁止/請勿…”結構,在英語中通常采用“No+名詞或動名詞”的形式。禁止吸煙=NoSmoking;請勿停車=NoParking。再如漢語中的“…專用”,英語可采用“…only”的形式。員工專用=StaffOnly;貴賓專用=VIPOnly;會員專用=MembersOnly等。
2.2確定標識語的語用功能,避免用詞不當
標識語大體有提示、警示、限制、強制四項功能。在標識語的翻譯中,譯者必須在分析標識語字面意義的基礎上,研究其語用意義,即功能意義,才能有效達成標識語的真正目的。如標識語“轉彎慢行”,翻譯成“TurnAhead,SlowDown”時最好前面加上一句“Caution”,以傳達其警示作用,引起司機的注意。
2.3判定標識語語言風格,選擇恰當詞語
表示服務、指示、說明性質的標識語大量的使用名詞,表示強制性、限制性的標識語大量使用動詞或動名詞。公眾最常接觸和使用的公共設施和服務的標識語往往會使用縮略語。因此翻譯標識語時,應考慮其語言風格,選用適當的詞語,避免使用生僻詞語、古語、俚語和術語等。如“登記處”簡單譯為“registration”,“小心輕放”譯為“handlewithcare”。
2.4注意漢英文化差異,尊重讀者的文化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