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球蛋白e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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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 小兒喘息性疾??；血清總免疫球蛋白E；特異性免疫球蛋白E
[中圖分類號] R725.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5）07（b）-0068-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detection of total serum immunoglobulin E（tIgE） and specific immunoglobulin E（sIgE） in diagnosis of children with respiratory allergic disease. Methods 60 Children with respiratory allergic disease admitted into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1 to September 2014 were selected as observation group，another 30 cases of healthy children was as control group.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lready been diagnosised as respiratory allergic disease.Serum tIgE and sIgE was measur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s，and the relevant results was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Levels of serum tIgE and sIg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spectively was （501±219） U/ml and （3450±1240） U/L，which was remarkab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P
[Key words] Children with respiratory allergic disease；Total serum immunoglobulin E；Specific immunoglobulin E
小兒喘息性疾病是臨床兒科一種常見的小氣道疾病[1-2]，其臨床表現是以特異性或非特異性小氣道病理改變為基礎的病癥[3]。臨床治療棘手，且早期診斷困難。相關研究表明，小兒喘息性疾病同免疫球蛋白E關系緊密[4]。有學者指出，血清總免疫球蛋白的含量越高，其喘息的發作率越高[5]，但在實際研究中發現部分患兒血清總免疫球蛋白含量并未升高，而特異性免疫球蛋白水平升高。本研究通過對本院60例喘息性疾病患兒體內總免疫球蛋白E（tIgE）及特異性免疫球蛋白E（sIgE）水平進行檢測，探討其與小兒喘息性疾病的相關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本院2011年9月～2014年9月收治的60例喘息性疾病患兒作為觀察組，另外選取同期體檢健康的30例小兒作為對照組。觀察組：男42例，女18例，年齡3個月～9歲，平均（2.2±1.5）歲；對照組：男17例，女13例，年齡3個月～10歲，平均（2.6±0.9）歲。觀察組中喘息性支氣管炎患兒16例，支氣管哮喘患兒24例，毛細支氣管炎患兒20例。病例納入標準：所有患兒符合《實用兒科學》中關于喘息性疾病的診斷標準。病例排除標準[6]：患有嚴重心、腎、神經系統疾病的患兒，異物吸入、小氣道發育異常、先天性發育畸形的喘息性疾患及已經接受糖皮質激素和免疫調節劑等治療的患兒。對照組中排除家族及個人過敏疾病史。兩組兒童的年齡、性別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 方法
兩組兒童均采用酶聯免疫吸附（ELISA）法檢測tIgE，其試劑盒購自上海森胸有限科技實業公司，操作按試劑盒說明逐步進行，酶標儀選擇BIO-RAD公司提供的550型；sIgE檢測采取歐蒙印跡法檢測，血清不需稀釋，用平板掃描儀掃描實驗條，并用歐蒙專用EUROlineScan分析軟件進行結果分析。注意鑒別抗原檢測抗原著色的深淺，檢測標準[7]：tIgE>200 U/ml則視為陽性；sIgE>350 U/L視為過敏原檢測陽性。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統計學軟件分析相關數據，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
2 結果
2.1 兩組tIgE及sIgE水平的比較
觀察組兒童血清tIgE及sIgE水平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 觀察組血清免疫球蛋白及過敏癥狀的檢查結果
60例喘息性疾病患兒中，65%患兒（36/60）的血清免疫球蛋白偏高，另外變態反應癥狀患兒27例，占45%。
2.3 tIgE或sIgE檢測喘息性疾病的靈敏度
單獨采用血清tIgE檢測的靈敏度為67%，單獨采用sIgE檢測的靈敏度為65%，兩者聯合檢測的靈敏度為78%，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線下面積為89%（圖1）。
3 討論
小兒喘息性疾病是兒科較為常見的疾病[8]。研究發現，遺傳、感染、過敏或免疫性質改變等因素均是造成小兒喘息性疾病的重要原因[9]。其作用器官主要以小氣道和毛細支氣管炎、喘息性氣管炎、哮喘為主要癥狀[10]，且此3類病癥相互作用密切。研究發現，喘息性疾病患兒體內CD4+相對于CD8+顯著升高[11]，兩者比例相對增高。小氣道由于變應原刺激發生變態反應，免疫β細胞大量增多，免疫球蛋白E的合成增多[12]，炎癥細胞加速了炎性因子包括白細胞介素（IL）-1、IL-8、腫瘤壞死因子的水平，造成氣管支氣管痙攣，引起氣道高反應，成為喘息性疾病的誘因。
研究[13]表明，喘息性疾病患兒的tIgE水平升高，其發病原因同Ⅰ型變態反應具有顯著相關性，而免疫球蛋白E升高是Ⅰ型變態反應發生的基礎，也是喘息性疾病反復發作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中，喘息性疾病患兒的tIgE和sIgE水平較健康正常兒童顯著升高，說明喘息性疾病患兒血清tIgE、sIgE水平同疾病發生具有一定的關系，同以往的報道結果一致。由此說明，早期檢測患兒血清tIgE和sIgE水平有助于及時發現過敏體質[14]，排除其他疾病，及時給予早期治療，有利于改變病情，且對于病情預后具有指導性意義。
在研究tIgE對于喘息性疾病的診斷意義中可見，已確診的患兒中部分經tIgE檢測結果正常，而sIgE顯示結果為陽性，說明兩者診斷可以進行互補，且本研究結果也說明，單一采用任何一種作為檢驗方法的結果都不可靠，仍然存在較大的差異。本研究通過采用ROC曲線發現，單獨應用tIgE檢測的靈敏度為67%，單獨應用sIgE檢測的靈敏度為65%，但兩者聯合檢測的靈敏度為78%，且ROC曲線下面積為89%，說明在實際工作中應當將tIgE和sIgE聯合檢測做為診斷手段，才能提高檢驗的準確性。
此外，喘息性疾病的發生與外界過敏原的激發及年齡的不同有關[15]。有研究表明，喘息性疾病患兒中發生支氣管炎時，血清sIgE陽性率較低，其發生原因可能與毛細支氣管炎產生免疫球蛋白E的能力低有關，而且毛細支氣管炎喘息發作也會受到其他相關因素的作用，但這方面的研究還較為欠缺。但不論怎樣，應用特異性變應原檢測是目前檢測變態反應的重要手段，臨床上對于tIgE和sIgE檢測的界值仍然較難確定，今后還需要更多臨床研究，確定兩者最佳的診斷值，以期提高小兒喘息性疾病的檢出率。
綜上所述，小兒喘息性疾病同免疫球蛋白水平具有密切的關系，采用血清tIgE和sIgE聯合檢測可以顯著提高小兒喘息性疾病的檢出率，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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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 異體輸血；自體輸血；腫瘤；免疫
腫瘤患者因其自身疾病的特殊性，圍手術期常須輸血治療，而輸血對免疫功能的影響在臨床上一直頗有爭議?，F有的自體輸血方法可有效的減少圍手術期輸血量，但其對腫瘤患者的體液免疫功能影響研究較少。本研究通過觀察異體和自體輸血對腫瘤患者體液免疫功能的影響，旨在進一步探討自體輸血的臨床價值及意義，為腫瘤患者圍手術期合理用血提供指導。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經醫院倫理管理委員會批準，患者及家屬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后，選擇擇期行胃腸腫瘤根治術患者80例，男44例，女36例，年齡38 69歲，體重40～78kg，ASA分級為Ⅰ～Ⅱ級，其中胃癌26例，結腸癌24例，直腸癌30例。病例入選標準：術前經胃腸鏡檢查病理確診為胃腸道惡性腫瘤患者，患者術前無嚴重的心、肺、肝、腎及內分泌疾病，無手術治療、放療、化療、近期使用免疫抑制劑、嚴重感染、血源性傳播疾病、凝血功能、血小板功能異常及輸血病史，患者術前血紅蛋白大于110g/L，紅細胞比容不低于0.33。
1.2方法 患者術前禁食12h，禁飲6h。所有患者均不使用術前藥，患者入室后常規監測血壓（Bp）、心率（HR）、心電圖（ECG）、血氧飽和度（SpO2），開放上肢靜脈，在局麻下行橈動脈穿刺和頸內靜脈穿刺置管行有創檢測，常規麻醉誘導：咪唑安定0.05 mg/ kg、芬太尼4～5μg/ kg、丙泊酚1～2 mg/ kg、羅庫溴銨0.6mg/ kg，快速誘導插管后接Blease-8500麻醉機行機械通氣，吸入氧濃度為100%，氧流量為1.5～2.0L/min，潮氣量為8～10ml/kg，呼吸頻率為12bpm，吸呼比（I/E）為1：2，保持呼氣末CO2（PETCO2）濃度為35～45mHg。術中采用丙泊酚6～8mg·kg-1·h-1、瑞芬太尼0.1～0.25μg·kg-1·h-1，順式阿曲庫銨2～3μg· kg-1·min-1維持麻醉和肌肉松弛。
1.3輸血方法 根據術中是否輸血及不同血液保護方案將患者分為四組，C組為空白對照組（Control），患者術中出血較少未輸血，也未有任何血液保護措施。A組為異體輸血組（Allogeneic blood transfusion），視手術出血量和患者身體情況（如術中Hb
1.4監測指標 四組患者分別于入室時（T0）、術畢即刻（T1）、手術后24h（T2）、術后3d（T3）、術后7d（T4）抽取靜脈血2ml送生化分析室，以3000r/min離心后取上清液至全自動生化分析儀用免疫透射比濁法檢測血清免疫球蛋白IgG、IgA和IgM含量。
1.5統計學方法 所得數據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正態分布采用方差分析，非正態分布資料采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應用SPSS13.0統計分析軟件進行數據處理，P
2結果
2.1各組患者一般資料的比較 各組患者性別比、年齡、體重、手術時間及病例構成比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各組患者免疫球蛋白的變化 與T0時比較，四組患者術后T1時IgG、IgA都較術前降低（P0.05）；T2、T3時僅A組患者IgG、IgA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組間比較，四組患者T0、T1、T4時IgG、IgA、IgM各組間比較無明顯差異（P>0.05），T2、T3時A組IgG、IgA水平較其他三組降低明顯（P0.05）。（見表2）。
3討論
人體免疫球蛋白是B細胞接受抗原刺激后增殖分化為漿細胞所產生的糖蛋白，是介導體液免疫的重要效應分子，其通過與相應抗原特異性結合發揮體液免疫功能。因此，測定腫瘤患者免疫球蛋白水平，可以有效評價其體液免疫功能。
本研究結果顯示，術前四組患者術前血漿IgA、IgG、IgM濃度各組間比較并無明顯差異，具有可比性，術畢即刻四組患者血漿IgA、IgG濃度都有所下降，分析原因可能是因為術中為了維持有效血容量，大量補充晶體和膠體液，血液中有形成分稀釋而引起的；至術后第1d，空白對照組、血液稀釋組和聯合組血漿IgA、IgG濃度迅速恢復至術前水平，而異體輸血組則持續下降，直至術后第7d才恢復，研究結果表明，常規輸液和稀釋式自體輸血對腫瘤患者體液免疫功能影響輕微，而異體紅細胞輸注可顯著抑制腫瘤患者術后免疫球蛋白水平。盡管這種抑制是一過性的，但是對腫瘤患者術后抗感染治療和預防術后并發癥都是十分不利的。本研究中血漿IgM濃度變化不明顯可能是IgM本身在血漿中的含量較低，從而統計學上表現為無差異性。邱姬[1]等在觀察自體輸血和異體輸血對骨科患者免疫影響時也發現，異體輸血可顯著抑制患者術后免疫球蛋白水平，而自體輸血則無明顯改變，其分析認為可能是血液在保存過程中庫血紅細胞老化，血細胞產生的各種抗原物質及免疫復合物過多，紅細胞負擔過重有關系。
結合本研究結果，我們綜合分析認為不同輸血方法對腫瘤患者術后免疫球蛋白影響可能有以下兩個方面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異體輸血后可降低機體T細胞免疫功能，T細胞可以提供B細胞活化的第二信號，導致B細胞分化成熟障礙[2～4]，從而導致B細胞的終末產物漿細胞產生減少，分泌免疫球蛋白降低，而自體輸血對T淋巴細胞的免疫功能影響較小，所以對免疫球蛋白分泌的影響不明顯。另一方面異體輸血后，異體紅細胞及其降解產物可被視作抗原[5，6]，產生抗原-抗體反應，從而大量消耗體內的免疫球蛋白，而自體輸血一般存貯時間較短，代謝產物較少，且輸入的是自身血，所以對免疫球蛋白分泌的影響輕微。
總之，圍術期異體輸血可使腫瘤患者術后體液免疫功能紊亂，從而可能導致腫瘤患者預后不良，而自體輸血對腫瘤患者免疫功能影響輕微，因此，腫瘤患者圍術期應嚴格限制異體輸血，必須輸血時應首選自體輸血，從而減輕輸血對患者術后免疫功能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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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大劑量；免疫球蛋白；封閉抗體陰性；反復自然流產
自然流產也被稱為習慣性流產，指兩次懷孕在同一妊娠周內并且發生自然流產的現象，反復自然流產屬于婦產科不育癥范疇，是婦女在妊娠期常見的一種并發癥。有關統計顯示，反復自然流產患者約占我國已婚育齡婦女的10%，對患者身體健康以及家庭幸福造成了巨大影響。封閉抗體缺乏是反復自然流產患者的病發原因之一，本次研究探討大劑量免疫球蛋白治療封閉抗體陰性反復自然流產患者的臨床效果，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本研究對象為我院2012年5月～2014年6月收治的確診為封閉抗體陰性反復自然流產孕婦患者116例，隨機分為觀察組以及對照組各58例。觀察組年齡25～40歲，平均（33.4±1.8）歲，孕周5～12周，平均（7.8±1.5）周，其中2次流產者34例、3次流產者15例、4次流產者9例；對照組年齡24～40歲，平均（32.8±1.8）歲，孕周5～12周，平均（7.6±1.6）周，2次流產者35例、3次流產者16例、4次流產者7例。兩組患者治療前均給予尿HCG以及B超檢查并確診為宮內妊娠。
兩組患者給予封閉抗體檢測，結果均顯示為封閉抗體陰性，檢測方法如下：于清晨空腹抽取靜脈血樣3mL給予酶聯免疫法檢測，使用北京所奧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生產檢驗試劑，檢測結果確診為封閉抗體陰性。
兩組患者均符合以下人選標準：①患者均確診為由于封閉抗體陰性而引發的復發性流產；②患者血清HCG檢查結果顯示其孕酮值>25ng/mL；③本次研究經過我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患者及家屬均知曉本次研究且簽訂知情同意書。
同時兩組患者均符合以下排除標準：①嚴重內分泌異常、感染疾病患者；②生殖器官解剖結構異?；颊撸虎塾羞^往黃體酮藥物、HCG等保胎治療方法無效史患者；④由于生殖道解剖結構異常、生殖道感染、男方異常以及其他免疫異常等原因造成的患者反復性流產。
兩組患者在年齡、流產次數等資料上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治療方法
對照組患者入院后均給予傳統保胎治療，患者給予黃體酮（浙江愛生藥業有限公司，H20031099，規格：0.1g*6s）20mg肌肉注射，1次/d，給予HCG2000U注射，注射方法每2天1次，口服相關類型的保胎藥物。
觀察組患者在對照組治療基礎上給予大劑量免疫球蛋白（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S10970081，規格：300mg/3.0mL）靜脈注射?；颊呤状巫⑸鋭┝?00mg/kg，此后3～4周內給予300mg/kg+5%葡萄糖注射液500mL靜脈滴注，滴注速度1～5mL，直至患者妊娠周數達到24周為止。此時每天為患者補充0.4mg葉酸，1次/d，維生素C100mg，3次/d，維生素E100mg，1次/d，以及孕康口服液（江西濟民可信藥業有限公司，Z10920062，規格：29mL'5支）20mL，3次/d，直至患者妊娠3個月為止。
兩組患者持續治療妊娠24周為止，患者治療期間均定期給予肝腎功能檢查，確保患者肝腎功能無異常后方可繼續治療。
1.3觀察指標
①兩組患者治療效果：患者治療期間均給予嚴密監護并定期檢查，行B超以及血清、孕酮含量檢測，患者妊娠時間直至7月以后或者分娩活嬰則被視為妊娠成功；若患者仍然出現自然流產或者B超檢查結果顯示胚胎停止發育則視為治療失敗。②統計兩組患者治療前后封閉抗體對照結果差異；③統計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率。
1.4統計學處理
使用SPSS17.0處理數據，以（x±s）形式表示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百分比形式表示，采用x2檢驗。若P
2結果
2.1兩組患者治療效果比較
觀察組患者妊娠成功率94.8%，對照組患者妊娠成功率65.5%，觀察組患者妊娠成功率明顯高于對照組，對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兩組患者治療前后封閉抗體比較
兩組患者治療前封閉抗體檢查結果均呈陰性，治療后觀察組患者封閉抗體呈陽性者52例，另外3例流產、3例陰性，陽性比例89.7%；對照組患者治療后封閉抗體呈陽性者30例，另外20例流產，8例陰性，陽性比例51.7%。兩組患者治療后封閉抗體檢查結果中陽性比例對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x2=7.712，P
2.3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率對比
兩組患者治療過程中均未出現嚴重不良反應，輕微不良反應治療過程中均自行緩解。其中觀察組患不良反應發生率8.6%，對照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率8.6%，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率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3討論
反復自然流產患者往往歷經多次妊娠以及多次流產，嚴重者流產次數甚至高達7～8次，患者本人身心受到巨大創傷的同時也對家庭生活造成一定影響。有關研究已經證實，封閉抗體缺乏是反復自然流產患者病發的重要誘因，封閉抗體是一種抗配偶淋巴細胞的特異性lgG抗體，能夠有效抑制淋巴細胞反應、封閉母體淋巴細胞對培養滋養層的細胞毒作用、防止輔助T細胞識別胎兒抗原的抑制物、阻止母體生理免疫系統對胚胎發出攻擊。封閉抗體包括抗溫B細胞抗體、抗冷B細胞抗體、抗特異性抗體、抗TLX抗體以及抗Fc受體抗體等多種類型。孕婦體內缺乏封閉抗體，就會導致母體介面免疫保護作用不斷減弱，同時母體與胚胎之間免疫失衡，母體內排斥反應不斷占據主流，最終引發產婦妊高癥癥狀。
篇4
在目前尚無特效治療藥物的情況下，HBsAg陽性的人（包括乙肝病毒攜帶者和慢性乙肝病人）何時才能夠結婚或懷孕，婚后生活特別是性生活中又應注意些什么等，的確很有講究。
慢性乙肝可以由急性乙肝或乙肝病毒攜帶者演變而成。慢性乙肝病人的體內不僅含有乙肝病毒，而且肝臟仍在發炎，至少有一項肝功能不正常，并有食欲不振、容易疲勞等癥狀。由于婚后美滿的性生活是維系家庭和諧的重要因素，而慢性乙肝者進行性生活肯定會有不利影響。所以，我認為帶病完婚不可取，愈后結婚是上策。在醫生的指導下，慢性乙肝治愈的可能性高于75%。 HBsAg陽性者，只要身體健康，肝功能正常，無任何自覺癥狀，則完全可以結婚，而不必等到HBsAg轉陰。但是，健康的一方在結婚前必須做乙肝感染指征檢測，如果HBsAg陰性，乙肝表面抗體（抗HBs）陰性，就應該接種乙肝疫苗，并經復查后確認免疫成功了，方可完婚。
當女方是HBsAg和e抗原（HBeAg）雙陽性時，應進一步檢測血清HBeAg或乙肝病毒核酸(HBV-DNA)的濃度。如果HBeAg 的濃度很高或HBV-DNA的濃度超標，最好不要急于懷孕，宜在醫生的治療下，降低HBeAg 的濃度或HBV-DNA的濃度，然后再懷孕。目前，醫學上雖然還沒有可靠的殺滅乙肝病毒的藥物，但是某些核苷類藥物及廣譜抗病毒細胞因子，以及乙肝疫苗與乙肝免疫球蛋白聯合應用等，都有一定的效果。在醫生的指導下，進行降病毒治療是絕對需要的。
現在，醫學上已經弄清楚了乙肝病毒圍產期母嬰傳播的主要原因：在胎兒娩出的同時，胎盤便開始從子宮壁上剝脫。胎盤內有大量的血管，母親的血和胎兒的血之間只隔兩層細胞膜。在胎盤剝離時，母胎之間脆弱的血管接合終端被撕裂，少量含有乙肝病毒的母血通過臍血混進胎兒血內，于是形成母嬰圍產期傳播。這就是剖宮產者和自然分娩者的圍產期傳播率并無明顯差別的重要原因，也是先兆流產者胎內傳播乙肝病毒概率很高的原因。乙肝（包括急、慢性乙肝）病人在妊娠過程中，把乙肝病毒傳給胎兒的危險性要比單純HBsAg陽性而無活動性肝炎的母親高。因此，這些人不應在患病期間懷孕，應待病情得到控制后再考慮懷孕。
乙肝免疫球蛋白在我國已有生產，但產量不高。前一個時期因各種原因，曾一度停止生產。如今，有關采、供血的法律已頒布，血液市場也已規范化，血制品的生產規模還會擴大。乙肝免疫球蛋白可用于應急治療，對預防乙肝病毒圍產期傳播是十分有效的。當前生產的規格大致有兩種：一種是高價乙肝免疫球蛋白，可用于成年人在意外損傷中可能感染了乙肝病毒者;一種是中效價乙肝免疫球蛋白，用于阻斷乙肝病毒母嬰傳播。其實，中效價免疫球蛋白的預防作用并不亞于高效價免疫球蛋白，它可以與乙肝疫苗同時注射（左、右臂同時注射），不僅預防效果好，而且不會抑制新生兒的主動免疫應答能力。
篇5
【摘要】 目的 研究癲患兒免疫球蛋白與補體C3水平的變化。方法 應用免疫透射比濁法測定各組病例的免疫球蛋白和補體的水平。結果 癲組患兒IgG 、IgA較對照組低。結論 癲患兒服藥治療前存在免疫功能異常，免疫因素參與了癲的發病過程。
【關鍵詞】 癲；免疫球蛋白；補體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immunoglobulin and complement C3 levels of the children with epilepsy.Methods Immune transmission turbidimetry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levels of immunoglobulin and complement of each group.Results IgG， IgA of the children with epilepsy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Conclusion Children with epilepsy have immune dysfunction before medication treatment. Immune factors are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epilepsy.
【Key words】 Epilepsy；Immunoglobulin；Complement
1969年Walker提出癲免疫學發病機制，1997年Besedevdsky提出“神經 內分泌 免疫”網絡(NEIN) ［1］，此后大量的研究表明，在癲的發病過程中可伴發免疫紊亂或異常，但結果眾說不一。我們對28例癲患兒進行了免疫球蛋白(IgG、IgA、IgM)和補體（ C3、C4）免疫學指標的檢測，擬進一步探討癲患者是否存在免疫異常。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28例癲患兒來源于我科住院病人，根據臨床發作特征及腦電圖檢查確診，均無神經體征，男16例，女12例，年齡5個月～13歲，平均5.1歲。SGTCS 18例， CPS 5例，WEST 2例，SGTCS合并CPS 1例，SGTCS合并肌陣攣發作1例，失張力發作1例。腦部CT發現異常8例，其中腦外積水4例，雙豆狀核結節樣鈣化1例，雙頂巨腦回伴灰質異位1例，雙額巨腦回1例，結節性硬化1例。CT正常20例。規范化腦電圖檢出性放電16例，無放電12例。均未經抗癲藥物治療，無免疫性疾病及應用免疫制劑史。對照組14例婦幼保健院門診體檢健康兒童，年齡性別比例與研究組按1︰2匹配。
1.2 實驗方法 采用免疫透射比濁法，于入院24h內抽取2ml不抗凝靜脈血用于檢測免疫球蛋白及補體。CT采用美國GE雙排螺旋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儀作頭顱掃描。規范化腦電圖［2］采用日本光電 4418K型腦電圖儀檢查。腦電分析系統為2110K型，同時配有視頻監測系統。
1.3 統計學處理 實驗數據采用±s表示，兩樣本均數間比較應用兩樣本t檢驗，P
2 結果
2組免疫球蛋白和補體水平的比較見表1。
表1 癲組與正常對照組免疫球蛋白和補體比較（略）
3 討論
自1969年Walker提出癲免疫學發病機制以來，關于免疫指標的變化國內外文獻報道不盡相同［3］。近年來國內外許多學者對EP與免疫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研究，目前比較公認的觀點是原發性EP患者的IgA降低，補體C3水平升高［4，7］，但對免疫球蛋白IgG、IgM和補體C4等成分的研究結論不一。Bostantjopoulou等［5］在1994曾報道了20例未經過治療的EP患者與對照組相比，IgG和IgM升高，C4降低， Basaran等［6］研究發現，未經抗EP藥物治療前患者血清B淋巴細胞及IgM和C3明顯高于正常對照(P
從表1可以看出，癲組在服藥前IgA、IgG低，與國內學者的報道相符［810］，提示癲患兒在抗癲藥物治療前存在體液免疫異常，也提示癲病人免疫機制多向紊亂的特點。癲患者在用藥治療之前已經存在免疫紊亂，可能因癲發作而損害腦部神經元，繼而引起免疫機制的紊亂，而后者又進一步加重腦部損害，促進癲發作的發展。
癲患者存在免疫紊亂無可爭議，無論其系發病前存在還是因癲發作而繼發。本組病例提示在癲發病前已經存在免疫異常，表現為IgA、IgG滴度降低。這些異?？赡軈⑴c了癲的發病過程。癲發作和免疫紊亂之間可能互為因果關系。反過來，可以推測，調節癲患者的免疫功能，可能有助抑制癲活動，控制癲發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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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答：通常，人的鼻腔、肺等器官對塵埃有一定過濾作用，但沙塵這種惡劣天氣帶來的細微粉塵過多、過密，極有可能使患有呼吸道過敏性疾病的人群舊病復發。因此，抵抗力較差的老年人、嬰幼兒以及患有呼吸道過敏性疾病的人群，應該呆在門窗緊閉的室內，盡可能遠離粉塵源。若確因工作需要必須在室外活動，最好用濕毛巾、紗巾、口罩保護口、鼻，戴上平光防護鏡。如果沙塵不慎進入眼睛，千萬不要揉，可用清水沖洗，嚴重時到醫院處理。女性朋友外出時，盡量用紗巾把面部包裹起來，避免沙塵直接接觸皮膚。
問：我女兒12歲，每到春季哮喘就會發作。前兩天，她又開始犯病，只要一睡覺，馬上就喘不過氣。為了不讓她難受，我每天都陪她靠在床上睡，兩天下來，精疲力竭。請問，怎樣做才可以減少哮喘發作?
答：春季萬物復蘇，是哮喘容易發作的季節。因此，家長除要給孩子進行正規的藥物治療外，還要重視日常生活保健，以減少哮喘發作次數。要保持居家環境干燥與整潔，每天保持居室通風。患兒飲食要清淡、易消化，營養平衡，多吃新鮮瓜果蔬菜，少吃過甜、過威、過冷或過熱、過度刺激的食物。平時要加強患兒的耐寒訓練，但哮喘急性期、發作期不宣運動。家長還應特別關注孩子的情緒狀態。由于哮喘是慢性病并容易反復發作，家長應有足夠的耐心，給孩子多一份關愛，不要對孩子隨意發脾氣。
問：我兒子今年6歲，體質非常差。聽說給孩子打免疫球蛋白就能提高孩子免疫力，還不用再接種疫苗。這是真的嗎?
答：注射免疫球蛋白和預防接種疫苗是兩種不同的免疫方法。免疫球蛋白是一種抗體，有一定的抗病能力，通常人體在注射免疫球蛋白后3～4周，體內會保持一定濃度的抗體，以預防相關疾病，以后抗體含量逐漸減少，以致消失，作用時間短，是短效被動免疫方法。一般只能對麻疹、脊髓灰質炎、肝炎等有一定效果。接種疫苗是長效的主動免疫方法，保護時間長，特異性強。目前認為，接種疫苗是預防傳染病不可替代的方法。所以，注射免疫球蛋白是絕對不能替代接種疫苗的。
問：近幾年入春后，我的眼睛老是感覺奇癢無比，充血厲害。今年，這些癥狀更加厲害，去眼科檢查，醫生確診為春季卡他性結膜炎，開了點藥，眼睛不適感得以緩解。為什么我會得這種疾病?如何預防?
答：卡他性結膜炎是一類過敏性疾病，在春天易發，其主要的過敏原是花粉?；ǚ圻M入眼睛與結膜的肥大細胞上的免疫球蛋白E結合，導致肥大細胞釋放組胺，從而出現一系列眼睛不適癥狀?？ㄋ越Y膜炎一般對視力沒有影響，如果癥狀不嚴重，可以觀察，等春季過去，會自然痊愈，癥狀嚴重的可以在醫生指導下用藥物控制。由于卡他性結膜炎患者往往找不到對哪種或哪些花粉過敏，另一方面，此病屬于變態反應性疾病，因此，建議在春暖花開的季節里，有過敏性體質的人最好避免去鮮花盛開的地方，以防花粉過敏。特別是已經明確對花粉過敏的人群，更應該遠離，外出時應戴上防風鏡，以減少過敏原對眼睛的刺激。
篇7
關鍵詞：靜脈注射人免疫球蛋白 兒科 超適應證用藥 合理性
Evaluation of Off-Indication Drug Use of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n Pediatrics
Liu Shanjuan
Jingzhou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Hubei;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off-indication drug use of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 in pediatric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IVIG in clinic.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135 hospitalized children with IVIG in a grade Ⅲ level A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from Nov. 2018 to Apr. 2019. According to the drug instructions and related clinical treatment guidelines, off-indication drug use was evaluated. Results: Among the 135 hospitalized children with IVIG, most children were aged from 28 d to 3 years. And 75.56% was off-indication drug use, mainly used for the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Of the off-indication drug use, 16.67% was supported by evidence-based medicine. Conclusion: The off-indication drug use of IVIG in pediatric is common, and the supervision of IVIG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promote the rational use of IVIG.
Keyword：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pediatrics; off-indication drug use; rationality;
靜脈注射人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是目前廣泛應用于臨床的一種血漿蛋白制品。隨著血漿分離IgG技術的發展，IVIG從最初用于治療原發性免疫缺陷病，到目前延伸至血液病、風濕病等各領域，遠超其說明書標示的適應證范圍[1]。這些超說明書用法，部分存在循證醫學證據支持，但部分僅依據臨床經驗[2]。此外，由于IVIG價格昂貴、來源緊缺及血液制品本身的潛在風險，須加強對IVIG的管理力度，保證臨床合理使用。本研究回顧性調查某三甲婦幼保健院住院患兒IVIG使用情況，探討兒科超適應證使用IVIG的合理性，為促進臨床合理使用IVIG提供參考。
1 資料和方法
利用醫囑點評系統檢索某三甲婦幼保健院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使用IVIG的兒科住院患者，共135例。統計分析患兒一般資料(性別、年齡、體質量)、疾病診斷、給藥劑量、給藥次數、給藥途徑、給藥療程等。
1.1 說明書適應證相符性評價
根據出院診斷，將符合IVIG(華蘭生物)說明書標示適應證的用藥視為說明書內用藥：(1)原發性免疫球蛋白缺陷癥，如X聯鎖低免疫球蛋白血癥、常見變異性免疫缺陷病、免疫球蛋白G亞型缺陷病等；(2)繼發性免疫球蛋白缺陷病，如重癥感染、新生兒敗血癥等；(3)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原發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ITP)和川崎病。其他則視為超說明書用藥。
1.2 超說明書適應證獲益性評價
通過檢索國內外IVIG臨床使用相關指南，結合該院實際應用情況，選定2006美國變態反應、哮喘和免疫學會IVIG使用指南(指南A)[3]、2011年英國IVIG臨床使用指南(指南B)[4]、2012年澳大利亞IVIG臨床使用標準(指南C)[5]作為超說明書適應證獲益性評價的依據。根據指南制定IVIG獲益性評分標準(見表1),指南未提及的適應證不予計分。根據平均分確定獲益等級：3分，肯定獲益；2分≤評分<3分，很可能獲益；1分≤評分<2分，可能獲益；<1分，不可能獲益或獲益證據不充分。
表1 IVIG獲益性評分標準
2 結果
2.1 使用IVIG患兒性別與年齡分布
135例患兒中，男77例(57.04%),女58例(42.96%),年齡最小10 min, 最大11歲6月，其中0～28 d 13例，占9.63%;>28 d～1歲50例，占37.04%;>1～3歲46例，占34.07%;>3～7歲20例，占14.81%;>7～18歲6例，占4.44%。
2.2 IVIG使用的說明書適應證相符性及超說明書使用獲益性情況
135例患兒中，說明書內適應證使用IVIG為33例，占24.44%。具體出院診斷為重癥感染16例(11.85%),其中重癥肺炎7例，重癥膿毒癥7例，感染性休克2例；川崎病12例(8.89%);原發性免疫缺陷2例(1.48%);ITP 1例(0.74%);新生兒敗血癥2例(1.48%)。適應證超說明書用藥的共102例，占75.56%,有循證醫學證據支持的17例，占超適應證用藥例數的16.67%。
參考表1中指南推薦的獲益性得分標準，指南中未提及的標注為“NI”,超說明書使用的適應證及獲益得分見表2。超適應證用藥的102例患兒中，肯定獲益0例，很可能獲益5例(4.90%,傳染性單核細胞增多癥、腸道病毒性腦膜炎),可能獲益12例(11.76%,新生兒ABO溶血、病毒性心肌炎、病毒性肺炎)。
3 討論
3.1 IVIG在兒科超適應證用藥情況
IVIG中含有大量IgG抗體，具有強大的抗感染、抗炎和免疫調節作用，目前被廣泛用于感染性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療。目前，IVIG的超說明書適應證已超過150種[6]。FDA于1988年頒布指南以供臨床研究者和機構評審委員會參考，我國目前仍缺乏關于IVIG臨床使用的權威性指南。有學者[7]采用指南研究與評價的評審工具對63篇相關文獻進行評價，最終納入6篇IVIG臨床指南，均為B級推薦，為可推薦的循證臨床指南。
表2 超適應證使用IVIG的出院診斷及獲益得分
本研究結果顯示，該院住院患兒超適應證使用IVIG發生率為75.56%,超適應證用法中有循證醫學證據支持的為16.67%。IVIG的超適應證用藥主要是將IVIG作為免疫增強劑，用于預防或治療感染性疾病，與國內文獻報道基本一致[8]。IVIG說明書中“重癥感染”這一適應證概念模糊，沒有統一評判標準。本研究將重癥肺炎、重癥膿毒癥、感染性休克歸納為“重癥感染”,存在主觀上的偏差。臨床上常用的感染指標，白細胞計數、C反應蛋白(CRP)、血沉(ESR)等缺乏特異性，血清降鈣素原(PCT)是目前靈敏度和特異度較高的全身嚴重細菌感染的診斷標志物，但其臨床應用也存在一定的局限[9-10]。此外，本研究中的其他感染性疾病，參考指南中均未提及或不推薦使用IVIG。
3.2 IVIG超適應證用藥的獲益性評價
本研究結果顯示，超適應證用藥有指南支持的有新生兒ABO溶血、傳染性單核細胞增多癥、腸道病毒性腦膜炎等。使用IVIG最多的肺部感染，如肺炎、急性支氣管炎等，缺乏藥品說明書和臨床指南支持。
IVIG是近年來用于治療新生兒ABO溶血病的新型藥物，可防止或減輕溶血[11]。早期使用IVIG,可通過阻斷網狀內皮細胞的Fc受體，阻止新生兒紅細胞的溶解[12]。有研究[13]顯示，IVIG可迅速提高ABO溶血癥患兒血漿中的IgG水平，加快機體清除血型抗體，減少換血次數，降低溶血及相關并發癥發生率。有指南[4]建議，對于新生兒ABO溶血，若強光治療下高膽紅素血癥依然惡化，可使用IVIG治療，但未作為常規治療推薦。
雖然目前臨床上普遍使用IVIG預防或治療感染，但其依據僅限于醫師臨床經驗、個案報道和臨床觀察，且頻繁使用IVIG還可能抑制自身抗體的產生。兒童特別是嬰幼兒由于生理或病理因素，易導致免疫功能的暫時缺陷，罹患感染性疾病，如支氣管肺炎等。IVIG對于降低感染發生率和緩解疾病發展的嚴重程度的療效尚不確切，仍需高質量的隨機對照試驗或系統評價等循證醫學證據進一步驗證[14]。如毛細支氣管炎，主要治療方案為吸氧、鎮靜、抗病毒、解痙平喘等，并未推薦使用IVIG[15]。對說明書和指南適應證以外的早產兒或低體質量嬰兒常規使用IVIG預防感染獲益有限，也是不推薦的[16]。此外，IVIG預防外科手術后感染的有效性也未得到肯定，不推薦使用。對于侵襲性、有生命威脅的細菌感染，如嚴重肺炎、腦炎、膿毒癥等，經嚴格評估后酌情使用[5]。
對于手足口病，IVIG治療EV71感染重癥病例的確切療效尚缺乏足夠的循證醫學證據支持，有腦脊髓炎和高熱等中毒癥狀嚴重的患兒可考慮使用[17]。其他病毒感染，如巨細胞病毒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人微小病毒B19感染，IVIG僅在合適的抗原特異性免疫球蛋白無法獲得時用于替代治療，且確切效果需高質量的隨機對照試驗進一步驗證[3-4]。
本研究結果表明，該院IVIG在兒科患者中的使用存在不合理現象。在沒有強有力的臨床證據和循證醫學證據支持下使用IVIG,不僅不能保證臨床療效，還存在潛在風險。此外，藥品說明書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書，超說明書用藥易引起醫療糾紛，應引起臨床醫師和醫院相關部門的足夠重視。因此，為促進臨床合理使用IVIG,醫院應進一步加強監管，制定IVIG臨床使用規范，完善IVIG使用流程。臨床醫師應更加熟悉IVIG說明書及相關臨床使用指南，謹慎合理用藥，讓來源有限、價格昂貴的IVIG發揮最佳的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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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 嬰幼兒喘息；呼出氣一氧化氮；特異性免疫球蛋白E；炎癥介質
[中圖分類號]R7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7）04（c）-0097-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correlation of exhaled nitric oxide （FeNO） detection and sIgE， IgE in infants with asthmatic disease. Methods 65 infantile with asthmatic disease in Dongguan Kanghua Hospital during May 2012 to June 2015 were enrolled as observation group， 65 cases healthy children received physical examinatio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enrolled as control group. FeNO level was determined. Serum was collected and total IgE and dust mite， egg white， milk sIgE and IL-4， IL-10， IFN-γ contents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FeNO level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 < 0.01）. Serum total IgE content and dust mites， egg white， milk sIgE cont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01）. Serum IL-4， IL-10， IFN-γ cont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01）. FeNO level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rum total IgE content and dust mites， egg white， milk sIgE contents， serum IL-4， IL-10， IFN-γ contents （r = 0.772， 0.602， 0.685， 0.591， 0.714， 0.693， 0.753， P < 0.05）. Conclusion FeNO of infants with asthmatic diseas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crease of sIgE， IgE contents caused by allergens is related factors with increase of FeNO level， and the increase of FeNO will promote the secretion of inflammatory mediators and aggravate airway inflammation.
[Key words] Infant wheezing； Exhaled nitric oxide； Specific IgE； Inflammatory mediators
嬰幼兒喘息性疾病是一類異質性疾病，誘發因素眾多，其中支氣管哮喘是造成嬰幼兒喘息重要的原因之一。IgE是機體接觸變應原后由B淋巴細胞分泌的一類免疫球蛋白，主要介導Ⅰ型變態反應，在嬰幼兒喘息性疾病的發生和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1]。近年來關于支氣管哮喘的研究發現，內源性一氧化氮（NO）的產生與哮喘患者氣道的慢性炎癥密切相關，哮喘患者呼出氣一氧化氮（FeNO）水平能夠反映氣道炎性反應程度[2-3]。但是，目前關于嬰幼兒喘息性疾病的FeNO變化情況尚未完全明確。本研究主要分析嬰幼兒喘息性疾病FeNO水平及其與SlgE、IgE的相關性，為臨床早期診斷與治療提供⒖肌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2年5月～2015年6月就診的65例嬰幼兒喘息患兒作為觀察組，均符合《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嬰幼兒喘息性疾病的診斷標準[4]，排除心臟疾病、先天性呼吸道發育畸形、異物吸入等引起的喘息性疾病。男42例，女23例；年齡3個月～10歲，平均（5.58±0.78）歲；發病原因：喘息性支氣管炎26例，支氣管哮喘20例，毛細支氣管炎13例，其他6例；喘息時間0～30 d，平均（16.25±2.14）d；發作程度： 0.05），具有可比性。
1.2 FeNO的測定方法
兩組兒童均在安靜狀態下進行FeNO測定，根據美國胸科學會推薦兒童FeNO規范標準[5]，采用無錫尚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Sunvou-D100納庫侖一氧化氮分析，兒童在自然睡眠或水合氯醛催眠情況下，先將肺內氣體盡量全部呼出，而后用口唇包緊過濾器并用力吸入不含NO的氣體（NO < 5×10-9mmol/L），立即以50 mL/s的速度呼出肺內氣體、時間6～10 s，在儀器上讀取FeNO數值，結果以ppb表示，1 ppb=1×109 mol/L。年齡小的兒童不能掌握單次呼氣測定技術，選用離線潮氣呼氣測定技術，根據嬰幼兒年齡選擇不同型號潮氣面罩，把潮氣面罩通過潮氣采樣器與氣體樣袋連接好，平靜呼吸狀態下，面罩扣緊口鼻，潮氣呼吸30～60 s至半袋，密封好氣袋，通過干燥盒與儀器連接，測定離線FeNO數值。
1.3 血清指標檢測方法
兩組兒童均于清晨采集靜脈外周血3 mL，3000 r/min離心10 min（離心半徑3 cm）取血清，采用日立7600型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檢測總免疫球蛋白E（tIgE）以及塵螨、蛋清、牛奶特異性免疫球蛋白E（sIgE）、白細胞介素-4（IL-4）、白細胞介素-10（IL-10）、干擾素-γ（IFN-γ）的含量。檢測方法：酶聯免疫吸附法，所有試劑盒均購自北京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和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相關性分析采用Pearson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兒FeNO水平比較
觀察組患兒FeNO水平為（32.59±5.52）×10-9mmol/L，對照組患兒FeNO水平為（16.33±2.18）×10-9mmol/L；觀察組患兒FeNO水平均顯著高于對照組（t = 22.088，P < 0.01）。
2.2 兩組患兒血清tIgE及塵螨、蛋清、牛奶sIgE含量比較
觀察組患兒血清tIgE及塵螨、蛋清、牛奶sIgE含量均顯著高于對照組（P < 0.01）。見表1。
2.3 兩組患兒血清炎癥介質含量比較
觀察組患兒血清IL-4、IL-10、IFN-γ含量均明顯高于對照組（P < 0.01）。見表2。
2.4 FeNO水平與IgE、炎癥介質含量的相關性
FeNO水平與血清tIgE及塵螨、蛋清、牛奶sIgE含量呈正相關，與血清IL-4、IL-10、IFN-γ含量呈正相關（P < 0.05）。見表3。
3 討論
嬰幼兒喘息性疾病是指具有喘息癥狀的呼吸道綜合征，具體包括毛細支氣管炎、喘息性支氣管炎、支氣管哮喘。氣道炎性反應增強是嬰幼兒喘息性疾病的突出特征，氣道內多種炎癥細胞被激活、多種炎癥介質釋放增多[6]。
在生理狀態下，NO是人類氣道中唯一具有舒張氣道及血管平滑肌作用的神經遞質。一氧化氮合酶（NOS）是催化產生NO的關I酶[7]，具有三種亞型，其中誘導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在喘息性疾病中起關鍵作用。急性發作時，各種炎癥因子和炎癥介質均能刺激氣道上皮細胞與巨噬細胞中的iNOS，合成大量NO，因此FeNO同時也是炎性反應的重要信號分子，反映了炎性反應的激活和級聯放大。已有研究發現，FeNO與支氣管哮喘患者氣道內的炎性反應密切相關[8]，但是關于嬰幼兒喘息性疾病的FeNO變化情況尚未完全明確?；萚9]通過對164例哮喘預測指數（API）陽性嬰幼兒與78例API陰性兒的比較研究中，報道API陽性組兒FeNO[（32.41±4.41）×10-9mmol/L]明顯高于API陰性組[（9.05±0.56）×10-9mmol/L]，認為氣道內NO生成增多與嬰幼兒喘息性疾病的發生有關，本文研究結果也支持這一觀點。
IgE最早發現于過敏性疾病，一直以來都是檢測人體是否為過敏體質的重要指標之一。血清中tIgE是由B淋巴細胞合成的一類免疫球蛋白，主要介導Ⅰ型變態反應，在氣道慢性炎癥和氣道高反應性的發生、發展過程中，IgE與肥大細胞、嗜堿粒細胞表面的Feek I相結合并誘導炎癥細胞發生脫顆粒、釋放多種炎癥介質，進而造成血管充血、組織炎癥和氣道痙攣[10-11]。與健康兒童相比，喘息性嬰幼兒發生氣道過敏的概率過高，常常出現反復哮喘，臨床調查結果顯示，約有1/3的此類患兒在9歲前出現過哮喘發作。同時，喘息性嬰幼兒常具有高水平血清IgE，這主要是過敏原進入特應性體質的個體后刺激機體產生的，試驗結果顯示，88.89%喘息患兒吸入過敏原檢測陽性。另有研究結果指出，血清IgE還能預測喘息性患兒的預后，IgE陰性的喘息性嬰幼兒在學齡前期基本能停止發作，而IgE陽性者不然。本文研究中，觀察組患兒血清中tIgE的含量顯著高于對照組，且與FeNO水平呈正相關，國內外學者也有類似的文獻報道[12-13]，提示嬰幼兒喘息患兒血清中升高的tIgE含量與FeNO水平的升高有關，患兒接觸外界變應原會增加tIgE含量，進而通過IgE與炎癥細胞上相應受體Feek I結合來增加NO的釋放。
嬰幼兒喘息患兒長期接觸變應原是造成B淋巴細胞激活、IgE合成增多的重要因素。吸入性和食入性過敏原在不同年齡階段分布不同，3歲以下的患兒食入性過敏原偏多，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外出活動的增加，食物性過敏源也可能轉化為吸入性過敏原。只有明確過敏原，才能制訂更有針對性的治療和預防方案，提高診治效率。塵螨、蛋清、牛奶是造成嬰幼兒喘息最常見的三類變應原，刺激體內B淋巴細胞能產生相應的sIgE[14]。已有研究報道，嬰幼兒喘息患兒血清塵螨、蛋清、牛奶sIgE的檢出率顯著高于對照組[15]。本文研究中，觀察組患兒血清塵螨、蛋清、牛奶sIgE含量顯著高于對照組，且與FeNO水平呈正相關。說明嬰幼兒喘息患兒血清中升高的塵螨、蛋清、牛奶sIgE含量與FeNO水平的升高有關，患兒接觸塵螨、蛋清、牛奶等變應原會激活B細胞、增加sIgE的分泌，進而通過激活肥大細胞、嗜堿粒細胞等炎癥細胞來增加NO的產生。另外，在進行sIgE檢測時，本研究發現相當一部分喘息性疾病患兒對2種及以上過敏原陽性，可能為多種過敏原混合致敏導致的結果，這與國內相關報道一致[16]，臨床醫師應格外注意。
NO是體內調節炎性反應的重要信號分子，氣道內在IgE作用下大量產生的NO能夠調控炎癥介質的分泌、影響炎性反應[17]。IL-4、IL-10、IFN-γ是介導氣道炎性反應重要的炎癥介質，在嬰幼兒喘息的病情發展過程中，IL-4、IL-10、IFN-γ的釋放顯著增多，局部浸潤的炎癥介質能夠介導炎癥細胞的募集及炎性反應的級聯放大[18-19]。梁坤等[20]通過對53例難治性肺炎支原體肺炎患兒與30例支氣管異物患兒肺泡灌洗液IL-6、IL-10以及T細胞亞群的比較，報道難治性肺炎支原體患兒肺泡灌洗液中IL-6、IL-10水平均明顯高于支氣管異物患兒，細胞亞群CD3+、CD4+、CD8+、CD4+/CD8+均明顯低于支氣管異物患兒。本文研究中，觀察組患兒血清IL-4、IL-10、IFN-γ含量顯著高于對照組，且與FeNO水平呈正相關。這就說明氣道內過多產生的NO參與氣道炎性反應的調控，NO能夠增加炎癥介質IL-4、IL-10、IFN-γ的釋放、加重氣道炎性反應。
本研究結果表明，嬰幼兒喘息性疾病的FeNO顯著升高，接觸應原所引起的sIgE、IgE升高是造成升高的相關因素，而FeNO的升高又會促進炎癥介質的分泌、加重氣道炎性反應。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樣本量相對較少，且均來自同一家醫院，且觀察指標相對較少，嬰幼兒喘息性疾病FeNO與sIgE、IgE的相關性還有待于擴大樣本量作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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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我國乙肝表面抗原(HBsAg)陽性者約占人口的9%,這些婦女即使肝功能正常,如果懷孕仍可能造成胎兒宮內感染。保守估計,宮內感染發生率為5%~10%,按我國人口出生情況估計,則每年有8萬~16萬新生兒在胎兒時已經遭受乙肝病毒的宮內感染。宮內感染發生在胎兒時期,其時胎兒免疫力尚未形成,故出生后絕大多數將形成慢性感染狀態,日后健康問題堪憂,而且這些人員成長后再有生育,將可能使乙型肝炎母嬰之間的傳播綿延不斷。
現在已知e抗原(HBeAg)陽性的婦女,尤其是反映乙肝病毒復制、繁殖的乙肝病毒脫氧核糖核酸(HBV-DNA)在104拷貝/毫升以上的婦女如果懷孕,胎兒發生乙肝病毒宮內感染的機會明顯增多。所以，對于準備生育的婦女,宜先作乙肝病毒抗原抗體及HBV-DNA檢查。如果e抗原陽性,并HBV-DNA大于或等于104拷貝/毫升的最好是先作抗病毒治療,待e抗原轉陰或HBV-DNA下降到104拷貝/毫升以下時再受孕,將有可能減少胎兒宮內感染的機會。
乙肝表面抗原陽性或e抗原陽性的婦女懷孕后,自第28周開始,每月應注射1~2次乙肝免疫球蛋白100~200單位,直至分娩。此類球蛋白能透過胎盤進入胎兒體內,幫助胎兒建立對乙肝病毒的免疫力。胎兒出生后應按規定注射乙肝疫苗,并在出生時及出生后1個月分別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100~200單位。經研究發現，此類預防措施有可能避免80%~90%的宮內感染。
篇10
【關鍵詞】 巨噬細胞;，免疫球蛋白超家族受體;，抑制作用
[關鍵詞] 巨噬細胞; 免疫球蛋白超家族受體; 抑制作用
巨噬細胞在免疫系統中的主要作用是攝取、 處理并提呈抗原給輔T淋巴細胞/遲發型超敏反應T淋巴細胞（TH/TD）、 B細胞， 提供活化第1信號; 分泌白細胞介素1（IL1）等第2信號分子， 導致以TH細胞活化及以抗體依賴的細胞介導的細胞毒作用（ADCC）的方式使外源性物質破壞。巨噬細胞表面存在多種受體， 如免疫球蛋白超家族受體、 補體受體（CR）、 CC趨化性細胞因子受體（CCR）、 A型清道夫受體（SRA）、 甾體類激素受體（如17β雌二醇受體ERα）、 Toll樣受體（TLR）等， 其免疫調節功能主要是通過這些受體而實現。其中免疫球蛋白超家族（immunoglobulin superfamily， IgSF）受體是巨噬細胞表面的一類重要受體， 參與了多種巨噬細胞誘導的免疫性疾病， 并在移植排斥反應中發揮重要作用。IgSF受體可傳導抑制性或興奮性信號， 使巨噬細胞的功能上調或下調， 從而保持免疫系統的內穩態及產生有效的免疫應答。
1 IgSF受體的種類、 結構及基因表達
IgSF受體主要包括巨噬細胞Fcγ受體（FcγR）、 白細胞免疫球蛋白樣受體（LILR）、 成對免疫球蛋白樣受體（PIR）、 血小板內皮細胞黏附分子1（PECAM1/CD31）、 骨髓分化蛋白（MyD1）、 骨髓細胞上表達的觸發受體（TREM）1、 白細胞分化抗原（CD）200和CD200R。
1.1 FcγR FcγR與免疫球蛋白G（IgG）的Fc段有高親和力。共有3種FcγR， 分別是FcγRⅠ、 Ⅱ、 Ⅲ， 三者之間具有高同源性。FcγRⅠ(D64)為Mr70000的糖蛋白， 存在于單核細胞和巨噬細胞膜表面。FcγRⅠa1編碼的FcγRⅠ胞外區， 與IgG具有高親和力。FcγRⅠ有兩個重要的結構特征: 即受體的α鏈胞膜外區有3個免疫球蛋白樣結構域， 和1個與α鏈同源的γ鏈， 兩者以非共價鍵結合。FcγRⅠ的α鏈只有一段很短的胞質區， γ鏈胞質區有免疫受體酪氨酸激活基序（ITAM）， 可傳導活化信號。FcγRⅡ（CD32）是40000的糖蛋白， 廣泛表達于幾乎所有骨髓細胞表面。FcγRⅡ不同異型的功能有所不同， FcγRⅡA通過胞內信號傳導引起細胞興奮， 而FcγRⅡB則主要傳導抑制性信號。FcγRⅢ（CD16）是40~80000的糖蛋白。FcγRⅢA表達于巨噬細胞、 肥大細胞及自然殺傷（NK）細胞， 而FcγRⅢB則只在中性粒細胞表達。FcγRⅢ胞膜外區含有2個免疫球蛋白結構域， 與IgG的結合是低親和力的。近期研究表明， FcγRⅠ的高親和力主要是由于含有第3條免疫球蛋白樣結構域， 可與IgG2a和IgG2b特異性結合， 但不與IgG1結合。FcγR的不同結構域與IgG復合物有不同親和力的原因目前尚不明確， 有待進一步研究[1]。
1.2 LILR LILR可與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MHC）Ⅰ類或相關分子結合， 表達于淋巴細胞及骨髓細胞膜表面。LILR有5個抑制性受體（LILRB1~LILRB5）、 3個興奮性受體（LILRA1~LILRA3）， 這些受體在胞外有2~4個IgSF結構域， 而胞質區含有酪氨酸殘基 ， 可磷酸化并發揮生物學作用。其中LILRB2和LILRB4又被稱為免疫球蛋白樣轉錄受體4和3（ILT4和 ILT3）， 由染色體19q13.4編碼[2]。
1.3 PIR PIR包括PIRA和PIRB， 與LILR在結構、 表達方式及基因定位上有很多相似之處。PIRA和PIRB超過92%的氨基酸序列是同源的， 有6個胞外免疫球蛋白樣結構域， 1個疏水跨膜區， PIRB胞質內有4條免疫受體酪氨酸抑制性基序（ITIM）， 而PIRA的胞質內只有一段短的序列[2， 3]。
1.4 PECAM1/CD31 PECAM1/CD31的Mr為130 000， 編碼基因位于17q23， 由6個胞外免疫球蛋白結構域、 1個跨膜區和1個胞質區組成的，
胞質區是由12個絲氨酸、 5個酪氨酸及5個蘇氨酸殘基組成， 含有ITIM[4]。
1.5 MyD1 MyD1是信號調節蛋白（SIRP）家族結合蛋白， 包括3個胞外免疫球蛋白結構域， 1個由22個氨基酸組成的單鏈疏水跨膜區及至少4個酪氨酸磷酸化位點， 包括1個以上ITIM[5]。
1.6 TREM1 TREM1是人染色體6p21編碼的Mr為30000的IgSF糖蛋白， 包括1個胞外免疫球蛋白樣可變區、 1個富含賴氨酸殘基的跨膜區和1個短的胞質區[6]。
1.7 CD200和CD200R CD200是一種廣泛分布于細胞表面的糖蛋白， 可與骨髓細胞受體CD200R結合調節巨噬細胞的功能。CD200和CD200R包括2個胞外IgSF結構域， 它們通過各自的氨基端相互作用。CD200還有1個疏水跨膜單鏈和1個短的胞質區， 而CD200R的胞質區則含有可被磷酸化的酪氨酸殘基[7]。 通過對幾種IgSF受體的研究發現， 這一家族受體的普遍特征是在胞外區含有數量不等的免疫球蛋白結構域， 可與相應的配體結合， 1條疏水跨膜單鏈， 結構不一的胞質區， 多數受體的胞質區含有酪氨酸磷酸化位點――ITIM或ITAM， 如: ILT、 PIRB、 PECAM1、 SIRP及CD200R等（圖1）。還有一部分受體則只有1個短的胞質區（如TREM1、 PIRA及CD200等）。
圖1 巨噬細胞上IgSF受體的結構（略）
2 巨噬細胞IgSF受體在免疫調節中的作用
IgSF受體在自身免疫性疾病、 感染、 腫瘤和移植排斥反應等多種病理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2.1 FcγRⅢA的基因型與冠狀動脈疾?。–AD）的關系 在巨噬細胞形成泡沫細胞引起動脈粥樣硬化的過程中， 動脈斑塊就是由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OxLDL）混有豐富的免疫球蛋白組成的。Gavasso等[8]揭示， FcR的基因多態性可能影響多種感染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易感性， FcγRⅢA會影響巨噬細胞對IgG抗原抗體復合物的清除， 從而引起CAD。試驗證明， 編碼FcγRⅢA的V/V基因型比V/F或F/F能更有效地清除IgG1和IgG3免疫復合物（IC）， 從而對CAD患者起到保護作用， 這也是第1次將CAD與FcγRⅢA的基因聯系起來。
2.2 巨噬細胞上的IgSF受體與自身免疫性疾病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 FcγR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如在IC引起的關節炎中， FcγRⅢ在調節炎癥的發作及程度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Nabbe等[9]的試驗中， 膝關節局部感染腺病毒導致的干擾素γ（IFNγ）過度表達， 會引起IC關節炎的發作及惡化。而在FcγRⅢ（/）的小鼠身上， IFNγ不會引起軟骨細胞的死亡， 這證實IFNγ引起的關節炎是依賴FcγRⅢ的。巨噬細胞上的其他IgSF受體在免疫調節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如LILR家族（ILT）。風濕性關節炎（RA）涉及到滑膜炎癥和關節表面的破壞， 病理特征為滑液中中性粒細胞和巨噬細胞的增多， 巨噬細胞主要分泌炎性因子IL1β和TNFα， 而單核細胞ILT11的活化會導致鈣離子流失及IL1β和TNFα分泌， 提示ILT11的分泌與RA是有聯系的。另外， 在RA早期階段還可觀察到巨噬細胞表面LILRB2的表達增加， 而巨噬細胞表面LILRB2表達的上調與RA的關系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2.3 巨噬細胞上的IgSF受體與腫瘤 在腫瘤免疫中， 巨噬細胞IgSF受體對腫瘤的發生及抑制具有重要影響， IgSF受體可能會成為未來腫瘤分子治療的重要手段。在中樞神經系統腫瘤中， 星形細胞瘤和膠質母細胞瘤由于廣泛侵襲周圍腦組織而難于切除， 表達于神經系統巨噬細胞（小膠質細胞）表面的SIRPα1則可抑制腫瘤細胞的增殖及侵襲。Thomas等[10]第1次在星形細胞瘤細胞活檢中證實了SIRPα的表達。而Kapoor等[11]推測， 下調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的表達可引起SIRPα基因轉錄水平的上調。試驗證實， SIRPα對許多信號傳導途徑有抑制作用， 可以減少腫瘤細胞轉移、 生存及轉化。SIRPα與腫瘤之間的詳盡作用機制還有待進一步闡明。
2.4 巨噬細胞IgSF受體與移植排斥反應 Paulo等[12]對移植排斥中各細胞的作用進行了總結， 指出CD8+細胞毒性T細胞在排斥過程中起主要作用， CD4+T細胞則主要調節遲發型超敏反應， 并可刺激B細胞的成熟與分化， 通過FcR激活NK細胞和巨噬細胞引起ADCC。巨噬細胞是通過釋放調節因子（如: NO和TNFα等）而發揮作用。其中NO被認為是巨噬細胞對移植物發生排斥反應的主要因子， 如在腎移植試驗中， 一氧化氮合酶（NOS）的表達與血管內皮的損傷密切相關， 當選擇性地抑制了NOS的表達后， 便可有效地減少血管內皮的損傷， 并延長受者的生存時間[13]。因此， 近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巨噬細胞IgSF受體與NO的關系。如Alblas等[14]研究證明， SIRPα經Janus激酶/信號轉導子和轉錄激動子（JAK/STAT）和磷脂酰肌醇3激酶/Rac1（一種鳥嘌呤核苷三磷酸酶結合蛋白）/還原型輔酶Ⅱ（NAPDH）氧化酶/過氧化氫依賴途徑可誘導NO的產生。但巨噬細胞IgSF在移植排斥反應中作用的研究還很有限， 且研究多集中于巨噬細胞對移植物的ADCC作用， 而巨噬細胞作為抗原呈遞細胞對排斥反應的作用的研究尚待深入。隨著研究的不斷進展， 巨噬細胞IgSF受體對腫瘤、 自身免疫性疾病及排斥反應的影響及機制會得到不斷揭示， 其在預防和治療免疫性疾病、 腫瘤的分子治療及防止移植后排斥反應等方面將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3 IgSF受體的作用機制
IgSF受體胞外區決定了與不同配體的相互結合， 而胞質區則通過一系列反應影響細胞的功能。受體FcγR、 ILT4、 ILT3、 PIRA、 PIRB及PECAM1等胞質區內都含有酪氨酸磷酸化區， 酪氨酸磷酸化在調控巨噬細胞活性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中FcγR最具有代表性， 而且也是巨噬細胞氧化反應發生的主要信號傳導途徑， 研究的也最為透徹。配體與FcγR的結合引起信號傳導， 對細胞產生興奮性和抑制性作用， 這兩種相反的作用主要是由于受體胞質區內的ITAM和ITIM兩種不同的信號傳導途經所致。其中FcγRⅡB中發現有ITIM區， 可傳導抑制性信號; 而FcγRⅠ和FcγRⅢA則是通過γ鏈同源二聚體將信號傳導入巨噬細胞的細胞核中。每個γ鏈都有一段ITAM氨基酸序列復制， FcγRⅡA和FcγRⅡC在胞質區的α鏈中含有ITAM區。ITAM和ITIM的磷酸化會引起下游信號的活化， 發生一系列級聯反應， 從而發揮對巨噬細胞的調節作用。
3.1 含有ITAM基序的受體所介導的信號途徑 最初研究表明， FcγR內的ITAM一旦被磷酸化， 就會成為酪氨酸激酶（SyK）的結合位點， 使SyK二聚化。活化的SyK可使其下游信號蛋白磷酸化， 包括磷脂酰肌醇3激酶、 鳥嘌呤核苷酸交換因子（Vav）、 細胞外信號調節激酶（Erk）、 泛素連接酶（Cbl）、 B細胞連接蛋白（BLNK）及76 KD的含SH2區的白細胞磷酸蛋白(SLP76)和粘著斑激酶（FAK）， 從而傳導活化信號。FcγRⅡB與配體結合后， FcγRⅡB胞質區α鏈內的ITIM區可通過磷酸化激活纖維糖磷酸鹽5磷酸酶（SHIP）?；罨腟HIP可水解信使――磷脂酰肌醇， 解除含有ITAM的FcγR調節酪氨酸激酶活性， 阻止胞外鈣離子（Ca2+）流入， 從而阻斷活化信號的傳導[15]。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 越來越多的信號傳導途徑被發現， 這些信號途徑相互影響， 信號分子互相作用， 從而構成了細胞內復雜的信號網絡， 精密的調節著細胞的功能。絲氨酸/組氨酸激酶（Akt）p70S6激酶（一種激酶）途徑就是現在研究比較多的一條信號途徑。ITAM磷酸化， 經SyK活化后， 可使磷脂酰肌醇3激酶激活， 分解磷脂酰肌醇產生3′磷酸化纖維醇酯及磷脂酰肌醇3、 4、 5三磷酸鹽。后者與Akt結合可使蘇氨酸、 絲氨酸殘基磷酸化從而使Akt活化。其中磷脂酰肌醇3、 4、 5三磷酸鹽的產生是Akt活化的必要條件， 通過試驗證明， Akt是通過p70S6激酶發揮其對吞噬功能的調節作用。p70S6激酶在蛋白合成、 細胞周期的調節及神經細胞分化中都發揮作用， 而且可通過與Rac1和Cdc42（一種鳥嘌呤核苷三磷酸酶結合蛋白）的結合改變肌動蛋白的細胞骨架[16]。巨噬細胞發揮其吞噬作用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肌動蛋白細胞骨架的重構， Rho鳥嘌呤核苷三磷酸（RhoGTP）酶――Rac1和Cdc42是肌動蛋白裝配所必需的信號， 其活化后可激活Rho激酶（ROK）， 通過下游肌球蛋白（myosin）II的磷酸化， 引起肌動蛋白細胞骨架的重構。但是Rho ROK myosinII信號途徑與FcγR的關系的研究， 卻尚未取得一致的結果。Isabel等[17]研究發現， ROK的活化由CR而不是FcγR介導。在吞噬過程中， FcγR的信號傳導過程也是不依靠Rho及ROK的， 而僅依靠myosinII來完成粒子內化， 而不用于肌動蛋白形成過程。但Latha等[16]的試驗證明， 磷脂酰肌醇3激酶促進吞噬作用是在Rac活化的條件下同時發生的， Rac是p70S6激酶的上游調節物， 已表明磷脂酰肌醇3激酶、 Akt、 Rac及p70S6激酶都參與了巨噬細胞的吞噬過程。那么是3種分子（AktRacp70S6激酶）是以直線途徑進行傳導， 還是Akt和Rac分別影響p70S6激酶的功能？這就需要進一步研究。Zhang等[18]的研究中， FcγR的ITAM磷酸化， 可引起Syk的活化， 隨后一系列下游信號分子可被激活， 其中Vav可引起RhoGTP酶活化， 但Vav僅是RhoGTP酶引起的鳥嘌呤核苷二磷酸（GDP）GTP相互轉換的催化劑， 因為有實驗表明， 其可抑制GEFs的活性。Vav主要促進GTP與Rac結合， 而不是Cdc42， Vav誘導Rac活化的過程與Cdc42的功能是相互獨立的， 這表明每種GTP酶在吞噬過程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目前， 這些信號分子的具體功能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尚未弄清楚，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 FcγR信號傳導途徑與Rho及其他信號間的關系將更加明了。圖2 巨噬細胞上FcγR的信號傳導途徑
3.2 含有ITIM基序的受體所介導的信號途徑 很多受體（如ILT、 PECAM和PIR）調節巨噬細胞的作用機制與FcγR是一致的， 只是FcγR中發揮磷酸化作用的磷酸酶是SHIP， 而一些受體的磷酸酶是蛋白酪氨酸磷酸酶（SHP）1（如: ILT3）。ILT通過與HLAA、 HLAB及HLAG等配體結合對白細胞傳導抑制性信號。ILT3選擇性地表達在骨髓抗原呈遞細胞（APC）表面， 如單核細胞、 巨噬細胞及樹突狀細胞等， 其胞質內含有ITIM。ILT3與配體結合后， 對ITIM區磷酸化。磷酸化的ITIM與蛋白酪氨酸激酶（PTP）的SH2區相互作用，可使PTP活化（主要是SHP1）， 從而對細胞起抑制性作用， 對APC功能產生負調節作用。SuciuFoca等[19]的試驗中， 活化抗原提呈細胞中的ILT3和ILT4可完全阻斷同種特異性Th細胞的增殖， 而當ILT3和ILT4被特異性阻斷后， 則會產生大量Th細胞， 證實了ILT3和ILT4的抑制作用， 但其在細胞內的信號傳導途徑尚未研究清楚。此外， 許多受體的磷酸酶主要是SHP2（如PECAM1和PIR）。PIRA和PIRB在結構上有很大的同源性， 但功能上卻有著相反的作用， 主要原因就是其胞質區分別含有ITAM和ITIM區。PIRA和PIRB在T細胞、 NK細胞和多種造血細胞表面表達。PIRA需要通過二聚化的FcR的γ鏈傳導其興奮性信號， 而PIRB在胞質內的ITIM區可對興奮性信號的傳導起抑制作用。PIRA和PIRB的配體主要是H2分子。四聚化的H2與PIRA相互作用， 可使PIRA受體復合物中FcγR的ITAM持續磷酸化， 引起活化信號持續傳導， 同時抑制PIRB的表達。變構的H2四聚體與PIRB結合后， 在SHP2的作用下， 可引起ITIM酪氨酸磷酸化， 從而引起抑制性信號的傳導。在正常情況下， PIRB在細胞內發揮主要作用， 抑制細胞活化。實際上， 由于缺少PIRA配體， 其信號傳導途徑最近才開始研究， 對于PIR和MHCⅠ型分子相互作用的具體結構特征及PIR在病理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2， 3]。隨著對巨噬細胞受體的不斷研究， 發現巨噬細胞各受體間的作用是相互影響的。如上述的PIRs/FcγR。受體SHIP2通過SH2區與FcγRⅡa的ITAM結合， 使酪氨酸去磷酸化而失活。下調FcγRⅡa誘導的Akt、κB核因子（NFκB）依賴的基因轉錄活性，可抑制FcγR介導的巨噬細胞的功能。
3.3 其他IgSF受體所介導的信號途徑 MyD1與TREM1是通過影響TLR的活性， 分別對巨噬細胞的功能起抑制和興奮作用。MyD1（SIRP1α）存在于單核細胞、 巨噬細胞及粒細胞等多種細胞膜的表面。刺激外周血單核細胞膜表面的MyD1 (CD172a)可抑制病原微生物脂多糖（LPS）刺激的固有免疫引起的TNFα的分泌， 但對其他細胞因子的分泌沒有影響。TNFα的產生可通過TLR4的MyD88依賴及非依賴途徑來實現， Erk、 p38絲裂原活化蛋白（p38 MAP）激酶和NFκB信號是TNFα產生的必要條件。阻斷SIRP， 可激活SHP2， 促進隨后磷脂酰肌醇3激酶、 磷脂酶D及鞘氨醇激酶的活性。活化的磷脂酰肌醇3激酶信號可激活Erk、 p38和應激活化蛋白激酶絲裂原活化蛋白（JnkMAP）激酶的活性， 從而刺激TNFα產生。MyD1的ITIM區可以通過抑制磷脂酰肌醇3激酶信號阻斷TNFα的分泌[5]。TREM1/死亡相關蛋白（DAP）12信號傳導途徑可被LPS激活， 使蛋白酪氨酸激酶活化， 動員鈣離子， 使Erk活化， 并轉錄Erk下游的聯合體， 放大TLR誘導的信號傳導途徑， 增強炎性趨化因子和細胞因子（如TNFα和IL1α等）的分泌， 使中性粒細胞、 單核巨噬細胞活性增強。TLR配體也可上調TREM1的表達， 使炎性因子TNFα和GMCSF分泌增多， 抑制抗炎性因子IL10的產生。TREM1還可使原始單核細胞向不成熟的樹突狀細胞分化。TREM1可以表達高水平CD86和MHCⅡ類分子， 引起T細胞增殖和IFNγ分泌。因此， TREM1在單核巨噬細胞的活化、 成熟及誘導淋巴細胞過程中均發揮著重要作用[20]。CD200與CD200R是通過細胞與細胞間的直接接觸， 調節巨噬細胞的功能。CD200的分布是非常廣泛的， 在胸腺細胞、 B細胞、 活化的T細胞、 神經元及內皮細胞都有CD200。CD200可與分布于骨髓分化細胞表面的CD200R相互作用， 抑制TNFα的分泌， 從而在局部負調節巨噬細胞的功能。當活化的巨噬細胞接觸表達CD200的細胞時， 通過細胞間的直接接觸， 使CD200與CD200R相結合， 而抑制了巨噬細胞的功能， 從而對表達CD200的細胞產生保護作用[7]。
4 結語
隨著對巨噬細胞作用研究的深入， 不斷發現新的巨噬細胞受體及受體間的聯系， 也對眾多受體在巨噬細胞功能中的作用機制有了更加深刻地了解， 從而為自身免疫疾病、 腫瘤、 感染及移植免疫反應地治療提供了更好的指導。本文中僅對巨噬細胞的一個受體家族進行了簡單的介紹， 更多受體及其調節機制已被發現或證實， 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已應用于臨床。相信更多的巨噬細胞研究成果會在臨床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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